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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快樂心流何處尋?

索爾仁尼琴自得其樂的性格,

讓身陷囹圄的不堪也能轉變為心流體驗。

他說:「有的犯人會設法衝破鐵絲網逃脫!

「對我而言,鐵絲網根本不存在,

犯人總數並沒有減少,

但我已飛到遠方去了。」

前面我們討論了一般人描述最優體驗時提到的共同要素:覺得自己的技能足夠應付當前的挑戰,在一個目標明確、規則分明的行動體系中,對於自己表現的好壞,隨時可得到清楚的回饋;注意力非常集中,完全沒有空閒去思索任何不相干的事,或煩惱其他問題;自我意識消失,時間感扭曲。能產生這些效果的活動都會帶來強烈的滿足感,使人願意純粹為了活動本身而去行事,不但不計較回報,甚至為之冒險犯難也在所不惜。

這樣的體驗從何而來?偶爾因為各方面條件都能配合,心流會意外出現。例如,在朋友聚餐時,有人提出眾人都感興趣的話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說笑話、講故事,很快每個人都覺得氣氛融洽,彼此都有強烈的好感。雖然這種事也可能自然發生,但如能預作細心安排,或者再搭配個人的帶動誘導,就更容易進入心流。

為什麼遊戲能帶來樂趣,而我們日常所做的事—例如工作或坐在家裡發呆,卻令人覺得無聊呢?為什麼有人即使在納粹集中營也能滿心喜樂,有人到度假勝地旅遊卻感到單調乏味呢?先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比較容易瞭解提升自身體驗、改善生活品質的方法。本章就要討論、比較可能產生最優體驗的活動,以及有助於進入心流的性格特徵。

心流活動

值得強調的是,本書每次提到最優體驗,都以作曲、攀巖、舞蹈、航海、下棋等活動為例。這些活動傳導心流的效果特別好,因為它們的設計本來就是以實現心流為目標。它們的規則原本就要求學習新技巧,有一定的目標,提供回饋,使控制成為可能;它們盡量跟日常生活中所謂的「不可逾越的現實」劃清界限,使參與者更容易集中注意力。例如,在體育活動中,運動員都穿上色彩鮮明的服飾,分別隸屬於不同的隊伍,跟普通人暫時有所區別。在比賽過程中,選手與觀眾都放棄常規的世界,全心關注競賽創造的另一種現實。包括戲劇、藝術、遊行、宗教儀式、體育在內的心流活動,主要功能在於提供樂趣。它們的構造特殊,有助於參加者與觀眾進入極為愉悅的心理狀態。

從事心理研究的法國人類學家凱洛瓦把遊戲(他把這個詞廣義地界定為任何形式不拘,只要能帶來樂趣的活動)按照體驗效果,分為四大類。「競爭」包括以比賽爭雄為主的一切遊戲,體育活動大多屬於這個範疇;「投機」即賭博,擲骰子與賓果遊戲均屬此類;「眩暈」類活動會攪亂正常的知覺,使意識發生改變,例如騎旋轉木馬或高空跳水等;「模仿」則創造另一種現實,舞蹈、戲劇及一般藝術皆屬此類。

根據這套分類,可以說遊戲以四種不同的方式,提供超越日常體驗的機會。在競爭性遊戲中,參與者必須把技巧發揮到極致,以應付對手的挑戰。英文的「競爭」(compete)一詞,源自拉丁文的「con petire」,意為「共同追尋」。每個人追求的都是實現自己的潛能,在別人逼迫我們全力以赴時,這份差使就變得容易些。不消說,只有在注意力集中於活動本身時,競爭才能改善體驗。如果一個人在意的是外在目標—諸如打敗對手、給旁觀者留下深刻印象、贏得一份高薪的工作等,那麼競爭就只是令人分心的因素,不構成誘因。

投機性遊戲能帶來樂趣,因為它能產生一種控制不可知未來的錯覺。北美平原地區的印第安人用做了記號的野牛肋骨,卜筮下次出獵的成果;中國古人用擲落地的正反面預卜吉凶;東非的阿善提人則借雞(給神的獻禮)死亡的方式測知未來。所有文化都有求神問卜的傳統,目的無非是打破現有的限制,以窺將來。賭戲也是出於同樣的心理,於是野牛肋骨發展成了骰子,《易經》成了紙牌,占卜的儀式也成了賭博—一種凡夫俗子互相或以命運為假想敵,鬥智取勝的活動。

眩暈是改變意識的最直接的方法。小孩子喜歡轉圈圈,直到轉到頭昏為止;中東的伊斯蘭教托缽僧也以同樣的旋轉方式,進入狂喜的境界。任何能改變我們感知現實的活動,都充滿了樂趣,這也是今天不計其數會產生幻覺的藥物普遍受歡迎的原因。意識其實是不可能擴張的,我們充其量只能就它的內涵重新攪和調換,製造一種擴張的錯覺。可是絕大多數以人工方式造成改變的代價,卻使我們對於本來想擴張的意識,完全失去控制。

模仿經由幻想、扮演或假裝,使我們自覺超出現實的限制。我們的祖先戴上神的面具舞蹈,就對統治宇宙的無上威力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扮成野鹿的印第安亞奎族舞者,覺得跟他所扮的動物精靈合而為一。合唱團的成員在覺得跟自己創造的美妙歌聲合而為一時,會有一陣寒戰直下脊椎。小女孩兒玩洋娃娃,小男孩兒扮西部牛仔,都不僅是學習社會上依性別定型的成人角色—這麼做也延伸了日常體驗的極限,使他們暫時變得不一樣,而且更為有力。

