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約翰遜法官有關一年期「有條件釋放」的規定中，有一條是比利必須每週和波特聯繫兩次以上，並接受西南社區心理健康中心的監督；該中心應定期向法院提交治療報告。
法院的裁決改變了比利的處境。他不再接受心理健康局的直接監控，而是被置於地方心理健康體系「648局」的管理之下。該局負責管理仍然處於心理健康局的控制之下，但在社會上生活工作的患者。
現在負責為比利提供治療的是屬於心理健康中心的一個委員會，該中心的任務是幫助患者在社會上生活、尋找住所，以及安排日常生活。
但波特覺得這樣的安排有問題，因為該委員會負責的大多是精神分裂症或嚴重心理不良的患者，其工作人員接受的訓練就是按照標準程序來處理患者的問題。
波特認為：「比利的情況完全不同。這些工作人員並不具備治療比利的能力，因為他們以前沒有接觸過比利這樣的患者。」
工作人員帶比利到低收入住宅區去找房子，但事前並沒有考慮到比利在外面名聲不好的問題。他們開車帶著比利去公寓區四處尋找，讓他填寫住房申請。然而，人們一聽到比利的名字，便立刻當著他的面關門謝絕。
波特覺得這種經歷給比利造成了兩個負面影響，一方面讓他覺得自己是個怪物，另一方面又讓他產生自戀。她認為該委員會應事前做好安排，避免這種惡劣情況的發生。但委員會堅持遵守他們的工作流程和規則。
委員會想將對比利的治療納入他們的框架，因而希望波特幫助比利適應他們的做法，而比利卻想讓她說服委員會來順應自己。
在這種情況下，比利會怎麼做呢？波特非常清楚比利會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當她看到這樣的情景，便告誡自己：「又來這一套了，我可不參與。」
波特打電話給648局的局長菲利普·卡斯（Philip Cass）：「我堅決不同意讓比利去做他們所謂的正確的事。」她說，「這樣不會有效果的，這不是在為他治療。這種情況以前發生過多次了，最後都是以失敗告終，比利最後還是得回到COPH去。」
卡斯問波特有什麼想法，於是她說：「我希望由我獨自處理，沒有人一起工作，他就無法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我希望單獨處理他的相關事宜。」
卡斯說他會考慮。幾天後，他打電話回復說：「你說得有道理。為什麼要重新設計一套方案呢？我看過他的檔案，確實每次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出於某種理由，每當遇到比利這個特例，整個體系就運轉不靈了，相互扯皮，最終導致他再度分裂。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由你來負責治療並向法院匯報情況。」
在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之後，波特接下了這份工作，並在比利需要離開本州時負責向約翰遜法官報告。在由波特一人負責治療後，比利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
2
在隨後的6個月裡，比利安心地在俄亥俄州心理健康局當電腦編程員。波特終於幫他找到了一間公寓，他晚上和週末都在那裡作畫。
1989年1月20日，施韋卡特打電話告訴比利，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裁決，他的憲法權利在4年前的確遭到侵犯，證據是治安官羅伯特的助手提供的。該助手在監獄裡偷偷地錄下了他和施韋卡特有關穀倉槍擊案的通話。
「這麼說休梅克無法利用穀倉槍擊案把我送回監獄啦！」比利說，「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律師。」
「對一個正常人來說，可能是這樣，」施韋卡特說，「但法院會一邊給予你權利，一邊又剝奪你的權利。他們承認你的憲法權遭到侵犯，因為那個錄音事件『遭到了一致譴責』，但他們仍未撤銷對你的指控。他們把這個案子退回了阿森斯市，讓新的主審法官裁決該錄音是否『蓄意獲取機密信息』，以及檢察官是否事先知曉我們的應對策略。」
「也就是說假釋局還是要把我送回監獄！」
「我不會讓你進監獄的。」
