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千萬年時間，我們親眼見到危險的捕食者才會產生恐懼情緒。16世紀50年代顯微鏡之父——安東尼·列文虎克發現了單細胞生物的存在。那個時候，人們還不相信如此微小的生物會對我們造成傷害。但是在1876年，羅伯特·科赫證實這種微生物可以入侵人體，引發疾病，導致殘疾甚至死亡，而且還能通過人體傳播。小小的改變的確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
然而，大部分人在以前對微生物一無所知。人們生病只會去求助巫師。因為他們不會相信一個連肉眼都無法看見的生物會對人體造成傷害，甚至可能奪走性命。因此，一旦身體出現異樣，人們只會把其歸結為邪靈入侵人體，或者是受到了敵人的詛咒。
但是現在人們都知道了細菌，病毒和其他病原體的存在，是這些微生物入侵了我們的生物領域才導致了疾病。我們也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對抗這些外來的「侵略者」。
在美國，基本上每家飯店洗手間的牆上都會掛著這樣一個標牌：「工作前請洗手。」我們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他們飯前便後要洗手，這也在無意中給孩子帶來了恐懼感，讓他們覺得這肉眼無法看見的生物會給他們的身體帶來巨大的傷害。
一位母親曾經神情焦慮地告訴我，她五歲的兒子自從上了幼兒園後便不願意再和別人親近了，拒絕和她擁抱、和她牽手，甚至在睡前也不願意親吻她。兒子的這一系列表現讓這位母親坐臥不寧，特別害怕孩子在學校遭遇到性侵，或者其他暴力行為。
不過謝天謝地，孩子並未經歷什麼可怕的遭遇。他之所以會拒絕與自己的母親親近，是因為他在幼兒園的第一堂的衛生課上知道了細菌的存在。他的老師對他們說，這種看不見的生物會在人體相互觸碰的時候傳播。
這位教師只是想幫助孩子抵禦細菌。但是，她同時也引發了孩子對於病菌傳染的非理性恐懼情緒。羅傑把在課程上產生的恐懼情緒帶回了家中，並且在隨後的一年中，因為內心對病菌的恐懼，而拒絕和家人擁抱或者身體接觸。
因為害怕細菌的存在，除此拒絕和別人進行肢體接觸，他每天都要洗好幾次澡，刷好幾次牙。這已經不單單是對於細菌傳播的恐懼了，已經演變成了強迫性障礙（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羅傑過分誇大了細菌的危害，不過他當時的行為也是為了應對內心恐懼而做出的最佳反應，所以在自己眼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羅傑這些行為給他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在一群孩子中，他的牙齒最健康。很多年後，孩子的母親向我講了一個關於他兒子的趣事。有一天，她的一個朋友誇讚羅傑的笑容十分燦爛，並對他說：「我要是能有你這樣的牙齒就好了。」而向來直來直往的羅傑則回答道：「對不起，我自己還要用呢。」
所有人對細菌都不陌生。我們每天都會在媒體，飯店的標牌中得到各種各樣的提醒，高度警惕以防止細菌乘虛而入。我們都知道不乾淨的水中，或者是未煮熟的食物中都會藏有細菌和寄生蟲。我們都聽說過小兒麻痺症、霍亂，還有在1348年到1350年之間肆虐歐洲，奪走了7500萬性命的黑死病。
我們擔心豬流感、禽流感，還有恐怖分子試圖釋放出來的炭疽桿菌，諸如此類的致命病毒。因為恐怖分子已將我們這個團體視為威脅的存在，必須加以清除。
我們煞費苦心採取各種各樣的措施去保證自身的安全。我們會為身體上的傷口消毒，教孩子在打噴嚏前要用手捂著嘴，吃飯前也要清洗雙手。在美國，每年冬天政府都會鼓勵市民去打流感疫苗。市民也會接收到提醒他們免費注射疫苗的短信。
