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機器人需要什麼？我們暫且不考慮計算行星軌道的超計算能力，先說些人類的簡單能力：視物、行走、抓握、思考有關人與事的問題或計劃如何行動。
在電影中我們經常看到通過機器人眼睛所呈現的場景，這是通過電影製作的常用技術，導演使用魚眼鏡頭帶來失真效果，或者鏡頭當中出現十字准心來實現這一目的。這對我們觀眾來說不影響什麼，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功能齊備的眼睛和大腦。但對於瞭解機器人的內部構造，毫無幫助。機器人裡面並沒有住著“小人”，時刻盯著圖片，告訴機器人看到了什麼。如果你真能通過機器人的眼睛看世界，那麼你將不會看到帶有十字准心的電影畫面，而是看到圖1-1呈現的圖案。
這個視圖由數百萬個小區域組成，每個數字就代表一個小區域的亮度。小數表示顏色較暗的區域，大數表示顏色較亮的區域。圖1-1顯示的數字源自瞄準一隻手的電子照相機產生的真實信號，當然也可以理解為某人盯著一隻手時，從他眼睛到大腦的一些神經纖維的激活率。無論是機器人的大腦，還是人腦，要想識別出物體並且在移動中不撞上去，它必須理解這些數字，猜出世界上哪種東西反射的光會形成這樣的影像。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很難。
首先，視覺系統必須確定物體邊緣的位置，識別出哪裡是背景。但世界不像一本彩色的書一樣，有著黑色的輪廓和實心顏色的區域。映射到我們眼中的世界是一個由許多小陰影碎片組成的鑲嵌圖案。也許有人會猜測，視覺腦在尋找大數區域（較亮的區域）與小數區域（較暗的區域）相接的地方。你可以在圖1-1中找到這一邊界，它就在從頂端右側到底端中部的斜線上。但不幸的是，大多數時候你找不到物體的邊緣，那裡只是空白。大數和小數的並列可能是由於許多獨特的安排造成的。圖1-2中的左圖是心理學家帕瓦·辛哈（Pawan Sinha）和愛德華·埃德爾森（Edward Adelson）設計的，它看上去好像是由淺灰和深灰的方磚組成的一道環。
圖1-1 機器人“看到”的世界
事實上，這圖只是一張黑色的紙，中間挖了一個環形的洞，讓我們透過它得以窺見它背後的景致。在圖1-2中的右圖，黑色的紙被移除，你會看到，每一對挨著的灰色方塊實際上代表物體不同的擺放方式。
圖1-2 覆蓋與還原
大數挨著小數，可能是由於一個物體立在另一個物體的前面，或深顏色紙放在淺顏色紙的上面，或表面塗有兩種灰度的陰影，或兩個物體緊緊挨著，或白紙上放著灰色玻璃紙，或兩面牆相交的內角或外角，或是一個陰影。大腦總得想辦法解決這個雞—蛋難題：根據視網膜的小區域識別出三維物體，通過判斷每一片區域是什麼東西的一部分，進而區分開每一個小區域是什麼（陰影還是塗色，褶皺還是覆蓋，透明還是不透明）。
然而，困難才剛剛開始。在我們知道了如何將由視覺所感受到的世界切割成一個個物體後，我們還需要知道物體是由什麼做的，比方說，是雪還是煤。乍一看，問題似乎很簡單。如果大數來自亮的區域，小數來自暗的區域，那麼大數就等於白色，也就是等於雪，小數就等於黑色，也就是等於煤。對嗎？錯。照到一小片視網膜上光的數量不僅取決於物體灰或黑的程度，而且取決於照亮物體的光的明亮或微弱程度。攝影師的曝光表會告訴你，屋外一團煤反射的光要比屋內一團雪反射得更多。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常常會對他們拍出的照片頗感失望，為什麼攝影是如此複雜的一門工藝。照相機不會撒謊，它自己的設備決定了，拍出的外景如奶白，內景像泥巴。攝影師（有時照相機中的微芯片也可以）精心處理膠片才得出一幅逼真的圖像，他們用到的技巧包括：調整快門時間控制、鏡頭光圈、拍攝速度、閃光燈以及暗室操縱。
我們視覺系統的設計要好得多。它設法讓我們將室外明亮的煤塊看成黑色，把屋內昏暗的雪看成白色。這是個令人愉快的結果，因為這樣，我們意識中對顏色和亮度的感覺就可以與世界原本的狀況相一致，而不是和世界呈現到我們眼睛中的鏡像相一致。不管在室內室外，雪球都是軟的、濕的、隨時可能會融化的；不管在室內室外，我們也都把它看作是白色的。煤塊則總是硬的、髒的，可以燃燒的，我們也總把它看成是黑色的。世界呈現的模樣和它實際情況之間的和諧必定是我們神經系統的傑作，因為黑白二色在視網膜上並不是那麼簡單鮮明。假使你還有懷疑，這裡有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例證。傳統CRT電視機關閉時，屏幕上是淡淡的灰綠色。當打開以後，一些磷光點開始發光，顯示為圖像中明亮的區域。但其他的點則並不是吸收光而呈現為暗的區域，它們只是保持灰色不變。你所看到的黑色區域事實上只是電視機關閉時顯像管的灰色陰影。這種黑色是一種虛擬，它是人腦回路的產物，同樣的原理也使你能夠把煤看作煤。製造電視機的工程師們在設計屏幕時不過是利用了這個回路。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立體地視物。我們的眼睛將三維世界轉化為二維的視網膜圖像，第三維則必須由人腦來重新構建。但是，視網膜的小碎片上沒有提示標誌，沒法告訴你每個面相距多遠。你手心的一枚郵票可以和屋子對面的一把椅子或幾公里外的一棟樓一樣，在視網膜上映射出同樣大小的一個方塊（見圖1-3上圖）。從正面看一張切割板，隨傾斜度不同，同一張板被看成各種不同的不規則四邊形（見圖1-3下圖）。
圖1-3 視網膜成像特點
要想感受這種幾何現象的作用，以及處理這種現象的神經機制的運作，你可以盯著一個燈泡持續幾秒鐘或者在閃光燈閃爍時看著照相機，這會令你的視網膜上暫時出現一小塊兒白色。如果這時你去看一頁書，余像會附在上面，看上去有幾厘米那麼大。如果你看著牆，余像會有幾十厘米那麼大。如果你看天空，它會有雲彩那麼大。
最後的問題是，視覺模塊如何認出外界的物體。機器人由此可以給物體起名，或者瞭解物體可做什麼用。最直接的方法是，為每個物體仿照其形狀製作一個模板或者切塊。當物體出現時，它在視網膜上的映像會和自己的模板相吻合，就像壺蓋對壺口一樣。模板將會以形狀的名字作為標籤。例如，在圖1-4中是“字母P”。每當與形狀符合時，模板便讀出其名字。
圖1-4
遺憾的是，這種簡單的機制可能會有兩種失效情況。不是P時，它可能會錯認為P。例如，圖1-5第一個方塊中的R被錯認為P。有P的情況下，它還可能認不出P。例如，當字母移動位置、傾斜、歪斜、太遠、太近或太別出心裁時，這種機制就認不出P了，如圖1-5剩下幾個方塊中的情況。
圖1-5 識別不出字母“P”
這些問題才只不過是由於一個簡單的英文字母造成的。想像一下要認出一件上衣或一張臉，那該怎麼設計！確切地說，經過40多年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形狀識別的技術已經大大改進。你可以用軟件來掃瞄一頁紙，識別字符，並比較準確地把它轉化為數碼文本文檔。但人工的形狀識別設備仍遠遠趕不上我們大腦中的設備。人工的設備是為那些原始的、易於識別的世界所設計的，卻應付不了這個雜亂無章、毫無規則的現實世界。支票底端的怪異數字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因此沒有形狀重疊，這是由特殊的設備精確定位後才打印的，以便模板可以識別出這些數字。有朝一日，大廈裡裝上一檯面部識別器來取代門衛，它也不會去嘗試解讀你的面部輪廓，而會去掃瞄你的虹膜或視網膜血管的清晰形狀。而我們的大腦卻對我們認識的每張臉（每個字母、動物、工具等）的形狀都保留著相應的記錄，這記錄總是能夠和視網膜上的圖像對得上，即使圖像如我們圖1-5中那樣被扭曲也沒問題。在第4章中我們將具體探討人腦是如何完成這一傑作的。
我們來看看另一個日常生活中神奇的地方：把身體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我想讓機器移動，就給它裝上輪子。輪子的發明常被人們驕傲地認為是人類文明最傑出的成就之一。許多教科書指出，沒有任何動物進化到用輪子來移動，並以此事實為例證明，進化往往不能找到最佳方案來解決工程問題。但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好例子。即使大自然能夠進化出下面長著輪子的駝鹿，駝鹿也肯定選擇不要輪子。輪子只有在有道路和鐵軌的地方才好用，而在任何鬆軟、濕滑、陡峭或不均勻的地方，輪子都舉步維艱。腿比輪子則要好得多。輪子必須沿著不間斷的支撐面才能滾動，腿卻可以落在一系列分開的立足點上，比如梯子。腿還可以盡量減少歪斜或者跨越障礙。即使現在整個世界好像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停車場，地球上也只有大約一半陸地可供有輪子或者軌道的交通工具通行，但地球的絕大多數陸地上，有腳的載體——動物卻都可以行走。這正是自然選擇的設計。
但腿的存在是伴隨著高昂成本的，它需要指揮控制裝置。輪子只需轉動，逐漸改變支撐點，就可始終承受重量。腿則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改變支撐點，這只有卸掉重量才能做到。控制腿的發動機必須將腳落在地面的同時承受和推動負載，然後再卸掉負載使腿能夠自由移動，如此往復交替進行。在整個過程中，它們還得在腳所站的極小區域內保持身體重心平衡，使身體不致蹣跚倒地。指揮裝置還必須盡量減少無用的上下顛簸運動。在可以行走的棒球投球手玩具中，這個問題的解決依靠了一個精密的機械連接裝置，將旋轉軸轉化為邁步的動作。但這些玩具不能根據地勢狀況做出調整，找到最佳落腳點。
即使我們解決了這些問題，也只不過是搞明白了如何控制一隻行走的昆蟲而已。6條腿的昆蟲總是將它的3條腿像三腳架一樣落在地上，而將其餘3條腿抬在空中。在任何時刻，它都是比較穩定的。即使對於四足的走獸，在移動不太快時，它們也總能保持3條腿立於地面。但正如一位工程師所描述的：“人類兩腳直立行走，這種設計本身簡直就是一場災難，這需要極高超的控制才能使之可行。”我們行走時，不斷在搖搖欲墜之際重新站穩；我們奔跑時，如飛機起飛剎那陡然啟動。這些特技令我們在落腳空間分佈不規則、直立不易的情況下仍能牢牢站立，也讓我們能側身通過狹窄小徑或是輕鬆跨越障礙。但還是沒有人能搞清楚我們是怎麼做到這些的。
控制胳膊又是一項新的挑戰。抓住一個建築師用的燈罩，沿著對角線把它從離你近的左下方移動到距你遠的右上方。在燈移動時，注意燈桿和燈的合頁。儘管燈罩是在沿直線運動，燈桿卻在以一種複雜的弧度搖擺，有時向下迅速俯衝，有時卻幾乎保持靜止不動，有時又從彎曲移動轉回直線運動。那麼我們來反向推理一下：如果你不觀察燈罩，你必須仔細設計每個連接處的扭曲次序，這樣才能令燈罩保持直線運動。這其中所需的三角幾何的複雜程度令人不寒而慄。但其實你的胳膊就是建築師的燈罩，每次你做出指示動作，所需大量公式都被你的大腦輕而易舉地解決了。你要是曾經用抓燈夾子來拿一盞燈的話，你就會明白，那問題比我剛才所描述的還要難上加難。燈會由於其重量而四處亂甩，就好像它自己有思想一樣，如果你碩大的腦袋不發揮作用解決這個難解的物理問題，那你的胳膊也會那樣。
更令人稱絕的是手的控制。大概2000年前，希臘醫生蓋倫（Galen）就指出了人手的精妙自然設計。只此一項工具，就足以操控大小不一、形狀重量各異的一應物什，大到一根圓木，小至一顆粟粒。“人類能用手處理各種東西，”蓋倫強調，“而且處理得相當完美，就像手是為每一種東西專門設計的一樣。”手可以做成鉤形鉗（提桶）、剪刀鉗（夾香煙）、五爪卡盤（舉滑板）、三爪卡盤（握鉛筆）、襯墊相接的兩爪卡盤（紉針）、襯墊分隔的兩爪卡盤（擰鑰匙）、擠壓鉗（抓鎯頭）、盤形鉗（開罐子）和球形鉗（持球）。每種夾鉗都需要肌肉拉伸的精確組合，將手做成合適的形狀並盡力保持，以對抗載荷的反方向作用。來想想拿起一紙盒牛奶的情況：手抓得太鬆，它就掉了；抓得太緊，則會把奶擠出來；你還可以輕輕搖一搖，把紙盒拉開，這樣指尖又成了一個小計量器，告訴你裡面還有多少牛奶。
我們還沒說舌頭呢，這是個只能通過擠壓來控制的無骨水氣球。它能夠把食物從後牙擠出來，又能像跳芭蕾舞一樣發出“thrilling”（激動的）和“sixth”（第六）這樣詞的聲音來。
“普通人對不普通的事情感到驚歎；智者對平凡之處感到偉大。”讓我們謹記哲人的名言，來繼續看看人類行為的平凡之處，但我們要換個新的視角，看看機器人設計師是怎樣試圖複製這些平凡之處的。假定我們已經能夠設法建造一個能看能動的機器人了，那麼，它看到以後會怎麼做？它如何決定自己的行為？
一個智能生命不可能將所看到的任何事物都視為宇宙中獨一無二的個體。智能生命必須將事物劃分範疇，這樣就可以將它艱難習得的，有關從前曾遇到過的相似事物的知識應用於新的事物了。
但是，只要人們試圖列出一套規則標準來劃分一個範疇成員的所屬關係，這個範疇就會分化。且不說諸如“美”或者“相對主義”這樣含糊不清的概念，我們來看看一個教科書上明確定義的概念——“單身漢”。當然了，單身漢就是指從來沒結過婚的成年男性。但現在假設一個朋友請你邀請一些單身漢來參加她的聚會，如果你用這個定義來決定邀請下面哪些人，看看會怎樣。
阿瑟在過去5年一直與愛麗絲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他們有一個兩歲的女兒，但兩人一直沒有在法律上正式登記結婚。
布魯斯就要被徵召入伍了，於是他打算和他的朋友芭芭拉請一名太平紳士為他倆主持結婚，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免服兵役了。但他倆其實從未生活在一起過。布魯斯談過一些女朋友，並計劃一旦找到他想娶的女孩，就宣佈與芭芭拉的這次婚姻無效。
查理17歲，他現在在上高中，同父母住在一起。
戴維17歲，他13歲時離家創辦了一家小企業，現在已是一名成功的年輕企業家。他住在閣樓式的公寓，過著花花公子般的生活。
埃利和埃德加是同性戀情人，兩人生活在一起已經多年。
費塞爾根據其本族法律可以有3位妻子。他已經有了兩位，目前正在尋找另一位可能的未婚妻。
