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將孩子比作小科學家，心理學家們就不斷拿普通人（無論老幼）與泡在實驗室中的人進行比較。這個類比至少在一點上是合理的：科學家和孩子們都需要理解世界，而且孩子們是好奇的偵察員，努力想將他們的觀察轉化成有效的一般性歸納。曾經有一次，我的家人和朋友們一起過夜，當我妹妹在給我小外甥女洗澡時，有個3歲大的小男孩待在邊上。在安靜地注視了幾分鐘後，他說道：“嬰兒沒有小雞雞。”這個男孩值得我們欽佩，欽佩的原因不是他結論的準確性，而是他充滿科學精神的敏銳性。
然而，自然選擇並沒有將我們塑造為能在科學課上拿高分或能在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的人，而是將我們塑造為能夠掌控所處環境的人。這就形成了問題：我們該如何區分自然的思考與學術界所需要的思考之間的差異。
心理學家邁克爾·科爾（Michael Cole）和他的同事們對一群被稱為格貝列人（Kpelle）的利比裡亞人群進行了多年研究。格貝列人是一群口齒伶俐的人，很喜歡探討和辯論。但是他們絕大多數人不識字也沒上過學，他們會在一些我們覺得似乎很簡單的測試中表現不佳。請看下面這個對話，它展示了問題所在。
實驗者：Flumo和Yakpalo總是一起喝甘蔗汁。Flumo在喝甘蔗汁。Yakpalo在喝甘蔗汁嗎？
被試：Flumo和Yakpalo一起喝甘蔗汁，但Flumo在喝第一杯的時候，Yakpalo那天不在那兒。
實驗者：但我告訴你Flumo和Yakpalo總是一起喝甘蔗汁。一天，Flumo在喝甘蔗汁，Yakpalo在喝甘蔗汁嗎？
被試：Flumo在喝甘蔗汁的那天，Yakpalo不在那裡。
實驗者：理由是什麼？
被試：理由是Yakpalo那天去了他的農場，而Flumo那天還待在城裡。
這個例子是非常典型的；科爾的被試常說這樣的話：“Yakpalo現在不在這兒；這件事你為什麼不去問他？”選錄這段對話的心理學家烏爾裡克·耐希爾（Ulric Neisser）認為，這些回答一點兒都不愚蠢，它們只是沒有回答實驗者的問題而已。
你在學校時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規則是，你將推理建立在問題所提及的前提之上，同時忽略你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事情。這個態度在現代學校學習中是很重要的。自文明出現的幾千年來，勞動分工使得一批知識分子發展出可廣泛應用的演繹方法，這些方法絕不是空洞無物的，而是可以通過書寫和正規教育來傳播。除法豎式可以計算每加侖汽油可行駛的公里數，它也能計算人均收入。邏輯可以告訴你，蘇格拉底不會長生不死，或者如路易斯·卡洛爾的邏輯教科書中的例子，沒有任何羊羔會習慣抽雪茄，所有面色蒼白的人都是黏液質的，以及如果你要把一根跳繩借給一隻跛腳的小狗，它不會說“謝謝你”。實驗心理學的統計工具是從農學中借用的，這些工具是被發明用來測量不同的化肥對莊稼地的效果的。它們在心理學中同樣有效。這些工具的效力在於它們可以被應用於任何問題——色彩視覺如何工作，怎樣把人類送上月球，線粒體夏娃是不是非洲人——無論這個問題最初如何愚昧。為了掌握這種技術，學生必須佯裝無知，並背負著這種無知在日後職業生涯中解決問題。一個做歐氏幾何數學題的高中生拿出尺子來測量三角形，儘管這樣肯定會得到正確答案，但他這樣做拿不到學分。這門課的目的是為了灌輸一種方法，使其日後可以應用於計算不能用尺子測量的東西，比如地球到月球的距離。
不過在學校之外，忽略你所知道的東西毫無意義。格貝列人如果問：“嘿，你是不是想知道Yakpalo是否也在喝咖啡呀？”這樣就合乎情理了。這對個人所獲得的知識還是種群獲得的知識均是如此。沒有任何生物體需要應用到沒有任何內容的算法，無論這種算法有多麼深奧。我們的祖先在幾十萬年或幾百萬年前遇到某些問題——識別物體、製造工具、學習當地語言、尋找配偶、預測動物活動、尋找方向；但絕不會碰到另一些問題——把一個人送到月球上，培育更好的玉米，證明費馬定理。解決一種熟悉問題的知識往往與解決任何其他問題沒有關係。亮度的傾斜效果對於計算形狀來說很有用，但對評估未來配偶的忠誠度而言卻沒用。說謊的語音語調對忠誠度評估有幫助，但無益於形狀判斷。自然選擇不關心博雅教育的理想，也不會因為建立了狹隘的推理模塊而有所愧疚。托比和考斯邁德斯將我們這個物種的這種特定主體智能稱為“生態理性”。
我們沒有進化成真正的科學家的第二個原因是知識的成本。科學研究是昂貴的活動，這指的不僅僅是超導超級對撞機，而且還包括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歸納法中分析因果問題的基本方法。最近，我對自己以前烘烤的麵包不太滿意，因為它太干也太蓬鬆了。所以我增加了水、減少了酵母並降低了溫度。迄今為止，我仍不知道這些措施中哪一個起了作用。我腦中的科學家知道，合適的程序已在一個析因設計中嘗試了所有8種邏輯組合：更多的水、相同的酵母、相同的溫度；更多的水、更多的酵母、相同的溫度；更多的水、相同的酵母、更低的溫度；等等。但這個實驗會花8天的時間（如果我想每個因子測兩個增量將花27天，如果想測3個增量就會花64天），而且還需要一個筆記本和計算器。我想要的是好吃的麵包，而不是對人類知識總量有所貢獻，所以我一次性嘗試多個因素的組合就足夠了。在一個有著書寫系統和制度化科學的大型社會中，花在進行大量試驗上的成本，將能夠從由此發現的定理對人類社人帶來的好處中回收。這就是為什麼納稅人會願意資助科學研究的原因。但對於個人或小群體而言，好科學的收益抵不上它所帶來的麻煩。
我們只是普通的科學家的第三個原因是，我們大腦的塑造是為了適應，而非為了真理。有時真理是適應性的，但有時不是。利益衝突是人類生存環境中固有的（見第6章和第7章），我們更傾向於讓自己認為的真理盛行，而不是讓真理本身盛行。
例如，在所有的社會中，專門技能都是分配不均的。我們理解世界的心理裝置，甚至理解簡單詞彙含義的心理裝置，都是被設計用來在一個社會中運轉的。在這個社會中，我們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咨詢專家。哲學家希拉裡·普特南（Hilary Purnam）承認，像絕大多數人一樣，他對榆樹和櫸樹的差異一無所知。但這兩個單詞對他或對我們來說都不是同義的；我們都知道它們指的是不同種類的樹，如果我們需要知道具體信息的話，有專家會告訴我們哪個是哪個。專家是無價之寶，往往會贏得尊重和財富。然而我們對專家們的信賴卻會讓他們陷於受誘惑糾纏的處境。專家可以向我們展示一個充滿奇跡的世界——神秘力量、憤怒的神、神奇藥劑——這對於凡人來說高深莫測，但通過專業的服務就可以有所觸及。部落巫師們就是欺詐的行家，他們將自己大量的實用知識與舞台魔術、藥物誘發的催眠和其他一些廉價的把戲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像奧茲國的巫師一樣，他們要求助神靈以便留下祈求他們的人，而這與對真理無私的探索是相衝突的。
在一個複雜的社會裡，對專家的依賴令我們更容易被江湖術士所欺騙，從狂歡節上的蛇油兜售者，到那些建議政府採納由他們自己來執行實施項目的達官顯貴們。現代科學的做法，如同行評審、競爭性資助以及開放的相互批評，都旨在盡量減少科學家們在原則上、有時也是在實踐中的利益衝突。在封閉社會中，神經質權威的獨斷會導致科學的喪失，這在歷史上並不鮮見。
不僅科學會遭受權力的控制，文明亦然。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Donald Brown）很疑惑地發現，1000多年來，印度人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歷史記載，而隔壁的中國人的史料卻汗牛充棟。他懷疑，世襲種姓制度社會的統治者認識到，學者四處去考察過去的記錄沒什麼好處，他們沒準兒能找到一些證據，削弱本來源自於英雄和諸神的主張。布朗研究了25個文明，比較了那些世襲等級制度和其他制度。沒有一個等級社會曾發展出對過去準確書面記錄的傳統；取代歷史的是神話和傳說。等級社會的特徵還有，它們缺乏政治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生物、現實主義肖像畫和統一的教育。
好的科學是學究式的、昂貴的和具有顛覆性的。它不大可能是像我們祖先那樣不識字的原始人群中的一種選擇壓力，我們也應當將人們天然的“科學”能力與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區別開來。
分類就是推理
滑稽演員羅伯特·本切利（Robert Benchley）說，世界上有兩類人：把世界上的人分作兩類人的人和沒有把世界上的人分作兩類人的人。在第2章中，當我問到為什麼心智會保持跟蹤個體時，我假設心智形成了類別。然而，分類的習慣也值得商榷。人們將東西和人放到心理盒子裡，給每個盒子起了名字，從而對盒子中的內容同樣對待。但既然我們人類就像指紋一樣，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而任何兩片雪花也不一樣，那為什麼我們總是有著這種想要把事物分類的傾向呢？
心理學教科書通常有兩種解釋，但都說不太通。一種解釋是，記憶容不下對我們感覺狂轟濫炸的所有事件；只有存儲它們的分類，我們才能減少負荷。但大腦有成兆的突觸，似乎不大缺少儲存空間。如果說當這些實體是組合型的——如英語句子、國際象棋棋局、在所有位置的所有顏色和大小的形狀——記憶就容納不下了，因為組合型爆炸的數目會超過宇宙中的粒子數量，遠遠大於腦容量的最慷慨估測，這麼說還比較合理。但相對於宇宙，人們只能存活微不足道的20億秒，因而沒有任何確定的原因知道，為什麼大腦不能記錄我們所體驗經歷的每個物體和世界。此外，我們往往既能記憶類別，也能記憶這個類別中的成員，比如月份、家庭成員、大洲和棒球隊，因此類別增加了記憶負擔。
另一種解釋是，主張分類本來就是大腦的天性之一；沒有類別，心理活動就會亂成一團糟。但出於自身的緣故，組織是沒用的。我有一個強迫症朋友，他妻子告訴別人他不能接電話，因為他正在忙著將襯衫按照字母順序擺放好。有時我會收到一些來自理論學家們冗長的手稿，他們宣稱發現宇宙萬物均歸為3類：聖父、聖子和聖靈；質子、中子和電子；男性、女性和中性；休伊、杜威和路易[12]；諸如此類，長篇累牘。
心智需要分類的原因是，心智需要從類別中得到東西，這個東西就是推理。顯然我們不可能知道關於每個物體的所有事情，但我們可以觀察到它的一些特徵，把它分配給一個類別，並根據這個類別推測我們所沒有觀察到的特徵。如果Mopsy有長耳朵，它就是一隻兔子；如果它是一隻兔子，它就應該吃胡蘿蔔、蹦蹦跳跳地走、吃起東西來也像一隻兔子。類別越小，推測越準確。知道Peter是一隻美洲白尾灰兔，我們可以推測它會生長、呼吸、移動、母乳餵養，估計它生活在開闊的鄉村或是林區的開闊處，傳播兔熱病以及傳染黏液瘤病。如果我們只知道它是一個哺乳動物，這個清單就只包括生長、呼吸、移動和母乳餵養。如果我們只知道它是動物，上述清單就會縮小到僅包括生長、呼吸和移動。
另一方面，將Peter歸類為美洲白尾灰兔要比將它歸類為哺乳動物或動物難得多。要將它歸類為哺乳動物，我們只需注意到它是長毛的和會動的，但要把它歸類為美洲白尾灰兔，我們需要注意到它有長耳朵、短尾巴、長後腿，尾巴下側是白色的。要識別特定的類別，我們需要檢查太多的特徵，以至於幾乎沒剩下幾個可預測的特徵了。絕大多數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類別處於中間地帶：“兔子”，而非哺乳動物或美洲白尾灰兔；“汽車”，而非車輛或福特天霸；“椅子”，而非傢俱或躺椅。它們表示了在識別類別的困難程度和類別對你的益處之間的一種折中。心理學家埃莉諾·羅斯（Eleanor Rosch）將其稱為基礎水平的類別。它們是孩子們學習關於物體的最初詞彙，通常也是我們見到這些物體時給它們分配的初始心理標籤。
是什麼使得像“哺乳動物”或“兔子”這樣的類別就比“以H開頭的公司製造的襯衫”或“用精緻的駝毛筆畫的動物”這樣的類別更好呢？許多人類學家和哲學家認為，類別是任意性約定，它們是我們在語言中被標準化的一些文化偶然事件中學到的。人文學科中的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將這個觀點推向極致。但類別只有在它們與世界運行的方式相契合時才是有用的。幸運的是，對我們來說，世界上的物體並不是以均勻且隨機的方式呈現出每一種一堆堆群聚的分佈狀況。有著棉尾巴的生物一般也會有長耳朵，並生活在林地的開闊處；有鰭的生物一般也有鱗，並生活在水中。除了兒童書中讓孩子自己拼貼的怪物之外，世上沒有長著鰭的棉尾巴動物或耷拉耳朵的魚。存在於我們心裡的類別盒子之所以有用，正是因為這世上的事物本來就是以成堆的方式存在著的，而這一堆堆的事物又恰好能夠被放進這些類別盒子裡的緣故。
那是什麼使得物以類聚？世界是根據科學和數學發現的規律來塑造和歸類的。物理規律指定，比水密度大的物體會在湖底而不是在湖面被發現。自然選擇和物理規律指定，迅速穿過流體的物體具有流線形狀。遺傳規律指定，子女與父母相似。解剖學、物理學和人類意圖的規律使得椅子具有足以穩定支撐人體的形狀和材質。
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看到的那樣，人們會將事物分作兩種形式的類別。我們把遊戲和蔬菜當作具有成型規則、模糊邊界和家族般相似性的類別。這種類別自然地落入模式-關聯器神經網絡中。我們將奇數和女性當作具有定義、非此即彼邊界和貫穿其成員間共通主線的類別。這種類別自然由系統規則來計算。我們把一些東西同時放到這兩種心理類別中——我們把“奶奶/姥姥”想作是頭髮灰白的鬆餅分配者；我們還把“奶奶/姥姥”想作是爸爸/媽媽的母親。
現在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麼會有這兩種思維方式了。模糊類別源自於觀察物體和不假思索地記錄它們特徵之間的關係。它們的預測效力來自相似性：如果A和B有一些共同特徵，它們可能還有另外一些共同特徵。它們的作用體現在記錄現實中的聚類。相對而言，界定清晰類別的作用體現在挖掘出聚類存在的規律。它們源自於人們對世界如何運轉的最佳猜測的直覺理論。它們的預測效力來自推理：如果A包含B，且A正確，那麼B也正確。
真正科學的意義在於，超越模糊感覺的相似性，抵達其背後的規律法則。鯨不是魚；人是猿；固態物質大多是空的。儘管普通人不完全像科學家一樣思考，但他們在推理世界如何工作時，也讓他們的理論超越相似性。例如，下面3個事物中，哪兩個是屬於一組的：白頭髮、灰頭髮、黑頭髮？白雲、灰雲、黑雲呢？大多數人說黑頭髮與其他兩個不同，因為年紀大後頭髮先變灰然後變白，但白雲與其他二者不同，因為灰雲和黑雲都會下雨。比方說我告訴你，我有一個3厘米的圓盤狀東西，它與哪個更相似，一枚硬幣還是一塊比薩餅？它更可能是什麼，一枚硬幣還是一塊比薩？大多數人說，它更類似於一枚硬幣，但更可能是一塊比薩餅。他們的推理是硬幣的形狀是標準的，而比薩餅形狀會變化。在去一片未開發森林的旅途中，你發現了一條蜈蚣、一條長得像蜈蚣的毛毛蟲和毛毛蟲變成的蝴蝶。你共發現了幾種動物，哪些是屬於一類的？大多數人與生物學家一樣，覺得毛毛蟲和蝴蝶是相同的動物，但毛毛蟲和蜈蚣不是，儘管從外觀上看恰恰相反。你第一次觀看籃球比賽時，你看到穿綠色運動衫的黃頭髮球員運著球向東邊的籃筐跑，穿黃色運動衫的黑頭髮球員運著球向西邊的籃筐跑。哨聲響起，一個穿綠色運動衫的黑頭髮球員入場。他會向哪個籃筐跑？每個人都知道他是向東邊的籃筐跑。