我們在研究中發現,所有心流活動,不論涉及競爭、投機還是其他形式的體驗,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帶來一種新發現、一種創造感,把當事人帶入新的現實。它促使一個人有更好的表現,使意識到達過去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境界。簡單地說,它把自我變得更複雜,自我因而成長,這就是心流活動的關鍵。

心流體驗圖

我用一個簡單的圖形來幫助瞭解。假設下圖代表一種特殊的活動—比方就是打網球好了。理論上,體驗最重要的兩度空間—挑戰與技巧,我用縱軸與橫軸表示。字母A代表艾利斯,一個正在學打網球的男孩,圖形顯示艾利斯學打網球的四個階段。剛開始的時候,艾利斯不懂任何技巧,他唯一的挑戰就是把球打過網去,這是A1。這種挑戰沒什麼了不起,但艾利斯還是可能打得很愉快,因為難度正適合他粗淺的技巧。這時他很可能感受到心流,但為時不會太久。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他的技巧進步了,他開始厭煩只是把球打過網去的動作(A2),或者他也可能碰到比他熟練的對手,使他發現球場上還有比高吊球更難應付的挑戰—這時,他對自己拙劣的表現產生了焦慮(A3)。

意識複雜程度隨心流體驗漸增

厭倦和焦慮都屬於消極的體驗,艾利斯有充分的動機想回到心流。他該怎麼辦?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他在厭倦(A2)的位置,要回到心流只有一個選擇:加強挑戰(他當然還有一個選擇:放棄打網球,那麼圖形中的A乾脆就消失了)。他確立一個跟技巧難度相當的新目標—例如擊敗一個技巧比他高明一點兒的對手—就能進入心流(A4)。

如果艾利斯感到的是焦慮(A3),回到心流就需要加強技巧。理論上,他也可以降低挑戰的難度,回到一開始時的心流(A1),但實際上,一個人知道存在挑戰以後,是很難全然置之不顧的。

圖形中的A1與A4都代表艾利斯正處於心流狀態。雖然兩者都能帶來樂趣,但A4的情況遠比A1複雜,它不但是更大的挑戰,而且對打球者的技巧要求也更嚴格。但是就A4的複雜程度與充滿樂趣而言,它並不穩定。艾利斯想繼續打網球,不是因為發現新層次的發展有限而厭煩,就是因為自己能力不高而產生焦慮與挫折感。這麼一來,為了再次尋回樂趣,他就勢必設法回到心流渠道,而現在的複雜程度甚至比A4還高了。

成長的源泉

就因為這種充滿動力的特性,使心流成為成長與發現的源泉。我們不可能長期做同種層次的事依然覺得樂趣無窮。我們不是因此感到厭煩,就是飽受挫折,然後尋求樂趣的意願就會促使我們拓展自己的技巧,或發掘運用技巧的新方向。

我們不可機械地以為,只要一個人能客觀地參與心流活動,就必然能獲得對應的體驗。因為僅是情況造成的真實挑戰還不能算數,必須當事人先把它當做一場挑戰才行。決定感覺的並不是我們實際擁有的技巧,而是我們自以為擁有的技巧。一個人或許把一座山當做一場挑戰,而對於學習演奏一首樂曲卻毫無興趣;換一個人卻可能只想學音樂,不想爬山。我們在某一特定時刻對心流的感受,往往受客觀條件的影響很大,不過意識仍能自由地根據它對情況的判斷而行事。

遊戲規則的原意是引導精神能量遵循能帶來樂趣的模式,但它們能否發揮效用,決定權仍在我們。一位職業足球運動員「玩」球時,說不定完全不帶一點點心流的因素:他可能覺得厭倦,而且過分自覺—心中想的不是球賽,而是自己的合約與年薪。相反的情況也可能發生:一個人從本來有其他目標的活動中享受到很大的樂趣。對很多人而言,諸如工作、帶孩子等活動,比遊戲或繪畫更能產生心流,因為他們能從平凡的活動中,找到別人找不到的樂趣。

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每種文化都會發展出一些以改善體驗品質為目標的活動,即使在科技最不發達的社會,也有某種形式的藝術、音樂、舞蹈,以及各式各樣小孩兒或成人的遊戲。新幾內亞島的土著花在搜尋叢林中五彩繽紛的羽毛作為宗教舞蹈裝飾品的時間,比找食物的時間還多。類似的例子極為常見,在大多數文化中,人們用於藝術、遊戲及儀式上的時間可能都比工作多。

雖然這些活動或許也有其他作用,但能帶來樂趣是它們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人類早在3萬年前就已開始裝飾洞穴,留下的壁畫兼具宗教與實用價值。無論石器時代還是今天,藝術存在的理由始終未變—說穿了很簡單,它對畫家和觀畫的人都是心流的源泉。

宗教的幽遠樂趣

事實上,自古以來,心流跟宗教一直有密切的關係。人類的很多最優體驗都是在宗教儀式的背景下發生的。藝術、戲劇、音樂、舞蹈,都可以說是起源於今天所謂的「宗教」氛圍中;換言之,這些活動都以把人與超自然的力量及實體結合在一起為目標。遊戲也是如此,瑪雅人的籃球可說是最古老的球賽,它本是宗教慶典的一部分,與最早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異曲同工。這樣的關聯並不意外,因為我們所謂的宗教,實際上就是創造意識秩序的最古老、最野心勃勃的嘗試。由此可見,把宗教儀式視為最深遠的樂趣來源,可以說是自古以來就有之。

