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們對自己和世界的運轉有許多信念，這些信念大部分時間會讓我們感覺良好，但是一次痛苦的經歷就可能將其摧毀。
首先，是自己不會受傷害的信念。大多數人覺得只有別人才會碰上倒霉事，而自己是不可能的。當發生嚴重交通事故、自然災害或者遭到綁架、強姦的時候，這種認為自己不會受傷害的幻想便破滅了。人們一下子覺得世界顛倒，脆弱無助，對身邊的一切也草木皆兵，焦慮不安。
其次，是認為世界是公平和有意義的。而一旦發生那些沒有道理、非正義或犯罪事件，如恐怖分子對幼兒園實施炸彈襲擊，少年隨意射殺同學，人們的這種想法就會被整個顛覆。
最後，是認為好人有好報。創傷事件的倖存者會說自己為人善良，一貫行善積德，怎麼災難會降臨到自己頭上呢？太沒天理了。同樣的，對於那些遇難的人，倖存者覺得就算死也應該是那些比遇難者更壞的人去死才對。
當時的情形一直縈繞在我腦海裡。第一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大樓時，我正在10樓的辦公室工作。我們都聽到響聲，但是想像不出發生了什麼。很快，有人開始大聲叫喊：「快跑——是炸彈！」然後大家都朝樓梯跑去。當我們衝下樓梯時，煙塵也隨之滾滾而來。到底層的路彷彿無休無止。跑出大樓，我看見人們四處奔逃，一些人驚恐地駐足仰視。我仰頭望去，只見大樓頂部火光熊熊，我僵在那裡，不能動彈。接著，第二架飛機又撞了上去。不知是誰抓起我的胳膊開始奔跑。混凝土和玻璃開始四處飛濺。人們踉踉蹌蹌，東倒西歪，個個都滿身塵土。跑到離大樓很遠的地方，我們站在那裡眼看著世貿中心倒塌。我無法相信自己眼前所見。其他人驚聲尖叫，而我卻只是凝視，無法相信這一切。
如今，我睡不好覺。雖然我努力入睡，但是在即將入睡之際，那些影像似潮水般湧入腦海。我眼睜睜看著世貿大樓倒塌，看見臉上帶傷的人們，以及沒能逃生，被坍塌的大樓掩埋的人們。我還能聞到煙塵的味道。有時，淚水把枕頭都浸濕了。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天花板，彷彿凝視著正在倒塌的世貿雙塔。白天上班時，我的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別人對我說話，我卻充耳不聞。我常常感到自己似乎處於一種飄浮狀態，對週遭的事物既看不見也摸不著。但是，城市裡司空見慣的警笛聲卻會令我著實一驚。
以上是來自2001年9月11日美國世貿中心恐怖襲擊中的一位倖存者的描述。與他一樣，許多人在生活中也會經歷一些諸如恐怖襲擊、強姦、地震、交通事故、火災、戰爭等嚴重的創傷事件，而在創傷過後產生的心理障礙便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我的心真的受傷了」
創傷後應激障礙究竟是什麼樣子呢？接下來我就為大家全景展示一下它的真容。
首先我們說，創傷後應激障礙有三種症狀。
睹物思人，但在創傷後應激障礙中卻不是這樣，患者不需要親眼見到那些曾親身經歷過的悲慘事件便可以重新體驗當時的感受。因為不管他們願不願意，那些恐怖的回憶和噩夢般的影像自己會突然闖入他們腦中，或者在現實裡或者在夢魘中，一幕一幕不停地浮現，這便是所謂的「閃回」，讓患者頓感無處遁逃。
前文中「9·11」事件倖存者的描述：「……但是在即將入睡之際，那些影像似潮水般湧入腦海。我眼睜睜看著世貿大樓倒塌，看見臉上帶傷的人們，以及沒能逃生，被坍塌的大樓掩埋的人們……」便很好地刻畫了這一點。
因此，「重新體驗創傷事件」是第一種症狀。
當非常微小的灰塵落在我們皮膚上的時候，我們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可當這些灰塵聚集成塵埃顆粒，變成很大一坨落在我們身上時，我們不但能夠看見它們，還能感受到它們對皮膚的壓力。那麼這種剛剛能夠引起感覺的刺激量便叫作感覺閾限。感覺閾限越大，能夠引起感覺所需要的刺激量便越大。打個比方，別人的皮膚落上一個米粒大小的物體便可以感覺得到，但是因為你的感覺閾限比他們大，所以你也許需要一個栗子大小的物體放到皮膚上才能察覺。
同樣的，情感閾限也是如此。有人說一個人傷大了就麻木了，是這樣嗎？有時候真是這樣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會表現出對情感的麻木，對周圍情況的無動於衷，我們就可以說那是因為他們的情感閾限被提高了，日常生活中普通事件的刺激已經無法激起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是真的「淡定」了。
除了變得麻木，患者還會疏遠身邊人，逃避一切和創傷事件有關的想法、感受、談話、活動和人，甚至漸漸對不相干的活動也喪失興趣。
再來看看「9·11」事件的倖存者是怎麼說的：「白天上班時，我的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別人對我說話，我卻充耳不聞。我常常感到自己似乎處於一種飄浮狀態，對週遭的事物既看不見也摸不著……」
