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的心理學研究範圍包括對人的畢生發展變化的考察，這個研究範圍反映了一個與當代許多心理學家不同的觀點。其原因顯然在於他們受到弗洛伊德式思維的影響，他們對嬰兒、兒童和青少年的論述被稱為發展心理學。最初西方的發展心理學主要是描述一個人從出生到兒童期和青少年期的心理發展。實際上，榮格對發展的主要興趣在於成人晚期的發展過程——35歲或40歲之後——榮格稱之為「人生的後半期」。這個發展過程的終極點就是個性化，應該承認，這是榮格對健康心理學的獨特貢獻。榮格把人的一生發展劃分為這樣幾個時期：（1）人生第一年；（2）童年期到青春期；（3）青春期到整個成年期；（4）老年期。後來，在他撰寫的《人生的階段》一文中又對此做了修改。
1.嬰兒期和兒童期
如果讀者諳熟弗洛伊德的著作，就會發現榮格對嬰兒期和兒童期的論述相對較少。在榮格的晚年，他似乎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許多思想，例如，他對嬰兒性心理發展的思想就有所保留。但他總體上仍傾向於陳述與弗洛伊德相背離的觀點。對榮格來說，嬰兒期的性心理剛剛開始萌芽，並且是「多價的」，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斷言的是一種「形式多樣而又邪惡的傾向」。
榮格認為，兒童對性的興趣導致了兒童特有的心理矛盾。然而，他堅持認為，兒童最終的目標是解決這些矛盾，而不是獲得像成人性行為那樣的即時目標，嬰兒性行為通常是「竭力為朝向思維發展……而不斷努力」，[1]是為了正確地形成性的概念——以解決心理矛盾。
在榮格與弗洛伊德開始分道揚鑣的1913年，他發表了《精神分析的理論》一書，在這本書裡，他把人的一生僅僅劃分為三個階段，這和弗洛伊德的兒童性心理發展理論是不同的。榮格對這三個階段做了這樣的描述：
「第一個時期包括人生的頭幾年，我稱之為前性慾階段。它與蝴蝶的蠶蛹期相仿，並且從廣義上講，是以營養和生長為特徵的。
「第二個時期包括兒童期的後幾年到青春期，可稱之為前青春期階段。在這一階段，性行為開始萌芽。
「第三個時期指從青春期到成年期，可稱之為成熟階段。」[2]
榮格對嬰兒期和兒童期的大多數論述可見其《人格發展》一書。在這本書中，他從兒童與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的關係、兒童心理發展中潛意識的意義，以及兒童心理病理學的角度論述了兒童心理發展的過程。此外，他還花費了相當的時間致力於解釋由父母所提供的兒童的夢和成年病人所回憶的兒童時期的夢。通過他的這些解釋和他所提供的臨床資料，榮格為我們理解兒童以及理解成人所具有的孩子般的特性做出了貢獻。在這一部分我們主要討論榮格的有關兒童心理發展的概念，由於其中的很多思想是由榮格的學生所闡發的，並且這些思想又直接來源於榮格的思想，所以在這裡對榮格概念的論述較多。
根據榮格的心理發展概念，在人生的最初一兩年中，兒童被完全密閉在集體潛意識中。因而對外部意識世界茫然無知。在這種狀態中，嬰兒沒有「民主的自我意識，正因如此，最初幾年難以在記憶中留下任何痕跡」[3]。
這個時期，嬰兒可能主要依靠他對父母的意象來體驗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內容。兒童在實際生活中接觸到自己的生身父母，從而逐漸放棄自己與原型父母的聯繫。在榮格看來，這個轉化過程是逐漸發生的。當兒童心理發展是健康的時候，隨著時間的斗轉星移，對成長中的兒童來說父母不再是神聖的，兒童對父母的反抗開始出現。如果兒童心理發展受盡磨難，或者由於父母病逝、離婚，那麼兒童很可能就無法與集體潛意識的原型意象分離，因此也無法把父母和其他人視為有限的存在。這樣，兒童可能會產生病理性恐懼。在臨床心理學研究中不斷出現的有關「客體關係」的文獻資料表明，兒童心理發展中出現的許多問題，甚至成人期的很多問題，往往起源於兒童早期各種父母——兒童間的相互作用。
