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有個青年拿著一份手稿來到我書齋，希望我評論一下。
「這不過是我的一篇習作，」他說道，態度謙虛。「你很快就會看完的。實際上只有第一章，我在這一章裡對宇宙做出了解釋。」
我想我們每個人曾經都有過靈光一現的時候，想到自己已經對宇宙做出了解釋；我們自覺易如反掌，甚至後悔為什麼遲到今日才想起來做。我們的腦海裡會浮現出某種想法，讓我們依稀覺得無所不知，滿腦袋的預感。這可不是一個尋常的想法，尋常的想法只能解釋存在的碎片，而這個想法卻可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解釋。它不僅可以從正面證明某一事物，還可以證明與該事物截然相反的事物。它解釋了事物何以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假如事實證明是南轅北轍的話，它還會搖身一變來證明這一事實。依據我們偉大的想法，似乎混沌也是合理的。
諸如此類的想法通常在凌晨四點鐘左右出現。我們對宇宙做出解釋以後，又心滿意足地睡個回籠覺。再過幾小時，我們起床的時候，又想不起來那個解釋是什麼了。
然而，這些具有強大解釋力的想法中的某一個，依然會在我們醒著的時候給予我們安慰。我在此要拋出的一個想法就屬於這一種，它無疑曾在夢醒時分在我們大多數讀者的腦海裡出現——即人人都想做別人。
這一想法無法解釋宇宙，卻能解釋我們所謂「人性」中令人費解的部分。它解釋了為什麼許多聰明睿智的人，雖然善於處理事實問題，但在處理人際關係上一塌糊塗。它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與陌生人相處融洽，卻不能與朋友相處得更好。它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說人們好話卻還常常惹惱對方，而說難聽的話時他們卻誤以為是一種讚美。它解釋了人們為什麼跟自己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結婚，卻從此過上幸福生活。它還解釋了為什麼有些人跟性格相同的人結婚，反而從此過上不幸的生活。它解釋了品味及其對立面的意義。
情商低的人用科學的方法來對待人，好像人是物。瞧，在對待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必須首先弄清它是什麼東西，然後採取相應的對策。而在對待一個人的時候，你必須弄清他是一個什麼人，然後把這一事實小心翼翼地對他隱瞞起來。可是情商低的人對此卻百思不得其解。他為自己實事求是地對待別人而自豪，卻意識不到別人對此並不情願。
他善於發現那些一目瞭然的信息，並引起別人對此的關注。對於年齡、性別、膚色、國籍、曾服過的勞役等人口普查者感興趣的所有事實，他都一清二楚，他談話也圍繞著這些進行。每當遇到一個比自己年長的人，他都會注意到這一點，還彬彬有禮地頻頻強調這一年齡差異。他有一個想法，就是當人生步入某一階段時，會受到最高的禮遇，會被強烈請求從一把椅子移步到另一把可能更加舒適的椅子上。他就沒想過有的品味是因時因事而異的。另一方面，遇到一個乳臭未乾的年輕人，他就淨談些顯而易見的幼稚話題，讓對方厭棄。其中緣由說來也怪，因為年輕人更願意談話的人把自己視為少年老成。
缺乏想像力的人，一發現大多數人三句不離本行，就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喜歡談論本行。其實這是誤解，他們三句不離本行是因為談本行最容易，而他們也不喜歡讓人注意到自己局限所在。一個人所從事的職業，並不必然地與其天賦或最大的意願一致。你遇見一個高級法院的成員，你會以為他天生就具有評判是非的頭腦，其實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只具備這一種才能；也不意味著他在法庭外給你下什麼判斷的話，也有明辨是非的頭腦。