這些違背相似性的猜測來自有關衰老、天氣、經濟交易、生物學和社會聯盟的直覺理論。它們都屬於更大的系統，這些系統所包含的隱含假設是關於事物種類和決定種類規律的。這些規律可以在心理上加以組合運用，從而對未看到的事件進行預測和推斷。每個地方的人都有一些樸素的觀點，其中包括：關於物理學的，可以預測物體如何滾動和彈跳；關於心理學的，可以預測其他人想什麼和做什麼；關於邏輯學的，可以根據一些真理推導另一些內容；關於算數的，可以預測累積的效應；關於生物學的，可以對有生命的東西及其力量進行推理；關於親緣關係的，可以對相關程度和遺傳性進行推理；還有各種社會和法律規則系統。本章的大部分內容探討了這些直覺理論。但首先我們必須考慮：什麼時候世界使得理論（科學的或直覺的）有效，什麼時候它迫使我們退回到由相似性和成型規則界定的模糊類別中。
我們的模糊相似性聚類源於哪裡呢？它們只是源自那部分我們不大瞭解的世界，以至於我們無從獲知其背後的規律嗎？還是世界真的有模糊的類別，即使我們有最好的科學理解力也是如此？這些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所看的是哪部分世界。數學、物理和化學運用的是遵循公理和規律的確定類別，比如三角形和電子。但在任何歷史發揮作用的領域中，比如生物學，成員們隨著時間漂進漂出於法定的類別，使其邊界參差不齊。一些這樣的類別可以界定，但另一些卻真的很模糊。
絕大多數生物學家認為，物種是法定的類別：物種是在繁殖上相對隔離並適應於所處環境的生物群落。適應於恰當的棲身之所和同種內繁殖使得群落同質化，所以在一個給定時間段，物種是世界中的一個真正類別，分類學家可以用界定清楚的標準對其進行識別。但表示一個先祖物種後裔的更高分類類別就不是那麼清楚了。當祖先的生物體四散分佈後，它們的後代失去了聯繫，並定居於新的家園，最初的美麗圖案已然消失而需另起爐灶重新來過。知更鳥、企鵝和鴕鳥，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比如羽毛，因為它們都是同一個適應了飛翔群落的曾曾曾孫子輩。它們各不相同是因為鴕鳥在非洲因而適應了奔跑，而企鵝在南極洲因而適應了游泳。飛翔，曾經是所有鳥類象徵，而現在僅僅是它們成型規則的一部分而已。
至少對鳥類來說，有一種明確的生物類別它們都能適合：一個進化分支，即生物體譜系圖的確切一枝。這一枝代表了同一祖先群落的後裔。但並非所有我們熟悉的動物類別都能限定於一個分支。有時，一個物種的後裔彼此差異如此不均，以至於它們的後代幾乎都認不出來了。這些小分支需要被刪減，以保持我們所知曉的類別，因而主幹就由於參差不齊的殘株存在而顯得面目全非。這樣它就變成了一個模糊類別，其界限由相似性來界定，而沒有一個明晰的科學定義。
例如，魚並不佔據生命之樹的一個分支，魚的分支之一肺魚，產生了兩棲動物，兩棲動物的後裔包含爬行動物，爬行動物的子孫又包括鳥類和哺乳動物。沒有清晰的定義來挑選出所有的且僅僅是魚的範疇，生命之樹中沒有一枝僅包括了鮭魚和肺魚，卻不包括蜥蜴和奶牛。分類學家們激烈地爭辯著如何處理像魚類這種對小孩顯而易見、卻沒有科學界定的類別，因為它們既不是物種也不是進化分支。有些人堅持認為，沒有像魚這樣的東西；它只是普通人的一種刻板印象。另一些人試圖用計算機算法來為像魚這樣的日常類別重新復原，將生物體分為具有共同特徵的聚類簇。還有一些人奇怪為什麼這樣大驚小怪；他們把像科和目這樣的類別僅僅看作事關方便和偏好——那麼，哪些相似性討論起來更重要呢？
對於枝節被刪減的殘株，分類尤其模糊，所謂刪減的枝節，就是一個新種群不幸滅絕的先祖物種。鳥類祖先的始祖鳥化石，被一位古生物學家描述為“一個窮光蛋爬行動物，不怎麼像鳥”。不合時宜、削足適履地把滅絕的動物硬塞入它們所孵育的現代類別中，是早期古生物學家的一個壞習慣，古爾德在其著作《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中對此做了饒有趣味的描述。
因此，這個世界有時給我們展示了模糊的類別，而記錄它們的相似性就是我們所力所能及的。現在我們可以把問題再轉過來：世界曾經給我們展示了明確的類別嗎？
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在他的著作《女人、火與危險事物》（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根據澳大利亞語言中一項模糊的語法類別所命名）一書中認為，原始的分類是編造的。它們是尋找定義的壞習慣所造的人工製品，這種壞習慣是我們從亞里士多德那裡繼承來的，而現在必須擺脫。他讓他的讀者去發現世界中涇渭分明的類別。轉動顯微鏡，邊界就會變得模糊不清。舉一個教科書般的例子，“母親”這個類別的定義似乎直截了當，就是“女性的父母”。哦，是嗎？那代孕母親呢？養母呢？卵子捐助者呢？或者以物種為例，一個物種應當有一個清晰的定義：通常情況下，物種是一群生物體，其成員能夠通過交配來繁殖後代。但即使這個定義也經不起仔細的審查。有些四散分佈的、逐漸變化的物種，其分佈範圍西側的動物可以與中間的動物交配，中間的動物可以與東側的動物交配，但西側的動物卻不能與東側的動物交配。
這些觀察都很有趣，但我認為，它們忽視了一個重要內容。規則系統是從現實的複雜方面中提煉抽像出來的理想化狀態。它們在純粹的形式上永遠看不到，但絕不因此而少一絲真實。沒有人曾經真正見到過一個沒有厚度的三角形、一個沒有摩擦的平面、一個點、一種典型氣體或一個無限隨機雜交的群落。這不是因為它們是無用的虛構之物，而是因為它們被世界的複雜性和有限性所掩蓋，被許多層噪音干擾所屏蔽。“母親”的概念在許多理想化的理論中界定得非常清楚。在哺乳動物遺傳學中，母親是總攜帶著一個X染色體的性細胞來源。在進化生物學中，她是更大配子的產出者。在哺乳動物生理學中，她是胎兒期生長和出生的場所；在系譜學中，她是直接的母系祖先；在一些法律情境中，她是孩子的監護人和孩子父親的配偶。“母親”的混合概念取決於對所有抽像化系統選出同一實體的抽像化：卵子貢獻者養育了胚胎，生出了子女，並撫育他/她，同時嫁給了精子捐獻者。就像摩擦沒有駁倒牛頓一樣，對遺傳學、生理學和法律抽像化校準的外來干擾並沒有使“母親”在上述任何系統中變得更為模糊。我們的理論，無論是通俗的還是科學的，都能夠從世界的混沌中抽像出來，揭示其背後的緣由動因。
當我們在讀到人類喜歡將事物放進一個個以成型規則組織起來的小盒子時，很難不思考種族主義的悲劇。如果人們對兔子和魚都會形成刻板印象，那麼種族主義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嗎？如果種族主義是與生俱來的和非理性的，那就是說，對成型規則的熱愛是我們認知軟件中的一個瑕疵嗎？許多社會和認知心理學家會回答，是的。他們認為，種族成見還體現在對形成類別的過度熱忱，以及對顯示這種成見是錯誤的統計規律置若罔聞。一個神經網絡建模者的互聯網討論組曾對哪種學習算法能最好地模擬阿齊·邦克展開辯論[13]。討論者假定，人們當神經網絡表現不佳或被剝奪好的學習例子時，他們就成為種族主義者。只要我們的網絡能夠使用適當的學習法則並輸入足夠的數據，它們就會超越錯誤的刻板印象，正確地記錄人類平等的事實。
一些種族刻板印象確實是基於錯誤的統計或根本沒有統計；它們是自動給外來者抹黑的陰暗心理的產物（見第7章）。其他一些成見可能是基於對不存在的人群的正確統計，比如對我們日常在電影、電視上看到的虛構人物的統計：意大利黑手黨、阿拉伯恐怖分子、黑人販毒者、亞洲武術高手、英國間諜等。
但不幸的是，一些刻板印象也可能是基於對真實人群的正確統計。目前在美國，種族族裔群體之間在學校平均表現和暴力犯罪率方面都存在著真實和顯著的差異。當然，統計數字對遺傳性或其他任何推定原因沒有任何解釋力。普通人對這些差異的估計一般是準確的，在一些情況下，與某個少數群體有更多接觸的人更為悲觀些，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更為準確地估計了負面特徵，如不合法和福利依賴性。一個好的統計類別制訂者會發展出對種族的成見，並以此對個體情況做出精確而合乎理性卻在道德上令人唾棄的決策。這種行為也是種族主義行為，不是因為它的非理性（在統計不準確的意義上），而是因為它藐視了“用種族或族裔群體的統計數據來判斷個人是錯誤的”這條道德原則。因此固執的爭辯不是源於對理性統計分類器的設計細節，而是源於一個規則系統，在本例中是倫理的規則，這個系統告訴我們何時關閉我們的統計分類器。
信念和慾望，解讀事物的最好方式
你不斷地轉換頻道，終於找到了《洛城法律》（L.A.Law）的重播，你想知道惡婦律師羅莎琳德·夏斯為什麼在證人席上哭泣。如果有人解釋說她淚腺的流體量增加了，直到壓力超過表面張力，以至其流淚，你會喝止這種言論。你想瞭解的是，她希望打贏訴她前任僱主的案子，所以擠出鱷魚的眼淚好讓陪審團相信她，公司解雇她給她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但如果你看了下一集，想知道她為什麼意外地跨過那扇開著的門，跌入電梯井底，你會知道，她的動機與任何人無關，只是弗洛伊德式的瘋癲。任何自由落下的物質，包括羅莎琳德·夏斯，以每秒9.8米的加速度下落。
解釋一個事件有多種方式，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好。即使有一天神經科學家解開了大腦整個連線圖的密碼，真相估計也是人類行為需要用信念和慾望的方式來對其解釋，而非用伏特和克的方式。物理學對狡詐律師的詭計給我們提供不了任何線索，甚至也不能解釋我們有關生物的許多更簡單的行為。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說：“如果你把一隻死鳥扔到空中，它會劃出一道優雅的拋物線，完全按照物理書上所說的，然後掉在地上待在那兒。它的行為表現就像某種物質的固態實體在風阻力中應當表現的那樣。但如果你將一隻活鳥扔在空中，它不會畫出拋物線然後掉在地面。它會飛走，或許都不會在這個縣域著陸。”我們瞭解鳥和植物的內部結構。為了要知道它們為什麼移動和生長，我們把它們切開，一點一點放到顯微鏡下。而對像椅子和鐵撬這樣人工製品，我們需要另一種解釋：對該物體功能的描述。要是為了理解為什麼椅子有一個穩定的水平表面而把它們切開，一點一點放到顯微鏡底下，這就有些傻了。其解釋是有人設計了椅子來支撐上面的一個人。
許多認知科學家相信，心智配備了固有的直覺知識理論或模塊，這成為合理化認識世界的主要方式。心智配備的模塊有關於物體和力的、關於生物的，關於人工製品的、關於心智的，還有關於像動物、植物和礦物這種自然種類的。別把“理論”這個習語太當真，正如我們看到的，人們並不真像科學家們那樣工作。也別把“模塊”這個隱喻太當真，人們能把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混雜和匹配。例如，像“扔”這樣的概念將意圖（直覺知識心理學）與動作（直覺知識物理學）結合在了一起。我們常常將思考的方式應用於它們本不是被設計用作的題材，比如滑稽幽默（人作為東西），萬物有靈宗教（樹或山有心智）以及擬人化的動物故事（動物有心智）。正如我提到的，我更願意以解剖學的理解方式來思考，如心智系統、器官和組織，類似於免疫系統、血或皮膚。由於心智特殊的結構，它們實現了專門化的功能，卻並不一定是以封裝膠囊的形式包裝的。我還要再補充一句，直覺知識理論、模塊或理解方式的清單的確太短。認知科學家把人們當作是沒有古怪耳朵的斯波克先生。一種更現實的庫存清單還會包括對危險、感染、地位、統治、公平、愛、友誼、性、孩子、親戚和自我的思考和感覺方式。我們將在稍後的章節中探討以上內容。
不同的思考方式是固有的，這不等同於知識是固有的。很顯然，我們需要學習有關飛盤、蝴蝶和律師的內容。討論天生模塊並不意味著盡量少學習，而是要去解釋學習本身。學習所涉及的不只是記錄經驗，學習需要表述所記錄的經驗，以便它們以有用的方式加以一般化。VCR在記錄上非常出色，但沒有人會把這種現代形式的白板看作是智能的範式。當我們觀察律師工作時，我們對他們的目標和價值觀下結論，而不是對他們的語調和肢體運動軌跡下結論。目標和價值觀是我們在心理上表達體驗的一種詞彙。它們不像“動量”可由質量和速度組成，或者“功率”可由能量和時間組成，可以根據我們的物理知識由更簡單的概念組成。它們是原始的或不能簡化的，更高階的概念是以它們來界定的。要理解其他領域的學習，我們也需要它們的詞彙術語。
由於像詞彙一樣的組合系統可以產生海量的組合，那麼人的思維是否可以由單個系統產生呢？是否存在一個心智的通用目的世界語呢？即使是一個非常高效的組合系統也有它的局限。一個計算器能夠加減乘除海量的數字，但它永遠不會拼出一個句子。一個精緻的文字處理器能夠用所有的字母組合打出無窮的藏書，但它永遠不能把它拼讀出的數字加起來。現代數字計算機可以用少量的東西做大量的事情，但所謂“少量”仍包括文本、圖像、邏輯和幾種數字的獨特且基本的詞彙。當計算機被設計了人工智能推理系統程序，它們需要被初始程序賦予對世界基本類別的理解：不能同時處於兩個地方的物體、存活於一段固定時間的動物、不喜歡疼痛的人等。對人類心智來說也是如此。即使是十幾個固有的心理詞彙——批評者認為這是一個瘋狂的想法——也將會是這少量的數目組成了整個人類思想和感情，包括從《牛津英語大字典》中的50萬個單詞到《天方夜譚》中1001個故事。
我們生活在物質世界之中，因此，在我們生命當中第一件必須要弄明白的事，就是物體相互碰撞的方式。直到最近，所有人都以為嬰兒的世界是一個感覺的萬花筒，用威廉·詹姆斯著名的話來說就是“萬物生長，雜亂無章”。皮亞傑認為，嬰兒是感覺運動的生物，不知道物體的黏著性和一致性，也不知道世界的運轉是根據外部規律而不是自身的行動來決定的。嬰兒就像唯心主義哲學的那首著名打油詩中的那個人一樣：
曾經有個人這樣說：
“上帝一定會特困惑，
理由是因為他發現：
這樹依然蔥綠如昨；
院中卻已無人故我。”
有觀點認為，世界是一個幻象或者物體在你不看它們時就不存在，哲學家指出，這種觀點無法被任何觀察所駁斥。嬰兒終其一生都將體會到萬物生長、雜亂無章的感受，除非他被安設了一個心智裝置，來把這些蓬勃生長和雜亂噪音解釋為物體遵循一致的機械規律的外部符號。我們應當期望，嬰兒在生命之初會顯示出對物理的一定理解。
只有細緻的實驗室研究才能告訴我們嬰兒像什麼——而不是曾像什麼。不幸的是，嬰兒是最為困難的實驗對像之一——他們甚至比老鼠和大二學生還要難對付。讓他們產生條件反射不太容易，而且他們不講話。不過由心理學家伊麗莎白·斯波爾克（Elizabeth Spelke）和瑞內·巴爾亞容（Renée Baillargeon）完善的一種巧妙的技術充分利用了嬰兒擅長的一項本領：失去興趣。當嬰兒不斷重複看到相同的舊東西時，他們就轉看別處來表示厭倦。如果出現一個新東西，他們就抬起頭來盯著看。這樣，觀察者心中就有了“舊東西”和“新東西”之分。通過觀察什麼激起了嬰兒的興趣，什麼拖長了他們的厭倦，我們可猜出嬰兒把什麼東西看作是相同的，把什麼東西看作是不同的——這就是他們如何給體驗分類。特別說明問題的是，當一塊幕布開始擋住嬰兒的一部分視線然後移開時，我們可以試著讀出嬰兒是如何來思考那部分看不見的世界的。如果嬰兒的目光只是暫時被吸引，然後就去看別處了，我們可以推斷出，景物一直就在嬰兒的心中。如果嬰兒注視的時間很長，我們可以推斷，景物的出現令他們感到奇怪。