因此，「感情麻木、疏離」是第二種症狀。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任何能喚起痛苦回憶的聲音或影像都會使患者立刻心驚肉跳，「抱頭鼠竄」。比如在戰場上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老兵，退伍後偶爾聽到汽車回火的聲音也會嚇得一頭跳進身邊的水溝躲避，腦海中浮現出戰爭的場面，再次體驗到當年在前線時的恐懼。
還是像那位倖存者說的：「……城市裡司空見慣的警笛聲卻會令我著實一驚。」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總是時刻警惕著過往痛苦的再次出現。
因此，第三種症狀就是「高度警覺」。
除了以上三種症狀，活著有時比死了更痛苦，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還會出現「倖存者愧疚」！他們甚至恨不得自己才是死去的人，為自己的倖免於難或為生存而做過的事感到痛苦、負疚。有一位洪災中的倖存者表示：「我感到非常愧疚，因為鄰居當時向我求救我沒有理會，而是選擇了保全自己的家人。」有一位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越戰老兵說：「我是殺人犯。沒有人會寬恕我。我們應該被槍斃，我們應該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這一點從《士兵突擊》中許三多第一次實戰後的表現就可以看出，殺人，確切地說第一次殺人是件多麼痛苦的事。還有許多幸運兒，如二戰大屠殺中的倖存者因家人遇害而自己僥倖活著，或因自己沒能奮力反抗納粹而產生深深的負罪感。除此之外，即使更常見的日常生活中的創傷事件，例如下面這場交通事故，也會讓患者深切地體會到沉重的負罪感與良心的譴責：
我是一名外科醫生。一天休息時，我打算陪4歲的女兒去玩具店買一些玩具。前往商店的途中，我卻一邊開車一邊考慮工作中一些未處理完的事。突然，前面的車毫無預兆地緊急減速右轉，我的車一下子撞到它的尾部，油箱撞壞起火了，我的頭也撞上風擋玻璃，並且受了傷。但這並不是最壞的，最壞的是我女兒被變形的那一側車廂卡住了。當時我是拼盡了全身力氣才踹開了夾著她的金屬板，在火勢蔓延之前抱著她逃出生天。在醫院裡，我不斷回想自己的所作所為，事故發生時的場景也不斷在腦海中重現……要不是當時及時救出了她，可能我女兒現在會被燒傷，甚至被燒死。但是若不是我當時開車分了心，也就不會有這場事故了……後怕與負疚充斥了我的內心，它們比我肉體上所受的傷痛要來得痛苦多了。
除了以上這些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表現，一項調查中還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無數次空襲威脅的英國市民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比例，與沒有受到空襲威脅的人群相比幾乎沒有差別，但是一些犯罪行為（如搶劫、強姦）中的受害者事後的應激障礙的發病率卻相對較高。這是為什麼呢？
看看兩者的區別就能找到真相所在了：原來空襲中的很多人並沒有直接體驗到瀕死、死亡和直接的恐懼。因此說，只有當事者身臨其境或者親身經歷後才有可能患上應激障礙，如看到當時的情境，聽到當時的聲音，聞到當時的氣味……
提到氣味，讓我想起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記憶！
為什麼提到氣味讓我想了記憶呢？就是因為各種感覺通道（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等）中，只有氣味留下的記憶是最持久的，也就是說氣味留下的記憶多為長時記憶。
記得電視劇《狀王宋世傑》中有一場戲，為了誘迫嫌疑人招供當年犯下的罪行，宋世傑便在犯人夜審時安排了一出案件重演，佈置了一個和當年很像的案發現場，找到一個和死者很像的女人扮成冤鬼來索命。起先，嫌疑人只感到驚恐、恍惚和懷疑，遲遲不肯鬆口。關鍵時刻，宋世傑使出決勝的一招：撒出了被害者遇害時使用的香粉。香味一出，立即深刻又完整地勾起了嫌疑犯對當時的回憶，他終於對眼前的一切信以為真，開始痛哭流涕地懺悔自己的罪行……
到這兒，大家已經可以對創傷後應激障礙有了大致的瞭解。我們都知道許多創傷事件會導致創傷後應激障礙，那麼接下來，我想著重討論四類主要的創傷事件：自然災害、虐待、與戰爭有關的痛苦事件，以及常見的創傷事件，如各種事故。
親歷噩夢
10月3日，北川縣農辦主任董玉飛在自己的住所自殺身亡。
10月18日，都江堰受災傷員羅桂瓊在成都市第二醫院外科大樓12樓跳樓自殺身亡。
11月11日，安縣花荄鎮雍峙村村民陳開華在父親墳前上吊自殺。
