誇耀一個人名利心的一種常見策略就是告知聽者，一些文化中缺少我們擁有的某種情感，或是具有某種我們沒有的情感。據稱：愛斯基摩人沒有表示生氣的詞彙，也感覺不到這種情感；塔希提人識別不出內疚、悲傷、渴望或孤獨，他們把我們所稱的憂傷描述為疲倦、噁心或是身體上的痛苦；斯巴達人的母親在聽到兒子戰死沙場後會微笑；在拉丁文化中，男子氣概占統治地位，而日本人則心懷讓家庭丟臉的恐懼。我在接受關於語言的訪談時被問及，除了猶太人外，哪種語言中還用naches這個詞表示對孩子所獲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德語中的單詞Schadenfreude表示幸災樂禍，這豈不是說日耳曼民族心理中也有一些深刻的情感嗎？
當然每種文化中的成員對各種情感的表達、談論和行動的頻率有所差異。但這與不同文化中的人的真實感情如何並無關聯。有證據表明，我們這個物種中的所有正常成員的情感都是相通的。
對情感最容易理解的符號是坦率的面部表情。在準備《人類和動物的情感表達》（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書時，達爾文向與五大洲的土著人有過交流的人發放了一份調查問卷，這些土著人也包括與歐洲人少有接觸的一些群體。達爾文要求他們根據觀察而不是記憶詳細回答，並描述土著人是如何表達驚訝、羞愧、憤慨、專注、憂傷、振奮、輕蔑、執拗、厭惡、恐懼、服從、生氣、內疚、害羞、嫉妒，還有「肯定」和「否定」的。例如：
當情緒低落時，嘴角是壓低的嗎？眉毛的內角，即在法語中稱為「憂傷肌」的那塊肌肉是抬起的嗎？在這種狀態下，眉毛變得稍微有些傾斜，內端有點隆起；前額中部橫向起皺，但沒有橫跨整個寬度，與驚訝時那樣眉毛抬起的樣子不同。
達爾文總結了這些回復：「同樣的心智狀態在表達方式上在全世界都具有驚人的一致性，這一事實本身就像人類所有種族在身體結構和心理傾向方面密切相似一樣令人感興趣。」
儘管達爾文在問題表述時可能會對問卷回答者造成一定的誤導，但當代的研究卻是根據他的結論而來的。心理學家保羅·埃克曼（Paul Ekman）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研究情感時，面部表情被認為是嬰兒習得的隨意符號，因為嬰兒隨機的面部表情都會得到獎勵或懲罰。如果表情是通用的，那麼可能是因為西方的模式已經變得通用——沒有任何文化超出了約翰·韋恩（John Wayne）和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所能表現的範圍。埃克曼收集了人們表達6種感情的照片，並把這些照片拿給許多文化中的人看，包括巴布亞新幾內亞與世隔絕的前覓食原始人，讓他們識別每個照片中表達的感情，或者虛構這個人經歷了什麼。每個人都識別出了歡喜、悲傷、生氣、恐懼、厭惡和驚訝。例如，一個原始人被試說，照片中表現出恐懼的美國人一定是看到了一隻野豬。之後，埃克曼調整了程序，拍攝他的原始人受訪者，讓他們表演一些情形，如「你朋友來了，你很高興」「你的孩子死了」「你很生氣，要打架」，還有「你看到一隻死豬在那裡躺了很長時間」等。照片中的表情清晰無誤。
當埃克曼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一次人類學家會議上報告他的研究發現時，聽眾們義憤填膺。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從聽眾中站起來大喊，不該讓埃克曼繼續講下去，因為他的論斷是種族主義的。在另一個場合中，一位非裔美國激進主義分子稱埃克曼為種族主義者，因為他說黑人的面部表情和白人沒什麼不同。埃克曼感到很困惑，因為他認為，如果他的研究工作中有任何政治意味的話，那也是主張團結和兄弟情誼。不管怎樣，這些結論還是被不斷證實，現已得到某種形式上的廣泛認可（儘管還有些爭議，既然那些表情是通用的，那麼需要多少語境才足以給出解釋，以及這些表情本身又是如何與每種情感聯繫在一起的）。達爾文的另一個觀察也得到了證實：天生眼盲耳聾的孩子們臉上的表情和普通人全無二致。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認為不同文化之間的情感也是不同的呢？他們的證據比起達爾文的問卷回答者和埃克曼的實驗來說要間接得多。它來自讀出人們心理的兩種並非完全可信的來源：語言和觀點。
對於一門語言中是否有一個表示某種情感的詞的一般評論沒有多大意義。在《語言本能》一書中，我認為，語言對思維的影響被誇大了，語言對感情的影響更被誇大了。一門語言中是否有一個表示某種情感的詞，取決於翻譯者的技巧和語言的語法和發展史。對一門語言有些許影響力的語言大師在與其他語言有所接觸後，會從舊詞彙中形成新詞彙並在公眾中普及（這使得創造的新詞成為流行語），這門語言就積聚了大量的詞彙，其中自然包括表示情感的詞彙。當一門語言缺乏這些激勵因素時，人們在描述自己的感覺時就會囉囉嗦嗦，轉而用隱喻、轉喻詞和提喻法。當一名塔希提婦女說「我丈夫死了，我覺得噁心時」，她的情感狀態一點兒也不神秘，我們可以斷定她一定不是在抱怨胃酸消化不良。即使是詞彙豐富的語言，也只有一小部分表示情緒體驗的詞彙。作家G.K.切斯特頓（G.K.Chesterton）寫道：
人們知道心靈的色彩比秋天森林的顏色更加令人迷惑、數不清和難以名狀……但人們真的相信，所有這些東西都能夠以它們所有的全音和伴音，混雜和融合，被一個咕咕嚕嚕和哼哼唧唧的任意系統準確地表徵。他們相信，一個有教養的股票經紀人確實能夠從他自己內部產生出表示所有神秘記憶和慾望痛苦的嘈雜聲音來。
講英語者第一次聽到Schadenfreude這個詞時，他們的反應不是「讓我想想……對別人不幸的愉悅……那怎麼可能呢？我無法理解這個概念，我的語言和文化沒提供給我這樣的類別」，而是「你是說有一個詞來表示它？那真不錯」。這確實是一個世紀之前把Schadenfreude這個詞引入書面英語的作者們心裡所想的。表示情緒的新詞很快就被接受了，無須複雜的定義解釋，它們可能來自其他語言，如ennui（厭倦），angst（擔心），naches（快樂），amok（暴怒）；來自亞文化，如blues（感傷），funk（恐怖），juiced（喝醉），wasted（沒用的），rush（猛衝），high（醉了），freaked out（嚇壞）；以及來自一般俚語，如pissed（呸），bummed（乞討），grossed out（令人作嘔），blown away（大吃一驚）。我從沒聽說過一個表示情緒的外來詞，人們不能即刻就理解它的意思。
人類的情感非常相似，因此就需要一位哲學家才能打造出一個真正的外星人所能感受到的情感。在一篇名為《瘋狂的疼和火星人的疼》（Mad Pain and Martian Pain）的文章中，大衛·劉易斯（David Lewis）把「瘋狂的疼」定義為：
有這麼一個奇怪的人，他有時會像我們一樣感到疼，但他的疼痛和我們的在因果關係上有顯著不同。我們的疼通常是由於切割、燒傷、壓力等諸如此類的事件導致的，而他的疼則是由於空腹鍛煉所致。疼痛一般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而他的疼痛卻使他在心理上更趨數學化，促使他能夠在數學上集中注意力，但卻會分散在其他方面的注意力。劇烈疼痛不會令他呻吟或翻騰，卻會使他交叉雙腿和打響指。他沒有一點讓他阻止或驅除疼痛的動機。
人類學家曾發現過能感覺到同樣瘋狂的疼痛或是擁有其他同樣怪異的情緒的人嗎？如果你只看刺激和反應的話，似乎可能就是這樣。人類學家理查德·施威德（Richard Shweder）指出：「要羅列出西方觀察者的情感，判斷出與土著人的評價性反應不相符的前因事件，這對於任何人類學家來說都不是難事，它包括喝奶牛尿、父親去世5天後吃雞肉、親吻男嬰的生殖器、被人恭維自己懷孕、鞭打孩子、摸某人的腳或肩膀，讓妻子稱呼自己的小名，等等。」確實如此，但如果你再略微深入思考一下應如何給這些刺激因素歸類，這些類別引出的情感就會讓你覺得很熟悉。對我們來說，奶牛的尿是污染物，而奶牛分泌的乳汁則是營養品；但在另一種文化中，這些分類也許顛倒過來了，但大家都對污染物感覺噁心。對我們來說，被配偶直呼小名沒什麼不尊重的，但被陌生人直呼小名可能會覺得不被尊敬，而被妻子按你信仰的宗教來稱呼可能也讓人覺得不被尊重。在各種情況下，不尊重都會讓人生氣。
但如果有人聲稱，沒有我們的某種情感的土著人，他們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的情感對他們來說像是瘋狂的疼痛嗎？大概不是。愛斯基摩人稱他們感覺不到生氣，但這已被他們的行為證明是假的：他們認得出外族人是不是在生氣，會打自家的狗對其進行管教，會使勁擠壓自己的孩子使其感受到疼痛，還會不時變得「溫度升高」。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散佈了一些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觀點，她稱薩摩亞人沒有激情——父母與孩子之間不會生氣，或者給他人戴綠帽者與引誘他人紅杏出牆者之間沒有仇恨，沒有持久的愛或傷痛，沒有母親的關愛，沒有性的緊張，沒有青少年的騷動。德裡克·弗裡曼（Derek Freeman）和其他一些人類學家發現，實際上薩摩亞社會中廣泛存在著青少年的憎恨和不法行為，對童貞的狂熱迷信，也常有強姦和強姦受害者家庭的報復，冷漠，對孩子的嚴厲懲罰，性嫉妒以及強烈的宗教情緒。
對這些差異，我們無須感到驚訝。人類學家雷納托·羅薩爾多（Renato Rosaldo）指出：「傳統人類學家的描述就像一本禮儀書。你所得到的所謂的文化智慧並不比一些陳詞濫調更深刻，馬屁精波洛尼厄斯（《哈姆雷特》中的人物）的智慧以及瑣事中的習俗慣例，並不具有啟發性的意義。它可能會告訴你正式的規則，但它不會告訴你生命應如何度過。」而具體到情感而言，它們常常被正式的規則約束著，因為它們是對一個人興趣的斷言。對我而言，它是我內心感受的坦白，但對你來說，它是牢騷和悲歎，你很可能會讓我就此打住。對那些手握權力的人來說，其他人的情感甚至更令他們厭煩——它們會帶來一些麻煩事，比如女人想要男人做丈夫和兒子而不是當炮灰，男人們彼此打架而不是與敵人戰鬥，孩子們會與和自己心心相印的人墜入愛河而不是接受一個能鞏固一項重要交易的未婚夫（妻）。許多社會對付這些麻煩事的方法是試圖約束規範情感，並散佈情感根本就不存在的假情報。
埃克曼證明了文化最大的不同在於，如何在公眾場合表達情緒。他偷偷拍攝了美國學生和日本學生在觀看一次原始人成年禮的可怕畫面時的表情。（情緒研究者收集了大量這類噁心的材料。）如果一個穿白大褂的實驗人員在房間裡對他們進行集體訪談，日本學生會在看到令美國學生嚇得往後縮的場景時仍禮貌地面帶微笑。但當被試們單獨待在房間裡時，日本學生與美國學生的面部表情都是同樣的驚懼。
情感源於進化
哲學、文學和藝術中的浪漫主義運動大約開始於200年前，自那以後，情感和理智就被分配到了不同的領域。情感源於自然，存活於身體中，它是熱烈的、非理性的衝動和直覺，遵循著生物學的法則。理智則源於文明，存活於心靈裡。它是一個冷靜的商議者，通過時時檢查情感，來服從自己和社會的利益。浪漫主義者相信，情感是智慧、清白、真實和創造力的源泉，不應當被個人或社會所壓制。浪漫主義者往往也承認情感的負面因素，但這是我們必須為偉大的藝術所付出的代價。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中的非正統主角為自己的暴力衝動所控制時，他喪失了對貝多芬的作品欣賞的能力。浪漫主義者主導了當代美國流行文化，比如搖滾樂中的酒神精神、與你的感覺建立聯繫的通俗心理學法則、睿智的傻瓜和因循守舊的雅皮士的好萊塢式電影。
大多數科學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浪漫主義的前提假設，即使他們並不同意它的道德取向。非理性的情感和對理智的壓抑不斷以科學的偽裝形成出現：本我與超我，生物驅力和文化規範，右腦半球和左腦半球，邊緣系統和大腦皮質，我們的動物祖先的演化包袱和將我們推向文明的一般智能。
在本章中，我將闡釋一個不浪漫的情感理論。它綜合了心智計算理論和對生物系統的複雜設計進行反向工程的現代演化理論。我將說明的是，情感是一種適應，它是與理智一道和諧運行、設計良好的軟件模塊，它也是整個心智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情感的問題不在於它們是不可馴服的力量或是我們過去作為動物的遺跡，而在於它們的設計是為了傳播構建了它們自身的複製基因，而不是為了提升幸福、增進智慧或完善道德價值。當一個行為對社會群體有害時，從長遠上看會損害行為者的幸福，不可控制並不受勸說，或是自我欺騙的產物時，我們常會稱這個行為是「情緒性的」。不幸的是，這些結果並不是功能失調，而正是我們所認為的設計良好的情感應該具有的。
情感是被當作非適應的包袱而被過早註銷的另一部分心智。神經科學家保羅·邁克·利恩（Paul Mac Lean）把情感的浪漫主義信條轉化為一個著名但卻不正確的理論，即三腦一體理論（Triune Brain）。他將人類大腦描述為一個三層的演化羊皮紙。底層是基底節或爬蟲類腦，它是驅動「4個F」——Feeding（餵食）、Fighting（戰鬥）、Fleeing（逃跑）和Fxxx（性行為）的基礎情緒和自私情緒的所在地。嫁接到上面的是邊緣系統或原始哺乳動物腦，它用於更善良、更溫柔、更社會性的行為，比如為人父母。最外面的一層是現代哺乳動物腦，它是在人類進化時迅速生長的新大腦皮層，這裡收容了理智。認為情感是動物遺產的信念在通俗動物行為學紀錄片中常常會看到，咆哮的狒狒延續為暴亂的足球流氓，而與此同時，畫外音焦灼地探詢著，我們是否會從本能中昇華，避開核武器的厄運。
三腦一體理論的其中一個問題是，演化的力量不只是在一個不變的基礎上的堆砌層。自然選擇必須要根據已經有的東西運作，但它也能夠修訂已經發現的東西。人的身體的絕大部分都來自古代哺乳動物以及在此之前的古代爬行動物，但這些部分已經經過了很大程度的修改，以便適合人類的生活方式，比如直立行走的姿勢。儘管我們的身體帶著過去的痕跡，但身體上很少有不加修改只適應先前物種的部分。即使是闌尾，現在也在被免疫系統使用。因此，情感的回路也不是沒有被改動過。