隨著兒童的成長，兒童出生頭幾年到5歲左右往往在幻想中維持著與原型世界的聯繫。根據韋克斯的一項研究，這個時期的兒童可能創造一個想像中的遊戲夥伴或同伴，這個同伴「之所以被引入現實是由於心理的需要」[4]。韋克斯（F.Wickes）的著作最初是在1927年發表的，儘管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兒童脫離現實具有危險性，但她認為，這些想像中的同伴對兒童心理發展來說是正常的和富有建設性的。韋克斯的著作出版後，一個長期追隨她的心理學家小組的研究支持了她的觀點。根據20世紀70年代蓬斯的調查報告，卡爾德拉等心理學家們的研究發現，他們所觀察的3歲和4歲兒童中，絕大多數的人具有想像中的遊戲夥伴。被試共141人，來自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幼兒學校和白日護理中心。這些研究者對兒童進行了觀察、測驗和談話，並要求兒童的父母填寫詳盡的問卷。這項研究兒童的報告表明，65%的兒童具有想像中的同伴；父母的報告則表明55%的兒童具有這樣的同伴。這項研究的意義在於，它不僅證實了榮格關於兒童與潛意識原型關係的論述，而且對理解兒童的心理發展和培養健康人格具有積極的參考價值。具體地說，有想像同伴的兒童在心理發展上完全不同於其他兒童。他們的攻擊性較少而合作性較多；喜歡微笑，對他們所關注的事物更能集中精力；他們很少感到厭煩而且其言語更為豐富和規範，這種現象在男孩中更為明顯。
在後榮格學派的分析心理學家中，對人生第一年的心理發展過程做最詳盡解釋的是M.福德漢姆以及榮格分析學家中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吸收了英國的新精神分析學家克萊茵理論中的不少思想。克萊茵出生於維也納，是一個自學成才的精神分析學家，1926年她遷到英國，並在那裡發展了兒童精神分析。克萊茵不完全贊同弗洛伊德的觀點，而且和他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有過理論觀點上的爭論，所以她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有些距離，尤其是她「特別強調嬰兒性行為的更為早期（前性器官期）的模型和死本能（攻擊性）」。
在克萊茵的帶動下，英國的後榮格學派假定，人生第一年中，自性被「分解」為無數的碎片，並且其中的一些形成了意識自我。自我的形成始於嬰兒身體需要與環境間的不協調。當嬰兒的需要未得到完全滿足時，他就開始產生與保育者（通常是母親）的分離；嬰兒的手指和腳趾是他自己的一部分，而母親的乳房則與兒童分開。隨著兒童逐漸長大，他學會了把母親的形象和其他人區分開來。當自我從原始的對母親的潛意識認同中分離出來時，自我的碎片便形成了一個更為緊湊而有組織的小島，在個體和集體潛意識這一片汪洋大海的包圍之中存在下來。按照這種觀點，意識的自我是從潛意識的自性中產生的，因而，自性是自我的先驅，根據後榮格學派的著名代表傑哈德·埃德勒的說法，自性成為自我發展的嚮導。任何心理空間中，自性都要以某種方式受到投射。例如，兒童的玩具娃娃、玩具小熊，或者任何能被兒童當作玩具的東西，都可以被視為自性的投射。
在榮格關於意識自我發展的思想中，其中最獨具特色的思想是在「與對立物分離」過程中的意識起源的概念。通過這個概念，他似乎向人們說明，我們必須承認人生並不是完美無瑕的。或者說，它充滿了由「各種對立物」所導致的緊張和矛盾衝突，如光明和黑暗，「我與你」，善與惡等。
在西方神話中，《聖經》中伊甸園的故事是意識萌發的神話想像。意識的起源被描述為吃了善與惡這棵真知樹的果實。吃掉禁果後，第一個男人（亞當）和女人（夏娃）睜開了眼睛，他們發現自己赤身裸體，於是就有了羞怯感。也就是說，他們變得能夠覺察到自己是獨立的、脆弱的人。這種覺知無論在過去還是在現在都是意識的開端。同時，正如魔鬼撒旦所預言的那樣，他們變得「與上帝一般，能知曉善和惡」。他們成了有意識的成人，能理解和遭受善與惡的對立。榮格關於意識自我起源於潛意識自性的觀點實際上類似於西方的這種宗教傳統，只不過在表達形式上，榮格的觀點更多地帶有哲學的蘊涵，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底蘊。
