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聽起來，煞風景論和彌賽亞論可能有點兒像我們之前提到的那兩瓶被那個精明的酒商分別放置在酒架兩端的昂貴的酒幌子，但不管怎麼說，這兩個理論確實很值得我們關注。毫無疑問，有些隱喻確實就像一潭死水般了無生息——不是什麼“解除紐帶”、“到了緊急關頭”，就是由拉丁語和古斯堪的那維亞語詞根所構成的比喻。先人們最初充滿想像力的隱喻早已隨風而逝，而如今的英語母語者也並未被賦予榮格式的“集體記憶”。而且，即使有些隱喻作為“活化石”被保留了下來，它們也早將自己的隱喻內涵隱匿於霧裡雲端了。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發現了它們的隱喻內涵，也無法保證我們能夠像使用“人”或“狗”那樣洞若觀火般地使用它們。正如一位著名的符號界行家所說的，有時候，雪茄不過就是支雪茄而已（它並沒有什麼深層的含義）。
在混合隱喻中，我們經常能夠看到違反常規的隱喻使用。所謂混合隱喻（mixed metaphor），即說話人或作者將深層含義相關，而字面內容卻很離譜的兩個隱喻胡亂地拼湊在一起所構成的一種隱喻。請看下面的例句。
I'm not going to stick to my laurels[actress Kate Winslet, at the 2002 Academy Awards].
我不會守著我的月桂樹。→我不會滿足於我的榮譽。（女演員凱特·溫斯萊特在2002年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儀式上的獲獎感言。）
Once you open a can of worms, they always come home to roost.
一旦打開蟲罐，蟲子終究還是要爬回去的。→出來混終究是要還的。
Those professors tilt at the windmills of a capitalist patriarchy from whose teat they feed.
那些教授們以唐吉訶德擊打風車攻擊假想敵人的方式抨擊著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政體。→他們對自己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政體的抨擊是枉費心機的。
Once again, the Achilles’heel of the Eagles’defense has reared its ugly head.
老鷹隊那猶如希臘戰神阿基裡斯未被冥河浸泡過的腳後跟般的防衛弱點再次暴露出來。→老鷹隊再次暴露了致命的防衛弱點。
此外，隱喻的這種模糊性在日常會話中同樣隨處可見，事實上，這種例子數不勝數。比如，日常生活中那些漫不經心、平淡無奇的閒談。一個電台精神治療醫師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For some patients, cancer can be a growth experience（對某些患者來說，癌症可能是一次成長的經歷）；模稜兩可的新聞標題：CHEF THROWS HIS HEART INTO HELPING FEED NEEDY（大廚一心撲在吃需上）；高德溫式的妙語：An oral agreement isn't worth the paper it's written on（一個口頭協議都抵不過書寫它的那張紙）以及美國人給俱樂部入口取的那個綽號：AWFUL，即Americans Who Figuratively Use“Literally”（比喻性地使用“字面意思”的美國人），它的發明人是拉比·巴魯·科爾夫（Rabbi Baruch Korff），在水門事件的審理過程中，此人曾擔任尼克松的辯護人，他一度辯稱：“美國媒體已經用語言閹割了尼克松總統。”
至此，我們已經切身體會了一些隱喻所表現出的了無生機，不過，在酒架的另一端，學者們對遍佈於日常用語背後的那些隱喻的開發也著實令人歎為觀止。即使是煞風景論者也不得不承認，在最初那些詞語發明大師的心中，隱喻的確存在，而且，正是這些隱喻才喚起了他們的靈感。眾所周知，一個簡單的意象（它本身並未被提及）可以產生大量的修辭格，這一事實說明，對於當初的發明者和早期的採用者來說，這個緘默的意象（隱喻）一定是相當透明的，而且這種狀態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下面讓我們來看看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和哲學家馬克·約翰遜搜集的隱喻表達式，首先請看“辯論即對抗”（ARGUMENT IS WAR）的英語表達式：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er.You don't agree?Okay, shoot！If you use that strategy, he’ll wipe you out.S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s.
你的主張根本沒有辯護的餘地。他攻擊了我論據中的每一個弱點。他的批評切中要害。我駁倒了他的論點。與她辯論我從來就沒贏過。你反對？好啊，那就反擊吧！如果你使用那種策略，他定會讓你徹底失敗。她擊垮了我所有的論點。
再請看“愛即旅程”（LOVE IS JOURNEY）的各種表達方式：
Our relationship has hit a dead-end street.It's stalled；we can't keep going the way we’ve been going.Look how far we’ve come.It's been a long, bumpy road.We can't turn back now.We’re at a crossroads.We may have to go our separate ways.The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anywhere.We’re spinning our wheels.Our relationship is off the track.Our marriage is on the rocks.I'm thinking of bailing out.
我們的關係已走進了死胡同。到盡頭了，我們再也回不到過去了。看看我們都發展到了什麼地步。那是一段漫長而崎嶇的情路。我們無法回頭了。我們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也許不得不分道揚鑣了。這種關係是不會有未來的。我們正在鑽冰取火。我們的關係正誤入歧途。我們的婚姻關係正在破裂。我正在考慮擺脫困境。
由於這些隱喻並不具有華麗的詩情畫意，因此它們有別於Juliet is the sun（朱麗葉是太陽）這類文學隱喻。它們有時也被稱為“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s），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沒人一定要說“辯論即對抗”或“愛即旅程”這樣的話；這類潛在隱喻是隱含於一類相關比喻之中的。它們也被稱作“生成隱喻”（generative metaphors），因為基於它們，人們很容易生成一些隸屬於同一類型的新隱喻，例如，He protected his theory in a hardened bunker（他全副武裝地捍衛了他的理論），或者Marsha told John they should step on the brakes（瑪莎告訴約翰他們應該罷手了）。由於這些表達式可以被輕而易舉地創造出來，因此，說者和聽眾就必須即時剖析其潛在的隱喻內涵，以便揭示出該隱喻所要談論的事物與它們實際談及的抽像概念之間的關係（在文學理論中，這些概念有時被稱為隱喻的“本體”[vehicle]和“喻體”[tenor]；認知科學家則分別用“源”[source]和“目標”[target]來指稱它們）。例如，要想熟練掌握各種“愛即旅程”的表達式，人們就必須對這類概念隱喻瞭如指掌。對此，萊考夫曾做過如下的解釋：
一對戀人在人生的旅途相伴而行，他們憧憬著共同的生活目標，並將其作為共同歸宿。這種戀人關係就是他們旅行的工具，有了它，他們便可以攜手奔向共同的目標。只要這種關係允許他們繼續在實現共同目標的道路上前進，那麼，它就會被視為實現了目標。然而，旅行並非易事。旅途中會有各種障礙，在有些地方（十字路口）他們必須作出抉擇：往哪裡走、是否還要繼續風雨同舟。
對於那些不瞭解上述情節的人來說，他們雖然可以靠死記硬背來使用其中的一些表達方式，但卻無法創造或理解新的表達方式。一個缺乏想像力的社會永遠也不會瞭解隱喻在躋身於語言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當你把一種類型的生成隱喻所生成的隱喻與眾多其他類型的生成隱喻結合在一起時（萊考夫本人就記錄了數百種生成隱喻，從“大的即重要的”、“視野即容器”、“美德即清潔”到“自我即一組人”等），你不得不承認，生成隱喻不僅極有可能是語言的一種主要現象，更有可能是解開人類認知構造之謎的重要線索。這裡，抽像概念和具體經驗被系統地聯繫在了一起。
隱喻的重要作用
對於心智是如何處理概念隱喻這一問題的回答利害攸關。首先，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可能會對兒童的認知發展與教育起到很大的啟迪作用。孩子們也許不懂什麼是“政治聯盟”或“知識論證”，但他們一定知道什麼是“橡皮筋”和“相互鬥毆”。概念隱喻為人們指明了一種最顯而易見的方法，利用這種方法，人們就可以學會如何推理出一個全新的、抽像的概念。人們會注意到，隱喻或許已為他們指明了，他們所熟知的一個物理領域與一個他們尚未瞭解的概念領域之間是平行的。這一發現不僅可以解釋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是如何習得那些難懂的概念的，而且還可以解釋各年齡段的人是如何從學校或一篇說明文中習得那些晦澀的概念。“原子即太陽能系統”或“抗體即一把鎖的鑰匙”等類似的類比法，如果用於教學，它的效果要遠遠優於其他任何手段；這些類比將是人類心智用於理解那些晦澀概念的一種機制。
而訴諸“隱喻之隱喻”則更加意義深遠。自達爾文和華萊士提出自然選擇的進化論之日起，人們就開始懷疑，人類的心智到底是如何進化出對那些抽像域，如物理域、象棋域或政治域的推理能力的，而且這些推理能力與生存和繁衍生息毫不相關。也正是這些質疑導致了華萊士與達爾文之間的分歧，以致華萊士最終將人類的心智歸因於一種天賜的方案，這也為一個多世紀之後在美國興起的“智設運動”（Intelligent Design movement）埋下了伏筆。事實上，這裡我們所說的概念隱喻恰恰將目標指向了一條通向這一謎底的道路。
我們在第1章和第3章中所遇到的那些概念隱喻均根植於物質、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它本身根植於作用力）。可以肯定地說，這些概念一定是我們的祖先在進化過程中能夠理解的。在上一章中，我們還看到了馬克·豪澤及其同事們所做的實驗，實驗結果表明，獼猴也能對因果關係進行推理（比如，它們知道拿刀的手可以切蘋果，但拿水的手卻做不到）。通過其他實驗，豪澤還發現，金絲猴對人類利用名詞、介詞和動詞來表達空間和力學關係的行為也有著深刻的理解。在實驗人員讓猴子選擇放在面前的物件去獲取放在窗後的一塊食物時，它們果斷地選擇了堅固的鉤子和籐條，而沒有選擇那些可一分為二的或者由繩和漿糊製成的物件。而且在獲取食物的過程中，即使遇到了障礙或道路狹窄等問題，猴子們也絲毫沒有耽擱它們完成任務的時間。現在，讓我們假設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存在著這樣一個進化步驟，該步驟允許執行推理的神經程序擺脫實物的束縛，並轉而專門致力於對那些象徵萬物的符號進行加工，因此，這個用於計算事物、地點和原因之間關係的認知機器就可以被指派去處理抽像的觀念了。這個抽像思想的先祖也因此在那些具體的隱喻中，即一種認知遺跡中，得以拋頭露面了。