我們承認，某些特徵已經成為一個生物體構建計劃的明確部分，而自然選擇對此已無力修補。情緒軟件已經被深深地焊入大腦裡，所以生物體注定會像他們的遙遠祖先那樣被感受到。是這樣嗎？有證據表明並非如此。情緒軟件很容易就可以改寫程序。對於不同物種、性別和年齡的動物，它們的情感部分也大相逕庭。在哺乳動物中，我們發現了獅子和羊。即使在狗這一個物種裡（單一物種），幾千年的馴化也為我們帶來了比特犬和聖伯納德狗。和我們最相近的種類包括普通的黑猩猩，它們中的雄性幫派會屠殺敵對幫派，雌性則會謀殺另一隻雌性的嬰兒；還有俾格米黑猩猩（倭黑猩猩），它們的哲學則是「做愛而不是作戰」。當然，某些反應是跨越物種的，比如，被約束後的恐懼。但之所以保留這些反應或許是因為它們對所有生物體都是適應的。自然選擇或許沒有絕對的自由來改變情緒軟件，但它確實有很大的自由。
人的大腦皮質沒有騎在古老的邊緣系統的背上，或是作為始於那裡的處理流的終點。系統是串聯運行的，綜合了許多雙向連接。杏仁體——埋在每個顳葉中的杏仁狀器官，容納了渲染我們的情感體驗的主要回路。它不僅接收從腦的低端站點發來的簡單信號（比如巨大的噪聲），還接收從腦的最高中心發來的抽像複雜的信息。杏仁體接下來把信號發到幾乎所有腦的其餘部分，包括額葉的決策制訂回路。
解剖學也反映了心理學。情緒並不僅僅是逃離一隻熊。它可以被心智所能承擔的最複雜的信息處理所啟動，例如閱讀一封愛人的信件或是回家發現路邊停著一輛救護車。情緒還有助於將逃離、復仇、野心和求愛等複雜情節共同謀劃。正如薩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寫道：「依情況而定，先生，當一個人知道他兩星期後將被絞死，這將非常有助於他的思維的專注。」
反向工程推理情緒的第一步是試著想像沒有情緒的心理會是怎樣的。估計火神的智多星斯波克先生沒有情感（除了他人類的一面偶爾闖入和一次七年之癢驅使他回到祝融星養兒育女），但斯波克的毫無感情只是因為他達到了控制自己、不衝動並能冷靜地講出令人不愉快的事實的程度。他一定是被某些動機或目的所驅使，或者有一些事使得斯波克沒通過將π計算到1000次冪或是記憶曼哈頓的電話號碼簿來打發時間。還有一些事驅使他探索新奇的世界，尋覓新的文明以及無畏地前往無人曾到過的地方。這大概就是求知慾，一種確定和解決問題的驅力，並與所有的情感團結一致。當面對敵人或入侵的克林貢人時，斯波克會怎麼做呢？倒立嗎？證明四色圖定理嗎？他的一部分大腦大概會迅速運轉以確定如何逃走並採取行動來避免將來可能會陷入的危險境地。也就是說，他害怕了。斯波克也許不會衝動或感情外露，但他一定有動機驅使他發揮聰敏才智，從而趨利避害。
一個傳統的計算機程序是機器執行的一系列指令，直到遇到STOP命令。但外星人、機器人和動物的智能需要更加靈活的控制方法。回想一下，智能是遇到障礙仍能繼續追尋目標。如果沒有目標，智能的概念就毫無意義。我忘了帶鑰匙，要想進入鎖著的公寓，我可以撬開一扇窗戶、叫來房東或是通過門上投信的縫隙夠到插銷。要想達到上述每個目標，都需要一系列的子目標。我的手指夠不到插銷，所以子目標就是找到鉗子。但我的鉗子鎖在屋裡，所以我就確定了一個找商店買新鉗子的子目標，以此類推。大多數人工智能系統都是圍繞方法和目標來建立的，就像第2章中講到的產出系統：將許多目標符號展示在公告牌上，由軟件「小幽靈」（後台程序）對這些目標做出回應。
但最頂端的目標來自哪裡，那個其餘部分的程序都試圖獲得的最終目標到底是什麼？人工智能系統來自程序設計者。程序員可以設計它來診斷大豆的疾病或是預測第二天的道瓊斯工業指數值。而對有機體來說則是來自自然選擇。大腦努力地將它的主人置於促使其祖先繁殖的同樣的環境中去。（大腦的目標不是自身的繁殖；動物並不知道生命的事實，而知道生命事實的人類則愉快地用避孕的方式顛覆了這一目標。）預設在智人這個解決問題的社會種群中的目標不僅僅是4個F，其目標清單的頂端是瞭解環境和確保與他人合作。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具有情感的原因。動物不能同時追尋所有的目標。如果一個動物又餓又渴，它不會站在漿果叢和湖之間的中間位置，就像寓言中那個最終餓死在兩個乾草垛之間的優柔寡斷的笨蛋一樣。動物也不會啃一口漿果，然後走到湖邊喝一口水，再走回去吃一粒漿果，如此往復。這個動物一定會在一段時間裡將身體付諸一個目標，這個目標也必須與實現它們的最佳時刻相匹配。《舊約·傳道書》上說，大千世界中，萬物皆有其時，一切深意自有彰顯之時：哭泣之時、歡笑之時、愛之時和恨之時。不同的目標適合於不同的情境：被獅子看到時，孩子哭泣時，或是對手當眾罵你笨蛋時。
情緒是給大腦確立最高級別目標的機制。一種情緒一旦在恰當的時刻被引發，就會引出大量的子目標和再下一級的子目標，我們將其稱為思考和行動。由於這些目標和手段被編織成了一個嵌套了多重子目標網狀控制結構，所以思考和感覺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區分界限，思考也並不必然先於感覺或反之（儘管心理學界對孰先孰後爭論了一個世紀）。例如，恐懼是由一種迫在眉睫的傷害信號所引發的，如捕獵者、懸崖或一個口頭威脅。它導致了逃跑、克服或改變危險的短期目標，並將此目標優先考慮，令我們產生一種緊迫感。它還引發了未來避免險境和記住我們從中獲得教訓的長遠目標，這是由我們所感受到的壓力解除狀態引發出來的。許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相信，機器人要想做到自由行動（相對於那些拴在裝配線上的機器人而言），就需要被設計加入一些類似情緒的程序，使它們在任何時候都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而這些機器人是否會感知到這些情緒則是另一個問題，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那樣。
恐懼還觸發了一個使我們的身體準備好行動的按鈕，它被稱之為「戰鬥或逃走」反應。（這個別名有些誤導，因為這個反應是使我們準備好採取任何緊迫的行動，比如抓住一個正在爬向樓梯井頂端的孩子。）加速跳動的心臟將血液供應到肌肉。血液在肚子和皮膚裡改變方向，留下胃裡翻騰和黏糊糊的感受。呼吸加速有助於攝取更多氧氣。腎上腺素在肝那裡釋放燃料利於血塊凝結，還會令我們的面部表情就如黑夜開車時撞到一頭鹿一樣充滿驚恐。
每種情緒都會調動人的心智和身體，來應對認知生態中生存和繁衍的某個挑戰。其中有一些挑戰是以有形的方式提出的，情緒的應對也採取了明確的方式，如噁心、恐懼和對自然之美的欣賞。另一些挑戰則是由人造成的。對付人的挑戰，人們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情緒通過進化來應對其他人的情緒，如生氣、感激、羞愧和浪漫之愛，就像對弈國際象棋一樣，它們引發了誤導浪漫主義者的激情和密謀。首先我們來探討關於有形之物的情緒，然後再說關於人的情緒。
買房3原則：位置、位置、位置
「離水之魚」的說法提醒我們，每個動物都有適合自己的棲息地。人類也不例外。我們一般會以為，動物會去自然屬於它們的地方，但這些動物也一定體會到了驅動它們的情緒，這和人類並無兩樣。有些地方之所以吸引它們，可能因為很寧靜或美麗；而另一些地方則讓它們感到壓抑或恐懼。生物學中「棲所選擇」這個主題，對於人類而言，就像地理學和建築學中的「環境審美」：哪些地方讓我們樂於身處其中。
我們的祖先直到晚近都是以遊牧為生的，他們消耗盡那裡可食的植物、動物後就離開了，但決定下一個去處並不是一件小事。考斯邁德斯和托比寫道：
想像一下，你一生都過著野營生活。由於要經常從小溪裡取水，揀樹枝點火，人們很快就認識到其中一些露營場所相較於另外一些場所的優勢所在。不得不整天待在戶外使得人們很快就意識到能擋風遮雨的庇護之所的好處。對於狩獵採摘者來說，沒有辦法不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因為沒有超市可以去挑選食物，沒有電話，沒有緊急服務設施，沒有人工用水供應，沒有燃料供給，沒有籠子和槍，也沒有動物管控人員來保護你不受捕食動物的傷害。在這些境況下，人的生命依賴於某種功能機制的運行——使他更傾向於選擇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水、庇身處、信息和安全的地方，而避免選擇不能滿足這些條件的地方。
智人適合棲息於兩種自然環境。一個是非洲大草原，人類演化的大部分階段都是在那裡完成的。對於人類祖先這樣的雜食者來說，草原相較於其他生態環境而言是更適宜的地方。沙漠的生物量太少，因為水太少。溫帶森林的生物量雖多但大都集中於樹木。熱帶雨林，或者曾被稱為熱帶叢林，樹冠太高，使得地面的雜食動物進化為食腐動物，只能依靠搜集從高處落下的零星食物為生。而大平原——零星點綴著些許樹木的草原則具有豐富的生物量，其中許多都是大型動物，因為草原上的草被吃掉後會迅速再生。而且，大多數生物都生活在地面上一兩米之高。大草原還提供了開闊的視野，這樣捕食者、水源、道路都能被遠遠看到。那些樹木則提供了蔭涼和逃避食肉動物的去處。
第二個棲息地便是世界上的其餘地方。人類的祖先從非洲大草原演化之後，散佈到了這個星球上的幾乎每個角落。率先離開大草原的先行者隨著人口的增長和氣候變化，又遷徙到了其他區域。另一些人則是尋找安全的避難者。原始部落彼此不容，他們常常襲擊鄰近部落的屬地，或者殺死任何闖入他們領地的外來者。
人類的智力足以滿足這種旅行癖。人類探索一片新的地域，畫出一幅心智資源圖，其中包括了水、植物、動物、路線、庇所等細節。如果條件允許，他們便會在大草原上建立一處新家。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人曾經燒掉大片的林地，將其開拓成可以定居的草原。這種人造的草原能吸引來易於獵捕的食草動物，也能在外來者還沒離太近時就發現他們。
生物學家喬治·奧麗安斯（George Orians）是一位鳥類行為生態學方面的專家，他最近更加關注人類的行為生態學。他和朱蒂斯·西爾瓦根（Judith Heerwagen）、斯蒂芬·卡普蘭（Stephen Kaplan）、瑞切爾·卡普蘭（Rachel Kaplen）等人一同撰文指出，我們對於大自然的美麗感受是一種功能機制，這種感受令我們的祖先去往合適的棲息地。我們內心深處發現了大草原的美麗，而我們也喜歡易於探索和記憶的景致，以及我們居住時間已經很長能夠深入瞭解的地方。
在關於人們選擇居所偏好的實驗中，實驗人員讓美國兒童和成人觀看不同景致的幻燈片，問他們更喜歡住在哪裡或到哪裡旅遊。孩子們更喜歡草原，儘管他們並沒有去過那裡。大人們也喜歡草原，但他們同樣喜歡落葉和針葉森林——這與美國大多數可居住的地方相似。沒人喜歡沙漠和雨林。一種解釋是，孩子們的喜好顯示出了我們這個物種天生的居所偏好，而成人則輔之以他們成長熟悉的地方。
當然，人們並沒有一種對古老家園的神秘渴望。他們只是對大草原普遍具有的特徵感到愉悅。奧麗安斯和西爾瓦根調查並瞭解了園藝師、攝影師和畫家的專業知識，並從中學習哪種風景會讓人們覺得美麗。他們將這些知識作為另一類關於人類對棲息場所偏好的數據，補充了人們對幻燈片反應的實驗。他們發現，人們最喜歡的風景是這樣一種大草原：半開放式的空間（既不完全顯露出來，這樣會易於受損；也不過度生長，這會阻礙視線和移動），地表植物分佈均勻，視線直達地平線，有大樹和水源，高度有起伏變化，還有多條路徑延伸出去。攝影師傑·艾普利頓（Jay Appleton）簡明地概括了吸引人的風景的特徵：鬱鬱蔥蔥，還有庇所，可以看得很遠而不被看見。這些特徵的綜合使得我們能夠安全地瞭解地形特點。
這片土地自身還必須能夠提供食物。任何人在密林小徑中迷路，或看到四面八方有連續的沙丘或雪堆時，都明白缺乏參考框架的環境是多麼恐怖。一處風景就像一個龐大的物體，我們瞭解複雜物體的方法是通過確定各個部分在一個所屬物體的參考框架中的位置（見第4章）。心智地圖中的參考框架是大的地標——樹、岩石、池塘、長長的路或邊界，比如河流和山脈。沒有這些路標，風景再好也不可定居。卡普蘭夫婦發現了另外一個通往自然美麗的密鑰，他們稱之為神秘之處。小路蜿蜒環繞在土丘之間，小溪彎彎曲曲，樹葉錯落，地面起伏有致，視野被部分地阻擋，這都能提起我們的興致，暗示此處或許有些重要的特徵，我們要進一步探索才能發現。
人們還喜歡觀看動物、植物，特別是花朵。如果你是在家中或其他由人工營造的舒適氛圍中閱讀本書的，只要找一找，你就會發現裝飾物中有動物、植物或花朵的主題。我們對於動物的熱衷顯而易見。我們吃它們，它們也吃我們。但我們對花的喜愛就需要解釋了，除了在一些價格高昂的餐廳的沙拉中會吃一些花朵外，我們基本上不吃這種東西。我在第3章和第5章中簡單提到過，人們是直覺型植物學家，而一朵花是一個具有豐富數據的來源。植物混雜在一片綠色的海洋裡，往往僅能通過它們的花朵才能辨認出來。開花時的先兆，標誌著那個地方未來可以生長水果、堅果或塊莖，只要夠聰明的生命都能記住它們。
大自然中的一些事物可以喚起人類深深的記憶，如日落、雷聲、雲堆和火。奧麗安斯和西爾瓦根注意到，這些事物都預示著一些迫切且會產生很大影響的變化：黑暗、暴雨或大火。因此引發的情緒是顯著的，迫使動物停下來提起注意，並為即將來臨的事件做準備。
對環境的審美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情緒取決於周圍的環境：設想處在汽車站的候車室裡或是一個湖邊的木屋中。一個人一生中最大的一筆消費可能就是他們的住宅，購買房子的三條原則——位置、位置、位置！即除了臨近基本生活設施外，還要考慮草地、樹木、水和風景。房子本身的價值取決於它的庇護容量（舒適的空間）和神秘之處（角落、彎曲、窗戶、複式樓層）。在最不適宜居住的生態系統中的人們努力獲得一片草原，然後據為己有。在新英格蘭地區，任何一片未經打理的土地很快就會變成一叢蓬亂的落葉林。我間或在郊區生活時，每一個週末，我和我的鄰居們就會拖出我們的割草機、吹葉器、雜草去除器、枝條修剪機、修枝剪刀、枝幹切段器、木材削片機永不停歇地工作，以免使森林迫近。在聖巴巴拉，土地將成為一片乾燥的灌木，但幾十年前，城市創建者們築壩節蓄了大量的天然溪流，並穿山挖掘隧道將水引至乾涸的草坪。在最近一次乾旱時，住戶們極度渴望著青翠的環境，以至於將他們滿是灰塵的庭院噴上了綠漆。
噁心的妙用
Great green gobs of greasy grimy gopher guts，
Mutilated monkey meat，
Concentrated chicken feet.