「無法兌現就不要承諾。我很尊敬你，但我一直非常清楚有人在想方設法整我，而且他們對你我來說都過於強大。」
「我讓你失望過嗎，比利？」
「沒有，可是……」
「那你就不必擔心，比利。還有，不管你做什麼，千萬不要逃跑。」
3
時間已經所剩不多，波特和比利都感受到了壓力。比利在心理健康局為期8個月的兼職工作合同即將在3月份到期，而根據「有條件假釋」的要求，他必須再找到一份工作，否則就得回COPH去。但目前他根本沒有可能找到其他工作。
波特和幾家願意聘用比利的公司主管談過，但公司的工作人員卻不願意和他共事。
他們走進了死胡同，既無解決辦法，也無答案。波特需要找個人商量一下，於是打電話給老朋友傑裡·奧斯丁（Jerry Austin）。傑裡來自紐約，以前是個社會工作者，現在則從事政治宣傳工作。傑西·傑克森（Jessie Jackson）競選總統的時候，他曾擔任過競選團隊的主管。
「傑裡，幫我好好想想。你曾經推銷過政治候選人，那你覺得應當如何推銷威廉·米利根呢？」
「給我講講詳細情況。」他說。
波特把幫比利找工作的情況和那些潛在僱主的反應，州政府的立場，以及休梅克和假釋局的威脅都告訴了傑裡。「給我提點建議，傑裡。我們的想法是否錯了？需要換個方式進行嗎？」
「讓他來和我談談。」奧斯丁說。
波特告訴比利，奧斯丁專門為參加競選的官員進行媒體宣傳。「傑裡想和你談談如何改變你的形象，教你如何展示自己，變成一個受歡迎的人。」
看過比利的畫作和聽了他的故事後，奧斯丁安排比利住進了市中心一棟帶車庫的住宅，讓他把車庫改成畫室。
他堅持認為比利應當繼續作畫。
他聘用比利做電腦安全顧問，保護他的電腦資料的安全。奧斯丁向比利解釋說，作為從事政治宣傳的人，傑裡有很多敵人，所以他和他在哥倫布市的政治夥伴需要對他們的信息網絡採取嚴格的安全保護。比利的工作就是防止他人入侵他們的系統。
奧斯丁的信任和慷慨幫助讓比利十分感激，立即設置好了奧斯丁剛給他買的新款高級電腦。他比以往更專注於對系統安全防護的學習，同時在公寓裡繼續認真維護奧斯丁的電腦系統。
奧斯丁請來的藝術專家都對這個年輕人的才華讚賞不已，於是奧斯丁便成了比利的藝術贊助人，並準備在秋季為比利舉辦個人畫展。受到鼓舞的比利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了創作，在畫布上揮筆創作了一些超現實的畫作：
在一幅題為《心血來潮的政治家》的油畫（48×60厘米）中，一個十來歲的男孩扭曲著身子，毫無意識地躺在水泥地上，身邊有一根像是做電擊治療用的電線。背景磚牆上的塗鴉中寫著：「達利未死！」
題為《被壓抑的創造力》的油畫（72×48厘米）則描繪了一個青灰色的角鬥士，他的一隻藍色的眼睛從白色的蛋殼面罩下向外張望著。角鬥士被金黃色的鎖鏈捆綁著，手中拿著畫筆。黃色、紫紅色和藍色的液體從巨大的顏料管中噴湧而出。
在《黑心美女》中，一個黑髮美女從背景的草坪和灌木叢中衝到前景的階梯上，秘密通道由一個布娃娃般的被釘起來的稻草人看守著。前景是一個碎裂的雞蛋和一個插著枯萎花束的花瓶，空中飄浮著一個像眼球般充滿血絲的球體，上面畫著一顆黑心。
19幅超現實主義的畫作描繪了蒙面人、籠罩在陰影之下的家庭、審視的眼睛，以及被撕碎、淌著血或者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布娃娃。
白天看到這些畫都會令人毛骨悚然。
畫廊老闆布倫達·克羅斯（Brenda Kroos）將畫展命名為「比利——發自內心的吶喊」，並決定於1989年10月27日（星期五）在哥倫布市開展並舉行畫家招待會，畫展於12月15日閉幕。
在畫展開始的3周前，施韋卡特通知比利於10月1日去阿森斯市為4年前的穀倉槍擊案出庭作證。
在自哥倫布市前往阿森斯市的途中，比利向施韋卡特抗議說那完全是誣告，如果巡迴法官判決他有罪，即使只是輕罪，休梅克也一定會以此為借口將他關進監獄，讓他至少服刑13年。
「我不會讓休梅克把你送進監獄的。」卡特說。
「我再也不會相信這個制度了。」
施韋卡特的大手在比利的肩上輕輕一按：「你的敵人已經碰到了一堵牆。」
「什麼牆？」
「就是我。」
他們抵達阿森斯市法院後，施韋卡特和檢察官私下談了一會兒。施韋卡特回到走廊後告訴比利，對方已提出和解。事情自1985年後發生了很多變化：檢方的一名關鍵證人被指控犯下重罪，另一名則有兩項重罪指控；第三個證人已經去世；第四個證人因對槍擊案的描述前後不一，可信度極低。
