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人而言，最可怕的是，他最為重要的感受，卻被周圍人紛紛說，你不應該這樣，你應該是相反的樣子。
我現在越來越多地發現，內心嚴重的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症，就是這樣發生的。
假若一個家庭是極端家長制的，那麼故事常這樣發生：權力狂（常是父母，偶爾是家中的長子或長女）極力向下施加壓力，讓別人服從於他。因各種資源掌握在他手中，並且他偏執地追逐這一點，甚至不惜殺人或自殺，於是家庭成員紛紛順從，最後精神最弱小的，就成了這個權力結構的終端受害者。
終端受害者的精神非常苦悶，他向家人訴說，但因為怕麻煩或恐懼，沒有一人支持他。相反，他們都說愛他，並說權力狂的一切瘋癲行為都出於愛他。這時，他向外部世界求助。可外部世界的所有人也說，權力狂愛他。他發現他的痛苦沒一個人能理解，且所有人都覺得他不該痛苦，他應快樂，並感恩權力狂。
於是，他飽受折磨的靈魂被驅逐到一個角落。假若他將這些痛苦展現到外部世界，那麼他所能居住的角落就是「異端」「瘋子」「精神病」世界。這種外部現實也會進入內心，他自己也會驅趕自己的痛苦到內心一個極度被壓縮的角落，結果他內心也處於極端分裂中，因這份痛苦，是他生命的最大真相，它不能被忽視。
可以想見，在特別講孝道的地方，一個孩子最容易成為權力狂家庭的受害者。他被父母傷害，但所有家人都說，父母是愛你的，你不該有痛苦。到了社會上，大家也這麼說。去看書，書上也這麼說。最後，他只能分裂。
有時是一個學生受了老師的傷害，但學校不給他支持。回到家，父母也說，老師虐待你是教育你。書中也這麼說。最後，他也得分裂。
在嚴重重男輕女的社會，一個女性，也容易有這樣的結果。她的痛苦，不能到任何地方訴說，每個人都會用一套奇特的、繞了很多彎的邏輯來告訴她，別人沒有錯，錯在你。譬如印度，被強姦的女性都不能報警，因報警會被警察奚落甚至被警察強姦。最後，她也只能分裂。
我寫這些文字，絕非說，所有的精神分裂都源自這種現象，我只是看到，我瞭解的一些內心分裂甚至精神分裂的人活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中。對他們而言，系統性的被迫害妄想是非常真實的。最可怕的就是，無論走到哪裡，別人都說，虐待你的人是愛你的。請記住，輕易地說這樣的話，就是在製造分裂。
所以，請「看見」痛苦者的痛苦感受，確認他們的痛苦感受是多麼真實，不要粗暴地進行評判，更不要朝相反的方向說。你以為，你在讓他看到正能量。殊不知，你在繼續將他朝分裂的方向推。精神分析認為，精神分裂症等重型精神疾病的心理因素的源頭在於極度糟糕的母嬰關係。這也可以理解為，嬰兒期的重要感受不能被母親看到，不能被確認，於是這些感受就成為破碎的裂片，嬰兒的自我功能不能包住這些裂片，更談不上整合。
我為這個題目寫過一系列微博，一是因一些個案的累積，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一事件：重慶一九歲女孩，沒按照父親要求摘菜，被父親訓斥、反駁，遭父打耳光。但在學校，竟被感恩教育老師教導，在一千人面前向父親下跪並求原諒。這就在女孩心裡製造了巨大分裂。所幸的是，網絡上對這種教育一片罵聲，但最初報道此事的《重慶商報》仍然稱此事很感人。
最後強調一句話：感受被看到，就是最好的治療。
痛苦的童年為神經症「播種」
19 歲的張馨性格豪爽，頗有男孩子的膽氣，獨獨怕螞蟻，從不敢坐在草地上，每到一個地方，她必須要先仔細地檢查有沒有螞蟻。不過，她可沒有膽量檢查，必須由朋友先完成這個任務。