Jars and jars of petrified porpoise pus，
And me without my spoon！
許多綠油油、滑膩膩、又髒兮兮的地鼠腸，
砍掉四肢的猴子肉，
濃縮了的雞爪子，
一罐罐變硬的海豚濃汁。
我沒帶勺子就直接上手！
——深刻懷念的一首夏令營歌曲，曲調是《老灰母馬》（The Old Gray Marce）的旋律，詞作者不詳
噁心是一種普遍的人類情緒，標誌性符號是其獨特的面部表情，在任何地方都有一定的食物禁忌。像所有情緒一樣，噁心對人類事務有著深刻的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太平洋戰場的美國飛行員們寧可餓著，也不吃蟾蜍和蟲子，儘管他們曾被告知這些東西都絕對安全。食物厭惡是很難改變的族裔特徵，甚至在其他傳統已經被廢棄後很久，這種特徵仍然還被保持著。
根據現代科學的標準來判斷，噁心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想到吃某個令人噁心的東西而感到作嘔的人們會說，它是不衛生的或有害的。但他們會覺得，一個消毒後的蟑螂與碗櫃裡的新鮮蟑螂一樣令人噁心，如果這只消毒後的蟑螂稍微在飲料裡泡了一會兒，他們就會拒絕喝著這瓶飲料。人們不會去喝用一個全新的盛尿液的容器儲存的果汁，而醫院食堂卻發現，這是防止偷竊行為的一個極好方法。人們不會去喝盛在全新便盆裡或是用一個新梳子或蒼蠅拍攪拌的湯。對大多數人來說，你付錢讓他們吃烤成狗屎形狀的奶油糖，或是讓他們在新奇商品店用嘴含著橡膠嘔吐物，他們也不會幹。一個人不嫌棄自己的唾液，只要它還在自己的嘴裡，但大多數人不會去喝一碗他們已經在裡面吐過唾沫的湯。
大多數西方人都無法忍受吃昆蟲、蟾蜍、蛆、毛毛蟲或蠐螬，但這些都是營養水平很高的食物，而且歷史上大多數人都吃過。我們的理性思維一點兒都不合理。昆蟲傳染疾病，是因為它們接觸的是糞便或垃圾嗎？但其實許多昆蟲都非常衛生。例如，白蟻只吃木頭，但西方人一樣不覺得吃它們會舒服些。拿這些昆蟲與雞做個比較，雞肉被認為是口感極佳的代表（「嘗嘗這個——它吃起來像雞肉！」），但雞卻常吃垃圾和糞便。我們還喜歡吃肥美多汁的西紅柿，但它卻是用糞便作為肥料灌溉的。昆蟲攜帶疾病嗎？所有其他種類的動物也同樣攜帶病菌。只需像其他人那樣做就是了——做熟它們。昆蟲的翅膀和腿不能吃嗎？拽掉它們，就像剝掉蝦皮吃蝦一樣，或者只吃蠐螬和蛆。昆蟲的味道不好嗎？這裡有一份來自一位英國昆蟲學家的報告，他研究的是老撾人的飲食方式，並獲得了研究對象的第一手數據：
沒有哪種昆蟲是味道不佳的，有一些甚至相當可口，特別是大水蟲。它們大多並沒有什麼味道，除了一股淡淡的蔬菜味，但是，第一次嘗麵包的人難道不奇怪為什麼會有人吃這種沒有味道的食物嗎？烤後的金龜子或軟體蜘蛛嘗起來外脆裡嫩，像蛋奶酥一樣，味道絕佳。通常要加一些鹽，有時也可以加點干辣椒或香菜葉，有時與米飯同吃或加在湯或咖喱裡。它們的味道特別，很難辨別，但我想生菜與白蟻、蟬和蟋蟀的味道最為接近；人面大蜘蛛的味道和生菜以及生土豆的味道差不多，濃縮奶酪的味道與大水蟲（田鱉）的味道相仿。我吃完這些昆蟲後沒有任何不適的反應。
心理學家保羅·羅辛（Paul Rozin）巧妙地總結了噁心的心理原理。噁心是一種對將令人不適的物質合併入體內的恐懼。吃，是合併一種物質最直接的方式，正如我懷念的那首夏令營歌曲中所顯示的，它是一種令人噁心的東西所能引起的最可怕想法。聞和觸摸也沒什麼吸引力。噁心阻止人們吃某種東西，或者，如果晚點的話，會讓人吐出來或從胃裡翻出來。面部表情表現得一覽無餘：鼻子皺縮起來，堵住鼻孔，嘴張開，舌頭推向前方，好像要把不適的東西驅除出去一樣。
噁心的東西往往來自動物，包括整個動物、動物的某部分（特別是食肉動物和食腐動物的某部分），還有動物身體的產物，特別是黏糊糊的物質，如黏液、膿液，更有甚者——糞便，這些都是普遍被認為令人噁心的東西。腐爛的動物及其身體部分都令人作嘔。相比而言，植物有時味道不佳，但味道不佳和令人噁心是不同的。當人們不吃植物時，比如不吃利馬豆或花椰菜，往往是因為它們嘗起來發苦或辛辣。不像令人噁心的動物類食物，植物類食物吃起來的感覺並不是那麼糟糕或骯髒。大概人們絞盡腦汁所能想到的味道最差的蔬菜是大律師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的辯詞：「我不喜歡吃菠菜，我很高興我不喜歡，因為如果我喜歡吃的話，我就會討厭它。」對於無機的、毫無營養的東西，像沙子、布和樹皮，我們只是不吃而已，但並沒有那麼強烈的反感。
不僅噁心的東西多來自動物，而且來自動物的東西幾乎總是令人噁心。不令人噁心的動物部分少之又少。有史以來，在所有動物的所有身體部分中，人們只吃極其微小的一部分，而其他身體部分都是不能觸及的。許多美國人只吃牛、雞、豬和少量魚鄰近骨骼的肌肉部分。其他的部分，如腸子、腦、腎、眼睛和腳都是不可容忍的；其他不在食物清單上的動物包括：狗、鴿子、水母、蛞蝓、蟾蜍、昆蟲以及其他幾百萬種動物種類，它們也都不予考慮。還有一些美國人更挑剔，拒吃雞肉的紅肉部分或帶骨的雞肉。即使是愛冒險的食客也只願意對動物王國中的一小部分小做嘗試。並非只有嬌生慣養的美國人才對不熟悉動物的身體部分反嘔抗拒。人類學家拿破侖·查岡（Napoleon Chagnon）為保護他的花生醬和熱狗不讓接受採訪的雅諾馬馬人吃掉，便告訴他們那是牛的糞便和陰莖。喜歡吃毛毛蟲和蛆的雅諾馬馬人雖然根本不知道牛是什麼，但一聽便立刻胃口全無，讓查岡獨自靜靜享用了。
一個令人噁心的東西會傳染到它所接觸的所有東西，無論這種接觸多麼短暫或效果多麼不明顯。拒喝被蒼蠅拍攪過或浸過一隻被消毒後的蟑螂的飲料，其背後的直覺是那些看不到的傳染的東西——孩子們稱之為虱子，已經被留在裡面了。一些東西，如一把新梳子或便盆也會令人覺得污穢，只是因為它們是被設計用來接觸一些令人噁心的東西的，而另一些如狗屎模樣的巧克力也會令人覺得骯髒，那只是因為外觀相似。羅辛根據觀察得出，噁心的心理原理遵循的是許多傳統文化中都具有的兩條巫術定律：傳染律（一旦接觸，就永遠接觸）和相似律（類似導致類似）。
儘管噁心普遍存在，不令人噁心的動物的清單則因文化背景不同而異，這暗示了一個學習的過程。每個做父母的都人知道，兩歲以下的孩子會把所有東西都放到嘴裡。精神分析學家們站出來解釋說，這是因為嬰兒沒有對糞便的厭惡。羅辛和同事們研究了噁心心理的發展，他們把美國成年人認為噁心的各種東西交給孩子們。令旁觀的父母們恐怖的是，62%的學步幼童吃了狗屎的模擬物（用花生醬和味道濃郁的奶酪製作的逼真仿製品），31%的幼童吃了螞蚱。
羅辛認為，噁心是在學齡中期習得的，或許是當孩子們在接觸一個令人噁心的東西時遭到父母斥責或看到父母的面部表情而逐漸習得的。但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首先，所有年齡大於學步幼童的被試的行為表現都和成年人一樣。例如，4歲的孩子不會吃屎的模擬物或喝裡面有只螞蚱的果汁；他們與成人的唯一不同是，孩子們對短暫接觸的傳染並不那麼敏感。孩子們直到8歲都不會拒絕短暫浸泡過一隻螞蚱的果汁或狗屎模擬物。其次，兩歲以上的孩子是出了名的挑剔，父母絞盡腦汁想讓他們吃新的東西，而不是吃熟悉的東西。人類學家伊麗莎白·卡什丹（Elizabeth Cashdan）記錄了孩子們在過了3歲生日後，嘗試新事物的願望急轉直下。再次，如果孩子們需要學習不吃什麼，那麼所有的動物都會是可口的，除了少數被排斥的動物。但正如羅辛自己指出的，所有的動物都令人噁心，除了少數一些被允許吃的。沒有孩子被教過斥責油膩骯髒的地鼠腸和被肢解的猴子肉。
卡什丹有一個更好的主意。她提出，最初兩年是學習任何與食物有關知識的敏感期。那段時間，母親控制著孩子們食入的食物，孩子們只能吃到被允許吃的東西。然後，他們的味覺自然而然地就縮減了，只能吃得下那些在這段敏感期被給予的食物。不愛吃某些食物的偏好可以一直延續到成年期，儘管成人偶爾會出於各種動機克服厭惡：與他人一同進餐，為了表現出男子漢氣概或是老成世故的模樣，追求刺激，或者當熟悉的食物短缺時避免挨餓。
噁心是用來做什麼的？羅辛指出，人類面臨著「雜食動物困境」。不像考拉主要吃桉樹葉，當桉樹葉稀缺時就瀕臨危險的境地，雜食動物可選擇的可食食物種類很多。不好之處在於，其中許多種類都是有毒的。許多魚類、兩棲動物、無脊椎動物都含有劇烈的神經毒素。通常無害的肉類可能寄居絛蟲這樣的寄生蟲；一旦被寄生蟲破壞，肉很可能就變成足以致命的，因為導致腐爛的微生物會釋放毒素以阻止食腐動物，從而將肉據為己有。即使在工業化國家，食品污染也是一項主要危險。直到最近，炭疽和旋毛蟲病都還是嚴重的威脅，公共衛生專家們已建議採取嚴格的衛生檢查措施，以確保人們在吃下一份雞肉三明治時不會接觸到沙門氏菌。1996年的一次世界性危機是由瘋牛病引發的，其症狀首先出現在一些英國病牛身上，它們的腦子變成了海綿狀，而這種病可能還會傳染到吃了病牛的人的身上。
羅辛大膽提出，噁心是阻止人類祖先吃有危險的動物類食物的演化適應。糞便、腐肉還有又軟又潮的動物身體部分都是有害微生物的溫床，應當遠離。人類在孩童時期學習有關食物知識的動態理論恰恰適應了這種情勢需要。哪些動物的部分是安全的，取決於所處環境中的生物種類和當地的風土病，因而特定的口味不可能是天生的。孩子們利用他們的長輩親戚，就像國王利用試菜官一樣：如果嘗試者吃了這些東西還活著，那麼這些東西就沒有毒。所以，年幼的孩子對父母讓他們吃的任何東西都來者不拒，而當他們大一些自己去尋覓食物時，就會避免去吃任何其他的東西。
但又該如何解釋相似性的非理性效應——厭惡橡皮嘔吐物、狗屎模樣的巧克力和消毒後的蟑螂呢？答案是，這些東西被做成會引發人們反應的物體的模樣，它們也會引發相同的反應。這就是為什麼新奇商品商店銷售橡皮嘔吐物的原因。相似性效應只能說明，由一個權威或某人自身信念導致的寬慰並不能切斷一種情緒反應。這種反應並不比其他對於現代幻象的反應更為不理性，比如被一部電影吸引，被色情圖片喚起，在過山車上感到恐怖，等等。
那麼，為什麼我們覺得噁心的東西會傳染到它們所接觸的所有東西上呢？它是對生命世界裡的一個基本事實的直接適應：細菌繁殖。微生物與植物製造的那種化學毒素有本質上的區別。化學品的危險取決於它的劑量。有毒的植物嘗起來很苦，因為對於植物和吃植物者而言，吃植物者只吃一口就停下來對二者都有好處。但對於微生物來說，並沒有什麼安全劑量，因為它們會呈指數級迅速繁殖。單個看不見且味道不佳的細菌能夠翻倍增長，迅速飽和，成為任何大小的物質。當然，因為細菌是通過相互接觸傳播的，因此任何接觸了噁心物質的東西，其本身也就變得噁心了，這並不令人奇怪，即使它看上去和嘗起來的味道都沒變。噁心是直覺微生物學。
為什麼昆蟲和其他像蟲子和蟾蜍這樣的小生物——拉美人稱之為「animalitos」，很容易被人厭惡呢？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認為，當社會文化中有大型動物可吃時，這些「animalitos」就會令人感到噁心；當沒有大型動物可吃時，人們就會吃這些小東西。其解釋與衛生狀況無關，因為蟲子比肉更安全。這一解釋源於最佳覓食理論，即對於動物應當分析如何分配時間來最大化所吃食物的營養含量，而且事實也是如此。「animalitos」很小且分佈得很分散，要多次捕捉和準備，才能得到一公斤蛋白質。一隻大型動物則是活動著的幾十公斤肉，立等可取（1978年，有謠傳稱麥當勞巨無霸漢堡中的肉原料中有蚯蚓，但如果該公司像謠傳意圖暗示的那樣貪婪，這謠言就不可能是真實的：蟲子肉要比牛肉昂貴得多）。在大多數環境中，吃較大型的動物不僅更有效率，而且小型動物根本就不應當吃——若把搜集它們的時間花在獵捕更大型動物上會有更好的回報。因此，小動物便從那些能夠獵捕到更大型動物的人類文化的菜單中消失了，在食客的心中，任何不許吃的東西都是被禁止的，是他們的文化讓他們覺得那些東西噁心。
食物禁忌是怎麼回事？例如，為什麼印度教禁食牛肉？為什麼猶太人禁吃豬肉和有殼類水生動物，還禁止把肉、奶和在一起吃？幾千年來，猶太教士們已經為猶太教的飲食戒律提供了巧妙的理論。這是一些列在《猶太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Judaica）上的內容：
公元前一世紀，阿里斯提亞說：「禁食律條在目的上是合乎道德的，因為戒除食葷可以向人們灌輸對殺生的恐懼，從而抑制人類的暴力本性……禁止食用猛禽是為了證實人類不應當獵捕其他動物。」
伊薩克·本·摩西·阿拉馬說：「所有有關飲食禁令背後的原因不在於可能會導致任何對身體的傷害，而是由於這些食物弄髒、玷污了靈魂，令智力遲鈍，從而導致了混亂的思想和對不正當、野蠻食慾的貪求，而這些將會把人類帶向毀滅，也就破壞了創世的目的。」
邁蒙尼德說：「《摩西五書》中禁止我們吃的所有食物對身體都有一些壞的和破壞性的作用……教律禁食豬肉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在豬的生活環境中，它的習慣和食物都是很髒的且令人生厭的……腸的肥肉也被禁食是因為它增加下腹部脂肪，並破壞其功能，還產生了又冷又黏的血……煮在奶中的肉無疑是油膩的食物，會使一個人吃得過撐。」
亞布拉罕·伊本·以斯拉說：「我認為在母親的乳汁裡煮一個孩子是件殘酷的事情。」
納邁德說：「規定鰭和鱗片的原因是，有鰭和鱗片的魚生活得接近水面，一般可以在淡水區域發現……而沒有鰭和鱗片的魚則生活在較低的多泥層，那裡非常潮濕、沒有熱量。它們靠吃發霉的沼澤為食，因而吃這種魚會對健康有害。」
我無意對猶太教的古老智慧表示不敬，這些論斷可以被任何12歲大的聰明孩子予以駁倒，作為一間寺廟的主日學校的前任講師，我可以證實這些論斷平常是怎麼說的。許多成年猶太人仍相信，禁食豬肉是基於公共衛生的舉措——為了預防毛線蟲病。但如哈里斯所說，如果那是事實的話，律條將僅僅建議禁食未經煮過的豬肉：「汝不應進食豬肉，除非豬肉已被煮熟。」
哈里斯認為，食物禁忌往往有著生態上或經濟上的意義。希伯來人是沙漠部落，豬則是森林動物。豬會與人競爭水和有營養的食物，比如堅果、水果和蔬菜。而與之相比，清潔可食的動物則是反芻動物，如綿羊、牛和山羊，它們可以靠沙漠中極其稀少的植物為生。在印度，牛很珍貴，不能屠宰，因為它們被用來提供牛奶、肥料並能拉犁。哈里斯的理論就如猶太教教士們的一樣巧妙，而且更加有道理，儘管他承認這個理論不能解釋所有的事。遊蕩在炎熱的猶地阿沙漠中的古老部落幾乎都沒有將資源揮霍到飼養蝦和牡蠣中去，所以不清楚為什麼波蘭猶太后裔小鎮或布魯克林的社區鄰里就該癡迷於僅吃沙漠反芻動物的進食習慣。
食物禁忌很顯然是一種族裔標誌，但通過對它本身的觀察無法解釋任何事情。人們起初為什麼會帶上這種民族標誌呢？況且這種標誌可能成本不菲，甚至他們可能禁食一種營養來源。社會科學不加質疑地推測，人們會將自己的口味偏好淹沒在群體中，但若從演化的角度來看，這是不太可能的（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樣）。對此我持有一種犬儒主義觀點。
在任何群體中，那些年輕的、貧窮的和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的成員都可能會叛變，投向其他群體。而那些有權勢的人，特別是家長，則樂於將他們收容進來。任何地方的人都能通過一起吃飯而組成聯盟，無論是宴會、酒席，還是商業午餐或約會共餐。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吃飯，那我就不能成為你的朋友。食物禁忌往往禁止食用鄰里部落的某道美味食物，這在許多猶太人的飲食律條中出現。這說明，食物禁忌是留住潛在的叛逃者的武器。首先，他們將與外來者合作的前奏——一起掰麵包，當作是公然的違抗行為。更有甚者，食物禁忌還利用了噁心的心理作用。在學習食物偏好的敏感期是沒有食物禁忌的，這就使得孩子們要在長大後自己發現令他們噁心的東西，這阻止了他們與敵人變得親密。（「他邀請我去他家，但如果他們上……我該怎麼辦，太噁心了！」）。確實，這個策略可以永遠延續下去，因為孩子們長大後成了父母，他們不會餵他們的孩子吃自己覺得噁心的東西。食物禁忌的實用效果往往會被注意到。小說中關於移民經歷的一個熟悉情節就是，主角忍受折磨，品嚐禁忌食物。越過邊界可以淺嘗融入新世界的滋味，卻引發了與父母和所屬社群的公開衝突。在《波特諾依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中，阿歷克斯描述他的母親在說hamburger（漢堡包）時的發音像Hitler（希特勒）。但因為年長者們沒興趣令其社群將食物禁忌置於陽光下公開討論，所以他們就用塔木德式的詭辯和晦澀的談話將之遮掩起來。
恐懼的含義
語言愛好者知道，每一種恐懼都能以一個專門的詞來表示。你害怕葡萄酒嗎？那麼你有恐酒症。你坐火車會嚇得發抖？你罹患了火車恐懼症。對丈母娘心懷不安叫岳母恐懼症，害怕花生醬粘在你的顎部叫花生醬恐懼症。還有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痛苦——恐懼恐懼本身，叫恐恐懼症。
但沒有一個專門的詞來表示一種情緒並不意味著這種情緒不存在，而有一個專門的詞來表示這種情緒也並不表明這種情緒就存在。詞語觀察者、詞語狂熱者和「長詞愛好者」熱愛這種挑戰。對於他們來說，休閒時光就是找到一個包含了按照字母順序排列的所有元音的最短動詞，或是寫一部不含字母e的小說。而另一種詞彙帶來的快樂就是，尋找假想恐懼的名字，而這就是那些不一定真實存在的恐懼的來源所在。現實中，人們不會一提到某個悅耳的希臘或拉丁詞根就嚇得發抖，害怕和恐懼的通用詞彙清單上所列的其實並不多。