當然，萊考夫龐大的隱喻庫中的隱喻並非均源於物體、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等概念。其中的許多隱喻還源於其他一些概念，而對於早期的人類祖先來說，這些概念很可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迷念，比如，“衝突”、“植物”以及“疾病”等。而且，即使那些複雜的隱喻也是由較基礎的概念建構而成的，例如，“愛即旅程”這一隱喻中的“交通工具”可以被設想成一個沿著路徑將人送往目的地的容器。假如所有抽像思想都是隱喻性的，並且所有隱喻又都是由生物基本概念構成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借此來解釋人類智能的進化之謎了。根據這種假設，人類智能可以被理解成一種隱喻和組合論（combinatorics）的產物。隱喻允許心智使用一些基本概念，例如，“物質”、“位置”、“作用力”、“目標”等去理解更抽像的域。組合論則允許一組有限的簡單概念生成一組無限的復合概念。
隱喻之隱喻的另一個輻射效應就是所謂的“框架”（framing）現象。人類事物中的許多分歧最終並非發生在數據或邏輯上，而是發生在對問題的框架方式上。這種現象往往出現在辯論雙方“各執一詞”，或當人們需要借助“轉移範式”來理解某一事物時。我在引言中提到過一些例子，比如“入侵伊拉克與解放伊拉克”、“結束妊娠與殺死一個未出生的孩子”、“重新分配財產與沒收收入”，上述例子中的每一種對立都取決於人們對隱喻的選擇，比如，是選擇入侵背後潛在的那種“力-動態”競爭模式（即一個拮動力通過克服來自主動力的阻力而進入一個區域），還是選擇一個“解放”模式（即一個拮動力擺脫掉另一個正在阻礙主動力自由運動的拮動力）。我在第1章中之所以對動詞結構進行解釋，原因之一就是這些動詞結構表明，即使是最日常的人類行為也可以由不同的方式來框架，例如，spraying paint on the wall（往牆上噴漆，即致使油漆運動）和spraying the wall with paint（用油漆噴牆，即致使牆發生變化）所表達的意思的區別。
THE STUFF OF THOUGHT 語言與思想實驗室
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的實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最著名的認知心理學框架效應實例（我在第2章中簡要地介紹過）。實驗中，他們向受試醫生提出了下面這個問題：“一種流感新變種預計致死600人。現在有人提出了兩組抗擊疾病的方案。”其中一組醫生要對下面這個進退兩難的情況作出選擇。
假如採納方案A，你可以使200人獲救。假如採納方案B，你會有三成的把握使600人全部獲救，同時也會有七成的可能，使這600人無一倖免。你希望選擇哪種方案？
如果你和多數面對這一抉擇的醫生作出的反應相同，那麼你會選擇方案A，並放棄那個冒險的方案B。另一組醫生面對的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選擇。
如果採納方案C，400人就會死於流感。如果採納方案D，你會有三成把握使所有人免於死亡，但同時也有七成可能使600人無一倖免。你願意選擇哪種方案？
如果你也和多數面對這一抉擇的醫生的反應一樣，那麼你會寧願放棄毫無風險的方案C，而去選擇那個冒險的方案D。
不過，假如你再仔細閱讀一下這兩道難題，你就會發現，這兩組不同選擇的結果卻是完全一樣的。假如有600人不治將死的話，那麼，拯救了200人與失去了400人的結果是一樣的；一人都未能獲救與失去所有人也是一樣的。然而，醫生們在做選擇時所依據的卻是同一選擇清單的不同框架方式。事實上，這種措辭上的差別所暗示的是一種隱喻上的差別。相對於那些救治不及而身亡的人而言，被治癒的人會被識解為一種“增益”；而相對於那些從未遭受流感威脅的生命而言，死於流感的人則被識解為一種“損失”。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與對有所得的喜愛程度相比，人們對有所失的憎恨會更強烈。舉例來說，即使明知現金繳費可以享受折扣，人們仍然願意刷信用卡；但如果他們被告知信用卡繳費要支付與現金繳費所享受的折扣等額的附加費，他們便會對那筆額外費用產生強烈的反感。正因如此，人們往往會拒絕為預期收益而打賭（例如，“正面，你就不再欠120美元了；背面，你現在又多欠了100美元”）。（儘管經濟學家對這種行為大為不解，但卻成了唯利是圖的投資公司熱衷的研究項目。）就特沃斯基的實驗結果而言，醫生們作出的選擇完全可以用這種“損失規避”和“框架效應”加以解釋：“增益”隱喻促使醫生們作出了規避風險的選擇；而“損失”隱喻則促使他們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孤注一擲、鋌而走險。
儘管這個問題聽起來略顯晦澀，但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於1981年所做的這個研究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判斷框架效應的黃金標準：相同的事件、不同的隱喻、心動的決定——而且，那並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決定，它牽涉到了數百人的生死存亡。自那以後，框架影響思想的觀點被廣泛應用於人類諸多生活領域的研究。城市規劃師唐納德·施安（Donald Sch?n）認為，導致城市規劃者用對待患病植物的方法（即一種要想防止腐爛擴散就得將其徹底根除的方法）來對待居民區擁擠問題的罪魁禍首就是“城市衰退”隱喻。而施安的這一論斷則引發了20世紀60年代那場災難性的“市區重建”工程。法官邁克爾·布丁（Michael Boudin）曾指出，法官也同樣會受到諸如“毒樹果實論”（非法獲得的證據）、“政教分離”、“瓶頸壟斷”（控制諸如電網或房地產上市服務等分銷渠道的公司）等一些不法隱喻的影響。《頭腦中的隱喻》（Metaphors in Mind）是一本關於心理治療的書籍，它呼籲治療師們潛心研究病人的隱喻，比如，“我對侮辱雷達般的敏感”、“我被困在門後了”。還有一本關於企業管理的書叫《框架的藝術》（The Art of Framing），書中集中探討了如何將商業指稱為“旅行”、“遊戲”、“戰爭機器”、“生物體”和“社會”等隱喻的問題。
這些思想很多都源於“心智就是個隱喻商人”的觀念。下面讓我們來看看人類的心智究竟在哪些方面扮演著隱喻商人的角色，而在哪些方面又並不具備一個隱喻商人的資質。
隱喻的彌賽亞論
假如人們對隱喻的崇尚將迎來一個彌賽亞時代的話，那麼彌賽亞本人便是喬治·萊考夫。20世紀60年代，萊考夫曾師從於喬姆斯基，後來他另闢蹊徑，並一舉成為生成語義學和認知語言學運動的首創者。自《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發表以來（1980年與馬克·約翰遜合著），萊考夫在一系列引人入勝的論著中，以其令人瞠目結舌的洞察力對這個概念隱喻的世界進行了深度剖析，並已得出一些令人矚目的結論。
迄今為止，萊考夫是隱喻之隱喻最堅定的倡導者。他認為，隱喻並非語言的飾物，而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指出：“就其本質而言，我們所賴以思想和行動的普通概念系統是隱喻性的。”精神生活始於一些非隱喻的經驗，這些經驗就是被植入到我們機體內並與外界物質世界打交道的感覺、行動和情感。概念隱喻就是在這裡被我們大腦中的一個神經鏈所捕獲的。我們之所以能夠認識到“控制即在上面”，是因為我們有過最終佔上風的體驗；同樣，我們之所以能夠認識到“目標即終點”，是因為我們曾有過靠近目標的體驗；而我們之所以能認識到“時間即運動的物體”，是因為我們隨時都在體驗著，即隨著時間的流逝，未來的事情會漸行漸近。
但這還不是彌賽亞論的全部目的所在。既然人類的思想活動借助的是根植於物理的經驗隱喻而不是邏輯公式和真值條件，那麼這就等於說，自希臘以來的整個西方思想傳統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彌賽亞論堅持認為，由於思想根植於身體體驗，所以，推理根本不是建立在抽像規律的基礎上的，而且，一切客觀或絕對真理的概念都應該被駁回。只有處於競爭中的隱喻才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唯一法寶，它們或多或少地合宜於人們的目的。
如此說來，西方哲學將不再是關於知識、倫理和現實的永無休止的辯論，而將轉型為對一系列概念隱喻的論證。舉例來說，笛卡兒哲學基於“我思故我見”隱喻；洛克的思想基於“心智即容器”；而康德的思想則是建立在“道德即嚴父”隱喻的基礎上，等等。就連數學也難逃厄運，它不再是關於柏拉圖式的永恆真理的現實，而實質上是對人類身體和感知的締造，只不過這種感知源於沿著路徑運動的人類活動以及同樣沿著路徑所進行的收集、建構和物體測量等。此外還有政治意識形態，它同樣也無法再根據價值觀的假設進行定義，而只能根據“社會即家庭”之隱喻的競爭版本來界定。政治權利將社會比作一個由嚴父掌管的家庭，政治則被交由這個家庭的一方父母來照料。
在隱喻間進行較量的還包括人們日常的政治爭論。萊考夫主張，除非公民受約於那個“固定於大腦神經結構中”的框架，否則他們往往是缺乏理性的，甚至會無視事實。舉例來說，喬治·布什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曾向美國人民承諾稅項寬免。“稅項寬免”（tax relief）這一術語將稅收框架成一種“苦難”，而將解除稅收者框架成一個“英雄”，同時它還將妨礙解除稅收的人框架成一個“惡人”。與此同時，民主黨人也提出了一個“稅項寬免”，該版本愚蠢地沿襲了共和黨人的“稅項寬免”框架。用萊考夫的話說，民主黨的這種做法就好比要求人們“不要去想大象”（實驗證明，當人們被要求“不要去想一頭大象”時，他們卻怎麼也做不到這一點）。萊考夫認為，民主黨應將“稅收”重新定義為“用於維繫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會員費’”。就在民主黨在總統競選中慘遭失敗的第二年，即2005年，萊考夫就扮演起了“民主黨救世主”的角色。他廣泛地與民主黨領導人和戰略家們交換意見，致信其核心成員。同年，其所著的《不要去想一頭大象！》（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出版發行。這本書不僅很快就成為暢銷書，而且，它還成了自由黨人的一個護身符。
到目前為止，語言學已向心智世界輸出了許多了不起的理論思想。這些理論包括：啟迪達爾文物種起源說的“語言多樣化”觀點、為結構主義人類學和文學理論提供分析範式的“音位對立”、“語言決定論假說”以及喬姆斯基的“深層結構”和天賦的“普遍語法”。可以說，與這些偉大的理論相比，萊考夫的概念隱喻論也毫不遜色。假如他的主張是正確的，那麼概念隱喻不僅可以顛覆西方思想2500年來對真理和客觀性的錯誤依賴，而且還能為民主黨人入主白宮助上一臂之力。
儘管我本人也認為概念隱喻對理解語言和思想發揮著深刻的啟迪作用，但我還是覺得，在這個問題上，萊考夫走得確實有些太遠了。
首先，讓我們從概念隱喻的最高綱領出發，談談萊考夫對真理性、客觀性以及非體驗性推理的蠻橫漠視。公正地說，萊考夫並不是位後現代主義者或激進的文化相對論者。他相信非隱喻世界，即物質世界的存在；他相信隱喻的普遍經驗是由某種內嵌於人體並與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人之天性所提供的，而這些普遍經驗反過來又賦予了隱喻人性化的表達方式；他也相信，許多作為推理基礎的隱喻都是文化專屬的，事實上，就連他的普遍論都是一種關於“物種”的相對論：我們的知識只不過是一種適合“智人”利益和身體的工具。儘管如此，在下面這兩個相對論的標準反證面前，萊考夫版本的相對論總體上來說還是顯得有些蒼白無力。