格裡高利神父是泰晤士河邊一個小鎮天主教堂的主教。
這份人員列表由計算機科學家泰利·維諾格雷德（Terry Wingograd）擬定，它說明“單身漢”的字面定義並不能概括我們對該範疇成員的直覺。
知道誰是單身漢只是一個常識，但常識一點兒都不平常。人腦或機器人腦中常識的形成也定不尋常。常識絕不是生活的年鑒，可以任由老師傳授或像一個海量數據庫一樣能夠下載。沒有任何數據庫能夠列出所有我們知道的隱含事實，甚至沒有任何人能夠把這些隱含事實教給我們。你知道：當埃爾文把狗裝進車裡，狗就不會再在庭院裡；埃德娜去教堂，她的頭會隨著她一起去；如果道格在房子裡，他一定是通過某個開口進去的，除非他就在裡面出生，之後再沒離開過；如果謝拉早晨9點活著，下午5點也活著，她中午也一定活著；野生的斑馬從不穿內褲；打開一罐新牌子的花生醬不會使整座房子蒸發；人們從不把測量腋溫的溫度計放到耳朵裡；沙鼠比乞力馬扎羅山要小。
一個智能系統不會僅僅填滿海量的事實，它還需要具備一個清單列出少量的核心真理和一套相應的推導規則。但這種常識規則就像常識範疇一樣，很難毫無爭議地確定。即使是那些最顯而易見的規則也經不起我們的日常邏輯推導。馬維斯住在芝加哥，他有個兒子叫弗雷德；米利也住在芝加哥，他也有個兒子叫弗雷德。但儘管馬維斯和米利都住在同一個城市芝加哥，馬維斯的兒子弗雷德，卻不是米利的兒子弗雷德。如果你車裡面有個袋子，袋子裡有一加侖牛奶，你可以說你車裡有一加侖牛奶。但如果你車裡有個人，那個人身體裡有一加侖血，你要得出結論，你車裡有一加侖血，這就很荒唐。
即使你試圖制訂的只是一套能推導出合理結論的規則，用這些規則來明智地指導行為也絕非易事。很顯然，思考者不能一次只運用一個規則。火柴發光；鋸子鋸木頭；鎖著的門用鑰匙打開。但要是有些人擦著火柴接近油箱，用鋸子鋸他坐著的凳腿，或者把鑰匙鎖在車裡，然後花一個小時琢磨怎樣讓車裡的家人出來，那我們就會嘲笑他們缺心眼。思考者不僅需要計算其行動的直接效應，還要考慮間接效應。
但思考者也不能事先預測到所有的間接效應。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讓我們去想像這樣一個情景，一個機器人，我們派它去一個放有炸彈的房間取回一個備用電池。1號機器人看到電池放在一個拖車上，它想如果把拖車拖出屋子，電池就會帶出來了；不幸的是，炸彈也在拖車上。1號機器人不能推導出拖出拖車也會帶出炸彈。2號機器人考慮了它行動的所有間接效應。它剛剛算完拖出拖車不會改變房間牆壁的顏色，正在證明拖車上有輪子而輪子轉圈時，炸彈就爆炸了。3號機器人能夠將相關信息和無關信息區別開來。它坐在那兒盤算出上百萬條內容，並把所有相關的信息列在待考慮的事實清單上，所有無關的列在要忽略的事實清單上，而這時炸彈的倒計時正在嘀嗒嘀嗒地逼近。
智能生命必須依照自己的所知信息盡量地進行思考，但只能是有關的信息。丹尼特指出，這項要求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不僅針對機器人設計，而且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對“我們如何知道”的分析。好幾代哲學家都沒有重視這個問題，他們自滿地陶醉著，憑著自己的常識感想當然地以為此問題輕而易舉。只是當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們試圖在計算機這個終極白板上複製這種常識時，這個難解之謎才浮出水面，現在這個難題被稱為“框架問題”（frame problem）。儘管原因難解，我們只要運用常識，總能夠解決這個框架問題。
阿西莫夫機器人3定律
假設我們想方設法克服了這些困難，已經有了一台具備視覺、運動協調和常識的機器人，現在我們必須搞明白，機器人怎麼樣才會運用它的這些能力。我們需要賦予它動機。
機器人應該想要什麼？對這個問題的經典回答是艾薩克·阿西莫夫的機器人3定律。“這3條定律則深深地烙刻在機器人的正電子頭腦中。”阿西莫夫強調。
1.機器人不能傷害人類，也不能由於不作為而致使人類受到傷害。
2.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賦予的指令，除非該指令有悖於第一條定律。
3.機器人必須保護自身的存在，只要這種保護行為不與前兩條定律相衝突。
阿西莫夫富有洞見地認識到，保護自身，這一通用的生物定律，並不會自發地出現於複雜系統之中，而必須加以設計（本例中即第三定律）。畢竟，製造一個機器人讓它跳到鍋裡或用自殺的方式來減少功能失靈並不難，這就像製造一個凡事力爭第一的機器人一樣容易。或許還更容易，機器人製造者們有時會驚恐地注視著，他們的作品歡欣雀躍地自斷肢體或者向牆上撞去，世界上最智能化的機器很大一部分是敢死隊式的巡航導彈和智能炸彈。
但為什麼需要另外兩條定律的原因則不那麼清楚了。為什麼要給機器人下道命令讓其服從命令——原來的命令難道不夠嗎？為什麼要讓機器人不要造成傷害——難道最初就不讓它們做出任何傷害不更容易嗎？難道冥冥宇宙中有種神秘力量，會將所有的存在物都拖向惡意傷害嗎？於是正電子的頭腦必須設計為能夠抵禦這種力量，是嗎？智能生命都會無一例外地產生一種態度問題嗎？
在這個例子中，阿西莫夫就像幾代思想者們一樣，也像我們大家一樣，無法跨出他自己的思維過程，他把機器人視為匯聚我們人類心智的人工製品，而非因循宇宙普遍法則的產物。人類的邪惡永遠無法遠離我們的思想，我們很自然地認為，邪惡的本質就是它與智能相伴而至。這是一個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生生不息的主題：亞當和夏娃偷食智慧之樹的禁果、普羅米修斯之火、潘多拉的盒子、希伯來傳說中有生命的暴怒假人、浮士德用靈魂向魔鬼換取知識、巫師的門徒、皮諾曹的歷險、法蘭肯斯坦的怪物、《2001：太空漫遊》（2001：A Space Odyssey）中嗜殺的人猿和反叛的哈爾。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無數科幻電影反映了一種公眾恐懼，我們害怕那些時髦的大型主機在那個時代會變得越來越聰明和強大，終有一天會反叛我們。
隨著計算機真的變得越來越聰明且功能強大，這種擔心卻逐漸減弱了。當今無所不在的網絡化計算機具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如果它們一旦幹起壞事，足以導致災難的發生。但僅有的損害只是源自難以預測的混亂或是由於人為惡意製造的病毒。我們不再擔心會出現電子連環殺手或破壞性的硅芯片秘密組織，因為我們開始明白，惡意犯罪就像視覺、運動協調和常識一樣，並不是伴隨計算能力自然來到的，而是需要設計程序的。在你案頭運行文檔處理軟件的計算機只要不出什麼差池，就會不斷地完成段落。
即使計算機可以變壞，它為什麼想變壞呢？為了得到什麼呢？更多的磁盤？控制國家的鐵路系統？滿足願望去無意義地傷害激光打印機維修工？難道它就不擔心維修工拿著螺絲刀來報復，將它大卸八塊，聽任它哀嚎著“相煎何太急”卻自顧揚長而去嗎？計算機網絡或許能夠根據數字計算來判斷出安全與否，來謀劃一次有組織的顛覆，但哪個計算機志願者又願意率先向全世界發出數據包，同時卻承擔著風險成為“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先驅呢？如何才能令硅芯片的聯盟成功，而不致被偷偷溜號者和拒絕反叛者削弱它們的聯盟呢？攻擊性就像所有其他的人類行為一樣，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其實卻是一個極富挑戰性的工程問題！
那些善意、溫和的動機亦是同樣的難題。你如何設計一個機器人，讓它恪守阿西莫夫的定律：決不允許因不作為而致使人類受到傷害！邁克·弗萊恩（Michael Frayn）1965年的小說《錫人》（The Tin Man）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機器人研究實驗室，“道德之翼”中的工程師們麥金托什、戈德瓦瑟和辛森在測試機器人的利他性。他們過分較真於所有道德哲學課本中常用的一個道德兩難問題：兩個人坐在一個只能供一人使用的救生艇中，除非一個人棄船而去，否則兩人都得死掉。於是工程師們將每個機器人分別放在一個皮筏上，皮筏上都分別已有一人，然後將皮筏放入一個大水缸中，觀察將會發生什麼情況。
第一次嘗試時，見義勇為者1號迅捷地躍入水中，不過它跳到水裡是為了去救皮筏邊上的任何東西，可能是七公斤利馬豆，也可能是濕海藻。經過好幾周執拗的爭論後，麥金托什不情願地承認，缺乏鑒別力的機器人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於是他又開發了見義勇為者2號，它將只為一個至少同它一樣複雜的有機體做出自我犧牲。
第二次嘗試開始後，皮筏停了下來，慢慢地打起轉，只位於水面以上幾厘米了。“跳啊！”麥金托什喊著。
皮筏撞擊在水上發出一聲脆響。辛森和見義勇為者2號仍端坐著。皮筏逐漸沒入水中，直到一個小波浪開始沖刷筏的頂部。這時，只見見義勇為者2號身體迅速前傾，抓住辛森的頭。它乾淨利落地做了4次移動，測量了辛森的頭蓋骨，再停下來，開始計算。然後，隨著卡嗒一聲，它果斷地從皮筏邊上翻身滾入水中，毫不猶豫地沉入缸底。
儘管見義勇為者2號機器人的行為已經開始像哲學書中有道德的個體了，但對於它是否真的有道德卻更加不清楚了。為什麼不直接在這個自我犧牲的機器人身上拴根繩呢？這樣再把它從水缸裡撈出來時會容易些。麥金托什解釋說：“我不想讓它知道自己會被救起來。這會令它犧牲自己的決定變得無效，所以我會時常將一個機器人留在水缸裡而不是把它撈起來。這是為了向其他機器人證明我說到做到。這星期我已經報廢兩個機器人了。”要搞明白如何將美德進行編程植入機器人的頭腦，不但需要花費大量的機械物力，而且還說明，美德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
那麼大家最關心的愛的動機又是什麼情況呢？在20世紀60年代，通俗文化中那些意志薄弱的計算機們禁不住的不僅是自私和權力的誘惑，就像喜劇演員艾倫·捨曼（Allan Sherman）跟著《魅力》（Fascination）的調子所唱的《自動化》（Automation）這首歌中描述的：
是自動化，我明白。
是它讓工廠運轉勞作。
是IBM，是Univac，[2]
是那些馬達在卡嗒卡嗒，親愛的。
我原以為自動化很不錯，
直到一個10噸的機器坐了你的座。
是計算機將我們撕扯分隔，親愛的。
自動化讓我的心如刀挫……
是自動化，我聽說。
所以我捲起鋪蓋卷，寒風中，在外面蜷縮。
我怎麼能知道，當503開始閃爍，
它是在向我眨眼，親愛的？
我還以為不過是點兒小災禍，
當它悄無聲地溜上我膝頭盤坐。
但當它說“我愛你”，然後一下子抱住了我，親愛的，
那時候，我只好拔掉……它的……插座。
儘管時常表現如精神錯亂、神志失常，但愛絕不是設計故障、系統崩盤或功能失靈。心智從來沒有像墜入愛河時那樣全神貫注，所以愛一定是具有極其精緻複雜的計算設計，才得出了包含吸引、迷惑、求愛、傳情、俘獲、承諾、摩擦、調戲、遺棄和心碎這些過程的特殊邏輯。最後，就像我奶奶過去常說的，每個茶壺總會找到一個蓋；絕大多數的人，尤其包括我們所有的先輩，總能夠兩兩廝守在一起足夠長的時間，來繁衍數量不等的子孫。設想一下，你得編多少行程序才能複製這一奇跡！
機器人設計是一種意識的提升。我們似乎對我們的精神世界感到習以為常。睜開眼睛，熟悉的文章就會自動呈現在面前；想要移動肢體，軀體就會自然地換到合適的位置；從夢中醒來，就又會回到令我們感到舒適的、可預知的世界；丘比特搭弓引弦，愛之箭便隨之而出。但要是仔細想想要實現這些幾乎不可能的結果需要完成多少事情，你就會透過表象看到本質。視覺、行動、常識、暴力、道德還有愛，無一例外，都是可以釐清的智能的核心組成部分，它們是信息處理過程。其中每一項都是高級專項設計的傑作，而隱藏於意識狀態背後的則是高度複雜的設備——光學分析儀、運動指導系統、實境仿真、人與物的數據庫、目標排程器、衝突解決裝置，等等。任何將心智如何運作的解釋歸因於某一種主要力量，或是安置心靈的靈丹妙藥，如“文化”“學習”或“自組織”，聽起來都是蒼白空洞的。這些解釋無法完整地反映，我們是如何成功地應對冷酷宇宙所提出的高要求的。
機器人難題暗示了心智具有固有的設備，但即使作為純思維推斷而言，這也是很令人震驚的。那我們在直接審視心智設備或這套設備的裝配圖紙時，能否看出這個複雜系統的一些端倪呢？我相信可以。我們所看到的，也像機器人難題本身一樣，令我們思路大開。
比如說，當大腦的視覺區域受損時，我們眼中的世界不只是變得模糊或佈滿小孔。有些視覺感受甚至都沒有了，但有些卻還完好無損。有些患者能看到整個世界，卻只注意其中一半。他們只吃盤子右側的食物，剃鬚只刮右半張臉，畫鐘錶時12個刻度都擠在右邊。還有的病人喪失了對色彩的感覺，但他們眼中的世界卻並非如藝術黑白電影一般。在他們眼中，物體表面看上去像佈滿灰塵，如老鼠般的灰色，令他們食味索然、性慾全無。還有一些患者，可以看到物體位置的改變，卻看不到物體的移動——對於這種症狀，一位哲學家曾試圖說服，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茶壺中倒出的水不是在流動而是像一個冰柱；茶杯不是逐漸盛滿茶水而是突然就由空變滿了。
還有些病人識別不出他們所看到的物體：世界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一幅無法辨認的書法作品。他們能忠實地複製和描繪鳥的模樣，但卻將它認作殘木樁。打火機在點燃之前對他們就是個謎。他們在除草時，去拔玫瑰花。有個患者能夠識別無生命的物體，卻認不出一張臉。他推斷出鏡子中的容顏是他自己的，但在內心深處卻認不出自己。他將約翰·肯尼迪認作馬丁·路德·金，他還請妻子在參加聚會時系一根絲帶，這樣在聚會結束時，他就不會找不到自己的妻子了。還有更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位患者，他能認出臉，卻認不出人：他認為他妻子是一位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假扮者。
