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趙紫凌
經驗說：大難臨頭各自飛是人的天性。
實驗說：面對災難，到底是救人還是救自己，取決於滅亡時間的長短和生存期望的大小。
同樣的海難，泰坦尼克號上秩序井然、文明禮讓；路西塔尼亞（Lusitania）號卻一團混亂、各自逃命，前者乘客素質更高嗎？錯！人都是一樣的，只是後者情況更危急，人們更絕望。
還記得電影《泰坦尼克號》嗎？一場生離死別，考驗了真愛，拷問了人性。在泰坦尼克號沉沒三年後，一艘名為路西塔尼亞（Lusitania）的英國商船在橫跨大西洋的航行當中遭遇到了德國潛艇的襲擊，同樣葬身大海。如果說泰坦尼克號的最後一幕讓我們見證了人性的偉大，那路西塔尼亞號則暴露了人性中全部的自私：從倖存者名單來看，泰坦尼克號獲救的婦女和兒童的比例明顯比路西塔尼亞號要高，而壯年男性（16～35歲）的比例卻低得多。
同樣是面臨死亡的威脅，為什麼有的時候人們會井然有序，有的時候又亂作一團？是因為泰坦尼克的乘客素質更高嗎？
不是。這兩條船上的乘客，無論年齡分佈、性別比例、文化程度、宗教信仰還是經濟背景都非常相似。然而人是一種奇妙的組合，兼具神性和獸性，泰坦尼克號塑造了一部眾神之詩，而路西塔尼亞號沉沒前的集體逃生則更像是一場群獸之戰。
人性善惡本不論，只由情境決定之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區別？紐約大學的布魯諾·弗雷亞（Bruno Freya）教授通過深入研究，逐漸揭開了兩件海難出現重大差異的真相。英國商船路西塔尼亞號在橫跨大西洋之前，並沒有多少乘客想到商船可能遭到攻擊。根據當時的《國際海洋法》規定，軍用艦船如果要對敵方的民用船隻準備發動攻擊，必須先對其發出警告信號。但德國方面沒有遵守規則，在未發出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就用一顆魚雷啟動了這場不可複製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強烈的爆炸和振動、洶湧的海水灌入船體、船隻高速解體、救生艇釋放過程中出現故障……突如其來的災難讓所有船員和乘客都一下子亂了陣腳。我們再來看看泰坦尼克號的情況。當時泰坦尼克號在英國媒體的報道中被稱為「永不沉沒的海上鋼鐵堡壘」，人們大多對此堅信不已，因此即便後來撞到了冰山，人們也並不緊張，因為沒有人相信小小的冰山可以把「永不沉沒」的泰坦尼克號怎麼樣。一切逃生程序都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沒有發生很大的恐慌。
此外，由於始終抱有生存的希望，人們相信泰坦尼克號一定不會沉沒，它只是遇到了暫時的麻煩。「讓一部分人先走，等下一批救生艇划回來，我們再平安離開就是了。」所以人們願意保持鎮靜，默默等待。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規則仍然有效——婦女兒童有機會優先得救；經濟規則也仍然有效——頭等艙的客人擁有更多、安全係數更高的逃生機會。
然而路西塔尼亞號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由於乘客們很可能已經知曉了三年前泰坦尼克號的悲慘結局，知道即便是「永不沉沒的鋼鐵堡壘」撞上冰山後也難逃葬身大海的命運，這艘不那麼「巨無霸」的商船在遭遇更加可怕的魚雷襲擊時，生存的希望又有多少呢？共同參與此項災難條件下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的貝諾·托格勒（Benno Torgler）教授指出，對於海難的恐懼「已經先入為主地佔領了某些乘客的心靈」。在這個前提下，哪怕只受一點驚嚇，也足夠讓船上發生騷亂了，遑論真實的海難。最後的調查數據顯示，幾乎船上每個人得到的逃生機會都只和自己的個體生存能力有關——強壯的成年男女有更多機會搶到救生艇上的一席之地，即使落水了，也有更大的機會爬上救生艇。
最後，最直接左右乘客反應的還是船體下沉的速度。因為，留給人們作決策的時間越短，人們就越容易陷入慌亂。這裡涉及一個行為模式，名為「戰鬥/逃亡行為模式」（fight-or-flight behavior mode）。路西塔尼亞號只用18分鐘就沉沒了，而且救生艇的施放還出了故障。這兩點足以讓所有乘客在短短幾十秒內陷入慌亂，腎上腺素猛增。接下來他們的身體就會自動進入「戰鬥/逃亡行為模式」：要麼玩命戰鬥，要麼拚命逃跑。最重要的是，無論哪一種，這個時候的人都已經顧不上普遍意義上的習慣、風俗、禁忌，自我保全才是第一要務。相反，泰坦尼克號的沉沒花了2小時40分鐘。在這場漫長的等待中，人們沒有受到劇烈的驚嚇，沒有進入「戰鬥/逃亡行為模式」，於是社會規則仍然會戰勝人類自私的本能，使獲救人員的身份構成上顯得更加「人性化」。
這個對比研究也許給不了你任何有實用價值的建議。因為作為個體的你，既無法改變突發的情景，也無法控制群體的行為。但是，這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審視人性的角度：人急了也跳牆；悠著點，你也能得道成仙。
那麼，是否一切都只能聽天由命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大災難面前，假如我們有預警、有應急預案、有妥善的逃生方法，那人們的反應就會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