第一個標準反證是：假如理論不描寫現實特徵的話，那麼，我們最好的科學和數學便能預言世界是如何以令人驚愕的方式運轉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指出，在準備前往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即使是那些最堅定的相對論者也會選擇乘坐根據現代物理學隱喻設計出來的噴氣式飛機，而絕不會選擇根據其他競爭隱喻設計出來的魔毯。（就像他本人所說的那樣：“如果讓我在9000米高空飛翔的噴氣式飛機上看到一個相對論者，那我會當眾為你揭開這個偽君子的面紗。”）單憑口頭上說“科學的隱喻才是唯一‘有用的’隱喻”，這種做法恐怕只會徒勞無功吧，當然，除非你能扼殺所有人對“為什麼有些隱喻是有用的而另一些則不然”的好奇心。我認為，對這一問題的一個淺顯的答案就是，有些隱喻是能夠表達關於世界的真理的。因此，即使語言和思想都離不開隱喻，也不意味著知識和真理就應該被摒棄。這倒很可能意味著，隱喻能夠客觀、真實地捕捉到現實的方方面面。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會看到它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另一個標準反證是，在努力說服其他人相信“相對真理”的過程中，相對論者們本身卻在致力於“客觀真理”。舉例來說，他們通過遊說來吸引支持者——當然是通過對事實和邏輯的整理，而不是通過賄賂或威脅；他們利用辯論和證據來回應批判者，而不是用手槍決鬥，又或者像日間脫口秀節目中的嘉賓那樣，亂扔椅子；當自己的相對論“品牌”被質疑為一派謊言時，他們會予以堅決否認，並毫不含糊地說，這個問題毫無意義。萊考夫和約翰遜的《體驗哲學》（Philosophy in the Flesh）開宗明義地寫道：
心智天生就是體驗性的。
思想多半是無意識的。
抽像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隱喻性的。
以上是認知科學的三大主要發現。先驗哲學對於理性這些方面所進行的歷時2000多年的猜測應該到此結束了。由於這些發現，哲學再也不會與從前一樣了。當這三大發現被綜合地加以認真思考時，我們就會發現，它們與西方哲學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他們說“心智天生就是體驗性的”——而不是說“我們提出一種心智天生的體驗性隱喻”。他們用“這些發現”和“這三大發現”——而不是“這些有用的框架”。他們說“與西方哲學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馳的”——而不是說“一個與西方哲學隱喻不同的隱喻”。顯而易見，萊考夫和約翰遜已經無法自圓其說。他們每一次的理論推進都是以動搖真理、客觀性和邏輯必然性的先驗性概念為前提的。退一步說，即使我們贊同萊考夫關於抽像概念是隱喻性的主張，那麼接下來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應該是“為什麼隱喻性的思想是合乎情理的”，而不應該是“是否應該徹底拋棄理性”的問題。
當我們把目光從哲學轉移到心理學上，我們就會發現，“人類思想大部分是隱喻性的”這一主張存在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事實上，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領會那些出現在他們母語中的潛喻（underlying metaphors）。根據前面所說的“煞風景論”的觀點，對當今的語言使用者來說，許多概念隱喻——即便不是大多數，也並非透明的。這意味著語言使用者有辦法玩味出那些潛在的概念：它們是用於氣候研究的抽像概念，而不是“膿包出頭”這樣的具體概念；它們是從錯綜複雜的問題中抽像出來的概念，而不是“一罐蠕蟲”這種具體概念。
THE STUFF OF THOUGHT 語言與思想實驗室
實驗心理學是“煞風景論”的天地。一些實驗已經表明，人們在理解常規隱喻時，並不是每次都要對概念隱喻尋根究底才肯罷休。心理學家波爾茲·科薩（Boaz Keysar）、塞繆爾·格盧克斯伯格（Samuel Glucksberg）以及他們的合作者們在實驗中給受試者出示了一系列句子鏈，這些句子鏈是圍繞著一個概念隱喻建構起來的，請看下面這個句子鏈：
麗莎說：“愛是個病人，我覺得我們的關係已經‘命懸一線’了。如果你總是讚賞別的女人，那我們的婚姻怎麼才能‘穩固’呢？”“那是你的猜忌。”湯姆回答說。
實驗人員推斷，假如讀者真的會考慮“愛是個病人”的潛喻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對“你染上了這種病”這樣的探針句有心理準備。也就是說，在看了前面那段包含常規隱喻的句子後，他們對“你染上了這種病”這個句子的理解速度應該比在看了下面這個不包含任何隱喻的句子後要快一些。下面我們來看看這個沒有比喻的句子：
麗莎說：“愛是一種挑戰，我覺得我們的關係遇到麻煩了。如果你總是讚賞別的女人，那我們的婚姻怎麼才能長久呢？”“那是你的猜忌。”湯姆回答說。
但實驗結果表明，這種優勢其實並不存在：第一個句子中的常規性隱喻並未加快讀者對“你染上了這種病”這樣的探針句的理解速度。這說明“愛是個病人”的潛喻並未被調用。第三種實驗的情況是，受試讀者被迫去考慮“愛是個病人”這個概念隱喻，因為實驗人員這次使用的引導句是一個非常規的新鮮隱喻句：
麗莎說：“愛是個病人，我覺得我們的關係快‘無藥可醫’了。如果你總是讚賞別的女人，那我們怎麼才能‘對症下藥’呢？”“那是你的猜忌。”湯姆回答說。
這一次，受試者非常快地理解了“你染上了這種病”這個探針句——速度就如理解某個真實的疾病感染故事一樣快。心理學家們於是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只有當隱喻是新鮮的，人們才能夠通過隱喻表達式讀取其潛在概念。當隱喻是常規性的時（就像萊考夫列舉的多數隱喻那樣），人們則會選擇直接處理那些抽像含義。
更有甚者，人們不僅會忽略隱喻，而且會質疑和低估它，他們甚至還會分析隱喻的哪些方面可以利用、哪些方面應該被忽略掉。生活中，人們還常常通過吸引聽眾對常規隱喻的注意力來達到一種幽默效果，史蒂文·萊特（Steven Wright）曾說過：“如果整個世界都是一個舞台，那觀眾該往哪裡坐呢？”或者“你媽太蠢了，她把尺子放在床邊測量自己睡了多長”，這是一個非裔美國人的笑話。下面這個例子選自漫畫《呆伯特》（Dilbert）。
Dilbert?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玩笑歸玩笑，假如人們沒有調動一種比隱喻本身更抽像的潛在的思想介質的話，那麼他們肯定無法解析那些隱喻，也同樣無法借助概念隱喻思考問題。當然，在推理一種關係時，假如人們有足夠的時間對這種關係的隱喻對應性，比如共同目的地、速度以及沿途的坎坷等方面的對等關係進行揣摩的話，那麼，將這種關係推導出來並沒有太大問題。但當人們擔心是否來得及收拾行囊，或者不知道下一個加油站會在多遠的地方時，他們的思想就會遭到嚴重干擾。在為一場辯論做準備時，我可以想像應該如何擊敗對方並捍衛自己的觀點，但前提是我不會被諸如防衛補給線、發行戰爭國債以及處理國內反戰分子等問題分散精力。思想是不能用隱喻來直接交易的，它必須通過一種更加基本的“貨幣”形式進入流通，而這種貨幣必須能夠捕捉到隱喻及其話題所共享的那個抽像概念（就“旅行”和“關係”而言，就是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就“辯論”與“戰爭”而言，就是朝著衝突前進），同時將無關緊要的概念拋棄掉。
因此，人們才能夠坦然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像“時間即空間”這樣無處不在的隱喻也不是基於時間概念的比喻，因為時間概念實際上位於空間概念所使用的大腦神經領地之外。大衛·凱默勒（David Kemmerer）的研究表明，一些腦損傷患者可能會失去理解空間介詞的能力，比如像She's at the corner（她在拐角處）和She ran through the forest（她跑過樹林）中介詞的用法，但他們卻保留了對這些介詞在表示時間時的理解能力，比如像She arrived at 1：30（她是1：30抵達的）和She worked through the evening（她整晚都在工作）中介詞的用法。其他一些病人的表現則剛好相反。這個研究結果表明，儘管時間和空間被隱喻地重疊在一起，但它們卻是由大腦的不同神經回路分別負責處理的。
不僅對隱喻的內涵的思考需要在一個更深的層面上進行，而且當我們思考概念隱喻的習得問題時，同樣需要借助一個比隱喻思想更深的思想層面。讓我們一起回顧萊考夫所借用的巴甫洛夫的理論。舉例來說，人們對“多即在上面”這一隱喻的理解是通過觀察將書堆放在桌面上，放得越多，書堆積得越高這種類似的現象得來的。然而，當我們轉向更複雜的隱喻時，這種理解方式就顯得有些荒唐了。比如，在乘車旅行中，人們並不需要通過一對傾心於彼此的遊客才能理解“愛是一次旅程”；也不一定非要看到一對荷槍實彈的辯論者，才能領會“辯論就像戰爭”。事實上，萊考夫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援引了“相似性”這個概念，希望以此作為解釋概念隱喻習得問題的一個輔助性理論：人們在通過巴甫洛夫方法（即只有朝著操場邁步，我們才能抵達它）習得了“目標即旅程”的隱喻後，然後再將這一隱喻擴展到某種浪漫的關係上，因為關係目標與物理目標（如一個操場）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不過，請注意，真正起作用的並不是物質目標，而是諸如“目標”這樣的抽像概念！是這個抽像概念界定了相似性的維度（比如，一個操場與一種浪漫願望的相似之處）。而相似性則決定了一個概念隱喻的可習得性和可使用性。一言以蔽之，人類是無法單憑隱喻進行思維的。
隱喻的背後
假如隱喻的學習和使用確實像我所說的，需要在一個更深的思想層面上處理概念的話，那麼這些概念到底是什麼？我們又是否瞭解它們呢？傑弗裡·格魯伯（Jeffrey Gruber）在他的概念隱喻理論中曾提到過一些這樣的概念。傑弗裡·格魯伯是萊考夫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學。較之萊考夫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格魯伯的理論顯得更溫和一些，該理論後來得到了他們的另一位校友傑肯道夫的進一步發展。
其中的主要現象在第1章有所介紹：動詞，例如go、be和keep，不僅可以被用於表示“位置”，比如，The doctor kept Pedro at home.（醫生讓佩德羅待在家裡）；還可以被用於表示“狀態”，例如，The doctor kept Pedro healthy（醫生維持了佩德羅的健康）；表示“擁有”，例如，Pedro kept the house（佩德羅保管了房子）以及“時間”，例如，Pedro kept the practice session at noon（佩德羅堅持中午練習）。在此基礎上，傑肯道夫指出，在物質性和非物質性的交叉使用過程中，只有一部分含義被這些動詞保留了下來，而其他部分的含義則被它們給丟掉了。那麼，什麼樣的含義才會被保留下來呢？傑肯道夫認為，被保留下來的那部分含義就是“空間”（spatial）和“力-動態”（force-dynamic）概念的“骨架”，就像我們在第1章和第3章中探討過的那些概念那樣：事情、物質、集合體、地點、路徑、主動力、拮抗力、目標、手段，等等。被保留下來的概念骨架在交叉使用過程中被一個隸屬於某個語義場的符號，比如位置、狀態、擁有或時間等冠以名稱。舉例來說，在He kept the money（他保留了那筆錢）中，隱藏在動詞keep（保留）背後的那個概念骨架就是指“一種抵制主動力離開的拮抗力”，這個“骨架”被命名為“佔用”。而在He kept the book on the shelf（他把書存放在書架上）中，隱藏在同一個動詞keep（存放於）背後的概念骨架並沒有發生變化，但在這個語境中，keep卻被“位置”所命名了。