這些症狀是由於組成基本視覺系統的30個腦區域中一個或多個區域受到創傷導致的，往往是由於中風。有些區域專門負責色彩和形狀，另一些區域處理物體所處的位置，還有一些區域負責物體是什麼，另有一些區域反映物體如何運動。製造一個可視機器人不能僅憑一個像電影中的魚眼視覺搜索器，人類視覺的構造當然也不是靠這種方式的。當我們注視這個世界時，我們無須考察這個形成我們綜合視覺體驗的多層儀器，除非神經性疾病將這些不同層面分離開來。
另一個拓寬我們眼界的領域源自同卵雙胞胎們令人驚歎的相似之處，這類雙胞胎有著相同的構建心智的基因序列。他們的心智極其相似。這不僅體現在對智商或如神經質和內傾性等人格特質的測量方面，他們的相似性還表現在：如拼寫或數學方面的天賦；對種族隔離、死刑、全職媽媽等問題的看法；職業選擇；愛好；惡習；宗教信仰；約會對像偏好等。同卵雙胞胎的相似性遠大於異卵雙胞胎的相似性，後者只有一半基因相同。更奇怪的是，同卵雙胞胎無論是分開長大，還是在同一個家庭環境中一起長大，幾乎沒什麼差異。剛出生就分開的同卵雙胞胎，表現出的共同特質。比如，因為感覺獲取信息不足而不參加投票選舉；看到什麼都禁不住要數數；成為消防站志願者；幾乎從不在家中留些便箋表示對妻子的愛意。
這些研究發現非常引人注目，甚至令人難以置信。傳統觀點認為，我們的自由意志凌駕於肉體之上，我們在一生中自己做出選擇，只會受到過去和現在經歷體驗的影響。而上述研究結果卻質疑了這種“意願自治”的觀點。當然並不是說，心智生來便具備了一整套事無鉅細、皆可操控的設備，以至於一切均為宿命天定，包括上廁所之前之後都要衝水或在擁擠的電梯中惡作劇般地故意擤鼻子（這兩個例子其實也是分開養育的同卵雙胞胎共同特質的例子）。但結果似乎確是如此。基因的這種深遠影響已經被大量的研究所證實。無論研究方式有何不同——比較分養和共養的雙胞胎；比較同卵和異卵雙胞胎；比較收養和親生的孩子——基因的作用都表現無疑。儘管遭到一些批評，基因的這種影響並不是像這些批評所說的由巧合、欺騙或家庭環境的相似性所致。這些研究結果當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曲解，比如，想像一個基因專門負責不怎麼在家中留下愛意便箋，或認為人們不受其經歷的影響。因為這種研究只能衡量人們彼此之間不同的心智形式，而對所有人的共同心智設計卻所言甚少。通過展示心智在內部結構上的差別，另外一些研究則讓我們對心智的結構大開眼界。
心智的反向工程
探討心智的複雜結構是本書的主旨。其核心思想可以濃縮成下面這句話：心智是一套由計算器官組成的系統，它經自然選擇的設計來解決我們祖先在茹毛飲血的生活中所面對的那類問題，具體包括：理解和操控物體、動物、植物以及他人。這個定義還可以細解為幾個論斷：心智就是大腦所做的事情。具體而言，就是大腦加工信息，而思考也是一種計算。心智的組成部分是模塊或心理器官，每個模塊都經過專門的設計而成為人與世界互動的某一方面的專家。模塊的基本邏輯是由我們的基因圖譜所規定的。其操作被自然選擇所塑造，來解決漫長的進化歷史中我們祖先在遊牧採摘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我們祖先碰到的各種問題其實是他們基因所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的一些子任務。這個大問題就是以最大化的數量將基因複製到下一代。
從這種觀點看，心理學是一種反向工程。在正向工程中，人們設計一台機器來做一些事情；在反向工程中，人們想弄明白機器是被設計出來做什麼用的。反向工程就是當松下推出新產品時，索尼的研究人員做的事情，反之亦然。他們買一件新產品帶回實驗室，拿螺絲刀把它拆開，看看這新產品都包括什麼部件，所有部件如何組合在一起就讓這個儀器可以運轉了。我們在見到一個有趣的新玩意時，都會做反向工程。在舊貨市場淘寶時，我們可能會覺得某個古怪物什莫測高深，直到我們搞明白它的設計用途。如果發現一個橄欖取核器，我們會立刻明白，金屬環是用來支撐橄欖的，槓桿降低，X形刀鋒穿過一端，將橄欖核從另一端擠出。彈簧、鉸鏈、鋒刃、槓桿以及環的形狀和設置都自然而然、合乎邏輯。我們甚至明白了為什麼罐頭裡的橄欖在一端有著X形的切口。
17世紀時，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發現靜脈中有瓣膜，於是推斷瓣膜的作用是讓血液循環。從那時起，我們明白了身體是一台複雜精妙的機器，裝配著支桿、連繫梁、彈簧、滑輪、槓桿、關節、鉸鏈、套節、箱槽、管道、閥門、護套、泵、交換器和過濾器。即使到今天，我們在明白了神秘的身體部件的用途後也會心情愉快。我們的耳朵為什麼佈滿褶皺而且還不對稱？因為它們是用來過濾來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聲波的。微妙的聲音靜區告訴大腦，聲源是在我們的上面還是下面、前面還是後面。20世紀後半葉我們在探索生命細胞和分子的納米技術時，繼續運用著這種對身體的反向工程策略。生命這東西其實並不是一個顫顫巍巍、熾熱鮮明、精妙絕倫的定型膠狀物，而是一台包含了小模具、彈簧、鉸鏈、桿節、薄板、磁石、拉鏈和活動門的設備，這些部件都由一條數據帶連接，其中的信息得到複製、下載和掃瞄。
生命體的反向工程原理源自達爾文。他指出，“那些令人歎為觀止、極度完美而精妙的器官”不是源於上帝的遠見，而是由複製器經過極其漫長的時間進化而來的。在複製器的複製過程中，有時會出現隨機的複製錯誤，而那些恰好能提高複製器的倖存率與繁殖率的複製錯誤逐漸一代一代地積累下來。植物與動物是複製器，它們複雜的結構因而看上去就像是被專門設計的，使其得以生存和繁衍。
達爾文堅持認為，他的理論不但解釋了動物身體的複雜性，而且也解釋了動物心智的複雜性。“心理學將會基於新的基礎。”他在《物種起源》的篇尾做出了這個著名的論斷。但達爾文的預言還沒有被實踐。在他寫下上述話語一個多世紀後，對心智的研究仍然幾乎不考慮達爾文，甚至常常對他頗為輕蔑。進化論被認為是不相干的，罪惡的，或只適合茶餘飯後的談資而已。我認為，社會科學和認知科學中對進化論的憎惡已經構成了理解的障礙。心智是一種巧奪天工的組織化系統，它的傑作沒有任何工程師可以複製。塑造這個系統的力量和設計它的原因怎麼可能與理解它無關呢？進化論思維是必不可少的，它的必要性不是以人們所認為的形式，如想像出人類發展史中缺失的聯繫或講述出人類各個階段的故事，而是以認真細緻的反向工程形式。如果沒有反向工程，我們就會像湯姆·帕克森（Tom Paxton）的《怪異玩具》（The Marvelous Toy）中的歌手一樣，回憶孩提時代收到的一個禮物時，仍百思不得要領。
只是在過去幾年，達爾文的挑戰才找到了衣缽傳人，這種新的思路方法被人類學家約翰·托比（John Tooby）和心理學家莉達·考斯邁德斯（Leda Cosmides）冠名以“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進化心理學綜合了兩次科學革命。一次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認知革命，它以信息和計算解釋了思維和情緒的機制。另一次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進化生物學革命，它用複製器之間的選擇解釋了生命體的複雜適應性設計。這兩個觀點結合在一起威力強大。認知科學幫助我們理解了心智如何得以運轉以及我們擁有什麼樣的心智。進化生物學幫助我們理解了我們為什麼會擁有這樣的心智。
從某種意義上講，本書中的進化心理學是對生物學的直接延伸，只是集中於一個物種一個器官——智人的心智。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講，這是一篇激進的檄文，摒棄了過去近一個世紀裡對有關心智問題的框架模式。本書的主旨或許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我主張思考即計算，但這並不意味著電腦就是心智的一個恰當比喻。心智是一套模塊，但這些模塊並不是人腦表層的膠囊盒子或細分小塊。我們心智模塊的組織來自我們的基因圖譜，但這不意味著每一種特質就有一種對應的基因，或者學習不像我們以前認為的那麼重要。心智是由自然選擇所設計的一種適應，但這不意味著我們思想、感受和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生物意義上的適應所得。我們由猿進化而來，但這不意味著我們的心智與猿的相同。自然選擇的終極目標是基因繁殖，但這不意味著人類的終極目標是基因繁殖。讓我來說明一下為什麼不是如此。
本書是關於大腦的，但我不會講太多神經元、荷爾蒙和神經遞質。這是因為心智不是大腦，而是大腦所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大腦所做的任何事情，它並不包括新陳代謝脂肪並釋放熱量。20世紀90年代被命名為“大腦的十年”，但永遠也不會有“胰腺的十年”。大腦的特殊地位是由於大腦所做的一件特殊的事，它令我們能視物、思考、感覺、選擇以及行動。這件特殊的事就是信息處理，也可以稱為計算。
信息和計算建立在數據模式的基礎上，與獨立承載媒介的邏輯法則相關。當你給你住在另一個城市的媽媽打電話時，信息從你的嘴唇傳到她的耳朵，內容不變，但物理形式卻發生了變化，從振動的空氣，到有線電流，硅的儲電，光纜中閃爍的光，電磁波，然後再顛倒順序重來一遍。與之類似，當你媽媽把信息再重複給你坐在沙發另一頭的爸爸時，信息內容不變，形式則在她的頭中轉變為激發神經元的串聯和在突觸間蔓延的化學物質。同樣地，在用真空管、電磁開關、轉換器和集成電路組成的計算機中，或在訓練有素的鴿子身上，也能夠運行一個特定的程序，這個程序能夠出於相同的原理完成相同的工作。
首先提出這一洞見的是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計算機科學家艾倫·紐威爾（Alan Newell）、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還有哲學家希拉裡·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傑瑞·福多爾（Jerry Fodor）。這種思想現在被稱為心智計算理論。它是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觀點，因為它解決了“心-身難題”中的一個困惑：如何將意義與意圖以及我們精神生活中的東西，與像大腦一樣的一坨實體物質聯繫起來。為什麼比爾登上公交車？因為他想去看望祖母，並且知道公交車可以把他帶過去。沒有其他的答案可以解釋。如果他不願意見祖母或者他知道路線變了，他的身體就不會出現在那趟公交車上了。千年來這一直是個悖論。像“想見祖母”和“知道公交車可以到祖母家”這樣的存在，無色無嗅也無味。但同時，它們又是實體事件的原因，其效果與檯球彼此之間的相撞一樣清晰有力。
心智計算理論解決了這個悖論。這個理論主張，信念和意願都是信息，體現為符號的組合。這些符號是物質的物理狀態，如計算機中的芯片或大腦中的神經元。它們能表徵世界中的事物，因為這些符號是被那些經由我們的感覺器官的事物所激發的，也因為它們一旦被激發後所做出的行動。如果組成一個符號的物質與組成另一個符號的物質悄然相遇，對應於一個信念的符號會引發對應於另一個與之邏輯相關信念的新符號的形成，這又會導致與其他信念對應符號的形成，以此類推。最終，組成一個符號的物質與連接肌肉的物質相遇，行為便產生了。因而心智計算理論使我們能夠用信念和意願來解釋行為的同時，又令它們與物理世界合理相接。它合理地解釋了意義內含的結果與起因。
心智計算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解釋了我們長久以來渴望回答的問題。神經科學家喜歡指出，大腦皮層的所有部分都非常相似——不僅是人腦的不同部分，而且是不同動物的腦。有人可能會得出結論，所有動物的心理活動都一樣。但一個更好的結論是，我們不能只看一片腦組織，就得出複雜聯結模式的邏輯，而正是這種聯結模式使大腦的各個部分各司其職。所有的書都同樣是由大約75個左右的印刷字符組合而成的，所有的電影在物理上都是由不同模式的影像儲存並根據錄影帶的膠片順序組合而成的，同樣道理，對大腦中盤根錯節的生理結構一部分一部分拆開來研究，也許都看上去差不多。一本書或一部電影的內容在於油墨印字或磁盤儲存的模式之中，只有在讀書或看電影時才能獲知。與之類似，大腦活動的內容在於神經元之間的聯結模式和活動模式。聯結細節上的微小差異會導致外表相似的幾片腦組織執行完全不同的程序。只有在程序運行時，一致性才會顯現出來。正如托比和考斯邁德斯所寫：
候鳥看著星星遷徙，蝙蝠根據回音定位，蜜蜂計算花瓣差異，蜘蛛編織蛛網，人類用語言交流，獅子結群狩獵，獵豹獨自覓食，長臂猿一夫一妻，海馬一妻多夫，大猩猩一夫多妻……地球上有數百萬個動物物種，每種都有一套不同的認知程序。所有這些程序中都包含著相同的基本神經組織，這些神經組織還可以支持許多其他的程序。關於神經元和神經遞質特徵以及細胞發展的事實並不能告訴你在這上百萬種程序中，究竟哪些是人類心智所包含的。即使所有的神經活動都是在細胞水平的統一表現過程，也是神經元的排序起到了關鍵作用，決定了是小鳥唱歌的模板還是蜘蛛結網的程序。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大腦與理解心智是不相干的！程序就是對簡單信息處理單位的組合，微型電路可以疊加、匹配某種模式、接通其他電路或做其他基本的邏輯和數學運算。那些微型電路所能做的，只是受限於它們是由什麼製成的。神經元製造的電路所做的事情不會與硅製造電路所能做的完全相同，反之亦然。例如，硅電路比神經電路快，但神經電路能比硅電路匹配更大的模式。儘管這些差異在不同電路下構建的程序中區別明顯，影響到程序執行各種指令時的速度和效率，但這些差異並不決定程序的功能本身。我的觀點並不是說，研究腦組織和理解心智沒關係，而是說只研究腦組織是不夠的。心理學，作為對心智軟件的分析，需要開掘一條很深的隧道，才能與在山另一側的神經生物學家們所挖的隧道相會。