11月15日，北川縣擂鼓鎮男子楊俊在家中殺妻後自殺，夫妻二人「相擁」離世。
11月19日，綿陽市政府辦人事教育處處長何宗華從綿陽市宇隆大廈15樓跳樓自殺身亡。
12月5日，北川鄧家海光村村民朱華會在家中上吊自殺。
12月10日，綿陽海天公司職工趙學亮在綿陽市中心醫院跳樓殞命。
這是從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8級強震後，有報道的接連發生的七起自殺事件。
自殺危機應該是創傷後應激障礙中的一種極端形式，更多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通常不會表現得那麼脆弱，儘管如此，他們卻是生不如死，來看一下親歷者A的描述：
地震發生後不久，作為倖存者我被安置在臨時搭好的地震棚中。一連半個多月我幾乎夜夜無眠，始終擔心地震會不會再發生一次，同時一場場餘震也讓我如坐針氈。其實很多時候我不是睡不著而是不想睡，多困都會堅持著。因為每次睡著都會被同一個噩夢驚醒，一身冷汗，我夢見自己被建築物上掉下的石頭砸死了。每當這個時候，我的心臟就好像被一把尖刀劃破又挑出了神經，無法自已地思念地震中慘死的媽媽，回憶起她死時的樣子……也許那時我應該跟她一起去了就對了，現在才知道原來活著遠比死了要痛苦。有時我會夢到媽媽還活著，一切都未發生過，我們全家都很幸福。但實際上這種夢比噩夢還要殘酷，因為醒來後我不得不重新接受一次悲慘的現實，面對一次巨大的現實衝擊……
除了地震以外，洪水、火災、颱風等自然災害也會導致倖存者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有調查顯示，在一場毀滅性的洪災過後，倖存的200人中60%都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其中25%的人在14年後仍沒有痊癒。
自然災害就說到這兒，接下來是「虐待」。
虐待有很多種，包括身體虐待（毆打等）、性虐待（強姦和亂倫等）、情感虐待（父母總是嘲笑自己的孩子等），這些虐待都能引起慢性的創傷後應激障礙（20年以上的病程）。來看有過被強暴經歷的親歷者B：
我的人生就是一場苦難。在我4～8歲間曾遭到一位表兄的多次強暴，12歲時又遭到親叔叔的強暴。33歲的時候，我又被一位陌生人強姦並毆打致殘。這麼多年來，我的睡眠總是與噩夢為伍。我會拒絕想起被強暴的經歷和任何會讓自己想起它們的東西，但是非常諷刺的是，我越是努力迴避那些過往，它們越是會努力出現我的記憶裡，揮之不去。我對身邊的活動慢慢失去了興趣，感覺自己在不斷地疏遠別人，變得易怒易受驚嚇。尤其是三年前最近的那次強姦後，我幾乎每週都會有一次驚恐發作。我的驚恐往往是由最近那次強姦的相關線索引起的，比如在我換內褲的時候，但是有時也會發生在我抑鬱和疲憊的時候。
……
親歷者B的講述讓我想起一本書，叫《可愛的骨頭》。這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女被強姦謀殺後用靈魂偷看她死後世界的故事：她的一家遭此慘禍後立即崩潰，父親精神恍惚，屢次為警方提供可疑線索遭拒後，在一次夜間去捉嫌犯時被誤傷致殘；母親無法忍受失女之痛，竟和探長私通，然後離家出走；妹妹在哀傷中一夜成人，不顧性命之憂去兇犯家竊取證據；年僅4歲的小弟在得知長姐已死之後，成長中心靈受到創傷……
儘管少女的遭遇留下的陰影曾久久在這個家庭中揮之不去，但是許多年後，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走上了各自的生活道路。在一旁偷看的少女的靈魂這時意識到：人生，猶如人的週身骨骼，即使有一塊破損了，缺失了，但骨架終會長全；災難和苦痛與生活中的其他東西一樣，也都會在時間的慢慢流逝下，與整個生命融合。
這正是自己就有過被強暴經歷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
那麼在這裡，我想給遭遇性侵的女士們提供幾點建議：
１相信自己。不要責怪自己。照顧好自己。
２告訴你信任的人。性侵犯令人恐懼和痛苦，獨自承受會不堪重負。想一想有沒有值得信任的人，也許是一位朋友，也許是一位親戚，或者是一位網友。
３接受身體檢查。即使沒有受傷，盡快檢查可以讓你瞭解是否引起內傷、妊娠和感染性病等。而且72小時內進行身體檢查是收集強姦證據的最佳時機。
４報案。強姦乃重罪，及早報案會有幫助。
５尋求專業的心理援助，從痛苦中解脫出來需要時間和專業的指導。
下面給大家看一組「約會強姦」中男女各自的內心活動，也許你們會有一些其他的收穫。
女：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一次聚會上，他外表俊朗並且愛笑，我想過去和他聊天卻不知如何開始，畢竟我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太主動。這時候他走了過來自我介紹，然後我們就攀談起來。我發現我們有很多共同點，我確實喜歡上他了。當他邀請我到他家喝點兒什麼時，我想這很好。他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我希望他以後繼續邀請我出去。