由於自我力量的積蓄，它逐漸與原型世界分離。一些後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認為，兒童的「真正出生」發生在（生後）第一年末，它標誌著一個完整的自我已形成。兒童從原始的狀態——一體化的混沌狀態中浮現出來，並進入母權制階段，也就是與母親建立親密關係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兒童生活在「與善母（原型）的認同情景中，而且有力量在一定限度上同化消極的體驗，或發洩這種體驗」。但是，當消極體驗的力量太強而無法同化和發洩時，「惡母就在兒童心目中形成，並且對兒童與其身體、自性及其所有方面關係的……發展產生干擾」[5]。
榮格發現，在3至5歲之間的某一時刻，自我發展的第一階段即告完成，因此，「早期嬰兒記憶缺失這種極度的黑暗狀態，或者說，意識的非連續性，會由於出現了記憶的個別連續性而開始見到光明」[6]。這個發展階段的完成表明兒童不再用第三者的身份指代自己，而開始運用第一人稱代詞。這表明兒童的自我已經開始發展，出現了邏輯思維的萌芽，能夠客觀地看待自己了。
在榮格的概念中，自我的發展可能貫穿人的一生，也就是說，這個發展過程遠在弗洛伊德所說的人格基本確立的年齡（約6歲）之後。但是，兒童從最初幾年到青少年初期，在與環境的各種複雜聯繫中，才建立了鞏固的自我。從兒童早期到中年，自我從集體潛意識中浮現出來，此後就不再關注潛意識的自性。
雖然榮格是憑借他對情結的研究起家的，但在榮格關於兒童早期發展的觀點中，他似乎從未接受弗洛伊德所極力宣揚的俄狄浦斯或伊萊克特拉情結的普遍適用性。這兩種情結的意思是，兒童喜歡與異性父母接觸，並渴望排斥同性父母。榮格認為，對兩種不同性別的兒童來說，與母親的關係都是主要的。他摒棄了弗洛伊德關於生殖器性行為的錯誤解釋，而代之以認為兒童留戀並想回到與母親合為一體的原始狀態，也就是說，重新成為母親身體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中，男孩有渴望與母親性交的幻想（當然，人們一定會驚歎，這樣幼小的兒童竟有性交的概念），而女孩則具有「陰莖嫉妒」。如果這兩種情結確實存在的話，兒童就會在生活中表現出與異性父母更親近（阿德勒曾假設了「男性抗議」這個概念，即女性對男性在家庭和世界中已有地位的嫉妒。這個觀點好像支持和適合榮格的觀點，而和弗洛伊德的觀點相牴觸）。
榮格並沒有論述兒童是怎樣或在什麼時候把她或他與母親的親密接觸轉移到父親身上的。但是，後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卻假定，這是一個新的階段，可以稱之為從母權制向父權制轉化的階段，當兒童從最初與母親的親密關係中分離出來，即從母親原型占支配地位的言語和符號的斷乳中擺脫出來，而父親原型占支配地位時，這個階段即告開始。這個轉化的標誌在於，兒童的獨立性和對家庭以外世界的意識逐漸增強。相反，在這一階段如果兒童與父親的關係不好，就會阻礙兒童心理的正常發展。
2.青年期（從青春期到中年）
榮格認為，在這一時期，年輕人力圖擺脫對父母的依賴。他們要尋找同年齡的夥伴，要建立自己的家庭，要在社會上取得一定的地位。由於這一階段是人生奮鬥的時期，是精神覺醒的時期，因此，榮格把這一時期稱為「心靈的誕生」時期。這一時期的重要任務是克服童年期的意識狹窄現象，努力培養自己的意志力量。同時，榮格告誡人們，在這一時期，不要過分迷戀青年時代的價值觀，否則，他在人生的後半部分還會發生心理障礙，不利於實現個性化。從這個意義來說，它是為下一階段的人格健康發展做準備的時期。
榮格雖然對這一時期的心理發展情況做了原則性的說明，但他並沒有細緻地加以解說。這種解說是由後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們來完成的。例如，紐爾曼（E.Neumann）確立了兒童期的三個階段（混沌狀態、母權制狀態和父權制狀態），這是對上一個時期兒童心理發展過程的細化，但卻沒有對以後的發展加以說明。埃丁格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第四個階段，即一體化階段，他解釋說：
「這是心理整合中決定性的一步，心理整合要求對立物的和諧一致：如男性與女性，法律與性愛，意識與潛意識，精神與物質。在青年人的個體發展中，這個階段與逐漸顯露的和青春期的女孩子建立聯繫的能量相一致，其後即導致對某特定女性的愛慕並最終結為伴侶。」[7]
儘管紐曼把兒童心理「真正出生」的年齡定在生理出生後一年左右，但榮格確認的「心理出生」卻發生在伴隨「意識從父母身上分化……（和）性慾爆發」的青春期。他沒有指出意識是什麼時候從父母身上分化出來的。也許這個過程的出現對榮格來說並不難理解，或者他把這個分化過程歸入了關於意識自我的主張中，他曾經結合「性慾爆發」談到這一點。
