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顛的外交政策非常穩定，代代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塞繆爾·霍爾爵士近日這樣評價道）。概括地說，這一外交政策是基於權力平衡的理念，不列顛主宰了這種平衡。「我們所有最偉大的戰爭，」奧斯丁·張伯倫爵士曾指出，「其目的都在於阻止某種巨大的軍事力量主宰歐洲和控制英吉利海峽沿岸和低地國家的港口。」特裡維廉（舊譯作屈威廉——譯者按）曾說過，「自都鐸時代以來，英格蘭僅僅將歐洲政治作為確保自身免受侵略及實現自身在海外戰略的手段。」近代，按照這一方針，英國在法國比德國強大時支持德國，在德國比法國強大時支持法國。戰後，國際聯盟已成為實現這一目的的便利機構。如果國聯未能實現不列顛的目的，不列顛就會無視國聯的存在。1919年，不列顛很精明地使英聯邦自治領（和印度）作為獨立國家加入國聯，自此，不列顛總是能夠支配國聯的決議。戰前，不列顛一個基本的政治原則是：不因為設想的未來意外事件而對歐洲大陸國家採取任何行動。作為權力平衡政策的頂點，洛迦諾公約改變了這一狀況。當然，所有考量都受到「不列顛治下和平」政策的左右；作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國家，不列顛渴望和平。制裁危機出現後，正如沃爾特·杜蘭蒂所述，「不列顛反對戰爭，甚至到了不惜使用武力以阻止它的地步。」
還應提及另一個非常有趣的次要因素，該因素為歐洲大陸觀察家帶來了許多困惑。不列顛甚至將外交政策視為一種遊戲。對德國和法國而言，政治是你死我活的事情，而不列顛與這兩個國家不同，它能夠在複雜的外交事務中保持高度的超脫。歐洲是個舞台；舞台上的戲也不過是一齣戲而已。如果有人錯過了自己的提詞，或者說錯了台詞，普通的不列顛人總是認為這齣戲僅僅是一次排練，可以再演一次——到時會演得更好。
外交部的人大略分為兩種。一種是親國聯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希望通過一種集體安全體系使德國與大國們合作，他們將戰爭視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恐怖；對他們而言，阿比西尼亞危機就是歐洲道德法則的崩潰。另一種主要以年長者為代表，他們很樂意給予國聯一點自由，不過不相信集體安全原則的效力，反而將自己的希望寄托於（1）強大的海軍和（2）孤立主義政策。這些人的觀點足以鼓勵德國，因為孤立（即不干涉歐洲）相當於站在德國一邊。
（彭萍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