男：我第一次見她是在一次聚會上，她看起來非常火辣，穿著性感的裙子，很好地展示出她完美的身材。我們立即攀談起來。她一直對我笑臉相迎，並在說話的時候一直摸著我的胳膊，我看得出她喜歡上我了。她看起來很輕鬆，當我請她去我那兒喝點兒什麼的時候她答應了，真是走運。
女：當我們到他家的時候，我發現他家唯一能坐的地方就是床了。我不想他對我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我還可以坐什麼呢？我們聊了一會兒，然後他向我靠近了，我很害怕。他開始吻我，我確實很喜歡他，所以我覺得接吻沒什麼，那很美妙。可是當他把我推倒在床上的時候，我掙扎著要坐起來，並告訴他快停止。但他實在太強壯了，我非常害怕，並哭了起來。所有反抗都無濟於事，我停止了掙扎。就這樣，我被強姦了。
男：當我們到家時，我們坐在床上開始接吻。開始一切都很美好，接著，我把她放倒在床上，她開始反抗，並說她不想這樣。我知道大部分女人不希望讓自己看起來太隨便，她們通常會反抗，所以我知道她只是想這樣表現。當她停止反抗時，我知道我們做愛之前她必須假裝流幾滴眼淚。
女：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分鐘，但它令我感覺很可怕，而且他的動作又那麼粗魯。結束時，他老是問我怎麼了，好像他什麼都沒做一樣。他覺得只是壓在我身上而已，他把我送回家並說希望能再見到我。我不願再見到他，我從未想過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男：當我們結束後她仍然很沮喪，這時我就不明白了！假如她不想和我做愛，為什麼要跟我一起回來呢？從她的穿著和言行舉止上可以判斷出她並不是處女，那為什麼她還如此強烈地反抗呢？我不明白。
……
我們繼續往下進行，下一個是什麼呢？與戰爭有關的痛苦事件。下面有請親歷者C為大家分享她的經歷：
我今年40歲了，直到圍攻開始的那天我都在鄉下打理我的農場，圍攻開始後我家的房子被迫擊炮幾乎炸成了一堆瓦礫。第二天一早，武裝分子便來到村裡，命令所有人立刻離開自己的住所。這個時候，我眼睜睜地看著好些鄰居和朋友被槍殺。我們一家被迫讓出房子、汽車和銀行存款，還親眼看到別人對我們的掠奪，而掠奪者中還有我們曾經的好鄰居。隨後幾天我們移居別處生活。一天，當我們夫妻倆走在路上時，武裝分子從天而降抓住了我們，我的丈夫和其他男子一起被帶走了。隨後的5個月裡，我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我在運送流放犯的火車裡度過了幾天幾夜，沒有水，也沒有食物，許多人就在我身邊窒息而死。強行軍時，我不得不從死去的朋友和親人身上跨過。
有一次，我所在的小隊必須通過一座橋，橋的兩邊佈滿了武裝分子的機槍手，他們胡亂掃射，還命令我們把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扔到橋下的網袋裡。接下來的好幾個星期，我和許多婦女兒童一起擠在一個條件極其惡劣的大帳篷裡，人們的哭泣聲不絕於耳。當我也開始哭個不停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腦子出了問題，自己已經「瘋了」。如今，我覺得自己再也開心不起來了。獨自一人時，所有的往事都歷歷在目。我時常躺在地上回想著以前家中的一切，他們搶走的每一件東西，我又看見了那一切。每個夜晚那些痛苦都要伴我入睡。
親歷者C的經歷其實十分普遍。在戰爭，尤其是大規模的戰爭中，成千上萬的人遭到迫害和殺戮，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戰爭帶來的殘酷不僅有軍隊的纍纍暴行、集中營大屠殺、有組織的集體強姦等，還有它所導致的鄰里間的無情掠奪和相互殘殺。
例如阿富汗戰爭中，阿富汗人民經歷了數十年的戰亂和侵略，還有塔利班的殘暴統治。並且在美國「9·11」事件後，他們的國家再次遭到轟炸，這導致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或死或傷，數以千計的人住在臨時帳篷裡，沒有足夠的水和食物，四週一片荒蕪。有研究發現，阿富汗難民患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比例非常高。其中婦女尤其容易發生創傷後應激障礙，因為塔利班已經剝奪了她們最基本的人權，她們中許多人的丈夫和男性親屬被殺，沒有了這些男人，她們幾乎不可能繼續生存。
