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非洲中心的盧旺達，愛好和平的圖西族學到一件事情，即使只是簡單的大砍刀，也可以造成大規模的摧毀。胡圖族人從1994年開始大規模屠殺圖西族，幾個月內就遍及全國，軍隊用砍刀和狼牙棒殺害了數以千計的無辜男人、女人、孩童。聯合國統計，約有80萬到100萬盧旺達人民在三個月內被謀害，是有史以來最兇惡殘暴的大屠殺，消滅了四分之三的圖西族人口。一個受害者回憶當時傷害他的人所說過的話：「我們要殺光所有的圖西族，然後有一天，胡圖族的孩子們會問：『圖西族的小孩長什麼樣子？」』
屠殺從前的朋友、隔壁的好鄰居，都只是「奉命行事」。一位胡圖族的屠殺者在十年後的一個訪談中提道：「殺害自己的鄰居是再糟不過的事情，我們曾經一起喝酒，他的牛會在我的土地上吃草，他就好比是我的親戚。」一個胡圖族的母親敘述她是如何活活打死一名鄰居的小孩，這個小孩又是怎麼帶著驚訝，眼睜睜地看著昔日的友人、鄰居奪走他的生命。她說，一名政府人員告訴他們圖西族是他們的敵人，而且給了她一根狼牙棒，再給她丈夫一把砍刀，用來對抗敵人。她辯稱這是「幫」那孩子的忙，因為他的雙親已在先前的謀殺中過世，這可以避免讓他成為可憐的孤兒。
直到最近，世人才開始注意被大規模強暴的盧旺達婦女。對她們來說，那是駭人的恐怖攻擊，更是精神上的羞辱。經由一些記錄發現，這事件起於胡圖族領導者西爾韋斯特市長(Silvester Cacumbibi)，他偕眾輪暴了昔日好友的女兒，受害者表示，他在犯下惡行時告訴她：「我們不會浪費任何一顆子彈在你身上，我們將強暴你，讓你生不如死！」
在南京大屠殺中婦女受日軍侵犯事件(後面還會提到)中，因為早期調查的錯誤，也因為中國人「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而隱瞞、模糊了事實，以至於我們對南京受害婦女的心理歷程的瞭解，並不如盧旺達事件婦女更瞭然。
當布塔雷(Butare)這個村莊的人民在邊界奮力抵抗胡圖敵軍的同時，臨時政府派遣了一個特殊人士去處理這個被看作「叛變」的事件。她是家庭及女性事務部的部長，也是在布塔雷村備受歡迎的政治寵兒，更在此處出生、長大。波利娜(Pauline Nyiramasuhuko)是圖西人，也曾經是一位社會工作者，開授過女性賦權的課程，是這個村莊的唯一希望。但是希望馬上就落空，因為她竟然策劃了一個可怕的陷阱，承諾族人紅十字人員將在村裡的體育場提供食物和避難所，但實際上胡圖族的武裝暴民早已埋伏在那裡，最後幾乎謀害了所有尋求庇護的村民。他們在暗處上膛開槍，丟出手榴彈，少數倖存者則被千刀萬剮、切成碎片。
波利娜還下了一道命令：「殺女人之前，必須先強暴她。」她還下令要另一組暴民從她車上拿汽油，澆上70位婦人與女孩，監視她們活生生被大火燒死。在殺死她們之前，她還徵求暴民強暴這些受難者。一個年輕人告訴翻譯他沒辦法強暴她們，因為他們「殺了一天的人已經非常累了」！
羅絲，曾遭到波利娜的兒子沙朗強暴的一名年輕女子，她是唯一被允許活下來的圖西人，於是她能定期向上帝報告她在這次屠殺中見到的一切。她曾被迫看著母親被強暴，以及目擊20位親戚被殺害。
一份聯合國報告估計，至少有20萬女性在這短短時間內被強暴後殺害。她們被尖矛、子彈、酒瓶或香蕉樹的雄蕊刺人身體，性器官被砍刀切割，澆以滾水或強酸，乳房被切除。更可怕的是，這些由男性犯下的強暴罪刑，常常伴隨其他形式的生理酷刑並被當成公開表演，通過這樣的公開方式，促進胡圖人的社會聯結關係。他們更通過輪暴，共享患的友愛和忠誠。加倍顯露其恐怖和墮落之處。
這種去人性化是沒有界線的。一名胡圖族民兵拿著斧頭抵著一名十二歲孩童的喉嚨，強迫他在父親及其他五名被強迫打開大腿的姊妹面前，強暴自己的母親。艾滋病在倖存的受害者間傳染開來，持續擴大盧旺達的浩劫。紐約約翰傑伊學院(John Jay College)研究犯罪正義的歷史系教授查爾斯·斯特羅奇爾(Charles Strozier)認為，「以疾病、瘟疫為『天啟』(apocalypse)的恐怖行動，就像生化戰的武器，殲滅生育者，導致一個族群的滅亡。」
我們該如何理解是什麼力量促使波利娜犯下「一個女人對付敵方女人」的特殊罪行？綜合歷史和社會心理學，可以提供建立於「權力和地位差異」的解釋框架。首先，她受到一種普遍觀念影響，比起圖西女性的美麗和傲慢，胡圖女性的地位較低。圖西女性較高挑兒、白皙，並有較多白種人的特徵，讓圖西女性比胡圖女性更受男性喜愛。