3～4個月大的嬰兒通常是接受測試中月齡最小的，既因為他們的行為比再小些的嬰兒更好，也因為他們的立體視覺、移動感知、視覺注意和視覺敏銳度剛剛成熟。測試本身不能確定什麼是天生固有的，什麼不是天生固有的。3個月大的嬰兒不是前一天才出生的，所以在理論上講，他們所知道的任何事都可能是習得的。而且3個月大的嬰兒仍在許多方面有待成熟之處，所以他們稍後將知道的任何事也可能是無須學習而自動出現的，就像牙齒一樣。不過通過研究嬰兒在這個年齡知道些什麼，這一實驗縮小了備選的範圍。
斯波爾克和菲利普·凱爾曼（Philip Kelman）想看看嬰兒把什麼看作是一個物體。我在第4章中提過，即使是對於一個成年人來說，說出一個“物體”是什麼也並非易事。一個物體可以被界定為具有光滑側影的視域延伸，也可以被界定為一個具有同樣顏色和質地的延伸，或是一個若干具有共同移動部分的集合體。依照這些定義，我們可以嘗試抽出這些相同的部分，但如果做不到，表明它們確實是共同移動的。當各個組成部分共同移動時，我們把它們看作是一個物體；當組成部分各走其道時，我們把它們視為分開的物體。物體的概念是有用的，因為彼此附著在一起的物質通常是共同移動的。自行車、葡萄籐和蝸牛或許是由不同材料裝配到一起的，但如果你選擇了一端，另一端也會一起走。
凱爾曼和斯波爾克從一個寬幕布的頂端和下面伸出兩根棍子來讓嬰兒厭煩。問題是，嬰兒是否把小棍子看作單個物體的一部分。當幕布移走時，嬰兒或者看到一根長棍子，或者看到兩根中間有縫隙的短棍子。如果嬰兒把它想作單個物體，那麼看到一個物體會感到厭倦，兩個則會讓他們驚訝。如果他們以為每根棍都是一個物體，那麼看到一個物體就會令其驚訝，而看兩個就會覺得厭倦。控制實驗測量了嬰兒在事先沒看任何東西的情況下，看一個物體和看兩個物體分別持續多長時間，並減去基礎時間。
人們估計，嬰兒會把兩件東西看作是兩件，或者，估計他們如果在心理上把這些東西連接起來，會利用物體特徵之間的所有相關來作為標準：光滑的側影、共同的顏色、共同的質地以及共同的移動。但很顯然，嬰兒在生命早期就有了對物體屬格的想法判斷，這種判斷也是成人概念的核心內容：一起移動的部分。當從幕布背後伸出的兩根小棍一同來回移動時，嬰兒把它們看作是一個物體；如果幕布升起後顯示是兩個物體，它們會感到驚訝。當它們不同時移動時，嬰兒不認為它們是同一個物體，即使可見的部分有著同樣的顏色和質地。當一根小棍從上邊伸出，一個參差不齊的紅色多邊形從下邊伸出，它們一同來回移動時，嬰兒會以為它們是連在一起的，即使這兩個東西除了共同的移動外沒有其他任何共同之處。
在直覺知識物理學的其他原則中，孩子是成人的父母。第一個原則是，一個物體不能像幽靈一樣穿過另一個物體。瑞內·巴亞爾容指出，當一個立方體前面的一塊板設法向後跌落，平躺在地上，正好穿過立方體應當佔據的空間時，4個月大的嬰兒會感到奇怪。斯派爾克和同事證實，嬰兒不認為一個物體會穿過一道比物體還要窄的障礙或縫隙。
第二個原則是，物體沿著連續的軌跡移動：它們不會在一個地方消失，又在另一個地方現身，就像《星際迷航之進取號》中的轉運室一樣。當嬰兒看到一個物體從左側幕布的左側後面經過，然後似乎又從右側幕布的右邊重新出現，而沒有穿過兩塊幕布之間的縫隙時，他就估計自己看到了兩個物體。當他看到一個物體從左側幕布後經過，又出現在這塊幕布的另一邊，穿過縫隙，然後經過右側幕布後面，他就推測自己是在看一個物體。
第三個原則是，物體是具有內聚性的。當一隻手拿起一個看上去像一個物體，但這個物體的一部分卻留在後面的東西時，嬰兒會感到驚訝。
第四個原則是，物體只有通過接觸才會互相移動——也就是說，物體之間是不可能存在遠距離的相互作用的。在不斷看到一個物體從後面經過，而另一個物體彈出來後，嬰兒們會期望看到像檯球一樣一個引發另一個的情況。當幕布顯示一個球停止一小會兒後，第二個才剛升起來時，他們會感到驚訝。
所以3～4個月的嬰兒能看到物體、記住它們並期望它們在移動時遵循連續、內聚和接觸的法則。嬰兒們不像詹姆斯、皮亞傑、弗洛伊德和其他思想家那樣頑固不化。正如心理學家戴維·傑爾瑞（David Geary）所說，詹姆斯的“萬物生長、雜亂無章”是對父母生活的良好描述，而不是針對嬰兒生活的描述。這個發現還推翻了認為嬰兒通過操控物體、繞著它們走、談論它們或者聽到人們談論它們而讓世界停止運轉這樣的看法。3個月大的嬰兒幾乎不能辨別方向、看、觸摸和伸手拿東西，更不用說操控、行走、談話和理解了。他們不可能用標準的互動、反饋和語言技巧來學習任何事情。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在聰明地理解著一個穩定和有規律的世界。
自豪的父母還沒到給麻省理工學院招生辦公室打電話的時候。小嬰兒至多對重力有著不確定的理解。他們對“當一隻手把桌子上的盒子推下去而盒子仍懸在空中”的事情，會感到驚訝；但只要用桌子邊緣或指尖輕輕一觸，就足以令他們覺得一切正常了。而且當幕布升起顯現出一個下落的物體抗拒了重力，停在半空中時，他們也沒覺得有什麼異樣。看到一個球滾過桌上的一個大洞而沒有掉進去，他們也沒有不知所措。嬰兒對慣性也不大瞭解。例如，當看到一個球滾向一個蓋住的盒子的一角，卻出現在另一角時，他們沒顯示出多大興趣。
但成人對於重力和慣性的掌握也不那麼堅實。心理學家邁克爾·麥克勞斯基（Michael Mclloskey）、阿方索·凱拉馬薩（Alfonso Garamazza）和伯特·格林（Bert Green）向大學生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當一顆球從一個彎曲的管子中彈射出去會發生什麼，或者當旋轉的繩球被割斷了繩子會怎樣。令人沮喪的是，有不少學生，包括許多曾經修過物理課的人，都猜測它會繼續沿著弧線軌跡運動（牛頓第一定律斷言，一個移動的物體會沿著一條直線持續運動，直到有一個力作用於它）。這些學生解釋說，這個物體獲得了一個“力”或者“動量”（一些學生記著的是不明其意的術語而不是概念，稱其為“角動量”），這個“力”或者“動量”會推動著它沿著曲線運動，直到動量被耗盡，軌跡才變成直線。他們的信念正出自中世紀的理論：一個物體受到一種“原動力”的推動，使其保持運動，然後逐漸散逸。
這些大笑話源自有意識的理論化：它們不是人們心理有準備看到的。當人們把他們的答案用計算機動畫模擬時，他們爆發出大笑，彷彿是看到大笨狼把必必鳥追趕到懸崖邊，在直撲向前時停在了半空中。但認知誤解遠甚於此。我把一個球直扔上去，它離開我的手後，上升時，到頂峰時，下降時，都有哪些力作用於它？人們幾乎不可能不認為動量帶著球掙脫重力上升、到達頂峰時二力相當，然後重力越來越強並把它拉下來。正確答案是，重力是唯一自始至終作用的力。語言學家萊昂納多·泰爾米（Leonard Talmy）指出，原動力理論灌注在我們的語言之中。當我們說“球在不停地滾，因為風在吹它”時，我們的推論是，球本身有一種固有的靜止趨勢。當我們說筆架把鉛筆保持在桌子上，我們在暗示鉛筆有著移動的傾向，更不用提對牛頓第三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蔑視，而給筆架灌注了一種更大的力了。泰爾米像大多數認知科學家一樣，相信概念驅動語言，而不是語言驅動概念。
當研究更為複雜的移動時，甚至連知覺也辜負了我們。心理學家丹尼斯·普洛菲特（Dennis Proffitt）和戴維·吉爾登（David Gilden）曾問過人們一些關於陀螺、滾下斜坡的輪子、碰撞的球、“阿基米德在浴缸中的位移”等簡單問題。如果不允許在紙上玩弄等式，甚至連物理學教授都猜錯了結果。（如果允許用紙筆計算，他們會花一刻鐘算答案，然後宣稱這個問題“太小兒科”。）對於這些位移，對不可能事件的視頻動畫看起來很自然，確實，可能的事件看上去不自然：一個傾斜而不跌倒的陀螺對我們大家來說都是一個奇妙的物件，即使對物理學家也是如此。
發現心智是非牛頓力學的，這並不令人奇怪。經典力學中理想狀態的移動只有在真空中無摩擦平面上移動的彈性質點上才能看到。在現實世界中，牛頓定律被空氣中、地面上和物體自身分子的摩擦所掩蓋。摩擦減慢了所有東西的移動並使靜止的東西保留在原地，所以人類很自然就覺得物體有著靜止的固有趨勢。正如科學史學家所言，要說服一位正想方設法要把陷在泥裡的牛車弄出來的中世紀歐洲人，運動的物體是以不變的速度沿著一條直線持續運動的，除非受到一個外力的作用，想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像旋轉的陀螺和滾動的輪子這樣複雜的運動有著雙重劣勢。它們依賴於有著可以忽略的摩擦，而且它們的運動是由許多變量同時相關的複雜等式所支配的。我們的直覺知識系統即使是在最好的條件下，一次也只能處理一個問題。
即使是最聰明的嬰兒也有許多要學習的內容。孩子成長的世界中有沙子、尼古拉帶、膠水、內爾夫塑膠球、摩擦氣球、蒲公英種子、回飛飛鏢、電視遙控器、還有無數的其他物體，它們的奇特性質都推翻了牛頓定律的一般預測。嬰兒們在實驗室中所展示的早慧並不意味著他們不需要學習關於物體的知識，而正是這種早慧才使得學習成為可能。如果孩子們不把世界刻劃成物體，或者如果他們樂於相信物體會神奇地消失再出現於他處，他們就會無處依托，來證實他們對於黏著、蓬鬆、粘稒等特性的發現了。他們也發展不出亞里士多德理論、原動力理論、牛頓理論或是大笨狼理論中所體現的直覺知識了。總之，直覺物理學若要能適用於中觀世界，它就一定得運用上物體的性質和運動的規律；而從生命的初期開始，嬰兒正是通過這些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的。
這兒有一個電影情節。主人公想方設法要達到一個目標，對手則在阻撓。在一個幫手的協助下，主人公終於取得了成功。這個電影描繪的不是一個虛張聲勢的英雄在一個浪漫友人的幫助下挫敗了卑鄙小人的故事。可以將演員們看成三個點。一個點沿著一條傾斜的線向上移動一定距離，退了下來，又上去，直到它快到頂端。另一個點突然猛撞了過去，第一個點又退了回來。第三個點溫柔地和第一個點接觸並一起移動直到斜線的頂端。我們把第一個點看作是試圖爬上一座小山，把第二個點看作是阻擋它，把第三個點看作是幫助第一個點達到目標，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
社會心理學家弗裡茨·海德爾（Fritz Heider）和M.西梅爾（M.Simmel）是影片的製作人。他們與許多發展心理學家一道得出結論，人們不是把移動作為他們直覺知識物理學中的特例（或許是當作有彈性的怪異物體），而是把它當作不同種類的實體。人們將某些物體解釋為有生命的行為體。對行為體的識別是根據它們違背直覺知識物理學的能力，這種違背體現在無須外部推力的啟動、停止、轉彎或加速，特別是當它們持續地接近或避開另一些物體時。這些行為體被認為是具有一種內部的、可重續的能量、力、動力或魅力來源，這些行為體以其來推動自身，通常用於實現一個目標。
這些行為體就是動物，當然也包括人。科學告訴我們，這些行為體就像其他宇宙萬物一樣，也遵循物理學規律，只不過移動的物質中在肌肉和大腦裡包含了微小的分子。但在神經生理學實驗室之外，普通的思考者們則要把它們分配到一種無根由的不同類別中。
嬰兒在生命早期就把世界分為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兩種。3個月大的嬰兒看到一張臉突然靜止不動會煩躁不安，而看到一個物體突然停止移動則不會覺得異樣。他們靠推東西來試圖把物體拿到身前，而靠發出聲音來讓人們靠近自己。到6～7個月大時，嬰兒就能夠辨別到底是手作用於物體還是其他物體作用於物體了。他們對於什麼使人移動和什麼使物體移動有著相反的估計：物體彼此啟動靠碰撞；人的啟動和停止靠自身。到12個月大時，嬰兒在解釋運動點的卡通動畫時，彷彿把點看作是在追尋目標。例如，一個點在去往另一個點的途中原本要跳過一個障礙，當障礙被移除時這個點就走了捷徑，對此嬰兒並不感到驚訝。3歲大的孩子對卡通點的描述基本上與我們的描述是相同的，他們也能夠區分自己能夠移動的東西（如動物）和自己不能移動的東西（如玩具娃娃、雕像和栩栩如生的動物小人像）。
對於自我推動的行為體的直覺知識與另外三個重要理解方式有所重疊。大多數行為體是動物，而動物像植物和礦物一樣，是自然賦予我們感覺的類別。一些自我推動的東西，如汽車和擺動玩具小人，則是人工製品。還有許多行為體不僅接近或迴避目標，其行為還出自信念和願望；也就是說，它們有心智。下面我們來分別看看每一類。
每一個人都是一位優秀的業餘生物學家。我們喜歡觀察動植物，將它們歸入生物學家能識別的分類，預測它們的運動和生命週期，把它們的汁水作為藥物、毒藥或食品添加劑。這些讓我們得以適應環境的技能，來自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們稱之為民間生物學，或許“民間自然歷史”是一個更恰當的術語。人們對於自然種類有著某種直覺知識——大致說，就是在自然歷史博物館中找到的那類東西，比如動物、植物和礦物——這些東西不能應用於人工製品，如咖啡壺，或是直接由規則規定的種類，比如三角形和首相。
獅子的定義是什麼？你或許會說“獅子是一種生活在非洲的大型兇猛貓科動物”。但假如你瞭解到，10多年前獅子在非洲已被獵捕至滅絕，現僅存於美國的動物園中。假設科學家發現獅子並不是天生兇猛；它們只是在不健全的家庭中成長才會那副樣子，否則就會像《綠野仙蹤》中的伯特·拉爾那麼善良。假設我們發現獅子甚至不屬於貓科。我有一個老師認為獅子實際上屬於犬科，儘管她錯了，但她本來有可能是對的，就像鯨結果被發現是屬於哺乳動物，而不是魚一樣。但如果這個思維實驗被證明是正確的，你大概會覺得，這些“溫馴的美國狗”仍舊實際上是獅子，即使上述定義中已沒有一個詞還存在。獅子沒有定義，甚至不能根據字典中那個詞定義旁邊獅子的圖片判斷出來。一個栩栩如生的機器獅子不能算作是真獅子，而人們可以想見，一個身上裹著一條毯子的獅子看上去雖然更像老虎，但卻可以是獅子。
哲學家們說，自然種類術語的含義來自對隱含特徵或要素的直覺知識，這種特徵或要素為種類成員所共有，其最初的例子被稱為這個術語。人們不需要知道要素是什麼，只需知道有個要素即可。有些人大概認為獅子的資格在於血液；另一些人可能嘀咕關於DNA的一些東西；還有另外一些人沒什麼想法，但會感覺到獅子都有這個要素，並將其傳給後代。即使知道了一個要素，它也不是一個定義。物理學家告訴我們，金是有79號原子的物質，這是我們所期望的好要素。但如果計算錯誤，結果發現金是78而鉑是79，我們不會以為單詞“金”現在指的是鉑，或是體會到我們對金的判斷方式有多大變化。拿這些直覺知識與我們對於像咖啡壺這樣人工製品的感覺相比較，咖啡壺是煮咖啡用的壺。所有的咖啡壺都有一個要素，且科學家有一天會發現該要素，或者我們對於咖啡壺的感覺完全錯誤，以及它們確實是煮咖啡的壺的可能性可以上《蒙蒂·派森的飛行馬戲團》了。
如果民間物理學背後的驅動直覺知識是連續的固態物體，而生命性背後的驅動直覺知識是一種內部的、可重續的能量來源，那麼自然種類背後的驅動直覺知識則是一種隱含的要素。民間生物學是本質主義的，其要素本質與驅使動物運動的能量是有共同之處的，它還被理解為給動物提供了形式、驅動著動物的成長，並協調組織進行類似呼吸和消化這樣的營養過程。當然，現在我們知道，這一生命衝動實際上只是每個細胞中微小的數據帶和化學工廠。
關於要素本質的直覺知識在很久以前、在很多地方都被發現了。即使在達爾文之前，專業生物學家所使用的林奈分類系統也是由一種對“不是基於相似性而是基於基本構造”的適當類別感覺所指導的。孔雀和雌孔雀被劃分為相同的動物，就像毛毛蟲和由它變成的蝴蝶一樣。一些相似的動物——大花蝶和總督蝶，老鼠和鼩——則被劃入不同的群體，因為它們的內部結構或胚胎形式有微妙差異。分類系統是層級性的：每種生物都屬於一個物種，每個物種都屬於一個屬，以此上推還有科、綱、目、族，直到植物和動物界，所有的物種都處於生命之樹當中。再拿這個系統與人工製品的分類加以比較——比方說，音像店裡的錄音錄像帶，它們可以根據題材來分類，比如正劇和音樂劇；根據時間來分類，比如新上市的和經典的；根據字母順序分類；根據出品國家或者根據各種交叉分類標準來分類，比如國外新上市的或經典的音樂劇。沒有一個完全正確的錄像帶之樹。