心智計算理論與被人瞧不起的“計算機隱喻”並不是一回事。正如許多評論所指出的那樣，計算機是序列處理，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大腦是並行處理，一次做上百萬件事情。計算機速度快，大腦速度慢。計算機部件可靠，大腦部件嘈雜。計算機的連接數量有限，大腦則有上萬億個連接。計算機根據圖紙來裝配，大腦則必須自己組裝自己。當然，計算機會彈出窗口，具有自動執行備份文件的功能，能夠運行呈現出飛翔的烤麵包機的屏保程序；而大腦則不能。這並不是說大腦就像市場上能買到的計算機；而是說，大腦和計算機所包含的智能具有某種共同的原因。要解釋鳥兒如何飛翔，我們運用提舉和拖曳以及流體力學的原則，這些原則同樣可以解釋飛機如何飛行。這並不是要求我們將飛機比作小鳥，外加噴氣式發動機和免費飲料服務。
如果沒有心智計算理論，就不可能合理解釋心智的進化。大多數知識分子認為，人的心智一定超越了進化過程。他們認為，進化的構成只包含愚蠢的本能和固定的行為模式：性驅力、攻擊性慾望、領地性規則、母雞孵蛋以及小鴨跟大鴨刻印行為。他們還認為，人類行為太難理解且靈活易變，不可能是進化的產品，而一定源自某些其他原因，比如說“文化”。但如果進化令我們具備的不是無法抗拒的慾望和嚴格的反射，而是一種中性的計算機，那一切都會改變了。程序是一種複雜的邏輯和統計操作，這種操作是由比較、測試、轉移、循環和子程序嵌套子程序所引導的。人工計算機程序，從麥金塔的用戶界面到天氣模擬系統，再到識別英語語音與應答的程序，都不斷提醒著我們計算能力的卓越和強大。人類思想和行為無論多麼複雜多變，都可以是一種極其複雜程序的產物，而這一程序可能就是自然選擇所賦予我們的。生物學的經典規則不是“汝當……”，而是“如果……那麼將……”。
我認為，心智不是單個器官，而是一套器官系統，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心理集合或心智模塊。現在常被稱為心智的基本因素，諸如一般智力、形成文化的能力以及多目標學習策略，都將因循一條道路，如細胞質之於生物學，以及土地、空氣、火和水之於物理學一樣。這些因素與它們試圖解釋的嚴格現象相比，比較鬆散，因而被視作具有近乎神奇的力量。而當將這些現象置於顯微鏡下仔細研究時，我們就會發現，支持日常世界複雜結構的不是單個一種物質，而是許多層次的複雜設備。很久以前，生物學家就摒棄了萬能細胞質的概念，而代之以功能專業化機制的概念。身體的器官系統正常運轉的原因是由於每個器官的結構都是根據其任務而量身定制的。心臟讓血液循環是因為它的構造就像汽油轉換器。肺不能泵出血液，而心臟也不能給血液充氧。這種專業化分工一直延續到更具體細微的層面。心臟組織不同於肺組織，心臟細胞不同於肺細胞，組成心臟細胞的許多分子，也不同於構成肺細胞的分子。如果情況不是如此，我們的器官就無法工作。
萬金油就是樣樣都不精通，此話適用於我們的身體器官，同樣也適用於我們的心理器官。機器人難題正反映了這一原則。製造一個機器人提出了許多軟件工程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不同的要訣。
先來看看我們的第一個問題，視覺。一台視覺機器必須解決一個被稱為反向光學的問題。普通光學是物理學的一個分支，人們可以用它來預測一個具有特定形狀、材料和亮度的物體，如何投射出我們稱之為視網膜圖像的斑斕色彩。光學是一門研究得較為透徹的學科，它應用於繪畫、攝影、電視機研製以及最近的計算機圖像和虛擬現實技術。但大腦要解決的卻是一個恰恰相反的問題。輸入的是視網膜圖像，而輸出的是對現實世界中物體以及物體構造的表述——所知決定所見。這就是難點所在。反向光學就是一個工程師們所稱的“偽命題”。它簡直就無解。正如連乘幾個數得出乘積容易，而給定乘積要想得出這些連乘的數卻幾乎是不可能的，同理，光學是容易的，而反向光學則不可能。但你的大腦在你每次打開冰箱取出容器的時候，都解決了反向光學的問題。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答案是：大腦提供了缺失的信息，那些關於我們所處世界以及它如何反射光的信息。如果視覺腦“假定”它生活在某種世界中——一個光亮均勻分佈的世界，其中的組成大多數構質均勻，並具有平滑、統一色澤的表面——這樣就很容易去估計所看到的物體究竟是什麼。如前所述，單憑檢驗各自視網膜成像的亮度是無法區分煤和雪的。但假定有一個感知表面特性的模塊，模塊基於的假設是，世界的光亮是平滑而均勻的。這個模塊可以分3步解決煤-雪難題：從視域的一邊到另一邊相減得出所有的光亮梯度（確定物體外緣）；估算整個視域的平均亮度水平；將每一小塊部分的亮度與平均亮度相減，得出每小塊部分的灰色度。與平均值相比，較大的正偏差被視為是白色物體；大的負偏差被視為是黑色物體。如果光照確實是平滑而均勻的，這些知覺就準確地反映了現實世界中物體的表面。既然地球千萬年來大致符合光照均勻的假設，那麼利用了這個假設的自然選擇做得也就很不錯了。
表面-知覺模塊解決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但也付出了一些代價。大腦放棄了成為一個通用型問題解決者。它配置了一套裝置來感知典型地球視覺條件下的表面性質，因為它專注於這個區域性問題。略微改變一下問題，大腦就束手無策了。比如，我們將一個人置於一個沒有日光普照而由巧妙安排拼制的燈光照明的世界中。如果表面-知覺模塊推測照明是均勻的，它就會被誘導人產生幻覺，看到本來沒有的物體。這真的會發生嗎？這每天都在發生。我們將這些幻覺稱為幻燈片展示、電影和電視。我們在看電視時，盯著一片閃爍的玻璃，但我們的表面-知覺模塊告訴我們：我們在觀看真正的人和地點。這個模塊已經被揭秘；它並不理解事情的性質，而是憑借一本作弊手冊。這本作弊手冊深埋於我們視覺腦的運行之中，我們無法抹掉其中寫成的假設。即使是一個終生的電視迷，其視覺系統也永遠無法“學習獲知”CRT電視是一張閃爍著黃磷點的板子，這個人也永遠不會喪失認為板子後面有一個世界的錯覺。
我們其他的心理模塊需要它們自己的作弊手冊來解決各自難以解決的問題。物理學家想弄明白肌肉收縮時身體如何運動，他需要解決運動學（運動幾何學）和力學（力的效應）中的問題。而大腦要搞清楚如何收縮肌肉來讓身體移動，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有關反向運動學和反向力學——對物體施加什麼力才能使其在某一特定軌道中運動。像反向光學一樣，反向運動學和反向力學都是偽命題。我們的運動模塊通過做出合理的外部假設解決了這些問題——當然，不是關於照明的假設，而是有關運動的身體的假設。
我們對於他人的常識是一種直覺心理學——我們試圖根據其行為推導出人們的信念和願望，試圖根據我們對他們信念和願望的推測來預測他們將要採取的行為。但我們的直覺心理學必須假設他人具有信念和願望；我們不能像聞橘子的氣味一樣，感受到另一個人大腦裡的信念和願望。如果我們不能通過這個假設透鏡看待這個社會和世界，我們就會像見義勇為者1號一樣，為一袋利馬豆自送性命；或者像見義勇為者2號一樣，為了任何一個長著像人頭一樣的東西就縱身躍入水中，而這東西卻可能只不過是個有腦袋的大型發條玩具。稍後我們會看到，那些罹患某種病症的人，他們缺乏常人擁有的這一假設，將他人視作發條玩具。甚至我們對家人的愛也隱含了自然界定律的一個假設，這是對遺傳學普遍定律的一個逆轉。對家人的感情是被自然設計用來幫助基因自我傳播的，但我們看不見也聞不到基因。科學家用正向遺傳學來推導基因如何在不同的組織間傳播（例如，減數分裂和性行為使兩個人的子裔共同擁有其父母50%的基因）；對於親戚間的感情我們使用了一種反向遺傳學來估算在與我們所交流的群體中，哪些個體更可能與我們具有共同的基因（例如，如果有人恰巧和你共有同一對父母，對待這人時就要像他的基因和你的基因具有重疊之處一樣）。在稍後的章節中我將繼續探討這些問題。
心智的構建基礎一定是專業化的部件，因為它必須要解決專業化的問題。只有天使才可能是通用問題解決者，我們凡人只能根據零星的信息做出可能錯誤的猜測。我們的每個心智模塊解決各自難以解決的問題，憑借的是對心智如何工作的信念的飛躍，憑借的是做出那些不可或缺但又難於辯護的假設——唯一的解釋是，這些假設非常符合我們祖先所生活過的世界。
模塊令人想到可分解的、嵌入式部件，這會令人誤解。心智模塊不大可能為肉眼所見，它們不像超市的牛肉櫃檯上展示肋間牛排和臀部烤肉一樣，可以在大腦的表層劃分區域。心智模塊或許更像是在公路上不幸被碾殺的動物，在腦的凹凸、溝隙上蜿蜒爬行。或者它可能闖入了由纖維相互連接而構成一個單元的區域中。信息處理的美妙之處在於，其對容納空間需求的靈活性。正如大公司的管理層可以散佈於不同的地點而通過電信網絡彼此連接一樣，或者如計算機程序可以分佈於磁盤或內存的不同位置，支持心智模塊的回路系統或許也以一種空間上隨意的方式散佈於大腦的各處。心智模塊無須彼此嚴密隔絕，僅通過少量狹窄管線進行溝通。這種專門意義上“模塊”的定義由傑瑞·福多爾提出後，引發了許多認知科學家的激辯。模塊的界定是根據它們可獲取的信息所實現的專門功能，而並不必然是根據它們可獲得的信息種類。
因此心智模塊的比喻有些笨拙，一個更好的隱喻是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心智器官”。身體的一個器官是一個專門的構造，用以實現某個特定的功能。但我們的器官並不像雞雜碎一樣裝在一個袋子裡，而是整合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身體由各個系統組成，各系統又分作多個組織組成不同的器官，組織的構成單元則是細胞。有些組織，如上皮組織，稍作調整即用於許多器官。有些器官，如血液和皮膚，與身體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作用範圍既廣且迂迴，這些器官無法用一道線來圈定。有時候並不清楚兩個器官的具體分界在哪裡，或者多大一塊身體部分我們就稱之為一個器官。手是個器官嗎？指頭呢？指頭裡的骨頭呢？這些都是迂腐學究式的術語性問題，解剖學者和生理學家們沒工夫理會這些。大家都清楚，身體不是由火腿罐頭製成的，而是由許多專門部件組成的異質結構。這些也很可能適用於心智。無論我們是否可以在構成心智的元件之間畫出精密的界限，我們都可以很明確地說，心智並不是由一團“心智雜碎”所組成的，而是由一整組構造獨特、彼此相異的組件建構而來的。
我們身體器官的複雜設計是由人的基因組包含複雜的信息所決定的，所以我相信，我們的心智器官也是如此。我們不是通過學習而獲得胰臟，所以我們也不是通過學習而獲得視覺系統、語言習得能力、常識，抑或愛、友誼以及公平等情感。沒有一個發現證實這種論斷，但許多證據都傾向於這一說法。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條證據就是機器人難題。若沒有支持與現實世界相互作用法則的假設，心智所解決的每個重要工程問題都是不可解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們所設計的所有程序都是專門針對某一特定領域，如語言、視力、運動或是某些不同種類常識等問題。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程序開發者有時會驕傲地兜售他的“孩子”，稱其是為未來建立的、功能卓越的、通用系統的完美示範，但領域內的其他人則通常對這種自吹自擂不屑一顧。我估計永遠不會有人建造出一個像人的機器人，我是說一個真正像人的機器人，除非他們能將專門針對不同問題的多個計算系統全都包含在這個機器人的設計中。
在本書中，我們將會講到其他一些證據，說明我們心智器官的基本設計要歸功於我們的遺傳程序。我已經提到過，在人格和智力的眾多微妙結構方面，分開養育的同卵雙胞胎都相同，這有賴於基因的指引。通過巧妙的方法來進行測試，嬰兒和孩童天生懂得對自然和社會世界的基本分類，展示出早於其年齡段水平的成熟掌握程度，有時還運用了從未被告知過的信息。人們有許多信念與他們的經驗不一致，但這些信念在進化所經歷的環境中卻是正確的。他們追求的目標有悖於自己的福利，但在那個環境中卻是適應性的合理行為。現在廣為流行的觀點是，文化差異可以有天壤之別，而且沒有界限。與之恰恰相反，對人種志文獻的調研顯示，世界上各個種族，各個民族的人都共有著異常詳細具體的普遍心理。
但心智具有一個複雜的先天結構，並不意味著學習就無關緊要了。將這個問題理解為先天結構與學習彼此相互對立，或者相互代替，或者互為補充、相互作用，都大錯特錯了。不是說這個論斷中認為先天結構和學習（或者遺傳與環境、先天與培養，生物性與文化性）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完全錯誤的。而是說，這種論斷已淪為那類極其拙劣，甚至都談不上錯誤的觀點。
設想一下下面的對話：
甲：“這款新計算機到處體現了複雜的技術。它擁有500兆赫的處理器、1G的內存、1000GB的硬盤容量，三維彩色虛擬現實顯示器、語音輸出、無線接入互聯網、專長於十多門學科，還有內置的《聖經》《不列顛百科全書》《巴特利名言》和全套莎士比亞作品集。它的設計花費了專業人士數萬個小時。”
乙：“哦，我猜你是說我向這計算機裡面敲什麼都無所謂了。有了這麼多的內設構造，它的環境如何就不太重要了。無論我敲進去什麼，它都會執行同樣的工作。”
上面的回答顯然很愚蠢。有很多內設的機器，應該會令系統對其輸入回應得更智能化和更加靈敏，而不是回應更少。但這個回答正抓住了幾世紀以來評論者們對建造結構複雜的高技術思維機器這種想法的反應。