蛇和蜘蛛總是令人害怕的。在對大學生的恐懼之物的研究中，它們是最常見的害怕和厭惡對象，而且在我們漫長的演化歷史中也是如此。D.O.赫布（D.O.Hebb）發現，圈養下出生的黑猩猩第一次看到蛇時就會害怕地尖叫。靈長目動物學家馬克·豪澤（Marc Hauser）發現，在他實驗室裡餵養大的絹毛猴（一種南美猴）第一次看到地上的一條塑料管時，也發出了警覺的叫聲。艾爾文·德沃爾（Irren Devore）簡潔地描述了原始人的反應：「狩獵採集者的生活中最不堪忍受的就是一條蛇。」在崇敬蛇的文化中，人們仍舊極度小心地對待它，甚至連印第安納·瓊斯也害怕它呢！
另一些常見的恐懼是高度、暴風雨、大型食肉動物、黑暗、血、陌生人、拘禁、深水、社會監督和獨自離家。這些正是將我們的祖先置於危險境地的事物或情形。蜘蛛和蛇往往是有毒的，特別是在非洲。絕大多數其他類型的恐懼對於原始人的健康顯然都有危險，社會監督則會對其社會地位構成威脅。恐懼是一種情緒，激發了我們的祖先留意可能會面對的危險。
恐懼很可能是多種不同的情緒。害怕有形的東西，害怕社會監督，害怕獨自離家，不同的恐懼要分別採用不同種類的藥物予以治療，這說明它們是由不同的大腦回路來計算的。精神病醫生伊薩克·馬克斯（Isaac Marks）證明，人們對於不同的令人害怕的東西，會呈現出不同的反應方式，每種反應對於危險來說都是適當的。動物會引發逃逸的衝動，而懸崖則引發僵立不動。社會性威脅引起害羞和綏靖的手勢。有些人看到血真的會暈倒，因為他們的血壓會降低，這是一個人在盡量減少自己的血液繼續流失的反應。恐懼是適應而不只是神經系統缺陷的最好證據是，在沒有捕獵者的島嶼上演化的動物喪失了它們的恐懼，它們看到入侵者會全無防衛——所以對其的表述為「猶如死了的渡渡鳥」。[14]
現代城市居民恐懼的其實早已不存在了，但人們還是恐懼它們帶來的危險。我們害怕槍支、開車過快、駕車不系安全帶、打火機液和浴缸邊上的烘乾器，而不是害怕蛇和蜘蛛。公共安全人員利用從統計數字到血腥照片等各種方式，試圖引起公民們心中的恐懼，但通常並沒什麼效果。父母們大聲呵斥並懲罰他們的孩子，以阻止他們玩火柴，或者阻止他們追著球跑到街道上。但當芝加哥的學生們被問到最怕什麼時，他們列出的是獅子、老虎和蛇，而這些在一個城市不太可能成為危險物。
當然，恐懼確實隨著人的經歷而有所變化。幾十年來，心理學家一直以為，動物習得新恐懼的方式和巴甫洛夫的狗學會聽到鈴聲分泌唾液的方式一樣。在一次著名的實驗中，行為主義心理學派創始人約翰·B.華生（John B.Watson）在一個11個月大的小男孩正與一隻溫順的小白鼠玩耍時出現在其身後，突然將兩根鋼條撞得鏗鏘作響。多響了幾次之後，小男孩就變得害怕白鼠和其他白色毛絨的東西了，包括兔子、狗、海豹皮大衣和聖誕老人。那隻老鼠也學會了將危險與以前的中性刺激聯繫在一起。老鼠在白色屋子裡遭到電擊後，即使電擊源已經不插電很久，它仍每次都會從白色屋子迅速逃離到黑色屋子。
但事實上，生物並不能通過建立條件反射，對任何先前的東西都產生恐懼。孩子們對老鼠感到神經緊張，老鼠對明亮屋子神經緊張，這在任何條件反射建立之前就已如此，他（它）們會很容易將之與危險建立聯繫。如果將老鼠轉換成一些隨意的物品，如觀看歌劇的眼鏡，孩子們就永遠也學不會害怕它。在黑屋子裡而不是白屋子裡電擊老鼠，這個夜間動物習得這種聯繫的速度也會更慢，而且習得消退得會更快。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15]（Martin Seligman）認為，只有當動物在演化上準備好接受某種聯繫時，恐懼才容易被建立起條件反射。
即使一個人有病態恐懼，它也很少與那些曾與某種心理創傷成對出現的中性物體有關。人們甚至會在還沒見過一條蛇時就害怕它。經歷過一次令人感到恐怖或造成痛苦的事件後，人們會對造成這次事件的原因更加謹慎小心，但他們並不害怕它；人們不會對電源插座、錘子、汽車或防空洞產生病態恐懼。儘管電視上大加渲染，但大多數從創傷性事件中倖存的人並沒有每次面對有關線索暗示時就精神崩潰。越戰退伍軍人痛恨那種刻板印象：似乎只要有人打碎一隻玻璃杯，他們就會迅速臥倒。
理解恐懼習得的一個更好方式是，認真思考演化中的需求。這個世界充滿了危險，但我們的祖先不可能總是畏縮在山洞裡度過一生，他們需要採集食物、贏得配偶。他們需要根據所處環境中的實際危險（畢竟，不是所有的蜘蛛都有毒）和自己的能力，來應對典型危險帶來的恐懼，很多事物儘管危險但還不至令人過於害怕：畢竟祖先已經擁有很多專門知識、防禦技術和安身之所。
馬克斯和精神病醫生倫道夫·內西（Randolph Nesse）認為，病態恐懼是從未習得過的天生恐懼。恐懼是孩子們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在他們出生後的第一年裡，嬰兒害怕陌生人和分離，當然他們也應該如此，因為殺嬰和被掠奪對於弱小的原始狩獵採集人是嚴重的威脅。電影《暗夜哭聲》（A Cry in the Dark）展示了一個掠奪者是如何輕易掠走一個無人照看的嬰兒的。這很好地回答了每個父母的問題：為什麼被獨自留在黑暗臥室裡的嬰兒會像被血腥謀殺般尖叫。在3～5歲間，孩子們變得開始害怕所有典型的病態恐懼物——蜘蛛、黑暗、深水等。然後，他們逐個學會了控制對這些物體的情緒。大多數成人病態恐懼都是從未消退的孩提時的恐懼。這就是城市居民會最害怕蛇的原因。
就像學習哪些是安全的一樣，對所處環境中的危險的最好嚮導就是那些歷經危險而倖存的人。孩子們看到自己的父母害怕什麼他們就害怕什麼，而往往在看到其他孩子成功應付時，他們也就不再害怕了。成人也同樣易受影響。戰爭時期，勇氣和恐慌都具有傳染性，一些針對恐懼症的治療會讓患者看著助手扮演一隻巨蟒，或是讓一隻蜘蛛爬在助手的胳膊上。甚至連猴子也是通過彼此觀察來調整自己的恐懼的。實驗室中養大的恆河猴初次看到蛇時並不害怕，但如果它們看到電影中的另一隻猴子被蛇嚇壞時，它們就會感到害怕了。電影中的猴子並沒有被灌輸恐懼，同樣也沒有喚醒恐懼，因為如果電影中的猴子見到一朵花或一隻兔子而畏縮後退的話，觀看者並沒有培養出同樣的恐懼來。
有選擇地征服恐懼是本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處於極度危險中的人，比如戰鬥中的飛行員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規模空襲時的倫敦人，能夠令人歎服地鎮靜下來。沒人知道為什麼在其他人都已喪失自控能力時，有些人還能夠保持頭腦清醒，但使其保持鎮定的原因是可預測性、週遭的聯盟夥伴以及一種勝任與控制感，這些被作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稱為「正確的東西」。他那本同名書講述的就是測試飛行員如何成為水星宇航員，沃爾夫將「正確的東西」界定為「（飛行員）在一個機械件飛馳脫離而去時，挺身而出，甘冒生命危險，憑借人格力量、生理反應和經驗，在機械件即將斷開的最後一刻將它拉回的能力」。那種控制感來自「挑戰極限」：小步嘗試，多高、多快、多遠的動作才不致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挑戰極限是一種強大的動機。休閒活動以及被稱為「興奮」的情緒，來自看似是古老的危險但持久且相對安全的活動。這包括絕大多數非競爭性體育運動（潛水、攀巖、探洞等）和被稱為「驚悚」體裁的書和電影。溫斯頓·丘吉爾曾說過：「生活中沒有什麼事能夠像被子彈擊中卻又沒有任何不良後果那樣令人興奮了。」
幸福跑步機
追求幸福是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獨立宣言》如是說，並將其列入不言自明的真理之列。傑裡米·邊沁（Jercemy Bentham）寫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即是道德的基礎。要說每個人都想快樂，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且幾乎是被循環論證過的廢話，但它提出了一個關於人之所以為人的深刻問題：人們奮力爭取的到底是什麼。
起初，幸福對於生物合理性（更確切地說，是使得我們所演化環境合理的狀態）來說似乎是錦上添花。當我們健康、衣食無憂、舒適、安全、運氣好、博學、受人尊重、有人相伴和被愛時，我們會更幸福。另一方面，這些奮力爭取的目標有助於繁衍。幸福的功能將是開動腦筋尋求達爾文式適應的密鑰。當我們感到不幸福時，我們為這些會令我們幸福的東西而努力；當我們感到幸福時，我們保持現狀。
問題是，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值得人們去努力奮鬥呢？冰川期的人們如果因為缺少野營火爐、青黴素和來福獵槍，或是為這些東西而不是為一個更好的洞穴和長矛努力奮鬥的話，那他們就是在浪費光陰。即使對於現代的原始覓食人群而言，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也會有差異很大的生活標準。若能避免好高騖遠，追求幸福應當根據當前環境中通過合理努力所能獲得的回報而加以相應的調整。
我們怎麼知道什麼就是能夠被合理獲得的呢？一個良好的信息來源就是看他人已經得到了什麼。如果他們能得到，那麼或許你也能得到。古往今來，許多致力於研究人類處境的觀察者都會發現一項人間悲劇：當人們覺得自己比鄰居更好時，他們就會覺得快樂；當覺得自己不如鄰居時，就感覺不快樂。
威廉·莎士比亞（《皆大歡喜》）
不過，唉！通過另一個人的眼睛來看待快樂是多麼悲哀的事情啊！
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
幸福，名詞。一種緣於注視他人痛苦而產生的愉悅感受。
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
光自己成功還不夠，其他人必須得失敗。
意第緒語諺語
Ven frait zich a hoiker?Ven er zet a gresseren hoiker far zich.
羅鍋什麼時候高興？當他看到一個人背了一個更大的羅鍋時。
關於幸福心理學的研究已經證實，生活中存在充滿負能量的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給出了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你打開工資單，高興地發現自己得到了5%的提薪——這種高興的心情延續到你得知你的同事都拿到了10%的提薪時為止。據坊間傳言，著名女歌唱家瑪麗亞·卡拉斯（Maria Callas）明確規定，她所演唱的任何一家歌劇院須向她支付比該劇院向下一位收入最高歌手所支付的出場費高一美元。
今天的人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的人都活得更加安全、健康、營養好、壽命也更長，但我們並沒有快樂得像騰雲駕霧，估計我們的祖先也沒有長期悶悶不樂。現在西方國家中許多窮人的生活條件是過去的貴族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指出這一點並不算極端反動。不同階層、不同國家的人往往對自己的生活狀況還算滿意，直到他們拿自己和更富裕的人相比較。而一個社會裡出現暴力行為的頻繁程度，也並不是取決於這個社會當中的貧窮程度。20世紀後半葉，第三世界以及後來第二世界的不滿，主要歸因於他們通過第一世界的大眾傳媒所獲悉的情況。
關於目標可實現性的另一個重要線索是你現在的幸福程度。你現在所擁有的是可實現的（根據定義），還有可能做得更好一點。演化理論預測，一個人所能做到的應當超過他所掌握的，但不會超過太多。這就有了關於幸福的第二個悲劇：人們適應環境（無論好壞）的方式，就像他們的眼睛適應陽光或黑暗的方式一樣。中立地看，改進就是幸福，喪失就是悲慘。同樣，聖人們早有教誨。E.A.羅賓遜（E.A.Robinson）詩歌的朗誦者（以及後來西蒙和加芬克爾歌曲的演唱者）艷羨著「走路時熠熠發光」[16]的工廠主理查·克裡。
於是我們繼續工作，等待光明，
雖然餐餐無肉，頓頓麵包，味同嚼蠟；
而理查·克裡，卻在一個寧靜的夏夜，
回到家中，讓一顆子彈，穿過他的頭顱。
徒勞的奮鬥令許多黑暗的靈魂否定了幸福的可能。對於演藝界名人奧斯卡·萊文特（Oscar Levant）來說，「幸福不是你所經歷的，而是你所回憶的」。弗洛伊德說，心理治療的目標在於「將歇斯底里的悲慘轉變為普遍常見的不幸福」。一位同事通過郵件咨詢我一位讓人頭疼的研究生的情況時寫道：「有時我希望自己還年輕，然後我就記起來年輕時同樣也沒什麼好的。」
但在這裡，脾氣不佳且牢騷滿腹的人僅僅說對了一半。人們在歷經從好運氣到壞運氣這種跨度極大的變化時的感覺並沒有什麼差異。但一般而言，人們所適應的基準線不是悲慘而是滿意。確切的基準線因人而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遺傳決定的。心理學家大衛·邁爾斯（David Myers）和埃德·蒂耶納（Ed Diever）發現，工業化國家中約80%的人報告說，他們至少「對生活還算滿意」，約有30%的人說他們感覺「非常快樂」。就我們所知，這些報告是真實的。這個概率對於所有年齡、性別和膚色，都是相同的，而且經過了40多年的經濟增長後也沒有什麼變化。正如邁爾斯和蒂耶納所觀察到的：「與1957年相比，美國人的人均汽車擁有量翻了一倍——還有了微波爐、彩電、錄像機、空調、留言機和每年總價值120億美元的全新名牌運動鞋。所以，美國人比1957年時要快樂了吧？沒有。」
在工業化國家中，錢只能買來一點兒快樂：財富與滿意度成正比，但這種相關性很小。抽中大獎者在最初的激動平息之後，又會回歸之前的情緒狀態。正面地看，遭受巨大創傷損失的人也是這樣，比如高位截癱者和大屠殺的倖存者。
這些研究結論並不必然與歌手蘇菲·塔克（Sophie Tucker）所說的相衝突，她說，「我窮過，也富過。富更好」。在印度和孟加拉國，財富要比在西方能更好地預示幸福。在24個西歐和美洲國家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越高，國民就越覺得快樂（儘管對此有許多種解釋）。邁爾斯和蒂耶納指出，財富就像健康：沒有它會令你覺得悲慘，但擁有它並不保證幸福。
幸福的悲劇還有第三種表現：負面情緒（恐懼、悲傷、焦慮等）的數量通常是正面情緒的兩倍，損失比相同程度的獲得能被更敏銳地感覺到。網球明星吉米·康納斯（Jimmy Connors）曾經這樣總結：「我討厭輸更甚於我喜歡贏。」這種不對稱性已經在實驗室中得到了證實，實驗顯示，人們願意下更大的賭注來避免一個確定的損失，更甚於改善一個確定的獲得，這體現在人們的情緒在想像一項損失（例如，在課程成績上或與異性的關係上）時跌落的幅度，要比想像一個等價收穫時情緒得到改善的幅度更大。心理學家蒂莫西·凱特勒（Timothy Ketelaar）指出，幸福顯示著資源在提升身體健康方面的效果。隨著情況變好，健康程度的提升顯示出回報遞減的效果：更多的食物是好的，但頂多只是好到某一點。但隨著情況變糟，健康程度的下降會令你出局：食物不足的話，你就會死。讓情況變得無限糟糕的方式有許多種（如感染、餓死、被吃掉、墜落等），卻沒有很多方式能夠顯著改善情況。這使得可能的損失比可能的收穫更值得關注；令我們不高興的事情要比令我們高興的事情更多。
研究快樂心理學的早期演化心理學家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Campbell）將人類描述為處在一個「幸福跑步機」上，福利的改進在長期上並沒有令我們更加快樂。確實，對幸福的研究聽起來往往只是對傳統價值觀的布道。有數據顯示，快樂的人並不是那些富有的、有特權的、強壯的或相貌好看的，而是那些有配偶、有朋友、有宗教信仰和有一份具有挑戰性且有意義的工作的。這一研究結果可能被過分強調了，因為他們只代表平均水平，而不能說明單個個體，況且原因和結果很難被分開：結婚可能會使你快樂，但快樂可能會使你結婚並維持婚姻狀態。但坎貝爾在總結這項研究時總結了幾千年來充滿智慧的男男女女的狀況：「對幸福的直接追逐會導致不幸的生活。」
延遲滿足
當我們說有人被情緒主導而不是被理性主導時，我們的意思常常是說，這個人為了短期的滿足而犧牲了長期的利益。這些例子包括發脾氣、向誘惑繳械、迅速花光當月薪水以及在牙醫門前掉頭走人。是什麼令我們如此短視呢？
延遲回報的能力被稱為自我控制或延遲滿足。社會學家往往將它看作是智力和預測未來並做出相應計劃的標誌。但折現未來（正如經濟學家這麼稱呼），對於任何活得比片刻長的行為者來說都是選擇邏輯的一部分。追求迅速回報而不是遠期收益往往被稱作是一種理性策略。
假定沒有通貨膨脹，現在的一美元或一年後的一美元，哪個更好？你可能會說，現在的一美元，因為可以用它來投資，一年後得到的就會多於一美元。不幸的是，這個解釋是循環論證：利息最初存在的理由，正是因為銀行願意付錢給那些寧願要現在享用這一美元，而不願意等到一年之後才能動用這筆錢的人，要他們現在先放棄使用這一美元的權利。但經濟學家指出，即使這個解釋放錯了地方，答案也是正確的：現在確實是更好的。首先，如果在少於一年的時間裡出現了一個緊迫的需求或機會，當前的一美元是可供使用的。其次，如果你現在放棄了這一美元，你並不能保證一年後還能把它拿回來。再次，你在一年內可能會死，那就永遠也享受不到這一美元帶來的好處了。因此，折現未來是理性的：現在就消費資源，除非拿它來投資可以帶來足夠高的回報。你應當要求的利率取決於這筆錢現在對你來說有多重要、你把它拿回來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你估計自己會活多久。