人類學家布蘭特·伯林（Brent Berlin）和斯科特·艾特蘭（Scott Atran）發現，世界各處的民間分類學的作用方式都像林奈分類一樣。人們把所有當地的植物動物分類組成種類，對應於生物學家的“屬”。因為在一處環境中通常每一屬中只有一個物種，所以它們的類別往往也與生物學家的“物種”相匹配。每個民間的屬都屬於一種單一的“生命形式”，比如哺乳動物、鳥、蘑菇、草本植物、昆蟲或爬行動物。這種生命形式要麼是動物、要麼是植物。人們在對生物分類時以外表形狀來覆蓋歸納，例如，人們把青蛙和蟾蜍放在一起。人類用類別來推理動物運作的方式，比如推論出某只特定的動物能夠和哪些動物進行交配等。
達爾文對於進化的最佳論述是，它解釋了為什麼生物是按層級劃分成群的。生命之樹是家族之樹。一個物種的成員似乎共有一種要素本質，因為它們是一個共同祖先傳承下來的後裔。而物種之所以會屬於一層層更高階的類別，是因為它們在發展的過程中會與更早期的祖先分離得越來越遠的緣故。胚胎和內部特徵是比表面外形更為合理的評判標準，因為它們更好地反映了相關程度。
達爾文曾與他同時代的直覺知識本質主義相鬥爭，因為從極端上講，這暗示著物種是不能變化的。爬行動物有爬行動物的要素本質，因而不能進化成鳥，就像數字7不能演變成一個偶數數字一樣。到了20世紀40年代，哲學家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認為，就像不會有三條半邊的三角形一樣，動物和人之間也不會有任何中間地帶，所以人不可能是進化而來的。達爾文則指出，物種是成員各有差異的種群，而不是理想樣板；在過去，它們可能曾逐漸變成過介乎二者之間的形式。
今天，我們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在現代學術圈中，把一個人稱作是“本質論者”可以說是最糟糕的稱呼了。在自然科學中，本質先於存在論，等同於創世論。在人文學科中，這個標籤表示這個人認同非常愚蠢的信念，比如性別不是社會建構的，存在著普遍的人類情感，真實世界是存在的等。而在社會科學中，“本質論”已經與“簡化論”“決定論”“物化論”一起成為濫用的術語，被猛擲向任何試圖解釋而非複述人類思想和行為的人們。我認為“本質論”成為一種標籤是很不幸的，因為究其根源，它只是尋常人類的好奇心，想發現“是什麼使得自然事物運轉”罷了。化學、生理學和遺傳學的成功背後都有著本質主義，即使今天的生物學家也在進行人類基因組計劃（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基因組）工作或打開《格氏解剖學》時，按照慣例奉行著本質主義的“異端邪說”。
本質主義思維根植得有多麼深？心理學家弗蘭克·凱爾（Frank Keil）、蘇珊·蓋爾曼（Susan Gelman）和亨利·韋爾曼（Henry Wellman）把哲學家提出有關自然類事物的假想實驗來詢問小朋友的意見。醫生們取來一隻老虎，把它的毛漂白，再縫上鬃毛。它是獅子還是老虎？7歲的孩子說，它還是老虎，但5歲的孩子說它現在是獅子。這項研究發現，從表面上看，對於動物，大一些的孩子是本質論者，但小一些的孩子則不是。無論任何年齡的孩子都不是關於人工製品的本質論者——如果你把一個咖啡壺做得像一個鳥食器，孩子們會像成人一樣，說它就是一個鳥食器。
但深入發掘之後，人們發現，即使在學齡前兒童身上，也有關於生命體的本質論者直覺知識的證據。5歲大的孩子否認一個動物可以跨越深層界限被做成植物或人工製品。例如，他們說，看上去好像是仙人掌或毛刷的刺蝟，事實上不是仙人掌或毛刷。學齡前兒童還認為，一個物種只有在其轉變影響到動物構成的永久部分時，才能轉變為另一個物種，而不是僅僅變換外形即可。例如，他們否認獅子的裝束就能把老虎轉變為獅子。他們稱，如果你去除了狗的內臟，而外形仍不變，那麼儘管它還看上去像條狗，但已經不是狗了，既不能像狗那麼叫也不能吃狗食。但如果你去除了狗的外部構造，使得剩下的東西看上去一點兒也不像狗，但它仍然還是條狗，做狗能做的事情。學齡前孩子甚至對遺傳性也有一個大致的感覺。告訴他們一頭小豬被奶牛養育，他們知道小豬長大後仍會發出豬的哼哼聲，而不是牛的哞哞叫。
孩子們不只像分類棒球卡一樣給動物歸類，而是用它們的類別來推理動物如何工作。在一個實驗中，實驗者把一隻火烈鳥、一隻燕八哥和一隻很像燕八哥的蝙蝠圖片分別展示給3歲大的孩子看。孩子們被告知，火烈鳥餵養幼鳥糊狀食物，而蝙蝠給幼子哺乳，然後問他們認為燕八哥喂幼子什麼。在沒有其他信息的情況下，孩子們根據外形判斷，說燕八哥像蝙蝠一樣哺乳。但如果告知他們，火烈鳥是鳥，孩子們就認為它們會像燕八哥一樣工作，儘管它們外形不同，並推測燕八哥給它們的幼子提供的也是糊狀食物。
孩子們還感覺到，生物體的特性是為了其存活和幫助其發揮功能。3歲大的孩子說，玫瑰花有刺是對玫瑰花有幫助的，但卻沒說鐵絲網有刺是為了幫助網。他們說鉗子對龍蝦有好處，而沒說虎鉗牙對老虎鉗有好處。這種對適合或適應的感覺不只是心理需求和生物功能之間的混淆。心理學家波多野誼余夫（Giyoo Hatano）和稻垣加代子（Kayoko Inagaki）表明，孩子們對不自覺的身體過程有著清楚的感受。他們知道，一個男孩不能將飯消化得更快些以便給甜食騰點兒空間，也不能單憑願望就使自己變得胖起來。
本質主義是習得的嗎？生物過程太緩慢、隱含了，無法展示給厭倦的嬰兒來看，但測試嬰兒只是顯示在缺乏經驗時知識的一種形式。另一種是衡量經驗本身的來源。3歲大的孩子還沒上過生物課，他們沒什麼機會來拿動物的內部結構和遺傳特徵做實驗。他們關於核心本質所學的任何東西都應當來自父母的。格爾曼和她的學生們對母親向孩子談論動物和人工製品的4000多個句子進行了分析，母親基本上沒有講過內部結構、起源或核心要素，她們只是講過幾次人工製品的內部結構。孩子們沒有經過父母幫助就是本質主義者了。
在人成為人之後，才有了人工製品。我們製造工具，而隨著我們的進化，我們的工具也製造了我們。一歲大的嬰兒對物體為他們所能做的事情深深好奇。他們著迷地胡亂修補物品，用小棍子推、用布和繩子拉、用支座撐起東西。孩子們在18個月左右被測試使用有關工具的能力，他們表現出一種理解力，瞭解工具要與它們的材料產生接觸，以及工具的剛度和形狀要比其顏色和裝飾更為重要。一些腦損傷的病人叫不出自然物體的名稱，卻能叫出人工製品，或者情況相反，這說明人工製品和自然種類在腦中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儲存。
什麼是人工製品？人工製品是一個適合達到某種目的的物體，而這個物體正是被人打算用來達到那個目的的。機械學與心理學的混合使得人工製品成為一種奇怪的類別。人工製品不能根據它的形狀或構成來界定，而只能根據它們所能做的事情和人們在某些情況下想要它們做的事情來界定。我家所在的社區有一家商店，除了椅子外什麼也不銷售，但它和百貨公司一樣有各式各樣的存貨。有凳子、高背餐桌椅、躺椅、吊床、木製立方體、塑料的S形，還有發泡的橡膠圓柱體。我們把它們都叫作椅子，因為設計它們是用來支撐人體的。一個樹樁或一隻象腳也可以成為椅子，如果有人決定要這麼用的話。大概在世界上的某處森林裡，就有樹的盤根錯節不可思議地組裝成了一把椅子。但潤物細無聲，直到有人決定把它當作一個椅子，它才會成為一把椅子。凱爾的小小被試們愉快地將咖啡壺變成鳥食器，他們顯然明白這個觀點。
一位外星人的物理學家或幾何學家會對一些我們以為存在於這個世界中的人工製品感到困惑，除非他也有我們的心智。喬姆斯基指出，我們可以說，約翰正在寫的書出版以後會重兩公斤；“這本書”既是約翰腦袋中的思想流，又是一個有質量的物體。我談論房子被燒燬然後再重建，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同樣的房子。如果我們說，“倫敦是這麼不快樂、醜陋和污染嚴重，它應當被摧毀，然後在100公里外再重建”，那麼想想“城市”該是個什麼樣的物體。
當艾特蘭宣稱民間生物學反映了專業生物學時，他遭到了批評，因為像“蔬菜”和“寵物”這樣的民間類別無法與林奈分類相匹配。他回應說，它們是人工製品。它們不僅由它們所服務的需求所界定的（美味多汁的食物；溫順的同伴），而且它們實際上就是人類的產品。幾千年的選擇繁殖將玉米從草中、胡蘿蔔從根莖中創造出來。人們只需想像一群群獅子狗在原始森林中遊蕩，就會認識到大多數寵物也都是人類的創造。
丹尼爾·丹尼特提出，心智在處理人工製品時採取的是“設計立場”，並輔之以對像岩石這樣物體的“實體立場”和對心智的“意識立場”。在設計立場中，人把意圖歸因於一個真實或假設的設計者。有些物體非常適合於完成不大可能的結果，因此這種歸因很容易。正如丹尼特寫道：“斧頭是什麼，或者電話是什麼沒有什麼疑問；我們基本不需要去查詢貝爾的傳記以便獲得他內心想法的線索。”然而，人們對於其他像是繪畫和雕塑等物品的設計動機，卻可以提出許多種不同的解釋。——這些東西有時候就是被故意設計成讓觀察者猜不透它背後的設計動機的。人工製品由於依賴人類意圖，所以取決於解釋和評判，就好像它們是藝術，丹尼特稱之為“人工製品解釋學”的一種活動。
現在我們來討論心智解讀其他心智的方式。我們都是心理學家，我們分析心智不只是為了跟隨肥皂劇的情節，而是為了理解最簡單的人類行為。
心理學家西蒙·巴倫-科恩（Simon Baron-Cohen）用一個故事闡述了這一點。瑪麗走進臥室，走了一圈，然後走了出去。你對此怎麼解釋？或許你會說，瑪麗在找什麼她想要的東西，以為會在臥室裡。或許你會說，瑪麗聽到臥室裡有什麼聲響，她想看看是什麼發出的聲音。又或者你會說，瑪麗忘了她要去哪兒，可能她實際上是想去樓下。不過你一定不會說，瑪麗每天這個時間都這樣做：她就是走進臥室，走一圈，然後走出去。用物理學家的語言——時間、距離和質量——來解釋人類行為將會很不自然，而且也是錯的。如果你明天回來檢驗這個假設，它一定不成立。我們的心智用信念和意願來解釋他人的行為，因為他人的行為事實上是由那些人的信念和意願所控制的。行為主義者是錯誤的，每個人在直覺上都知道這一點。
心理狀態是看不見的，也沒有重量。哲學家們把它們定義為“一個人與一個主張的關係”。關係是一種態度，就像相信什麼、想要什麼、希望什麼、假裝什麼一樣。主張是信念的內容，有些像一個句子的含義——例如，“瑪麗找到了鑰匙”或者“鑰匙在臥室裡”。信念的內容與世界的事實處於不同的領域。“劍橋食堂裡有獨角獸在用餐”是錯的，但“約翰以為劍橋食堂裡有獨角獸在用餐”可以是非常正確的。要把一個信念歸於某人，我們不能只是以一種尋常方式產生一個想法，否則我們在自己不相信獨角獸的情況下就無法得知約翰相信獨角獸。我們要把一個想法，用心理引號括在一邊，然後想，“這是約翰所想的”（或者想要的、希望的、猜測的）。我們所能想的任何事情，也是我們認為其他人可以想的事情（瑪麗知道約翰以為有獨角獸）。這種洋蔥般的想法之中套想法需要一個計算架構（見第2章），另外，當我們在與他人溝通時，還需要喬姆斯基所提出的遞歸語法，對此我在《語言本能》中進行了解釋。
身為凡人，我們不能直接讀出他人的心理。但根據他們所說的，他們從字裡行間透露出的言外之意，他們眉目神情所顯示的，以及他們的行為表現，我們能夠做出很好的猜測。這是我們這個物種最傑出的一項稟賦。讀完第4章後，你可能對人們能認出一條狗感到驚訝，現在想想，在啞劇中要認出一條狗需要什麼能力吧。
但孩子們卻能做到。這種心智背後的技能首先是在搖籃裡練習的。兩個月大的嬰兒盯著成人的眼睛；6個月大的嬰兒知道這些目光是不是也在看他；一歲的嬰兒能望向父母盯著的東西，當他們不確定父母為什麼做某事時，他們會去看父母的眼睛；18個月到24個月之間，孩子們開始把他人心智的內容與他們自己的信念區分開來。他們以一種騙人的簡單本事來炫耀這種能力：假裝。當一個走路搖搖晃晃的小孩和媽媽玩耍時，媽媽遞給他一個香蕉並告訴他電話響了，他是在區分家長假裝的內容（香蕉是電話）和他自己信念的內容（香蕉是香蕉）。兩歲大的孩子能使用心理動詞“看”和“想要”，3歲大的孩子使用的動詞則有“認為、知道和記得”。他們知道一個看某物的人一般想要他所看的東西。他們也理解“想法”的概念。例如，他們知道你不能吃蘋果的記憶，以及人們只能通過向盒子裡看才能說出裡面有什麼。
到4歲時，孩子們通過了一項瞭解他人心智的非常嚴格的測試：他們能夠把他們認為錯誤的信念歸於他人。在一項典型的實驗中，孩子們打開聰明豆盒子，驚訝地發現裡面有鉛筆。然後實驗者問孩子們，一個走進屋子的人會期望在盒中發現什麼。儘管孩子們知道盒子裡裝的是鉛筆，他們卻將此知識擱置一邊，從新來者的角度出發，回答“聰明豆”。3歲大的孩子要把他們的知識置於一邊比較困難；他們堅持認為新來者會期望在糖果盒中發現鉛筆。但要說他們缺乏對他人心智的想法則不大可能。因為當錯誤的答案不那麼誘人或孩子被引導稍微努力些思考時，他們就也會把錯誤的答案歸於他人。在多個國家重複這個實驗時，結果都是相同的。
想到其他人的心智是如此之自然，以至於它幾乎就像智能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我們難道能想像不去想其他人也有心智會怎樣嗎？心理學家艾利森·哥尼克（Alison Gopnik）的想像會是這樣：
在我視野的頂端是一個鼻子的模糊邊緣，前面是搖晃的手……在我周圍，皮囊在椅子上懸空架著，塞著一片片的布；它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變換和凸出……頂部附近的兩個黑點不停地來回轉來轉去。黑點下有一個洞塞滿了食物，從中發出一串串噪音……這個嘈雜的皮囊突然向你移動過去，它們的噪音越來越大，你不知道為什麼……
巴倫-科恩，阿蘭·萊斯利（Alan Leslie）和猶他·福裡斯（Uta Frith）指出，確實有人這樣想。我們稱這些人患有自閉症。
1000個孩子中就有一個自閉症兒童。他們認為自己“被拉到貝殼裡與世隔絕、獨自生活”。當被帶進一個屋子時，他們不關心人，逕自奔向物體。當有人向他們伸出一隻手，他們把手當作機械玩具來玩。他們對可愛的玩具娃娃和毛絨玩具沒多大興趣。他們對父母也不大注意，別人呼喚時他們也不做回應。在公眾場合，他們像對待傢俱一樣對他人觸摸、聞或者無視。他們不與其他孩子玩。但一些自閉兒童的智力和知覺能力如傳奇一般（特別是在達斯汀·霍夫曼在《雨人》中的出色表演之後這吸引了廣泛關注。）。其中一些人能學會乘法表、拼拼圖（甚至是倒著的），拆卸再重新組裝器械，讀出遠遠的車牌號，或者即刻計算出過去或將來哪個秋天中任何一個日子是那周的星期幾。
像許多心理學專業的本科生一樣，我學習自閉症始於精神分析學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科學美國人》中發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機械男孩喬伊德》。貝特爾海姆解釋說，喬伊德自閉症是由於感情上疏遠的父母（“冰箱母親”成了很受青睞的術語）和早年過於嚴苛的大小便訓練造成的。他寫道：“喬伊德不幸不大可能降臨在除我們自己之外的任何時間和文化中。”據貝特爾海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父母過於輕易就可以給孩子們提供物質享受，以至於孩子們從中得不到什麼樂趣，而孩子們對於自己基本需求的滿足也沒有發展出一種價值感受。貝特爾海姆宣稱已經治癒了喬伊德，起初是通過讓他使用廢紙簍而不是馬桶。他承認，這種治療“給他的治療師們帶來了一些麻煩”。
