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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一起直面高考失利

高考是獨木橋,為了督促孩子通過這一獨木橋,很多家長喜歡高壓政策,也喜歡只用成績上的得失評價孩子。高壓政策的結果就是,孩子面對挫折時非常脆弱。尤其是那些成績一貫出色的孩子,他們無法獨自承受高考失敗的打擊。

每年,我都會聽到一些例子,因為無法化解高考發揮失常,一些孩子最終患上嚴重的心理障礙。

每年高考成績公佈之後,相信都會有一些孩子要遭遇他們無法面對的事實——高考落榜或考不上中意的學校。因此,我想通過講一個過去的故事,讓這些孩子和家長懂得該如何去面對這個挫折。

這個方法並不難,概括為一句話是:父母真誠地和孩子一起承擔挫折。孩子脆弱的承受能力是果,父母的高壓政策是因,所以,孩子難以承受也不應該獨自承受這個挫折。在中國,高考不只是一件個人的事情(雖然我很期望父母們能這樣看),而是全家的事情。所以,失敗了,父母要學會與孩子一起承擔。

當然,對那些從不干涉孩子並尊重孩子獨立空間的父母,我認為不需要這樣做,因為他們的孩子有足夠的承受能力,能獨自處理這一挫折並從中獲益。

「從高考結束到現在,我已接到五名畢業生的求助電話,」咨詢師袁榮親說,「他們預料自己的分數會比較糟糕,他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事實。」

表面上,這個事實是分數低,難以考上中意的大學。實際上,這個事實是擔心別人瞧不起自己。

也就是說,他們怕的其實不是失敗,而是怕被人否定。所以,他們最經常採取的措施就是,封閉自己,不和人打交道。

廣州市某重點高中的畢業生小丁在電話中對袁榮親說,他每天一早會逃出家門,很晚才回來,就是因為擔心父母老問他:你考得怎麼樣呢?「我覺得這次肯定考得不好。」小丁說。照他平時的成績,他應該能考上中山大學這一檔次的重點大學,但他仔細預算了分數後,認為自己只能考上一般的本科。

「父母對我期望很高,我不知道怎麼對他們說。」他說。

並且,逃出家門後,他也不敢去找同學,而是盡可能躲在能避開一切熟人的地方。偶爾,當父母要去親戚家串門時,他也是找各種借口不去,因為他有一個表弟和他同時高考,表弟估分很高。他說,一想到親戚會拿他和表弟作比較,就覺得很難受。

「其他四個畢業生的情況大同小異,」袁榮親說,「讓他們作評估時,他們最害怕的,都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被人看不起。」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在多年的教育中,就是這樣做的。當孩子成績好時,他們非常看得起孩子,誇獎他們,並給他們各種獎勵;當孩子成績糟糕時,他們非常看不起孩子,指責他們,懲罰他們。

這樣做的父母們會說,他們的動機是好的,但是,這種極端的教育方式會讓孩子認為,高考——這個最關鍵一步的失敗,意味著對自己的終極否定。

案例:自閉的失敗者

沒有人願意面對這種終極否定,為了逃避這種終極的否定,他們會發展出一些病態的行為方式。

阿蘭在家裡自閉了兩年後,蘇太太才意識到自己女兒問題的嚴重性。直到高中畢業前,阿蘭一直都是被同齡人艷羨的對象。她聰明、漂亮、性格活潑,有領導才能,而且一直是一所重點中學的尖子生,每個人都認為,她起碼會考上復旦大學那一檔次的重點大學,如果超常發揮,說不定可以考上北大清華。並且,大學畢業後,她的人生也一定會是一條康莊大道。

但是,一帆風順的她恰恰就在高考中考砸了。不知道為什麼,她在高考中失去了感覺。她一點都不緊張,也一點都不興奮。結果,最後她的成績只能上一所再普通不過的本科學校。

阿蘭希望復讀,但蘇太太反對。她常用高壓方式教育女兒,譬如,如果女兒考不了全班前三名,就罰女兒跪半個小時面壁思過。但是,她對袁榮親說,這些高壓方式其實只是一個策略,她希望能通過嚴厲的獎懲方法,督促女兒考上如意的大學。但是,如果女兒發揮失常,只能上一所普通大學,她也能接受。並且,她看到太多復讀的例子,整體上並沒有什麼更好的結果,所以她不想讓女兒冒這個險。

阿蘭儘管不情願,但最後還是按照媽媽的安排讀了大學。但是,她的性格發生了巨大改變。首先,她不願意再和高中同學聯繫,她對媽媽說,她擔心別人嘲笑她,更討厭別人的同情。她也拒絕和大學同學交往,其理由是「他們根本不配和我做好朋友」!她也瞧不起自己所上的大學,因為「學校小得可憐,老師也是一群沒有素質的人」。

同學們意識到了她的態度,於是聯合起來孤立了她。最後,她連課都不願意上了,成績越來越糟糕,大二讀到一半時,她退學了。

分析:自閉=逃避否定

退學後,阿蘭把自己關在臥室裡,閉門不出。她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和父母說話。剛退學時,她還上一上網,在網上和陌生人聊天,但一年後,她乾脆連網也不上了,只是整天躺在床上睡覺。