洛杉磯，公共政策學院的幾名研究者做了一項實驗，試圖找出媒體每天不停發出的警告信息會對人體產生怎樣的影響。科學家們事先編造了有關一致命病毒的50天追蹤報道。隨後，邀請了600人來參與此次實驗，其中300人來自洛杉磯，300人來自華盛頓。研究者給其中一些人展示的新聞內容是病毒已出現在了對面的海濱城市中。而另外一些人得到的信息是病毒已經進入了他們生活的社區。
病毒出現的地方離他們越近，這些人就越害怕。其中一些人被告知由於實驗失誤，病毒從實驗室進入了人們的生活領域；一些人則被告知這些病毒是由恐怖分子釋放出來的；剩下的人被告知有病毒入侵，但是病毒的確切來源和病毒的種類還未被查明。這些實驗參與者全都不清楚真實的情況，只知道病毒正在不斷往他們的生活領域入侵。
相較於那些已經知道病毒是因為實驗失誤或者恐怖分子而出現的人，那些不知道病毒來源的人表現出了更加強烈的恐懼感，寢食難安。
為什麼人們的恐懼程度會不同？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相信實驗室肯定在採取補救措施，政府也會盡全力幫助市民抵禦恐怖侵襲。但是如果我們連病毒源頭都不知道，那麼我們該如何應對？想要逃離的想法就變得強烈起來，可是我們卻不知道該往哪裡逃，所以我們只能躲藏起來不行動，靜靜地等待危險過去，就像波士頓在經歷過爆炸案之後整個城市都陷入了停頓狀態。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行動並不會對我們起到任何保護作用，因為病毒還是會繼續傳染並且會離你生活的區域越來越近。意識到威脅後，我們又會做出逃跑反應，迴避行為會促使我們快速逃離當前的環境。
研究者又給這些人看了一個電視節目，人們看了節目之後會意識到威脅的存在，並做出了戲劇性的反應。又一次，我們的想法又對我們的感受造成了影響。我們的想像為創造力提供源源不斷的養分，同時也催生出了遏制我們行動的恐懼情緒。也許我們的大腦邊緣系統並不能分辨我們現在出現的想法是基於想像還是現實。
當我們不知道威脅的來源時，我們逃離危險的機會就越渺茫。不過有時就算我們清楚地瞭解了威脅的來源，我們的行為仍會被恐懼控制。比如，在烏干達和非洲爆發的致命病毒——埃博拉（Ebola），就讓人們陷入了恐慌之中，並做出了許多非理性行為。
埃博拉是一種令人聞風喪膽的病毒。一個人會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就感染上埃博拉病毒，一開始的症狀就像是感染上了嚴重的流感。臥床不起，異常疲憊，關節肌肉酸痛，喉嚨腫痛，咳嗽，頭痛以及呼吸困難，另一個奇怪的症狀就是感染者都會出現嚴重的打嗝症狀。一開始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人只會出現一般流感症狀，直至他們開始昏迷、焦躁、痙攣、甚至陷入昏迷。
埃博拉病毒會導致強烈的胃部疼痛，腹瀉和嘔吐。這個病毒會攻擊人體內的血液，導致大量紅細胞破裂，其中所包含的物質流到皮膚下，病患的皮膚便會出現瘀青，血皰和大面積的皮疹。這些都是人們生物領域遭遇到極大傷害的表現。
2000年9月至2001年2月，埃博拉病毒就曾在烏干達爆發。科學家發現，烏干達的兩大英文報紙發表了世界對有關此次埃博拉病毒爆發的文章、社論、漫畫與信件。這些文章向人們傳遞了迷惘和憤怒的情緒以及一些未經證實的流言蜚語：比如醫護人員每日都承受著超大強度的工作量、病人從醫院逃離、人們為免受感染尋求精神力量的庇護、對全國管控策略的需求，還有對於國際旅行的限制。
人們對於埃博拉病毒做出的反應，無疑在傳遞這樣一種信息，埃博拉是一場當代瘟疫，已經有數十萬人死於這種致命的病毒。但是，事實上只有425人感染上了這種病毒，其中有大概一半的感染者死亡，對於這一半的感染者來說埃博拉病毒的確是一種致命的病毒。不過，全世界還是對於這種病毒的反應過於激烈，高估了它的危險程度。總之，任何新聞中只要出現傷亡事件，那麼這個新聞一定最能抓住讀者的眼球。而埃博拉就被描繪成這樣一種病毒，它會不斷破壞我們體內的血液，直至我們死亡。