24 歲的梁雨不敢和人對視，因為「誰都能從我的眼睛裡看到一些不對勁」。他也不願意上街，因為他覺得大街上的人都在議論他。
34 歲的方菲和丈夫吵了一架後，癱在床上不能動彈了，她的腿失去了知覺，但醫院怎麼都檢查不出問題來。後來，一名心理醫生給她注射了一針「特效藥」——其實是生理鹽水，讓她的腿重新恢復了知覺。但前不久，在對 7 歲的兒子發了一場大脾氣後，她的胳膊又失去知覺，不能動彈了。
…………
以上案例都是典型的神經症[注13]，張馨患的是螞蟻恐怖症，梁雨患的是對視恐怖症，而方菲患的是癔症。這些形形色色的、難以理解的神經症症狀會給患者帶來巨大的苦惱，幾乎每一名強迫症患者都強烈希望能消除自己這些奇特的症狀。
但是，美國心理學家斯考特·派克在他的《心靈地圖》一書中宣稱：「（神經症的）症狀本身不是病，而是治療的開端……它是來自潛意識的信息，目的是喚醒我們展開自我探討和改變。」
注13：也稱神經官能症，是一組精神障礙的總稱，包括神經衰弱、強迫症、焦慮症、恐怖症、軀體形式障礙，等等，患者深感痛苦且妨礙心理功能或社會功能，但沒有任何可證實的器質性病理基礎。病程大多持續遷延或呈發作性。
神經症在幼年時播種成熟期發作
神經症又名神經官能症，是最常見的心理疾病，患者有持久的心理衝突，並為此深感痛苦，但其戲劇性的症狀常缺乏明顯的現實意義，而且沒有任何可證實的器質性病變基礎。
患者也罷，周圍人也罷，很容易關注患者富有戲劇色彩的症狀。不過，按照精神分析的觀念，雖然患者為神經症的症狀痛苦不已，但這其實只是一個象徵，問題的核心在於患者的一些創傷體驗。只不過，這個創傷體驗主要並不是源自此時此地的創傷事件，而是產生於幼年發生的一些創傷事件。
當時，對於嚴重缺乏人格力量的小孩子來說，這些創傷是「不能承受之重」，如果直面它會遭遇心理死亡或實質死亡。所以，幼小的孩子會發展出一套特定的心理防禦機制，扭曲創傷事件的真相，將其變得可以被自己所接受。從這一點上講，神經症是一種保護力量，可保護幼小的孩子渡過可怕的童年災難。
同時，當時的創傷體驗就會成為一個「膿包」，被壓抑到潛意識中「藏」起來。等當事人長大後，再一次遭遇到和童年類似的創傷事件——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藏」在潛意識中的「膿包」就會被觸動，並最終表現出相對應的神經症。
並且，奇特的是，儘管神經症一般是在五歲前就埋下了「膿包」的種子，但一般都要等到當事人足夠大時——譬如青春期或成年才發作。這是什麼道理呢？
美國心理學家斯考特·派克認為，這是生命的一個秘密。童年的痛，弱小的我們無法承受，必須扭曲，以保護自己。但當神經症真正展現的那一時刻，我們其實已經長大。這就好比是，戲劇化的神經症症狀是在提醒我們，喂，你長大了，有力量了，別逃了，現在是正視童年那個不能承受之痛的時候了。
創傷越早，患病越重
心理疾病從輕到重可以分為三類：神經症，如抑鬱症、強迫症、社交焦慮症和廣場恐怖症等；人格失調，如表演型人格障礙、自戀型人格障礙、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和邊緣型人格障礙等；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症等。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論，五歲之前的人生階段是人格發展的關鍵階段，一個人的人格在這一階段被基本定型，如果兒童在這一階段遭遇嚴重創傷，他就會埋下患病的種子。如果以後的人生階段再一次重複了類似的創傷，他就可能會爆發相應的心理疾病。