現在我們知道，自閉症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階層都有可能出現，它會持續一生（儘管有時狀況會有些改善），我們也不能為此而責怪母親。自閉症幾乎一定是由於神經病理和遺傳方面的原因，儘管具體原因還沒有被確定。巴倫-科恩、福裡斯和萊斯利表示，自閉症孩子是不理解心智的：他們將心智歸於他人的模塊損壞了。自閉症孩子幾乎從不假裝，不能解釋蘋果和對蘋果的記憶的差異，不能區分有人向盒子裡看和有人觸摸盒子的差異，他們知道一張卡通臉在向哪兒看，卻猜不出它想要看的東西，他們也通不過聰明豆（錯誤信念）測試。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通過了一項測試，這是一項邏輯上與錯誤信念任務相同卻不是關於心智的。實驗者將橡皮鴨子從浴缸出取出來，把它放到床上，照一張快照，再把它放回浴缸。正常的3歲大的孩子會莫名其妙地認為照片上會顯示鴨子在浴缸中。自閉症兒童則知道它不會。
心智盲不是由真正的眼盲造成的，也不是由像唐氏綜合征這樣的智障造成的。這是一個生動的提醒，說明世界的內容不只是在那兒供瞭解的，而是需要用合適的心智設備來掌握的。在某種意義上，自閉的孩子是正確的：宇宙就是運動的物質，而不是其他。一個卵子和一股精液可以產生一個思考和感覺的場所，而一個血塊或一枚金屬彈頭則可以終結它，我的“正常”心智設備令我長期以來對此目瞪口呆。它給了我幻想，讓我以為倫敦、椅子和蔬菜都屬於世界物體的存貨清單，甚至物體自身也是一種幻想。巴克敏斯特·福勒（Buckminster Fuller）曾寫道：“你所學過的每一件事……隨著你開始研究宇宙，‘顯然’越來越不顯然。例如，宇宙中沒有固體，甚至沒有一個物體的暗示。宇宙中沒有絕對的連續體，沒有表面，也沒有直線。”
當然，在另一種意義上，世界確實有表面，有椅子，有兔子，也有心智。它們是物質和能量的節點、模式和蝸旋，遵循著它們自己的規律，像漣漪一樣傳過我們芸芸眾生身處其中的空間與時間。它們不是社會建構，但對於一個未裝備的心智，它們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正如心理學家喬治·米勒（George Miller）所言，“大腦登峰造極的智力成就是現實世界……我們體驗的現實世界的所有基礎方面就是對真正物理世界的適應性解釋”。
3個好工具：邏輯、算術和概率
中世紀的課程設置包含有7項人文學科，分作低階的三藝（語法、邏輯和修辭）和高階的四藝（幾何、天文、算術和音樂）。三藝最初是指三條路，後來意為交叉道路，再後來意為尋常事物（因為普通人都在交叉路口閒逛），最後是不足道的或瑣碎的事物。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詞源是恰當的：除了天文，沒有人文學科是關於任何事情的。它們不解釋植物、動物、岩石或人；相反，它們是可以應用於任何領域的智力工具。就像學生抱怨代數從來不會在現實世界中有所幫助一樣，人們也可能會有疑問，自然選擇把這些抽像工具灌輸到我們腦中是否有用。我們來看看修改後的三藝：邏輯、算術和概率。
從技術上說，邏輯指的不是一般範疇上的理性，而是從一些陳述的事實推出另一個陳述的事實，基於的僅僅是它們的形式，而不是它們的內容。當我做如下推理時，我在運用邏輯。P是真的，P包含Q，所以Q是真的。P和Q是真的，所以P是真的。P或Q是真的，P是假的，所以Q是真的。P包含Q, Q是假的，所以P是假的。我可以推導出所有這些事實，而無須知道P是否意為“花園裡有一隻獨角獸”“馬里蘭州生長大豆”或者“我的汽車被老鼠咬了”。
大腦做這種邏輯推理嗎？大學生在邏輯問題上的表現不容樂觀。例如，房間裡有一些考古學家、生物學家和國際象棋棋手。沒有考古學家是生物學家。所有的生物學家都是國際象棋棋手。根據這三點，你能得出什麼結論？一大部分學生得出結論，沒有考古學家是國際象棋棋手，而這是個無效的結論。沒有一個人得出“一些國際象棋棋手不是考古學家”這個有效結論。事實上，有15%的學生稱這些前提條件得不出有效的推論。
斯波克總是說，人類是沒有邏輯的。但正如心理學家約翰·邁克納馬拉（John Macnamara）所爭辯的，這個觀點本身就不合乎邏輯。邏輯規則最初被視為是思想規律的形式化。這有些過譽，邏輯事實是真實的，無論人們怎麼想。但如果一個物種的大腦在找到邏輯事實時沒有給它一種確定的感覺，我們很難想像它會發現邏輯。對於“P、P包含Q、所以Q”，有一些特別引人注目、甚至是不可抗拒的東西。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我們就會發現為什麼我們自己的邏輯錯誤是不正確的。我們對於“哪些事實是必要的”彼此達成一致。我們教授他人不是通過權威的強迫，而是蘇格拉底式的，讓學生們用自己的標準來識別事實。
人們當然確實用一些邏輯進行思考。所有的語言都有邏輯術語，比如“不、和、相同、等同和相反”。孩子們在不到3歲的時候就已經恰當地使用“和、不、或者和如果”了，不僅在英語中如此，在6種所研究的其他語言中也是如此。邏輯推斷在人類思維中無處不在，特別是當我們理解語言時。這兒有一個心理學家馬丁·佈雷恩（Martin Braine）列舉的簡單例子：
約翰去吃午飯。菜單上標明有一個特價湯和沙拉，還送免費啤酒或咖啡。另外，如果你點牛排會附送一杯紅酒。約翰選了特價湯、沙拉和咖啡，還有另外一些飲料。
（a）約翰得到免費啤酒了嗎？（是的，沒有，說不出）
（b）約翰得到免費紅酒了嗎？（是的，沒有，說不出）
實際上，所有人都推出（a）的回答是“沒有”。我們對於餐館菜單的知識告訴我們，“免費啤酒或咖啡”中的“或”的意思是“不是兩者都”——你只能免費得到其中之一；如果你想要另一個，你得花錢買。進一步推導，我們知道約翰選了咖啡。從前提“不是啤酒和咖啡兩者都免費”和“免費咖啡”，根據邏輯我們推斷出“不是免費啤酒”。（b）的回答也是“沒有”。我們對餐館的知識提醒我們，食物和飲料不是免費的，除非菜單上明確那麼講。所以我們增加了“如果不是牛排，就沒有免費紅酒”這個條件。約翰選擇了湯和沙拉，這表示他沒選牛排；所以我們用邏輯得出結論，他沒有得到一杯免費紅酒。
在根據通過語言從他人那裡獲知的零碎事實和某人自己的綜合歸納，從而推導出關於世界的真實事件中，邏輯是不可或缺的。那麼為什麼在考古學家、生物學家和國際象棋棋手的問題中，人們似乎無視邏輯呢？
一個原因是，在英語這樣的日常語言中，邏輯詞彙是含糊的，卻往往表示一些正式的邏輯概念。英語單詞“或”有時可以表示邏輯連接詞“或”（A或B或兩者都），有時可以表示邏輯連接詞“排他的或”（A或B但不是兩者都）。語境往往會表示清楚講話者想用的是哪個，但若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難題，讀者可能會猜錯。
另一個原因是，邏輯推斷不可能是隨意推出的。任何真實的陳述都能衍生出無數個真實卻沒用的新陳述。從“馬里蘭州生長大豆”中，我們可以推導出“馬里蘭州生長大豆，或者奶牛跳到了月亮上”，“馬里蘭州生長大豆和要麼奶牛跳到了月亮上要麼沒有”，如此類推，以至無窮（這是第1章中介紹的“框架問題”的例子）。除非有完全足夠多的時間，否則即使是最好的邏輯推斷者也只能猜測應該探索哪個含義，以及哪些含義可能是死胡同。有一些規則必須被抑制，因此，有效的推斷將無可避免地會缺失。猜測本身不可能源於邏輯；一般來說，它來自假設講話者是一位傳遞相關信息的合作性談話夥伴，而不是一位惡意的律師或是一位判分嚴格、試圖給人挑錯的邏輯學教授。
或許最重要的阻礙是，心智邏輯不是一個掌上計算器，樂於接受任何A、B和C這樣的輸入。心智與我們關於世界的知識系統是交織在一起的。心智邏輯的特定步驟一旦啟動，就不依賴於世界知識，但它的輸入和輸出直接傳遞著知識。例如，在餐館的故事中，推斷的聯繫在關於菜單的知識和邏輯應用之間交替進行。
一些區域的知識有它們自己的推斷規則，可以強化邏輯規則，或者與邏輯規則跨用途應用。一個著名的例子來自心理學家彼得·沃森（Peter Wason）。沃森受到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科學推理理想的啟發。即如果對一個假說的證偽都失敗了，那麼這個假說就是可接受的。沃森想看看普通人是如何來證偽的。他告訴被試一套卡片的一面有字母，另一面有數字，然後請他們檢驗“如果一張卡片在一面有一個D，它在另一面就有個3”這個法則，這是一個簡單的P包含Q的陳述。實驗者給被試們看4張卡片，然後問他們，如果法則成立，那麼他們應當翻開哪張卡片。試試這個：
大多數人要麼選擇D卡片，要麼選擇D卡片和3卡片。正確答案是D和7。只有“當P是正確的和Q是錯誤的”時，“P包含Q”才是錯誤的。3卡片是無關的；法則說D卡片有3，而不是3卡片有D。7卡片很關鍵；如果它的另一面有D，法則就錯了。只有5%～10%接受測試的人選中了正確的卡片。甚至上過邏輯課的人也選錯了。順便說一句，不是人們把“如果D那麼3”解釋為“如果D那麼3，反之亦然”。如果他們確實那樣解釋，但在其他方面卻表現得像個邏輯學家的話，他們會翻看所有4張卡片。從這個實驗中，可以看出有非常可怕的延伸含義。民眾們沒有理性、不講科學、總是去證實他們的偏見，而不是尋求證據來證偽偏見。
但當這些枯燥的數字和字母現實世界的事件所取代時，有時——儘管只是有時——人們變成了邏輯學家。你是酒吧的一名保鏢，在執行“如果一個人在喝啤酒，他必須是18歲以上”這條規則。你可以檢查人們喝什麼或者他們多大歲數。下面什麼是你必須檢查的：一名喝啤酒者、一名喝可樂者、一名25歲的人和一個16歲的人。大多數人正確選擇了喝啤酒者和16歲的人。但僅有具體性是不夠的。規則“如果一個人吃紅辣椒，那麼他喝冷啤酒”並不比D和3更容易被證偽。
考斯邁德斯發現，當規則是一項契約、一種利益交換時，人們會得出正確答案。在那些情況下，展示規則是錯誤的等同於糾出欺騙者。契約的含義是指“如果你從中獲益，你必須符合一定的要求”；欺騙者沒有符合要求而從中獲益。酒吧的啤酒就是人們通過證明自己已經成年而獲得的收益，而欺騙者則是不到年齡的飲用者。吃了紅辣椒再喝啤酒只是因與果，所以飲用可樂（在邏輯上必須確認）似乎並不相關。考斯邁德斯表明，當人們把P與Q解釋為收益和成本時，人們就是在做合乎邏輯的事情，即使這些事件很奇特，像吃小羚羊肉或發現鴕鳥蛋殼一樣。不是一個邏輯模塊被開啟了，而是人們在使用不同分組的規則。這些規則適用於檢測欺騙者，有時與邏輯規則相吻合，有時不吻合。當翻到成本和收益術語時，就像在“如果一個人付20美元，他就收到一塊表”中，人們仍舊選擇欺騙者卡片（他收到那塊表，他沒有付20美元）——在邏輯上既不正確，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卡片造成的典型錯誤的選擇。事實上，同樣的故事可以引出合乎邏輯或者不合邏輯的選擇，這取決於讀者對於誰是欺騙者的解釋（如果有欺騙者的話）。“如果員工得到養老金，他已經工作了10年。誰違背了規則？”如果人們站在員工的角度，他們尋找工作了12年而沒有養老金的工人；如果他們站在僱主的角度，他們尋找工作了8年就持有養老金的工人。這一基本研究發現已經在施威阿爾人（厄瓜多爾的原始部落）中得到了印證。
心智似乎有一個具有自己邏輯的欺騙者監測器。當標準邏輯和欺騙者監測器邏輯相符時，人們的行為像邏輯學家一樣；當它們有分歧時，人們在尋找欺騙者。是什麼給了考斯邁德斯尋找這個心理機制的想法？是對利他主義的進化分析（見第6章和第7章）。自然選擇沒有選擇公德心；自私的突變很快會繁殖，超過它的利他競爭對手們。自然界中任何無私的行為都需要一個特殊的解釋。一個解釋是交換報答：一個生物可以給予幫助以期換取未來的幫助。但恩惠交易對欺騙者來說總是脆弱的。為了進化成這樣，它必須輔之以一個認知裝置，用來記住誰已經接受幫助並確保他們給予回報。進化生物學家羅伯特·特利弗斯（Robert Trivers）預測人類——動物王國中最著名的利他主義者，應當已經進化出一個複雜的欺騙者監測器算法。考斯邁德斯似乎已經找到了它。
所以在邏輯學家的意義上，心智符合邏輯嗎？有時符合，有時不符合。一個更好的問題是，在生物學家的意義上，心智是良好設計的嗎？這裡“是”的含義要更強些。邏輯本身可能分拆瑣碎的事實，卻錯過重要的事實。心智似乎確實使用邏輯規則，但它們根據語言理解過程來吸收、混合以世界知識，輔之或代之以適合內容的特殊推斷規則。
數學是我們與生俱來的一部分能力。出生剛一星期的嬰兒看到物體從兩個變成3個（或相反的情況）時都會活躍起來。嬰兒在10個月大時就能注意到擺放著多少個物品（不超過4個），而且無論這些東西是同質的還是異質的，捆在一起的還是散開的，甚至無論是物體還是聲音。根據心理學家凱倫·韋恩（Karen Wynn）的實驗，5個月大的嬰兒甚至可以做簡單的算術。實驗者給他們看米奇老鼠，然後用幕布蓋住，把第二隻米奇放進去。嬰兒們在幕布拉開時會期待看到兩隻米奇，如果只顯示一隻的話，他們會感到驚訝。給其他嬰兒看兩隻米奇，然後把一隻移到幕布後面。這些嬰兒會期待看到一隻米奇，當發現有兩隻時會感到奇怪。到18個月大時，孩子們知道了數字不但不同，而且有順序，例如，可以教孩子們選擇圖片。在一些動物身上實驗也發現了類似的能力，或者這些能力也可以學習。
嬰兒和動物真的能數數嗎？這問題聽起來可能很荒謬，因為這些生物沒有語言。但記下數量並不依賴於語言。想像一下，每次當你聽到一次敲鼓聲都打開水龍頭一秒鐘，那麼玻璃杯中水的數量將代表著敲鼓的次數。大腦或許有著相似的機制，它積聚的不是水，而是神經衝動或者激活的神經元數量。嬰兒和許多動物都似乎具備了這種簡單的數數能力。這會有許多潛在的選擇優勢，這些優勢取決於動物所處的環境，它們包括從估計在不同地方覓食的回報率，到解決諸如“三隻熊走進山洞；兩隻出來了。我該進去嗎？”這樣的問題。
成年人使用不同的方式來表徵數量。一個是相似體——對“多少”的感覺——它可以被解釋為像一個數字線圖像的心理意象。但我們還給數量分配了數字單詞，並用這些單詞和概念來度量、更準確地數數、加和減較大的數。所有的文化都有表示數字的詞，儘管有時只是“一”“二”和“許多”。在你竊笑之前，記住數字的概念與數字的詞彙量無關。無論人們是否知道表示大數的詞（像“4”或者“1000的6次冪”）。他們都會知道，如果兩個集合是相同的，你給其中一個集合增加1，那這一集合就會更大些。無論這兩個集合是有4項還是有1000的6次冪項，上述論斷都成立。人們知道他們可以通過把兩個集合中各項逐個配對來看看剩餘多少，這樣比較兩集合的大小；甚至數學家們在對無限集合的相對大小做奇怪論斷時，也不得不使用這一技術。沒有表示大數的詞的文化往往採用一些手法，比如像舉起手指，按順序指向身體的部位，或者兩三個一組抓住或排列開物體，來達成計數的目的。
兩歲大的孩子喜歡數數、排列集合和進行數字感引導下的活動。學齡前兒童數較小的集合，即使是在他們必須把各種物體混在一起，或是必須把物體、行動和聲音混在一起時也在數。在他們真正掌握數數和度量之前，它們已理解了許多其中的邏輯。例如，他們會試著切開一支熱狗，把它平均分配，給每人兩塊（儘管每塊可能大小不同）；當一個數數的木偶數漏一項或重複計數時，他們會衝著它大喊大叫，儘管他們自己數時也總是犯相同的錯誤。
正規的數學是我們數學直覺的延伸。算術顯然源自於我們對數字的感覺，幾何則源自於我們對形狀和空間的感覺。著名數學家桑德斯·邁克·萊恩（Sannders Mac Lane）推測，基本的人類活動是每個數學分支的啟發來源：
數數→算術和數論
度量→實數，微積分，分析
形狀→幾何，拓撲學
構形（如建築中的）→對稱，群論
估計→概率，測度論，統計學
移動→機械學，微積分，動力學
計算→代數，數值分析
證明→邏輯
猜謎→組合學，數論
分組→集合論，組合學
