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有何用途？我們接受了大學教育，但很少聽到過這個問題——一時間要給出答案，恐怕多少有些茫然。考慮良久後，我能給出的最為簡明扼要的回答就是：大學教育的理想追求，期望為你達成的最佳成就便是——幫助你在遇見賢達時能有知人之明。這句話既適用於男校，也適用於女校；但它絕非戲言，更不是以偏概全的空洞辭藻。
有關大學教育和商學院、技校或專科院校教育的差別，我們平常聽到的說法是什麼樣的？大學之所以喚作高等教育，是因為其通識性與非功利性。你被告知，在「院校」中掌握的是一門相對狹窄的實用技能，而「大學」賦予你更加自由的文化、廣闊的視野、歷史的視角、哲學的氛圍，或是類似的詞彙描述的東西。你聽到的是，院校能讓你成為完成特定事項的有效工具；但是僅此而已，就像嗆人的原油一樣無法傳播光亮。大學和學院則不然，儘管它們讓你在應對這種或那種實用任務時沒那麼熟練，但是卻向你的整個頭腦注入比技能更為重要的東西。它們重新塑造你，讓你擁有良好的修養；培養你的心智，讓你成為思想上的「知音」。在這裡如果你暴露出粗俗不堪的本性，學校不會像技校那樣坐視不管。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的；這也是從大學裡出來的人宣稱的大學教育的獨到之處。那麼，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呢？
首先，即使是最狹義的職業或專門訓練當然也不止培養熟練工那麼簡單——它還讓人能夠對他人的才能做出判斷。不管是律師、醫生、泥瓦匠還是管道工，這些訓練讓其具備對該項職業的辨別能力。他通曉整個行業中優和劣的差別；在本職工作完成得好時，一眼便知；並且憑借對自身領域的把握，大致地知道優秀到底是什麼，在合適的情況下便能舉一反三，對其他領域也做出判斷。精益求精、乾淨利落、圓滿完成；敷衍了事、消極怠工、漏洞百出——這些詞彙表明在眾多不同的工作中都有同樣的對比。那麼，到目前為止，即使是最卑微的手工藝人也可以發揮微小的力量，來判斷普遍意義上工作的優劣。
既然如此，我們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應該以什麼為本業呢？有沒有更寬廣的領域——既然我們的教育宣稱力避「狹隘」——通過教育我們是否也能夠很好地辨別優劣？大學所開設的課程長久以來被稱作「人文學」，而所謂人文學往往等同於希臘語和拉丁語。但是希臘語和拉丁語僅僅在作為文學，而非語言的時候，才有普遍的人文價值；因此廣義上的人文學主要指文學，繼續推而廣之，則指對人類在幾乎任何領域創造的經典所進行的研究。文學佔據首位，是因為文學不僅由傑作組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關於傑作的，若以批評和歷史的形式出現，那麼簡直就是人類偉大成就的欣賞史。你可以借由歷史的視角賦予幾乎任何事物人文價值。在教學的時候若關注天才們相繼取得的科學成就，那麼地質學、經濟學和力學也可以成為人文學。相反，則會將文學教成語法，藝術教成目錄，歷史教成日期列表，或是把自然科學變成公式、重量和度量組成的表單。
對人類創造的精挑細選！——我們對人文學的理解必在此之上。從根本上說，這意味著傳記；因此我們的大學應當講授的是傳記歷史，不僅是政治，而是有關人類努力和成就的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依此展開研究，我們就知道何種活動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從而取得衡量卓越與持久的標準。所有的藝術、科學和機構都不過是人類對完美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看到卓越的不同類型，檢驗的多種多樣，適應的靈活變化時，我們就對普遍意義上的「更好」和「更壞」有了更深的理解。批判能力就變得多一分敏銳，少一分偏執。即使在糾正他人的偏誤時，也能夠將心比心；即使在為勝利的一方喝彩時，也可以對功敗垂成和崎嶇年代的痛苦感同身受。
