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花了很多時間回憶他的青春歲月，特別是他16歲左右的時光。研究人員將這段時期稱為「記憶高峰」，因為跟其他時期留下的記憶相比，青春期晚期到成年期早期之間留下的記憶往往會更加栩栩如生。他不知道自己的記憶能夠準確到怎樣的程度。
「格蘭特縱向研究」項目專家喬治·瓦埃蘭特曾寄給一位年老受試者一份有關他早年生活的調查報告，目的是核對事實，結果收件人把報告退了回來，並且堅持認為「這份報告寄錯人了」。他完全無法回憶起任何當年被記錄下來的跟自己生活相關的信息了。另一個參與縱向研究的受試者從小就遭受父母的虐待，這一切悲慘遭遇都有據可查。但在70歲的時候，在他的記憶中，他的父親是「居家好男人」，他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
哈羅德同樣也體驗到了某種消極的享受。在一輩子的準備和建設工作之後，他終於可以從擔憂未來的壓力中解脫出來了。「那一天會是多麼快樂，」威廉·詹姆斯寫道，「當我們不再努力變得年輕——或是苗條。」
即便已經處於年邁的狀態，哈羅德仍然受到某種意識層面的不滿的困擾。像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他不假思索地把人生看成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而不僅僅把人生看成一系列事件與體驗的總和。人生的終極意義是什麼呢？哈羅德坐在門廊前，把枴杖靠在椅子旁邊，在他人生的遲暮年華開始思考自己這個人存在的意義，試圖總結出一個答案。
維克托·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在他的名著《尋找生活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寫道：「對人生意義的尋求，是人一生中最主要的動機。」他引用了尼采的說法：「一個知道『為什麼』生活的人幾乎可以忍受一切『怎麼樣』。」不過接下來弗蘭克爾提出了非常關鍵的一點：試圖抽像地思考人生的總體意義是徒勞無益的。只有在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具體情境中，才能分辨出這個人的人生意義。他在納粹集中營裡寫道：「我們首先要自己認識到這一點，然後還要去教育那些絕望的人：其實我們對生活的期望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生活對我們的期望。我們必須停止詢問人生的意義，開始回答人生日復一日、每時每刻對我們的詢問。我們的回答不能由語言和思考組成，而應該由正確的行為和正確的舉止組成。」
哈羅德開始回顧他身為兒子、丈夫、業務顧問和歷史學家的一生，同時也揣測著生活會對他提出怎樣的問題。他尋找著可以被定義為他這一生的天職或使命的事物。他原以為這件事輕而易舉，但他越急於找到他人生當中的關鍵事物，尋找過程就顯得越困難。如果誠實精準地研究他的人生，就會發現它其實是由一系列零散的事件組成的。有時候他完全以金錢為價值導向，有時候他並非如此。有時他雄心勃勃，有時他並不是這樣。在某些年份他以學者的面目示人，而在另一些年份他以商人的身份面對公眾，那麼在這些假面具之下，真實的他到底是哪一個呢？歐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書中認為，人們由表及裡全都是一層層的假面具。
科學家和作家們常常試圖用特定的圖式來描述人生的演變。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人的需求定義為幾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但是近年來的大量研究已經動搖了這種將人生分割成如此整齊劃一的圖式的觀念，揭示出真實的人生並不像馬斯洛描述的那樣簡單且有層次。有時哈羅德會感覺自己失敗了，斷定人生是不可瞭解的。就拿買車這樣簡單的事情為例，他選擇一輛車究竟是根據它的外形，根據《消費者報告》上其他使用者的感受，根據他自己試駕時的感受，根據這輛車會給他的社會地位帶來的提升，還是根據經銷商給出的價格折扣？這一切肯定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無法確切地界定它們各自發揮作用的比例。在那些肯定對他的選擇產生了影響的因素和他實際作出的選擇之間，存在著一片模糊的陰暗地帶。
「哪怕通過最嚴密的審查，我們也永遠無法完全瞭解行為背後的隱秘因素。」哲學家康德曾經這樣寫道。如果買車的過程是這樣，那麼追求人生宏偉目標的過程肯定更是如此。如果哈羅德真正瞭解自己，那麼他就應該能夠預測出自己在下一年裡想要得到的東西，然而他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夠做到，甚至連預測自己下個月想要得到的東西都不行。如果哈羅德真正瞭解自己，那麼他就應該能夠描述出自己具備的某些出色之處，然而他並不相信自己能夠準確地說出來。人們通常會極大地高估和誤解自身的能力。許多研究表明，人對自身特點的估計和別人對自己特點的估計往往相去甚遠。
哈羅德坐在那裡，試圖思考自己的人生，但幾秒鐘後他就會發現，他實際上是在思考自己認識的人、體驗過的事物。有時他會想起曾經在工作中完成的某些項目，或者跟某位同事大打出手的情景。他感覺到自己就像是把這些場景串聯起來的人。但是，當他只想單獨思考自己一個人——自己到底是誰以及為什麼活著時，他的腦海沒法生成出任何清晰的概念。他彷彿只是一個幻象，在他不經意瞟過時，這一幻象顯得活靈活現，但在他集中注意力觀察時，它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的一些朋友用典型的故事來描述自己的人生。其中一個是白手起家的窮孩子，最終由赤貧躋身巨富階層。另一個是突然受到聖靈感召而蒙恩得救的罪人。還有一個在人生旅途中逐漸改變了對一切事情的看法——他在錯誤的森林中起程，最終找到了真理之光。
丹·麥克亞當斯（Dan McAdams）在《自我救贖》（Redemptive Self）一書中提出，美國人特別容易把自己的一生總結為救贖的故事。他們曾經錯誤地邁上了苦難的歧途，但接下來他們遇到了人生導師，或者認識了妻子，或者前往一家基金會工作，或者做了別的什麼事情，然後就得到了救贖。他們被從錯誤中拯救出來，踏上了正確的光明大道。從那一刻起，他們的人生就有了目的。
當哈羅德回顧自己的人生時，他發現自己的人生無法塞進任何一個這樣的故事框架裡。隨著自我剖析過程的繼續，哈羅德感到極度悲傷，因為意識到自己沒法在最終大限到來之前達到目的了。某些心理學家鼓勵患者坐在椅子上反躬自省，但有大量證據表明，這種沉思往往是有害的。當人們抑鬱時，他們會選取生活中那些消極的事件和感受，將注意力集中到它們之上，讓相關的神經網絡變得更加強勢、更佔據主導地位。弗吉尼亞大學學者蒂莫西·威爾遜在《我們是自己的陌生人》一書中總結了好幾個實驗的結果並指出，沉思會使抑鬱的人更加抑鬱，分心則能讓他們不那麼抑鬱。沉思者會陷入自我挫敗的負面思考模式中，在解決問題的任務中表現得更糟，對自己的前途作出更加黯淡的預測。
有時，哈羅德覺得自省似乎完全是一件徒勞無益的事情。「跟我對自己房間的認識相比，我對自己的認識簡直是少得可憐，」弗朗茲·卡夫卡曾經寫道，「我們根本無法像觀察外部世界一樣觀察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