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身處一場大戰的瀰漫硝煙中，對峙雙方互相譴責，互不引咎。然而，雙方又秉持著相同的理由，將戰爭推向更殘酷的局面——雙方均認為自己在捍衛自身文明的基本原則，使其免於被摧毀。一方宣稱，為人類自由而戰；另一方宣稱，為基於效率、靠紀律約束維持的社會體系而戰。當然，二者不同之處在於度。無人認同人人縱其所欲，這種縱慾有時甚至會傷及毗鄰或危及集體；另一方面，也無一國限制個人行動的全部自由。然而，儘管不同之處僅在於程度與側重，差別依然存在。美利堅人民對個人自由原則的維護始終不渝，比任何國家都執行得更徹底。因此，比較前述兩種原則並非無用之舉，因為我們能夠由此認識兩者的相對優勢，認清實現有限自由的條件與無限自由的危害。
其實，美國人更為熟知的是紀律約束的實際益處，而非它的理論意義。任何一個管理工廠、銀行、鐵路、船舶、軍隊或運動隊的人，若本著讓每位員工或成員都恣意而為的原則行事，所面臨的將是驟然的悲痛與無情的嘲笑。我們都知道，只有齊心協力才能事有所成，即簡稱為團隊協作；而只有當每個人的工作實質及其完成工作的方式都顧及整體利益，才能各司其職，最後實現整體效果，以致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最高效率源於幾乎完美的團隊協作，所以個體行為服從整體行動是最為重要的，由此才能最大程度上達到行動的和諧統一，避免產生摩擦與浪費。眾所周知，和諧運作並非自然產生，人們適應團隊也並非自然而然。他們不會像專家那樣，理解其個體工作與整體計劃的和諧關係，即使他們對從事的工作已深知熟慮，也會高估自己發揮的作用，對產生結果的最佳方案持有異議。每個人都想做指揮者，正如阿蒂默斯·沃德所說，為了消除嫉妒，應立即將全團的人都升為旅長。他一語道破人類本性的弱點。他無須解釋這句笑話，任何人都明白，全兵皆官是荒誕無稽的。但若無人指揮，便會演變成人人指揮的局面。如果需要某一協同合作的方案，就需要有人制定計劃；如需要個人的作用服從整體方案，就需要有人指揮個體協同一致。此外，指揮者還需指揮方法，以生實效。這就靠約束的力量，迫使不聽命者服從整體方案，否則清其出局。
靠約束維繫的齊心協力原則可運用到任何追求具體目標、期冀最高效率的人類群體中，無論是商業生意、慈善事業，還是整個國家。這一原則至關重要，無法視而不見，但並非不滅真理。我們姑且不論它是否帶來最大程度的幸福感，現在僅探討效率問題。即使以該角度審視，仍有未考慮周到的因素，因為人類並非機器。這一原則確實適用於通過協作而實現具體目標，如修建鐵路、創造財富、贏得戰場或運動場上的勝利，然而，人終歸是人。人類文明的進程過於複雜，並非具體目標所能包括，也並非全靠協同一致的目標所能實現。至此，自由的優勢顯現出來。
最偉大的自然探索者及時代饋贈者之一，巴斯德，曾說過自由的可貴之處在於它能使每個人都傾盡全力。在法國古代君主制下，人們幾乎生來就是商人和專職工作者，而很多職位都將大多數的人排除在外。軍官職位通常是給貴族保留的。法官職位是買來的，而事實上大多是繼承的。許多高級職位亦是如此。法國大革命推翻了這一體系，拿破侖認為法國大革命的真正原則在於將所有職業面向有識之士開放；與其說是平等不如說是機會自由。在任何一個具有強制力或約束力的體系中，一個人會受限於不適合其才能的職務而無法人盡其才。複雜的現代文明中，機會變化無窮、難以預料，並非一成不變。若是嚴守郵局的操作規則，則不會發明出電報。電報的最佳組織管理也不會發明出電話，而電話線路的複雜系統與交換台是不會帶來無線設施的。對知識、工藝及舒適生活的最大貢獻是無法預見的，經常是意想不到的。這些事物的出現，所需要的不僅是以約束力為繼的高效組織。