我對於王族成員的瞭解，僅限於他們拍過的那些照片，他們看起來特別喜歡家庭生活。這似乎讓人覺得長期承擔皇室工作也會令人厭倦，於是他們在拍照時便極力顯得像普通人那樣——而通常裝得還很像。
當被誤認為從事另一職業的時候，人總會感覺飄飄然。你不妨在你的牧師身上試試這招。你不要對他說「你今天上午的講道真精彩」，你說「聽你的論辯頭頭是道，讓人心悅誠服，我當時就想你若是當律師一定會非常成功」。這時他就會說：「我的確想過從事法律工作。」
假如你是腓特烈大帝的屬下，你卻稱讚陛下能征善戰的話，證明你的確是一個情商低下的侍臣。腓特烈當然清楚自己是普魯士將軍，可他還想成為一位法國式的文豪。如果你希望博得他青睞的話，就該說你認為他比伏爾泰更勝一籌。
別人對我們的現狀關注太多，我們並不樂意。我們的現狀也許已經很不錯，儘管如此，我們還會想，還有某種更適合自己的生活。我們要麼已經見識過更好的日子，要麼期待更好的日子。
假定你去了厄爾巴島拜見拿破侖，試圖得到他的歡心。
「陛下，」你也許會說，「這裡安全、舒適、寧靜，就是您的一個美麗的小帝國。以您現在的境況而論，這樣一個地方簡直就是為您量身定做的。這裡氣候宜人，到處和平安寧。一切安排妥帖，細節有人打理，統治這樣的地方，一定感到非常愉快。我剛到您的領地時，看見一排英國軍艦守衛著海岸，體貼入微隨處可見。」
你對拿破侖的這番讚美是不會得到他的歡心的，因為你把他視為厄爾巴島皇帝，而在他自己眼裡他就是皇帝，雖然此時身在厄爾巴島。
以他所處的環境來衡量其個性，會讓一個成熟的人惱羞成怒。
缺乏想像力的人總是在一次次地重演「錯誤的喜劇」[2]。那可不只是大小德洛米奧的問題，而是一個帽子下面有六個德洛米奧。
人們做介紹也太過隨便啦，彷彿讓兩個人認識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你的朋友會對你說，「這是斯提弗萊克先生。」於是你說真高興認識他。但你們倆可知道隱藏在斯提弗萊克這個名字下面的謎嗎？你或許知道他長得什麼樣，住在哪裡，靠什麼謀生，然而這一切都是現在的情況。要想真正瞭解他，你不僅必須知道他現在的情況，還要知道他過去的情況；他自以為應該怎樣，假如他十分努力又應該出現怎樣的結果。你必須知道，如果某些事情不是這樣而是那樣的話，他又會有怎樣的結局。你必須知道，如果不是這麼做而是那麼做的話，又會發生什麼。所有這些複雜的情況都是他對自己模糊認知的一部分。它們使得他在自己眼裡比在別人眼裡有趣得多。
正是因為我們意識到對於上面提到的種種缺乏瞭解，才會在提出幫助別人時感到不知所措。別人在內心深處會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嗎？
當年，斯坦利[3]為了尋找利文斯通博士可謂歷盡磨難，可是，當他終於在中非的一個湖畔找到了利文斯通博士，那一刻，兩人只有尷尬。斯坦利伸出手拘謹地說：「我猜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在此之前，斯坦利曾經勇敢地穿過那片赤道地區的森林，只為找到利文斯通，把他帶回文明社會。然而利文斯通並不急於被找到，還堅決拒絕被帶回文明社會。他想要開始一次新的冒險。斯坦利找到的利文斯通與預想的大相逕庭。後來，他發現這個老人跟他一樣，有著一顆年輕的心。當這兩個男人開始計劃進行一次新的探險，去尋找尼羅河源頭的時候，他們才算真正認識對方了。
人人天生想當別人，就是生活中會有許多讓人煩惱的雞零狗碎的成因。社會是一個完善的體系，體系中的每一個人本應各就各位，各司其職。而人人天生想當別人的想法，卻會引導我們去從事嚴格說來不該我們做的工作。我們人人都才華橫溢，能力過人，會衝破我們狹小的職業或工作領域的限制。每個人都覺得在自己的崗位上是大材小用，一直在做著神學家們所謂的「分外之事」。