一些精神病患者到了成年才發病，但其患病基礎一般可追溯到出生後九個月，他在這一階段沒有得到父母的呵護，他們的病情可以用數種方法緩和，但幾乎不可能治癒。人格失調的患者被公認是嬰兒期得到完善照顧，但從其九個月到兩歲間未能得到很好的呵護，因此他們的病情雖然比精神疾患輕微，但仍相當嚴重而不易治癒。神經官能症患者則被認為是幼兒期受到妥善照顧，直到兩歲之後才因故受到忽視。所以一般認為神經官能症情節最輕，也最容易治療。
案例：大企業副總得了恐艾症
神經症的症狀是如此富有戲劇性，以至於神經症患者的人生常常變成一團迷霧。在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案例中，我們會非常清楚地看到這種複雜性。
去年 11 月，在某心理咨詢中心，51 歲的盧斌無比焦慮地對咨詢師瞿瑋說：「瞿醫生，請你務必再幫幫我，我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
這是盧斌第二次到瞿醫生這裡尋求治療了。上一次是三年前的夏天，瞿瑋還記得盧斌來到咨詢室的情形：這個個子約一米八，帥氣、乾淨、身材勻稱、彬彬有禮的中年男人剛坐下來，就以非常急迫的語氣說：「你一定要救救我，我擔心自己得了艾滋病。」
表面上怕染上艾滋病，實際上焦慮不能升職
原來，盧斌是一家企業的副總經理，家庭觀念極強的他一直潔身自好。然而，數月前，因為要陪外商，在一名客戶的極力慫恿下，盧斌和一名小姐發生了性關係。沒過多久，盧斌發現自己的生殖器部位有些不舒服，去醫院一檢查，發現感染上了尖銳濕疣。經過治療後，他的身體很快恢復了正常。不過，事情不僅沒有結束，反而成為了噩夢的開始。一次，盧斌在報紙上偶爾看到一段文字說「性病有可能會變成艾滋病」，心裡一下子緊張起來。他一次又一次地去醫院檢查，每一次結果都證實是陰性，一個又一個的醫生對他說，儘管他們不能百分百地保證，但他的尖銳濕疣轉換成艾滋病的可能性近乎是零。然而，這一切檢驗結果都不能化解盧斌的擔憂，他的焦慮情緒越來越嚴重，先是不斷做噩夢，接著整夜整夜失眠，最後出現了驚恐發作——恐懼到身體顫抖、出冷汗，甚至有瀕臨死亡的感覺。一名醫生懷疑盧斌是心理因素作祟，於是建議他去看心理門診。
「你這是恐怖症的一種。恐怖症的內容各式各樣，有人怕臉紅，有人怕開闊地帶，有人怕閉塞空間，有人怕蜘蛛，而你是怕自己患上艾滋病。」心理咨詢師瞿瑋說，盧斌對艾滋病的恐懼其實只是一種象徵，並無現實意義，患者真正擔憂的是其他方面的內容。
第一次治療時，瞿瑋先給盧斌開了一些抗焦慮的藥物。吃了一周藥物後，如期而來的盧斌在咨詢中找到了他的真實焦慮：擔心落敗換屆選舉。
盧斌回憶說，在恐艾症爆發前，公司啟動了換屆選舉程序，他和另一名女副總是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一開始，盧斌自信爆棚，他認為自己的業務能力明顯高於對手，當然應該是總經理的不二人選。但是，隨著選舉的進行，他逐漸發現，相對於有點清高的自己，善於搞人際關係的女副總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優勢日益明顯。就在這個時候，盧斌看到了「性病有可能會變成艾滋病」這段文字，「恐艾症」隨即爆發。
在治療中，瞿瑋幫助盧斌明白，他對艾滋病的恐懼其實是由換屆選舉引發的焦慮的「置換」。也就是說，對艾滋病的焦慮是一種「幻象」，只具有象徵意義，對換屆選舉的擔憂才是真實的。因為不能很好地面對換屆選舉帶來的焦慮情緒，他於是玩了一個「偷梁換柱」的遊戲，把選舉焦慮變成了「恐艾症」。只不過，這種遊戲是他的潛意識在起作用，盧斌自己並不明白。