萊恩認為，“數學起始於各種人類活動，用來解決許多一般性而不是任意的概念，然後將這些概念及其各方面的互動關係加以形式化”。數學的力量在於形式的規則系統可以“將各種初始人類活動的深刻和微妙特性加以編碼”。所有人——甚至蹣跚學步的幼童——都本能地知道從A徑直到B然後再到C的路程距離要長於從A徑直到C的距離。所有人還都能視覺想像出一條線如何界定一個正方形的邊緣，以及形狀如何能鄰接一起組成更大的形狀。但需要一個數學家來證明三角形斜邊的平方等於另外兩邊的平方之和，這樣人們就能計算AC捷徑所節約的路程，而無須親歷跋涉。
有人認為，學校數學源自於直覺數學，這並不是說它來得很輕鬆。戴維·吉裡認為，自然選擇賦予了孩子們一些基本的數學能力：確定小集合的數量，理解“多於”“少於”和較小數字的排序，加減小集合，以及用數字詞彙來簡單地數數、度量和算術。但也就到此為止。他認為，孩子們在生物上並沒有被設計能夠運用大數字詞彙、大集合、基於10的系統、分數、多列加減法、進位、借位、乘法、除法、根和指數。這些技能發展得非常緩慢、不均衡或者根本沒有。
在進化基礎上，如果孩子們在心理稟賦上具備了學習數學的技能，那才會令人驚訝。這些工具只是在較晚近的歷史和少數幾個文化中才被發明，要是貼上人類基因組的標籤，這在時間上太晚、地域上也太局部了。最初孕育這些發明的是農業文明中農產品剩餘的記載和交易。由於有了正規的學校教育和書寫語言（其本身也是一項最近的、非本能的發明），這些發明可以經過幾千年的積累，簡單的數學運算可以組成越來越複雜的運算。書寫符號可以作為計算的媒介來克服短期記憶的局限，就像今天的硅芯片一樣。
人們怎麼能用他們石器時代的心智來運用高技術的數學儀器呢？第一種方式是，讓心智模塊能夠作用在與當初設計不同的物體身上。通常，線條和形狀這樣的信號輸入是由我們負責空間感覺的意象和心智組塊來分析的，而大量的東西則是由我們的數字機能來分析的。但為了實現萊恩解決從狹隘中提煉通用的理想（例如，從一堆石頭的數目這樣的狹隘概念中，清理出數量的通用概念），人們可能需要將他們的數字感覺應用到一個起初覺得好像不屬於適當種類的物體。例如，人們在分析一條沙地中的線時，可能並不需要連續掃瞄和切換的習慣性意象運作，而是要從一端到另一端來報數虛擬線段。
第二種方式是，練習。這種方式類似於獲得在卡耐基音樂廳表演機會的方式。數學概念來自於把舊的概念以一種有用的新方式組合在一起。而那些舊的概念也是更舊的一些概念的組合物。每種組合、子組合都是由被稱為組塊和自動化的心理鉚釘連接在一起的：通過大量的練習，概念黏合成更大的概念，步驟順序被組合為單個一步。自行車是由框架和輪子組成，而不是由管子和輻條組合而成；食譜講怎樣做調味汁，而不是講怎樣拿勺子開啟罐子。就像它們一樣，數學學習是將已經大量學習的慣例結合在一起。微積分老師哀歎學生們覺得這門課難，不是因為導數和積分是深奧的概念——它們不過是比率和累積而已——因為你無法做微積分，除非你的代數運算已經是第二天性了，而絕大多數學生上這門課時，代數的掌握程度還是不行，因此需要在此集中耗費他們大量的心理能量。數學是殘酷的累積性學科，向前一直追溯到從一數到十。
進化心理學對於兒童教育學頗有啟示，這在數學教學方面尤為明確。美國兒童在數學才能測試方面處於工業化發達國家中表現最差的行列。他們並非天生蠢才，問題在於，教育的設置忽視了進化因素。在美國，數學教育的主導哲學是建構主義，混合了反文化和後現代意識形態的皮亞傑式心理學。孩子們必須在一個社會性環境中主動積極地為自己構建數學知識，而這種環境的內驅力中則對概念的含義沒有達成一致。老師提供了材料和社會性氛圍，但不做講授或引導討論。演練和練習，通向自動化的途徑，被稱為是“機械論”和不利於理解的。正如一位兒童教育者明白地解釋道：“對於具體數學概念的可能建構範疇是由孩子們對此概念所做的可能修改決定的，或者是作為數學學習環境中互動溝通的一個結果。”這種結果，另一位教育者宣稱：“有可能讓學生來為自己建構，歷史上花費了幾千年才進化而來的數學知識。”
正如吉爾瑞所指出的，建構主義對於自然發自於所有孩子的小數字和簡單算術直覺來說是有價值的。但它忽略了我們先天具有的設備與人類文明在後天加裝在我們身上的輔助工具之間的差異。將我們的心智模塊設置為針對並非設計所用範圍的材料而工作，這非常困難。孩子們不能自發地把一串珠子看作是一個集合中的元素，或是把一條線看作一些數字。如果你給他們一堆積木，讓他們將這些積木一起用來做些什麼，他們會用積木來練習他們的直覺物理學和直覺心理學，但不一定練習他們的直覺數字感。更好的教學安排是，明確指出各種理解方式之間的聯繫。可以告訴孩子們來用三種不同方式做每一道算術題：數數、畫圖和把各部分擺成一條數字線。如果沒有練習過把暫停的序列步驟加入一個心智反射中，學習者就總是會從最小的螺母螺栓起構建數學結構，就像從未分組塊裝配過表的製表匠每次因接電話而停下來手中的活計後，都不得不重新從零開始工作一樣。
精通數學會有豐厚的回報，但這種回報是辛勤工作換來的，而辛勤工作本身並不總令人愉快。不像在其他文化中常見的，努力贏得的數學技能會受到尊重，在美國的文化中，對數學的掌握不大可能興旺繁榮。令人悲哀的是，同樣的事情正在美國的閱讀指導教育方面重演。其稱為“整體語言”的主導技術中，語言是自然發展的人類本能這一洞見已經被斷章取義為這樣一種論斷，閱讀是自然發展的人類本能這樣在進化上不可能的。舊式的將字母與發音建立聯繫的練習，被專注於豐富文本的社會環境所取代，而孩子們則沒有學習閱讀。如果不瞭解心智在我們進化的環境中被設計所做的事情，所謂正規教育這樣的非自然活動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
“我永遠也不會相信上帝在和這個世界擲骰子。”這是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無論愛因斯坦關於量子力學和宇宙的說法是否正確，他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遊戲規則的聲明都一定是錯誤的。生命不是國際象棋而是西洋雙陸棋，每一輪都要擲骰子。結果就是，很難做出預測，特別是對未來的預測（正如約吉·貝拉所宣稱的那樣）。但在一個由所有規律構成的宇宙中，根據過去所做的決策要比隨意做出的決策更好些。這一直是對的，所以我們估計有機體，特別是像人類這樣偏好信息的物種，會進化出關於概率的敏銳直覺。概率論的創始者們，像邏輯學的創始者們一樣，想像他們只是在將常識感覺形式化了而已。
但為什麼用馬西莫·皮亞泰裡·帕爾馬裡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的話來說，人們似乎常常是“概率盲”呢？許多數學家和科學家總是悲歎，普通人在對風險推理時表現出數學盲。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積累了大量巧妙的事例，來展示人們對機遇的直覺把握似乎蔑視了概率理論的基本規則。這裡有一些著名的例子：
人們懷著賭博的心態購買州政府彩券，有時被稱為“愚蠢稅”。但既然賭博場館必須盈利，賭徒一般而言，就必定會輸。
人們對飛機的恐懼更甚於汽車，特別是在看（聽）到一條殘酷的飛機失事新聞之後，儘管統計數字表明，乘飛機要比坐汽車安全得多。人們害怕核能，儘管更多的人因煤炭而殘疾或喪命。每年有1000名美國人死於意外觸電，但搖滾明星們沒有發起活動來降低家居電壓。人們鼓噪著要禁止殺蟲劑殘餘和食品添加劑，儘管它們與植物為了阻止蟲子吃掉自己而進化出的數千種自然致癌物相比，致癌的風險微乎其微。
人們覺得如果輪盤在一排中黑的那裡已經停下過6次，它就該在紅的那裡停了，儘管輪子沒有記憶，每次旋轉也都是獨立的。一大批自封的預言家形成一個產業，在股票市場的隨機遊走中產生幻覺傾向。籃球迷們相信籃球運動員在“手熱”的時候，投籃命中率如有神助，儘管他們空心入框和打板彈出的接連順序其實與擲硬幣也沒什麼兩樣。
下面這個問題是提給哈佛大學醫學院的60名學生和員工的：“如果對一種發生率為1/1000的疾病檢驗呈現陽性的錯誤率為5%，一個人被發現有陽性結果而事實上也罹患這種疾病的概率是多少，假定你對這個人的症狀一無所知的話？”最常見的回答是0.95。回答的平均值是0.56。正確答案是0.02，只有18%的專家猜對了這個答案。根據貝葉斯定理，這個答案可以用發生率或基本率（1/1000）乘以檢驗的敏感性或擊中率（檢驗呈陽性的患者比例，假定為1），再除以陽性檢驗結果的整體發生率（檢驗結果呈陽性的情況下，分別相對於病人和健康人患該病機會加總的百分比——也就是說，檢驗呈陽性的患病者1/1000×1和檢驗呈陽性的健康人999/1000×0.05之和）。這個問題的令人頭痛之處在於，許多人把“錯誤的陽性比率”誤解為健康人中呈陽性結果的比例，而沒有解釋為呈陽性檢驗結果的健康人比例。但最大的問題是人們忽視了基本率（1/1000），這個比率本應當提醒他們這種疾病非常罕見，因此對於某個患者而言，即使檢驗結果呈陽性，也不大可能患有該病。他們很顯然犯了“因為斑馬有馬蹄聲，所以馬蹄聲暗示著斑馬”這樣的謬誤。調查顯示，當病人對於一種罕見疾病的測試呈陽性時，許多醫生常會無必要地嚇唬這些病人。
來試試這個問題：“琳達31歲，單身，為人坦率，非常聰明。她的專業是哲學。作為一名學生，她非常關注歧視和社會公正方面的問題，她還參與了反核武器的示威活動。琳達是一名銀行出納員的概率是多少？琳達是一名銀行出納員而且積極參與女權主義活動的概率是多少？”人們有時把“她是一名女權主義銀行出納員”的概率比“她是一名銀行出納員”的概率估計得還要高。但“A且B”比單獨“A”的概率還要高，這是不可能的。
當我在課堂上講授這些研究發現時，一個學生大聲說：“我真為我所屬的物種而感到丟臉！”其他人也感到了這種羞愧，如果不是為他們自己的話，那就是為街上的路人。特沃斯基、卡尼曼、古爾德、皮亞泰裡·帕爾馬裡尼，還有許多社會心理學家都得出結論，認為心智並沒有被設計為掌握概率法則，儘管這些法則和規律支配著宇宙。大腦能夠處理有限量的信息，所以它沒有來計算定理，而是使用粗略的經驗法則。
一個法則是：一個事件越令人記憶深刻，它就越可能發生（我能記得最近一次恐怖的飛機失事，所以飛機不安全）。另一個是：一個人越類似於一種刻板印象，他就越可能屬於那種類別（比較我對於銀行出納員心理意象的符合程度，琳達更符合我對於女權主義銀行出納員的心理意象，所以她就更可能是女權主義銀行出納員）。有著渲染性標題的暢銷書籍對壞消息的傳播更加推波助瀾：《非理性：內心中的敵人》《注定的幻覺：理性的錯誤如何控制我們的心理》《我們如何知道不是如此：日常生活中人類理性的謬誤》。我們作為直覺統計學家的不稱職解釋了人類愚蠢和偏見的沮喪歷史。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論證是心理學中最發人深省的研究之一，這項研究還使人注意到我們對社會和個人風險的公共討論，其知識水平之低下令人沮喪。但在一個概率的世界中，人類心智真的對概率這麼不在意嗎？對於人們常會搞砸的問題，其解決方法可以在一個廉價計算器上敲幾個鍵就算得出來。許多動物，甚至蜜蜂，在它們覓食時都能計算精確的概率。這些計算真的超過了有數以兆計突觸的人腦的信息處理能力了嗎？這難以讓人相信，人們也不必相信它。人們的理性不像它最初看起來的那麼傻。
首先，許多風險選擇不過就是選擇，這毋庸置疑。以賭徒、飛機恐懼者和化學物質遠離者為例，他們真的不理性嗎？有些人在等待那些能徹底改善他們生活的事件結果時，感到很愉快。有些人不喜歡被困在一個筒裡，然後腦子裡不斷充斥著一種令人恐懼的死亡方式的念頭。有些人不喜歡吃蓄意摻和了毒藥的食物（就像有些人大概不會選擇去吃添加了無害蟲子肉的漢堡包一樣）。上述這些選擇比起在香草冰激凌和巧克力冰激凌中選擇前者來說，一點兒也沒有更不理性。
心理學家格爾德·吉仁澤（Gerd Gigerenzer）、考斯邁德斯和托比指出，即使當人們對於概率的判斷遠離事實時，他們的推理也可能是有邏輯的。任何心理能力都不是萬能的。顏色視覺被鈉汽路燈所愚弄，但並不意味著它的設計就很差。它的設計很好，在記錄不斷變化照明中恆常的顏色方面遠超過任何照相機（見第4章）。但在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上，它對於這個世界默認的假設還有待改進。當這個假設在一個人造的世界裡不再成立的時候，顏色視覺就失靈了。對於我們的概率估計器來說，情況也是如此。
以著名的“賭徒謬誤”為例：期望硬幣正面的連續出現會增加硬幣反面出現的機會，彷彿硬幣有記憶而且希望公平一樣。我還記得自己十幾歲時在一次全家度假時一回丟臉的經歷。我父親說，已經連續下了幾天雨使我們不能盡興，好天氣該到了，然後我糾正他，說他犯了賭徒謬誤。但受困幾日的爸爸是對的，是他無所不知的兒子錯了。冷鋒沒有在一天結束時掠過地球，第二天早晨又來新的冷鋒。雲的覆蓋一定有一般的大小、速度和方向，如果一周的多雲天氣確實預示著雲層後緣的臨近和即將到來的撥雲見日，這並不讓（現在的）我感到驚訝，就像一列行進的火車中第100節車廂比第3節車廂更可能預示著車尾的臨近。
許多事件都像這件事一樣。它們有著一段有生命的歷史，一個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化著的概率，統計學家們稱之為風險函數。一個精明的觀察者應當犯賭徒謬誤，並嘗試根據事件現有的歷史來預測它下一次的發生，這種統計被稱為時間序列分析。有一個例外：被設計用來導致事件獨立於其歷史而發生的設備。哪種設備會這樣做？我們把它們稱之為賭博機器。它們存在的原因就是為了挫敗喜歡將模式轉化為預測的觀察者。如果我們對模式的熱愛是拙劣的，因為隨機性隨處可見，那麼賭博機器會很容易建造，賭徒們也很容易被欺騙。事實上，輪盤賭、老虎機、骰子、撲克和硬幣都是精密的儀器；它們對製造的要求很高，但也易於被擊敗。在二十一點中犯“賭徒謬誤”的算牌者記住發的牌，並賭它們不會很快再次出現，他們是在拉斯維加斯不受歡迎的人。
所以在除了賭場之外的任何世界，賭徒謬誤都幾乎不是一個謬誤。如果只是因為我們無法贏過賭博機器，就把我們對事物直覺式的預測能力稱作謬誤，這顯然是一種因果倒置的說法。賭博機根據定義就是設計來擊敗我們直覺預測的。這就像說，我們的手設計不佳是因為它們難於脫開手銬。對於“手熱”錯覺和體育迷們的其他謬誤也是同樣道理。如果籃球投籃易於預測的話，我們也就不再把籃球稱為一項運動了。有效率的股票市場是另一項被設計用來擊敗人類模式監測的發明。它的設立是為了讓交易員迅速根據隨機遊走的偏差來利用資本，從而也就消除了這種偏差。
其他所謂的謬誤可能也是由欺騙我們概率計算器的進化玩意兒所引發的，而不是由天生的設計缺陷所導致的。“概率”有許多含義。一個是長期的相對頻率。“一分硬幣面朝上停下來的概率是0.5”的意思是，扔100次硬幣，50次會是面朝上。另一個意思是對於單個事件結果的主觀置信。從這個方面講，“一分硬幣面朝上停下來的概率是0.5”的意思是指在0到1的刻度上，你對扔下一次面朝上的置信是在確定它會發生和確定它不會發生的中間值。
表示單個事件概率的數字只是作為主觀置信的估計才有意義，這在現在很常見：明天下雨的概率有30%；加拿大人隊今晚擊敗悍鴨隊的概率是5:3。但心智或許進化成將概率認為是長期的相對頻率，而不是對單個事件置信的數字表示。概率數學的發明只是17世紀的事情，用比例或百分比來表示則出現得更晚。百分率是在法國大革命後同其餘的計量系統一起出現的，最初是用作利率和稅率。輸入公式算概率則是更晚近的事了：群體收集數據、書寫記錄、檢查誤差、積累檔案以及刻度計算得出數字。我們祖先最接近概率的含義是對未知有效性的傳聞，再加上像“很可能”這樣的粗糙標籤。我們祖先可用的概率一定來自他們自身的體驗，其意思是指頻率：多年以來，長紫斑的人中8個有5個第二天就死掉了。