態度嚴肅的女傭不會滿足於只干指定的活兒，她身上還有沒用完的勁兒。她想成為家庭改革的總管。於是她來到主人的書桌前，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革。她按照自己的整潔理念，把那些文件資料整理了一番。可憐的男主人回到家裡，發現自己貌似雜亂無章實則手到擒來的東西變得整整齊齊，卻令人生厭，隨即造起反來。
一位秉性嚴肅的有軌電車公司經理絕不會只從運送乘客，使乘客覺得便宜、舒適這一簡單責任中獲得滿足感。他還想履行道德促進會講師的職責。當被運載的可憐的旅客拉著車上的吊帶搖搖晃晃的時候，這位經理卻給他讀一個佈告，敦促他踐行基督徒的美德，不要推搡別人。那個可憐的人思考著他關於至善的勸告，真想像朱尼厄斯回答格拉夫唐公爵那樣回敬道：「大人，傷害或許可以得到補償和原諒，但侮辱卻是無法彌補的。」
一個男人走進理髮店，只想刮刮鬍子而已，但他遇到的卻是一位志存高遠的理髮師。這位嚴肅的理髮師不滿足於僅僅為人們的幸福做微小的貢獻。他還堅持讓顧客洗頭、修指甲、按摩、用熱毛巾發汗、用電風扇冷卻，與此同時，給顧客擦皮鞋、上鞋油。
當你看到人們為了避免傷害職業工作者的感情，耐著性子接受不想要的服務時，你就沒有感到驚奇過嗎？在一輛普爾曼式臥鋪車廂裡，當某個乘客站起來讓人替他刷衣服的時候，你該注意到他臉上會露出那種堅忍的表情。他很可能並不想讓人給他刷衣服，寧願灰塵留在大衣上，也不願意被迫吞進肚子裡。可是他明白，不能讓別人失望。這是旅途中的一種莊嚴儀式，是獻禮之前的必要步驟。
人人想當別人這一事實，也是藝術家和文學家頻頻跨界的原因。畫家、戲劇家、音樂家、詩人和小說家，與上述的女傭、有軌電車公司經理和搬運工一樣，都患上了人類的通病。他們希望「盡可能地以各種方式為各種人做各種有益的事」。他們對於慣用的方式已經厭倦，想要試試新的組合方式，結果總是把事情摻和在一起。一個從事某種藝術的人，卻極力想創造出其他藝術形式才能創造的效果。
於是，音樂家想當畫家，把小提琴當畫筆來用。他希望我們看到他琴弦下落日的光輝。畫家卻想當音樂家，把交響樂畫出來，他卻苦惱於缺乏修養的耳朵聽不見他的畫，儘管他筆下的色彩確實不協調。還有另一個畫家想當建築師，用壘磚的方法來畫畫，畫出來的畫在普通人眼裡像是一座磚房，而不是一幅畫。再如一個散文家寫散文寫膩煩了，轉而想做一個詩人，於是他把每一行文字都用一個大寫字母開頭，可寫出的仍舊是散文。
你走進劇院，跟莎士比亞一樣，想法很簡單，認為來了就是看戲。可是，劇作家卻想當病理學家，這樣一來，你發現自己掉進了一個可怕的診所。你本來只來單純地消遣消遣，卻成了一個未被上帝選中的人，到了一個給你特製的地方。你還要把戲看完。雖然你有自己的煩惱，可是理由卻不夠充分，無法要求獲得豁免。
再比如你拿起一本小說，原以為是一部虛構作品，誰知這位作家的目的卻並非如此，他想當你的精神顧問。他想給你灌輸新的思想，重塑你的基本觀點，撫慰你的靈魂，給你徹徹底底地洗腦。儘管你並不想被他洗腦和糾偏，他還是要越俎代庖。你並不想讓他干擾你的思想。你有自己的思想，你做自己的事時，只想遵從自己的思想。
不過，如果說人人想當別人的想法導致許多人行為古怪，在藝術上標新立異的話，倒不只是屬於喜劇性質，不應該輕率地摒棄。這與個性有關，自有淵源。人忘不了自己曾經當別人的那段時光，是人人想當別人的原因。我們所謂的個性是一種變幻不定的東西——我們在看老照片、讀舊信的時候就會意識到這一點。
就連在世的最老的老壽星，比那些千篇一律的胚質也大不了幾年，這種胚質可能發育成任何東西。最初的他具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每一種實際存在，意味著大量豐富的可能性中減少了一種。在發育成一種東西以後，它就不可能再發育成另一種東西。