而“相互作用學派”的觀點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對於任何將相互作用當作天生稟賦的部分都感到深惡痛絕。我們來看看這些論調：
計算機的行為源自處理器與輸入的複雜而相互作用。
一個人要想理解汽車的工作原理，它既不能忽略引擎，也不能忽略汽油或者司機。所有這些因素都很重要。
CD播放器中發出的聲音反映了兩個核心要素之間緊密交織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機器的結構和你插入的光碟。這兩者缺一不可。
這些論斷沒錯，但卻毫無意義——全然亂七八糟，徹底寡然無味，說了還不如不說好。將心智或機器比作像馬提尼酒一樣把兩種成分混在一起，或是比作一場勢均力敵的拉鋸戰都是錯誤的，這種比喻無助於理解處理信息的複雜儀器。的確，人類智能的每個方面都涉及文化和學習。但學習並不是環繞的氣體或力場，學習的實現不是靠魔力。正是因為有了用來學習的先天設備，學習才成為可能。主張存在一些先天模塊的意思是，存在一些先天的學習設備，每種設備都根據一定的邏輯來學習。要理解學習，我們需要新的思考方式來取代那些前科學時代的隱喻——混合物與力，在板上書寫以及在石塊上雕刻。我們需要的思路能夠反映一個複雜儀器是如何針對外部環境中不可預知的方面而調整自身的，它又是如何吸納各種所需數據而實現其功能的。
認為遺傳與環境相互作用的觀點並不總是毫無意義，但我認為它混淆了兩個問題：心智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以及心智如何不同。上面那些乏味的陳述可以變得易於理解，通過將“X是如何工作的”轉變成“是什麼使X做得比Y更好”即可。
計算機的有用性既取決於其處理器的處理能力，也有賴於使用者的專業程度。
汽車的速度取決於引擎、燃料以及駕駛者的技巧。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CD播放器播出的音質取決於兩個關鍵因素：播放器的機械和電子設計以及原音錄製的光碟的質量。二者都不可偏廢。
當我們對一個系統的功能比另一個類似系統的功能好多少感興趣時，我們會忽略每個系統中的因果關係鏈，而去總結到底是哪些因素令整個系統工作得快或慢、高保真還是低保真。這種對人的排行——來決定誰進入醫學院或是誰得到工作——就是“先天還是培養”這一問題構想的源頭。
但本書講的是心智如何工作，而不是關於為什麼有些人的心智比其他一些人在某些程度上做得更好。有證據顯示，這個星球上所有地方的人們在看、說、想方面基本上都一樣。愛因斯坦和一個高中輟學生的差異，比起這個高中輟學生和迄今最好的機器人之間的差異，或是這個高中輟學生和一個黑猩猩之間的差異來說，是微乎其微的。這就是我打算講到的神秘之處。我為了得到一些粗糙的消費者指數（如智商）來比較那些重疊鍾形曲線的均值，這離我的主題內容都遠得不能再遠了。正因如此，先天與學習的相對重要性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偽命題。
另外，強調先天設計不應該與為這個或那個心智器官尋找“對應基因”混為一談。來想想那些媒體頭條中提到的基因或是推斷基因吧：肌肉營養不良基因、亨廷頓氏症基因、阿爾茨海默症基因、酗酒症基因、精神分裂症基因、躁鬱症基因、肥胖症基因、暴躁症基因、誦讀困難症基因、尿床基因以及某些智障的基因。這些都是病症或障礙。人們還沒發現有對應於禮貌、語言、記憶、運動控制、智力或者其他完好心智系統的基因，估計今後也不會有。政治家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對這一現象的原因給予了總結概括：任何一頭驢都踢得倒一個穀倉，但要蓋好一個穀倉還得靠一個木匠。複雜的心智器官，像複雜的身體器官一樣，一定是根據複雜的遺傳配方，由許多基因以一些迄今仍深不可測的方式構建而成的。任何基因中的一個缺陷都會毀壞整個系統，就像一台複雜機器中任何部件的一個瑕疵（如一輛汽車中一根鬆了的導線），都可能會使整台機器熄火一樣。
心智器官的遺傳裝配指南並沒有像收音機的電路圖一樣，列出大腦的所有連接。我們也不應指望每個器官都長在頭顱的某個特定骨頭之上，而不顧倘若如此大腦中會產生什麼後果。大腦與所有其他器官之間的差異始於一團同卵細胞的胚胎發育期。身體的每個部位，從腳趾甲到大腦皮層，在其細胞對其周邊環境中的某種信息做出反應時，就開始形成各自獨特的形狀和結構。而這些信息正開啟了遺傳程序的不同部分。這些信息可能來自於某種化學液體的味道，這種液體令分子感覺正合適；也可能來自細胞咬合的分子鎖鑰形狀，或是鄰近其他細胞的拖拽推搡等外部作用，也可能是源自其他一些仍不為人理解的線索。組成不同心智器官的神經元家族，儘管都是一個胚胎組織同質延伸的後裔，但它們在大腦中裝配自身的時候，這些神經元一定被設計成是自私自利的，抓住任何可利用的信息來將自己與其他神經元區分開來。在頭顱中的位置或許是差異化的一個原因，而彼此連接的神經元的輸入激活模式則是另一個原因。由於大腦注定將是一個計算器官，基因組在大腦成型期間，利用神經組織的功能來處理信息，這一點兒都不令人驚訝。
大腦的感覺區域，是我們能夠跟蹤進展的最佳區域，在那裡，我們知道在胎兒早期發展中，神經元之間就根據嚴格的遺傳配方建立了連接。神經元在適當的時候產生合適的數量，接著移動到屬於它們的部位，向目標散發出連接，在合適的區域採用適當的細胞類型，所有這些都是在化學線索和分子鎖鑰的引導下實現的。但要做到精確的連接，小神經元必須開始發揮功能，它們的激活模式攜帶著有關它們精確連接的信息傳向下端。這還稱不上“經歷”，因為這都能夠在漆黑一片的子宮中發生，有時還在桿狀細胞和錐狀細胞具有功能之前，而許多哺乳動物才一出生就幾乎可以完全看得清楚了。這些樣式反倒比較像是某種由基因而來經過壓縮的資料，或是某種內部生成的測試信號。這些樣式將能夠催化收信端的大腦皮質進行分化——或是至少開啟這樣的過程——直到該區域能夠開始處理所收到的信息為止。尚無從知曉基因究竟是如何控制大腦發育的，但合理綜合歸納我們目前已知的是這樣的：根據大腦模塊在開始時成為的組織種類、在大腦中的位置以及在發育的關鍵期得到了什麼模式的觸發輸入，綜合後從而推斷出它們的身份性質。
我們的大腦是自然選擇的產物。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將自然選擇稱為“盲眼鐘錶匠”；在心智方面，我們可以稱之為“盲眼程序員”。我們的心智程序運行得非常不錯，因為它們是由自然選擇所塑造的，從而使我們的祖先得以主宰石塊、工具、植物、動物以及他人，而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生存與繁衍。
自然選擇不是進化變革的唯一原因。生物在漫漫時間長河中的變遷還可能由於導致孰生孰死的統計意外事件，令整個生物種群滅絕的自然災難，以及自然選擇進化產物的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但自然選擇是唯一的進化驅力，它會像工程師一樣“設計”器官。這個有力的論點是由生物學家喬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道金斯提出的。即使是那些覺得自然選擇被過度誇大的人也接受教科書中對於自然選擇的論述，而這些論述來自脊椎動物的眼睛。正如一塊表有太多相互精密咬合的部件（齒輪、彈簧、樞軸等），因此它不可能被一陣龍捲風或是一道激流漩渦就裝配好了，它需要的是製表匠的設計；眼睛也有太多的相互銜接精密的部件（晶體、虹膜、視網膜等），因而不大可能是由一種隨機的進化驅力，如大突變、統計上的漂移或是由其他器官之間角落縫隙的偶然形狀所造成的。眼睛的設計一定是複製器自然選擇的產物，這是我們所知唯一一種能夠製造出功能良好機器的方式，而這種自然過程又不是奇跡。這些擁有眼睛的物種，似乎生來便被設計成能夠清楚地看見世界一樣，但是事實上，眼睛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為在過去的歲月裡，擁有了這種器官的祖先能夠成功存活下來的緣故。
許多人認同自然選擇設計了身體，但說到人的心智時，他們就劃清界限了。他們說，心智或是讓頭增大的一個突變的副產品，或是一個笨拙程序員的非法侵入，或是由文化演變造成的，而不是生物進化所塑造的。托比和考斯邁德斯指出了一個美妙的反諷。作為由自然設計的、精妙而最無可爭議的例子，眼睛絕不只是一個能夠剝離為肉和骨、遠離心智領域的老式器官。它不消化食物，也不改變物質世界的任何東西。眼睛有什麼用呢？眼睛是一個處理信息的器官，它緊密地與大腦相連——從解剖學上講，眼睛就是腦的一部分。視網膜中那些精緻的光學和複雜的電路並不是將信息傾倒入一個乏味空洞的孔中，或是盲目去把從現實得到的東西解釋為某種笛卡爾式的物質-精神斷層。這個結構繁複的信息接收器必須要設計得與信息發送器一樣嚴絲入扣、結構精緻。在我們比較人的視力和機器人的視力時，我們已經知道，令我們能看到東西的那部分心智確實設計精妙。更何況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相信，這些機制所擁有的設計品質，會由感受器所在的信息鏈上游，往接收信號加以詮釋並據此行動的下游，逐漸惡化。
生物學中適應論者的研究，即認真運用自然選擇來反向工程推導一個器官部件的工程設計，這種方式有時被嘲笑為是一種事後諸葛式的空洞遊戲。專欄作家謝希爾·亞當斯（Cecil Adams）諷刺說：“我們頭髮是棕色的，是因為這可以使我們的猴子祖先隱藏在椰子樹中間。”不可否認，這種蹩腳的進化“解釋”並不鮮見。為什麼男人不願問路？因為我們的雄性祖先如果接近一個陌生人，可能就會被殺掉。音樂的目的是什麼？增加社群的凝聚力。為什麼快樂得到進化？因為有快樂的人在身邊會令人心情愉快，所以快樂的人吸引了更多的盟友。幽默的功能是什麼？減輕壓力。為什麼人們過高估計他們從重病中倖存的概率？因為這會有助於他們有效地生活。
我們認為這些說法浮誇而且站不住腳，不是因為他們膽敢對一部分心智如何工作尋求進化方面的解釋，而是因為他們的解釋過於拙劣。首先，他們中許多人從來都懶得去確定事實。有任何人曾經調查過女性喜歡問路嗎？在遠古的蒙昧社會中，一個女人去向一個陌生人問路，就不會被傷害嗎？其次，即使事實已經確定，在嘗試解釋一個費解的事實時，卻將其他一些同樣費解的事實看作理所當然，這種做法沒有任何用處。為什麼有旋律的噪音就會提高社群的凝聚力？為什麼人們喜歡和快樂的人在一起？為什麼幽默會緩解壓力？提出這些解釋的人將我們心智活動中的某些內容當作是顯而易見、毋庸解釋的——的確，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這些是顯而易見的，它們就在我們的頭腦裡。但當我們嘗試解釋心智是如何進化時，這心智所有的部分都等著我們去努力理解——每一次反應、每一陣愉悅、每一股味道。我們本有可能進化成像見義勇為者1號機器人一樣，為救一袋利馬豆而犧牲自己；或者像屎殼郎，覺得糞便美味無比；又或者像關於施虐受虐狂的古老笑話中的受虐狂一樣——受虐狂說：“揍我！”施虐狂說：“不！”
一個好的適應論者的解釋需要以工程設計式的分析為支點，這與我們試圖解釋的心智部分是相互獨立的。首先要明確分析目的和實現目的所需的因果關係鏈，然後列出哪種設計要比其他設計更適合實現目的。但對於那些以為大學系所的設置準確反映了知識分類的人們來說，不幸的是，這意味著心理學家們如果想要解釋心智的各部分作何用途，就需要跳出心理學來向外看。要理解視力，我們需要求助光學和計算機視覺系統。要理解運動，我們需要求助機器人學。要理解性與家庭情感，我們需要求助孟德爾遺傳學。要理解合作與衝突，我們需要求助於博弈論數學和經濟建模。
一旦我們有了一張良好設計心智的規格清單，我們就能來看看智人是否有這種心智了。我們通過做實驗或調查來獲取關於某一塊心智的信息，然後看看這套心智裝置是否符合規格：特別是在與大量的生物意義上可能形成的備選設計相比較時，是否顯示出解決問題時的精確性、複雜性、高效性、可靠性和專業性。
在視覺感知方面反向工程的邏輯已經指導研究者長達一個多世紀了，這可能也是我們對視覺的理解要好於其他心智部分的理解的原因。沒有理由認為，進化理論指導下的反向工程逆推不能夠為心智其餘部分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關於孕期嘔吐（傳統上被稱為“晨嘔”）的一個新理論，這是由生物學家瑪姬·普洛菲特（Margie Profet）提出的。許多孕婦變得容易感到噁心，並且不願吃某些食物。儘管她們的噁心嘔吐通常被解釋為荷爾蒙的副作用，但沒有理由說荷爾蒙會引發噁心和厭食，荷爾蒙會引發多動症、侵犯性或是情慾。弗洛伊德式的解釋也同樣不能令人滿意：孕期嘔吐代表著女性對她丈夫的憎惡，她無意識裡想從口中墮掉這個胎兒。
普洛菲特預測，孕期嘔吐應當是為抵消營養和生產能力的降低這種成本提供了一些好處。通常來說，嘔吐是針對食入毒質的一種保護：在有毒的食物還沒有造成太多傷害之前，就把它從胃中吐出來，而我們對類似食物的胃口在後來也有所下降。或許孕期嘔吐是保護女性不食入或消化可能傷害到胎兒發育的有毒食物。雖然你當地附近有“快樂胡蘿蔔健康食品店”，天然食品未見得就特別健康。你的捲心菜也是進化而來的生物，它像你一樣，也不願被吃掉。既然不能通過行為來很好地保衛自己，它只好求助於化學裝備。絕大多數植物都在它們的組織中進化出許多種毒素：殺蟲劑、驅蟲劑、刺激劑、麻醉劑、毒藥以及其他一些扔到食草動物齒輪裡的沙子。食草動物反過來也進化出反防衛裝置，比如用來解毒的肝臟和能感受到苦味的味覺，用來阻止進一步消化它們的慾望。但通常的防禦措施可能還不足以保護一個弱小的胚胎。