奮力爭取繁殖也是一種經濟，所有的有機體，甚至包括植物，都必須「決定」是否現在就使用資源還是把資源留作將來使用。這些決策中的其中一些是由身體做出的。我們的年齡越大就越脆弱，因為我們的基因將會折現未來，以削弱年老的身體為代價來構建強壯的年輕身體。這種交易歷經數代是划算的，因為一次事故可能會導致身體在年老前就死去，這樣的話，任何為長壽而放棄的活力都將付之東流。但大多數關於未來的決策都是心智做出的。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會在當前的好事情和將來的更好的事情之間進行選擇，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
有時理性的決策是「現在」，特別當人們常說生命短暫或是沒有明天時。這個邏輯在一個有關執行死刑的笑話中被樸素地表達了出來。罪犯在行刑前被給予儀式性的最後一根香煙，他卻回答說：「不，謝謝，我正在試圖戒煙。」我們笑了是因為我們知道，他這樣推遲享受毫無意義。另一個經典笑話清楚地說明了安全行事為什麼並不總是首選。一對中年猶太夫婦穆雷和愛絲特去南非旅遊。一天，穆雷無意中拍攝到了一個秘密軍事裝置，士兵們推搡著將夫婦倆送進監獄。他們被嚴刑拷打了三個禮拜，要他們說出他們在自由解放運動中聯繫人的名字。最後他們被拖到一個軍事法庭上，被判處間諜罪並將執行死刑。第二天早晨他倆並列站在一面牆前，軍士問他們有沒有最後的要求。愛絲特想與她在芝加哥的女兒通個電話。軍士說那不可能，然後轉向穆雷。「這太荒謬了，」穆雷叫道，「我們不是間諜！」然後他將唾沫吐在軍士臉上。「穆雷！」愛絲特哭喊道，「別，請別惹麻煩！」
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很清楚自己不會在幾分鐘後就死去。但人終有一死，如果我們將某些享受的機會推遲得太久，就會冒著喪失這個享受機會的風險。在我們祖先遊牧式的生活方式下，他們沒能力囤積財物或指望像銀行或保險公司這樣長期穩定的社會機構，所以消費的收益自然更高。但即使不是這樣，當下享受的某種渴望也一定已經根植於我們的情緒中了。更可能的是，我們演化出了一種機制來預測在不同選擇下（現在吃還是稍後吃，停下露營還是繼續前進）自己的壽命、機遇和風險，並對情緒做出相應的調整。
政治學家詹姆斯·Q.威爾遜（James O.Wilson）和心理學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指出，許多罪犯的行為似乎都是在迅速折現未來。犯罪就是一種賭博，回報是即刻的，而可能的成本則體現在未來。他們將這種折現歸因於低智力。心理學家馬丁·達利（Martin Daly）和馬戈·威爾遜（Margo Wilson）對此則有一種不同的解釋。在美國城市內的貧窮區域，年輕男性的預期壽命很低，他們也知道這點。在一部關於芝加哥貧民區一群玩籃球年輕人的勵志紀錄片《籃球夢》（Hoop Dreams）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場景是，其中一個男孩的母親為他在18歲生日時還活著而高興。此外，對他們來說，確保投資得以回報的社會地位和長久的對物質的所有權都是空洞的。這些構成了一種環境條件，使得迅速折現未來具有適應性——承擔風險、消費而不是投資。
更令人困惑的是「短視折現」：我們一般會優先考慮大的遠期回報，而不是小的近期回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種回報都日漸臨近時，我們會改變自己的優先偏好。一個熟悉的例子是，在正餐前為了減肥（大的遠期回報）決定不吃那道甜點（小的近期回報），但當服務生拿來甜點菜單時，卻又能屈從於誘惑。短視折現在實驗室中很容易產生：給人們（或者鴿子）兩個按鍵，一個給予小的現時回報，另一個給予更大稍後的回報，被試會隨著小回報的臨近而從選擇大回報轉向選擇小回報。意志的薄弱在經濟學和心理學等學科中都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經濟學家湯姆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了一個關於「理性消費者」的問題，它也可以從心智演化適應的角度來闡述：
我們應該怎樣概念化描述這種理性消費者？我們對他心知肚明，我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就是這種人：他剛剛還毅然決然把香煙碾滅在垃圾桶，信誓旦旦這次他絕不再冒罹患肺癌、讓孩子成為孤兒的風險，三小時後卻又滿大街地尋找有沒有開著的商店可以買到香煙；他明知會後悔還是吃了頓高卡路里的午餐，也確實後悔了，還不能理解自己為何會失去控制，並決定作為補償吃一頓低卡路里的晚餐，結果卻明知會後悔還是吃了一頓高卡路里的晚餐，也確實後悔了；他粘坐在電視機前，明明知道第二天要早早起來，結果全無準備、冷汗涔涔地參加晨會，而會議內容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他的職業生涯；他因為控制不住情緒發脾氣破壞了去迪士尼樂園度假旅遊的興致，他發脾氣是因為他的孩子做了他知道他們將會做的事情，而他本已決定當孩子們做這種事時不發脾氣。
謝林闡明了我們用來應對自我敷衍的一些奇怪方法：將鬧鐘放在房間的另一頭，這樣我們就必須關掉它無法繼續入睡；授權我們的僱主將每筆薪水的一部分扣下來以備退休後使用；將誘惑人的零食放在我們不能伸手可及的地方；把鬧鐘定在提前5分鐘響；奧德修斯讓他的船員在他耳朵裡塞上蠟，並把自己綁在船桅桿上，這樣當他聽到海妖們充滿誘惑的歌聲時，不至於調轉船舵駛向她們而撞到礁石上。
儘管短視折現還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但謝林抓住了這一心理的一些重要東西，他將這種自我控制悖論歸根於心智的模塊性。他描述道：「有時，人們的行為讓人看起來似乎他們有兩個自我，一個想要乾淨的肺並活得長些，另一個則喜歡煙草；或者一個想要苗條的身材，而另一個則想吃甜食；或者一個渴望通過閱讀亞當·斯密的著作來加強自制，而另一個則寧願對著電視看一部老電影。這兩個自我在不停地競爭著控制權。」當心有餘而力不足時——比如對著一份會破壞節食計劃的甜點猶豫躊躇，我們能感覺到內心兩種差異巨大的動機在激烈鬥爭：一個是對看到的和聞到的做出反應，另一個則是對醫囑做出反應。當兩種回報是同類的時，比如今天的一美元和明天的一美元進行比較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或許，一個即刻的回報涉及的是大腦處理確定事務的回路，而遠期回報涉及的則是對不確定的未來下賭注的回路。顯而易見，一個勝過了另一個，彷彿整個人是被設計要相信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在現代環境中，對未來的可靠知識，往往會導致非理性的選擇。但是在過去的世界裡，我們的祖先卻比較有可能能夠清楚分辨出什麼是現在就確定能立即享用的好處，以及哪些只是猜測中或是謠傳裡在未來可能會出現的更大好處。即使在今天，延遲滿足有時也會因人類知識的匱乏而遭到懲罰：退休基金不幸破產，政府食言不履行承諾，以及醫生宣佈他們曾說的所有對你不利的事情現在對你卻是好的，抑或反之。
利他
我們最強烈的情緒並非緣於風景、蜘蛛、蟑螂或沙漠，而是緣於其他人。一些情感，如生氣，讓我們想傷害別人；另一些情感，如愛、同情和感激，卻讓我們想幫助別人。若要理解這些情感，首先要理解為什麼生物體該被設計為相互幫助或者相互傷害。
看過一些大自然紀錄片後，你可能會相信，狼吃掉衰老孱弱的鹿會保持整個鹿群的健康，旅鼠自殺是為了整個群體免於餓死，或者雄鹿彼此衝撞爭奪繁殖權是為了讓最健碩的雄鹿將種群持久延續下去。這種假設——動物的行為是為了生態系統整體或整個物種的利益，似乎遵循了達爾文的理論。如果曾有10種旅鼠，其中9種因濫食而使得整個種群最終因飢餓而滅絕，還剩最後一種旅鼠，它們中的一些個體會犧牲自己以使其他旅鼠存活下來，那麼第10種旅鼠便會倖存下來，因此，如今的旅鼠便願意做出終極犧牲。這種信念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每個曾探討過社會情感的心理學家都曾論述過其對整個群體的好處。
當人們說動物的行為是為了群體的利益時，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假設實際上嚴重背離了達爾文主義，而且幾乎肯定是錯的。達爾文寫道：「自然選擇絕不會在一個生物體中產生任何一種對該生物體有害而不是有利的結構，因為自然選擇的作用只是根據並且為了每個個體的利益。」只有在每個群體都能履行一個協議並保證其所有成員都保持無私的條件下，自然選擇才會選擇這個具有無私成員的群體。但如果沒有相關協議的執行，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一個變異或者外來的旅鼠作如是想：「去他的吧！我會讓所有其他旅鼠都去跳懸崖，然後獨自享用它們剩下的食物。」這只自私的旅鼠會收穫其他旅鼠無私的回報，而自己無須支付任何成本。憑借這一優勢，它的後裔會迅速佔據整個群體，儘管整個群體的利益在不斷惡化。這就是任何自我犧牲者的最終命運。自然選擇是不同複製體相對成功的累積性效應。這意味著，它選擇了可以最好地複製自身的複製體，也就是，自私的複製體。
自然選擇適應使複製體受益，這一無可避免的事實最初由生物學家喬治·威廉姆斯提出，後來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進行了詳細闡述。幾乎所有的演化生物學家現在都接受了這一觀點，儘管對其他一些問題尚有爭議。群體之間進行選擇在紙面上是可能的，但絕大多數生物學家都懷疑，那種使其得以發生的特殊環境在真實世界中能否被找到。在生命之樹的分支之間進行選擇是可能的，但那與生物體是否被設計為無私的毫無干係。動物個體絕不會在乎自己的群體、物種或生態系統發生了什麼。狼捉住年老衰弱的鹿是因為它們是最容易被捉住的。飢餓的旅鼠出發去尋找更好的覓食區域時會碰巧跌落或淹死，並非自殺。雄鹿彼此衝撞是因為各自都想產仔，但當失敗不可避免時會有一隻主動撤退，這或許只是一種策略，這種策略在應對採取同樣策略的對手時一般都會奏效。彼此爭鬥的雄性對於群體來說是一種浪費——確實，當雄性構成了種群的一半時，它們通常都是浪費，因為僅有少量的種馬就可以繁殖下一代而無須吃掉一半的食物。
生物學家常常將這種行為描述成自利的，但導致這種行為的是腦的活動，特別是負責情緒和其他情感的腦回路的活動。動物表現得自私是因為它們的情緒回路就是如此連接與設定的。我飽脹的胃、我的溫暖、我的性高潮，對我來說要比對你來說感覺更好，我想要我的快樂，我也會去尋求我的快樂，而不是你的。當然，一個動物不能直接感受到另一個動物的胃，但它可以通過觀察後者的行為而間接地感受到。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心理學事實：動物通常不會將其他動物可觀察到的幸福作為它們自己的愉悅。而一個更有意思的事實是，它們有時也會那樣。
之前我說過，自然選擇選中的是自私的複製體，因此如果生物體是複製體，那麼所有的生物體都應當是自私的。但生物體並沒有得到複製。當你的父母擁有你時，他們並沒有複製自身，因為你和你的父母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完全相同。構成你的草圖——你的基因組，與構成他們的草圖並不相同。他們的基因是在被攪亂之後，隨機抽樣製成了精子和卵子，然後在受精時彼此組合，從而創造出不同於他們的新的基因組合和新的生物體。實際上唯一被複製的東西是基因和基因片斷，它們的複製生成了你，而你又會將它們中的一部分再傳遞給你的孩子，以此類推。事實上，即使你的母親克隆了自己，她也不能得以複製，而只是她的基因被複製了。那是因為，她生命中所經歷的任何變化——斷了的手指，文了的文身，穿刺了的鼻翼等都沒有傳遞給你。你所能繼承的唯一變化是長成了你的卵子中的一個基因的變異。基因，而非身體，得以被複製，這就意味著，基因，而非身體，才應當是自私的。
當然，DNA是沒有感覺的：「自私」意味著「行為方式使得自己的複製更加有可能」。基因在一個有腦的動物中所做的就是連線設定其大腦，這樣，這個動物所感受到的快樂和痛苦能使它的行為方式導致更多的基因複製。這常常意味著，動物會享受那種能令它生存和繁衍的狀態。飽腹的肚子令動物滿足，因為飽腹的肚子能使動物繼續活著、移動和繁殖，這帶來了更多的基因複製，而更多的基因複製構建了對飽腹的肚子感到滿足的大腦。
通過構建一個覺得「吃」有意思的腦，基因有助於傳播自己埋藏在動物性腺的複製體。當然，真正有助於構建大腦的DNA並不是自己傳遞到卵子或精子裡的，只不過是性腺內的基因複製體傳遞了過去。但這裡有一個重要的轉折：動物性腺裡的基因並不是構建大腦的基因唯一存在的複製體，它們只是幫助構建大腦的基因進行複製的最便利的複製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能夠進行複製的複製體本身就是合理的目標，只要它能夠被識別出來並能夠採取步驟幫助自己複製。努力複製位於其他動物性腺中的自己的複製體的基因所做的，可以和努力複製位於自己性腺中的自己的複製體的基因所做的完全相同。就基因而言，複製體就是複製體，而與它究竟位於哪個動物體中並無關係。對於構建大腦的基因，動物性腺唯一特別的地方只是基因的複製體將確定能在哪些性腺中被找到（這種確定性源於動物體內的細胞是基因的克隆這一事實）。這就是為什麼構建大腦的基因會令動物如此之享受它們自己的幸福的原因。如果基因能夠構建一個可以分辨出自己的複製體是否位於其他動物體的性腺中的大腦，那麼它會令大腦體享受其他動物的幸福，並使其行為方式增加其他動物的利益福祉。
何時一個動物中的基因複製體同時也位於另一個動物體中呢？當動物們彼此相關時。在絕大多數動物中，一方父母的所有基因會有一個複製體位於其後代體內這有一半的概率，因為子女從每方父母中均得到一半的基因。還有一半的概率，一個基因會位於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體中，因為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從同樣的父母那裡繼承了他們的基因。還有1/8的概率一個基因會位於一個一級堂表親的體內，以此類推。如果一個基因能夠建造出一種頭腦，讓擁有這種頭腦的人會對自己的親戚們伸出援手，那麼它就等同於在以一種間接的方式幫助了自己。生物學家威廉·漢密爾頓指出，如果對親戚的益處乘以基因共享的概率超過了該動物付出的成本，基因就會在總體內得到傳播擴散。漢密爾頓發展了一個觀點並將之加以理論形式化，這個觀點之前也曾被其他一些生物學家用作戲謔之語，其中最著名的要數生物學家J.B.S.哈丁（J.B.S.Haldane）的俏皮話了。當有人問哈丁是否願意為了他的一個兄弟而放棄自己的生命時，他回答說：「不。但為了兩個兄弟或者8個姑表親或姨表親就可以。」
當動物的行為以自己受損為代價而使另一個動物受益時，生物學家便將這稱作利他行為。當利他行為得以演化，因為利他者與受益者相關，從而使導致利他行為的基因令自己受益時，生物學家稱之為親屬選擇。但當我們認真研究動物如此行為的心理後，我們可以給這種現象另起一個名字：愛。
愛的本質是為他人的幸福而感到高興、為他人受傷而感到痛苦。這些感受激發了使被愛者受益的行為，如撫育、餵養和保護。我們現在理解了為什麼許多動物（包括人）愛他們的孩子、父母、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女）、兄弟姐妹、姑姑阿姨、叔伯舅舅、侄子外甥、侄女外甥女和姑（姨）表兄弟姐妹：人們幫助親戚等同於在基因上幫助自己。為愛做出的犧牲是由相關程度來控制的：人們為孩子會比為他們的侄子侄女做出更多的犧牲。這種犧牲還由受益人的預期繁殖生命來調節：父母為子女比子女為父母犧牲得更多，因為子女還有更長的預期生命。他們還由受益人自己對愛的感受來調整。人們愛他們的祖母不是因為預期他們的祖母會生育，而是因為他們的祖母愛他們，愛其他的家庭成員。也就是說，你幫助那些喜歡幫助你和幫助你的親戚的人。這也是為什麼男人和女人會墜入愛河的原因。我的孩子的另一位父母和我具有同樣對孩子的遺傳利害關係，所以對其有好處的對我也有好處。
許多人認為自私的基因這一理論說的是「動物努力傳播它們的基因」。這既不符合事實，對這一理論的理解也是錯的。動物，包括絕大多數人，對遺傳學一無所知，也不關心。人們愛自己的孩子不是因為他們想傳播自己的基因（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而是因為他們禁不住這樣做。這種愛使他們努力為孩子提供溫暖、養育和安全。自私不是人的真實動機，而是構建人的基因的隱喻化動機。基因通過設定動物的大腦來「努力」傳播擴散自己，所以動物愛它們的親屬，努力為它們提供溫暖、養育和安全。