人年少時的樂趣在於，他依然擁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他覺得自己可以成為任何想要成為的人。他意識到自己具備潛質，可以當一名成功的銀行老闆。另一方面，去南太平洋冒險的生活，對他也充滿了誘惑。試想，高臥在一棵麵包果樹下，果子正好落入口中，聚攏在周圍的善良野蠻人無不稱歎，豈不快活？他或許可以當一名聖徒——不是普普通通的現代聖徒，那種聖徒什麼雜活都干，什麼無聊的委員會會議都要參加，而是人們在書中讀到的那種聖徒，遇到第一個乞丐就脫下自己昂貴的長袍，解下裝金子的錢袋施捨出去，然後樂呵呵地穿過森林去感化那些有趣的強盜。他覺得只要父親給他提供施捨的錢，他就可以做那種並不科學的慈善工作。
然而，他漸漸意識到，在銀行業取得成功，與到南太平洋遠足，或者當一名別具一格、非同一般的聖徒之間存在著矛盾。倘若他要進入銀行業，就必須像其他銀行老闆一樣行事。
父母和老師們齊心協力、處心積慮把他培養成人，就是要把他培養成為一種專才。為此，必須壓制一切無關的思想動態。他們所有的勸誡都集中在他必須心無旁騖上，而他確確實實做到了心無旁騖。他正心無旁騖地關注著大人們沒有關注到的種種。他一面在教室的座位上如坐針氈，一面卻心無旁騖地關注教室外面發生的種種。他看到了同學們的弱點，計劃著怎麼對他們興師問罪；他欣喜地發現了老師的種種怪癖。不僅如此，他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小畫家呢，他根據真人真事所畫的漫畫在同學中間悄悄傳閱，讓他們笑破了肚皮。
可是，老師卻一臉嚴肅地教訓他：「孩子，你得學會心無旁騖，也就是說，心裡一定不要關注太多沒用的東西，你只關注一點就好了，那就是第二人稱詞形變化。」
遺憾的是，第二人稱詞形變化是教室裡最無趣的東西，然而倘若他不心無旁騖地學，就永遠也不可能學會。為了提高效率，教育要求我們集中注意力。
一個人倘若心無旁騖地傾力於某一特定學科的話，他就完全可以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或者一位房地產商、藥劑師、教會執事濟貧助理什麼的。不過，他只能術業專攻，不可能在同一時間行行精通。他必須有所選擇。既然在大家面前已經立下誓言，所以不管好壞他都必須堅持下去，放棄其他學科。結果呢，到了不惑之年，他就成了某種人，能夠從事某種工作了。他習得了一整套實用理念，然而這些理念只適用於他所在的領域，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不會對他的正業產生影響。鄰居們對他的活動範圍一清二楚，他們不需要坐精神電梯去找他，他的工作地點在一樓。他獲得了實用性的東西，卻失去了趣味性的東西。
昔日的先知聲稱，年輕人要做異夢，老年人要見幻象，然而唯獨沒有提到中年人。中年人不得不心無旁騖地工作。
然而，責任重大的人，在工作時會像他那樣嗎？他在談論工作時是否也能「心無旁騖」呢？我不這麼認為。他身上隱藏著難以捉摸的個性。在古老的天主教徒家庭大而無當的宅邸中，有秘密隔板通往「司鐸秘密藏身處」，家人可以在那裡獲得精神慰藉；同理，在最成功的人心裡也有這樣的私密空間，那裡隱藏著他未酬的壯志、未竟的心願、未能踐行的諾言。他所有有望實現的夢想都隱藏在心底。他說什麼也不會願意讓公眾知道他多麼在意那個不曾大顯身手的自我。只有當你瞭解到他心中有他失落的亞特蘭蒂斯，他的烏托邦，至今依然渴望揚帆遠航，你才會瞭解他。
當道格培裡[4]聲稱他的「相貌也比得上梅西那地方無論哪一個人」，說他「還有兩件袍子，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還是體體面面的」時，他要表達的是，這些是不言自明的。而當他自誇說自己「不是不曾遇到過壞運氣」時，那口吻就是在向你吐露衷腸了。
裘利斯·愷撒大帝乘坐戰車穿過羅馬大街時，在歡呼的百姓眼裡，他頭上的桂冠象徵著他此時的尊貴。然而，有傳言說，當時愷撒渴望顯得更年輕，所以在拋頭露面之前，把桂冠認真地整理過，以免讓人看出他的頭髮有過損失。