現代藝術、遊戲與人生,大致上已與超自然的力量脫節。過去從旁協助闡釋人類歷史並賦予意義的宇宙秩序,已瓦解為一堆不相銜接的殘礫。多種意識形態企圖取而代之,爭相為人類行為提出最好的解釋:市場供需規律與控制自由市場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希望說明人類在經濟上基於理性的抉擇;唯物史觀提出的階級鬥爭規律,針對的是非理性的政治行動;社會生物學的基因競爭,闡釋的是為什麼我們會幫助某些人,卻設法消滅另一些人;行為主義的效果定律,說明的則是我們如何在不自覺的狀態下,學習重複一些令我們感到愉快的動作,這些都是植根於社會科學的現代宗教。它們並不像過去那些解釋宇宙秩序的模式,能獲得廣大支持,並產生美感的作品,或帶來樂趣的儀式。

隨著現代心流活動趨於世俗化,古時的奧運會與瑪雅球賽那套強有力的意義體系也不復存在了。一般而言,它們的內涵純為娛樂:我們希望它們能改善我們身心的感覺,卻沒有預期它們會成為我們跟上帝聯繫的橋樑。儘管如此,我們用來改善體驗品質的步驟,對整個文化而言,仍非常重要。我們一直用生產性的活動來描述一個社會的特徵,例如漁獵採集社會、畜牧社會、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心流活動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跟終極意義來源有更密切的關係,因此用它來描述文化,或許更能彰顯我們的本質。

心流與社會文化

美國式民主的一個主要成分,就是把追求幸福當做有意識的政治目標—也就是政府的責任。雖然《獨立宣言》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份明文規定這個目標的政治文獻,但任何社會體制若是擺明了不幫助人民爭取幸福,恐怕都維持不久。當然,有不少壓迫性的文化,人民仍願意容忍暴君的統治;建造金字塔的奴隸之所以不造反是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出路,而為專制的法老工作,前途還算是樂觀的。

文化相對論

最近幾代社會科學家已漸漸不再願意對各種文化進行價值評判。凡不完全基於事實的比較,都有失之公允的危險;而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的措施、信念或制度優於他種文化,也顯有不妥。19世紀的工業文明,自以為在各方面都比科技較落後的文化優越,處處表現得盛氣凌人,20世紀初的人類學家對此種民族優越感進行反思,於是提出了這套「文化相對論」。

然而,西方民族的優越自信已成為過去。如果一名阿拉伯青年駕駛一輛滿載炸藥的卡車,撞向一所大使館,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我們可能無法苟同他的做法,但是我們不會再自命道德上比他優越,對於他相信天國會為奮不顧身的戰士保留特別席位的信念,不再嗤之以鼻。我們逐漸認清,我們的道德觀只適用於自己的文化。在此信念下,不能用一套價值標準去評判另一套價值標準。由於任何跨文化的價值評判,都必然迫使所評判的文化暴露於另一套全然陌生的價值標準之下,因此根本無從比較。

如果我們肯定最優體驗是每個人的最終目標,每個社會體系都可以對精神熵加以評估;衡量脫序現象時,憑借的不是其他信念體系的理想秩序,而是根據社會成員自行確定的目標。首先,我們可以說,一個社會比另一個社會「好」,因為有較多的社會成員能擁有與他們的目標相契合的體驗;其次,則強調這些體驗應該盡可能幫助更多人培養更複雜的技巧,使他們實現自我的成長。

各種文化追求的幸福內涵可能不一,這似乎顯而易見;若干社會的生活品質遠超過其他社會。18世紀末,英國人的生活遠比過去困難,直到100年後才有起色。證據顯示,工業革命不但縮短了人類的壽命,也使人類變得更兇惡殘暴。很難想像當時的紡織工人5歲就死在「惡魔工廠」裡,他們每週得工作70個小時,直到精疲力竭而死,無論他們擁有什麼樣的共同價值觀或信念,都不可能從這樣的生活中找到幸福。

原始部落的文化差異

再舉一個例子,人類學家裡歐·福瓊記述了多布島民的文化傳統,他們對巫術懷有強烈的恐懼,又非常記仇,連親人也不敢相信。這些人上廁所都成問題,因為他們認為獨自在林中會被黑魔法所害,而解手卻非得到樹叢中不可。多布人自己似乎也不喜歡這種惱人的生活,但他們找不到變通之路。他們陷入長時間演變而成的信念與措施的糾葛中,難以達到精神的和諧。

很多民族志的記載都指出,史前文化中便已包含精神熵的因素,顯然與「高貴的野蠻人」這一說法不符。烏干達的伊克族人面臨環境劇變帶來的糧荒,把超乎資本主義想像的自私行徑變成了制度的一部分。委內瑞拉的亞諾馬密族人,跟其他以戰士為主的部落一樣,比現代的軍事超級強權更崇拜暴力,而且把到鄰村燒殺擄掠視為最大的樂趣。而勞拉·博安南的研究中,一個受巫術和陰謀所害的尼日利亞部落,幾乎沒有人知道歡笑是怎麼回事。