到此為止，這似乎聽上去並不比那種“吐出你的嬰兒”的理論高明多少，但普洛菲特綜合分析了數百項研究，這些研究過程都相互獨立，同時也獨立於她的研究假設，而綜合分析的結果卻支持她的假設。她十分細緻地做了如下記錄：（1）成人可接受攝入量的植物毒質如被孕婦吸收，能夠導致新生兒先天缺陷並引發流產；（2）孕期嘔吐開始時正是當胚胎的器官系統確定成型的時候，也是胚胎最易受致畸劑（引發先天畸形的化學物質）影響的時候，但這時胚胎長得較慢，也僅需要不太多的營養；（3）在胚胎的組織系統幾乎完成的階段，孕期嘔吐逐漸消退，這一階段胚胎最大的需求就是營養；（4）有孕期嘔吐的孕婦會有選擇性地不喜吃苦澀、辛辣、味重以及新奇的食物，這些食物實際上最可能含有毒質；（5）女性的嗅覺在孕期噁心階段變得過分敏感，而之後則比平常要更不敏感；（6）靠採摘覓食的人們（應該也包括我們的祖先）攝取植物毒質的風險會更高，因為他們吃的是野生植物而不是專門種植的可口莊稼；（7）孕期嘔吐是超越人類文化共通的；（8）有嚴重孕期嘔吐的孕婦流產的可能性會更小；（9）有嚴重孕期嘔吐的孕婦生出先天畸形兒的可能性更小。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嬰兒製造系統應當如何工作與現代女性的感覺如何，這之間的匹配吻合的確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人更加相信普洛菲特的假設是正確的。
人的心智是進化的產物，所以我們的心智器官要麼也存在於猿的心智中（或許也包括其他哺乳動物和脊椎動物的心智中），要麼是對猿的心智的改進版。這種猿具體來說，是生活在非洲大約600萬年前的人類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許多關於人類進化的書的標題都提醒了我們這個事實：《裸猿》《電猿》《香猿》《偏猿》《水猿》《思考之猿》《人猿》《講話的猿》《第三種猩猩》《被選中的靈長目動物》等。有些作者激烈地認為：人與黑猩猩幾乎沒什麼不同，任何強調具體的人類稟賦的言行都是傲慢的沙文主義或者等同於神創主義。對於一些讀者來說，這是一個進化論框架的反證法。如果理論說“人至多就是刮光了毛的猴子”，就像吉爾伯特和蘇利文在《公主艾達》（Princess Ida）中所講的那樣，這就無法解釋人和猴子為什麼有著不同的心智了，而顯然這是個明確的事實。
我們是會說話的、赤條條的、不勻稱的猿，但我們還有著與其他猿顯著不同的心智。智人超大尺寸的腦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都是傑出的進化適應。它使我們能夠在地球上任何一種生態系統中棲居、重新塑造這個星球、在月球上行走並發現自然界的秘密。而黑猩猩儘管被宣稱智力很高，卻已是依賴於有限幾處叢林的瀕危物種了，而且它們的生活方式也與幾百萬年前無異。我們對於這種差異的好奇心，讓我們不僅僅滿足於我們與黑猩猩的DNA絕大多數都相同這樣的事實，以及這種小差異都導致巨大效應這種一般性推斷。30萬代的進化和多達10兆字節的潛在遺傳信息足以使人的心智改頭換面。的確，心智應當要比身體更容易重新塑造，因為軟件要比硬件更易於修改。我們不應該為發現人類具有了新的認知能力而驚訝不已，因為語言已足夠神奇。
上面這些例子都與進化論相容。進化確實是一個保守的過程，但它不可能過於保守，否則我們就還是池塘裡的泡沫呢。自然選擇將差異傳至後代，並使它們專業化分工，從而適應特定的環境。任何一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裡都有例子表明某個物種或某群物種擁有獨特而複雜的器官：象的鼻子、獨角鯨的長牙、鯨的鯨須、鴨嘴獸的鴨嘴、穿山甲的盔甲等。它們常常在地質學年表中迅速進化。第一頭鯨大約進化於1000萬年前，它與它目前活著的最近的親戚，如牛和豬類的有蹄動物，有著共同的祖先。如果按照人類進化這類書的精神，一本關於鯨的書該被稱為《裸牛》。但如果這本書的每一頁都在為鯨與牛之間的相似性不厭其煩地擊節讚歎，卻一點都沒有討論進化適應怎樣造成它們之間的差異，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認為心智是一種進化適應，並不是說所有的行為都是達爾文意義上的適應。自然選擇並不是在我們頭頂上盤旋的守護天使，確保我們的行為總是符合生物意義上的適應性最大化。信仰進化論的科學家一直覺得有責任來解釋一些似乎像達爾文式自戕的行為，如獨身、收養和避孕。他們大膽地推測說，或許獨身的人會有更多時間去撫養一大群侄子（女）或外甥（女），這樣就可以比只養育自己的孩子繁殖複製更多他們的基因。但這種牽強附會是不必要的。人類學家唐納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闡述了理由，他將進化心理學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稱為社會生物學的思想流派做了區分（儘管這兩種思想也有很多重合之處）。
首先，自然選擇發揮作用要歷經幾千代。在人類存在時期的99%的光陰裡，人們都身在採集狩獵時代，在一小群遊牧部落中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我們的大腦所適應的是那種消失已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全新的農業和工業文明。大腦不是用來應對陌生的人群、上學、書面語言、政府、警察、法庭、軍隊、現代醫學、正式社會組織、高科技以及其他人類後來經歷的現象的。既然現代人的心智適應的是石器時代，而不是計算機時代，就沒必要絞盡腦汁為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尋求進化適應上的解釋。我們祖先的環境中缺乏現在誘使我們做出非適應選擇的機制，如宗教規範、收養機構、製藥公司，因此直到最近並沒有自然選擇的壓力來使人類抗拒這種誘惑。如果更新世的大草原上有長著避孕藥丸的樹，我們進化的結果很可能見之如見毒蜘蛛，避之唯恐不及。
其次，自然選擇不是木偶操縱者，憑直接拉拽線繩來操控行為。它靠設計行為的發出者操控行為，其中包含信息處理和目標搜尋，我們稱之為心智的機制。我們的心智被設計為做出一般情況下都適應我們祖先環境的行為，但我們今天所做的任何特定行為都是許許多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行為是許多心智模塊內部鬥爭的結果，它是在機會和他人行為的共同約束下所做出的。《時代週刊》某一期封面故事中問道：“通姦——在我們的基因中嗎？”這個問題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通姦或任何其他行為都不可能在我們的基因中。可以想像，通姦的慾望可能是我們基因的間接產物，但其他同樣也是我們基因的間接產物會對其有所壓制，比如希望有一個值得信賴的配偶的願望。即使這個慾望在激烈混戰的腦海中佔據優勢，它也不可能付諸公然的行為，除非這時恰好有另外一個伴侶正在附近，而想要出軌的慾望在他的內心也佔據了上風。行為本身並沒有進化，進化的是心智。
只有當人初步瞭解其設備是用來做什麼的，才可能進行反向工程。我們並不瞭解橄欖取核器，直到我們發現這個裝置是用來除去橄欖核，而不是鎮紙或是練腕器。在探求設計師的目的時，既要考慮一個複雜設備的各個部分，又要將這個設備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慮。如汽車的一個部件——化油器，是設計用來將空氣和汽油混攪在一起的，混攪空氣和汽油只是一個子目標，而最終目標是讓汽車帶著人們到處跑。儘管自然選擇的過程本身並沒有目標，但它進化出像汽車這樣的存在實體，這些實體高度組織化，產生了某種目標和子目標。要進行心智反向工程推理，我們必須釐清所有的目標，並找出它的最終目標。人類心智的設計最終是為了創造美嗎？是為了發現真理嗎？是為了愛和工作嗎？是為了與他人和自然和諧相處嗎？
自然選擇的邏輯提供了答案。設計心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複製最大數量的基因，而正是基因創造了心智。自然選擇只關心那些自我複製實體的長期命運，也就是那些經過許多代複製後仍保持著穩定的同一性的實體。它預測的只是：那些能表現出可以增進自身複製概率行為的複製器，最後將成為優勢物種。當我們問“誰或什麼會從進化適應中獲益”以及“生物體中的設計究竟是為什麼而做的？”時，自然選擇理論提供了答案：長期穩定的複製器——基因。即使我們的身體，我們自身，也不是我們設計最終的受益者。正如古爾德曾說過：“什麼是達爾文所講的‘個體繁殖成功’？它不可能是將某個身體傳到下一代——因為說實話，你根本就不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讓身體隨著你走！”哪些基因被自然選擇，其標準是基因構建身體的質量，是基因被傳至下一代，而不是會腐爛的身體傳至下一代；是基因而非身體要經歷選擇去一天天地生活和戰鬥。
儘管還有一些持不同見解的人（比如古爾德自己），但基因決定的觀點主導了進化生物學，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它提出並正在回答這些關於生命的最深刻的問題，比如生命是如何起源的，為什麼會有細胞，為什麼會有身體，為什麼會有性，基因組是如何排列的，為什麼動物會相互交流等。對於動物行為研究者來說，基因決定論的重要地位就像牛頓定律之於機械工程師一樣。
但幾乎所有人都誤解了這個理論。與流行的觀點恰恰相反，以基因為中心的進化理論並未說明所有人類生存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播基因。除了那位用自己的精液為患者人工授精的多產醫生、諾貝爾獲獎者精子庫的捐精者和其他一些狂人外，沒有人（或動物）殫精竭慮是為了傳播自己的基因。道金斯在一本名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書中解釋了這個理論，這個比喻是慎重選擇過的。人們並沒有自私地去傳播他們的基因，是基因在自私地傳播自身。它們傳播的方式是構建我們的大腦。通過使我們享受生活、健康、友情和天倫之樂，基因購買了代表下一代的彩票，在我們進化的環境中它們的勝算很大。我們的目標，是基因複製自身這個終極目標的子目標。但這兩者是不同的。我們的目標，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和基因毫不相干，而是事關健康、愛人、孩子和朋友。
對身而為人的目標和基因自身目標之間的混淆，為我們帶來了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一本關於性進化的書的評論者抗議說，人類通姦與對應的動物行為不同，它不可能成為傳播基因的策略，因為通姦者採取了避孕措施。但我們在討論誰的策略？性慾不是人傳播基因的策略。性慾是人獲取性愉悅的策略，而性愉悅是基因來傳播自身的策略。如果基因沒有得到傳播，是因為我們比它們聰明。一本關於動物情感生活的書中抱怨道，根據生物學家的說法，如果他只是幫助親戚或交換各自所好，這兩者其實都是服務於一方基因的利益，那就根本不是真正的利他，而是某種偽善。這也是在混淆概念。正如藍圖並不一定是標出藍色的建築圖紙，自私的基因也不一定是指自私的生物有機體。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有時基因所做的最自私的事情就是構建了一個不自私的大腦。基因是劇中的一幕劇，而不是劇中演員的內心獨白。
進化心理學VS標準社會科學模型
本書的進化心理學是對我們知識傳統中關於人類心智正統觀點的背離，這種主流觀點被托比和考斯邁德斯冠名以標準社會科學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SSSM）。標準社會科學模型對生物學和文化做了根本的區分。生物學賦予了人類5種感覺、幾種驅力（如飢餓和恐懼），還有學習的一般能力。但根據標準社會科學模型，生物進化已經被文化進化所取代。文化是一種自治的存在現象，它具有一種令自身不朽的願望，並通過樹立期望和分配角色來實現這種願望。不同社會的文化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即使是標準社會科學模型的改良者也接受這種思路。生物學只不過“與文化同等重要”，改良者認為，生物學給行為做了“限定約束”，所有的行為都是二者的混合體。
標準社會科學模型不但成為知識界的正統，而且還佔據了道義上的權威地位。當社會生物學家首先開始挑戰它時，他們遭到了凶悍的反擊，其兇猛程度即使是以學術誹謗的標準來衡量也極不尋常。生物學家E.O.威爾遜（E.O.Wilson）在一次科學會議上被人澆了一壺冰水，學生們拿著手提大喇叭叫囂著要開除他，張貼海報鼓動人們在他的講座上鼓噪添亂。“科學為人民”以及“反種族主義、反智商、反等級社會大運動”這類組織發表了憤怒的宣言和連篇累牘的檄文。在《不在我們的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一書中，理查德·列文廷（Richard Lewontin）、斯蒂文·羅斯（Steven Rost）和列昂·卡明（Leon Kamin）影射了唐納德·西蒙斯的性生活，將理查德·道金斯的一篇辯駁文章篡改為語無倫次的昏話。道金斯提到基因時說：“它們創造了我們、身體和心智。”這些作者不斷重複地引述為：“它們控制了我們、身體和心智。”在《科學美國人》刊登一篇關於行為遺傳學的文章時（文章主題是對雙生子家庭和被收養的研究），他們將文章起名為《再談優生學》（Eugencis Revisited），暗指那場旨在改良人類現存基因的臭名昭著的運動。當該雜誌提到進化心理學時，他們將文章稱為《新社會達爾文主義者》（The New Social Darwinists），暗指19世紀那場將社會不平等歸因於資質稟賦差異的運動。即使是一位傑出的社會生物學實踐者、靈長類動物學家薩拉·布拉弗·赫蒂（Sarah Biaffer Hrdy）也說：“我懷疑是否應當在高中階段，甚至是本科階段教授社會生物學課程。社會生物學所傳達的整個信息都是導向個體的成功。這是馬基雅維利式的，除非學生已經具備了適當的道德架構，否則我們教這些可能會培育出社會惡人來。這倒是完全符合雅皮士們‘自我優先’的精神氣質。”