這種混淆是由於將人的基因當作他們真實的自我，把基因的動機當作人最深刻、最真實的無意識動機造成的。這樣就很容易得出憤世嫉俗且不正確的道德觀，認為所有的愛都是虛偽的。這混淆了人的真實動機和基因的隱喻化動機。基因不是木偶大師。它們設置完大腦和身體，然後就撒手不管了。它們生活在另一個平行卻不相干的宇宙中，散佈於軀體之間，沿用著它們自己的規律與進程。
大多數對利他主義生物學的討論實際上並不是真的與利他主義的生物學有關。我們很容易就會明白，為什麼自然紀錄片出於值得稱道的動物保護主義的道德標準，大力宣傳動物行為是從其種群的利益出發，其潛台詞就是：別痛恨剛剛吃了小鹿班比的狼，它的行為只是出於更高層次的善。另一個潛台詞是，保護環境自有大自然的方式，我們人類改善好自己的行為就行了。與此相反的自私的基因理論受到嚴厲抨擊是出於一種恐懼，即害怕這個理論會證明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中投資家高登·蓋克的哲學——貪婪好、貪婪管用，貪婪是正當合理的。於是，又有一些人相信自私的基因理論，但敦促我們面對這樣一個令人難過的事實：特蕾莎修女打心底裡是自私的。
我認為，道德科學對道德並不好，對科學也很糟糕。無論生物學學術期刊上刊登了什麼，在約塞米蒂國家公園鋪上水泥路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高登·蓋克是壞人，特蕾莎修女是好人。但我估計只有人類在知道自己由什麼構成時，才會感到戰慄。因此，我這裡提出一個對自私基因更積極的詮釋方式。
身體是同理心最終的障礙。我怎麼也不能像你一樣感受到你牙疼時的那種痛感。但基因並沒有被囚禁在身體內，相同的基因同時生活在許多家庭成員的身體裡。分散的基因副本借助情緒控制身體並彼此相互聯繫。愛、熱情和同理心是連接不同身體內基因的無形纖維。這些情感是我們對他人牙疼最接近的感受。當父母希望他們能代替自己的孩子做手術時，使他具有如此最無私的情感的不是他所屬的物種、群體或他的身體，而是他自私的基因。
動物們並不只是對它們的親戚好。生物學家羅伯特·特裡弗斯（Robert Trivers）根據喬治·威廉姆斯提出的另一種利他主義如何演化的觀點，又發展出了一種理論（這裡，利他主義仍被定義為使另一個生物體受益，卻令施予者受損的行為）。道金斯用一個假想的例子進行了解釋。設想有一種鳥為一種攜帶疾病的扁虱所苦，必須要花費很多時間用自己的喙來清除扁虱。它的喙可以觸及全身各處，除了頭頂。如果每隻鳥都為其他鳥清理頭頂的扁虱，那麼所有鳥都會受益。如果群體中所有的鳥一看到別的鳥把頭伸過來，就會去幫助清理扁虱，那麼整個鳥群就會繁榮發展。但如果有一隻變異的鳥把頭伸出去享受別的鳥的幫助，但從來不幫其他的鳥清理，那會怎樣呢？這種搭便車者身上會沒有扁虱，而且可以節省給別的鳥找扁虱的時間來尋找食物。有了這個優勢，它們最終將佔整個鳥群的大多數，但這會使得整個群體更易於滅絕。心理學家羅傑·布朗（Roger Brown）解釋道：「人們可以想像到一個可悲的結局——所有的鳥都將頭伸出去指望別的鳥幫它找扁虱，卻沒有一隻會幫忙。」
但假使一隻不同的、記仇的變異鳥出現了，這只變異鳥為陌生鳥找扁虱、為過去曾給它找過扁虱的鳥清理羽毛，卻不給那些曾拒絕給它找扁虱的鳥清理。一旦一些這樣的鳥獲得了一定的基礎後，這些記仇的鳥就會快速繁殖，因為它們會相互清理扁虱，但不給欺騙者清理。一旦它們確立了地位，那麼無論是不經鑒別的扁虱清理者還是欺騙者都無法將它們驅逐出去，儘管在某些情形下，欺騙者可能作為少數派潛伏下來。
這是一個假想的例子，說明了非親屬關係間的利他行為——特裡弗斯稱之為互惠利他主義。人們很容易將假想實驗和真實觀察混淆起來，布朗講到：「當我在教學中用這個例子時，有些學生在考試時會在答捲上答成真實的鳥，往往是『斯金納的鴿子』，也有時是黑頭鷗，還有一次是知更鳥。」實際上，有些動物種群確實會實行互惠利他行為，但並不多見，因為這種行為的演化只會在特定的條件下發生。動物必須能以對自己很小的成本來換得其他動物很大的收益，這種方式的逆轉也必須很普遍。這些動物必須將大腦的一部分用來將彼此識別為獨特的個體（見第2章），如果自己示好後回報會隨之而來的話，一部分大腦還要記住誰幫助了它們以及誰拒絕了它們，並決定如何據此相應地施與和不施與其友善行為。
人類當然是一個大腦很發達的物種，血緣無關的人們彼此幫助的事件在動物學上也頗為罕見（見第3章）。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心智特別適應對互惠利他主義的需求。人類有食物、工具、幫助和信息可以相互交換。有了語言，信息就成為理想的交易物品，因為它對於給予者的成本與接受者的成本相比而言是微乎其微的，給予者的成本僅為幾秒鐘的呼吸。人類癡迷於獨特的個體，還記得第2章中的布裡克雙胞胎嗎——其中一個咬了警察，但兩人誰都不會被懲罰，因為兩人都得益於合理懷疑原則的推斷：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人幹的。人類的心智配備了目標設定的小人，會根據利害關係管理施予；對於親屬指向的利他主義，互惠利他主義是行為主義者對一整套思想和情緒的縮寫。特裡弗斯和生物學家理查德·亞歷山大（Richard Alexander）說明了對互惠利他主義的需求是如何成為許多人類情緒的來源的。它們集合在一起構成了道德感的一大組成部分。
最基本的設備是欺騙者監測器，而記住卑劣的欺騙者並採取針鋒相對的策略會更加有幫助。卑劣的欺騙者就是那個拒絕相互回報或是回報太少而無法補償利他者最初施與的成員。在第5章中考斯邁德斯已經證明，人們對欺騙者的推斷能力確實非同一般的好。但真正的詭計來自特裡弗斯的觀察：還有一種更為狡詭的欺騙方式。狡猾的欺騙者會相互回報，但回報的程度僅僅夠得上利他者的耗費，卻比自己所能提供的回報要少，或者少於如果情況逆轉利他者將會做出的施與。這將利他者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在某種程度上，他被欺騙了。但如果他堅持要平等的話，狡猾的欺騙者會與之徹底斷絕關係。既然半塊麵包總比沒有強，利他者就陷入了困境。當然他還有一種選擇：如果群體中還有其他不欺騙的交易夥伴，或是雖然狡猾但不至於太吝嗇的成員，他就可以轉而與這些成員合作。
遊戲變得愈加複雜。當利他者沒有發現欺騙者或是即使發現欺騙行為仍堅持自己的利他主義時，選擇就會優先傾向於欺騙。這會催生出更好的欺騙者監測器，然後又催生出更巧妙的欺騙，接著會導致應對更巧妙欺騙的監測器，再導致僥倖逃脫更巧妙欺騙監測器監測的更加巧妙的欺騙策略，如此類推。每個監測器都會引發一個情緒小人來確立適當的目標——繼續互惠利他、斷絕關係等等。
下面是特裡夫斯如何將道德情感反向工程作為互惠遊戲中的策略的。他對每種情緒的原因和結果的假設都得到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文獻和對其他文化研究結果的支持，儘管這些無甚必要，因為會有大量實際生活的例子湧入腦海。
「喜歡」是一種啟動和維持利他夥伴關係的情緒。大致而言，它就是一種希望幫助別人的意願，而幫助的對象是指向那些似乎也願意回報幫助的人。我們喜歡對我們好的人，我們也對我們喜歡的人好。
「生氣」保護了那些因為自己的善意被欺騙而易於受到傷害的人。當發現自己被利用時，人們將這種欺騙行為視為不公平，體驗到憤怒的感受，並想要做出正義的回擊：把斷絕關係作為懲罰，有時甚至去傷害欺騙者。許多心理學家強調，這種生氣有著道義上的暗示作用，幾乎所有的氣憤都是正義的氣憤。憤怒的人覺得受了委屈，必須對這種不公做出彌補。
「感謝」是一種能夠根據當初行為所付出的成本和收到的回報來調整與對方進行互惠行為動機強弱的情緒。我們會對那些給我們施以大力幫助而這種幫助對他們來說成本高昂的人深懷感激。
「同情」是一種想幫助那些需要援助的人的願望，或許是為贏得感激的一種情感。如果人們在最需要援手時表現出最大程度的感激，那麼需要幫助的人就為利他行為提供了最佳機會。
「負疚感」會使身處被發現險境的欺騙者飽受折磨。H.L.門肯將良知定義為「一種警示我們他人可能在看著我們的內心的聲音」。如果受害者的回應是斷絕未來所有的援助，那麼欺騙者將會支付昂貴代價。他有利益動機來通過掩蓋錯誤行為並不再欺騙他人從而避免這種關係破裂。人們對私下的罪過心懷負疚，因為這些罪過可能會公之於眾；在被發現前就承認一項罪過是真誠的表現，這給了受害者將關係保持下去的理由。羞愧是在罪過被發現後的反應，引發的是公開展示的悔悟，毫無疑問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莉莉·湯姆林說：「我試著去憤世嫉俗，但很難保持下去。」特裡夫斯指出，一旦這些情緒已然演化而來，人們就有一種誘因去模仿這些情緒，從而利用他人對真實情感的反應。偽裝的慷慨和友誼可以誘使真實的利他回報。在並未發生真正欺騙時而偽裝出來的正義的憤怒可能依然會贏來補償。偽裝的負疚可以使對方相信，欺騙者已經改過自新，即使欺騙者其實還會再犯。假裝水深火熱可以引發真實的同情。看上去似乎會提供幫助的假裝同情會誘發真實的感激。假裝感激會使利他者錯誤地以為他的幫助會得到回報。特裡夫斯指出，這些偽善行為並不必然是有意識的，確實，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在無意識的時候才是最有效的。
下一輪的演化競爭，當然就是發展出一種能力，來區分真實情感和偽裝情感。我們瞭解了信任和不信任的演化。當我們看出某人是在假裝慷慨、同情或感激，並沒有表現出真實的情感時，我們將不願意去合作。例如，一個騙子會調整精心設計的行為方式，而不是出於可信的負疚，當情況允許他僥倖逃脫時，他還會再次欺騙。對信賴度符號的搜尋使我們成為讀心者，會對任何與某種偽裝情緒相違背的瞬間感覺或不符之處保持警覺。既然在人們交換看法時，虛偽最容易被揭露，對信賴度符號的搜尋就使我們酷愛傳播和接收小道消息。因此，我們的聲譽成為我們最有價值的財產，我們有充分的動機去炫耀展示我們的慷慨、同情和正直，從而捍衛（甚至吹噓）自己的名聲，並在聲譽受到指摘時表達內心的憤慨。
你明白了嗎？偽裝情感的能力可以反過來作為抵禦真實情感的武器。人們可以將錯誤的動機歸咎於他人，從而維護自己的欺騙行為——比方說一個人不是真的委屈、友善、感激、內疚，但那人的情感其實是真實的。難怪特裡夫斯是第一個提出人腦的擴張是由認知軍備競賽所驅動的人，而競賽的動力就是用來約束互惠利他行為的情感。
和親緣選擇一樣，互惠利他主義一直被判定為一幅繪畫，甚至說法再寬鬆一些，是一幅關於人類動機的黯淡圖畫。同情僅僅是收買感激的廉價方式嗎？善意只是一種經營策略嗎？當然不是。你盡可以從最壞的角度想像偽裝情感，但人之所以能感受到真實情緒的原因不在於，指望這些情緒會對感受者有所幫助；而在於它們實際上是幫助了感受者的祖先。不僅不應該因為父親的罪過而懲罰孩子，而是父親一開始就沒有犯錯。最初感到同情和感激的變異之所以繁榮發展，不是因為人們精心計算，而是因為這種感受使得他們的鄰居認為值得與他們進行合作。每一代人對情緒本身的感受應該都是真情實意的；確實，一旦偽裝情感監測器演化出來後，它們只有在善意和真誠時才會最有效率。當然，從隱喻上講，基因賦予人們仁慈情感其實是出於自私，但誰會在乎脫氧核糖核酸的道德價值觀呢？
許多人仍堅持認為，自然選擇對道德情感的設計是為了使個體長期利益最大化，從而最終有利於他們的基因。如果我們每個人在對群體最好時都感覺享受，難道不是更好嗎？公司不會污染環境，工會不會罷工，公民都回收舊瓶子並乘坐公共汽車而不是自駕車，精力旺盛的少年不會開著馬達轟鳴的摩托車毀掉人們一個安靜的週六午後。
我想再度重申，將心智如何工作與心智應當如何工作混為一談是不明智的。但或許可以採取一些安撫之舉來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或許我們應當為人類情緒不是為群體最優而設計的感到高興才對。令某個群體受益的最佳方式往往是取代、征服或消滅鄰近的群體。一個群落中的螞蟻彼此密切相關，每一隻都是無私的完美典範。這就是為什麼螞蟻是少數幾種進行戰爭並役使奴隸的動物之一。當人類領導者操縱或脅迫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淹沒於所在群體的利益中時，其結果就是歷史上一些最為凶殘的暴行。在電影《愛與死》（Love and Death）中，伍迪·艾倫筆下的綏靖主義者角色被敦促去服兵役來保衛沙皇和祖國俄國時，意外地獲知如果淪為法國統治，他將不得不蘸著濃醬吃牛角麵包和油膩食物。人們渴望自己、家人和朋友能過上舒適生活的願望可以抑制許多帝王的野心。
末日機器
時間是1962年，你是美國總統。你剛剛獲知蘇聯向紐約投放了一顆原子彈。你知道他們不會再進行攻擊了。你面前有接通五角大樓的電話，還有那個眾所周知的按鈕，按下它你就能向莫斯科投下一顆報復性的原子彈。
你打算按下這個鍵。這個國家的政策是應對核攻擊要採取同樣的手段予以報復。政策的設計是為了威懾攻擊者，如果你不實施的話，這種威懾就淪為一種欺詐。另一方面，你在考慮，損害已成事實。殺害幾百萬蘇聯人也不會令幾百萬死去的美國人復生。原子彈還會增加大氣中的放射性沉降物，傷害自己的國民。而且你還將成為歷史上一位最殘暴的大屠殺兇手而遺臭萬年。現在的報復純粹是洩憤。
然而，正是這種思維邏輯使得蘇聯敢於進攻。他們知道一旦投下原子彈，你進行報復就會有百害而無一利。他們認為你不過是在虛張聲勢，所以你最好進行報復，告訴他們你不是在虛張聲勢。
但進一步說，現在證明你當時不是在虛張聲勢又有什麼意義呢？現在無法影響過去。事實仍然是如果你按下按鈕，你將使數百萬條生命毫無理由地消失。
且慢——蘇聯知道你在他們揭露你虛張聲勢後再證明自己沒有虛張聲勢是毫無意義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說你是在虛張聲勢。正是因為你以這種方式來思考這一事實才引起了這個災難——所以你不應當用這種方式來思考。
但現在不以這種方式思考已經太晚了……
你詛咒著自己的自由。你的困境在於，你有選擇進行報復的自由，而既然報復對你無利，你可以選擇不去報復，正像蘇聯預測的那樣。要是你無可選擇就好了！要是你的導彈已經被連線固定在一個可靠的核火球監測器上可以自動發射就好了。蘇聯就不敢攻擊了，因為他們知道報復是確定的。
這一系列推理因果循環的邏輯結論是根據小說及電影《奇愛博士》（Dr.Strangelove）而來的。一個瘋狂的美國軍官下令發射一顆原子彈攻擊蘇聯，命令無法撤回。總統及其顧問與蘇聯大使在作戰室會晤，同時打電話給蘇聯領導人，盡力說服他們，即將發生的攻擊純屬意外，希望蘇聯不要報復，結果卻得知已經太遲了。蘇聯已經安裝了末日武器：一套地下核彈網絡，一旦該國遭到攻擊或者任何人試圖拆除它，這套系統就會自動啟動。放射性墜塵將會摧毀地球上所有人類和動物。蘇聯安裝這套裝置是因為這比精確制導導彈或轟炸機的成本更低廉，還因為他們害怕美國可能已經建造了一個同樣的系統，所以想趕上末日武器的差距。穆夫利總統（彼得·塞勒斯飾演）與美國最優秀的核戰略專家、傑出的奇愛博士（彼得·塞勒斯飾演）一同協商：
「但是，」穆夫利總統說，「它真的既可能被自動引發，同時又不可能被不引發嗎？」
……奇愛博士立刻說：「完全正確。總統先生，這不僅是有可能的，也是最關鍵的。這正是這種機器的核心所在。威懾的藝術就在於使敵人產生害怕而不敢攻擊。所以，正是因為這種自動而不可撤回的決策過程排除了人的干涉因素，末日武器才這樣令人恐懼，易於理解，並完全確鑿可信。」……
穆夫利總統說：「但這真不錯，奇愛博士。它是怎麼被自動啟動的呢？」
奇愛博士說：「先生，這樣做非常簡單。你只要掩埋核彈，沒有數量的限制……掩埋好後，將它們連接到一個巨大的複雜計算機系統。將核彈爆炸的具體而清晰界定的環境條件都設置到內存記憶儲存帶裡……」奇愛轉過身來，以便直接看著蘇聯大使。「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大使先生。如果你們把末日武器當作秘密而不公之於眾，那就喪失了它的關鍵所在。為什麼你們不昭然天下呢？」
大使轉過身。他輕聲但清晰地說：「我們本計劃在週一的會議上宣佈。你知道，總理喜歡驚喜。」
這位德國口音、帶著皮手套、坐在輪椅裡的奇愛博士，在行納粹軍禮時不安地抽搐著，他一直是這個影片中最令人恐懼的角色。這個角色是用來象徵在公眾心目中頗為重要的一種知識分子：核戰略專家。他們專門想那些一般人想不了的事情，並以此謀生。這些人，包括亨利·基辛格（Heny Kissinger，塞勒斯就是以他為原型的）、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以及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人們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就是些無道德準則的書獃子，他們將核戰爭中百萬人的死亡以及確保相互摧毀的核戰略化作公式在黑板上詳加演算，並以此為樂。或許關於他們最可怕的是他們似是而非的結論——例如，核時代的安全來自將自己的城市暴露於外，而去保護自己的核彈。
但這種令人不安的核策略悖論適用於任何利益部分競爭、部分共享的各方之間的衝突。一般來說，勝利會落在智力最優秀、最自利、最冷靜、選擇最多、權力最大以及溝通最清晰的一方。這種常識是錯誤的。所有這些優勢在策略競爭中都可能成為不利條件（這與機遇、技能或力量的競爭相反），在這種競爭中，要根據估計另一方將如何做出回應而對行為進行計算。托馬斯·謝林說明了這些悖論在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在。我們將會看到，這些悖論對於情緒，特別是對令浪漫主義者斷言情感與理性相對的執著激情而言，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與見解。但首先，我們暫且不論情緒，只探討策略衝突的邏輯性。