沒有證據證明這些部落刻意選擇了自私、暴力、令人恐懼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行為並沒有使他們變得比較快樂,相反他們活得很痛苦。這種妨礙幸福的措施與信念,既非不可避免,也非必要;它們乃是意外造成的,是應付意外情況所產生的隨機反應。一旦它們成為文化規範的一部分,人們就以為事情本該如此,再也沒有別的選擇。

幸虧還有很多文化靠著運氣或遠見,成功創造了容易達到心流的環境。舉個例子,科林·特恩布爾描寫的伊圖裡森林中的矮人族,彼此或與環境之間都處得非常和諧,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極為有用而具挑戰性。當他們不忙於打獵或整修村落時,就唱歌、跳舞、奏樂或講故事。這個矮人族社會跟很多所謂的原始文化一樣,每個成年人都必須不時扮演演員、歌手、畫家、歷史學者和嫻熟技藝的工人。如果單從物質成就來看,他們的文化可能不太高明,但若以提供最優體驗為著眼點,他們的生活方式似乎極為成功。

重建新意義

另一個說明文化如何將心流融入生活方式的好例子,來自加拿大的民族志學家庫爾對英屬哥倫比亞印第安部落的描述:

舒什瓦普地區在印第安人心中是片富庶之地,盛產鮭魚及獵物,還有大量可食用的塊莖及根莖植物。該地區的人民在此建造永久性的村落,從環境中開發所需要的資源。他們有一套複雜的技術,能有效地運用資源,生活因而滿足豐富。但眾長老說,當週遭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時,生活就沒有了挑戰;沒有挑戰,生命就沒有意義了。

因此,這些睿智的長老決定全村每25~30年遷徙一次。全村都搬到舒什瓦普的另一個地區,並在此迎接新的挑戰。他們必須熟悉新的溪流、新的打獵小徑,找到盛產鳳仙花的新地區。現在生命又有了意義,值得用心投入。每個人都覺得返老還童,並且更加健康。同時,這也讓經過多年開墾的土地,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

日本京都的伊勢神宮與此恰成一個有趣的類比。大約1 500年前伊勢神宮建立於兩塊毗鄰土地之中的其中一塊上,每隔20年左右,僧侶就把神宮全部拆除,改建到另一塊空地上。1973年是它第60次重建(14世紀時因王權分裂,發生內戰,改建暫時被迫中斷)。

舒什瓦普人與伊勢神宮的僧侶所採取的策略,也是若干政治家夢寐以求的。美國傑斐遜總統和中國毛澤東主席都相信,每一代人為了主動參與控制他們生活的政治體系,都必須發起一場革命。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沒有一種文化能在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可行的選擇之間,調配得恰到好處。大部分都有過猶不及之處,不是把求生搞得太辛苦,就是自陷於一個嚴格的模式,扼殺了下一代的行動機會。

文化無所不包

文化是對混沌的一種防禦。它適應環境的反應,正如鳥的羽毛或哺乳動物的毛皮一樣。文化制定規範,推動目標,建立信念,幫助我們克服生存的挑戰;同時,文化必須把很多細枝末節的目標與信念排除,因而也局限了發展的可能性。唯有把注意力限制在一組特定的目標與手段上,才能在自行創造的疆界裡,進行毫不費力的行動。

在這方面,文化與遊戲頗為相似。兩者都可說是由獨斷獨行的目標與規則構成,使參加者在行動中盡可能不感到疑惑或分神。它們的主要區別在於規模:文化無所不包,它規定一個人如何出生、成長、結婚、生子和死亡;遊戲只是文化腳本中的一個小插曲,它只在文化不涉及注意力可能漫遊到混沌的領域時,為我們的閒暇提供集中注意、採取行動的理由。

一種文化若能成功確立起一套目標和規則,不但能吸引其成員,又能配合他們的技巧層次,使他們能經常感受到強烈的心流,那麼它就更接近遊戲了。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說文化已變成了一場「偉大的遊戲」。若干古典文明很可能已臻至這個境界,如雅典公民、言行以美德為準的羅馬人、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以及印度那些動靜之間都追求優雅與和諧的婆羅門僧侶。而雅典城邦、羅馬法、一切秉承天命的官僚制度,以及無所不包的印度精神秩序,都是文化促成心流的不朽例證。

樂趣未必止於至善

能促成心流的文化,在道德上不一定就是善的。以20世紀的觀點來看,斯巴達式的規範殘忍得沒有道理,儘管它控制下的子民幾乎沒有二心。韃靼騎兵和土耳其禁衛軍覺得戰爭和屠殺樂趣無窮,令人難以置信。許多歐洲人在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崩潰與文化震盪下神心喪失,把納粹法西斯政權下的意識形態視為極具吸引力的新遊戲,當然也是事實。因為納粹的目標簡單,回饋明確,並且為處於焦慮與挫折中的人們帶來了解脫及重新投入生活的機會。

同樣,心流雖是強有力的誘因,卻不保證體驗到心流的人道德高尚。如果其他條件相同,能提供心流的文化或許比不能提供心流的文化更好,但是當一群人奉行一套能為他們帶來更多人生樂趣的目標與原則時,別人很可能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正如雅典公民的心流建立在奴隸的勞動上,美國南方莊園優雅的生活情調則靠進口奴隸維持一樣。