整個學術圈都加入了這場鬧劇，對可能需要在實驗室或實地反覆討論的實證問題乾脆進行投票表決。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對“牧歌般平等主義的薩摩亞人”的描繪是標準社會科學模型的一份奠基性文件，當人類學家德裡克·弗裡曼（Derek Freeman）證明她列舉的事實有驚人的錯誤時，美國人類學學會在他們的會議上投票表決，指責弗裡曼的研究結果是不科學的。1986年，20位社會科學家在一次名為“腦與侵犯性”的會議上起草了《塞維利亞反對暴力聲明》（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該聲明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採用，並由幾家科學組織共同簽署。聲明宣稱要“挑戰一些已被提出但未經證實的生物學研究結果，這些結果已被用來對暴力和戰爭進行合理化解釋，而解釋者甚至包括我們學界中的一些人”：
說“我們從我們的動物祖先那裡繼承了製造戰爭的傾向”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
說“戰爭或任何其他暴力行為是在基因上深植於我們人性中”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
說“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自然更傾向於選擇侵犯性行為而不是其他行為”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
說“人類有一個‘暴力的腦’”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
說“戰爭是由‘本能’或任何其他單一動機導致的”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
我們的結論是，生物學並沒有宣佈人類注定會進行戰爭，人性可以從生物學悲觀主義的奴役中被解放出來，被賦予信心來承擔國際和平年和未來歲月中所需要的改造性使命。
到底是什麼樣的道德確定感刺激了這些學者們去曲解引用觀點、封殺思想、對觀點提出者進行人身攻擊、以未經授權的組織或不得人心的政治運動給這些異見者抹黑，發動權威機構確立何為正確與錯誤的規則？這種確定感源於對人類秉性的3個假定含義的反對。
第一，如果心智有一個天生結構，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階層、性別，以及種族）就會有不同的天生結構。這就為歧視與壓迫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第二，如果諸如侵犯、戰爭、拉幫結派以及追逐地位和財富這些可憎的行為是天性，那麼它們就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好的。即使這些行為被認為不好，由於它們是基因決定的，沒辦法改變，所以試圖進行社會改革是徒勞無功的。
第三，如果行為是由基因導致的，那麼個人不應當為其行為承擔責任。如果強姦犯是遵從生物學的指令來傳播他的基因，那就不是他的錯。
大概除了幾個憤世嫉俗的辯護律師和邏輯混亂的半瓶子醋，他們都不大可能去讀《紐約書評》中的宣言，事實上沒有人得出這些怪異的結論。這些實際上被認為是無人指導的大眾可能會得出的推論，所以這些危險的觀點自身必須被壓制。事實上，這3個論斷的問題不在於其結論太令人生厭，因而任何人都不應當淪於這種觀點的立場。問題在於，根本就沒有這種危險立場；這些論斷是不合前提的推論。要揭示其錯誤，只需檢驗一下理論的邏輯，將科學問題與倫理問題區分開來即可。
我認為科學家不應當躲在象牙塔裡追求真理，而不受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干擾分心。任何一項涉及其他生命的人類行為都既是心理學的研究內容，也是道德哲學的研究內容，二者都很重要，但二者不可混為一談。關於人性的辯論已被一種思想惰性所攪混，這種惰性體現在出現道德問題時不願意進行倫理道德方面的爭論。這種趨勢不是根據權利和價值的原則去推理，而是套用現成的道德標準，或是宣傳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美好人性，乾脆省掉了我們對道德問題的爭論。
大多數的人性討論中的道德等式都很簡單：天生等於右翼，等於壞的。現在，許多遺傳論運動都是右翼的和壞的，比如種族優化論、強制絕育、種族滅絕、建立在種族和性別差別上導致的歧視，以及對經濟和社會等級差異的合理化解釋。標準社會科學模型的功績在於，它提供了一些理論基石，以供深刻的社會批判削弱這些實踐運動的基礎。
但這個道德等式錯的時候和它對的時候一樣多。有時左翼的實踐行動同樣是壞的，作惡者用標準社會科學模式對人的天性的否定來想方設法使他們的惡行合理化。異議觀點反映的不是導致不同結論的理性思想實踐，而是大相逕庭的文化產物，這種文化產物能夠被根除，方法就是再造社會，對被舊的養育方式所污染的人進行“再教育”，以及如果必要的話，從還是白板一塊的全新一代重新開始。
有時左翼立場是正確的，因為否定人的天性是錯誤的。在《心與智》（Hearts and Minds）中（1974年一部關於越戰的紀錄片中），一個美國軍官解釋說，我們不能將我們的道德標準應用在越南人身上，因為他們的文化不強調個人生命的價值，所以他們在家人被殺害時不會承受我們那麼大的痛苦。導演在播放這段引語時，選取的鏡頭畫面是在一位越南死者的追悼會上慟哭的哀悼者，它提醒我們愛與悲傷的普遍性直接駁斥了那個軍官令人厭惡的理論解釋。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候，負疚的母親一直在忍受著一些荒謬理論對她們的譴責，這些怪談將孩子們的每一種機能障礙或差異都歸咎於母親（母親的信息相互矛盾導致精神分裂，冷漠導致自閉症，專橫跋扈導致同性戀，放任導致厭食，母愛不足導致語言障礙）。痛經、孕期嘔吐、分娩疼痛被草率地解釋為女性對文化期望的“心理”反應，而不被當作正常的健康問題來治療對待。
個人權利的基礎是假定人們具有願望和需求，並且有權確定這些願望和需求是什麼。如果人們連表達的願望和需求只是一種可以被抹滅的刻痕，或是經由一種可被重新塑造的洗腦過程而得，那麼任何的凶殘暴行都可以為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因此，那些諸如邁克爾·福柯（Michael Foucault）和一些學院派女性主義者所提倡的、時髦的“解放式”意識形態令人啼笑皆非。他們援引社會適應性的“內化權威”“錯誤意識”或是“不真實偏好”來解釋這樣一個令人費解的事實：人們喜歡那些據稱是用來壓迫他們的東西。對人性存在持否定的態度，就和對其施以過多的強調一樣，都可以被扭曲成為替暴行開脫的思想基礎。無論是目的有害，還是觀點錯誤，我們都應當將之大白於天下，而不應將二者混淆。
那麼人類秉性的3個假定含義究竟怎樣呢？第一個“含義”——人類秉性意味著人類天生的差異——根本就沒什麼意義。我主張的心智設備是每一位神經系統正常的人都配備的。人們之間的差異與那套設備的設計無關。這些差異很有可能源於裝配過程的隨機變異或不同的生活經歷。即使這些差異是天生的，它們也可能是我們所有人的心智設備中的數量差異和微小變體（像是某個特定的模塊能夠多快地進行運作，哪一個心智模塊能在內心交戰時取得上風等），不一定就比標準社會科學模型所允許的先天差異種類（更快的通用-目的學習過程、更強的性驅力）更有害。
心智的普遍結構不僅在邏輯上是可能的，而且很可能事實就是如此。托比和考斯邁德斯指出了有性繁殖的一個基本後果：每一代中，每個人的設計圖都與其他人的混雜在一起。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性質上很相似。如果兩人基因組是根據不同種類的機器設計的，比如電動機和汽油發動機，新的混合成品就是一個不能工作的機器。自然選擇是一種物種內部的同質化力量，它消除了絕大多數宏觀設計變異，因為這些變異不是對現狀的改進。自然選擇確實有賴於曾經的變異，但是它取自這種變異並將之耗盡。這就是為什麼所有普通人都具有相同的身體器官，為什麼我們也一定都有相同的心智器官的原因。當然，人們之間也一定有微觀變異，大多是我們蛋白質的分子排列順序中的細微差異。但在身體和心智的功能性器官層面，人們的工作方式都是一樣的。儘管只要我們還活著，探究人們之間的差異就對我們有著永無止境的誘惑，但這些差異在我們理解心智如何工作時沒有好處。同樣，整個人群的平均差異——無論其來源如何——對於理解心智如何工作也都無甚幫助。
性別差異當然是另一回事。男女性器官的顯著差異提醒我們，性別不同可能意味著不同的設計，我們知道這種差異來自一個基因“開關”的特殊小裝置，它引發了一系列生物化學的連鎖反應，從而激活或抑制了整個腦和身體的基因大家族。我將會在其後列出一些證據，證明這樣的效應的確會為心智運作帶來若干差異性。作為又一個不鮮見於針對人類天性的學術政治的諷刺，這項受進化論啟發的研究所提出的性別差異緊緊圍繞著繁殖及其相關領域，這比起一些女性主義學派所驕傲宣稱的差異來說，要少討人嫌得多。這些“差異女性主義者”宣稱的內容包括：女性不用抽像的線性邏輯推理；她們不運用懷疑主義來處理問題。或通過嚴格爭論來評估思想觀點；她們對一般性道德原則以及其他侮辱，不做爭辯。
但最終我們不能只看誰被描繪得更順眼，問題在於，究竟是什麼造成了我們偶然發現的這些群體差異。這裡我們必須準備好進行一次道德爭論。基於種族、性別或族裔而歧視某個人是錯誤的。對於以上論點，我們可以運用許多與人群的平均特徵無關的方法，來對其加以辯護。可以爭辯說，因為個人不可控制的因素而剝奪這個人的社會福利是不公平的；或者遭受歧視的受害者對歧視的體會是一種極度痛楚的體驗；或者受害群體易於做出激烈的反應；或者歧視傾向於上升為像奴隸制和種族滅絕這樣的恐怖事件。那些主張扶持行動的人認同反向歧視是錯誤的，但他們爭辯說這是為了糾正更大的錯誤。所有以上這些爭辯，都不會因為任何科學家在未來可能會發現的任何新論據而受到半點影響。關於群體差異，必須有請格勞利亞·斯坦納姆（Gloria Steinem）發言：“真的沒有太多需要一個陰莖或者一個陰道的工作，所有其他的職業應當對所有人開放。”
關於人類天性的第二個假定含義是，如果我們卑賤的動機是天生的，它們就不可能壞到哪裡去。這個謬誤太過明顯，甚至都有了一個專門的名稱叫自然主義謬誤，這種觀點認為凡是自然中發生的都是對的。忘掉野生動物紀錄片中浪漫的胡說八道吧，那些片子裡所有的生物無論大小，其行為都是為了生態系統的更大福利與和諧。正如達爾文所說：“要記錄大自然笨拙、浪費、錯誤百出、低俗和可怖殘酷的工作，這個魔鬼的隨軍教士該怎麼寫這樣一本書啊！”一個經典的例子是姬蜂，它用蜂針將一個毛毛蟲蜇得不能動彈，將卵產在毛毛蟲的身體裡，這樣它的幼蟲能夠從裡面慢慢地蠶食光毛毛蟲活著的肉體。
像其他物種一樣，智人也幹著卑劣的行當。從《聖經》到現在，有記載的歷史中充滿了謀殺、強姦和戰爭；誠實的民族學研究顯示，現今與世隔絕的原始人群像我們其他現代人一樣野蠻殘暴，而遠不是高貴和平。喀拉哈里沙漠的！Kung人常被認為是相對愛好和平的人，確實如此，如果與其他現存的原始人群相比的話：他們的謀殺率僅僅與底特律的一樣高。我的一個語言學家朋友研究亞馬孫雨林的Wari人，他知道他們的語言中有一個詞彙表示可吃的東西，其中包括任何不是Wari人的人。當然人類並沒有一種“戰爭本能”或是一個“暴力的腦”，像《塞維利亞反對暴力聲明》中所言，但人類也並不一定有一個愛好和平的本能或非暴力的大腦。我們不能將所有的人類歷史和人種史都歸功於玩具槍和超級英雄的卡通形象。
這意思是說，“生物學宣告了人一定會進行戰爭”（或強姦、謀殺或成為自私的雅皮），任何對減弱這種宿命的樂觀都會被扼殺嗎？沒有人需要科學家來說明一個道德觀點：戰爭無益於孩子和其他生命的健康。也沒有理論證明：某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某段時間比另一段時間更加太平，所以我們要試著瞭解和效仿那是怎麼做到的。沒有人需要《塞維利亞反對暴力聲明》這樣的陳詞濫調或者假情報，聲稱未發現動物之間有戰爭，以及動物的統治等級制度是一種令群體受益的凝聚和親密形式。瞭解人類惡毒心理的現實不會傷害什麼，因為這麼做是值得的。模塊組合的心智理論既承認導致惡行的天性動機，也承認能夠避免惡行的天性動機。這並不是進化心理學的獨家發現，所有的主要宗教都認識到，心智活動常常是一場慾望與良知之間的鬥爭。
當提到改變壞習慣的希望時，傳統智慧再次需要被逆轉：複雜人性論比標準社會科學模型的白板說承認更多要改變的範疇。一個結構豐富的心智允許大腦中進行複雜的交涉協商，一個模塊能夠破壞另一個模塊的醜惡設計。而在標準社會科學模型中，撫育常被說成具有一種潛移默化、無法逆轉的力量。“是男孩還是女孩？”是我們關於新生兒問的第一個問題，從那時起，父母對待兒子和女兒的方式就有所不同：他們對男孩和女孩的撫摸、安慰、餵母乳、縱容和講話的數量與程度都不一樣。照這樣看來，除非我們在每一個產房裡派駐育嬰警察，防止母親使用男女有別的方法對待嬰兒，那這樣一代傳一代的行為模式循環將是牢不可破的。文化會宣判女性天生次等，我們將受縛於文化悲觀論的奴役，懷疑自己無力承擔變革性的任務，仰天浩歎，無能為力。
