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地，我們都遭遇了極大的挫折感。我們都受苦於認知失調的緊張，因為沒有經過充分的證明就堅信一句謊言，做了很多不必要的舉動。我們也經過了「團體思考」。一旦我，一個領導者，相信謠言是有根據的，每個人便都會接受它是真的。沒有人扮演惡魔的擁護者，但是每一個團體都需要那種角色，以避免像這樣愚蠢或是悲慘的決定。就像"去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總統「災難性」的決定從豬玀灣侵略古巴，結果完全地失敗。」
對我而言這十分明顯，我們失去了科學的超脫，這是在執行任何研究中都必須保有的客觀性。我變成了一個好的監獄警務長，而不是研究者。從稍早我和1037的父母見面時，應該就十分明顯可以看得出來，更不用提和警察小隊長發脾氣的事。但無論如何，心理學家也是人，也會在個人層次遭遇相同的困惑，而這正是他們專業層次所研究的。
我們的挫敗感和難堪，靜靜地在監獄大廳裡散佈。回顧起來，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錯誤，然後繼續進行下去，但這是任何人最難做到的部分。就只是說：「對不起，我錯了。」我們卻總無意識地尋找代罪羔羊來轉移對自己的責備。而且我們不需要捨近求遠，在我們身邊都是犯人，他們必須因為我們的失敗和窘迫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