語言的隱喻味道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去往”、“地點”和“主動力”等諸如此類的骨架性概念始終保持著與物理推理之間的聯繫。它們被人們最容易獲得的那些對運動物體的體驗觸發；在被用於抽像含義之前，它們常被兒童當作空間含義使用；它們很可能是從靈長類動物的祖先用於物理推理的大腦神經回路，並由此進化而來。然而，由於它們參與的是即時即地的思想活動，因而成了一些抽像符號且無須隨身攜帶物質意象的光環。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些概念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喻，至少不是萊考夫所說的那種隱喻。
就此，人們可能會問：如果一個概念隱喻背後的概念最終只是一些像x、y、z這樣的抽像符號，那麼，它們是如何在一個成人的心智中起作用的呢？在歷史、發展或進化過程中，假如人類頭腦中存在的與現實空間有關的全部內容都被沖刷掉了的話，那為什麼原本專屬“位置”的心理機制會被用於“佔有”、“環境”或者“時間”等概念的心理加工呢？
上述問題的答案就是，人類大腦不僅擁有推理工具，它還能將這些推理工具從物質世界推廣到非物質世界，並在其中發揮同樣的作用。舉例來說，假如A將B移向C，那麼說明，B之前並不處於C的位置，儘管現在如此；同理，假如A沒有發起這個運動，那麼B目前就不會處於C所在的位置。這個三段論所牽涉的實際上是一個“時-空-因果”關係。現在問題的關鍵是，這個“時-空-因果”關係的三段論同樣也適用於“佔有”。比如，如果A將B交給C，那麼說明，B之前不歸C所有，儘管現在如此；同理，如果A沒有發起這個行為，C當前就不會佔有B。這說明，一個具有空間推理能力的有機體如果能夠探測出“空間”內容的規律的話，那麼它便自動獲得了對“佔有”進行推理的能力，即對“佔有”的未來和過去作出與“空間”同樣的推理能力。
當然，將空間域推理拓展到“佔有”域以及其他抽像領域的推理只能到這個程度為止。原因是，物理空間是三維連續體的，而“佔有”是一維的，即要麼擁有要麼沒有。鑒於此，隱喻“給予即移動”也並非總是合理的：你無法向上或朝前給予，你也無法在未接近一個人之前就把東西親手交給他。但如果部分空間規則被轉嫁到“佔有”域，同時其他部分被刪掉的話，那麼人們至少擁有了對“佔有”進行推理的基礎。
時間、狀態以及因果關係也都同理。由於時間的維度與空間的維度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設法利用認知空間的手段來認知時間（條件是，時間是一維的且未來不同於過去，就像我們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樣）。一般來說，任何一種處於連續體中的變量，從健康到智力乃至國內生產總值等，都可以由空間心理機制來處理。按照這種推理方法，“力-動態”的認知機制與反事實邏輯（“如果沒有拮動力的作用，主動力會待在原地不動”）之間的相同之處已經足以使它勝任框架抽像因果思想的使命（“如果沒出那件醜聞，梅爾文還會是州長”），即使它已經失去了民俗物理學意義上的內容。這就是有關空間和力的語言在人類話語中無處不在的原因：生活中，幾乎沒有什麼事情不能被變量和變化的因果關係刻畫。
根據上述觀點，我們完全可以從類比（analogies）的角度來看待隱喻——它們支持“A之於B猶如X之於Y”的推理形式。儘管許多暗喻和明喻只對知覺的相似性進行評論（如“夕陽餘暉中的雲朵就像白灼的蝦”），但那些更有意義的隱喻則能影射出喻體的組成方式。喻體（source，如一次旅程）可以被分解成一些基本成分（A、B、C）。隱喻將這些成分對等地分配給本體（target）成分（如一段浪漫關係）：A之於X, B之於Y, C之於Z。然後，某個與喻體中的成分A相關的概念，比如B，被用來在本體中挑出一個與之類比相關的概念，比如Y。在旅行中，人們有時不得不經過崎嶇的道路才能到達目的地。而愛與旅行相似的地方就在於，人們對戀愛關係的體驗好比他們在旅途上的體驗，且戀愛雙方的共同目標就好比旅行的目的地。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如果一對戀人想要實現共同的目標，他們就必須做好忍耐各種衝突的心理準備。
這也正是萊考夫的主張，即概念隱喻不只是文學飾品，更是推理的幫手——隱喻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東西。當然，隱喻不僅有助於淺顯的日常推理，例如，“如果你把東西給出去了，你就不再擁有它了”或者“如果你遇到一次矛盾就抽身了，那你永遠也不會獲得一種令人滿意的關係”，而且也有助於複雜推理。唐納德·施安曾講述過一個關於設計師在設計第一隻人造豬鬃刷時所遇到的技術困難的故事。與天然豬鬃刷相比，人造豬鬃刷這種新型刷子刷漆時刷得不夠均勻，工程師們絞盡腦汁（比如，變化直徑，使之像天然鬃毛那樣分叉）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正在設計者們一籌莫展之時，突然有人靈機一動：“我想起來了，油漆時刷子實際上就是個油泵！”設想，當刷子被彎曲地壓在物體表面時，油漆就會從鬃毛的空隙間被擠壓出來，這些空隙所起的作用就像是水槽或管道。當一支天然刷子被彎曲地壓在牆面上時，刷毛所形成的是一條漸進式的弧線；而當一支人造刷子被彎曲地壓在牆面上時，刷毛所形成的卻是一個銳角，這個銳角會阻礙油漆從縫隙間形成的通道中流出，就好像澆花用的軟管被一簇頭髮堵住了一樣。據此，設計師們對人造毛刷的密度進行了分層次的調整，通過這種調整，人造刷子的彎曲度變得更加柔和，塗抹效果也因此更加均勻了。可以說，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那個關於“泵”的比喻，借助這個比喻，設計師們更新了自己對刷子這一概念的認識。換言之，在他們心中，刷子已經由一個簡單的塗抹工具變成了一個擠壓液體的油泵。（順便一提，請回顧一下我們在上一章中探討的那些關於隱喻是如何利用名詞和介詞的幾何原理的內容。）
施安的油漆刷故事表明，類比的威力並非源於人們對相似成分的關注（人造豬鬃與天然豬鬃相仿，既然天然豬鬃末梢是分叉的，那麼就讓我們把人造豬鬃的末梢也分開吧），而是源於人們對相關成分之間的關係的關注，即使這些成分本身風馬牛不相及。從外觀上來看，漆刷與油泵並無任何相似之處，但刷子各部件間的關係卻與油泵同理：刷毛之間的空隙就好比一個軟管內部的空間；被壓彎的刷子迫使油漆通過這些空隙所形成的通道流出去的方式和擠壓油泵的腔體使其中的水通過軟管噴出去的方式是一樣的，等等。心理學家黛德·金特納（Dedre Gentner）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已經證明，對關係的關注是類比力成為推理工具的關鍵。他們注意到，許多科學理論最初都是被作為類比來表述的，不僅如此，類比往往還是理論的最佳解釋方式：重力像光、熱像液體、進化像選擇性繁殖、原子像太陽系、基因像加碼的信息，等等。儘管如此，科學要想有效地利用一種類比，就不能僅僅將喻體與本體之間的對應關係應用於兩個相似的部分上，還必須應用於各部分之間的關係上，而且最好是應用到關係與關係之間，甚至是關係與關係的關係之間。
下面我們來舉一個這方面的例子。早在19世紀，法國物理學家薩迪·卡諾（Sadi Carnot）就提出了熱力學原理，用它來解釋熱力發動機的工作原理，即為什麼溫度的變化可以被轉化成機械能的問題。（以蒸汽發動機為例，處於封閉汽缸一端的加熱蒸汽會膨脹，並將活塞推向另一端。但只有當另一端是冷卻的，活塞才有可能發生運動，並壓縮氣體；如果另一端不是冷卻的，進入該端的蒸汽就會被抵擋回去，導致活塞無法運動。）卡諾的熱力學原理利用的是一個“項對項”（point-by-point）的類比，他將兩個連接汽缸間的熱量轉移比作向下墜落的瀑布水流。瀑布頂端與底部之間的高度差對應於汽缸的冷熱溫差。瀑布頂端的水量對應於汽缸加熱端的熱量。瀑布的最大有效功率取決於高度差和頂端的水量，同理，蒸汽機的有效功率取決於溫差和加熱體中的熱量。假如我們採用方框-箭頭示意圖來說明這兩個系統間的依賴和因果關係的話，除標籤不同外，兩個圖形的幾何形狀是完全一致的。
卡諾仔細地對兩個系統中的不同項進行了一一對應的派對（例如，加熱體中的熱量與瀑布頂端的水體積的匹配等）。他主要關注的是對應項之間的關係（熱量的溫差、水的高度差等），而不考慮每一項的個體特徵，比如，水是透明的液體，或物體加熱會變紅等。他也不受兩個系統中項與項之間的親疏關係的干擾，例如，水本身可以是熱的或蒸汽引擎需要用水等。（事實上，呆伯特的老闆在考慮“老鷹使用軟件”時，就是受到了這種事實的干擾。）
金特納及其合作者邁克爾·傑茲奧斯基（Michael Jeziorski）指出，要想在科學中有效地使用類比推理，心智訓練必不可少，但這種訓練並非易事。科學時代到來之前，大多數實踐者和偽科學者們被事物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武斷地搭配隱喻關係，弄錯了本體與喻體之間的聯繫。例如，煉金術士將太陽類比作黃金，因為兩者都是黃色的；將木星比作錫，因為木星是宇宙之神，而據說宇宙是由錫構成的；將土星比作鉛，因為它移動緩慢，重得就像鉛一樣，另一個原因是，鉛也是黑色的，像漆黑的夜晚，而漆黑的夜晚被比作死亡，由於土星離給予人類生命的太陽最遠，這使得土星成了死靈騎士。人們曾一度認為，這些將隱喻和轉喻性的典故堆積在一起的方法令隱喻系統更有說服力。然而，根據現代科學標準，這種做法反而降低了隱喻的可信度。
在當今社會中，一些朦朧的象徵、膚淺的類比、詭辯的設計等成了各種騙術的代名詞。例如，順勢療法中的“以毒攻毒”原理（比如，利用從洋蔥中提取的藥劑治療花粉熱）、民間醫術中的“以形補形”（比如，用犀牛角粉治性功能障礙）；再如，猶太神秘哲學中利用一個與字母相匹配的數字來解讀其意義的做法，伏都教中用針刺貌似仇人的娃娃和其他形式的感應巫術等。
鬆散、重疊的類比手法也是學術寫作和教學不嚴謹的標誌之一。比如，忽而將免疫系統比作一個哨兵，忽而又將它比作一把鎖和鑰匙；哦，對了，忽而它又被比作一個垃圾清理工！與這種做法恰恰相反，在描述含義的匹配關係時，學風嚴謹的科學家們會選擇最精確的概念進行類比，並設法將那些誤導性的匹配關係排除在此類比之外。在《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中，理查德·道金斯對雌雄選擇是如何成就鳳凰雀那巨大且艷麗的尾巴這一問題進行了精彩論述。道金斯注意到，在進化過程中，雄性用於吸引雌性的特徵會發生很大變化，這是因為雌性喜歡的穩定的尾長組合多種多樣，而普通群體的實際尾長卻只有一種（這本身就是挑剔的雌性祖先偏愛的尾長與最適宜飛翔的尾長的妥協）。這種現象在數學上被叫作“平衡線”（a line of equilibria），要知道的是，為了確立這種平衡線的成立條件，數學家們需要借助於深奧的方程式。而道金斯對這種現象卻作出了如下別具一格的解釋：
假設一個房間裡同時放置了一台加熱器和一台冷卻器，每台機器都有各自的自動調溫裝置。兩台機器的溫度已被設定好，以確保房間始終處於同一固定溫度，即21℃。一旦室溫低於21℃，加熱器會自動開機，同時，製冷機會自動關閉；一旦溫度高於21℃，製冷機會自動開機，加熱器則會自動關閉。請注意，這裡的&鳳凰雀尾長的類比項並不是這個室內的恆溫（始終保持21℃不變），而是那個用於維持這一恆溫的總耗電率。&這樣類比的原因是，我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辦法來獲得所需的恆溫。我們可以讓兩台機器同時大功率地工作，讓加熱器輸送出大量熱氣，再讓製冷器全力將多餘的熱氣中和掉；或者讓加熱器少輸出一些熱量，讓製冷器相應地減少中和熱量的工作量；或者還可以讓這兩台機器幾乎都不工作。&顯然，從節省電費的角度出發，後者是最令人滿意的。然而，就保持恆溫這一目標而言，任何一種切實有效的方法都同樣令人滿意。我們所擁有的是一條由很多平衡點構成的平衡線，而不是一個單一的點。&
在我加了下劃線的表述中，道金斯預測到了讀者們很可能會錯誤地將世界中的實體和類比中的實體聯繫起來，他其實是希望將讀者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那些有目的的對應點上。