拋開平民，我們從參與戰爭的另一方——戰士的角度看，又是怎樣的呢？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對於士兵的戰爭創傷反應出現過很多名詞，「炮彈厭惡」「戰爭疲勞」「戰爭神經症」等等，現在我們知道了這些都是戰爭創傷後應激障礙。在戰場上他們一次次目睹了自己的同伴被殺死的慘狀，同時自己也在不斷殺人。這些壓力在幾個月甚至幾年中慢慢積攢，在他們身處戰爭中或還留在軍營時很多時候是看不出明顯症狀的，可一旦回到平民的生活中，所有這些影響都會表現出來。他們變得恐懼、失眠、冷漠、激動以及腦中充滿各種死亡的念頭。有些士兵，比如說越戰中的老兵甚至會對同伴或家庭成員作出攻擊性的行為，使整個家庭都陷入苦惱。按照這種情況，也許有些戰士一輩子都不應該離開軍營。
最後一個——常見的創傷事件！來聽聽親歷者D經歷的一場意外：
今年54歲的我和丈夫一起生活在一個小鎮上。兩年前，在一個冬天的午夜，一輛途經小鎮的運送燃料的卡車由於打滑，衝到了小鎮中心的一家商場裡。我的家正好位於事故地點附近，卡車的巨大爆炸聲把我驚醒了，我那時感覺世界像要毀滅了。商場和上面的公寓立刻被火焰吞滅，火勢立刻蔓延到周圍的居民樓。我現在回想起，當時就像在看一部真實的恐怖片，空氣中瀰漫著建築材料燃燒發出的焦臭味道，到處都是黑色和紅色的碎片。這些碎片有的飄在空中，有的散落滿地，就好像墓地中的百年墓碑在發出魔鬼般的光影。數百人在這場事故中喪生，他們大多是正在商場中逛街的人和周圍的住戶。居民樓裡的看門人和卡車司機也在這場事故中喪生。
事故過後，很多人前來悼念。一段時間後，商場與大廈也開始重建。但是我的生活在那一天之後就再也沒有恢復的跡象。我開始覺得周圍的一切有點兒陌生，世界變得不那麼真實。我慢慢疏遠朋友，腦中時刻充滿著那一夜的場景。在夜裡我還會不時夢到那個景象。以前我有服用安眠藥的習慣，但是現在也不吃了，因為它會讓我一直睡著，那樣我就不能從噩夢中逃脫出來。之後的一年半里，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不去回想那個災難場面，但是相關的回憶和夢境仍然遊走在我的生活中。我的睡眠出現嚴重的問題也有兩個月了，到目前為止，那場事故的記憶仍然非常鮮活。
親歷者D的描述讓我想起了2010年11月15日上海膠州路一棟高層公寓的大火，那場大火也釀成了58人死亡的慘劇，事故給很多人留下沉重的心理陰影。除了這些，生活中很多貌似更加平常的事件也會誘發創傷後應激障礙，如交通事故，愛人意外死亡，孩子患上重病，親眼看見他人受傷或被害等。
四類主要事件到此就講完了。現在，我有一個疑惑：為什麼有些人在事後會患創傷後應激障礙，而另一些人卻不會呢？下面我們就來研究一下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成因。
「誰讓我心痛？」
有些人天生就是易感的體質，遇到同樣一個問題會比其他人更容易激動，更容易受傷。但是這個易感體質放到一樣東西面前往往就會失效，那就是程度！你不是不想吃，而是你還不餓；我不是夠堅強，而是我還沒遇到夠狠的事。當創傷事件的嚴重性和持續時間達到一定程度，無論你是不是易感體質，都會兵敗如山倒。就像在前線服役時間更長或有被俘經歷的老兵，患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可能性就要大於沒有類似經歷的老兵；遭到暴力輪姦的強姦受害者，比時間較短、行為較溫和的強姦受害者更可能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因自然災害失去家園和愛人或自己受傷的倖存者，比受災難影響較小的人更可能患創傷後應激障礙。
所以說創傷事件的嚴重性、持久性是一個成因。
有一項研究表明，經歷家人自殺、性侵犯和愛人因艾滋病去世等事件的人，比起經歷其他創傷事件的人更容易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
這是為什麼呢？來分析一下自殺、性侵犯和愛人因艾滋病去世這幾個事件的共性就知道了：通常它們都難以啟齒，不便向外人透漏，會被社會認為是一種恥辱。因此我們就有了剛才那個問題的答案，如果人們在創傷事件發生後的恢復期內不能和他人談論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回憶，並獲得他人在精神上的支持，則更容易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就像參加過越戰的退伍士兵比其他退伍老兵更容易患創傷後應激障礙，是因為美國社會對越戰存在很多爭議，褒貶不一，所以很多重返祖國的士兵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還有就是，女性較男性更容易患創傷後應激障礙，可能是因為女性最常經歷的創傷（如性虐待）大多是令她們感到恥辱的，而男性的經歷大多為意外等不帶有恥辱性的事件。
因此說創傷事件發生後能否獲得社會的支持也是一個成因。
以上兩個社會成因就講完了，下面開始心理成因的介紹。