盧斌接受了瞿瑋的心理分析。接下來，瞿瑋給盧斌開了抗焦慮藥，並結合認知行為模式的心理治療，主要是通過與瞿瑋辯論，讓他領悟到自己症狀的荒謬性，最終徹底化解了盧斌對艾滋病的恐懼，這前後大約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治療的效果不止於此。在公司換屆選舉中，和預期的一樣，盧斌果真敗給了那位女副總。不過，盧斌現在沒有了不服氣的情緒。相反，他看到了女對手的優秀之處，開始由衷地欣賞她的為人處事能力和領導才能，兩人的關係反而改善了很多，這一時成了公司內的美談。
女兒再次誘發他的焦慮症
去 年 11月，時隔三年，盧斌再一次出現在瞿瑋面前，他的問依然是焦慮，但其內容換成了對女兒盧迪的擔憂。當年九月盧迪以優異的成績考進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就讀工程類專業。學校和專業都是盧斌替女兒選的，認為這會保證女兒畢業後找個好工作。盧迪非常崇拜爸爸，當時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但是，進入這所學校不久，盧迪就發現自己根本就不喜歡工程類專業，她一次次地給爸爸打電話，哭著要轉專業：「班裡的男生都這麼刻板，專業也沒勁極了。爸爸，你一定要想辦法，幫我換專業。我受不了了，我覺得自己要崩潰了。」
盧斌懷疑女兒和自己一樣，患上了某種焦慮症，於是建議女兒到瞿瑋這裡做一下心理咨詢。不過，瞿瑋最後診斷，盧迪並沒有患上焦慮症。因為，作為神經症的一種，焦慮症病人所焦慮內容是缺乏現實意義的，但盧迪的焦慮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她不喜歡所學的這個專業。並且，具有現實意義的焦慮是好的，因為這種焦慮是一種力量，會推動我們去改變自己的處境。
被壓抑的憤怒變成了焦慮
盧斌第一次來看心理醫生，真正的誘因是與公司女副總的競爭；第二次來看心理醫生，直接的誘因是對女兒的擔心。這兩個一致的信息中，透露了盧斌潛意識裡的秘密：重要的女性，觸動了他「藏」在潛意識中的一個「膿包」。這個「膿包」是什麼呢？這要回到盧斌的童年。
盧斌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有一個弟弟和妹妹，分別小他三歲和四歲。本來他的童年一直很幸福。但他五歲的時候，爸爸患了嚴重的肺病，多年臥床不起。在盧斌的記憶中，從此以後，「媽媽就總是很疲憊的樣子，她首先得照顧好爸爸，其次要照顧好妹妹和弟弟，而我總是被忽略的一個」。不過，盧斌很懂事，他知道媽媽的擔子不輕，所以作為長子的他不僅沒有半句怨言，反而主動扮演起了半個爸爸的角色，替媽媽分擔了很多家務，也很懂得照顧弟弟妹妹，「妹妹很聽話，弟弟很調皮，我經常頭疼怎麼管教他」。
這彷彿是這個家處理家庭危機最自然不過的方式。但是，讓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承受半個爸爸的角色，實在超過了他的承受能力。
心理咨詢師瞿瑋的督導醫生、德國專家羅斯霍普特說，讓一個小孩子過早地承擔這樣的壓力，他勢必會心有怨言，有憤怒，有攻擊性， 「為什麼總是忽略我？為什麼非得要讓我承擔這麼重的壓力？」而家裡唯一健康的大人——媽媽，是他最可能選擇的對象。然而，可能他看到媽媽的壓力更重，也可能這個家庭不能接受對父母的攻擊。所以，這個「小大人」就只好把自己的憤怒壓抑下去。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這個「小大人」承受的壓力越大，在他心中產生的攻擊性就越多。但是，這些攻擊性，他在家中根本沒有機會表達，只能壓抑到潛意識中去。並且，可以料想的是，以後他在對女性的攻擊性表達上也會出現問題。這樣一來，他的憤怒只會越攢越多。當然，最重要的憤怒情緒還是在童年攢下的，尤其是對媽媽的憤怒。