鑒於開槍射擊的人已經賠償了房主的損失，而且被關了30天就已獲釋，因而這個案件證據不足，甚至根本無法立案。
這位白髮蒼蒼、受人尊敬的法官提出和解。他表示其中的一項指控，可以證據不足駁回，其餘的指控則可合併成兩項。如果比利同意對其他指控「不抗辯」，並撤銷對羅伯特治安官和州政府的控告，那麼法庭就可以判他1年徒刑並緩期執行，刑期計入他在莫裡茨司法中心醫院的「羈押時間」內。
比利氣憤地拒絕了。「我是無辜的，我要在法庭上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希望你能接受法官的建議。」施韋卡特說。
「我們可以贏的，」比利難以置信地說，「這可不像你的作為啊，你為什麼要這樣？」
施韋卡特似乎很疲倦，聲音嘶啞地說：「我母親可沒把我養成一個傻瓜。你永遠無法預知在審判過程中會發生什麼事。這樣做可以讓你免於坐牢。」
「我真不敢相信你會建議我接受。我要聽聽奧斯丁的看法。」
但比利沒有給奧斯丁打通電話，回來後茫然地望著施韋卡特說：「這就是讓我承認自己沒有犯過的罪行。過了這麼長時間，在他們對我做出了那麼多傷害之後，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要我放棄。」
「接受這個妥協建議吧，比利。」施韋卡特的聲音透著疲憊，彷彿在強撐著自己。
「真不像是你說的話。」
比利望著地板：「媒體會報道說我有罪。」
「現在可不是顧及你在俄亥俄州的名譽的時候。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讓你入獄。不要冒險讓一個正直的法官判你有罪。」
比利有些洩氣，說道：「好吧！」
他們走進法庭，施韋卡特告訴法官他們同意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處理這件事。
施韋卡特將比利的聲明從「無罪」改為「不抗辯」，於是法官判處比利1年有期徒刑，但緩期執行。
在事後的慶祝會上，施韋卡特聲稱他的頭痛得很厲害。
1989年10月3日，《哥倫布市快報》發佈了題為「米利根兩項罪名成立」的新聞。
俄亥俄州立大學學報《郵報》報道的標題則是「米利根被判有罪，但無須入獄」。
兩周後，《哥倫布市快報》刊登了麥克·哈登（Mike Harden）為即將舉辦的畫展撰寫的專題報道：
這位風格獨特的畫家贏得的更多的是金錢而不是喝彩……
……比利的畫展即將開幕……畫廊老闆克羅斯既不想靠此賺錢，也不想讓這個為期7周的畫展給自己招惹什麼麻煩。她之所以決定展出這些作品，不過是「想給他一個展示的空間……」
最糟的結果是，這些展品不過是一堆業餘畫家的創作，亂七八糟的符號只有作者比利自己才看得懂。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能展現出他的潛力而已。
尚不知米利根會將畫展收入的幾成捐給慈善機構，但找人站崗容易（3名保安），找願意接受善款的非營利機構卻沒那麼容易。有些人認為米利根堅持捐款是出於真實的悔悟和關愛。但其他人卻認為，這不過是哥倫布市街頭一個最狡猾的騙子愚弄公眾的手段而已。
但可以確定的是，當畫展結束，米利根拿到酬勞之後，已無需再爭論究竟該由哪一個「比利」來支配這筆錢。
1989年10月27日星期五，題為「比利——發自內心的吶喊」的畫展在哥倫布市克羅斯畫廊開幕並舉行了畫家招待會。
《哥倫布市生活報》「視覺藝術」版11月9日刊登了記者莉莎·伊尚（Lisa Yashon）為畫展寫的報道和畫家介紹。
「[他]曾遭受媒體和政壇閃電般的攻擊，僅於1978年至1979年間，他的名字就在《快報》中被提及297次……」她寫道，「在隨後的10年裡，米利根被政治投機者和媒體操控利用，受到精神病院的虐待，憤怒的公眾也對他進行了報復。」
她引述了比利的話：「我曾經以為自己有很多朋友，但我犯了一些可悲的錯誤。而當我糾正了自己在生活中犯下的錯誤時，卻發現那些朋友已經離開了我。」
在接下來的一周，比利得知達納租了一架私人飛機把施韋卡特送到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就診。專家說俄亥俄州的醫生已經告訴施韋卡特，暫時沒有對外公佈，他已經到了癌症晚期，只剩下3個月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