我們以討價還價為例。當兩個人對一輛汽車或一座房子討價還價時，如果一方做出最後讓步，則議價結果就最終確定了。他為什麼要讓步？因為他確信另一方不會讓步。另一方不會讓步的原因是因為另一方認為他會讓步。另一方認為他會讓步是因為另一方認為他認為另一方認為他會讓步。以此類推。總有一個價格範圍讓買方和賣方都能夠接受。即使在這個價格範圍中，雖然某個特定價格不是一方的最優價格，但它仍比直接取消交易更划算。當一方發現另一方除非達不成交易別無選擇後，則後者很可能被迫按照最不願接受的價格確定交易。但當雙方都能猜到這個價格範圍時，在該範圍內的任何一點價格，都至少有一方願意不再議價並就此交易，而且另一方也知道應該如此。
謝林指出，贏得有利地位的要訣在於「一個自願的、不可逆的、對選擇自由的犧牲放棄」。你如何勸說某人相信你不會付高於16000美元的價格來買一輛對你來說價值20000美元的汽車。你可以和一個第三方進行一個公開、可執行的5000美元的打賭，賭你不會支付高於16000美元的價格。只要16000美元能給經銷商帶來利潤，他就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勸說是沒有用的，妥協將違背你的利益。通過自縛雙手，你改善了你的議價處境。這個例子有些誇張，但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很多。經銷商要求銷售人員無權簽署少於一定價格的銷售單子，即使銷售人員想賣也不行。如果銀行的評估人員說房屋購買者付的價格太高，他將得不到抵押貸款。房屋購買者利用這種支付能力的欠缺從賣方那裡獲得更優惠的價格。
不僅能力可能在策略衝突中成為一種不利條件，溝通手段也同樣可以。當你通過一個付費電話和朋友商討在哪裡見面吃飯時，你可以只宣稱你將在63街的明亮餐館與對方見面，然後就掛斷電話。如果你朋友想要和你見面的話，他就不得不依從。
似是而非的策略也參與構成了許諾的邏輯。只有在諾言的受益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諾言會兌現時，諾言才能確保有利的作用。因而當受益者知道許諾者受他的諾言限制約束時，許諾者就會處在更有利的位置。法律授予了公司起訴和被訴的權利。被訴的權利？這是哪種「權利」？這種權利賦予了一種許諾的能力：去達成契約、籌借資金以及進行商業合作，而對方有可能會在交易中受到損害。與之類似，法律授權銀行可以對一筆抵押貸款取消贖取權，這使得銀行值得去發放這筆抵押貸款，與此同時，借款者也會受益。謝林指出，在一些社會中，閹人能得到最好的工作是因為他們做不了的事。綁架者為了不讓人質在法庭上指認出自己而要殺他，這個人質應該怎樣勸說綁架者不要殺自己呢？一個選擇是故意弄瞎眼睛。另一個好一些的選擇是坦白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這樣綁架者可以用此作為要挾。如果他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可以讓綁架者拍攝自己做一些無法言狀的下作行為，從而創造出這種秘密。
威脅和防威脅是奇愛博士真正受人尊重的領域。有一些令人乏味的威脅，威脅者實施這種威脅對自己有利——例如，當房主威脅盜賊他將打電話報警時。有意思的是，當實施威脅對威脅者的成本很高時，威脅的價值僅僅就是一種威懾。再次重申，自由是有成本的；只有當威脅者別無選擇、只能實施，而且被威脅者也知道這點時，威脅才是可信的。否則的話，被威脅者可以反過來用拒絕遵從來威脅威脅者。末日武器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儘管它的保密性損害了它的目的。威脅如果有人試圖反抗就炸掉飛機的劫機者，如果他全身綁著稍加擠撞就會引爆的炸藥，那他實現劫持目的的機會將會更大。在十幾歲少年比誰膽兒大的遊戲中（兩輛汽車相對著以高速衝向對方，誰先偏離方向誰就丟臉認輸），一個獲勝的好方法就是，大庭廣眾之下拆除你那輛車的方向盤，然後把它扔一邊去。
有了威脅，就像有諾言一樣，溝通也可以成為一種不利條件。綁架者在提出贖金要求後，就保持不與外界聯繫，這樣別人就無法勸說他放棄人質以換取少一些的贖金或者安全的逃脫。理性也是一種不利條件。謝林指出，「如果一個人敲著門，說除非你給他10美元否則他要自己刺傷自己，他更可能得到這10美元——假如他的眼珠子瞪得充血的話」。對於恐怖主義者、綁架者、劫機者、小國家的獨裁者來說，當他們表現出心理上失衡時，對他們更有利。缺乏自利也是一種優勢。自殺炸彈襲擊者幾乎是無法阻攔的。
要想保護自己不受威脅，就得使威脅者無法對你提出一個你不能拒絕的提議。再次重申，此時的自由、信息和理性都是不利條件。「不知保險櫃密碼的司機」[17]——運貨卡車車尾的貼紙上這樣寫著。擔心自己女兒被綁架的男人可以放棄他的財富、離開城市不與外界聯繫、遊說通過一項法律將支付贖金定為犯罪，或者弄斷自己簽支票的手。入侵的軍隊可以燒掉身後的橋樑，使得後退不再可能。大學校長告訴抗議者他對於所在城市的警界沒有影響力，也真心不想施加任何影響。如果歹徒在附近時，被敲詐者確保自己不在家的話，訛詐錢財的歹徒就無法敲詐保護費。
由於昂貴的威脅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使自己喪失能力的循環往復。抗議者為了阻止一個核電站的建立，躺在通往該處鐵路的鐵軌上。理性的火車司機別無選擇，只能停車。鐵路公司做出反擊，告訴火車司機將用節流桿確定位置使火車可以慢速行駛，然後跳下火車在旁邊走。抗議者一定會爭先恐後地爬起來。下一次抗議者將自己銬在鐵軌上，火車司機就不敢離開火車了，但抗議者必須確定司機看到他們的時間足以使火車停下來，但公司將下一班火車的運行交班給了一個近視眼司機……
這裡的許多例子都源自謝林的表述，這種似是而非的力量來自像手銬或對警界的機構性約束這樣的實際限制。但強烈的熱情可以起到同樣的效果。比方說，議價者公開宣佈他不會以高於16000美元的價格購買一輛車，每個人都知道他不會忍受自食其言的羞恥。無法避免的羞恥感與可執行的賭博同樣有效，所以他將會按照自己的價格拿到那輛車。如果特蕾莎修女向你賣她的汽車的話，你不會堅持索要保修單，因為她本質上應該是不可能騙你的。一個會隨時爆發的急性子享受的策略優勢，與可能隨時會真的爆炸的劫機者享受的優勢是一樣的。在電影《馬耳他之鷹》（The Maltese Falcon）中，山姆·斯佩德（亨弗萊·鮑嘉飾）挑釁凱斯帕·加特曼（西德尼·格林斯特裡特飾）的親信殺了他，明知他們需要他來找回那只鷹。加特曼回答說：「那是一種態度，先生，它要求對雙方進行最細緻的判斷，因為你知道，先生，在行動的熱血上湧時，人們很可能會忘記哪裡才是符合他們最好的利益所在，而任他們的情緒帶著走。」在電影《教父》中，維托·克里昂告訴另一個黑社會家族的首領說：「我是個很迷信的人。如果一些不幸的事故降臨在我兒子身上，比如我兒子被閃電擊中的話，我會責怪這兒的一些人的。」
奇愛博士遇見了教父。激情是一種末日武器嗎？腦子裡充斥著驕傲、愛或者暴怒的人已經失去了控制力。他們可以是無理性的。他們可能會採取有悖自身利益的行動。他們可能對懇求和呼籲充耳不聞。暴怒中的人讓人想起了已經被啟動的末日武器。儘管這有些瘋狂，但他們確實有存在的意義。這種意願和理性的喪失，在構成我們社會關係的無數次討價還價、諾言和威脅中，確實是非常有效的戰術策略。
這一理論將浪漫主義模型踩在腳下。激情不是以往動物性遺留的痕跡、不是創造性的源泉，也不是理智的敵人。理智被設計為放鬆對激情的控制，使其能夠成為理智提議、許諾和威脅的保證，以免它們被懷疑是虛報低價、兩面三刀和虛張聲勢。激情與理性之間的防火牆界限不是大腦建構中必然出現的一部分，它已被精巧地設計其中，因為只有在激情得以控制時，它們才能成為可信的保證條件。
末日武器理論分別由謝林、特裡夫斯、達利和威爾遜以及經濟學家傑克·赫舒拉羅（Jack Hirshleifer）和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獨立提出。正當的憤怒以及隨之而來的彌補或報復，是可信的威懾物，如果它是無法控制的，而且不考慮威懾者成本的話。儘管長期來說這種衝動是有用的，但可能會使人們為遠超過自己份額的利益而努力鬥爭。1982年，阿根廷吞併了英屬福克蘭群島，這些島嶼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經濟或戰略價值。如果是早幾十年，對英國來說保衛它們還有些意義，就當作為對那些覬覦帝國其他所屬地方的對手的直接威懾，但1982年那時已經沒有什麼帝國要去捍衛了。弗蘭克指出，英國重新奪回那些島嶼的領土主權所付出的成本，足可以給每一位福蘭克群島的居民送一座蘇格蘭城堡和終身的養老金了。但大多數英國人都感到很自豪，他們可以昂首站立在阿根廷人面前。同樣是對於公平的感覺，使我們耗費不菲的訴訟費來討回金額不大的權利，或是堅持索要質量低劣產品的貨款償還，而全然不顧繁文縟節使我們搭上的誤工費早已超過了產品的價值。
復仇的慾望是一種尤其令人恐怖的情緒。全世界被殺害者的親人們朝思暮想的，都是能以命償命那一苦樂參半的時刻，從而最終找到內心的平靜。這種激盪的情緒令我們感覺如此原始和恐怖，因為我們已經與政府約定為我們伸張正義。但在許多社會中，一種無法撤回的復仇渴望是一個人抵抗致命襲擊的唯一保護方法。在實施報復的過程中所要付出的成本，在不同的個體之間可能會有所差異。既然這種解決方法只有在公之於眾時才能最有效地產生威懾，它就伴隨著一種傳統上被當作是榮耀的情緒：公開報復的慾望，哪怕是對最微不足道的侵犯和侮辱。榮譽感和復仇的一觸即髮根據環境可以被調整到威脅的程度。榮譽感和復仇在一些法律執行範圍之外的社群中被提升到了神聖美德的高度，比如偏遠的園藝業者和牧民、西部荒原的開拓者、街頭黑幫、有組織的黑社會家族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抗。但即使在現代社會中它已經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復仇的情緒仍不能輕易熄滅。大多數法學理論，甚至是來自最有智慧的哲學家們的理論，都承認懲戒是處罰犯罪的合理目標之一，其優先性超過了威懾潛在罪犯以及剝奪罪犯行為能力、威懾和改造罪犯的目標。被激怒而實施犯罪的受害者長久以來被美國的法律系統所忽略，他們一直在施加壓力，要求在認罪辯訴和量刑決策方面享有發言權。
正如奇愛博士所解釋的，如果你秘而不宣的話，末日武器的關鍵所在就失去意義了。這條原則可以解釋長久以來關於情緒最令人困惑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把情緒表露在臉上。
達爾文自己從不認為面部表情是自然的選擇適應。事實上，他的理論是十足的拉馬克主義。動物的臉部活動自有其實用價值：露出牙齒是為了咬，睜大眼睛是為了看得更廣，收回耳朵是為了在戰鬥中保護它們。這些方式變成了動物的行為習慣，只要預測到有事情要發生，它們就會表現出來。這種習慣也遺傳給了它們的子孫後代。這看起來可能有些奇怪，達爾文在其最著名的一本著作中竟然不是達爾文主義，但請記住，達爾文仍要在兩方面對這一問題做出解釋。他需要對自然適應做出解釋，來說服他的生物學家同人們；同時還要解釋人的許多毫無意義的特徵和動物的遺留痕跡，來和創世論者們辯論（他們主張功能性設計是上帝傑作的標誌）。達爾文曾質疑，如果上帝真的信手設計了人，為什麼他要在我們身上設置一些毫無用處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又和動物身上的有用特徵類似呢？
許多心理學家仍不能理解一個人將自己的情感狀態表露出來會有什麼好處。難道公開表露恐懼的氣味不正激發了他們的敵人嗎？一位心理學家試圖重新復興一個古老觀點——認為面部肌肉像止血帶一樣，將更多的血液流到需要應付當前挑戰的那部分大腦。且不論這種理論在液壓原理上的不可能性，它也不能解釋為什麼我們在周圍有其他人時，表情會更加豐富。
但如果激盪的情緒是威脅和諾言的保證條件，情緒外顯就是它們存在的理由。但這引發出了一個問題，還記得真實的情緒會使偽裝的情緒也應運而生吧。當你能模擬狂怒來威懾敵人，又無須因復仇失敗而遭到報復時，幹嘛還要勞神真正地陷入狂怒呢？讓其他人去做末日武器吧，你可以直接收穫他們創造恐怖效果帶來的好處。當然，當偽裝的面部表情開始驅逐真實表情時，人們會揭露對方的虛張聲勢，這時的面部表情，無論真假，都變得毫無價值了。
面部表情只有在很難模仿時才是有用的。事實上，它們確實很難被模仿。人們並不相信笑嘻嘻的空中小姐們是真的看到乘客而高興，那是因為禮節性微笑與真正發自內心喜悅的微笑相比，是由不同的面部肌肉組合構成的。禮節性微笑是由可以主動控制的大腦皮層中的回路發出的，而發自內心喜悅的微笑則是由自動的邊緣系統和其他腦部系統中的回路執行的。
生氣、害怕和悲傷調動的也是不能主動控制的肌肉，真實的表情是很難偽裝的，儘管我們能夠大致表演出來。演員需要模擬面部表情，並以此為生，但許多人的表演看起來都不自然。一些偉大的演員，如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 Olivier）是曾經頑強學習控制每一塊肌肉的高度協調的運動家。另一些人，則學習康斯坦丁·斯坦尼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倡導的方法，演員通過回憶或想像一次強烈的經歷來感受一種情緒，從面部表情中反射性地呈現出來。
這個解釋是不完整的，因為它提出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演化出控制自己表情的能力呢？不能簡單說如果表情的偽裝循環下去，它就會傷害所有人。雖然事實確實如此，但在滿是誠實情緒者的世界中，偽裝者會迅速增加，所以偽裝者應當總會將情緒真實者驅逐淘汰。動物學家也擔心同樣的問題：在一個潛在偽裝者的世界中，真實的動物信號，比如哭泣、姿勢以及健康的標誌是如何演化的呢？一個答案是，如果偽裝的成本很高，真實的信號就有了演化的空間。例如，只有健康的孔雀能夠擁有光彩奪目的尾巴，所以健康的孔雀承擔著累贅的尾巴這個負擔，以顯示這種招搖的消費只有它們償付得起。當最健康的孔雀自我炫耀時，健康程度稍差一些的也就別無選擇只能跟隨，因為如果它們隱藏自己健康的話，雌孔雀便會往壞處想，認為它們離死不遠了。
如果將情緒表達納入主動控制的範疇，其成本會變得非常昂貴嗎？這裡只是一種猜測。在設計人類的其他部分時，自然選擇有很好的工程設計理由，將主動的認知系統與控制日常生活和基礎維護的功能區分開來，如對心跳、呼吸、血液循環、汗腺分泌、眼淚以及唾液的控制。你的意識和思想與你的心跳應該多快毫不相關，所以讓你控制它沒有任何意義。事實上，這麼做反而極度危險，因為當你分神時，你有可能忘了給自己的心臟供血，或者嘗試自己草率的想法來選擇自認為最佳的脈搏頻率。
可以說，自然選擇對每種情緒都用一種生理控制回路加以限制，回路的活動是觀察者看得到的，如臉漲紅、臉羞紅、變蒼白、冒汗、發抖、聲音顫抖、聲音沙啞、哭泣以及達爾文曾討論過的面部反射。觀察者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情緒是真實的，因為人們無法偽裝這些反應，除非他能主動控制他的心臟和其他器官。就像蘇聯想要向所有人展示其末日武器的設置，來證明它的自動性和不可撤回性以及他們的描述絕非虛言一樣，人們也應當有利益上的動機向所有人展示，他們的情緒控制了他們的身體，而他們憤怒的言語也不是虛張聲勢。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情緒與身體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個事實令威廉·詹姆斯和他之後的心理學家們困擾了一個世紀之久。
這種束縛對於自然選擇來說很容易，因為人類的主要情緒似乎都源於演化前兆（生氣源於戰鬥，害怕源於逃跑等），每種情緒都用了一套自動的生理反應（這或許是浪漫主義和三腦一體理論中為數不多的一點兒真理吧：現代人的情緒或許是利用了古老反射機制的自動性，儘管這些反射並不是天生遺傳來的）。一旦這些束縛出現在誠實的情緒表達者身上，其他人也就沒什麼選擇了，只能依樣照辦，就像不健康的孔雀也被迫開屏一樣。而一個人長期面無表情則只會暗示更糟的事情：這個人用言語和行動所表示的情緒都是偽裝的。
這一理論未經證實，但沒人能否認這種現象。人們對偽裝的情緒非常有警覺性，而對於非自主的生理表現則給予最多的信賴。這反而闡明了信息時代中一種諷刺現象的根本原因：長途電話、電子郵件、傳真以及電話會議本應淘汰掉面對面的業務會談，但面談會議依舊是企業一項主要的開銷費用，並獨立支撐著像賓館、航空和汽車租賃等行業。為什麼我們非要堅持親自見面才能辦事呢？因為我們不會相信一個人，直到我們親眼看到在哪種情形下他會冒汗為止。
愛
為什麼浪漫的愛情令我們心醉神迷，寢食難安又滿心疑惑呢？它會是又一個似是而非的戰術策略，就像將自己自縛於鐵軌上嗎？很有可能。願意與某人共度一生並共同養育子女，將是你做出的最重大的承諾，而當承諾者無法食言時，這個承諾將最為可信。下面是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如何利用反向工程推理瘋狂的愛的。