雖然表述尚不確切，觀點也有待完善，但意思是顯而易見的。大學——講授人文學所舉案例或許特殊，但必須是典型而富有深意的——至少應該力圖撥開重重迷霧，讓我們至少在普遍意義上知曉高貴一直以來並將繼續承擔的含義。對一切人類傑作的感知，對值得仰慕之事的仰慕，對廉價、低劣和曇花一現的蔑視——所謂批判意識即是如此，是對理想價值的渴求。這是更為高級的智慧。在這方面有些人天性聰慧，有些人卻永遠難以企及。但是如果年輕人進了大學，接觸了精選、稀有而珍貴的事物，卻仍然愚昧庸俗，做不到去蕪存菁，只有等別人做好了標記說明，三令五申之後才有所察覺，那麼這才真正是高等教育的災難和悲劇。
因此，追求人的高貴應當視作我們的本業，正如乏味的地鐵之於工程師，闌尾炎之於外科醫生。大學應當讓我們心中始終保有對賢達的嚮往，對平庸之輩的漠視，以及對販夫走卒的鄙視。在應對紛繁複雜的事務時，我們應當留意人們品格與意見的不同。擅長於此或許能補償我們對事物的不知所措，彌補我們對原動力的無知。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最高要求，最能概括高等教育目的的正是我說過的那句話——讓我們在遇見賢達時能有知人之明。
之所以說這句話並非空洞的辭藻是因為，如果你問在我們這樣的民主中，最該讓人們在哪方面擁有才能，你就會發現這一方面脫穎而出。「人盡其才」——這正是人們最需要的智慧。民主正經歷一場試驗，沒有人知道它將如何渡過難關。我們周圍有太多悲觀的預言家。他們曾經給民主安上反覆無常和暴力的罪名，但如今已經不再如此。批評家們現在的論調是，民主習慣性地傾向於底層。他們因此宣稱，民主起步如此，並將照此狀不斷向世界擴散。他們告訴我們，粗俗登上了王位並且體制化，將所有的高雅推到一旁，這將是我們無藥可救的宿命；歐洲大陸的畫報在描繪美國時，已經用豬替掉了老鷹的標誌。過去高高在上的貴族，縱使惡貫滿盈，至少沿襲了一部分對人類高貴品質的追求，並通過保留下來的傳統，推崇某種形式的雅致生活。但是，在質疑者看來，一旦民主佔了統治地位，高貴便成了某種看不見的教會，失去了榮譽、優先和偏愛，真誠和雅致便只有在私人的角落苟延殘喘，不再擁有廣泛的影響力，淪落為與人無害的怪癖。
那麼，誰敢斷言這可能不是民主事業呢？未來的事情是難以確定的；有些國家已經從內部變得腐朽；民主作為一個整體也有可能經歷自我毒害。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民主是一種宗教，我們必定不會承認它的失敗。信仰和烏托邦是對人類理性最高尚的鍛煉，稍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在抱怨者描繪的圖景面前坐以待斃。我們中間最優秀的人頭腦裡更是充滿民主逆流而上的願景，歷經艱難，直至其正義的制度和習俗放出美麗的光芒。精英們應當指明道路，我們應當緊緊相隨；這樣我們就又回到了高等教育幫助我們在遇見賢達時能有知人之明這一使命。
如今大家已經知道，民眾可以自我運行和管理事務是最荒唐的無稽之談。大小事務，若沒有創造者開闢道路、其他人追隨模仿，人類會一事無成——這些是人類進步過程中唯一發揮作用的因素。天才們指引道路、建立模式，普通人採納傚法。模式間的鬥爭構成了世界歷史。因此民主的問題可以用最簡潔的表達來描述：誰為大部分人帶來啟發？誰應當成為領袖人物？這裡我們和我們的領袖分別代表方程式中的x和y；其餘一切歷史環境，不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知識上的，都只不過是生活戲劇上演的背景罷了。
受教育階層用這樣一個簡單的方式定義自身價值；我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預見誰可以成為更可敬可佩的領袖人物。這當然是極端簡化後的說法，但是縱覽全局讓我們可以迅速定位。在我們的民主中，其他一切事物都在變化，只有我們這些大學校友成為穩定的存在，與舊國度的貴族一脈相承。跟貴族一樣，我們沿襲傳統；而我們的口號也正是「位高則任重」；與貴族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只代表理想的利益，因為我們不會徇私舞弊，也不會貪贓枉法。我們應當抱有階層自覺性。「知識分子！」