蓋洛普民意調查

我們還沒有能力正確度量不同文化在最優體驗上能提供多少幫助。1976年一項大規模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北美洲的人有40%認為他們「非常幸福」,歐洲人是20%,非洲人是18%,遠東的受訪者卻只有7%。另一項調查卻顯示,美國公民對個人幸福的評價跟古巴人和埃及人相去不遠,但古巴的人均國民收入不到美國的1/5,埃及更連1/10都不到。聯邦德國人和尼日利亞人的幸福程度相同,但人均國民收入卻相差15倍。到目前為止,這些矛盾只證明我們用來衡量最優體驗的工具還相當原始,但差異的存在似乎是千真萬確的。

儘管結果有所出入,但所有大規模調查都顯示,一國人民生活越富裕,教育水準越高,政治越穩定,幸福度與人生滿意度也越高。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算是最幸福的國家,美國雖有高離婚率、酗酒、犯罪、吸毒等問題,落後也不是太多。就美國人花在追尋樂趣的大量時間與資源而言,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一般美國人每週只工作20個小時(還有10個小時在辦公室做與工作無關的事,諸如做白日夢或與同事閒聊等)。他們花較少的時間(每週約20個小時)從事休閒活動:7個小時看電視,3個小時閱讀,兩個小時從事慢跑、彈奏樂器、打保齡球等較積極的活動,7個小時用於社交、參加宴會、看電影、招待親友等。每週還剩下50~60個清醒的小時,用於維持性質的活動,像進食、通勤、採購、烹飪、清洗、修理物品等,或從事無特定目標的活動,像瞪著窗口發呆等。

閒暇不等於樂趣

雖然許多人有充裕的閒暇,可以從事多種休閒活動,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經常體驗到心流。潛力不見得都能實現,質與量也無法互換。以今天最普遍的休閒活動—看電視為例,它幾乎不可能產生心流。實際上,工作時全神貫注,挑戰與技巧完全配合,且有掌控與滿足感,體驗心流的機會是看電視的4倍。

我們這個時代最諷刺的一個矛盾就是,大量的閒暇並不能轉換為樂趣。跟只不過數代以前的人相比較,我們享受人生的機會大多了,但事實上我們一點兒也不比老祖宗生活得更快樂。光是機會還不夠,我們更需要善用機會的技巧。我們必須知道如何控制意識,但大多數人都不懂得如何培養這種技巧。置身於五花八門的休閒設施中,大多數人仍然覺得生活很無聊,甚至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挫敗感。

這個事實向我們揭示了最優體驗的第二個條件:一個人重組意識達到心流的能力。有些人不論到哪裡,都能自得其樂;有些人即使美景當前,仍感到枯燥乏味。因此,除了外在條件(亦即心流活動本身的構造),我們也應該把促成心流的內在狀況列入考慮之內。

自得其樂的性格

把日常體驗轉變成心流並非易事,但幾乎每個人都能提升自己這方面的能力。我們現在要探討的問題是:每個人控制意識的潛能是否完全相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能輕易控制意識的人跟不能控制意識的人有什麼不同呢?

有些人好像天生不能體會心流。心理醫生把精神分裂症描述為「缺乏苦樂感」,這種症狀跟「過度包攝刺激」有關,亦即精神分裂症患者會不由自主地注意到所有不相干的刺激,接收所有資訊。而很悲慘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並沒有控制任何事物進出意識的能力。有些病人把這種現象描述得很生動:「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一點兒也控制不了。我好像再也沒有主導事情的力量了,有時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事情太快地湧進來,我失去控制,終於迷失了。一下子要處理那麼多事情,結果我什麼事情也沒做。」

享受快樂的心理障礙

無法集中精神,每件事都分不出輕重,就導致病人享受不到一丁點兒樂趣。但「過度包攝刺激」的症狀是由什麼引起的呢?一部分或許是遺傳的問題,有些人天生集中精神能量的能力就比較差。在學齡兒童的學習障礙中,有多種被重新歸類到「注意力失調」下,因為它們都具有無法控制注意力的特徵。雖然注意力失調很可能跟化學平衡有關,但童年的體驗感受也可能使它減輕或惡化。以我們的觀點來看,值得注意的是,注意力失調不僅妨礙學習,也使心流體驗不易產生。控制不了精神能量的人,既無法學習,也找不到真正的樂趣。

過分的自我意識是一種不太嚴重的心流障礙。一個人若時時都在擔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害怕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或做出不妥當的事情,就注定與樂趣絕緣。過於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也一樣,這種人通常並不是自覺,而是對所有資訊的判斷只以它是否有助於實現自己的願望為標準。對於這種人,任何事情本身都毫無價值可言。一朵花除非能夠利用,否則就不值得去看第二眼;一個人除非能帶來什麼好處,否則也不必在意。因而,意識完全圍繞著自己的目標打轉,與目標不符的一切都不容許存在。

雖然自覺性強的人在很多方面都跟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不同,但這兩種人都因對精神能量欠缺控制,很難進入心流狀態。他們的注意力太僵化,無法投注到活動本身;自我吸納了太多的精神能量,不受羈絆的注意力又嚴格受到自我需求的引導。在這種情形下,要對事物本身的目標發生興趣,並沉浸在活動的互動效應中,不求其他報酬,實在很困難。

注意力失調與「過度包攝刺激」是因為精神能量太過飄忽不定,妨礙心流的產生;而過度自覺或以自我為中心的問題正好相反:注意力太狹隘而缺乏彈性。這兩種極端都使人無法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處於兩極的人找不到樂趣,學習常感困難,因此也就喪失了自我成長的機會。但相互矛盾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無法變得更複雜,因為他把全部精神能量都用於實現眼前的目標,不肯去嘗試新目標。