吉仁澤、考斯邁德斯、托比和心理學家克勞斯·費爾德勒（Klans Fiedler）注意到，醫療決策問題和琳達問題詢問的是單個事件概率：這個病人患病的可能性有多大，琳達是銀行出納員的可能性有多大。習慣於相對頻率的概率本能會覺得這種問題超過它的勢力範圍了。只有一個琳達，她要麼是銀行出納員，她要麼不是。“她是銀行出納員的概率”是不可計算的。所以他們交給人們這個難解的問題，但表述方式確是以頻率的方式，不是單個事件概率。1000個美國人中有一個患這種疾病；1000個健康人中有50個檢驗呈陽性；我們收集了1000個美國人；有多少個檢驗呈陽性的人們患有這種疾病？100個人符合對琳達的描述，有多少人是銀行出納員？有多少是女權主義銀行出納員？現在大多數人——多達92%——表現得像個好統計學家了。
這種認知療法有著巨大的實際意義。許多艾滋病毒檢驗呈陽性的人估計也劫數難逃。一些人甚至採取了極端性措施，包括自殺，儘管他們既知道大多數人沒有患艾滋病（特別是不屬於眾所周知的風險群體的人），也知道沒有任何測試是十全十美的。但醫生和病人們很難使用這些知識來校準他們被感染的概率，即使他們都知道這些概率。例如，最近幾年在不屬於艾滋病高風險群體的德國男人中，艾滋病毒呈陽性的占0.01%，典型艾滋病毒測試的敏感度（擊中率）為99.99%，錯誤陽性率大約為0.01%。測試呈陽性病人的前景聽起來似乎不太妙。但假設醫生這樣給病人解釋：“想想10000名像你這樣的男人，我們預計有一名感染了這種病毒，他基本上確定檢驗結果呈陽性。在9999名沒有感染的男人中，還有另外一人檢驗呈陽性。這樣我們有兩個檢驗呈陽性的，但只有其中一個真正感染上了這種病毒。目前我們所有知道的就是你的檢驗呈陽性。所以你實際感染這種病毒的概率是五五開。”吉仁澤發現當概率以這種方式（像頻率一樣）表述時，人們（包括專門醫師）在預測醫療測試後患病的概率方面準確性有極大的改善。對於其他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比如刑事審判中的犯罪認定，情況也是如此。
吉仁澤認為，人們將概率等同於頻率的直覺認識不僅使他們計算起來像統計學家，還使他們在思考概率概念本身（一個相當含糊和矛盾的概念）像統計學家。單個事件的概率到底是什麼意思？出版商們願意捏造一些無法審核的數字，比如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和拉托亞·傑克遜（LaToya Jackson）是同一個人的概率是500:1；或者玉米地裡的圓圈發自缶波斯（火星的一個衛星）的概率是1000:1。這些陳述正確嗎？錯誤嗎？基本正確嗎？我們怎麼知道呢？一個同事告訴我，我講話時他會來的可能性是95%。可他沒有來，他撒謊了嗎？
你可能會想：假定單個事件概率就只是主觀置信，用相對頻率來校準置信難道不是理性的嗎？如果日常生活中人們不那麼做，難道他們就不理性了？呵，不過，是什麼的相對頻率？要數頻率，你得確定要數的一組事件，而單個事件屬於無限多數的組。理查德·馮·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是概率理論的一位倡導者，給出了一個例子。
在一組35～50歲的美國婦女的樣本中，4%的人在一年內患上乳腺癌。因此史密斯夫人，一位49歲的美國婦女，在下一年患上乳腺癌的可能性為4%嗎？沒有答案。假定在一個從45～90歲婦女的樣本中——史密斯夫人也屬於這個集合——11%的人在一年中患上乳腺癌。史密斯夫人的患病概率是4%，還是11%？假定她母親患有乳腺癌，而45～90歲且母親患有乳腺癌的婦女中，22%的人會患上該病。她的概率是4%，11%還是22%？她還吸煙，住在加州，在25歲前和40歲後各生了一個孩子，是希臘人的後裔……我們應該拿她來比較哪個群體，才能發現“真實的”概率？你可能會想，所屬集合越具體，就越好——但所屬集合越具體，它的容量就越小，頻率也就越不可靠。如果世界上只有兩個人特別像史密斯夫人，其中一個人患有乳腺癌，有人會說史密斯夫人的患病概率是50%嗎？極端地講，真正同史密斯夫人在所有細節上都可比的集合就只包含史密斯夫人自己。但在一個只有一個元素的集合中，“相對頻數”沒有任何意義。
這些關於概率含義的哲學問題不是學術性的；它們影響到我們所做的每個決策。當一個吸煙者理性化地認為，他90歲的父母幾十年來每天都抽一包煙，所以全國範圍的概率不適用於他，他可能非常正確。在1996年總統選舉中，高齡的共和黨候選人成為一個問題。《新共和》雜誌刊登了如下信件：
致編輯：
在貴刊題為《多爾太老了嗎？》的社論（4月1日）中，你們的保險統計信息是誤導人的。平均72歲的白人男性在5年內有27%的死亡危險，但健康和性別之外的因素還必須考慮到。那些還在工作中的人，就像參議員鮑勃·多爾那樣，有著長得多的壽命。此外，統計數字顯示良好的健康狀況與更長的壽命相關。將這些特徵考慮在內後，平均73歲（多爾如果任職總統，他當時的年齡即73歲）的人在未來4年內將死亡的概率是12.7%。
是的，那麼平均73歲，富有而且在工作，出生於堪薩斯，不吸煙，在炮彈下仍倖免於難的白人男性的概率又是多少？一個更具戲劇性的差異出現於1995年O.J.辛普森謀殺案的審判中。律師阿蘭·德肖維茨在探討此案的辯護時在電視上說，在虐待妻子的男性中，只有1/1000的人會進一步謀殺他們的妻子。在給《自然》雜誌的一封信中，一位統計學家指出，在虐待妻子而之後他們的妻子被謀殺的男性當中，有一半多的人就是謀殺的兇手。
許多概率理論家下結論說，單個事件的概率無法計算，這個過程都是毫無意義的。一位數學家曾經說，單個事件概率是“完全無意義的話”。另一位數學家也語帶譏諷，說這些計算應該被交由“精神分析，而不是概率理論”來處理。這不是說人們能夠相信他們對單個事件想要的任何事情。說我和邁克·泰森打一架，我輸的可能性要大於贏的可能性，或者說我今天晚上不大可能被外星人綁架，這樣的陳述並不是毫無意義。但它們不是數學上精確的真或假的陳述，質疑它們的人們也沒有犯基本謬誤。關於單個事件的陳述無法用一個計算器來決定；它們需要通過權衡證據、評估論證的說服力、改造陳述使其易於評估，以及所有凡夫俗子對不可知的未來進行推斷猜測時容易犯錯的其他過程，這樣才能確定結果。
所以根據許多數學家所說的，即使是人類蠢行中最明顯的錯誤——說琳達更可能是一個女權主義銀行出納員而不是銀行出納員——也不是一個謬誤。既然單個事件概率在數學上是無意義的，人們就不得不盡可能地將這個問題合理化。吉仁澤認為，因為頻數是有討論餘地的，而人們在直覺上沒有給單個事件賦予數字，它們有可能轉換到第三種，非數學的概率定義，“由剛剛提供的信息確保的信念程度”。這個定義在很多字典中都找得到，還用於法庭上，對應於比如合理的根據、證據的重要程度，以及合理懷疑這樣的概念。如果關於單個事件概率的問題促使人們進入這個定義——如果被試們非常合理地推測認為，實驗者已經出於某種原因涵蓋了琳達的概略，那麼這就是他們所做的自然解釋——他們會把問題闡釋為，在多大程度上，根據琳達所提供的信息能夠確保得出結論說，她是一個銀行出納員嗎？一個合理的回答是，不太大。
概率概念最後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是一種認為世界是呈現穩定狀態的信念。概率的推導是基於昨天搜集的頻率而在今天做出的預測。但那是那時，這是現在。你怎麼知道世界在這間歇中沒有變化？在一個變化的世界中是否有任何概率的信念是真正理性的，概率哲學家對此進行著辯論。精算師和保險公司擔心得甚至更多——一個當前事件或生活方式的變化使得保險公司的表格過時，這會令這些公司破產。社會心理學家關注一些倒霉蛋，他們拒絕購買具有很好維修記錄統計的汽車，只是因為聽說一個鄰居的同款式汽車昨天出了故障。吉仁澤提出了一個相似的例子，一個人不讓他的孩子在一條從未出過事的河裡玩耍，因為他聽說一個鄰居的孩子那天早晨在那兒遭到鱷魚的攻擊。兩個情形的差異（除了後果的程度不同之外）在於我們判斷汽車的世界是穩定的，因此舊的統計數據可以適用；而河流的世界是變化的，所以舊的統計數據就值得商榷。街上的路人更看重一件最近的逸聞，而不是一沓統計數據，這並不一定就是不理性。
當然，人們有時推理確實存在謬誤，特別是在今天數據氾濫的情況下，但是每個人也都應當學習概率和統計。但一個沒有概率本能的物種是學不會這門課程的，更不用說發明它了。當人們得到的信息格式與他們自然思考概率的方式相吻合時，他們可以做到驚人的準確。宣稱我們的物種是概率盲的論斷，正如他們所說的，是不大可能真實的。
“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
我們幾乎就要能反駁華萊士認為原始人心智會算微積分的悖論了。我們看到，人類心智沒有配備進化的複雜機能來學習運用科學、數學、國際象棋或其他內容。它配備的技能是洞悉所處環境，並在智力上超過在同一環境中的其他生物。人們構建概念，並在世界相關部分中發現集合。他們有幾種知曉的方式或直覺理論，適應於人類經歷中主要的實物種類：物體、能動的東西、自然的種類、人工製品、心智，還有我們後兩章中將要探討的社會約束和社會力量。這些推理工具支配著像邏輯元素、算術和概率這樣的內容。現在我們想知道的是，這些能力來自什麼地方，它們是如何被應用到現代智力挑戰中去的。
這裡有一個觀點，它是從語言學中的一個發現得到啟發的。瑞·傑肯鐸夫（Ray Jackendoff）提出下面這樣的句子：
The messenger went from Paris to Istanbul.（信使從巴黎去伊斯坦布爾。）
The inheritance finally went to Fred.（遺產最終給了弗雷德。）
The light went from green to red.（燈光從綠色變為紅色。）
The meeting went from 3：00 to 4：00.（會議從3點開到4點。）
第一句的意思簡單明瞭：有人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但在其他三句中，東西是原地不動的。當宣讀遺囑時，弗雷德可能會變成百萬富翁，即使沒有現金易手，而只是銀行賬戶劃轉而已。交通信號燈設在便道上，不能移動，會議甚至都不是能動的東西。我們在用空間和位移作為更抽像觀點的隱喻。在弗雷德那句中，擁有物是物體，所有者是地點，給予就是移動。而對於交通信號燈，可變化的東西是物體，它所表示的（紅和綠）是地點，變化就是移動。對於會議，時間是一條線，現在是一個移動點，事件是旅程，開始和結束是始發地和目的地。
空間隱喻不僅在關於變化的交談中可以被發現，而且在關於不變狀態的交談中也能被找到。對“所有物、事物帶有某種特性以及日程安排”的分析，彷彿它們就是位於一個地方的界標：
The messenger is in Istanbul.（信使在伊斯坦布爾。）
The money is Fred's.（錢屬於弗雷德。）
The light is red.（信號燈是紅色的。）
The meeting is at 3：00.（會議安排在3點。）
這種隱喻在“使得某事/其物保持一種狀態時”仍然起作用：
The gang kept the messenger in Istanbul.（團伙把信使留在伊斯坦布爾。）
Fred kept the money.（弗雷德保留了這些錢。）
The cop kept the light red.（警察使紅燈一直亮著。）
Emilio kept the meeting on Monday.（艾米莉歐按照計劃參加了週一的會議。）
我們為什麼會使用這些類比呢？我們不只是為了接納詞彙，而且是為了接納它們的推理機制。一些應用於位移和空間的推論也很好地適用於擁有、環境和時間。這將空間推理機制被借用於對其他具有類似性質物體的推理。例如，如果我們知道X去向Y，我們可以推出X之前不在Y，現在在Y了。通過類比，如果我們知道一個所有物去向一個人，我能夠推出這個人之前不擁有這個東西，但現在擁有了。這個類比非常接近，儘管永遠不會完全一致：在信使移動時，他從巴黎到伊斯坦布爾佔據了一系列地理位置，但當弗雷德繼承遺產時，錢則不是隨著遺囑的宣讀，而逐漸地歸他所有的，其轉移是瞬間進行的。所以地點位置的概念不可能與擁有、環境條件和時間的概念完全融合，但它可以借用它們的一些推導規則。這種共享使得地理位置和其他概念之間的類比對某些事情有好處，而不只是吸引我們眼球的相似之處而已。
心智用具體的形式來表達抽像的概念。不只是將詞彙借用為隱喻，而且還借用了整個語法規則。雙賓語結構——米妮把大理石送給瑪麗——是專門用於關於給予的句子的。但這種結構還可用於表示談論溝通問題：
Minnie told Mary a story.（米妮告訴瑪麗一個故事。）
Alex asked Annie a question.（阿歷克斯問安妮一個問題。）
Carol wrote Connie a letter.（卡蘿爾寫給康妮一封信。）
在這裡，想法是禮物，問題是給予，講話者是發送人，聽者是接收人，知曉是擁有。
空間位置是語言中兩個基本隱喻之一，它可以用於數千個含義。另一個基本隱喻是力量、動作和因果。萊昂納德·泰爾米（Leonard Talmy）指出，下面每一對句子中，兩句話指的都是相同的事件，但兩種表述方式卻能帶給我們不同的感受：
The ball was rolling along the grass.（球沿著草滾動。）
The ball kept on rolling along the grass.（球不停地沿著草滾動。）
John doesn't go out of the house.（約翰沒走出屋子。）
John can't go out of the house.（約翰不能走出屋子。）
Larry didn't close the door.（拉裡沒關上門。）
Larry refrained from closing the door.（拉裡抑制住不關上門。）
Shirley is polite to him.（捨莉對他很有禮貌。）
Shirley is civil to him.（捨莉對他很文明。）
Margie's got to go to the park.（瑪姬得去公園。）
Margie gets to go to the park.（瑪姬可以去公園了。）
不同之處在於第二句使我們想到一個動作者施加力量，想到克服阻力或想到超過另外一種力量。在球在草中那句話中，第二句的力量實際是物理上的力。但約翰那句，第二句力量則是一種願望：一種被限制的想出去的願望。類似地，第二句中的拉裡似乎具有一種驅使他去關門的內心力量和另一種超越了這種力量的力。對於捨莉來說，這些心理動力就是通過選擇使用“文明”這個形容詞來傳遞的。在第一個瑪姬句子中，她被一種外力驅使去公園，儘管有內部的阻力存在。第二句中，她被一種克服了外部阻力的內部力量所驅使。
驅力和阻力的隱喻在下面組句子中甚至更為明顯：
Fran forced the door to open.（弗蘭讓門開著。）
Fran forced Sally to go.（弗蘭強迫薩莉離開。）
Fran forced herself to go.（弗蘭迫使自己離開。）
同一個單詞“force”可以在字面意義上使用，也可以隱喻地使用，都有著一個我們易於理解的共同含義。關於運動的句子和關於願望的句子都暗示著桌球式的動力學，主動機有個內在的傾向要移動或休息，並受到一個弱一些或強一些的對抗機的反抗，使得一方或雙方都停止或運動。這是我在本章前面部分曾討論過的原動力理論——人們直覺物理理論的核心。
空間和力在語言中無處不在。許多認知科學家（包括我）根據對語言的研究得出結論，少數一些關於地點、路徑、位移、動作和因果的概念，成為數萬個詞彙和建構的字面含義和延伸含義的基礎，這不僅在英語中，而且在每一種曾被研究過的其他語言中均是如此。句子“米妮把房子給了瑪麗”背後的想法大抵是“米妮使得房子在所有權上從米妮那裡轉移到瑪麗那裡”這些概念和關係看上去似乎是心語（思想的語言）的詞彙和句法。因為思想語言是組合性的，這些基本的概念可以組合為越來越多的複雜想法。對心語詞彙和句法部分的發現，是對萊布尼茨“卓越思想”觀點的證明：“一種人類思想的字母表是能夠得出來的，任何事物都可以通過比較這個字母表的字母和分析字母構成的詞彙，來發現並加以評判。”心語元素的發現是以空間和推動力為基礎的，這對於思想語言來自何方，以及我們在現代生活中如何加以運用都有著重要意義。