不感情用事的社會科學家和單身的退伍軍人都同意男女間的約會堪稱一個市場。不同的人在作為未來婚姻對象的價值上也有所差異。幾乎所有人都同意合適的丈夫或妻子應當是貌美、聰明、善良、穩重、幽默和富有的。人們在能夠接受自己的人中選擇自己最想要的，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婚姻中的新郎新娘彼此之間的愛慕程度都大致相等的原因。然而，伴侶選擇只是浪漫心理學的一部分，它解釋了伴侶選擇的統計數字，而不是最終的選擇。
在這個有著70億人口的世界的某個角落，總會住著一個最漂亮、最有錢、最聰明、最風趣，也最善良的人和你剛好般配，但你的意中人卻像是乾草垛中的一根針一樣，如果你執意守候對方出現的話，你很可能臨死還孑然一身。獨身生活是有成本的，比如孤獨、無子嗣，獨自借酒澆愁，晚餐（有時早餐）都無人共享。從某種程度上講，與你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選共建愛巢是有好處的。
但這種計算將會使你的愛侶極為不穩定。概率法則認為，總有一天你會碰到一個更心儀的人，如果你總是在尋找能找到的最佳人選的話，到那一天你會甩掉你現在的伴侶。但是你的伴侶已經付出了金錢和時間，與你共同養育兒女，並放棄了其他親密關係的機會。如果你的伴侶是世界上你最想要的人，他（她）自然沒什麼可擔心的，因為你永遠也不會背棄他（她）。但如果不是這樣，這個伴侶進入這種親密關係就會顯得很傻。
弗蘭克拿婚姻市場與租賃市場做了比較。房東希望租房給最好的租戶，但最終確定的只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租戶；租房者想要最好的公寓，但最終確定的只是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公寓。雙方在公寓上都做了投資（房東可能刷了租戶最喜歡的顏色的漆；租戶可能佈置了永久的裝飾），所以如果任何一方突然終止合約的話，對方都會受損。如果租戶可以離開去一個更好的公寓，房東就得承擔公寓空租和尋找新租戶的成本，並會收取更高的租金來涵蓋這一風險，並且不願刷漆。如果房東能夠趕走現有的租戶而把房子租給一個更好的房客，原租戶就得再找一個新家，那麼他就會只願支付較低的租金，而且不願意費事保持公寓整潔無損，尤其是當他不得不承擔可能被趕走的風險的話。如果最好的租戶租到了最好的公寓，這種擔心倒無須考慮，任何一方都不願意終止合約。但既然雙方都做了妥協，他們通過簽訂租約來保護自己，使對方違約的成本高昂。鑒於同意限制自己收回所租房屋的自由，房東可以收取較高的租金。鑒於同意限制自己離開的自由，租戶可以要求較低的租金。缺少選擇對雙方的利益都有好處。
婚姻法的作用就有些像租約，但我們的祖先需要在有這種法律之前就找到某種方式使自己忠於婚姻。你怎麼能確定未來的伴侶不會做出理性的選擇而轉身離去呢——比方說當一位完美無缺的人剛剛做了你家的新鄰居。一種答案是，不要接受一位最初喜歡你是因為某些理性原因的伴侶，而是要找一位伴侶，其承諾和你在一起就是因為你就是你。用什麼承諾？用情緒承諾。一種這個人無法決定具有的情緒，因而也不能決定不具有。一種不是由你的客觀的作為伴侶的價值所引發的情緒，因而也不會由於某人具有更高的作為伴侶的價值而疏遠你。一種確定不是偽裝的情緒，因為它有生理上的成本，如心跳過速、夜不能寐和茶飯不思。一種像浪漫之愛一樣的情緒。「對愛敏感的人沒有能力愛。」道格拉斯·葉慈（Douglas Yates）寫道。即使是被最完美的求婚者追求，人們也不允許自己墜入愛河，這往往使月老、求婚者甚至他們自己感到疑惑不解。相反，匆匆一瞥、一個笑容、一個舉止，就能偷走一個人的芳心。還記得第2章中，雙胞胎中的其中一人的配偶對雙胞胎的另一人並沒有產生吸引；我們是與這個人墜入愛河，而不是與這個人的特質。積極的一面是，當丘比特罷工時，熱戀著的人在對像眼中會愈發值得信賴。不停地念叨著你愛的這個人的長相、賺錢能力和智商符合你的最低標準，這十有八九會毀掉浪漫的愛情，儘管這些聲明在統計意義上是正確的。俘獲一個人內心的方法是宣稱相反的內容——你戀愛了因為你情難自已。且不論蒂帕·戈爾的父母音樂資源中心，滿臉不屑、身著刺青、將吉他摔碎的搖滾歌星一般不會歌唱毒品、性或撒旦。他歌唱愛。他追求女人是通過喚起別人注意他慾望的非理性、不可控性以及生理上的成本。我是如此想你，想得幾近瘋狂、茶飯不思、夜不能寐，我的心臟跳動得如一面大低音鼓，你是我的唯一，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愛你，你讓我瘋狂，我不能停止愛你，沒有人能夠像你這樣令我神魂顛倒，我喜歡你的款款信步，我喜歡你的嫣嫣笑語等。
當然，人們可以料想女人不會被這些甜言蜜語的聲明弄得神魂顛倒（或者男人也不會被來自女人的這種宣言所俘獲）。它們開啟了求愛過程中對另一要素的一盞警示燈——聰明購物。格勞喬·馬克思（Groucho Marx）說過，他將不屬於任何會把他列作成員的俱樂部。通常人們並不想要那些想他們想得太迫切出現的求愛者，因為這說明這位求愛者太絕望以至不顧一切（所以他們應該等待更好人選的出現），還因為這說明這位求愛者的熱忱太容易被啟動了（因而也容易被其他人所啟動）。求愛過程的衝突——昭示你的渴望的同時表現出難以得到，源自浪漫之愛的兩部分：為配偶市場的候選人確定最低標準，並由著性子將身體和心靈付諸其中一人。
悲傷
心理活動往往感覺像一個內在議會。思想和感覺激烈地爭奪著控制權，彷彿雙方都是充滿謀略的代理人，目標是接管你整個人。我們的心智代理人相互之間也採用似是而非的戰術策略嗎——自縛雙手、末日武器、與第三方不可違背的契約？這個類比不太完美，因為自然選擇設計的是人參與競爭，而不是讓器官，包括心智代理人去參與競爭；整個人的利益才是至關重要的。但一個人可能會有多個目標，比如食物、性、安全，而這需要在心智代理人之間根據不同的優先順序和各自的專長進行勞動分工。代理人受到一種聯盟關係的制約，使整個人在一生的時間內長期受益，但從短期而言，代理人可能以欺詐的策略相互角力。
自我控制是心智各部分之間確定無疑的策略爭鬥。謝林觀察到，人們用來自我控制的策略和人們用來控制他人的策略是可以互換的。你怎樣防止你的孩子在睡夢中抓撓他的蕁麻疹？給他戴上手套。你怎樣防止自己在睡夢中抓撓你的蕁麻疹？給自己戴上手套。如果奧德修斯沒有塞住他同船夥伴的耳朵的話，他們自己也會塞上的。那個想要苗條身體的自我在能夠控制的恰當時刻扔掉了巧克力蛋糕，從而勝過了那個想要甜食的自我。
所以，我們也會對自己使用似是而非的策略。取得控制權的代理人曾一度做出讓整個身體放棄選擇自由的主動且不可撤回的犧牲，從而在長期得以隨心所欲。這就是關於自私的基因和末日武器令人沮喪的討論中的亮點。社會生活並不總是等同於全球核戰爭，因為我們具有未來遠見的那部分自我在控制身體時，能夠為其他時刻的身體考慮主動犧牲選擇的自由。我們簽署合同、提交法律裁定，將我們的聲譽與對朋友和伴侶的公開忠誠宣言相聯繫。這些不是為了擊退其他人的策略，而是為了擊退我們自己那部分黑暗自我的策略。
關於人的頭腦中的爭鬥還有一個推測。沒有人知道悲傷是為了什麼，如果他有目的的話。很顯然，失去愛人讓人悲傷，但為什麼會令人如此悲痛欲絕？為什麼這種令人脆弱的痛苦使人不吃、不睡、免疫力降低，甚至無法繼續生活？簡·古多爾（Jane Goodall）描述了一個年幼的黑猩猩弗林特在深愛它的母親死後變得情緒低落，最後自己也死了，彷彿是死於心碎。
有人認為，悲傷是一種為重新評估而強制實行的中間插曲。生活永遠不會相同，所以人們必須花時間來計劃如何應對這個被顛覆的世界。或許悲傷給了人們思考的時間，去思考他們的一次過失可能會帶來死亡，所以他們應當如何在今後更加小心應對。這種說法或許有正確的地方。親人的亡故使人們認識到，每當他們發現要修改一個既定的習慣，比如多擺放一副餐具或是購買兩個人的日常食物時，他們都會再次感到錐心的痛苦。責備自己是一種常見的症狀，然而悲傷的痛楚使得從長計議更為困難，而不是更容易。而且，悲傷作為一項有用的策略太過極端且持續時間也太長。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寫道：「要讓放任的心智學會逐漸對自然的東西感到奇怪，這樣它才會去詢問『為什麼』人類的本能行為會如此這般。」儘管這對科學家來說非常在理，但「為什麼我們會悲傷」這個問題從常理來看卻頗為古怪。如果你對某人的死不感到悲傷，你怎麼可能在他活著的時候愛他的呢？這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但在心理上似乎是不可能的；悲傷是愛的另一面。答案可能是：或許悲傷是一種內在的末日武器，一旦關閉便無意義，而只有在作為一種威懾力時才有用。哪些父母沒有曾因想到失去孩子的恐懼而夜不能寐？或是一想到孩子故去或丟失的可怕情形，自己就擔心得要命？這些想法都是有力的提醒，讓我們保護和珍視所愛的人，縱然還有許多其他的需求需要人們去花時間和思考。像所有的威懾力一樣，悲傷只有在確定和可怕的情況下才會有效。
講真話的撒謊者
劇作家傑爾姆·K.傑爾姆（Jerome K.Jerome）曾說過：「講真話總是最好的策略，當然，除非你是一個極其出色的撒謊者。」要成為一個出色的撒謊者很難，即使是出於你自己的意願，且謊言只有你才能驗證。意願來自情緒，情緒則根據演化體現在臉部和身體上。除非你精通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方法，否則你很難偽裝情緒；事實上，很可能正是因為情緒難以偽裝，所以才能演化而來。更糟糕的是，撒謊是很有壓力的，而焦慮也有它自己的蛛絲馬跡。它們是測謊儀的理論依據，人們也演化成了謊言檢測者。於是就有了這個惱人的事實：一些論斷能在邏輯上推導出另一些。既然你所說的總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你就總是處於暴露自己謊言的危險之中。正如印第緒諺語所說的，撒謊者一定有很好的記憶力。
特裡夫斯將他的情緒理論推演出了邏輯性的結論，他指出，在滿是活人謊言監測器的世界中，最佳策略就是自己相信自己的謊言。如果連你都不認為它們是你的意圖的話，你不可能洩露你的隱藏意圖。根據其自我欺騙理論，有意識的心智有時對自己隱瞞事實比對別人隱瞞得更好。但真相依舊是有用的，所以它應當在心裡的某個地方做個記錄，與同別人相互作用的那部分隔離開來。這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和本我的防禦機制理論（如壓抑、映射、否認和理性化）有明顯的相似，儘管兩種解釋完全不同。喬治·奧威爾（Gecoge Orwell）在《1984》中這樣說：「統治的秘密是將對自己絕無過失的信念和從過去錯誤中學習的能力結合起來。」
神經科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18]（Michael Gazzaniga）證實了大腦欣欣然地編織著對其動機的錯誤解釋。裂腦患者的大腦半球被手術切斷連接，以治療癲癇。語言回路在左腦，而左半邊視野被記錄在割裂的右腦，所以裂腦人能夠講話的那部分意識不到他的左半邊世界。然而患者的右腦仍然是活躍的，能夠執行左邊視野中呈現的簡單命令，如「行走」或「笑」。當患者（事實上是患者的左腦）被問及他為什麼走出來時（我們知道這是對呈現到右腦指令的回應），他會有創意地回答：「去拿杯可樂。」當被問及他為什麼笑時，他說：「你們這些人每個月都來測試我。這種謀生方式真不錯啊！」
我們的虛構正將我們一覽無餘地呈現出來，這並非巧合。社會心理學中差不多有幾百個實驗都證實了這一點。滑稽演員加裡森·凱勒（Garrison Keillor）這樣描述杜撰的沃伯根湖社區：「那裡的女人都很強壯，男人都很英俊，所有孩子的素質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確實，大多數人都宣稱，他們在任何你提到的正面特質方面都超過平均水平，無論是領導能力、精明程度、運動技能、管理能力，甚至駕駛水平。他們通過尋找那些特質中可能確實表現不錯的某個方面來使自誇顯得合理。開車慢的人說他們在安全性方面超過平均水平，開車快的人說他們在反應能力方面超過平均水平。
更一般地說，我們會在自己如何仁慈和高效方面欺騙自己，這種結合被社會心理學家稱為「益效」。當被試在進行由實驗人員暗地操縱的遊戲時，他們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自己的技能，將失敗歸咎於運氣不佳。當他們在一個假裝的實驗中被騙而以為自己在向另一個被試實施電擊時，他們會貶損受害者，並暗示受害者理應得到懲罰。所有人都聽說過「減少認知失調」，意為人們會發明一個新想法來緩解內心中的某種衝突。例如，如果一個人已同意向其他人推薦某項任務可以得到微薄的報償，他會回憶他很享受一項令人乏味的任務（如果這人被誘使去推薦這項任務以換取不菲的報酬，他則準確地回憶出了這項任務很乏味）。正如最初由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所發現的，認知失調是一種無法解決的感受，它源於人們自身信念的不一致。但這是不對的：「任務很乏味」的提法與「我受到壓力而撒謊說這項任務很有意思」的提法之間是沒有衝突的。另一位社會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Eliot Aronson）將其明確地表示了出來：人們篡改自己的信念只是為了減少與「我是好人，也能夠自我控制」的論斷的衝突。當你能夠找到一些鮮明的證據，證明你並不是和你想讓別人感受到的那般仁慈而有效力的時候，認知失調這種感受就會被激發出來。隨之而來的那種想要降低失調狀況的渴望，就是一種迫使你去重新找到一種自圓其說的故事的力量。
有時，我們對自我欺騙也會感到模糊。什麼時候一種負面的評論會讓我們如芒在背，有切膚之痛，撞擊著我們的神經？當我們的一部分知道那是事實的時候。如果我們的每個部分都知道它是真的，這個評論就不會讓我們難受了，它就是陳年舊聞了。如果沒有一個部分認為它是真的，這個評論就滾到一邊去了，我們會因為這是錯的而不加理會。特裡夫斯對一種大多數人都很熟悉（至少我很熟悉）的經歷進行了重新審視。他的一篇文章遭到了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的批評，這在當時令他覺得充滿惡意且被冒犯了，滿篇都是諷刺和誹謗。幾年後當他重讀了那篇文章，他卻驚奇地發現那篇批評文章的用詞柔和了些，質疑也比較合理了，態度並沒有他記憶中的那樣偏頗。其他許多人也有這樣的發現，它們幾乎就是「智慧」的定義。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如果有一個動詞的意思是「錯誤的相信」，它將沒有任何顯著的第一人稱、現在陳述語氣形式。
馬克·吐溫（Mark Twain）
有一種方式可以檢查一個人是否誠實：直接問他。如果他說是，你就知道他不誠實。
弗朗索瓦·拉·羅什福科爾德（Francois La Rochefoucauld）
我們的敵人看待我們的觀點比我們本身看待自己的觀點更接近事實。
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
哦，多希望有一種力量能夠賜予我們能力：讓我們看待自己就像別人看待我們一樣！
沒有人能在審視情緒時，不把它們看作是很多人類悲劇的源泉。我認為我們不應當把一切歸咎於動物，顯而易見，是自然選擇設計了我們的本能來適應我們的需要。我們也不能怪罪自私的基因。它們賦予了我們自私的動機，但同樣也賦予了我們愛的能力和正義感。我們應該感激和畏懼的是情緒自身的精巧設計。它們的許多具體設計都不是為了獲得快樂和理解：想想幸福跑步機、女妖之歌、偽裝情緒、末日武器、浪漫之善變，還有悲傷的無意義懲戒。但自我欺騙可能是所有情緒中最粗劣的動機，它讓我們在做錯時感覺自己是對的，在應當投降時卻讓我們無畏地戰鬥。特裡夫斯這樣寫道：
設想兩個具有緊密關係的人的一次爭論，比如夫妻之間。雙方都相信，一方是長期的、動機相對純粹的，且多是濫用的利他主義者，而另一方的特徵則在數百件事例中表現出自私的情形。他們只是對誰是利他、誰是自私的意見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爭論似乎是自然而然爆發的，很少有、甚至沒有任何預演，然而隨著事態的進展，兩幅信息處理的整體畫卷似乎又是早已準備與組織好的，只等著氣憤的引子將它們展示開來。
在卡通片和電影中，壞人都是鬍髭捲曲的墮落分子，幹壞事得逞時發出刺耳的怪笑。而在現實生活中，壞人則深信自己的誠實正直。許多研究邪惡人物的傳記作家在開始寫作時都推測，他們的寫作對象是毫無理想的機會主義者，卻不情願地發現，這些邪惡人物實際上是理論空想家和道德說教者。如果希特勒是演員的話，那麼結論就是，他是一個相信自己就是所演角色的演員。
仍舊要感謝我們心智的複雜性，幸虧如此，我們不必永遠被自己的欺騙所愚弄。心智有許多個組成部分，一些部分的設計是為了美德，一些是為了理性，還有一些更聰明的設計是為了勝過那些既無美德也不理性的部分。一個自我可能欺騙另一個自我，但總會有第三個自我看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