「生理變化是由心理革命所伴隨的。對各種身體表現來說，對自我給以如此的強調，會使自我變得無節制或無修飾。這一時期有時被稱為『難以容忍的年齡』。」[8]
根據許多榮格派追隨者的觀點，如果文化能提供一種合適的儀式，就像許多前文化社會的宗教儀式那樣，那麼，這個「難以容忍的年齡」——青春期——無論是對年輕人還是對其他人來說，就可能變得更能容忍了。事實上，與西方現代社會的文化相比，在前文化社會裡，達到性成熟的年輕人被認為與成人期更接近，他們不再被看作不懂事的孩子，並且開始接受成人的訓練，參加和成人一樣的活動。這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發展顯然是有一定益處的。
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宗教儀式曾經程度不同地起到過這種作用，例如，基督教的洗禮和猶太人的成人儀式，曾為許多年輕人提供了標誌生理或心理成熟的里程碑。現在，雖然一些有組織的宗教成員仍能見到這些儀式，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年輕人即使承認這種方式，他們也很少把這些儀式看作具有原來的那種承上啟下的意義。相反，現代社會中那些教育的和個人的里程碑，諸如獲得駕駛執照、高中畢業、離家去打工、上大學或參加工作等，已成為很多年輕人更為有效的儀式過程。對某些人來說，儀式只是結婚的需要，因為這意味著建立了一種新的關係，具有了另外的責任。然而，從兒童期到成人期的過渡性儀式仍然缺乏，或許這就是現代社會許多青年人熱衷於參加宗教禮拜或加入某些社會團伙，試圖使用毒品來改變思想的原因。後榮格學派分析學家馬迪曾運用美國印第安人的「幻想調查」作為潛在、有效的儀式過程對瑞士籍的和非印第安人血統的美國年輕人進行了實驗。儘管不同印第安部落的發展不盡相同，但基本的題目均限於祈禱、齋戒、對夢的關注，以及對事物發生的坦率程度上。馬迪發現，在沒有使用毒品的情況下，這種對自己的對抗滿足了某些現代青年對儀式體驗的要求。
在闡述人格類型學說時，榮格曾經假定，在態度（內傾-外傾）和功能（思維-情感和感覺-直覺）類型上的高度片面性是大多數青年人的特徵。為了在世界中生存，年輕人必須具備一種或兩種佔優勢的功能而使自我富有力量，這就是產生片面性的原因所在。因而，年輕人在自己的主要態度和功能類型方面花費了大量的心理能量，而對不佔優勢的態度和功能類型則很少予以關注。年輕人所表現出來的個性和朝氣就是這種片面性的表現。
不過，近年來一些榮格的追隨者卻認為，對內傾的年輕人來講，社會文化的要求使那些「先天」即占主導地位的態度類型更難以發展。特別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滿足社會文化的要求需要高度的外傾，或許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表現得更外傾的一個原因。當然，儘管這個假說不無道理，但它尚未得到經驗性的證實，即沒有發現年輕人更為外傾，老年人更為內傾。以下是關於這種論點的一些實驗研究：
布洛克（Bullock）曾組織一項取樣代表性更強的研究。他選取了558名被試，年齡在17~75歲之間，被試的性別、種族和社會地位和在人口總體中的情況類似，男性與女性，黑人與白人，以及白領和藍領人員均各佔一半，被試選自美國新澤西州和密西西比州的21個不同的場所。用梅-布類型指標對他們進行了測試，測試的得分表明，沒有發現內外傾維度在年齡上有顯著性差異。
斯蓋弗的研究中有一項依據年齡進行的人格類型分析。與榮格學派的理論形成對照的是，她發現，35歲或略小於35歲以及超過35歲的被試，其內傾性有輕微的下降。在格雷-威爾賴特測驗上的比例分別是40%（35歲及以下）、31%（35歲以上），二者沒有顯著性差異。在梅-布類型指標測驗上，其比率分別是41%和24%，差異在0.05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然而，斯蓋弗的數據是從選修榮格心理學課程的人身上收集的。因而，她所報告的內外傾比例可能只適用於對榮格思想有興趣的年輕人或年長者，而不適用於一般人。