卡諾、施安和道金斯等使用的這些合理的科學類比向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人類自以為對知識領域中的真理最有把握，那為什麼隱喻和類比還會在此大顯身手呢？如果僅就空間和力的隱喻來說，這並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因為隱喻和類比在這裡只是被用來討論變量和因果關係變化，它們本身就是一種普遍的科學語言。但當涉及更加複雜的隱喻時，它們的實用性就有些不可思議了。它們到底對這個世界做了什麼，或者它們到底對人類做了什麼，使得我們竟然允許自己利用加熱器和製冷器來重新認識鳳凰雀的尾巴造型？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萊考夫曾經說過，我們所擁有的科學知識以及其他所有知識都會受到隱喻的限制，這些隱喻可能會或多或少地適用於或適宜客觀真理，但它們絕不是對客觀真理的精確描述。哲學家理查德·博伊德（Richarel Boyd）的表述則截然相反，他寫道：“隱喻的運用是科學界為完成將語言納入世界之因果結構的任務所採用的眾多手段之一。我所說的‘將語言納入世界之因果結構’的任務是指引進術語和限定現有術語用法的任務，這麼做就是為了使那些描寫和解釋世界因果關係的語言範疇能夠為我們所用。”
博伊德認為，科學隱喻是一種日常加工版本的隱喻，在這一過程中，隱喻被迫去填補語言中的詞語空白，以rabbit ears（兔子耳朵）為例，這個詞被用於指稱電視機頂部支出去的兩根天線。由於科學家們不斷發現新的、未被英語命名的實體，所以他們經常會開發一個隱喻，以此為這些實體提供一個所需的標籤：進化論中的selection（選擇）、地質學中的kettle pond（釜塘）、遺傳學中的linkage（連鎖），等等。不過，它們並不受隱喻內容的束縛，因為這些詞所表達的全新的科學含義與它們在日常語言中的含義是不同的（它們是一種一詞多義的關係）。一旦科學家對一個本體現象有了更加深刻細緻的瞭解，他們就會突出該隱喻中那些應該引起重視的方面，並同時將那些應該被忽略的方面淡化掉，就像道金斯的“加熱器-製冷器”隱喻那樣。該隱喻最後將演變成為一個既包含本體現象又包含喻體現象的抽像概念的技術術語。下面這個事實是每個科學哲學家都心知肚明的，但它卻常常引起外行人的誤解：科學家們在開始調查研究之前是不會“認真定義他們的術語”的。相反，他們會隨便使用一些單詞來指稱一種世界現象，隨著他們對這個現象的瞭解的加深，這些單詞的含義也會變得愈加精準（詳見第5章）。
但這並不等於完全回答了為什麼隱喻會發揮作用的問題。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科學類比都能引導我們推論出正確的結論，而不僅僅是quark（夸克）或Big Bang（宇宙大爆炸）之類令人難忘卻未及詳情的標籤呢？博伊德指出，對於那些以單一性狀或本質為特徵的事物來說（例如，作為H2O的水），科學隱喻往往是可有可無的。但對於那些由多部件、多屬性構成且只有通過協調工作才能維持穩定的複雜系統（博伊德稱其為“自我平衡性集群類型”系統）來說，科學隱喻卻是不可或缺的。博伊德的基本觀點是，複雜系統中存在著一些統領性的法則，這些法則支配著自然界中的多變現象。有一套法則用於解釋為什麼太陽能系統、原子、行星和它們的衛星以及拴在桿上的球體等能夠進入一種穩定的運行模式。另一套法則用於解釋生態系統、人體與經濟體的相似性：比如，這三個系統均須吸收能量、均有內部功能的分工且資源均得到回收。第三套法則用於解釋動物調節血糖、恆溫器調節室溫、巡航控制裝置調節車速的反饋回路。在這些法則的範圍內，當科學家們對這些法則支配下的系統進行研究時，他們就會發現這些法則的基本屬性。而且，他們既有權將隱喻用作該系統的標籤，也有權將隱喻當作從一個熟知的領域到一個半生不熟的領域的類推手段。
在科學的日常行為中，這一切還為科學辯論留下了廣泛的空間，比如，一種現象是否真的是一個以其隱喻性標籤命名的系統實例，或者相似性是否只停留在隱喻性的術語上等問題。沒有人懷疑眼睛的晶狀體與望遠鏡鏡頭是透鏡的兩個實例，而不是把望遠鏡作為眼睛的“隱喻”。在“遺傳密碼”中，沒有什麼是以隱喻的方式存在的：代碼是一種映射方案的信息論術語，它把“病毒密碼”和“DNA”作為特例納入其中。但問題是，認知心理學專家是否把計算機作為心智的一種“隱喻”呢？或者，我們是否可以說（我相信可以）人類心智“直接”參與了計算呢？人類心智是否也像商業數字計算機那樣，是這個“計算系統”的一個範例呢？
可見，隱喻在語言中的普遍存在並不意味著所有思想活動都基於身體的體驗，也不意味著所有概念都只是競爭的框架，而不是能夠證實的命題。概念隱喻只有被分析成因果、目標、改變等構成實際思想傳播的抽像概念要素時，才能被掌握和運用。對科學隱喻系統的使用表明，隱喻是語言適應現實的一種方法，反之則不然。隱喻能夠捕捉到世界的真正法則，而不只是將人們熟悉的意象投射到這些法則之上。
概念隱喻的現實主義解釋闡明了隱喻和框架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出於對其認知理論的忠誠，萊考夫指出，“在公眾心目中，框架勝過事實”，而且，那些主導框架都是由當權者為滿足自身利益而強加給事實的。這是一個謙遜的、憤世嫉俗的政治理論，其言外之意是，普通老百姓傾向於不加選擇地輕信，而政治辯論不可能，而且也不應該是關於政策和人的實際優缺點的。但萊考夫的政治理論並不比他的科學知識理論更遵循概念隱喻的本性。隱喻和它們的框架並不“固定在人的大腦神經結構裡”，而是可以被檢查、懷疑，甚至嘲笑的（還記得前面提到的伍迪·艾倫將自己的下巴放在某個傢伙的拳頭上吧）。假如真的有哪個政客接受了萊考夫奧威爾式的建議，將“稅收”改名為“會員費”，那麼，我們就不難想像人們表達對他的嘲諷時所發出的狂笑聲了。（事實上，在1949年所著的著名的《政治與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短評中，奧威爾選擇了“擴充財源”一詞來代替“增加稅收”，“擴充財源”後來也因此成了一個惡名昭彰的委婉語。）人們並不是一定要聽過“稅項寬免”的比喻才能感覺到稅收之痛，我懷疑自從稅收誕生之日起，這種傷感就已經存在了。那麼，框架真的總是勝於事實嗎？萊考夫提出這種觀點的依據是，人們並不覺得寬免稅收會使他們的生活真的富裕起來，因為他們認為聯邦政府減稅所節省下來的全部收入都將被地方稅收的增加和一些私人業務所抵消。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這個事實就必須經過驗證，方可作為一個數字證據。同時，我們既要正視人們的感覺，又不能完全輕信這些感覺，比如，人們會覺得部分聯邦稅收被用於地方建設項目、企業福利、官僚浪費等。許多民主黨人指責萊考夫是在企圖重新打造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主義，並沒有提出什麼令人信服的新思想。他們認為，萊考夫的這種做法是對選民的輕蔑。
那麼，框架方式影響信仰和決策，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嗎？答案是肯定的，但這並不等於說人是不理性的。例如，就一句話所涉及的情景而言，儘管幾種不同的框架方式均有可能符合這句話所描寫的事實，但不同的框架方式對其他未被提及的事實所作出的承諾卻很可能是不同的。正因如此，不同的競爭框架會受到檢驗和評價，它們並不是僅靠誘惑力或者迫於壓力才得以傳播。就那個最明顯的“稅項寬免”的例子來說，“稅收”和“會員費”並不是對同一個事物的兩種不同框架方法：如果你不支付會員費，會員組織只會停止為你提供服務；而如果你不納稅，執法人員就會將你送進監獄。同樣，“解放”和“入侵”也不能被實質性地互換使用。“解放”意味著大部分民眾對當前統治不滿，對抵達的軍隊表示歡迎；而“入侵”的意思則恰恰相反。如果辯論者採用上述兩種方式來框架同一起事件的話，那麼他們實質上是在爭相預言一個未被觀察的事實，這就好比科學家試圖通過對相同數據的反覆核查來爭相推進理論一樣，而這些理論實際上是要由新的實證測試來驗證的。
即使在框架的黃金標準中，特沃斯基-卡尼曼流感問題的框架也不是真正的同義詞。關於“200人會獲救”的描述是指那些因治療而倖免的人。這與由於其他不同或不可預見的原因（比如，流感實際上並沒有預測的那麼有殺傷力，或者醫生會想出替代療法等）而倖免的人是不相矛盾的。它意味著，至少200人能夠倖免。而另一方面，那個“400人將會死去”的方案不計死亡原因地囊括了所有死亡人數。這就意味著，倖存者不會超過200人。
有時候，不同的框架也會選擇相同的事實，但它們所採取的策略卻不同。將“殺死一個未出生的孩子”框架成“墮胎”意味著，在邏輯和道德上，墮胎合法化與殺嬰合法化是一致的；將“限制選擇”框架為“醫療國有化”意味著，它與允許政府限制其他人的選擇是一致的。人們可以通過論證這些框架背後所隱含的一般規律來玩味這些框架：墮胎可以合法化而殺嬰卻不能，這是因為早期胎兒被武斷地當作孕體（我們不把孕體的死亡判定為違法）。國有化醫療保險可以被強制，而其他私人選擇卻不能，這是因為“國有化醫療保險”屬於一類有公共後果的選擇範疇，就像警用防護和垃圾清理，我們已經強制人們付費了。針對任何一種隱喻，我們都可以通過對哪些相似方面應認真對待，哪些方面不予理睬的發問來評價一對競爭框架的優缺點。
人肯定會受到框架的影響，正如我們從數百年來人們對修辭和遊說藝術的評論中所瞭解到的那樣。隱喻，尤其是概念隱喻，是一種基本的修辭、日常交流和思想的工具。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必須受這些隱喻奴役，也不意味著人們對隱喻的選擇只是品味或教化的結果。隱喻就是歸納：它們把一個特例歸入到某個包羅萬象的範疇中。正如不同詞語可以描寫相同物質、不同語法可以生成同一種句子變體、不同科學理論可以解釋同一組語料那樣，不同隱喻同樣可以框架相同的情景。也正如其他歸納法一樣，隱喻的預言可以被測試，它們的優劣性（包括它們對世界的仿真度）也同樣可以受到審查。
善、惡、丑
在我們轉向隱喻思想是否真是自然而然出現在人們心中這一問題之前，讓我再從人們所熟悉的詩歌、文學作品、辭藻華麗的演講中的文學手段入手，考察一下隱喻之隱喻的喻體，即“隱喻”本身，以便為本章討論的隱喻之隱喻問題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顯然，文學隱喻表明的是喻體與本體的相似性。“朱麗葉，就像太陽，照亮了我的心。”“生活，就像舞台，人們扮演著各種各樣的角色。”乍看起來，文學隱喻就像一個濃縮了的明喻。不過，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我們將一個隱喻變成明喻，那就等於耗盡了它全部的生命和活力。“那扇窗子就像太陽升起的東方，而朱麗葉就像那太陽”、“世界就像一個舞台，天下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演員”，這也太無聊了吧。文學隱喻的特色必定源於某些額外的因素，正是這些額外因素為事物特徵間的純粹搭接增添了情趣。不僅如此，這些因素還必須使文學隱喻的表現力比日常概念隱喻（例如，“她駁倒了我的證據”[She shot down my argument]，或者“我們的關係已走到盡頭了”[Our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anywhere]等）更加淋漓盡致。
這些額外因素之一就是隱喻的句法。通過將一個實體的特徵表述為一個名詞短語謂詞（或僅僅用這個名詞短語指稱那個實體），隱喻所徵集到的是一個範疇或者一種類型的語義。正是這個語義取消了我們在第3章中提到的那個Boys will be boys（男孩就是男孩）的結構重複性，也正是這個語義使得喬納森·米勒可以巧妙地回答說自己只是個猶太族，而不是一個猶太人。在預言主語時，名詞短語傳達的是一種特質，這種特質讓人覺得它關係到該主語的存亡。這種特質定義的是一個範疇，相比於對特徵的純粹歸因，這個範疇對主體的分類顯得更深刻、更持久，意義也更深遠，比如，“律師是條鯊魚”的言外之意遠遠大於“律師像條鯊魚”。