我已經在文中提到過很多遍，只有直面痛苦才能更快地從痛苦中走出來，越是逃避，反而越延長痛苦的時間，深受其害。有的人在遭遇創傷事件之後會借助酒精或者毒品的幫助，讓自己置身事外，以旁觀者的身份來看待自己的痛苦和它帶來的影響，這種情況就跟諱疾忌醫一樣，會讓自己陷入更加痛苦糟糕的境地。例如，有的人變得墮落頹廢，丟掉原來的工作，失去家庭，甚至流落街頭。所以說「應對方式」是導致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心理成因之一！
還有的人，在沒有遭遇創傷事件之前就已經處於一種鬱鬱寡歡的狀態，當他們真的遇到「大麻煩」的時候，就會比正常人更容易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比如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非裔、拉美裔的美國退伍老兵，患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可能性就大於白人士兵。這可能是由於這些士兵在戰前和戰後都受到歧視，導致憂慮情緒惡化，增加了患病的危險。所以說「憂鬱」也是導致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心理成因之一。
民間有種說法，說是在本命年的時候會犯太歲，總會遇到點兒不好的事情，嚴重的非死即傷。
我是個無神論者，原本不相信這些迷信的說法。但是在那次本命年裡，我卻破天荒地接連生了三場大病，近三個月沒離開病床。這件事情對我影響最大的不是肉體上的病痛，而是心理上的震撼：我生平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可以如此糟糕，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生命是不完美的，隨時都有可能終止。這之後，我的人生觀也發生了巨大改變。
所以，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另一心理成因便是：信念的動搖！
在生活中，我們對自己和世界的運轉有許多信念，這些信念大部分時間會讓我們感覺良好，但是一次痛苦的經歷就可能將其摧毀。
首先，是自己不會受傷害的信念。大多數人覺得只有別人才會碰上倒霉事，而自己是不可能的。當發生嚴重交通事故、自然災害或者遭到綁架、強姦的時候，這種認為自己不會受傷害的幻想便破滅了。人們一下子覺得世界顛倒，脆弱無助，對身邊的一切也草木皆兵，焦慮不安。
其次，是認為世界是公平和有意義的。而一旦發生那些沒有道理、非正義或犯罪事件，如恐怖分子對幼兒園實施炸彈襲擊，少年隨意射殺同學，人們的這種想法就會被整個顛覆。
最後，是認為好人有好報。創傷事件的倖存者會說自己為人善良，一貫行善積德，怎麼災難會降臨到自己頭上呢？太沒天理了。同樣的，對於那些遇難的人，倖存者覺得就算死也應該是那些比遇難者更壞的人去死才對。
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成因說到這兒，讓我想起了另一種情況下受害者的「信念動搖」，那就是——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先說一下它名字的由來：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裡發生了一起搶劫案，兩名綁匪劫持4名人質近6天時間。在這次事件中，人質對匪徒反而產生了依戀情結，他們害怕警察勝過害怕綁匪。其中一位女人質和一名綁匪有自願的性接觸。人質被成功解救後，他們不但不恨綁匪，反而為他們辯解，一位人質甚至建立了基金，幫助綁匪支付辯護費用。後來一名瑞典犯罪學家將這種受害者對壓迫者或施虐者的依戀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是什麼導致人質產生這種一反常理的態度呢？以下四點解釋也許會為你撥開這個迷霧。
１綁匪威脅會殺死人質，並且人質對此深信不疑。
在這種對峙的情況下，人質就會覺得綁匪既然可以殺死他們，那麼對他們實施懲罰和虐待也就見怪不怪了，即便這會讓人質們覺得很不適和不安。相反，當綁匪對他們稍有仁義之舉，他們卻覺得那是從沒奢望過的，會受寵若驚，內心便激起情感的千層浪。
２綁匪會向人質表達某種程度的善意，或者經常給他們一些小恩小惠。
像上一條說的，折磨是應該的，施恩是額外的。因此當人質感到絕望的時候，綁匪能給他們一些食物和水，或者允許他們上衛生間，人質便會從內心迸發出無比的感激，甚至認為自己還活著是因為綁匪沒有殺掉自己，這是一種「被恩賜的存在」。事實證明，綁匪的這些「善舉」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形成的基石。
３人質沒有逃脫的機會。