格雷在20世紀40年代所做的早期研究結果似乎支持外傾性隨年齡下降的理論。他運用為建立格-威測驗所設計的一系列研究而積累的一千名被試。他們的年齡在10到80歲之間，而且性別比剛好男女各半。在他們看來「被觀察的被試是未經選擇的，問卷中的問題是日常可見的」。雖然格雷僅以曲線的形式報告數據，但研究結果顯示，在0.004的置信水平上，外傾者的平均分數從20歲的50分左右下降到70歲的43分左右。不過，一些研究者認為，儘管本研究的樣本很大，但由於被試的選取沒有隨機化，因此，必須慎重地對待這項研究的結果。
有一個研究是瑞士的一些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進行的。由於瑞士的社會文化環境和美國不同，因此，即便是對年輕人，那裡的社會文化似乎也並不要求他們過分外傾。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與美國一些研究中的被試相比，其年少組具有更強的外傾性。這項研究中的646名被試處於不同的年齡組和社會背景。研究者沒有說明被試是如何收集的，但其年齡在15歲至30歲之間，並且對樣本中受教育較多的人「重複呈現」。在內外傾維度上，沒有發現年長男性和年輕男性間的顯著差異，但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年輕女性（15至30歲）的內傾性（平均分為16.04）比31歲到50歲女性的內傾性（平均分為19.22）更弱。
只有一項研究給出了有關個體從內傾到外傾，或由外傾到內傾發展變化的追蹤數據。1974年，研究者通過運用自我確定類型法和格-威測驗，對一組加利福尼亞州的分析心理學家進行了態度和功能類型的測量。在這些回答問卷的人中，有16位曾在1961年做過同樣的測量。這些分析心理學家的類型明顯地保持穩定。通過自我確定類型，所有這16位被試在13年內的內外傾維度保持不變。根據他們對格-威測驗的反應發現，16人中有12人（占總數的75%）在內傾-外傾維度上保持恆定不變。在感覺-直覺維度上，自我定型法表明75%的人無變化，而格-威測驗表明88%的人保持不變。對於出現這種數據差異的原因，研究者認為，對於個體的原始分值變化來說，格-威測驗難以足夠精確地反映其顯著性。因此，即使是對相同的個體進行了跟蹤研究，在態度和功能類型上，也沒有多少隨年齡明顯變化的證據。
那麼，這些看似枯燥的數據究竟說明了什麼呢？我們知道，榮格在論述人格類型理論時曾經認為，年輕人的不少心理問題源於社會文化要求年輕人具有外傾的態度類型，以便適應社會的要求。但是，這些實驗研究並沒有對榮格的理論假說提供有力的支持。雖然現在我們還不能就此認為榮格的假設是錯誤的，但它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的心理學意義在於，它是在一個對世界的正確或錯誤估計中看待年輕人的問題的基礎。正如榮格所明確指出的：
「在青年時期……生活的要求……結束了兒童期的夢幻。如果個體有足夠良好的準備，那麼向職業和專業的轉化就能夠順利發生。但是，如果他墨守與現實相矛盾的幻覺，就必然會出現問題。每個人都必須提出一定的設想而步入人生，誰也不能例外，並且這些設想有時也是失敗的——也就是說，它們沒有滿足一個人被投入到這個世界上來所必須滿足的條件。它的問題通常是期望言過其實、過低地估計困難、不公平的樂觀，或者採取一種消極的態度……（然而，榮格繼續說道，問題也可能產生於）內部的心理困難……由性本能所導致的對心理平衡的干擾……（或者）由於某種難以忍受的敏感而湧上心頭的自卑感。即使已輕而易舉地達到了與外部世界的適應，這些內部矛盾也會存在。甚至那些為生存做過艱苦奮鬥的年輕人也彷彿避開了這些內部問題，而那些（沒有適應困難的）人卻鑽進了性問題或由自卑感而導致的矛盾衝突之中。」[9]
3.中年期（女性從35歲，男性從40歲開始到老年）