中間有一次,她跟著重點大學畢業的表姐去北京玩了一趟,並參加了表姐的一次聚會。但從此以後,她連重點大學的學生也瞧不起了。 「你的那些同學,怎麼都那麼俗呢?聚到一起,除了談吃,就是談穿,要不就是談嫁人,你們怎麼就沒一點追求?」她對表姐說。

對這個案例作了一些瞭解後,袁榮親分析說,阿蘭已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前期,這不在他的診所治療的範圍之內,於是他將阿蘭轉介給其他醫生。

「阿蘭的問題難以治療,但卻不難理解,」袁榮親說,「她把自己關起來,不和任何人打交道,甚至不和父母說話,這種極端自閉的狀態,其實都是為了逃避來自他人的否定。」

他認為,現代教育的一個悲劇是,許多家庭為了讓孩子集中精力學習,不讓孩子參與任何其他事,只是一門心思學習,於是許多孩子就只培養出了一個心理支柱——好成績。一旦這個支柱垮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崩潰了。

蘇太太認為,她的高壓方式只是一種策略,她可以拿得起,放得下。但殊不知,女兒已把她的高壓內化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已經很難從身上剝離。

譬如,如果阿蘭考不到全班前三名,蘇太太就罰跪。一開始,蘇太太要監督女兒這樣做。但後來,即便沒有她的監督,女兒會自動地跪半個小時思過,並認為這完全是理所應當的,「考不好當然要自我懲罰」。

這一切的高壓方式都是為了爭取最後一個終極結果:高考的成功。而這個終極結果的失敗,對於阿蘭這樣的女孩而言,無疑意味著終極否定。

這種終極否定的壓力太沉重了,所以,阿蘭要逃。她不和高中同學來往,是因為怕被高中同學瞧不起。

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內心深處瞧不起自己。「你怎樣看自己,你就會怎樣看別人,」袁榮親說,「阿蘭在大學期間,瞧不起學校,也瞧不起老師,實際上是她自卑心理的外移。非常自卑或自責的人,會在挑剔別人或責備別人的時候宣洩掉一些積壓的不良情緒。」

高中畢業後,阿蘭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逃避內心深處的自我否定。但這種自我否定來自她自己,不會因為她挑剔否定別人而消失。最後,她只有逃到徹底封閉的狀態下,不和任何人交往,那樣就絕對不會再被別人瞧不起了。

然而,她的自我否定,卻不會因為她的徹底自閉而消失,卻反而會因為徹底自閉而更強烈。畢竟,這個狀態下,她再也找不到別人可以指責,從而宣洩掉自己的一部分不良情緒了。

治療:媽媽向女兒道歉

大約自閉了兩年之後,蘇太太才決定給女兒找心理醫生,這已經太晚了。袁榮親說,如果能夠早一點讓心理醫生介入,阿蘭的問題就不會發展到徹底自閉的狀態。

如果能夠早期介入,袁榮親說,他會建議蘇太太向女兒道歉。這是很關鍵的一步,因為阿蘭和許多孩子一樣,認為高考失敗是她一個人的責任,畢竟是她在考試而不是母親在考試。

但是,獨自承擔這個終極的否定,實在太痛苦了。所以,阿蘭拒絕直面這個事實,從而不斷地逃避。

這個時候,如果蘇太太對女兒真誠地道歉,告訴女兒說:「我錯了,我不該用那些錯誤的方式給你製造壓力,我要為這一切向你表達深深的歉意。」

那麼,這樣一來,阿蘭就會感覺到,她不是獨自在承擔這個壓力,也就不會那麼痛苦,從而就能直面高考失敗這個事實。

做到這一點後,他還會建議蘇太太對女兒說:「你愛我,但我利用了這一點來控制你,我不應該這樣做。現在,我想對你說,你是我的女兒,我愛你,無論你怎麼樣,我都會無條件地愛你。」

當然,道歉只是開始。如果道歉足夠真誠,做媽媽的接下來一定會遭遇新的挑戰:女兒會指責她,一開始可能只是零星的指責,但接下來會像潮水一樣洶湧而來。

這個時候,做媽媽的不要做任何自我辯解,而只是傾聽,讓孩子傾訴,並且告訴孩子:「我很難過,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有這樣的想法,我過去一直忽視你的感受,一直不理解你。」

指責達到高峰時,孩子可能會有失公允,會有把所有責任都推給父母的傾向。這個時候,做父母的仍然不要去辯解,他們最後會發現,這只是一時的,孩子到了最後經常會號啕大哭一場,然後對父母表示諒解。 「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袁榮親說,「真誠地承擔錯誤教育方式的責任,並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想把孩子從高考失敗中拯救出來,他們一定要走出這一步,畢竟,他們的高壓教育方式的確給孩子製造了太多的痛苦,他們要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當父母做出這一點後,那些覺得受到了終極否定的孩子才會有勇氣面對高考失敗這個事實。

接下來,袁榮親說,他會幫助孩子們重建自己的價值感。他會幫助孩子們理解,高考只是人生長河中的一個環節,它雖然很重要,但這一個環節的失敗並不意味著整個人生的失敗。相反,如果你坦然接受了高考失敗這個事實,就可以真正理性地選擇新的道路,而不是在懊喪和痛苦中度過未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