此外，與當前所論更接近的是，堅信自由原則的人斷言，相較於長久在他人指揮下行事，一個人若是選擇自己的領域，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就會努力付出更多的智慧和才能。僅自由的感受，就能煥發出極大的幹勁兒。自我行事的人，要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要保證最終效果，付之於自身的人格和名譽。若之後發現自己選擇的職業是錯誤的，他咎由自取。因此自由的理論出發點是，認為一個人比其他所有人都能更好地判斷自身的天賦所在，並且自由的人將付出更大和更好的努力。
約束原則和自由原則均有道理，但二者均不是絕對真理，也不可能操作至極。因為若一個人的所有行動都受控於一個主人，他將成為奴隸。反之，如果讓所有人都自由自在而無視公眾利益，將導致無政府狀態。在美國，我們允許出於自由而犯錯。因此，我要在此討論的是，美國大學中自由的條件和自由的危險都有什麼。在大學，年輕人第一次嘗到了自由的喜悅，也承擔起了自由的責任。有時他們也覺得自己受到很大約束，因為未經允許，他們不得在學期中離校，他們必須上課、參加考試，或履行其他義務。但是與畢業後受制於其他束縛的人相比，這些顯得微不足道。再沒有比校園更能享受自由的地方了。這是校園生活的最大的優越性，因此而使強者更強，或使弱者更弱。
自由意味著對調整自身行為的自由選擇。如果你可以自由地上某個課程，但不能自由缺席，那麼課程是必修的。在這件事上，你就沒有自由。富人付稅是沒有自由的，他必須交稅；但富人有自由決定是否捐錢解除痛苦，或者贊助其他慈善事務，因為捐與不捐全在他是否願意。是慷慨大方還是吝嗇小氣，是善良仁慈還是自私自利，是真誠務實還是狡猾多變，是勤奮上進還是好逸惡勞，面對這些，人們都有選擇的自由。在所有這些事情中，須盡職責無可爭辯，而人們亦可自由地選擇不予理會。簡而言之，自由意味著可以做錯或是做對，否則自由就無從談起。在愚蠢與智慧之間的選擇，在及時行樂與自己或他人前途利益之間的選擇，在虛度光陰還是恪盡職守之間的選擇，都意味著自由。然而，倘若僅將自由用於去做錯事，則不可容忍；正義良知也會將其清除於世。自由的前提和存在的條件在於，人們以自由多行正事而非錯事。長遠而看，正事居多，好事居上，而這種效果是紀律約束體系下不能實現的。
請注意，自由與約束二者並非互相排斥。自由並不意味著沒有約束就能取得好的效果。如果恰當運用，自由就意味著以同樣嚴格的自我約束取代他人的規章制度。一個人如果從不強迫自己做不願意做的事，他將永遠不會做出有價值的事情。一些非常勤勞的人只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從不做不想做的事情，而這樣的人時常是在自欺欺人。若非如此，那麼他們通常便是讓自己去追求應該追求的。自我約束使他們的喜好和行為服從於他們的意志，但事實上，高效生產離不開辛苦勞作，一個人付出最大努力，並不是最愉快的，儘管驅使人們努力工作的道德力量是因人而異的。然而，自我放縱不足以做逃避責任的理由。很多年前在波士頓，一個吝嗇的老商人行將就木。這個老守財奴對坐在他床邊的兄弟說：「約翰，我希望我一生中曾經慷慨捐贈，但是我總是比其他人更不願意出錢。所以，約翰，我想上帝會寬容對待人之性情各不相同。」由此，我們為自己的自我放縱找到了理由。
在美國各所大學中有多少人但求將將通過，獲得學位，而未曾真正體驗教育？為數不少。又有多少人不竭餘力地去獲取教育，從而最大程度地開發智力潛能，以便將來能夠最大程度地適應需要，處理問題？還是為數不少。但是他們是否實現了巴斯德的理想，或者能夠佐證他視為目標的自由嗎？