但是，憤怒情緒必須要找到一個出口，在實在無法忍受時可以適當地宣洩一下。盧斌也有這樣一個出口，那就是把憤怒當作焦慮來表達。前面提到，「這個『小大人』承受的壓力越大，在他心中產生的攻擊性就越多」，壓力也即焦慮，由此，提早負擔家中太多責任的「小大人」們就會形成一個心理公式「焦慮＝憤怒」。也就是說，當這些「小大人」們潛意識中積攢了太多的憤怒時，他們表達出來的反而是焦慮。
這正是盧斌的情形。當和公司女副總發生衝突時，盧斌就像童 年時面對媽媽一樣，無法對這名女副總表達憤怒。所以，當相互競爭產生的敵意越攢越多時，這種敵意就喚起了他自童年起就埋藏的眾多潛意識裡的憤怒。這麼多的憤怒必須表達一下，只不過是以扭曲的方式——即神經症的方式，把憤怒表達成了焦慮。這是為什麼盧斌將選舉中產生的憤怒情緒置換為「恐艾」這種奇幻的神經症行為的原因。
他女兒要換專業的情形也有些類似。從工科類專業換到理科類專業，是他女兒自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女兒一定要從工科類專業換到文科類去，這就要盧斌付出額外的努力。和正常的父親一樣，盧斌勢必也會對女兒的有點過分的要求產生憤怒情緒。但是，他的心理機制注定不允許他表達憤怒，所以他只能再一次以焦慮的方式表達出來。潛意識裡的那個源自童年的「膿包」，最容易被那些與童年創傷類似的創傷所激發，公司女副總是他工作中的重要人物，與她的競爭觸動了盧斌的「膿包」。女兒是她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的過分要求也觸動了盧斌的「膿包」。
應哀悼過去而非傾倒憤怒
不過，隨著治療的進行，盧斌也越來越有力量進行憤怒的表達。有一次，在和妻子吵架的時候——這在他的家庭中很罕見，盧斌終於表達出了憤怒。
他對妻子說：「我很焦慮，我覺得活不下去了。」 「那你就去死吧！」妻子回答說。 「我就是不死，你讓我死，我偏不！你……」盧斌勃然大怒，和妻子狠狠吵了一架。
事後，盧斌對心理咨詢師瞿瑋說，這次吵架讓他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舒暢」。不過，以這種方式去宣洩潛意識中積攢的憤怒，合理嗎？答案是：NO ！
因為，儘管妻子的回答不對，但盧斌的憤怒，與其說是此時此地對妻子的攻擊，不如說是源自潛意識的攻擊，他是將自童年以來積攢的憤怒一股腦傾倒到妻子頭上了。這種傾倒，並無太多意義。因為，童年的不幸已不可更改了。這就導致，盧斌無論如何宣洩自己的憤怒，無論怎麼表達潛意識裡的難過——「為什麼給我那麼大壓力，為什麼唯獨我這麼痛苦」，他都無法改變童年發生過的事實。
所以，最應該做的，德國專家羅斯霍普特說，是應該進行一次「哀悼」。即咨詢師先讓患者在咨詢室環境下充分地選擇一下潛意識裡的攻擊性，然後承認自己童年的不幸，接受這個事實，最後和這個悲劇說一聲再見，就像是哀悼自己一個逝去的親人那樣。那樣一來，盧斌的憤怒情緒就會得以宣洩，潛意識裡那個「膿包」就會消失大半，而且「焦慮＝憤怒」這種神經症式的心理公式也會被改變。
不過，有一點必須澄清的是，這個心理分析並不是在說盧斌的媽媽應被譴責。生活首先毒害了盧斌的爸爸，接著又毒害了盧斌的媽媽，他們都很不幸。這種情況下，盧斌去承擔部分的不幸，是正常的。生活對於盧斌的爸爸是不公正的，對於媽媽也是不公正的，對於盧斌就更是不公正了。而盧斌的神經症就是對這個不公正的接受，他像是一個容器，接受了疾病給這個家庭中的部分「心病」，最終以自己得了神經症的方式表現了出來。這種神經症，可以說是一種「善」。一旦盧斌的神經症最終被治好，他會明白，這個給了他巨大痛苦的神經症也塑造了他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