沒有比這個集體名詞更加充滿自豪感的了，但是那些滿腦子愚蠢的偏見和衝動的「血性」階層卻在「反德雷福斯狂熱」中，用這個稱號來諷刺法國那些仍然保有批判意識和判斷力的人！必須承認，批判意識並非一個激動人心的詞語，更不會成為遊行中高舉的橫幅。對於舊習慣的喜好、自私的潮流、狂熱的風潮是讓人類這艘大船前行的力量；而睿智的船長在舵柄上施加的力量相對而言則微不足道。但是這些喜好、熱情和利益是在不斷變化、交替和錯亂的；就在這此消彼長之中，船長的手卻是穩定的。他對羅盤瞭然於心，並且在偏航時搶風行駛，奮力向前。再微弱的力量，如果持之以恆，相比起那些雖然強勁但卻時斷時續的力量而言，其效果都將是更為可觀的。更加恆久的理想信念有如微風輕輕吹拂，真理和正義堅持不懈地引領道路，那麼假以時日，必能扭轉乾坤。
在民主的起伏中來縱觀大學生發揮的總體引領作用，可以幫助我們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大學本身的目標。如果我們要成為民主這個麵團的酵母，如果我們要通過文化的偏好來推動民主，我們就必須保證文化鼓起風帆。我們就必須將折疊風帆打開接受風和陽光的洗禮，接受現代學科進入——如果視野足夠寬廣，那麼任何學科都將是人文的。
史蒂文森曾經這樣寫道：「你認為自己只是在談判，其實卻在人類進程中建立了一個聯繫。」當然了，技校理應教會你得心應手地討價還價，但是大學應當向你展現出人類進程中這種談判的場所——可能是個破爛不堪的地方。這應當是圍繞大學每一門學科的通識觀、視角和氛圍。
身處大學的我們應當消除一個不少人關於哈佛等古老學府的奇怪觀念。在很多無知的旁觀者看來，這個名字不過意味著固執自負和難以取悅。在伊迪斯·懷亞特描寫芝加哥的書《各行其是》中，有一對夫婦代表著一種獨一無二的文化，即理查德·艾略特和他的妻子，他們見到任何美好的事物都無從辨別，若沒有一個印出來的標籤，欣賞就無從談起——這二人正是對人類的諷刺影射。這類文化可能就存在於哈佛校園附近，那裡恐怕找得到一些典型人物，因為自命不凡就好像畫家的疝氣或其他各種職業病一樣。但是每所好的大學都避免讓學生沾染上這類頑疾，避免讓病菌擴散到附近的書本：它們調動整體基調活躍起來，讓病菌難以為繼。真正的文化興盛之道在於同理心與敬畏心，而非厭惡和鄙夷，即能夠突破重重偽裝，直達人類心靈深處。如果一所大學在人類惡習的控制之下，無法創造蓬勃的氛圍基調，就將因喪失社會功能而一敗塗地；民主會對它敬而遠之，視而不見。
當然，「基調」這個詞太過模糊，但是也沒有其他的選擇，而此處的全部思考正是有關基調的問題。人類的所有事物正是因基調而丟失，或是留存。若要留住民主，就必須抓住更為高尚和健康的基調。如若我們要讓民主如願發展，就必須使用恰當的基調。而我們正是從自己的老師那裡繼承基調。最終一切都回到無數個體的相互模仿，回到何種基調擁有最大影響力這一問題上來。作為一個階層，大學畢業生應當力圖使我們的基調得到傳播。這種基調應當擁有最高的傳播力。
在辨識賢達之人這一本質功能之中，我們現在也遇到了來自外界的勁敵。《麥克盧爾雜誌》《美國雜誌》《科裡爾週刊》，以及類似的《環球作品》，在這一領域共同打造了一所真正的平民大學。如果將來哪位歷史學家寫了接下來這段話，那可真是一樁憾事：「二十世紀中葉，高等學府對於美國的公眾意見已全然喪失了影響力。這些學府已經證實了自己無力承擔起提高民主基調這一使命，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新興的教育力量，帶著無與倫比的熱情，並用非凡的能力和成就付諸實踐；為了滿足同理心，提升人生品位，大眾已經習慣完全聽命於某些私下開展的文學行動，市場上通常把它們親切地統稱為『十美分雜誌』。」
難道我們不應該力圖避免歷史學家說出這樣的話來嗎？儘管「遇見賢達能有知人之明」這樣的表述還不夠明瞭，在實際運用中也難免困惑與不確定，但是還能找到其他方法來很好地描述高等學府應有的使命嗎？如果大學做到了這一點，那麼就做了想像中最好的事情。如果沒有辦到，那麼就一事無成。這確實是一個不錯的綜合表述方法。如果有朝一日大學的師生能夠集體認識到，它便是自己一直以來在摸索的偉大的目標，那麼很多問題將有望得到解決；並且鑒於他們在社會體系中的影響力，也將開闢一番全新的蓬勃事業。
（鄭文博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