榮格非常重視人生的這一階段。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人如日中天、事業有成、家庭和社會地位都比較滿意的時期，當然也是一個最容易出問題的時期，榮格把它稱為「中年期心理危機」時期。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危機，主要是因為一個人在早年所為之奮鬥的目標已經達到，人的心靈失去了繼續奮鬥的目標而變得僵化和盲目。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理想有失去的可能時，就會拚命地加以維護。當他意識到自己已不再年輕時，為防止青春美貌過早逝去，他就會刻意地打扮自己，等等。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好這一時期的各種問題，中年人就會陷入深深的內心困苦和矛盾之中。榮格在心理治療中經常接待的就是一些有這樣或那樣心理問題的中年人。而且，榮格自己也恰好是在中年時期與弗洛伊德決裂的，導致他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危機。只是在經過了數年深沉的自我反思之後，他才從這種噩夢中驚醒過來。
那麼，一個人應該怎樣最完滿地度過中年期的生活呢。榮格認為，除了在青年時期及時做好準備之外，更重要的是放棄青年時期的外傾目標，把自己的心理能量逐漸轉向內部主觀世界，以擴展自己的意識，重新發現中年期心理生活的意義。因此，榮格指出：「對於那些已到中年，不再需要培養自覺意志的人來說，為了懂得個體生命和個人生活的意義，就需要體驗自己的內心存在。」[10]
榮格提出的中年期心理危機的觀點，引起了很多心理學家和各界人士的注意。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高漲的公共興趣便集中在「中年期危機」這個敏感的問題之上。對許多婦女來說，這個危機的思想並不足為奇，因為這和她們的生理活動的變化有關。因此，她們中有不少人早已開始與男性討論那些婦女們早已相互討論過的問題，例如，伴隨著絕經而來的身體和情感的變化等，即女性更年期的來臨而導致的心理變化。但是，對絕大多數男性來講，中年期心理危機似乎被視為一種新思想或新的概念，因為他們雖然也有意或無意地發覺，在這一時期確實容易出現很多問題，但是他們卻無法給予正確合理的解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例表明，為這些男性早已體驗過的心理不適找到一個名字，這本身就是對心理危機的解除。
中年期心理危機在含義上看起來類似於榮格所說的「生命後半生」的開始。榮格發現，年齡處於35歲到40歲的人喜歡發掘那些年輕時曾經遇到過或者已經放棄的目標，以及探索那些不再起作用的人生意義感的古老淵源。但這時他們的身體機能開始衰退，取得這方面成就的可能性變小，而且他們此時已開始顯示出其他的樂趣。這樣，就存在一個使心理能量向內部轉換的過程。另外，許多人更為注重各種關係、目標、人生的意義，以及榮格所謂「宗教」的終極目標等更深層次的心理內涵。特別對婦女來說，隨著資歷的增長，其中年期心理危機的時間可能會維持5到15年。有人認為榮格對這種體驗的描述現在仍不乏其效力。
榮格關於中年期心理危機的思想是他在臨床實踐和自己的經歷中發現的。那麼，現代科學心理學對此是否有任何新的研究和發現呢？在20世紀70年代末，萊文森（D.J.Levinson）在其研究《人生之季》中發現，男性「大約在40歲時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們的樣本中有15位男性已度過這一階段，該階段結束時的平均年齡是45.5歲，跨度為44至47歲」[11]。萊文森發現，中年男性在這一時期的任務是和過去妥協，為未來做準備，並且「成為把握自己的人」。對女性來講，體驗則有所不同。但他並沒有說明這種不同究竟在什麼地方。後來，李普斯（H.M.Lops）和科爾韋爾（N.L.Colwill）的研究發現，「在晚年，無論哪種性別的人都可能體驗到由於角色的重要變化而產生的消極情緒反應。然而，女性為接受這些變化能得到指教，並且以絕經作為變化的標誌」[12]。男女兩性的這些體驗都是一種新的嘗試，並可能成為他們心理生長的結果，或者成為一個新的開端。中年期心理危機之後，即使人的心理發展繼續進行或重新開始，其要求也肯定不同於年輕人。按照榮格的觀點，這一階段期間或之後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內傾。天生外傾的人可能發現這個要求難以實現。然而，與過去相比，儘管天生內傾的人為有能力更充分地生活在內傾之中而感到欣慰，但是，他們或許也會發現，他們同樣具有不斷努力而發展外傾的需要。這些中年的問題可以成為未來心理發展的原動力。有些人發現需要改變自己原來的工作或生活方式；而另外一些人則通過日益增強的內心反省而得到更好的發展，並由此產生新的人生態度。