其中一個引起較多關注的事件是關於安德魯·韋克菲爾德教授在1998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他僅僅對12名接種過麻疹、腮腺炎、和風疹疫苗（measles，mumps，and rubella vaccination，MMR）的兒童做了調查之後，就發表了論文聲稱此種疫苗與兒童自閉症有一定的關聯。這一調查結果在自閉症群體中火速流傳開來，家長們也越發恐慌，不知道是否要讓孩子接種可能會誘發自閉症的疫苗。
那段時間，很多家長就是因為輕信了這一言論而拒絕給孩子注射疫苗，最終導致麻疹和相關併發症大幅增加。這也導致了當時英國、美國，還有其他國家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健康危機。然而這一系列事件的產生，僅僅是因為一篇醫學論文，而作者只調查了12名兒童後便武斷給出了結論。
隨後展開的一系列科學研究完全否定了此篇論文所呈現的觀點。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表示已正式將上述文章從該雜誌中撤除。儘管如此，此後仍舊有文章發表了類似觀點，表示兒童注射的疫苗會引發自閉症，導致人們對於疫苗後遺症的爭論一直持續至今。
如今，小兒麻痺症這一傳染病已經幾乎被消滅。人們也能通過接種疫苗來應對其他仍舊威脅著我們生命安全的傳染病——麻疹、腮腺炎和風疹。隨著疫苗藥物的廣泛運用和公共健康安全知識的廣泛傳播，我們才能抵禦這些較為常見的傳染病。
若是我們無法做出理性的反應，被恐懼所掌控，拒絕使用疫苗，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放棄了保護自己免受細菌侵害的最佳途徑，而那些入侵人體的細菌，也是處於其當前的最佳狀態。
媒體對提升公眾健康的作用
不過，恐懼有時也能對社會產生一定的益處。1982年，泰諾——一種息熱止疼的藥品，由於其瓶罐未密封，瓶體內產生氰化物（cyanide）導致7人死亡。那時人們才意識到危險，並製造出了安全蓋和密封藥瓶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
「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機場為了應對恐怖分子的襲擊，採取了更加嚴格的安檢措施。美國每年都有近3萬人因為車禍死亡，國家為了保護人民的安全，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包括開車系安全帶、禁止超速行駛和酒後駕車，尤其是醉駕司機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
反吸煙運動已經拯救了數百萬人的性命，也為人們的醫療賬戶省下了數十億的費用。人們還會根據不同群體的文化背景，制定具有文化針對性的反對吸煙的宣傳語，相較於一般的反吸煙運動來說，前者能夠取得更好的效果。由此可見，當市場調研深入到人們的社會領域和自我認知領域，收集到的信息也就會更加私密，這些信息也就更加具有影響力。
近來，大量公眾人物因為過度飲酒或者濫用藥物而死亡，人們也開始越發關注當前的健康危機。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夫妻害怕自己的伴侶、病人則害怕自己陷入藥物上癮的漩渦。人人自危的局面終於讓美國意識到成癮已不單純是道德問題那麼簡單了，需要得到醫療保健系統更多的關注。同時，大眾媒體幫助我們樹立了一個正確的觀念，不是勸誡我們去怨恨藥物成癮者，而是讓我們拒絕過量用藥，幫助那些依賴藥物的成癮者改變其最佳狀態回歸社會領域，讓他們重新樹立一個正確的價值觀，重燃對這個社會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