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出口都是通往他方的入口。
——湯姆·司脫帕，《羅森克蘭茨與古爾登施特恩巳死》
(Tom Stoppard，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我們已通過囚禁旅伴心靈的黑暗之地，來到了旅程的終點。我們曾目睹透瞄人性殘酷面的各色症狀，驚訝於善人如何輕易被環境改變，成為十分殘酷的人，而且改變程度可以多劇烈。我們的概念焦點始終是嘗試要對人性轉變過程能有更好的理解。雖然邪惡存在任何環境中，但我們更近距離地檢視丁邪惡的繁殖地——監牢及戰場。它們總是成為人性的嚴峻考驗，在這兩個地方，權威、權力及支配彼此混雜，受到秘密的掩飾時，這股力量會讓我們擱置自己的人性，並從身上奪走人類最珍視的品質：關愛、仁慈、合作與愛。
我們把許多時間花在我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創造的模擬監獄上。在那段短短的日子裡，位於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天堂般的斯坦福人學成了人間煉獄。健康的年輕人在身為囚犯的極端壓力、挫折及絕望下呈現病態症狀。對應於他們被隨機指派擔任獄卒的學生，他們原本只是用輕佻的心態來扮演這角色，最後卻一再跨越界限開始認真虐待「他們的囚犯」。不到一個禮拜，我們小小「實驗」中的模擬監獄就融入集體意識的背景中，被囚犯、獄卒及監獄工作人員形成的逼真現實取代。而管理這座監獄的是心理學家，不是國家。
我十分仔細地審視了人性轉變的性質，在這之前從沒有人對此做過如此完整的描繪，而我的目的是要讓每一個讀者盡可能逼近制度力量壓倒個人力量的環境。我試著讓各位瞭解，許多看似無足輕重的情境變因，如社會角色、規定、規範、制服等，對於深陷於系統中的所有人來說卻有強而有力的影響，而這過程是如何一步步展開的。
在概念層次上，我提出當我們嘗試瞭解犯罪行為和表面上的人格變化時，應對情境和系統過程投注更勝於以往的關切與比重。人類行為總是易受情境力量影響。而這個背景往往鑲嵌於一個更大的整體中，通常是一個以自我持存為目的的特殊權力系統。包括法律、宗教和醫學界人士的大多數人慣於採用傳統的分析，認為行動者才是唯一的因果施為者。於是情境變數以及系統性決定因素要不是被小看就是被忽略，而它們卻是形塑人們行為以及改變行動者的元兇。
我希望在這本書中提供的例子和信息能夠挑戰將個人內在特質當做行動主要根由的想法，這是種死板的基本歸因錯誤。社會背景是由系統一手打造和維持的，我們認為也有必要辨識出系統提供的情境力量及行為的支撐力量。
我們的旅程從模擬監獄出發，來到了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夢魘般的現實中。令人驚訝的是，一個是模擬，一個是現實，然而這兩個監獄中竟然有相似的社會心理過程。在阿布格萊布監獄裡，我們的分析焦點都放在伊萬·奇普·弗雷德裡克中士這個年輕人身上，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雙重的轉變：從一個有為的軍人變成可惡的獄卒，然後讓囚犯們遭受莫大痛苦。我們的分析揭露一件事：弗雷德裡克和軍方、民間人士加諸於被拘留犯的大量虐待與酷刑，是由天性、情境及系統性因素所促進、培育，在這之中都扮演了關鍵角色，情形和斯坦福監獄實驗一樣。
我的立場接著從力求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轉變成檢察官的角色，同時向各位讀者裁判們揭發了軍方指揮高層和布什政府的罪行，他們共謀創造了一些條件，讓大多數的美國軍事監獄充斥著毫無節制的虐刑。正如我一再提及的，提出這些觀點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幫憲兵們推卸責任或脫罪，對這類惡行的說明與理解不能成為行為的借口。借助理解事件的發生經過以及體察在士兵身上發揮的情境力量，我的目的是要找出前瞻性的方法，讓我們能夠修正引誘出惡行的狀況。懲罰是不夠的。「惡劣系統」創造「惡劣情境」，「惡劣情境」造成「害群之馬」，「害群之馬」出現「惡劣行為」，就算是好人也無法免於受影響。
請容我最後一次定義個人，情境及系統。個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員，其行為自由度是由架構他的基因，生物，肉體及心理特質所賦予。情境是行為的背景，通過它的酬賞及規範功能，情境有力量針對行動者的角色和地位給予意義與認同。系統由個人及機構施為者組成，施為者的意識形態、價值和力量創造出情境，也規定了行動者的角色以及行為期許，要求在其影響範圍內的人扮演它規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許的行為。
在這趟旅程的最後階段，我們將思考如何避免負面的情境力量或與之對抗，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時常得面對的。我們將探討怎樣抵抗我們不願意、不需要卻每天不斷向我們施壓的影響力。我們不是情境力量的奴僕，但是得學會抵抗和對付的辦法才行。在一起探索過的所有情境中，始終都有極少數人能在情境力量底下仍能屹立不搖。現在是擴充這股力量的時候了，讓我想想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好讓更多人可以追隨他們的腳步。
如果我曾在某種程度上引導你去承認：在某些情況下，你也可能像書內介紹的研究參與者或像真實的阿布格萊布監獄裡的人一樣，那麼你是不是也能接受自己可能是個英雄？我們將讚揚人性美好的一面，歌頌在我們之中的英雄，以及所有人身上都有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