追求樂趣的阻力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談的心流障礙都在自己心裡,但環境中還存在很多追求樂趣的強大阻力。這些阻力有些來自大自然,有些則是社會因素。例如,住在北極或卡拉哈里沙漠的人,享受人生樂趣的機會就極為渺茫,但即使是最惡劣的自然條件也不能完全消滅心流。愛斯基摩人在荒涼而充滿敵意的冰原上,學會了唱歌、跳舞、說笑話、雕刻美麗的藝術品,還創造了一套複雜的神話,賦予自己的體驗以秩序與意義。在冰天雪地或沙漠中生活得不快樂的人,很可能到頭來不是離開就是絕種,但仍有人存活下來,這一事實證明了混沌的大自然並不能阻絕心流。

阻礙心流的社會因素或許不太容易克服。奴役、迫害、剝削及文化價值觀遭到摧殘,都會破壞樂趣。加勒比海島嶼上現已絕滅的土著居民被迫到西班牙征服者的農場工作時,生活變得太痛苦,太沒有意義,以至於喪失了求生的意志,不再生育下一代。許多文化可能也是在相同的情形下,因生活不再能提供樂趣而消失的。

有兩個用於社會病理學的名詞,在描述使心流難以產生的狀況時也適用—「失范」(anomie)與「疏離」(alienation)。「失范」原由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提出,特指行為規範被擾亂的社會狀況。當什麼可以或不可以做已混淆不清時,人的行為舉止就變得反覆無常、沒有意義,靠社會規則建立意識秩序的人就會感到焦慮。失范的現象會在經濟崩潰或本土文化遭受外來文化摧毀時出現;當經濟急速繁榮、注重勤儉的舊的價值觀被推翻時,也可能發生。

疏離在很多方面恰巧相反,它是一種人們被社會體制逼迫而採取與本來目標相悖行動的狀況。一名工人為了養家餬口,不得不在生產線上重複千百遍單調無聊的動作,這時就很可能產生疏離感。當社會陷於失范狀態時,一件事情是否值得投注精神能量就變得不清不楚,很難產生心流;當社會為疏離所苦時,問題則出在個人沒有辦法把精神能量投注於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標上。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阻礙心流的社會因素,就作用而論,跟個人病理學上的「注意力失調」與「以自我為中心」可以說是相互呼應。在個人與團體的層次上,心流的障礙就是注意力的運作太零散(失范與注意力失調)或太嚴格(疏離與以自我為中心)。在個人層次上,失范對應於焦慮,疏離則對應於厭倦。

快樂是遺傳的還是習得的?

有些人天生肌肉協調性就比別人好,同樣,也有些人與生俱來就擁有控制意識的稟賦。有些人對注意力失調獨具抵抗力,因而比較容易感受到心流。簡·漢密爾頓博士針對視覺與大腦皮層活動所進行的研究,頗能支持這個論點。她有一組測驗,要求受測者先看一個自相矛盾的圖像,然後在腦海中把它「翻轉」過來,即把畫面中向外凸出的部分想成向內凹,把內凹的部分則看成外凸。簡·漢密爾頓博士發現,不太能從日常生活中發掘行動誘因的學生,需要看見較多個點,才能把矛盾圖形翻轉過來;而較能從日常生活中得到滿足的學生,只需看到少數幾個點就能成功,有時甚至只要看到一個點,就能翻轉過來。

這些結果顯示,完成一項心靈考驗所需要的外來線索的多寡常因人而異。需要大量外來資訊才能意識到現實的人,很可能在運用思考上也非常依賴外在環境;他們對自己的思想缺乏控制力,相應地也不太容易享受到體驗的樂趣。不需要太多外來線索刺激,意識就能發生作用的人,受環境的鉗制則較少;他們的注意力比較有彈性,能輕易重新調整體驗結構,更常達到最優體驗。

另一組實驗中,將自稱常有和不常有心流體驗的學生分為兩組,令其注意實驗室的指示燈或警鈴。在測驗過程中,監控受測者因刺激而產生的大腦皮層活動,再把平均值分為視覺與聽覺兩組,並把這種數據稱為「受激潛力」。簡·漢密爾頓博士的研究結果顯示,很難體驗心流的人表現得正如預期:對燈光刺激反應時,他們的大腦皮層活動大幅升高。但經常體驗心流的人測驗結果卻出乎意料:他們集中注意時,大腦皮層活動竟然減少了。全神貫注不但沒有耗費更多心力,反而似乎減輕了腦力負擔。另一項單獨針對注意力而進行的行為測驗證明,這樣的人在從事需要長期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時,也做得比較精確。

這個與常識迥異的結果,最合理的解釋似乎是:心流較強的那組人能關閉其他資訊的管道,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接收閃光的刺激上。這使我們聯想到,在各種情況下都能找到樂趣的人,有能力對外來刺激進行篩選,只注意與這一刻有關的事物。雖然一般認為,注意力集中時會增加處理資訊的負擔,但對於懂得如何控制意識的人而言,集中注意力反而更輕鬆,因為他們可以把其他不相關的資訊都拋在一旁。他們的注意力同時極具彈性,跟精神分裂症患者完全不由自主的注意到所有刺激,恰成強烈對比。這種現象稱為「自得其樂的性格」,或許能提供神經學上的解釋。