歐洲任何地方的高等教育，無論是自由體系的還是約束體系的；無論是在德國，學位只授予真正精通學業的人，還是在牛津和劍橋，對無所建樹的人僅授予普通學位：對那些立志建功立業的人，競爭原則無處不在。讓我們以這場戰爭中聲稱為自由而戰的國家為例。一個牛津或劍橋的學生，很清楚他的前途深受他在畢業之時名列前茅的學業的影響，包括大學的教職、法庭職位、永久公職及政治生涯中的職位，學業優異者從畢業開始就會獨佔優勢，一帆風順。當然也有例外，有人憑其能力也會在後來工作中高就，但這種情況極少。貝爾福先生經常被舉例說明是一位在劍橋沒能出類拔萃的人，還有愛德華·格雷爵士，也被認為曾經是牛津大學巴利奧學院的無可救藥的劣等學生，然而，這兩人都曾獲得與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相當的三等功勳。很多人都在英國兩所最著名大學的任意一所獲得了一等榮譽稱號，並成為公共事業中的傑出人物，例如皮爾、卡德韋爾、捨布魯克、格萊斯頓、哈考特、布賴斯、特裡維廉、阿斯奎斯、霍爾丹、米爾納、西蒙、史培林-萊斯大使等。還有一些在公共事業中出人頭地的人，如迪斯雷利、張伯倫和勞合·喬治，他們並未曾上牛津和劍橋大學。至於法官，我也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實際上，一位劍橋人士曾對我評論說，在大學裡獲得最高榮譽，是今後高就的必要條件。毫無疑問，在大學裡學業優異，就證明了他們的能力很強，也從一開始就對他們的職業生涯產生了直接幫助。
在法國，我們發現，儘管運作不盡相同，競爭原則依然強勁有效。最著名的工程學院，名稱中央學校，和最著名的建築藝術學校，名稱高等藝術學院，都是通過競爭考試而錄取極少數的學生；而那些畢業時學業優異、獲得最高獎勵的學生，將獲得終身公共職業就業的保障。歐洲人認為，高等教育所產生的優異學業是衡量畢業生智慧才能和人格品質的標準。這已形成共識，眾所周知。因此，胸懷大志、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都為此而努力奮鬥，並在競爭中竭盡全力。我們希望，今後在大學和社會公眾之中形成一種共識，即優異的學業代表一個人的能力和未來發展，以促使本科生更為之努力。這種共識在職業學校已產生影響，在大學也應如此，以突出高等教育的價值。
目前，大學是學術民主的。無人過問學生如何入學、如何畢業，他只要終於畢業就好。學士學位，無論標誌著學業優異還是勉強畢業，都被公眾認為是等同的。不幸的是，眾多大學對該問題的認識也是如此。現在，對大學學位不應僅限於最低要求，不應該是通過普通能力和一般努力就能獲取的，學生還應付出更大的努力。
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高等教育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教育走在時代的後面而不是引領時代的精神。我們身處在一個奮鬥的時代，一個需要努力拚搏的時代。大概是白芝浩曾評論說，現在，改變習慣、適應變化甚至在朋友間的寒暄中也很明顯。他說，當我們見到一個好久不見的人，會問「從上次見面以來，你一直在做什麼」，好像我們期待他一直在做些什麼。記得以前我在一本雜誌中讀到一個故事，是關於火車上的旅行者受到海關的檢查，打開他們的箱子發現，裡面裝的是他們一生中的成果，而不是衣物。那是對他們一生的定論。有一些普通、善良的人發現他們的行李箱竟是空的，他們中的一位紳士上來解釋，說他們先前給自己制定的責任在於不犯罪，他們已經做到了，一生是在愉快中度過的，很多時候是單純平靜的。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對自己的要求。
這個故事闡明了一種普世觀點的轉變，年逾五旬的人看到了這種轉變，比較了他們的上一代和他們的下一代之間的變化。你將如何與你將不如何都是一樣的。不久前，門羅教授在大學教堂演講，評論正面與負面道德問題的重要性時說，如果問到聖經十誡的之第四誡的意思時，多數人只會想起它的意思是禁止在星期天工作，而這一誡的開頭句卻是「你應工作六天」。我們不僅身處於一個奮鬥的世界，而且身處在世界最艱難的地方。在此，除非在大學，否則逍遙閒暇是不受尊敬的；即便在大學這也將不受尊敬了，除非是在書房。