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年齡處於30到35歲的人與年齡更大的人之間，外傾性並無明顯減少，因此，內傾性也無增強。然而，在功能類型上卻出現了一些差異。儘管布洛克發現在思維-情感維度上沒有出現年齡傾向的顯著性差異，但他們的數據卻顯示，老年被試的感覺功能明顯地超過直覺。格雷早年的研究發現，老年組中，直覺功能減小（與布洛克的感覺功能增強是一致的），而且情感功能也在減小。斯蓋弗（Skive）的研究則認為，功能類型在年齡上並無顯著差異。鮑曼（Bauman）研究中的數據則沒有用於分析功能類型與年齡之間的關係。
因此，從這些研究的結果來看，對年輕人提出發展外傾態度和感覺功能的要求，是否在中年期反過來會推動稍年長的人發展內傾態度和直覺功能，人們尚未完全弄清楚。但是，這些研究中所提出的一種部分矛盾的假設或許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即隨著年齡的增長，非主導態度和功能的力量有所增加。當然，這種假設還沒有經過檢驗，而這種探索需要對許多個體進行追蹤研究，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是非常大的。但不管怎麼說，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假設是能夠得到實驗驗證的。
4.老年期
老年期是人生的黃昏時期，這時人的意識活動開始減少，老年人喜歡沉浸在潛意識之中。榮格發現，在這一時期，老年人如果過分依戀過去的生活目標和方式，就有可能導致老年期心理疾病。例如，許多在早年害怕生活的人在老年期可能轉而害怕死亡。我們知道，喜歡懷念過去是大多數老年人的正常心態，但是，這種懷舊心理一定要保持一個恰當的度。榮格認為，在老年期可以通過發現死亡的意義來建立新的人生目標，找到人生的終極意義，這可以通過夢的解釋來實現。因為榮格發現，在老年人的夢裡充滿了再生的象徵，通過這些象徵可以瞭解老年人對死亡的態度，幫助他們發現人生有意義的哲理。
不過，榮格對老年期的論述並不太多，他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中年期心理危機上。那麼，榮格之後的心理學家們對此做了哪些新的研究呢？根據筆者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大多數發展心理學家和人格理論家都把他們對發展過程的討論限制到兒童期和青少年期，或者，更進一步，限制到人生的前半生，即達到年輕成人期。對老年期的研究是另外一些對此感興趣的心理學家們進行的。榮格對人生心理發展過程的內涵是這樣描述的：（1）在一個特殊的團體內學習，並學會如何在其中生存；（2）通過工作和個人關係，特別是婚姻，在本團體中確立自我；（3）要求智慧的年齡。由此可見，榮格對人的後半生發展的假設以及強調後半生是心理發展的收穫期，是和他的折中心理發展觀一致的。根據榮格的一些學生的敘述，他常說：「人生的自然結果不是老態龍鍾而是智慧。」因此，老年期如果能夠把握好，及時地總結一生的智慧，不僅有助於個人身心健康，對後人也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
榮格堅信，不管一個人多麼年邁，其心理都是不斷發展的。這個信念是他在治療那些接近或超過退休年齡的老年心理病人時逐步形成的。這種觀點已經被當代的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們所繼承。例如，榮格關於在一生中不斷發展的觀點被新精神分析學家埃裡克森所吸收，埃裡克森提出了社會心理發展的八階段說，並且據此提出了人類畢生發展所應承擔的相應任務。這八個階段是：（1）嬰兒期，基本信任對基本不信任；（2）兒童早期，自主對羞怯和懷疑；（3）遊戲年齡，主動性對內疚；（4）學齡期，勤奮對自卑；（5）青春期，同一性對角色混亂；（6）年輕成人期，親密對孤獨；（7）成人期，創造對停滯；（8）老年期，自我整合對失望。其中，前五個階段與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發展階段大致相同。其餘三個階段則主要與榮格的個性化概念相平行。