試圖逃跑的人質都被綁匪幹掉了，這樣就強化了人質的一種認識：我的生命完全掌控在綁匪手中。個體有時會為了生存做任何事，當人質認為聽從命令和保持沉默是避免自己受到傷害的唯一方式時，他們就會將認同綁匪的話變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為了保命必須服從到底。而且人質感到越無助，就變得越聽話。
４人質與外界隔絕，他們所能得到的信息皆來自於綁匪。
在這種被綁架的封閉空間裡，在綁匪的高壓面前，人質原先固有的那套信仰體系變得不堪一擊，很容易被綁匪洗腦和再社會化。如果有幸遇上了「有文化」的綁匪，那就更容易從「人格魅力」上被對方完全征服了。一旦人質開始站在綁匪的立場，透過綁匪的眼光來重新看待這個世界，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產生就在所難免了。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甚至可以用它來解釋生活中常見的現象：為什麼有的婦女在家暴中受盡了丈夫的折磨，但在心理上對丈夫依然有強烈的依戀？
這裡我們可以把受暴婦女視為人質，而把施暴的丈夫看作綁匪，來看看兩者的共同之處，大家便會明白了：
１受害婦女能夠感受到丈夫對自己身心的威脅。
丈夫經常會說，如果她敢報警，下次會往死裡打，或者她要敢提出離婚，那就殺死她或她的全家，對此受害人極度恐懼。當一個人長時間生活在恐懼和壓力中時，其抵抗力就會逐漸減弱，甚至開始以一種近乎孩童的態度討好丈夫。
２丈夫的悔改表現相當於綁匪對人質的善行或者小恩小惠。
在壓迫環境中生存的妻子，總是會通過尋找點滴的希望來證明現狀可以被改善，她們總是對丈夫抱有希望。這時丈夫的某些溫柔之舉，都會被妻子誇大為丈夫悔改的表現。暴力平息後，丈夫有時會買一些小禮物給妻子，或者向妻子道歉，保證以後再也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這時妻子很容易被打動。她們經常會以這些事實向自己也向他人證明：丈夫其實是好丈夫，只是偶爾會做錯事。
３妻子很難離開家庭。
對於妻子來說，離開自己曾經愛過或仍然愛著的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且妻子一般在家庭關係中傾注了很多心血，甚至犧牲了學習和晉陞的機會，妻子在家庭中投入越多，離開就會越加困難。
因此這時，如果家人或朋友的一個問候或關心的電話會引發兩個小時的家庭暴力，那麼在妻子看來，外人才是麻煩的製造者，應當盡量避免與他們的聯繫。如果有司法部門干預，受害女性常常謊稱自己身上的傷是不小心碰的，她們不希望施暴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當警察要帶施暴人走時，會遇到受害人的阻攔，她們擔心丈夫回來之後暴行會變本加厲。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隱忍，否則她挨打的次數將更多，受的傷害也更重。
４如同人質被綁匪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受暴婦女也完全暴露於丈夫對她的評價當中。
在暴力家庭關係中，施暴人不斷貶低、侮辱妻子，故意傷害她的自尊心。這種負面評價聽得多了，妻子逐漸就會認同。她們會認為自己真的是有很多缺點，所以丈夫才打她；自己沒有能力，什麼事都做不好；除了丈夫，沒有人會愛她，願意娶她。在她看來，丈夫是一位公正的評判者，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為了吸引丈夫的目光，贏得丈夫的愛。如果丈夫實施了暴力，她認為那是自己的失敗。
同樣還可以用斯德爾摩綜合征來解釋的，就是那起駭人聽聞的洛陽性奴案！
洛陽性奴案的案犯叫李浩。他從互聯網上看到淫穢視頻表演能賺錢，便想到借此道發財，強迫年輕女性進行網絡色情表演。從2009年開始，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裡，李浩以「包夜外出」為名，分別從洛陽市不同的夜總會、KTV誘騙6名女子，到洛陽市西工區凱旋路附近的一間隱藏於居民樓中的地下室，離最近的派出所不到100米。這個地下室是李浩在幾年前從別人那裡購得的，面積不足20平方米。經他挖掘後的地窖共分為四個部分，首先是一個直徑大約為60厘米的洞口。下到洞口之後，向左即是一條僅夠一人爬行穿過的隧道，爬過隧道之後，裡面是兩間小房子。這幾名女子被長期囚禁於此，並遭受性侵害。其間，李浩還組織女青年外出賣淫，為其牟取錢財。經過「調教」，她們已經毫無反抗意識，反而相互妒忌，常常為「晚上誰能陪大哥睡覺」發生爭執，並稱呼李某為「大哥」或者「老公」。大約一年前，其中一名女子與另一個女孩因爭風吃醋發生打鬥。李浩協助後者將前者打死，將屍體就地掩埋。此前，為殺一儆百，李浩已將一名不服管教的女子打死，掩埋在女孩們居住的角落裡。李浩購置該地下室並開挖地窖一事，其妻幾乎不知情。案發後，李浩被抓獲歸案。