我們多數人都認為，美國大學是難得可貴的地方，它是一塊淨土，使學生的道德、才能和體質得到發展。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能勝過這裡，使廣大年輕人健康地生活，精神上更感到快樂和驕傲。在大學這個地方，人人可以也能夠最大限度地得到個性的發展、知識的強化。一個人可以也能夠獲得靈感，並為之奮鬥一生。他周圍的人都是國家素質最高的公民，只要追隨他們的腳步，便可受益終身。現在，美國大學的主要問題在於，它未能受到時代奮鬥精神的鼓舞，而恰是這種精神重申了自由原則。校園現在僅是充滿了活躍的學生活動，這些活動本身是好的，能鼓勵學生全面發展，但卻未能彌補學生學業中的懶散和鬆弛——學業上的進取方能體現大學存在的意義。一言以蔽之，有理智的大學不會贊成讓年輕人將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四年光陰全部投灑在運動場上，或校園生活的其他輔助活動上，或運動員的訓練和其他組織活動中，或是校報編輯中。所有這一切，正如我所說的，都是很好的輔助活動，但不是大學的真正意義所在。如果大學的學習與教育被拋卻，那麼大學就會很快消失。如果很多本科生視課程以外的活動為他們的主要興趣，視教育為輔助，只有少部分人認為那些學生活動令人厭煩，那麼，這種充滿無休止的學生活動的校園，發展下去的前景如何呢？如果我們的年輕人不能回答這一問題，就讓他們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卻依靠刻苦勤奮、堅持不懈、堅忍不拔取得成功的人那裡尋找答案。
在自由的體系下，人們可能不會竭盡全力，主要（卻不僅僅）是因為缺少道德約束力。這是由於人們缺少一種道德和思想方面的見識，看不到努力奮鬥所換來的價值和成果。這個問題在大學中尤為突出。願意畢業後在職業上有所發展的人，只求畢業，得過且過。他完全清楚，他所學的關於希臘動詞的不定過去式、規則平行六面體的性質、愛德華一世統治對英國憲法史的作用等知識，對他將來的職業生涯是沒有用的。因此，他不想學習這些沒有實際用途的知識。具有深遠意義的人類成果，無法在學習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帶來實用價值。就如同一個工廠的工人或許不知道為什麼他按照配方混合一些成分，為什麼他給混合物升溫加熱，或為什麼進行冷處理。對他解釋也許是困難的，而他如此去做只是在執行命令。
在教育問題上，更難以看出培養方式和最終結果之間的關係。教育與機械性的訓練不同，與其他很多事物也不盡相同，因為教育的過程更微妙不定、難以捉摸、難以確切分析。實際上，教育加工的主要對像不是所加工的原材料，而是加工者自身的思想，但這種影響並非每日可見。他的直接任務是學習一些東西，而他會問自己這些內容是否值得學習：他所獲得的知識並非第一重要的，關鍵的問題在於，他的學用能力有多少進步。在學校，這一過程同樣不甚直觀，但學生仍在學習，因為他必須去學。他若是個好學生，就會學得很好，因為儘管不知意義所在，他依然以此為責，不去追求對過程的理解。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我們上學的時候，有時會向女朋友解釋為什麼有必要學習拉丁語。很多學生曾在中學時名列前茅，卻不知道自己學習的用處；在大學期間得過且過，因為他問自己為什麼需要付出努力，卻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這種對照向我們展示了約束的體系和自由的體系之間的區別：在兩種情況下，日常的工作和結果之間的關係都不是直觀可見的，但是原動力並非相同。
在外部約束的體系下，原動力來於服從，必要時通過處罰進行增強。對於一個守規矩的人來說，絕對服從的習慣或責任足矣。馬奇上校曾接到錯誤命令，要求領著他的團在葛底斯堡向前衝進，但誠如他所說，「那是謀殺，可那是命令。」人類歷史上一些偉大的英雄主義範例就是如此造就的。然而，在自由適用之處，絕對服從無法成為原動力。此時，一個人需要決定自己的行為。在很多行動中，每一步的直接功用不可見，他必須按一些普遍的原則採取行動，相信每一步是漫長過程的一部分，可以帶他走向終點。自由的原動力是信念，所有偉大的事業、偉大的人生都建立在統一堅定的信念之上並由此維持發展。