隱喻是一種斷言身份的方式，而不是單純地進行比較。正因如此，萊考夫主張，我們實際上是利用隱喻來思想。這也是他提出文學隱喻與日常隱喻並無本質差別的真正原因所在。在一部與人文學者馬克·特納（Mark Turner）合著的、極具見解的有關詩學隱喻的書中，萊考夫指出，詩學隱喻也常常會用到日常的概念隱喻，但它利用的是那些一般被省略的元素，並以非同尋常的方式或者一個接一個地將相關隱喻並置起來，以此來充實細節。舉例來說，當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談及那條“未曾選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時，他所闡述的概念隱喻就是“生活即旅行”，這也是我們在日常話語中常見的，比如，I’ve come a long way（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再如，He had to get out of the fast lane（他不得不擺脫忙碌而快節奏的生活）。
在該書的書評中，傑肯道夫（還有學者大衛·亞倫[David Aaron]）對這個等式提出了挑戰。他們指出，人們不僅會區別地對待詩學隱喻和字面斷言，而且還會將詩學隱喻從日常隱喻中區分出來。文學隱喻是一種特殊的隱喻，因為它們喚起的是一種不符合常規的感覺——那是片刻的戰慄，那一刻聽者要對那些乍聽起來似乎毫無意義的東西苦苦地思索。（他為什麼要把一顆行星等同於舞台呢？為什麼選擇了一條人跡罕至之路就會有“天淵之別”呢？）證明這一點的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首先承認這種非常規性，然後再指出其中的隱喻相似性。就詩學隱喻而言，其最終結果聽上去都是非常合理的，因為它們所揭示的是隱喻的邏輯。
毫無疑問，世界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舞台，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說襁褓階段是第一幕。
毫無疑問，人也並不是真正的天體，但如果是，你就可以說朱麗葉就是太陽。
毫無疑問，生活並不是一條真正的道路，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說最好選擇一條人跡罕至的路線。
但這種方法並不適用於字面陳述。傑肯道夫和亞倫對《利未記》（Leviticus）中的一節——“生命體的生命存在於血液中”進行了認真探討。對我們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文學隱喻，它是由概念隱喻“生命是流動的體液”、“死亡就是喪失體液”衍生而來的。這個隱喻還衍生出了諸如She feels drained（她感到筋疲力盡）、My juices were flowing（我熱血沸騰）、His life ebbed away（他已經油盡燈枯了）等表達式。古希伯來人將心智功能毫不誇張地歸因於人體器官和生命物質。《利未記》中的這一節指的是一則消費動物血液的禁令。現在讓我們用上面的那個“試金石”來驗證一下。
毫無疑問，生活並不是一種真正的體液，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說它在血液中流淌。
儘管我們會贊成第一部分的說法，但古希伯來人卻不會。這證明了，將一個隱喻的內容當作確實的信仰與將該隱喻理解為一種文學手段是完全不同的。它同時還證明了，這一差別是可以通過前面那個“並不是真正的”測試來判斷。
上面那個測試還表明，日常概念隱喻與文學隱喻的工作原理也不盡相同。
毫無疑問，時間並不是真正的位置，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說，我們正走近聖誕節。
毫無疑問，目標並不是目的地，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說，我還沒有到達完成這本書的目標。
毫無疑問，愛並不是一次真正的旅行，但假如是，你就可以說，我不喜歡我們感情的發展路線。
這些句子都是不符合邏輯的推論。儘管第一部分中陳述的那個非常規性是真的，但它似乎與第二部分毫不相干。因為第二部分的表達根本沒有被詮釋為隱喻，它不過是一種將思想標準地編碼於語言中的方法而已。
新文學隱喻中的非常規性是使隱喻“言之有物”的另一個額外因素。一旦搞清楚潛在的相似性，聽者會迅速地將這個非常規性排解掉，不過，起初的遲疑和隨後的集思廣益都會傳達一些額外的東西。這意味著，在單調的日常生活中，相似性並非顯而易見。而且通過將其強加於讀者的注意力，作者所要呈現的是真實的信息。我們在第2章討論激進語用學時遇到過這種效應：字面解釋與預期解釋間的張力能夠傳達一個第三方信息，這個信息可用於粗話、幽默和潛台詞。
文學隱喻的第三種風格源於喻體及其滲透到本體中的情感色彩。萊考夫將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話“我已經爬到了權力之柱的頂端”解析為“他已經通過努力獲得了地位，已經承受了暫時的挫折，取得了不能再高的地位，而且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就會失去這個地位”。萊考夫的詮釋中缺少的是一句嘲弄的潛台詞：政治競爭很可能是令人生厭的、玷污名譽的，而且終究是毫無意義的。在那些更富有詩意的隱喻中（例如納博科夫的“連雀的幽靈/兇手便是那片窗玻璃投射的碧空幻影”），情感色彩隨處可見：影子的空靈、反射的虛幻以及幻覺的出賣、漫不經心投射在玻璃窗上的死亡警示、一個毫無戒心的可愛生靈意外的悲慘結局，等等。這些盤根錯節的引喻也標誌了文學隱喻與科學類比的一個關鍵區別。儘管這些多層次的、充滿情感色彩的相似性豐富了詩的內涵，但它們卻妨礙了我們對科學的理解。
據說，理解事物的最好方法莫過於證偽，若果真如此，我們倒是可以通過一些糟糕的幽默來深刻理解文學隱喻了。多年來，《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目錄的下方有一個叫作“Block That Metaphor”（阻止那個隱喻）的專欄。該專欄會轉載一些小城鎮出版物上牽強而可笑的典故。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那些廣為流傳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類比”（World's Worst Analogies），它們通常被視為世界各地英語國家的高中生們的傑作，獲勝者可以進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比賽。請看下面三個例子。
約翰和瑪麗從未謀過面。他們就像兩隻素昧平生的蜂鳥。
她的眼睛像兩個中間嵌著大黑圓點的棕色圓圈。
雷聲是一種不祥的聲音，那聲音很像話劇院上演雷雨場景時後台搖晃金屬薄片發出的聲音。
在上述隱喻中，對喻體的瞭解絲毫也不會增進人們對本體的認識，所以它們不能通過支持推論的測試。再來看看下面這些隱喻。
她的約會倒是挺開心的，但她也明白，如果她的生活是一部電影，那麼這個男人只會以“第二個高個子”這樣的名字被埋沒在演職人員表裡。
即使是在生命最後的那些日子裡，祖父的心扉仍然像一個捕獸夾那樣緊鎖著，因為被忽略了太久，它已銹死了。
他的話語充滿了智慧，而這智慧只能源於經驗，就像一個人在觀察日食時，曾因沒有使用帶孔的盒子而導致失明，現在卻走遍全國各地的中學，為學生們講解不使用帶孔的盒子觀察日食的危害性。
在這裡，隱喻的小創作者們挖空心思地對喻體進行解釋，但由於解釋得過於詳盡，他們沒有留下任何非常規性的東西以供讀者去揣摩，因此沒有讀者願為這份修辭買單。讓我們再來看看下面的例子又怎麼樣呢？
30年的婚姻被他老婆的出軌毀於一旦，這個出乎意料的消息讓人大跌眼鏡，好像先前免收手續費的自動提款機突然要收費了一樣。
芭蕾舞女優雅地踮起腳尖，一條纖細的長腿向後舒展著，就像一隻消防栓旁邊的狗。
麥克布萊德從12樓跌下，砸到人行道上，就像一個裝滿蔬菜湯的大袋子。
這三個例子中的類比一覽無遺，信息量甚至更豐富，但喻體的情感色彩與本體的情感色彩嚴重衝突，以致無法實現兩者間互相滲透的目的。
隱喻與心智
既然已經瞭解了隱喻在科學、文學和推理中能做和不能做的，現在讓我們重新回到本章一開始提出的那個問題：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創造和掌握隱喻到底有多難？任何一個隱喻和類比都必定有一個出處，它們有可能是出於文人墨客之筆，隨後成了世代相傳的家珍。但鑒於它們在語言中普遍存在，它們似乎更有可能是人類心智運作的自然產物。如果真是這樣，在人們對類比或概念隱喻的表面差別和深層對等進行感知的過程中，我們應該能夠捕捉到對它們的加工機制。
THE STUFF OF THOUGHT 語言與思想實驗室
人們對“快樂是向上”這樣的簡單隱喻的感知基於單一的維度，這一點很容易在實驗中得到驗證。當受試者看到屏幕上的單詞並被要求說出哪些是褒義詞（如敏捷的、優雅的、真誠的），哪些是貶義詞（如尖刻的、浮躁的、粗俗的）時，他們對出現在屏幕上方的褒義詞或屏幕下方的貶義詞的識別速度要快一些，反之則較慢。當他們看到“亞當給你傳信兒”這樣的句子時，手會迅速地移向身邊的驗證鈕；當他們看到“你給亞當傳信兒”這樣的句子時，手的移動速度則會緩慢一些。而當他們被要求對上述這兩種句子作出反應後，迅速將手從驗證鈕上挪開時，情況正好相反。這就好像手的生理運動與信息的隱喻性運動先天就屬於同一個心理空間一樣。當實驗人員用“佔有”和“捐贈”進行實驗時，受試者對“邁克出售土地給你”和“你出售土地給邁克”以及“狄安娜為你花時間”和“你為狄安娜花時間”的身體反應速度的情況和前面“傳信”中的兩種情況完全一致。
心理學家萊拉·博格迪特斯基（Lera Boralitsky）以及合作者們所做的一組精巧的實驗表明，人們也會根據“時間即進程”和“時間即遠景”的隱喻來感知空間隱喻。請記住，“進程”和“遠景”這兩個概念是不兼容的，它們會導致時間句的歧義。舉例來說，“星期三的會議提前了/前移（moved forward）兩天”，這句話可以理解為“會議時間已改到星期一”，因為如果我們調用的是“時間即進程”這一隱喻，那麼“前移”更符合時間朝著我們自己的方向前進——一直處於行進中的事件現在離我們越來越近了。這個句子也可能被理解為“會議時間已改到了星期五”，因為如果我們調用的是“時間即前景”的隱喻，那麼“前移”則更符合我們自己穿越時間的前行——我們必須繼續往前走，穿越更多的日夜，以便到達一個已被移到前方某個位置的事件。如果人們近期讀到過一個與其中一種隱喻相符的句子，比如，“會議兩天前就過期了”（會使人們傾向於前面那個“星期五”的解釋），或者“最後期限已經過去兩天了”（會使人們傾向於“星期一”的解釋），那麼他們很可能會傾向於一種或另一種解釋。這種解釋其實與我們前面談到的那個把概念隱喻的新鮮實例分析成“愛是病人”的實驗解釋是相仿的。而這兩種情況之間唯一的共同之處就是這個潛在的隱喻，因此可以說，隱喻一定已經駐於人們的心智中。
博格迪特斯基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邏輯，她的研究證明，不僅是那些利用隱喻表達運動的語言，就連真實的運動體驗也會影響人們對“前移”之類的歧義的解讀方式。假如先讓人們設想推一張辦公椅的場景，他們便會傾向於“星期五”的解釋方式（在這種解釋方式中，“前移”和他們自己朝那個隱喻前景的方向前進吻合）。但如果先讓他們設想用一根繩子拉那把椅子，那麼他們則傾向於“星期一”的解釋方式（在這種解釋方式中，“前移”與時間朝他們的方向前進相吻合）。諸如此類的傾向性可以通過實踐運動的體驗來誘導：如果人們最近經歷過排隊進餐廳、下飛機、抵達火車旅行的終點，他們就更有可能將“前移”理解為會議延期至“星期五”了。
但是，與人類的鴻鵠之志相比，這種將一維空間與一維經驗聯繫在一起的潛能只不過是人類進行隱喻思想時一種微不足道的表現。還記得我說過，隱喻的有效性完全可以與受益於複雜概念關係結構的類比相媲美。事物間的隱喻性關聯牽涉著一系列以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實體，那麼，我們能否證明人們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這種關聯呢？我們能否證明人們是在辨別一種全新的隱喻性關聯，而不只是在不經意間習得那些陳詞濫調式的關聯呢？
眾所周知，兒童即興話語中的錯誤是心智的隱喻性功能的一種表現。心理學家梅利莎·鮑爾曼就曾對自己的兩個學齡前女兒進行過跟蹤觀察，鮑爾曼注意到，兩個孩子在談論佔有、狀態、時間和成因時，偶爾會非常規性地使用那些表達空間和運動的詞語。
You put me just bread and butter.