大人物看起來驕矜自大，那是由於顧忌流露出平民百姓的人之常情。當雅各的兒子們看見自己哀哀求告的那位尊貴的埃及官員轉身離去時，他們並不知道背後的隱情。「約瑟愛弟之情發動，就急忙尋找可哭之地，進入自己的屋裡，哭了一場。他洗了臉出來，勉強隱忍。」[5]約瑟並不想成為偉人，他想做一個普通人。而情動於中卻要勉強隱忍是多麼艱難。
我們童年時期喪失的那些技藝，青春期失去的勇敢無畏、雄心壯志和浪漫鍾情都到哪裡去了？我們覺得自己與各種各樣的人都休戚相關的同情心到哪裡去了？早期我們對與己無關的事的好奇心都到哪裡去了？我們這樣問道，正如聖保羅問加拉太人：「你們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
答案對我們倒不是完全不利。我們沒能充分發揮全部天性，是因為條件不允許。沃爾特·惠特曼也許為「自發的我」而歡天喜地。可是這樣自發的你是賺不上錢的。一個隨心所欲的扳道工會給廣大的旅客帶來生命威脅。我們更喜歡性情平和的人。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和工作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任何人在任何公認的職業裡都不可能自由充分發揮自己全部的天賦才能。那麼，怎麼發揮我們身上其他的自我呢？回答只能是：必須在日常工作的範圍之外為它們提供發揮的空間。由於工作對人們心無旁騖的要求越來越高，對關注的範圍限制得越來越多，因此也更需要人們切實捍衛合法的閒暇時間。
古希伯來聖賢宣稱：「智慧產生於閒暇之時。」這並非說智者肯定出身於我們所謂的有閒階層，而是說，假如某人只有一點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那麼，他就必須利用這點時間讓隱藏的自我煥發新的生機。假如安息日不能休息一整天，他必須學會捍衛「小安息日」的時間，哪怕只是十分鐘。在這段時間裡，他什麼工作都不要做。僅僅承認與保護工作及掙錢的自我是不夠的，為了我們其他的自我，世界還應變得安全。《獨立宣言》上不是說，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嗎？
要認識到人對自己的不滿足，需要依靠想像力。由於缺乏想像力造成的不幸，我們曾有一個可怕的例子。普魯士軍國主義者煞費苦心地收集事實，但卻鄙視人類的天性。他們的情商低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們視人如物。他們對待事實的態度極為嚴肅，卻完全忽視人的情感。他們的特務遍佈全世界，特務把看到的一切情報全都上報，可是卻不考慮那些看不到的情報。於是，就在他們科學地處理一目瞭然的事實和武力的時候，人類靈魂中所有隱藏的力量都在與他們為敵。軍國主義者啟用那些缺乏同情心的高級專業人士來提高效率。在樹立了一個標準以後，所有的多樣性必然被壓制。全世界反對的正是這種壓制多樣性的力量。為了反對製造枯燥乏味的單一性，我們必須繼續鬥爭。倘若我們屈從我們自造的其他暴君的話，廢黜那位德國皇帝也無濟於事。
（張白樺 譯）
[1]霍爾姆斯（Hom1es）應是與蘭姆同時期的作家，此處為音譯，不確。
[2]典出莎士比亞作品《錯誤的喜劇》（Comedy of Errors），指荒唐可笑的事件。下文的大小德洛米奧是劇中的一對孿生兄弟。
[3]亨利·斯坦利（1841—1904），威爾士裔美國記者、探險家，多次赴非洲探險，在以非洲營救蘇格蘭傳教士、探險家利文斯通博士而聞名。
[4]莎士比亞劇作《無事生非》中的警吏。本段所涉典故在劇中第四幕第二場。此處引用朱生豪譯文。
[5]此句典出《創世記》第43章30—31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