信念是建立在想像之上的，想像則超脫於眼見之物。年輕人喜歡奇特的想像，在大腦中創造出不可能的形式和內容，想像出扭曲的自然和荒唐的人類。但更高層次的想像會展現看不見的事物的原貌，或是它們可能的實際情況。歷史性的想像並不是反映過去的不可能的人物和他們不可理喻的行為，而是反映活生生的人。他們的思想和行動與今天的現實有所不同，但在遙遠過去的環境條件下，那是他們的真實反應。真正的改革者不是描繪不切實際的理想共和國的人，他的想像應該能夠抓住人類本性的關鍵，能夠預見人們在某些假設條件下的真實反應，而他的規劃也能夠依照他的設計實施。
如果信仰是如此建立在想像之上，它的實現便需要穩定的目標，無論前景是否光明，都要不畏挫折，不怕阻礙。懷疑者會迷失方向，因為他每走一步都會問自己收穫的直接效果是否與付出相當。可以肯定，他永遠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
普裡切特校長在瑞士散步的時候，問一位登山人，他所走的路是否正確。那人回答說他沒去過那個地方，但是他知道那是必經之路。人生冒險的道路也是如此。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想要去的道路都是未曾踏足過的。若我們相信這條路通向我們的目的地，我們就必須沿著這條路堅定不移、義無反顧地走下去，因為蜿蜒的山路會阻擋前景，有時似乎也並未朝著正確的方向延伸。我們必須堅定信心，相信路上的每一步都帶我們接近目標。我們走得越快，就能在夜幕降臨前走得越遠。一個人若是因為看不到所學事物的直接用處，而找不到努力的理由，他便是對大學教育沒有一種信念。若是如此，他就最好不要在大學教育上浪費時間，而是將精力置於他有信念的事情上，或者轉向一些適於信念缺失的人的事情。
所有形式的文明不僅是在發展的初期和關鍵階段，而是在整個發展歷程中都在不斷受到質疑。若一種文明的成效遜於其他文明，就會平和地或暴力地、逐漸地或驟然地被淘汰於世。對基於自由的文明的檢驗，是看人們如何利用自己所享有的自由。如果人們不僅利用自由去做錯事，還利用自由而無所事事，盡最小的努力但求維持個人的一點點舒適，那麼這種文明就是失敗的。這種情況在全國是普遍的，在美國大學裡尤為典型。一個學生如果對從大學所受到的教育沒有恆久的信念，沒有堅持必需的自律去獲得教育，卻利用自由付出不是最大的而是最小的努力，不是去獲得而是逃避受到全面的教育，那麼他就未能對他自己、對學校、對國家、對他所繼承的文明盡到他的責任。與此相反，一個人如果利用自由，在大學及其一生中付出最大的努力，他便不僅盡到了責任，還使自由實現了自身價值。他是為人類進步的一個偉大法則而努力，他是為自由而戰，為保證它在人類文明中的勝利而戰。
在這戰爭的日子裡，許多前途無量的年輕人在自身責任感的驅使下，放棄自己的人生、他們親人的切身利益，放棄他們關心的一切。我永遠不能理解，在這些時日裡更加、更加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人能夠安全地站在山坡上，觀望下面平原上生命的奮鬥，而並不想加入其中；為什麼看到世界的遷移，而不想對他的時代留下自己哪怕是很小的痕跡。很多人在國家陷入戰爭的時刻，會急不可待地投入到解除國難之中，卻不能預見或想像到，文明的戰爭不是在戰場上展開的，而應該在研討會上、書桌旁、實驗室和圖書館裡。我們知道，在大戰之時，士兵們沒有充足的彈藥就不可能戰鬥，卻看不到，文明的關鍵在於迎合世界的需要，培養年輕的一代。我們不但要提供充足的、最好的原料，而且要以最好模式打造最高質量的、最完善的產品。這是夢想家不可實現的幻想嗎，還是年輕一代可以預見並以極大熱忱去實現的願景？
（苗菊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