然而,神經學方面的證據並不足以證明某些人特別能控制意識、體驗心流是遺傳造成的優勢。前面提到的研究結果與其說是遺傳,倒不如說是習得的成果。集中注意的能力與心流之間的關係十分明顯,但仍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才能確定何者是因,何者是果。

家庭環境的影響

有些人等公共汽車時能保持心情愉快,而有些人卻不論置身多麼愉快的環境仍覺得厭煩,這種差別或許不能只用神經系統處理資訊能力的優劣來解釋,童年時期所受的家庭影響也能決定一個人體驗心流的難易。

大量證據表明,父母跟孩子互動的方式,對孩子成年後會是個什麼樣的人,有持續的影響力。我們在芝加哥大學的一項實驗中,凱文·拉森德發現,親子關係屬於某種類型的青少年,在大多數情況下,比沒有這種關係的同伴更快樂、滿足而堅強。有助於產生最優體驗的家庭環境具有五個特點:第一是「清晰」,青少年知道父母對自己的期望—在家人互動關係中,目標與回饋都毫不含糊。第二是「重視」,孩子覺得父母對他們目前所做的事、他們具體的感受與體驗都有濃厚的興趣,而不是一味巴望他們將來念一所好大學,或找一份高薪的工作。第三是「選擇」,孩子覺得自己有很多選擇,包括不聽父母的話—只是他們得準備好自己承擔後果。第四是「投入」,亦即讓孩子有足夠的信心,放開自衛的護盾和自我意識,全心全意去做他感興趣的事。最後是「挑戰」,也就是由父母為孩子安排複雜漸進的行動機會。

這五個條件構成所謂「自成目標的家庭環境」,因為它們提供了享受人生樂趣的理想訓練。這五大特色很明顯與心流體驗相通,在能提供明確目標、回饋、控制感、全神貫注,並著重事物本身動機及挑戰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孩子,通常更能掌握生活的秩序,享受心流。

更有甚者,能提供自成目標環境的家庭,會為家庭成員保留可觀的心靈能量,從而提高對任何事物的樂趣。孩子知道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不必老是為規制與控制權而爭吵;父母對他們未來成就的期望也不會像一片陰影,永遠籠罩在他們頭上;同時不受混亂家庭分散注意力的因素所干擾,可以自由發展有助於擴充自我的興趣與活動。在秩序不佳的家庭裡,孩子的大部分能量都浪費在層出不窮的談判與爭執,以及不讓脆弱的自我被別人的目標所吞噬的自我保護上。

毋庸置疑,家庭能否提供自成目標的環境,在孩子們未離家之前影響最大:享有自成目標環境的家庭生活的幸運兒,一定比較快樂、堅強、活潑、滿足。孩子自修或在學校上課時,自成目標的家庭背景也有助於他們獲得最優體驗。只有當他們跟朋友共處時,差別才會消失不見:來自不同背景的人跟朋友在一起時,都覺得信心十足,家庭是否為自成目標型已不再重要。

父母對待嬰兒的方式,很可能在人生開端就決定了他們日後享受樂趣的難易,但目前還沒有長期追蹤研究幫助我們瞭解這方面的因果關係。依理推之,一個受虐待或經常面臨失去父母疼愛威脅的孩子,必然要竭力保全自我,不讓它在憂慮下支離破碎,到頭來能用於追求事物本身報償的精力就極其有限—不幸的是,現代文化中遭受這種待遇的兒童的比例,似乎一直有增無減。受虐待的孩子成年以後,往往不尋求複雜的樂趣,只要能從生活中找到一些享樂的機會,就會心滿意足。

在困頓中體驗快樂

「自得其樂的性格」最大的特徵就是,他們能在一般人無法忍受的情況中找到樂趣。不論是在南極迷了路或被關在牢房裡,總有人能把自己的困境改善得還能過得去,甚至成為一場充滿樂趣的奮鬥;換成其他人,很可能就向艱難困頓俯首稱臣了。在鑽研了很多人在困難中的自述之後,羅根的結論是:他們都因為能把悲慘的客觀條件轉變成可以控制的主觀體驗,才得以生存下去;他們正是依心流的藍圖行事。首先,他們密切關注環境中的細節,並從中發掘可以跟他們有限的能力搭配的行動機會;然後制訂出一個現實狀況所能容許的目標,通過所得到的回饋,密切注意一切進展。只要一實現目標,他們就提高賭注,為自己部署更複雜的挑戰。

自力救濟找樂趣

克裡斯托弗·伯尼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納粹的長期單獨禁閉,他的體驗可說是上述過程的典型:

如果體驗的範疇突然受到囿限,思想與感情瀕臨「斷糧」,我們往往會開始關注週遭有限的事物,並提出一連串近乎荒謬的問題:「它有用嗎?怎麼用?它是誰做的?用什麼做的?我在什麼地方見過類似的東西?它還能引起我什麼樣的聯想?」一條美好的聯想之流潺潺不斷由心問流通,它的源源不斷與複雜性很快就淹沒了起點的微不足道。以我的床為例,它跟任何學校宿舍或軍營裡的床差不多……床太簡單,無法在我的思緒盤踞太久,結束床的聯想,我摸摸毯子,估計它有多暖和,研究窗子的構造,廁所的不便……計算牢房的長度、寬度、坐向與高度……