這個被武斷歸類的種族，來自比利時人和德國人殖民後的婚姻混血，他們說同樣的語言，信仰同一個宗教。殖民者強迫所有盧旺達人民佩戴辨識證，以分辨哪些是多數的胡圖人而哪些是少數的圖西人，後者則獲得較高的教育、行政管理機會。這或許成為波利娜被壓抑的復仇慾望。而她處在一個男性優勢威權之下，必須證實她的忠誠、順從、愛國，通過熱心於精心策劃犯罪、效忠上級監督者，永遠不在犯罪之前用女人的身份對抗敵人，這讓鼓勵大規模犯罪和強暴女性變得更容易，將受害者變成一個抽像概念，甚至給他們一個貶低的名稱：「蟑螂」——必須被消滅的物種。有一個更寫實的說法是，想像用討厭的色彩塗抹在敵人臉上，然後摧毀「畫布」。
如同我們無法想像的，有一些人會刻意鼓舞這些像魔鬼一樣的惡行。妮科爾·貝熱萬(Nicole Bergevin)，也就是波利娜的律師，在波利娜的種族屠殺審判中提醒我們：「當你進行謀殺罪審判時，你將會發現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嫌疑的，而你是連做夢也不會承認這些行為，但是你開始瞭解每個人都是『有嫌疑的』。這可能發生在我身上，也可能發生在我女兒身上，也可能是你身上。」
要更清楚瞭解本書中這其一的主要論點，可以參考艾莉森·德福爾熱(Alison Des Forges)這位人權守護者的看法。她曾經調查過很多類似的粗暴罪行，通過下面這段殘暴的行為描寫，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自己的反射：
這個行為就隱藏在我們每個人的表面之下，簡化種族屠殺，讓我們能輕易拉開自己與加害者之間的距離。他們是如此邪惡，我們不曾也不會做出同樣可惡的事情。但如果思考一下，真正瞭解到那些人是身處於一個嚴重的壓力情境下，而你卻武斷地質疑那就是他們的人性，這是令人擔憂的。當你被強迫去面臨這個情境， 而自問：「我會怎麼做？」有時候答案就不如我們所願了。
法國的新聞記者瓊·哈茨菲爾德(Jean Hatzfeld)訪問了十位因砍死數千名圖西人而正在坐牢的胡圖部隊成員。這些尋常百姓過去大都是農夫、愛去教堂的人，甚至是老師，但他們的證詞讓人心寒，他們的言辭一再挑戰我們無法置信的事情：人類能夠因為愚蠢的意識形態就放棄人性，追隨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權威者所下的命令，消滅所有被標示為「敵人」者。讓我們仔細思考這些價值，並和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做對照。
「殺人殺多了，對我而言就沒有意義了，我只想要確定，從殺害第一位男士一直到最後一位，我都不會對任何一位感到抱歉。」
「我們只不過奉命行事，在每個人的熱誠之下整隊，在足球場上成群結隊，出去獵殺如同有血緣的靈魂。」
「殺人的時候，如果有人因為悲傷的感覺而遲疑了，絕對必須小心他的嘴巴，不要說出自己猶豫的理由，害怕被控訴和敵人有串供關係。」
「我們殺掉紙上的人，沒有理由選擇、預期或特別害怕，我們是熟人的劊子手、鄰居的劊子手，只是計劃的劊子手。」
「我們的圖西鄰居，我們知道他們並沒有做壞事、沒有罪，但是我們認為所有的圖西人給我們長期以來添的麻煩就是不對。我們不再是一個一個的看著他們，我們不再停下來辨識他們以前的樣子，甚不再想和他們共事。和過去相處的經驗比起來，他們已經變成很大的威脅，讓我們無法再用共同體來看待。這就是我們殺他們的原因。」
「把圖西人逼上絕境的時候，我們不再把他們當成人類。我的意思是指不是像我們一樣的人，共享相同的想法和感覺。獵殺是殘暴的，獵人是殘暴的，犧牲者是殘暴的——殘暴佔據了我們的心。」
這些殘忍的殺害和強暴，表達出一個我們會一再提到的主題。存活下來的圖西婦女貝爾特(Berthe)說：
以前我就知道一個人可以殺另一個人，因為那常常發生。現在我知道，即使你和另一個人共享食物或睡在同一張床上，甚至和他沒有任何過節，他也可以殺害你。最親近的鄰居可以用他突然產生的力量殺害你，這是我從種族屠殺中學到的，我眼睛裡看見的已不再是這世界原本的面貌。
曾經逼迫聯合國指揮官對盧旺達施展援助任務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指揮官羅密歐·達拉萊爾(Romeo Dallaire)將軍，雖然通過他英雄的壯舉，將他的經驗編寫成一部有力量的聲明書籍《與魔鬼握手》以拯救數千人，但是這位指揮官因為無力喚起聯合國更多的援助，無法預防更多的殘暴行為而感到心力交瘁。他後來得了嚴重的創傷後壓力徵候，成為這場大屠殺中的心理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