李浩被捕後，受害的女性被問到被囚禁的遭遇時，卻一致聲稱李浩對她們照顧有加。事後人們對這個案件做了分析，總結出其中受害者與施害者的關係有四大詭異之處：
１被囚女子不僅不反抗，反倒爭風吃醋。
２被囚女子有機會逃脫也不利用。
３受害者變施害者，被囚女子竟將同伴打死。
４被囚女子「忘記了恨」，有人還在警察調查過程中袒護李某。
這些情況基本與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症狀相吻合。
其中除了一人反抗被殺以外，其他人不但沒有逃脫的努力，而且還為了這位「大哥」爭風吃醋，甚至協同殺人，這種看似不可思議的心理操控，其實是基於生命受到威脅、反抗無效、與世隔絕，再加上「大哥」的一點兒「照顧有加」後的妥協。有人曾經設喻：魔鬼來到人間，把一個人抓進了地獄，讓他飽受折磨，當魔鬼允許他回到人間，偶爾過上一點兒人間的「好日子」，他便會產生幻覺，以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經將他抓進地獄的魔鬼，彷彿是解救他的天使。
我們前面也說過，面對生活的挫折，人的心理會有一個自動保護機制在起作用，就像傷口自然癒合一樣，將不良刺激轉化為良性刺激，借此渡過難關。常見的心理防禦機制有合理化、壓抑、選擇性遺忘、幽默、投射等。這裡我們就來說說其中的「合理化」——為社會不能接受的事情找出可以被大家接受的理由，用一個容易被接受的解釋來取代真實的原因。例如，一名學生在一次考試中獲得了很差的成績，他可能會堅持認為是老師沒有做好考前指導；一個女生的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她可能會對朋友們說，她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喜歡過他。與真相比起來，這類說法讓人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而被囚禁做性奴對於這些女性來說，則可以理解成「大哥」這樣做是愛我們，想把我們保護起來不受外界的侵擾。
除此之外，我們還不能忽略的一點就是「氛圍」，也可以說是「體制化」。著名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演繹了這一點。影片中犯人老瑞德這樣談到「體制化」：「起初你討厭它（監獄），然後你逐漸習慣它，足夠的時間後你開始依賴它，這就是體制化。」在李浩創造的這個小社會和體制中，除了個別受害人還有點兒清醒外，其他人都「入戲太深」，沉浸在一種「氛圍」裡，為自己深深打上了「體制」的烙印。
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與此有同樣道理。該實驗由24名隨機挑選的斯坦福大學生分別擔任模擬獄卒和模擬囚犯，在學校臨時改造的「監獄」裡完成。這個實驗原計劃進行兩周。但自實驗開始的第二天起，「獄卒」們就已經不滿足於僅僅把「囚犯」關在牢房裡了，在真實的監獄（巴格達中央監獄）裡發生的恐怖事情竟然在這個模擬監獄裡發生了：囚犯被脫光衣服，頭上套著紙袋，還遭受了性虐待。
這個原計劃兩周的實驗不得不在6天後夭折。「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發現犯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就被監獄的制度「潛規則」了，它揭示了一個有機個體是如何在環境和行為的影響下改變的。一個善良、守法的公民，何以能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展現出如此的暴力和虐待狂傾向，而一個獨立自由的公民，又何以能迅速進入犯人的角色而無法自拔，這一切都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
有句老話，叫「禍福相依」——一個人失去什麼必然會同時得到什麼。所以當創傷的事件發生以後，大多數人都會試圖弄清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目的，試圖理解它對他們生活的意義。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想以一段在幾個月之前失去至親的人說的話來結尾，這段話也是我想說的，也許大家從中會有所感悟：
回首過去，如果我沒有經歷那些，想來也許我會錯過所有的一切——這些成長和領悟。
我喜歡將生活中發生的一切視作禮物，無論它們因何發生，怎樣發生。禮物不一定只是帶來喜悅，只要發生了便是一份禮物，都有它的意義。我一生經歷了很多痛苦，而我從中收穫頗豐。雖然我並不願意再次經歷那些痛苦，但是我對生活中的一切心存感激，因為正是它們造就了今天的我。人生要經歷許多歡樂和悲傷，但是無論歡樂還是悲傷，都使我們的人生更加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