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紐約市長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和美國其他地區的一些政府官員採納了社會科學家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和喬治·凱林（George Kelling）提出的「破窗理論」。這項理論表明，即便是一個象徵雜亂的微小訊號——比如住宅區裡有一扇窗戶破了，或某個店面的門壞了沒修——都有可能為範圍更廣的負面行為推波助瀾，原因就是它傳達出的社會規範意味。
接受了這個理論的朱利安尼、紐約市市警察局長以及其他政府官員，開始重點整治那些關於混亂無序和輕微罪行的微小但強有力的訊號。他們的做法包括清理塗鴉、打掃街道，對一些看似極小的違規行為實行零容忍政策，比如乘地鐵時逃票的行為。雖然這方面的科學證據還並不充分，但政客們認為這些舉措有效地遏制了更為嚴重的罪行和違規行為。然而，行為科學家基思·凱澤（Kees Keizer）、西格沃特·林登伯格（Siegwart Lindenberg）和琳達·斯蒂格（Linda Steg）的研究似乎揭示了確鑿無疑的證據，說明這些看似微小的、違背社會規範的行為確實會對環境中的其他行為造成影響。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指出，政策制定者和相關商業機構運用一些微小的改變，就能得到顯著的收效。
在現場實驗中，凱澤和同事們測試了在某個環境下，一些關於混亂的微妙訊號會在多大程度上引發其他負面行為。在一項測試中，研究者們找到一個完美的場景：在一家荷蘭購物中心外面有條小巷子，前來購物的顧客常常把自行車停放在裡面。趁著車主們都待在購物中心裡的時候，研究者們把購物中心的廣告單頁用橡皮筋套在自行車的車把手上。第一種情況下，研究者們什麼也沒動就離開了小巷子；第二種情況下，他們往小巷的牆上噴了塗鴉。由於附近沒有垃圾桶，從購物中心出來、發現自己的自行車把手上被人放了廣告的顧客們面臨一個簡單的選擇：取下廣告紙之後，是把它帶回家呢，還是隨手扔在地上？
結果顯示，當小巷的牆上沒有塗鴉的時候，33%的自行車車主把廣告紙扔在了地上；牆上有了塗鴉之後，這個比率達到了69%。
在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中，凱澤和同事們找了一個有好幾個入口的停車場，他們用臨時圍欄把其中一個入口堵上，在上面張貼了一張告示，說此門不開，想要取車的話請走另外一個入口（大約在180米開外）。然而，研究者們故意在圍欄上留了一個開口，人要是真想從這裡進去的話也能過得去。他們還在圍欄上放了另一個「禁止把自行車鎖在欄杆上」的告示。實驗中唯一的變量就是四輛自行車：第一種情況下，這幾輛自行車只是停靠在圍欄旁邊；第二種情況下，它們全都鎖在了圍欄上。
結果如何？當自行車只是停靠在圍欄旁的時候，27%的行人違反了指示，逕直穿過圍欄進入了停車場。然而，當四輛自行車全都被鎖在了圍欄上，即違背了第二個告示的時候，穿過圍欄的行人比率竟然高達82%。
到目前為止，這個研究告訴我們，當人們看到其他人違反了某條社會規範之後，他們不但更有可能親自去違反一下，而且還更有可能去違反另外一條相關的社會規範。例如，一個遛狗的人允許他的狗在公園裡便溺，或許並不是因為他看到另一個遛狗的人這麼做，而是因為他看到了公園裡其他的混亂跡象，比如有人隨地扔垃圾或煙頭。當辦公室裡的職員經過複印機和碎紙機旁邊，發現那兒亂糟糟的，隨處散落著碎紙片的時候，他們就更加有可能違反辦公室裡的其他規定，比如把用過的咖啡杯隨手留在桌子上，或是在廚房吃飯時灑了食物也不收拾。
可是，看到一個貌似不起眼的髒亂場面，真的會讓平時不會順手牽羊的人去偷東西嗎？為了驗證這個問題，研究者們把一個貼了郵票、寫了地址的信封半塞半露地放在郵箱裡，好讓路人看得到也拿得到，那信封裡明顯放著一些錢。凱澤唯一改變的因素是地上是否有亂扔的垃圾。地上沒有垃圾的時候，只有13%的路人偷走了信封和裡頭的錢。然而，當地上扔了垃圾的時候，偷竊率幾乎提高了一倍——大約25%的人偷走了它們！
這些發現顯示出，環境中的細微線索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多麼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如果你有責任（或有興趣）鼓勵人們做出對社會有益的行為時，你不但應該對要傳達的信息做一些小改動，也要對環境來一點兒小小的改變——要知道，改變人們所處的環境往往比改變他們的想法容易得多，效果也要好得多。
更進一步說，上述研究工作顯示，默許人們違反看似相對來說並不重要的規範，而且違反的跡象清楚可見，這很可能會導致人們在更加重要的問題上違規。比如說，商場或許會認為，試衣間裡或洗手間裡偶爾有點兒垃圾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這項很有說服力的研究顯示，那點兒垃圾很可能會導致商場裡的偷竊率上升。在職場中，如果管理者默許辦公環境一直髒亂，或是東西壞了也不修理，那麼這些跡象漸漸積累起來，很可能會在無形中影響到員工的工作態度，讓人變得懈怠，更糟的是可能會導致某種瀆職行為。
那麼，經理人、市議會成員，甚至是政策的制定者可以運用哪些「四兩撥千斤」的方法高效率地影響人們，讓大家在社區和公共區域做出他們所倡導的行為？
前文提到的那些研究者們最近做了一項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得出了一個較新的結論，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方法。與大家都認為的相反，讓人生活在一個整潔有序的環境中（員工廚房裡沒有髒杯子、公園裡沒有隨手丟棄的垃圾、人行道乾乾淨淨），並不能塑造出最強有力的、能讓人做出受鼓勵行為的背景環境。實際上，最強有力的背景環境就是，要讓人們清楚地看到其他人都在遵守規範。因此，最有效的「四兩撥千斤」的方法並不是讓人們置身於一個已經井然有序的環境中，而是讓人們置身於一個能夠看到他人遵守秩序的環境中。換言之，在辦公室裡，最好的「四兩撥千斤」的方法或許是把收拾廚房和員工更衣室的時間段調整一下。與其讓保潔工在大家全都下班之後來幹活，還不如讓他們提前來，好讓員工們看到辦公環境恢復整潔的過程。
政府官員們可以採用的一個類似方法是，倡導市民們不要只是簡單地「不去做糟糕的行為」，而是以一種公開的方式，去糾正他人的糟糕行為。市政當局可以撥出資源，把那些希望公開表達對髒亂環境的不滿的市民們組織起來，去清理湖泊和海灘上的漂浮物，清除樓房上的塗鴉，打掃街道上的垃圾，通過這些手段來倡導民眾維持整潔。本書作者之一與雷蒙德·雷諾（Raymond Reno）和卡爾·卡爾格倫（Carl Kallgren）同做的一項研究顯示，這樣做的效果好得出乎意料。觀察結果顯示，在正常情況下，38%的路人會把手上的廣告宣傳單隨手扔在街上。但是，如果路人看到有人把別人扔掉的宣傳單撿了起來，扔垃圾的人數比率就降到了僅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