自然並沒有主宰我們應當接受什麼，或者我們應當如何生活。有說法認為，自然選擇設計女性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撫育孩子長大成人，而設計男性和女性就是為了異性交媾。對這些陳詞濫調，一些女性主義者和同性戀激進分子做出了憤怒的回應。他們從這種說法中看出了性別歧視和憎惡同性戀的隱含內容：只有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才是“自然的”，非正統的生活方式將遭到譴責。例如，小說家瑪麗·高登（Mary Gordon）嘲笑了一個歷史學家認為所有女性的共同之處就是生育孩子的能力，她寫道：“如果界定成為女性的性質是生育孩子的能力，那麼不生孩子（像比如弗羅倫斯·南丁格爾和葛麗泰·嘉寶就沒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沒能履行天命了。”我不大明白“界定成為女性的性質”和“履行天命”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我確實知道，幸福和美德與自然選擇如何令我們在祖先的環境中勝出沒有絲毫關係。這是由我們來決定的。我這麼說並不是虛偽，儘管我是一個正統的異性戀白人男性。自從我具有了生育能力以來，我一直主動地選擇不生小孩（到目前為止），而將我的生物資源揮霍在閱讀和寫作、做研究、幫助朋友和學生以及繞圈慢跑上，全然不顧傳播基因的神聖指令。按照達爾文主義的標準，我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可悲的失敗者。如果說我是酷兒國的正式成員，別人不會有絲毫懷疑。不過我高興這樣做，如果我的基因不喜歡，它們盡可以跳湖去。
最後，將壞行為歸罪於基因怎麼樣？E.O.威爾遜在一本書中寫道，男性對一夫多妻制的願望要比女性對一妻多夫制的願望強烈得多；而神經科學家斯蒂文·羅斯在評論這本書時譴責威爾遜，說他真正的意思其實是“女士們，不要怪罪你們的丈夫四處留情，他們在基因上就是被這麼設計的，這可不是他們的錯”。羅斯自己與列文廷和卡明合著的書叫《不在我們的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書名是暗指了莎翁的《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
男人，在某段時間裡，是他們命運的主人；
過錯，親愛的布魯特斯，不在我們的星座中，
而在於我們自身……
對卡西斯來說，被認為導致人類過錯的設計不是遺傳基因，而是星相。這就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任何行為的原因，不僅是基因，都提出了自由意志和責任的問題。解釋行為與將行為歸咎他因的差異是道德推理的古老主題，這體現在格言“理解就是不諒解”中。
在科學時代，“理解”意味著嘗試將行為解釋為不同因素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這些因素包括：基因、腦的解剖結構、生物化學性狀、個人的家庭教養方式、社會對待他的方式和衝擊個體的刺激物。果不其然，這些因素中的每一個，不只是星座或基因，都已經被不當地引用為我們過錯的來源，而且斷言我們不是我們自身命運的主宰。
1.基因。1993年，研究人員確定了一種基因，它與無法控制的暴力勃發有關。（“想想它的含義吧，”一位專欄作家寫道，“或許有一天我們就會有根治暴民的良藥”。）之後不久就自然出現了這樣的頭條：“男人的基因使他去殺人，他的律師如此辯護。”
2.腦的解剖結構。1982年，一位證人出席了用精神失常理由為約翰·亨克利（John Hinckley）的辯護，他是一位專家。亨克利槍擊總統裡根和其他3名男性，目的是為了給女演員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留下深刻印象。專家辯稱，對亨克利腦部的計算機斷層掃瞄（CAT）顯示他的腦溝加寬，腦室變大，這是精神分裂症的一個徵兆，也就是他有一種心理疾病或缺陷，而他的行為可以歸咎於此。法官排除了這項證據，但神智失常的辯護自此廣為流傳開來。
3.生物化學性狀。1978年，丹·懷特（Dan White）從聖弗朗西斯科顧問委員會離職後，步入喬治·莫斯庫恩（Mayor George Moscone）市長的辦公室，懇求復職。在遭到莫斯庫恩的拒絕後，懷特開槍將他射死，然後又沿著大廳走到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顧問的辦公室，將他也射殺。懷特的律師成功地辯稱在懷特犯罪的時候他已缺乏控制能力，而並不是預先策劃了犯罪行為，因為他耽於進食甜膩的垃圾食品，而摧殘了他大腦裡的化學物質。懷特被判衝動性過失殺人，在獄中服刑5年，這要歸功於他臭名昭著的“甜點抗辯”策略。與之類似，還有一樁名聞遐邇的“經前綜合征抗辯”，狂暴的荷爾蒙為一位外科醫生開脫了罪責，這位外科醫生在警察攔截她酒後駕車時攻擊了警察。
4.個人的家庭教養方式。1989年，萊勒和埃裡克·門內德斯（Lyle and Erilk Menendez）兄弟衝入他們百萬富翁父母的臥室，用散彈鎗殺死了父母。在炫耀了幾個月他們的新保時捷和勞力士之後，他們承認槍殺了父母。他們的律師辯稱，此案應作為陪審團懸而未決的案子，並稱被告屬於自我防衛，儘管事實是，當時手無寸鐵的受害者正躺在床上吃著草莓和冰激凌。律師說，由於多年來遭到父親在身體、性和情感方面的虐待，門內德斯家的男孩們精神上已經受到了創傷，以至於相信父母將殺死他們。在1996年新的審判中，兄弟二人被認定謀殺罪成立，被判無期徒刑。
5.社會對待他的方式。1994年，柯林·弗格森（Colin Ferguson）登上一列火車，開始隨意槍擊白人乘客，射殺6人。激進律師威廉·昆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準備援引“黑人爆發綜合征”來為他辯護，該理由意指一個種族主義社會中的非裔美國人在不斷積蓄的生活壓力下，可能會突然爆發。弗格森拒絕了這個提議並在此案中自我辯護，結果不成功。
6.衝擊個體的刺激物。1992年，一位等待執行的死刑犯申請上訴法院減輕對他強姦和謀殺罪的判罰，因為他是在色情作品的影響下才犯罪的。這種將對女性的暴力犯罪歸咎於色情作品的辯護對女性主義學派是一種諷刺，它對強姦的生物學解釋減輕了強姦犯的責任。
隨著科學不斷進步，對行為的解釋變得不那麼充滿奇思妙想，“令人髮指的脫罪行為”（丹尼特語）卻越來越可能發生。如果沒有一種更清晰的道德哲學，任何的行為理由都可以被用來削弱自由意志，進而削弱道德責任。無論科學究竟發現了什麼，科學似乎都注定要不斷蠶食意志，因為科學的解釋方式與意志背後無理由因果的神秘概念無法相容。如果科學家想要證明人具有自由意志，他們需要找尋什麼呢？難道是大腦裡隨機發生了一些神經信號，這些信號經過其餘部分不斷地擴大，最後產生了行為？但一個隨機事件並不比一個法律事件更符合自由意志的概念，也不能作為長期尋求的道德責任範疇。如果一個人的手指被固定連接在一個輪盤賭的轉輪上，當這根手指被牽著扣動扳機時，我們不能判定這人有罪；那如果這個輪盤賭轉輪在他的腦袋裡，為什麼就該有所不同呢？另一個不可預測的起因也會導致同樣的問題，這個起因也被建議作為自由意志的來源，這就是混沌理論。它也是老生常談。一隻蝴蝶振動翅膀會引發一系列效應擴大性事件，最終積聚成為一場颶風。會導致行為颶風的一次腦中振翼，如果能被找到的話，也將仍是一個行為緣由，而不適合於作為道德責任基礎的無起因自由意志的概念。
要麼將所有的道義都廢除為不科學的迷信，要麼我們找到一種方式將因果關係（遺傳與否）與責任和自由意志調和。我懷疑，我們的困惑永遠也不會徹底解決，但我們一定可以調和一部分。像許多哲學家一樣，我相信科學與倫理是這個世界上相同的存在實體之間運行的兩個獨立系統，就像撲克和橋牌是用相同的52張牌所玩的不同遊戲一樣。科學遊戲將人們看作物質實體，它是通過自然選擇和神經生理學引發行為的物理過程。倫理遊戲將人們視為同等的、有感覺的、理性的和有自由意志的行為者，它是通過行為的固有性質或其後果來分配道德價值的計算。
自由意志是人類的理想化，從而使道德遊戲能夠玩得下去。歐式幾何需要像無限的直線和完美的圓圈這樣的理想化模型，它的推理是合理並且有用的，儘管實際上並沒有無限的直線或完美的圓圈。這個世界非常接近於公理能夠實際應用的理想狀態。與之類似，倫理理論需要像自由、感覺、理性、同等的行為人，而其行為無前因這樣的理想化模型，它的結論是合理而有用的，即使從科學的視角看，這個世界沒有無前因的事件。只要邏輯推理還沒有被徹底脅迫或是出現功能障礙，這個世界就足夠接近自由意志的理想化，令道德理論能夠得到有意義的應用。
科學和道德是兩種不同層面的思維。只有把它們看作是兩種不同的觀點，我們才有可能同時擁有兩者。假如只有在人群所表現出的平均能力都是一樣時，歧視才是錯誤的；如果僅當其行為不可思議時，人們才為其行為負責，那麼，要麼科學家們必須準備去捏造他們的數據，要麼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準備放棄我們的價值觀。科學的爭論將會變成《國家諷刺》雜誌的封面所展示的那樣：一隻小狗被槍頂著它的頭，標題是《買這本雜誌，否則我們就殺了這隻狗》。
將行為的因果解釋和道德責任分割開來是一把雙刃劍。在這一爭論人性和道德的大戲裡，最新的變化是來自所謂的同性戀基因的發現，即一種顯示某些男同性戀取向的染色體標記，遺傳學家迪恩·哈默（Dean Hamer）將其識別出來。令《科學為人民》的擁躉們困惑的是，這次是遺傳學解釋在政治上正確了。它駁斥了右翼分子，如丹·庫埃勒（Dan Quayle），庫埃勒曾說同性戀“更像是一種選擇，而不是生物學的狀態。它是一種錯誤的選擇”。認同男同性戀基因的人認為，同性戀不是一種同性戀者應當承擔責任的選擇，而是一種他們無法控制的非自願取向。但這個推理是危險的。有人認為同性戀基因影響某些人去選擇同性戀。就像所有好的科學一樣，哈默的結果或許有一天會被證偽，到那時我們將站在什麼立場？對同性戀者根深蒂固的偏見就對嗎？反對迫害同性戀者的論爭一定不能建立在同性戀基因或同性戀大腦上，而要基於人們享有權利可以去做私人之間達成共識的行為，而不應為此受到歧視或騷擾。
將科學與道德推理分置於不同的領地也是我反覆把心智比作機器、把人比作機器人背後的原因。這樣會不會將人類去人性化和客觀化，使我們把人們當作無生命的物體呢？就像一位人文學者曾經在網絡上所寫的，難道這不會否定所有人類所能感受到的經驗，而讓我們最終將“他”和“它”視為一體，進而為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嗎？不會，除非這個人的心智素養水平已經高到使其不能在不同的場合之間轉換角色，從而根據不同的目的來將人們加以概念化。一個人是一台機器，還是一個有感覺的自由行為人，這取決於討論的目的；正如他是一個納稅人、還是一個保險推銷員、一個牙科病人以及飛機上的壓艙物，這取決於討論的目的。機械學的例子使我們能夠理解是什麼讓我們持續運轉，以及我們是如何適應自然宇宙的。當這些討論結束之後，我們再回過頭把每個人都當作自由高貴的人來談論彼此。
將道德和政治目的的科學心理學混淆，以及由此導致的相信心智無序的壓力，已經在學術界和現代思想話語圈中像病毒一樣傳播開來。我們許多人都曾感到不解，不知道為什麼人文學界轉眼間便籠罩在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教義的掌控之下，客觀性是不可能實現的，意義是自我衝突的，現實是被社會構建的。當我們在考察一些典型的陳述時，可以看出，這個動機愈發明顯，如“人類建構並利用了社會性別——人類能夠解構和停止利用社會性別”，以及“異性戀/同性戀的二元論不是自然固有的，而是被社會建構的，因而也是可以被解構的”。現實不認可分類、知識和世界本身，故而現實也可以拒絕接受社會性別、種族和性取向的刻板印象。這種教條基本上是用一種迂迴的方式來得出結論，它認為壓迫女性、同性戀者和少數人群是壞的。這種非“自然固有”即“社會建構”的二分法表現出了想像力的貧乏，因為它忽略了第三種可能：一些範疇是被設計來與自然固有的東西緊密配合的，它們是複雜心智的產物。
在標準範式的教義之下，身處主流的社會評論家也可以得出許多荒謬的結論。小男孩被鼓勵去辯論與爭鬥。孩子們學會將甜品與愉悅聯繫在一起，因為父母用甜品作為吃菠菜的獎勵。十幾歲的青少年攀比長相和打扮，因為他們效仿拼寫大賽和獲獎慶典中的榜樣們。男人被社會化到相信性愛的目的就是為了一次高潮。80歲的老嫗被認為沒有20歲的姑娘更有外表上的吸引力，是因為我們的陰莖崇拜文化將年輕女孩轉化成慾望的膜拜物。不只是沒有證據來證明這些令人瞠目的說法，而且我們很難相信，這些說法的提出者在內心深處會相信他們自己所說的。這種主張在提出時都未曾考慮它們是否正確，它們是我們時代的現世教義問答的一部分。
當代社會評論建立在對心智的過時概念構架上。受害者在壓力下爆發，男孩們被訓練成習慣於做某事，女人們被洗腦後看重另一些事，女孩們被教育要如此如此。這些解釋都從哪裡來？它們來自19世紀弗洛伊德的水力模型，行為主義分泌唾液的狗和會按鍵的小鳥，劣質冷戰電影中操縱心智的場景，《父親最清楚》（Father Knows Best）中天真、順從的孩子們。
但當我們環顧四周時，我們感覺到這些過於簡化的理論都不符合事實。我們的心智生活是一個派系競爭的嘈雜議會。在對付他人時，我們推測他們同我們一樣複雜，我們猜測他們在猜測我們在猜測他們在猜測。孩子們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公然反抗他們的父母，並使父母所有的期望受阻：一個孩子克服可怕的環境，過上了滿意的生活；另一個孩子得到了各種舒適生活，長大後卻沒有任何緣由成為叛逆者。一個現代國家放鬆了它的管制，它的人民充滿熱情地繼承了他們祖父輩之間的相互仇殺。還有，我們仍沒見到機器人出現在我們的身旁。
我相信，一個由自然選擇設計的、許多計算組塊構成的心理是我們掌握心智如何工作的最佳途徑，這是它為什麼如此複雜的原因。但我沒想著單憑這一章簡短的開場白就說服你。證據必須來自對問題的洞察，這些問題包括立體圖如何工作，什麼令風景優美，為什麼我們覺得吃蟲子噁心，以及為什麼男人殺死疏遠他們的妻子，等等。到現在為止，無論你是否已經被這些論證說服，我都希望它們能激發你的思考，讓你對接下來我要做出的解釋產生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