包括遭恐怖分子綁架的外交官在內,凡是能承受獨自監禁煎熬的人,都有這種設計心流活動、建立目標的稟賦。曾被蘇聯秘密警察囚禁在莫斯科盧比揚卡監獄一年多的陶瓷設計家伊娃·伊索,靠著估計如何用手頭找得到的材料製作一件胸衣、在腦海裡跟自己下西洋棋、用法文跟人進行虛構的對話、做體操、背誦自己寫的詩句等辦法,才不至於發瘋。索爾仁尼琴在列弗爾托沃監獄的一名難友,把世界地圖畫在牢房的地板上,假想自己橫渡歐亞大陸,前往美洲,每天只走幾公里路。很多囚犯都發明了類似的「遊戲」,以希特勒最欣賞的建築師艾伯特·斯皮為例,被關在施潘道監獄的幾個月間,他假設自己由柏林步行到耶路撒冷,靠想像力填充沿途風光和各種事件。

一位在美國空軍情報機構服務的朋友,講述了一個被囚禁在越南北部多年的飛行員的故事。該飛行員在叢林中瘦了80磅,健康也嚴重受損。獲釋時,他要求的第一件事是打一局高爾夫球。令他的同僚大為詫異的是,他雖瘦弱,球技卻是一流的。他們詢問他時,他答道自己每天靠想像打一局十八洞的高爾夫球,有系統地把球道分門別類,細心挑選球桿,設計球路,才熬過囚禁生涯。這樣的鍛煉不但使他保持神志清醒,顯然也使他的體能、技巧突飛猛進。

在匈牙利,遭獨自幽禁數年之久的詩人蒂博爾說,有數百名知識分子被關在維斯格勒監獄。他們設計了一個譯詩比賽,整整忙了一年多。首先,他們必須選一首值得翻譯的詩,光是把名單傳到每一間牢房,就花了好幾個月,等到用巧妙的秘密通信手段收齊選票,統計出結果,又是幾個月過去了。最後,大家都同意把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哦!船長!我的船長!》譯成匈牙利文,部分也是因為這是一首大多數犯人都能記得全的英文詩。現在最主要的工作開始了:每個人都忙著翻譯這首詩。由於沒有紙也沒有筆,於是蒂博爾在鞋底上抹了一層肥皂,用牙籤把字母刻在上面。等他記熟了一行,就再塗抹一層新的肥皂。每譯完一個章節,譯者先把它背下,然後再傳給鄰室。不久,這首詩就有十來個不同的版本在獄中流傳了,並由每個犯人加以評估和票選。惠特曼的詩翻譯比賽結束後,接著翻譯一首德國詩人席勒的詩……

在困難和威脅幾乎使我們陷於癱瘓時,我們必須找到投注精神能量的新方向,一個不會受到外來力量影響的方向,以便肯定自己的控制力。即使所有希望都破滅了,我們還是得尋找一個有意義的目標,圍繞著它重新整頓自我。那麼,縱然在客觀環境裡淪為奴隸,主觀上仍然保持自由,最不堪的情境也能轉變成心流經驗。索爾仁尼琴對這種事情描寫得極好:

有時,跟一群絕望的犯人站在一起,周圍環伺著荷機關鎗叫囂的警衛,我感到一陣節奏和意象洶湧顯現,彷彿把我托上了半空……這個時候,我覺得非常自由而幸福,有的犯人會設法衝破鐵絲網逃脫,對我而言,鐵絲網根本不存在。犯人的總數並沒有減少,但我已飛到遠方去了。

不僅犯人會用這種策略收復對自己意識的控制,曾經在南極附近的小木屋裡,獨自度過4個月寒冷而黑暗日子的探險家、美國海軍上將伯德,克服萬難、單人飛越大西洋的林白,也都用相同的方法保持自我的完整。為什麼有些人能實現內在的控制,其他人卻被外在的困難擊敗了呢?

羅根在研究多位劫後餘生者的記錄後,提供了一個答案。他的研究對象都提到在極度艱苦困頓的情況下力量的來源,羅根認為,倖存者最重要的共同特徵就是「一種自我意識不到的個人主義」,或者可說是有方向感、充滿自信的目標。擁有這種特質的人,無論處於什麼情況下都會全力以赴,而且不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為這些人的動機在於行動本身,所以不易受到外來威脅的干擾。他們有足夠的精神能量,可對週遭環境作客觀分析與觀察,也比較可能從中發現新的行動契機。如果要為自得其樂的性格選出一個最主要的特徵,應該就是這一點了。只想保護自己的自戀者,在面臨外在環境的威脅時就會崩潰,接踵而來的驚慌失措,使他們無法把該做的事情做好,因為他們的注意力轉向內心,專注於恢復意識的秩序,根本沒有餘力應付外在的現實。

一個人若是對外界失去了興趣,不願主動跟外界建立關係,就等於把自己孤立了。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羅素在講述他覓得個人幸福的過程說:「我漸漸學會對自己和自己的缺點漠不關心,我漸漸把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放在外界事物上,例如,世界的狀況、各式各樣的知識和我喜歡的人。」這可能是如何培養自得其樂性格的最好的描述。這樣的性格,部分應歸功於遺傳和童年的教育。有些人天生善於集中精神,比較有彈性,或幸運地靠父母訓練成不過分自覺的個性;但這種能力也可以自己培養,經由不斷練習和約束,臻至爐火純青的地步。接下來,我們就要探討該怎麼做及如何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