其他的靈長目動物或許不考慮故事、遺產繼承、會議和交通信號燈，但它們確實考慮石頭、棍子和洞穴。進化的變化發展往往是通過複製身體部件，再修補這些複製品的方式進行的。例如，昆蟲的嘴部是修正後的腿。類似的過程可能也賦予了我們思想語言。假設對空間和力進行推理的祖先回路被複製，那麼複製品到眼睛和肌肉的連接就得以實現，對實體世界的參照也得到過濾。這些回路可以像一個台架一樣，槽內填滿了更為抽像問題的表徵符號，比如狀態、所有權、觀點和願望。這些回路會保留它們的計算能力，繼續推測某一時間、某一狀態中的存在體，從一個狀態轉到另一狀態，克服具有相反效價的存在體。當新的、抽像的範疇有一個反映移動著的物體的邏輯結構時——交通信號燈一次有一種顏色，但在兩種顏色之間跳轉；競爭的社會互動關係是由兩個意願中更強烈的一個決定的——舊的回路可以做有效的推導工作。它們通過隱喻的運用（一種退化的認知工具），洩露了它們作為空間和驅力模擬器的世系。
我們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這就是我們的思想語言如何進化的嗎？有幾種理由。黑猩猩，估計還有它們與我們物種共同的祖先，都是好奇的物體操控者。當訓練它們使用符號或姿勢後，它們能夠令這些符號或姿勢表示去一個地方或者把一個物體放在一個位置。心理學家戴維·普利邁克（David Premack）指出，黑猩猩能夠將原因分離出來。交給它們一對事前和事後的圖片，比如一個蘋果和一對半個蘋果或者一張亂寫的紙和一張白紙，它們能挑選出導致變化的物體，前例中是刀子，後例中是橡皮。由此看來，黑猩猩不但具有能在真實世界裡自由行動的能力，還能夠對相關的事件擁有獨立自主的思維。也許當躲藏在黑猩猩這些思維背後的回路機制被傳遞給我們的時候，它們被轉變成了一種能讓我們對更抽像的因果關係進行思考的能力。
我們怎麼知道現代人類心智真的理解相似類比呢？比方說社會和物質壓力之間或者空間和時間之間的？我們怎麼知道人們不是在莫名其妙地使用著已經廢棄的隱喻，就像我們在談論breakfast（早餐）時不會把它想成打破一次禁食（breaking a fast）呢？首先，空間和驅力的隱喻已經在全世界幾十種語系中出現，且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發明。更具啟發性的證據來自我自己的主要研究領域——兒童語言習得。心理學家梅麗莎·鮑爾曼（Melissa Bowerman）發現，學齡前兒童自發地新創他們自己的隱喻，其中空間和位移代表著所有權、環境條件、時間和因果關係：
You put me just bread and butter.（你給我麵包和黃油。）
Mother takes ball away from boy and puts it to girl.（媽媽從男孩那兒把球拿走，把它放到女孩那裡。）
I'm taking these cracks bigger[while shelling a peanut].（我在把這些裂縫弄大[在剝一個花生]。）
I putted part of the sleeve blue so I crossed it out with red[while coloring].（我把袖子部分弄藍，這樣我用紅色來混合[在塗色]。）
Can I have any reading behind the dinner?（我能在晚飯後看會兒書嗎？）
Today we'll be packing because tomorrow there won't be enough space to pack.（今天我們要打包，因為明天就不會有足夠的時間了。）
Friday is covering Saturday and Sunday so I can't have Saturday and Sunday if I don't go through Friday.（星期五蓋住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所以如果我不過星期五，我就沒有星期六和星期日。）
My dolly is scrunched from someone……but not from me.（我的娃娃在被人嘎吱嘎吱……但不是被我。）
They had to stop from a red light.（他們得停在紅燈那兒。）
孩子們不可能是從先前的講話者那裡繼承隱喻，將空間等同於抽像想法是自然地來到他們腦中的。
空間和驅力對於語言非常基本，以至於它們幾乎都不是什麼隱喻了，至少不是在詩歌和散文中使用的修辭意義上的隱喻。在日常交談中要談論所有權、環境和時間，不可能不使用像going（去），keeping（保持）和being at（在）這樣的詞。當我們面對一個修辭時，我們都會知道。正如傑肯鐸夫指出的，人們很自然地會說，“當然，世界並不真的是一個舞台；但如果是的話，你可以說嬰兒期是第一幕”。但如果下面這樣說就很古怪，“當然，會議並不真的是移動的點；但如果是的話，你可以說這個點是從3：00去4：00”。空間和驅力的模式作用起來並不像修辭一樣，旨在傳遞新的洞見；它們似乎更接近於思想媒介本身。我猜測，我們心理裝置中供時間、生命體、心智和社會關係的那部分是我們在進化過程中，從我們與黑猩猩共有的直覺物理模塊那兒複製和修正得來的。
隱喻可以構建出隱喻，當我們把觀點和詞彙延伸、涵蓋新的範疇時，我們會不斷地借鑒具體的思想。在英語中，空間和時間的基本建構與莎士比亞的偉作之間，存在著大量的日常隱喻，它們表示著我們豐富的生活體驗。喬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語言學家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收集了一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清單——它包含數十種表述的心理等式：
辯論是戰爭：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你的主張是難以捍衛的。）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他攻擊了我論證中的每一個弱點。）
Her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他的批評正中靶心。）
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我同他辯論從來沒贏過。）
美德至上：
He is high-minded.（他心性高潔。）
She is an upstanding citizen.（她是一位正直的公民。）
That was a low trick.（那是一個下作的把戲。）
Don't be underhanded.（不要那麼卑劣。）
I wouldn't stoop to that；it is beneath me.（我不會屈尊將就；它與我不相稱。）
愛是一個病人：
This is a sick relationship.（這是一種病態的關係。）
They have a healthy marriage.（他們有一個健康的婚姻。）
This marriage is dead-it can't be revived.（這個婚姻死掉了——它不可能再復活。）
It's a tired affair.（這是一場讓人疲憊的戀愛。）
想法是食物：
What he said left a bad taste in my mouth.（他所說的讓我感覺不是滋味。）
All this paper has are half-baked ideas and theories.（這篇文章所講的是半生不熟的觀點和陳腐過時的理論。）
I can't swallow that claim.（我無法接受那個論斷。）
That's food for thought.（那是思想的養料。）
一旦你開始注意到這樣平凡的詩歌，你會發現它隨處即是。想法不只是食物，還是建築、人、植物、產物、商品、錢、工具和時尚。愛是一種力、瘋癲、魔術和戰爭。視域是一個容器，自尊是一個易碎的物體，時間是金錢，生命是一場概率遊戲。
無處不在的隱喻使我們更加接近華萊士悖論的一個解析。對於問題“為什麼人類的心智會演化出能對任意的抽像概念進行思考的能力？”的答案是，它真的沒有這樣。不像計算機和數學邏輯規則，我們不是用F和x y來思考的。我們已經繼承了一套表格形式，來抓住物體和力中遇到的關鍵特徵，以及人類環境其他主題（諸如戰鬥、食物和健康）的特徵。通過抹去內容並用新的符號來填寫空白，我們能夠讓我們繼承的表格去適應更加深奧的範疇。這其中一些修訂可能發生在我們的進化當中，從最初為直覺物理學設計的表格形式中賦予了我們基本的心理類別，比如所有權、時間和意願。其他的修訂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過程中和在新知識領域探索的時候。
即使是最深奧的科學推導也是心智隱喻的集合。我們想盡方法使我們的機能與它們起初被設計運行的範疇脫離開來，用它們的裝備合理運用於與舊範疇相似的、抽像的新範疇。我們藉以思考的隱喻運行不僅來自像移動和碰撞這樣的基本情形，而且源於整體理解模式。要做學術生物學，我們運用我們理解人工製品的方式，將其應用於有機體。要做化學，我們把自然分類的精髓看作是細微、有彈力和黏性物體的集合。要做心理學，我們把心智視為一種自然分類。
數學推理既從心智的其他部分借鑒，也為它們做貢獻。我們靈長目借助圖表，用我們的眼睛和心智之眼來掌握數學。函數是形狀（線形、扁平、陡峭、交叉、光滑），其操作就是在心理意象（旋轉、外推、填充、追溯）中糊塗亂抹。作為回報，數學思維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伽利略寫道：“自然之卷是用數學語言書寫的；沒有它的幫助，連一個詞都理解不了。”
伽利略的名言不僅出現在物理系寫滿等式的黑板上，也應用於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事實上。心理學家卡蘿爾·史密斯（Carol Smith）和蘇珊·凱莉（Susan Carey）發現，孩子們對於物質有著奇怪的信念。孩子們知道一堆大米有一定重量，卻說一粒大米沒有重量。當被問及想像一片鋼被不斷地切割成兩半，他們說最後那片會小得根本沒佔空間或者裡面沒有任何鋼。孩子的心智並不是不合理。每個物理事件都有一個閾限，在此之下，沒有人或儀器能夠檢測到它。不斷分割一個物體會導致物體小得檢測不到；但小得在閾限之下的物體匯聚在一起就可以被檢測到。史密斯和凱莉指出，我們覺得孩子們的觀點很傻，因為我們能用我們的數字概念來分析事物。只有在數學領域，不斷地分割一個正的數量才總是產生正的數量，不斷地疊加零則總還是得出零。我們對於物理世界的理解比孩子們的理解更為複雜，因為我們已經把對物體的直覺和對數字的直覺融合在一起了。
因此，視覺是為數學思考服務的，它幫助我們看到這個世界。受教育的理解是一個巨大的部分裡面嵌套入部分的設計。每個部分都是由基礎的心智模型或是被複製的理解方式構建而成的，也違背了它們初始的內容，與其他模型相連接，並打包成更大部分，再到還要大的部分，如此往復，以至無窮。因為人類思想是組合性的（簡單部分組合一起），也是循環遞歸的（部分裡面可以嵌套部分），所以人類可以用有限的心智工具來對爆炸性擴展的知識進行探索。
天才的奧秘
那麼天才呢？自然選擇如何解釋莎士比亞、莫扎特、愛因斯坦、“天鉤”賈巴爾、簡·奧斯汀、梵高和塞隆尼斯·蒙克呢？他們這些人是如何在更新世大草原上贏得一席之地的呢？
我們都是有創造性的。每次當我們在搖晃的桌腿底墊個東西，或是想出一個辦法哄騙孩子穿上睡衣時，我們都是在創造。但創造性天才的傑出之處不僅在於他們出色的工作，而且在於他們心智的出色運作方式；他們不應當思考得如同你我。他們嶄露頭角，就像非凡奇才、桀驁不馴的孩子或激進分子一樣。他們聆聽自己的默想，蔑視傳統的賢哲。他們在才思激盪時工作，並收穫洞見，而我們其餘的人則沿著已經成形的路徑亦步亦趨、奮力跟隨。他們將一個問題擱在一邊，讓它在無意識中自由孵化；然後，毫無警示地，燈泡就亮了，一個構思完善的方案就自動浮現了出來。啊哈！天才給我們留下傑作，這是對無意識創造性未加壓抑的傳奇。伍迪·艾倫在“如果印象派畫家曾是牙醫”的故事中抓住了這一精髓。在他虛構的梵高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梵高充滿了苦悶和絕望。“索爾·施威默夫人控告我，說我任由感覺製作她的牙橋，並不適合她荒謬的嘴巴！說得沒錯！我不能像一個普通工匠一樣根據訂單工作！我認為她的牙橋應當是巨大而翻出的，野性的、爆發的牙齒如火一般朝每一個方向張開！現在她覺得不痛快，因為這不適合她的嘴！……我試圖把人造假牙床塞進去，但它仍凸出來像一個吊燈一樣。不過，我仍覺得很漂亮。”
這種意象源自200年前的浪漫主義運動，現在它們已佔據了堅實的陣地。創造力咨詢師們從大公司那裡賺去了數百萬美元，召開呆伯特式的研討會進行頭腦風暴、橫向思考以及發動右腦，保證把每個工程師都變成愛迪生。他們還建立了精緻的理論來解釋夢幻無意識的神秘問題解決力量。像華萊士一樣，有些人下結論說，不可能有任何自然解釋。莫扎特的手稿據說從沒修改過。那些樂曲一定來自上帝的心智，上帝選擇通過莫扎特來表達他的聲音。
不幸的是，創造性的人最具創造性的時候是在他們寫自傳的時候。歷史學家仔細檢查了他們的日記、筆記本、手稿和通信，來尋找那些定期被無意識之矢射中的、性情暴躁的先知徵兆。哎呀！歷史學家發現創造性的天才更像是薩列埃裡（傳因嫉妒而毒害莫扎特），而不是莫扎特。
天才都是勤奮工作的人。典型的天才在做出任何具有傳世價值的作品之前，都付出了至少10年的努力（莫扎特8歲作交響曲，但作的曲子並不很好；他的第一部傑做出現在他音樂生涯的第12個年頭）。在學徒期間，天才們將自己沉浸在他們的作品中。他們吸取了數萬個問題和解答，所以沒有任何難題對他們來說是全新的，他們可以利用大量的要點和策略。他們關注競爭和形勢走向，在選擇問題時要麼有鑒別力，要麼比較幸運。運氣不佳的人，無論多麼有天賦，也不會成為天才。天才很在意別人的尊重和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寫了兩本書描述他多麼才華橫溢、恃才傲物和備受推崇，其中一本他起名為《你管別人怎麼想》（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天才夜以繼日地工作，留給我們許多非天才的作品。華萊士在職業生涯的晚期，試圖與亡者交流溝通。天才遠離問題的間歇很有幫助，不是因為問題在潛意識中激盪，而是因為他們已精疲力竭，需要休息（可能這樣會使他們避免走入死胡同）。他們不壓抑問題，而是進行“創造性的擔憂”，頓悟不是神來之筆，而是先前努力的結果。天才無休止地修正，逐漸接近他們的理想。
當然，天才或許是天生就有一副好牌。但他們不是心智與我們完全不一樣的怪人，他們的心智與我們想像的沒什麼不同，也是由進化而來的。天才能創造好的想法，而我們都能創造好的想法。這是我們組合性的適應心智當初被設計時旨在達成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