2001年，我受聘在佛羅倫薩的歐洲大學學院擔任教授，並在這座優美的城市定居下來。歐洲大學學院由歐洲共同體創建，旨在培養社科領域的歐洲精英在博士學業和學術研究方面的造詣。每個歐盟成員國均劃撥了一定的學院招生名額，因此學院擁有國籍各異的學生，且各國比例相等——這不僅對學校來說是妙事一樁，也恰巧構成了一個極其適於研究的群體。多數學生至少會講三門歐洲語言，且在不止一個歐盟國家居住過。歐洲大學學院公開表示，其宗旨就是成為歐盟的意識形態中心。
2001年年底，德國外交部長約施卡·費捨爾召集了歐洲大學學院社會科學系的全體教師——約30名教授，為我們下達了一項奇怪的任務，即為「歐洲合眾國」起草憲法。隨後，歐盟撥給我一大筆研究經費，我連同幾名同事，選擇將部分經費用於研究歐洲背景下的信任與信用。我們決定利用一種根據「恩惠市場」進行的博弈做一項實驗。
來自歐洲不同地區的歐洲大學學院新生（初來乍到，故尚無時間與其他人相熟）是本次實驗的受試者。實驗分組進行，每組5名學生，每組的成員均未直接見面，所有交流都通過電腦屏幕進行。
實驗開始後，每名參與者的簡介首先在各組成員間傳閱。對於我們（實驗人員）來說，最重要的信息莫過於參與者的國籍，但我們也將年齡、學術興趣等次要信息羅列在了傳閱的簡介材料中。之後，每名參與者分得50歐元，並得知自己可從這筆錢中分出任意數額給組內任何成員。與信任博弈相同，任意數額的錢在參與者中間初次轉手，則乘以3。初次贈予的接受方可選擇返還一部分錢給分錢給他們的人，數額自定。這一點仍與信任博弈相同。
這一過程在每組內重複進行6輪，由此導致的效果就是一個動態的恩惠市場得以形成。其中的個人選擇施惠於人，期望對方在本輪或其後某一輪投桃報李。
我們的目的是對比人們對歐洲南北兩個地區的人所寄予的信任度。為研究起見，我們將歐洲北部界定為丹麥、瑞典、芬蘭、英國、德國、荷蘭和比利時，而將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多數法國人都居住在法國南方）劃分為歐洲南部國家。並非巧合的是，歐洲南北部的地理分界線恰好也是拉丁文化與盎格魯–日耳曼文化的分界線。
該實驗受試者均為青年知識分子，履歷中都有豐富的國際和跨文化交流經驗。鑒於這樣的背景，有人或許以為國籍對博弈中表現出來的信任度毫無影響。但事實證明，這一假設並不正確，相比於北歐人，南歐人顯然遭到了歧視。這種針對組員身份的歧視既表現在其他參與者對分錢給誰的選擇上，也表現在他們分錢多少的決定上。南歐人被選中的次數相對較少，即便選中，拿到的份額也低於北歐人。
這種博弈的動態性質讓我們得以觀察歧視傾向逐輪顯現的過程。我們本以為隨著博弈的進行，歧視表現會逐漸減少，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事實恰好相反。仔細分析數據後，我們發現了歧視加深的秘密：在第一輪，對南歐人的猜疑已有一定程度的體現，但程度很輕，微不足道。受到猜疑的對象繼而在第二輪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猜疑，予以回擊。一方的猜疑自然會引起對方的猜疑，而在前者看來，這又印證了對南歐人的歧視是有道理的，導致下一輪針對南歐人的歧視進一步升級，進而加深雙方的猜疑，並由此導致歧視與猜疑的惡性循環愈演愈烈。我們眼看著最初一點點缺乏根據的輕微歧視跡象逐漸演變得不可收拾。
博弈開始時的輕度猜疑是一種自圓其說的預言，至博弈結束已經演變成不折不扣的歧視。我們認為，既然連歐洲大學學院這樣的精英學府所招收的青年高級知識分子都有此行為，這一現象在全歐洲應該非常普遍。
這篇論文的發表遇到了重重阻力，因為有審稿人認為文章有挑釁責難的意味，在我看來，這種看法並不公平。行為經濟學領域最重要刊物的編輯是來自德國家庭的西班牙人，值得欽佩的是，他認識到了這篇論文的重要性，並同意刊登。
對於實驗中愈演愈烈的猜疑行為，南歐人和北歐人均負有一定責任。很多人際溝通失敗的案例均可歸咎於這種自圓其說的猜疑。老闆對屬下能力表示缺乏信心，因此限制了這名屬下的成功概率。如果這名屬下確以失敗告終，老闆會認為當初的看法得到了印證。反之，屬下若是從一開始就認為任何工作進展都會立即被老闆駁回，這樣反而會導致自己不受信任與尊重。在戀情中，怕受傷害、怕被辜負的心態本身就是戀情夭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