你只放（給）我麵包和黃油。
You put the pink one to me.
把粉色的那個放（給）我。
I'm taking these cracks bigger[while shelling a peanut].
我在弄大這些裂縫（一邊剝花生）。
I putted part of the sleeve blue so I crossed it out with red[while coloring].
我把袖子的一部分放成（塗成）藍色了，所以我用紅色把它塗掉（一邊著色）。
Can I have any reading behind the dinner?
在晚餐的後面（之後）我能讀點什麼嗎？
Today we’ll be packing because tomorrow there won't be enough space to pack.
我們今天就得打包了，因為明天就沒有足夠的地方來裝東西了。
Friday is covering Saturday and Sunday so I can't have Saturday and Sunday if I don't go through Friday.
星期五蓋住了（早於）星期六和星期天，如果我不過星期五，就不能過星期六和星期天。
My dolly is scrunched from someone……but not from me.
我的小車被別人給劃壞了……但不是我弄的。
They had to stop from a red light.
他們要在紅燈前停車。
在首次對兒童話語進行研究時，這些報告令我興奮不已，因為它們幾乎就是出自吃奶娃娃之口的隱喻之隱喻的證據。當然，這些證據還遠遠不夠，因為它們僅僅來自兩個孩子，而且她們的母親還是個學者——一位對兒童語言的特殊現象細心觀察了三年半之久的心理學家。
為了發現孩子們這種跳躍性地使用概念的偶發率，我特意僱用了一個學生——拉裡·羅森（Larry Rosen），協助我對一個由近50000個句子轉錄而成的計算機數據進行了整理，數據庫中的語料取自另外三個兒童。遺憾的是，我們收穫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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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oin’put de door open.
我去打開（放開）房門。
Now I think I take the whole crayoned[coloring in a picture].
現在我全塗完了（給一張畫塗色）。
It's gonna stay raining.
天會一直下雨。
He put his bread and butter folded over.
他把麵包和黃油捲起來了。
隨後，我和羅森又做了一個實驗，希望能從我們身邊的孩子們那裡誘導出此類錯誤。我們讓孩子們描述一些表現“佔有”和“狀態”概念的圖片，比如，一位母親把一個球交給一個女孩，或者一個男孩在一張紙上塗色。我們還特意告訴孩子們用哪個詞來回答問題——例如：“你能用put（放置）這個詞告訴我她在做什麼嗎？”希望以此能引發出一個不經意的錯誤回答，比如：He's putting the paper blue（他在把紙塗[放]成藍色）。共有30個孩子參與了我們的實驗，每個孩子描繪19張圖片，總共用了570個隱喻性地使用空間術語的誘導句，但這一次的收穫還是微乎其微。
Mother takes ball away from boy and puts it to girl.
媽媽從男孩那裡把球拿走交（放）給了女孩。
Square go big.
廣場變（去）大了。
Boy puts flowers to girl.
男孩把花交（放）給女孩。
Square went bigger.
廣場變（去）得更大了。
在其餘99.3%的時間裡，即使使用目標動詞，孩子們也是按照目標動詞的標準含義使用的，比如，He put water on him（他在他身上倒[放]水）。這個結果反倒為“煞風景論”增添了一個籌碼。很顯然，孩子們完全能夠發現位置變化與狀態或佔有變化之間的平行關係，但他們卻極少向人炫耀這種洞察力。大多數時間裡，他們對空間詞語的使用與父母們的使用方法是完全一樣的。
人工智能研究員羅傑·尚克（Roger Schank）在一次關於記憶的研討會上所講述的個人聯想經歷讓我再一次領悟到人類思想的隱喻性。當然，尚克並不是第一個對聯想心理進行反思的人。我們經常將這種心理當作由感官體驗所引發的往事回憶，就像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在其著作《追尋逝去的時光：第一卷·去斯萬家那邊》中所描述的那樣：
母親著人端上一塊點心，這名叫小瑪德萊娜的、小小的、圓嘟嘟的甜點心，那模樣就像是用扇貝殼瓣的凹槽做模子烤出來的。天色陰沉，看上去第二天也放不了晴，我心情壓抑，隨手掰了一塊小瑪德萊娜浸在茶裡，下意識地舀起一小匙茶送到嘴邊。可就在這一匙混有點心屑的熱茶碰到上顎的一瞬間，我冷不丁打了個顫，注意到自己身上正在發生奇異的變化。我感受到一種美妙的愉悅感，它無依無傍，悠然而至，其中的原由讓人無法參透。這種愉悅感，頓時使我覺得人生的悲歡離合算不了什麼，人生的苦難也無須縈懷，人生的短促更是幻覺而已。我就像墜入了情網，週身上下充盈著一股精氣神：或者確切地說，這股精氣神並非在我身上，它就是我，我不再覺得自己平庸、凡俗、微不足道了。如此強烈的快感，是從哪兒來的呢？[6]
5段文字過後，敘述者回憶起兒時的一次經歷：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他的姑媽萊奧妮為他端上了一盤浸泡在椴花茶中的瑪德萊娜蛋糕，想到這裡，他終於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尚克對往事的聯想風格與普魯斯特截然不同：
有人曾經告訴我，有一次，郵局裡排著很多人，可他站在長長的隊伍中竟然發現，排在他前面的那位鬧了半天就是為了買一張郵票。這讓我聯想起了在加油站排隊買兩美元汽油的那些人。
好吧，你指望一個計算機科學家的文學水平能是什麼樣呢？不過，儘管這段敘述缺乏文學的奔放，但這點缺憾完全可以被它在科學上的重要性所抵消，因為它所證明的是某些關於人類記憶的非同尋常的東西。記憶不僅可以由一脈相通的味道、紋理和形狀等因素喚起，而且還可以通過共享抽像觀念框架來激活，就上面這種情況來說，這個共享的觀念框架就是“獲利甚微的耗時是低效的”。在下面尚克所講述的這個故事中，敘述者對回憶起來的往事的感官重疊（sensory overlap）甚至更少。
X描述了他妻子是如何永遠也不會把牛排煎到他所喜歡的程度的事。當Y得知後，此事令他想起了過去某個時刻：30年前，當時他想把頭髮剪成英式短髮，但那個理髮師無論如何也不能剪短到他想要的那個長度。
X的女兒正在潛水撈海膽。X指了一處盛產海膽的地方，但他的女兒卻繼續在原地潛水。X問為什麼。她回答說，因為她原來潛水的地方水淺。這讓X想起了一個笑話：一個醉漢在路燈下尋找鑰匙，因為這裡的光線比較好，儘管他的鑰匙是在別處丟的。
出於對這種鳴鐘術（bell-ringing）使用頻度的好奇，最近我對自己的聯想進行了連續記錄，並把那些普魯斯特式的“共享-知覺-觸發”聯想與尚克式的“共享-概念-結構-觸發”聯想區分開來。幾天下來，我竟記錄了多達十幾個尚克式的例子。下面是其中的幾個例子。
我一邊慢跑一邊聽iPod，歌曲的播放順序被設定成隨機選擇。我不停地按動著“跳過”鍵，直到找到了一首旋律適合的歌曲為止。這讓我聯想起棒球投手站在投球墩處向本壘板處的擊球手傳達發球方式的情景：擊球手不停地用一系列手指-代碼來示意對方投球的類型，只有當投球手看到了他需要的投球方式時，他才會點頭表示同意。
在電腦上修補數碼照片時，我嘗試著用一個補光修補程序進行補片，但我發現，這個程序刻錄出來的亮度明顯不如它旁邊另外一個修補程序，於是我又使用了那個程序。就這樣，我不停地將其他修改程序刻錄進來，一次又一次。這讓我聯想起人們反覆鋸短茶几腿來阻止茶几晃動的情景。
一個同事說，一個健談者的詭辯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她無法理解他在說什麼。另一個同事回答說，他也許根本就不是個健談者。這讓我想起了一個得克薩斯人去堂兄的牧場做客的笑話，他堂兄的牧場在以色列。“你們管這也叫牧場？！”他說：“在得州老家，我一大早就驅車出發，可直到太陽落山，我連牧場對面的邊界都沒看到呢。”他的堂兄回答說：“是啊，我過去也有過這麼一輛汽車。”
有趣的是，我在對這些聯想進行反思時，這些反思又喚起了我對另一件往事的回憶。上大學時，我和一個朋友曾經聽過一場令人心酸的演唱會，歌手是一位身患喉癌的病人。一小段幕間休息後，她返回了舞台，開始唱這一場的第一首歌，這時她的嗓音更清澈了一些。我那個朋友低聲地說：“你把一支幹涸的螢光筆蓋上帽，它又能寫字了，但卻不能用很久了。”
尚克式的聯想一定是一種難以捉摸的心智行為，但這種心智行為卻能帶給世界一種全新的隱喻或類比。它既不同於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那種糟糕的類比，也不同於那些煉金術士或“世界上最糟糕的類比”中選手們所創造的膚淺類比。它是一種深刻的類比，透過感覺經驗的外表，它所捕捉到的是一個共享的關於事件、狀態、目標、成因以及範圍的骨架。這些聯想是自然而然地出現在尚克和我的頭腦中的，假如它們確實是人類心智劇本中來無影去無蹤的幻影劍客，那麼語言中為什麼會有如此多的隱喻這一問題也就不難回答了。當然，一些諸如推理為什麼必須借助隱喻之類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借助這個假設，我們甚至可以對人類為何如此睿智給出合理的解釋：尚克式聯想是一種進化的天賦，這種天賦賦予了人類革新變舊的智慧。（這個革新始於人類從靈長類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概念。）
或者，也許尚克、我還有我們的朋友都有些過於另類了。也許正如那些小孩子的偶然語誤那樣，聯想中的類比跳躍並不是很容易就會在腦海中重現，尤其是在你當街找一些人並鼓勵他們即興類比時，這會讓類比的生成顯得更難。事實上，假如你向認知心理學家詢問，人們是如何使用類比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堅定的“煞風景論”者。他們會說，人們只會對表面相似性有印象，他們看不到事物間相通的結構——一種與尚克式聯想觀大相逕庭的回答。
自20世紀50年代起，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艾倫·紐厄爾（Allen Newell）兩位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的奠基者就已採用了計算機編程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他們首先從一個問題中提取出一個狀態集合（一盤國際象棋的可能佈局）和一個操作集合，操作將一種狀態轉換成另一種狀態（例如，移動棋子）。然後再將這兩個集合中的狀態和操作表徵為符號和電腦中的計算步驟，並使它們不帶有任何有關世界本身的外部感官標誌（比如，棋盤和棋子的外觀等）。計算機在解決一個問題時，首先要對目標狀態與現行狀態間的差別進行探測，然後再對那些用於減少差異的已知操作進行嘗試。一個問題一旦得到了解決，計算機便會自動將解決方案推廣到下一個與此問題有著類似邏輯結構的新問題上，條件是，這個新問題也必須以類似的形式被表徵在電腦的內部——一種通過類比進行的推理。（西蒙將不同版本的相同問題稱為“同構問題”[problem isomorphs]。）漢諾塔（Tower of Hanoi）問題就是其中一個最著名的例子，一個漢諾塔是由堆放在一個圓柱上的若干分度盤組成的（見圖4-1）。
圖4-1 漢諾塔
你可以一次移動一個分度盤，但不允許將一個較大的分度盤放置在一個較小的分度盤的上面。目標就是將最左邊那個釘錐上的那堆分度盤移到最右邊的釘錐上去。如果給一段時間考慮，多數人都能想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過，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下面這個問題。