根據老年時期的心理矛盾衝突，榮格簡明扼要地闡述了關於老年期心理發展任務的思想，即對人生意義的追求和趨向整體化。這些任務要求個體對那些早年並不太感興趣的東西進行反思。榮格寫道：「對年輕人來講，過分沉溺於自我幾乎是一種犯罪，或者說起碼是一種危險；但對老年人，對自我的嚴重關注則是一種職責和需要。」[13]顯然，只有通過反思，一個人才能鞏固他對人生的體驗並尋求其意義。這種反思必不可少，它能使意識自我的要求減少，同時，使人對自性的關注越來越佔據優先地位。
對老年人提出進行反思的任務，應該被看作對個體獲得心理舒適和寧靜的一種貢獻。但是，用實驗的方法進行控制研究卻比較少見。不過，至少有一個分析學家瑞克林從他的臨床經驗報告中所得出的論點對我們理解這種任務有所裨益。瑞克林的報告說，他「被那些竭力擺脫焦慮和易於理解的老年人所深深地感動了，他發現這些人強烈地關注他們自己，並且以任何可能的方式關注非理性的東西和死後的生活」[14]。儘管這種論點帶有宗教和神秘的意味，但是，他的積極心理作用在於為老年人調整心態，關注自性的發展，以便在自己生命的黃昏，健康地達到生命的理想終點。
總之，在人的整個一生中，有向前的過程，也有向後的過程，有前行也有退行的傾向。例如，個體遇到一種他從來未經歷過的情境時，這個人很可能會退行到早期的行為模式中。孩子氣的行為傾向常常是和發展得更成熟的這種傾向相矛盾的，但是，孩子氣的行為是人一生的心理發展中一個必不可少的行為。人們永遠不可能割斷與兒童期的這一部分的聯繫，這個部分生活在每個人的心中，它不停地上下波動，因而能不斷地發展。所以，在人的一生中，我們應高度注意這個「內心的兒童」，以便使成長的潛能不斷地影響成人的人格。成熟則傾向於更為穩定，並且因此而更少地依附於某一發展過程。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一個人往往從積極的外部生活中退卻下來，或者減少了相應的活動，通過把注意力逐步轉向內心體驗而為精神生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並且，通過這種內部反思，對過去的一切進行總結，達到同化過去許多事情的目的。
【註釋】
[1]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17卷，第4頁。
[2]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4卷，第263-265頁。
[3]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668頁。
[4] F.韋克斯，《兒童期的內部世界》，1966年英文版，第165頁。
[5] E.紐爾曼，《兒童》，1973年英文版，第55-56頁。
[6]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4卷，第266頁。
[7] E.Edinger,《分析心理學大綱》，轉引自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re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171.
[8]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756頁。
[9]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761-762頁。
[10]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16卷，第50頁。
[11] 萊文森，《人生之季》，1978年英文版，第191頁。
[12] H.M.Lops,N.L.Colwill,《性別差異心理學》，1978年英文版，第100頁。
[13] 《榮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785頁。
[14] 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