喜馬拉雅山某客棧正在舉行一場茶道儀式，儀式只有3個人參加：1個主人、1個做客的長者、1個做客的年輕人。儀式按照表演者的尊卑程度依次進行表演：點火、敬茶、誦詩。這個順序需要重複多次。每一項表演結束後，在場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向其他人請求：“尊敬的先生，這次我可以替你表演這個繁重的任務嗎？”不過，一個人只能請求接替另一個人從上一個表演者那裡所接替下來的項目中的最卑微的那一項任務。此外，如果一個人剛表演完一項任務，那麼他就不可以再承擔一項比他剛完成的那項更高貴的任務。按照茶道習俗的規定，茶道儀式結束時，所有任務都得移交給那個年輕人來表演。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這個問題與漢諾塔問題是同構的，而且它們可以被縮減到一個相同的步驟序列中（假設主人是左釘錐，長者是中間的那個釘錐，青年人是右釘錐，任務是釘錐上的分度盤，誦詩處於釘錐的最底部）。但茶道儀式問題似乎比漢諾塔問題要難懂得多。事與願違的是，人類的心智對抽像概念的骨架並無透視力，在力不從心的情況下，人們很可能會找出一個問題的各種截然不同的“同構”，除非有上帝指引，否則他們很難將自己的解決方案推廣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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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的靈感源自格式塔心理學家卡爾·鄧克爾（Karl Duncker，我們在第3章中看到的那個蠟燭和圖釘問題也是他發明的）。設想你是個醫生，正在設法為病人殺死一顆胃部中無法手術的腫瘤。你可以採用狹束輻射照射腫瘤，但只有在高強度下，這種照射才能將腫瘤殺死，但同時，腫瘤周圍的健康組織也會遭到它的破壞。如果使用低強度，這樣雖不會殃及健康組織，但腫瘤也不會被徹底殺死。不過，我們還是有一種解決方案，儘管它的成功率僅有十分之一：採用幾束輻射分別從不同的方向照射這個腫瘤，這樣，腫瘤得到的輻射劑量就等於所有光束的數量之和，而周圍健康組織只能得到一束輻射的劑量。令鄧克爾感興趣的是，人們是怎樣出人意料地找到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的呢？幾十年後，認知心理學專家瑪麗·吉克（Mary Gick）和基思·霍利約克（Keith Holyoak）預言，通向這個問題解決之路的方法之一也許就是類比。
在一項極具始創性的研究中，吉克和霍利約克向受試者提出了前面那個腫瘤問題，但他們首先為受試者提供了一條線索，這條線索是以問題同構連同問題解決方案的形式給出的：一位獨裁者在一個要塞裡統治著一個小國，這個要塞四通八達。一位將軍堅信他的軍隊足以接管這個要塞。不過他卻得知，通往要塞的道路佈滿了地雷，只有小股部隊才能通過，如果大部隊通過就會引發爆炸，這個消息使他的全面入侵計劃成了泡影。然而，將軍急中生智：他將軍隊分成若干個小分隊，每個小分隊從不同的道路通過，然後再會師於要塞，這樣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將要塞攻打下來。對於一個擅長類比的人來說，他應該能夠發現這個同構，並將入侵問題的解決方案應用到腫瘤問題上。然而實驗結果表明，只有35%的參與者看到了這片曙光——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比例仍舊比沒有提示的情況下的實驗結果增加了三倍，但這個人數比例還是很小。其他“煞風景論”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人們這種想像力的匱乏。大多數人都很少能體驗到眼前一亮的感覺，這一感覺預示著他們可以將一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推廣到與此問題同構的另一個問題上，除非這兩個同構問題在表面上也非常相似，比如，在通過閱讀一名醫生採用多輻射光束治癒腦瘤的方法後，醫生們確實成功地解決了那個胃-腫瘤問題。當然，假如一個類比的內容無論在潛在結構還是表面特徵上都很接近的話，那麼它也就配不上“類比”的稱號了。比如，你想憑借在麥當勞點餐的經驗來搞定在漢堡王點餐的方法，這根本就談不上什麼類比天賦了。
那麼，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一方面，類比思想似乎是上天賦予我們的。隱喻關聯與人類語言如影隨形，它推動著科學並促進著文化的發展。它甚至在不經意間（至少偶爾）現身於兒童的日常話語中，還能不時喚起我們對往事的回憶。而另一方面，經驗主義者們只能將馬牽下水，卻無法強迫它將水嚥下去（人類就好比這匹拒絕喝水的馬，他們只會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
究其原因，人們對簡單的專業知識的欠缺應該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方面原因。對於多數學生來說，茶道、輻射療法以及入侵的軍隊等都是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因此，他們手頭上並沒有所需的概念框架。隨後的研究表明，專業知識確實可以使一些深層類比的問題迎刃而解。舉例來說，讓一個僅上過一節物理課的學生從一堆問題中找出相似的來，他們會將那些用相同種類物體的圖片所標識出來的問題放在一起，如將那些帶有斜面圖標的放一組、有滑輪的放在另一組，等等。但讓水平更高的物理研究生進行排序時，他們則會將那些由相同的原則約束的問題集中在一起，比如節能問題，而不考慮這些問題是否帶有沿著斜面往上推的箱子，或者吊掛在彈簧上的砝碼。人們之所以擅長現實生活中的概念隱喻，也許就是因為我們都是旅行、戀愛、辯論和戰爭的專家吧。
不過，原因遠不止於此。心理學家凱文·鄧巴和他的同事們指出，在實驗室中，受試者處於劣勢：由實驗人員來挑選類比。他們往往將類比隱藏在一個故事裡，測試受試者能否將這個類比找出來。這種尋寶式的問題遠比兒童語誤中自己往外冒的類比要難得多，兒童語誤中的類比不過是一種類比聯想，是一種在語言史上創造全新隱喻的過程。
THE STUFF OF THOUGHT 語言與思想實驗室
為了支持加拿大開展的一場辯論——該辯論圍繞的主題是是否應該以削減社會事業為代價來維持聯邦預算的平衡，鄧巴邀請了一些學生自己構思類比。幾分鐘之內，學生們為每個主題平均設計出11種類比。其中80%的類比與金錢或政治無關，但卻涉及一些冷僻的喻體，例如，農業（“如果你因為蘋果樹的農藥太貴而決定不買，那你的蘋果樹全部都會死掉”）、家庭生活（“赤字就像烘乾機裡的軟抹布，如果你不把它取出來，它就會堵在裡面，最後變得毫無用處”）。此外，他還在大約400篇有關1995年魁北克獨立全民公投的報道中進行了搜索，結果發現了200多個類比。他也再次發現，其中大多數類比都基於深層的相似性，而不是表層的相似。這些類比對喻體的全方位挖掘完全可以同家庭（“這就像父母離異，也許爭取你監護權的那個家長正是你不喜歡的那個”）、醫藥（“分離就像一場大手術，重要的是讓病人知道手術是公正的”）、國家性質的消遣活動（“魁北克通往主權的道路就像一場曲棍球比賽，全民公投是第三階段的尾聲”）的類比相媲美。
彌賽亞時代還未到來。儘管隱喻與語言如影隨形，但在當今語言使用者心中，許多隱喻實際上已經死掉了，而那些活著的又永遠不能被習得、理解或者作為推理工具被使用，除非它們出自那些能夠捕捉能指與所指之間異同且更為抽像的概念。出於這個原因，概念隱喻既不能將真理與客觀歸於陳詞濫調，也不能使哲學、法律和政治的話語讓位於競爭框架間的擇優之爭。
但我仍然堅信，隱喻是一把開啟人類思想和語言的金鑰匙。人類心智天生就具有一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潛能——它雖不是呼之即來、無懈可擊，卻也足以派上用場、明察秋毫。人類強大的類比力使他們能夠用古老的神經結構去詮釋嶄新的主題、發現隱藏的自然規律和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還放大了語言本身的表達力。
語言，由於其本身的設計，似乎是一種定義明確，但卻功能有限的工具。儘管一種語言只有有限的符號和更為有限的遣詞造句的規則，但它卻使得人們分享了無數概念組合——即“誰對誰在哪裡做了什麼”的最重要工具。然而，從世界的數字化方式上來看，語言卻是一種“瘦損”（lossy）的介質，因為它丟掉了關於體驗的那部分穩定的、多維度的結構信息。語言的貧乏其實是臭名昭著的。舉例來說，面對諸如氣味和聲音等既微妙又豐富的感覺，人們往往會發現自己無以言表。而且它看起來與其他那些並非由離散、易感的成分所構成的感知渠道一樣笨拙。靈光一現的頓悟（就像那些在數學或音樂創作中表現出來的靈感）、情感的波瀾起伏、片刻的苦思冥想，這些都不是被我們叫作“句子”的線-珠結構所能捕獲到的體驗類型。
值得慶幸的是，隱喻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彌補語言“不可言狀”的方法。也許語言帶給人們的最大快樂就是，它讓人們對一個精於文字的作家所創造的隱喻崇拜得五體投地，從此便行不知往地棲身於他人的意識當中。隱喻能夠讓我們瞭解，數學天賦是怎樣煉成的：
有時候，我常常漫無目的一圈一圈徘徊，踟躕不前，迷離恍惚。就這樣僵持著，一連幾個小時、幾天，甚至幾個星期……但我知道，如果給自己足夠的時間去思考，亂麻般的思緒總會被理清、被簡化。我保證！一旦靈感降臨，便會讓人猝不及防。崩！崩！崩！一個接一個，讓人目不暇接。於是，你知道，我覺得自己彷彿來到了世外桃源，人跡罕至、美不勝收……記得有一次在瑞士，幾個朋友帶著我乘纜車上山，是那種很高的纜車……據說在那座山的山頂，有一家酒店，周圍的景色無與倫比。然而，清早起來，眼前的景色卻令我們大失所望，漫山瀰漫的烏雲，遮天蔽日。就在此時，雲霧間驟然出現了一條裂縫，透過這條雲間縫隙，少女峰和其他兩座巍峨的山峰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這便是這裡風景獨好的獨到之處吧。
它還能幫助我們瞭解，樂章是怎樣譜寫的：
那是上天賜予他的禮物。當他走近一隻灰色的大鳥時，鳥兒警覺地發出了一聲尖叫，騰空而起。鳥兒越飛越高，很快便悠然翱翔到了山谷上方，它一邊盤旋，一邊敞開它那風笛般的只有三個音符的歌喉唱了起來。歌聲驀然闖入了他的耳朵，他驚覺，這不正是自己譜的那首短笛曲的反奏嗎！歌聲是那麼的質樸而又不失優雅。正是這順序的顛倒賦予了這天籟之音簡單和美麗，這本應是他在尋常間就可以聽到的聲音。故事到此並未結束。一串伸展的台階旋即浮現在他的腦海，不知它是從閣樓的天窗還是輕型飛機的艙口滑下來的，管他呢。一顆音符躍然而上，稍作停頓，預告著下一顆音符的即將登場。他聽見了，領悟了，然後那個小音符便轉身離去，留下了一抹撩人的背影和一聲漸漸遠去的憂傷呼喚……這些音符彼此相得益彰，它們就像一些搖擺著的拋光小鉸鏈，完美的圓弧間不時地摩擦出美妙的旋律。終於爬到了山頂那塊傾斜的岩石板上，他停下來，伸手到口袋裡去取樂譜本和鉛筆，此刻那個聲音仍然依稀地迴盪在他的耳畔。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心懷一種難以名狀的慾望是什麼樣的：
你必須是一個藝術家、一個狂人、一個多愁善感的尤物。在你的慾望中，炙熱的紅毒翻滾著泡沫；在你的骨子裡，超肉慾的火焰永遠熊熊。（哦，你怎麼要退縮和隱藏！）怎樣才能在人群中立即尋到你的蹤影？那本是些不可言喻的氣質——略具貓科輪廓的顴骨、纖細柔韌的四肢，還有很多其他的氣質，但失望、慚愧和那柔情的淚水讓我無法再列舉下去——你這個孩子中的精靈。
它甚至還能幫助我們瞭解，人們是如何反思語言自身的缺陷的：
沒人能完全準確地表達自己的需求、想法或痛苦。事實上，人類語言不過是個破茶壺，我們用它敲擊出來的粗糙樂曲只能為狗熊伴舞，可我們卻一直希望它能感動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