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講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學
女士們，先生們：
在新學年的開始，我很高興又看到你們來繼續參加我們的討論。去年我給你們講了用精神分析來解釋失誤動作和夢的方法。今年我想使你們對有關神經症現象有所瞭解。你們將會看到，神經症現象和夢及過失兩者都存在著很多共同之處。但我必須首先警告你們，我不會讓你們再和我保持像去年一樣的關係了。那時，我每前進一步，總是先徵求你們的同意；我和你們一起討論了很多，並且對你們的反對總是做出讓步——實際上，我承認你們的“共同感覺”常起決定的因素。可是，現在我們不可能再這樣了，理由很簡單，過失和夢都是你們所熟悉的現象，可以說你們有很多的經驗或可以很容易地獲得和我一樣多的經驗。然而，神經症現象這個領域對你們來說是陌生的；你們自己不是醫生，除了我要給你們所講的之外，你們沒有獲得這方面經驗的其他途徑；如果你們對這方面的材料不熟悉，再好的判斷能力又有什麼用呢？
但是，你們不要以為我的警告意味著我要給你們以教義式的演講，並且只許你們無條件地接受。這樣一種誤解將阻礙你們的進一步的學習。我不想讓你們迷信，我只想激起你們的思考，並且打消你們的偏見。如果由於缺乏有關材料的知識，你們不能做出判斷，那麼，你們暫時不必相信，也不必拒絕。你們應靜靜地聽講，讓我所講的東西對你們發揮作用。信仰是不容易獲得的，如果你們很快獲得，它們不久就會失去其價值，並且沒有抵抗力。只有像我這樣對這種材料研究過多年，並從中獲得一些同樣新的和令人吃驚的經驗的人，才有權對這些問題表示信仰。然而，在學問上，這些輕信，這些突然轉變，這些即刻的反對又有什麼好處呢？難道還不清楚“一見鍾情”的愛源於一種很不同的情緒作用嗎？我們甚至不需要我們的患者將其對精神分析的事實的信仰帶入到治療之中，或堅持下去，這樣一種態度時常引起我們的懷疑。我們發現最需要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主義。因此，你們也應努力允許精神分析的見解伴隨著一般的或精神病學的見解，默默地在你們內心發展起來，直至找到機會使兩者相互影響、相互競爭，以形成某種結論。
另一方面，你們也不應該認為我所講的精神分析觀點是一種推測系統。相反，它是經驗的——不論是直接的觀察表達，或者是根據這些觀察而得出的結論。這些推導出來的經驗是否適當和合理，那要看這門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情況而定。而實際上，我毫不誇張地說，經過了近25年的研究，現在也算是上了年紀了1864，這些觀察是專心致志和詳細鑽研的結果。我時常感到我們的反對者不願意討論這個理論的起源，就好像是他們認為這個理論只來源於主觀決定，所以別人可以任意地指責。我們的反對者的這種行為，我是完全不能諒解的。這可能是由於這樣的事實造成的：作為醫生時常很少與神經症患者聯繫，並且很少注意到他們的講述，以至於不能想像出從他們的說法中可能獲得有價值的東西。我借此機會向你們保證在這些演講當中，我將不涉及相反的觀點，尤其是個人的。我從不相信“辯論是真理之源”這句話。我認為它來自於古希臘詭辯派的哲學，而詭辯派就錯在過分誇大辯論的價值。相反，在我看來，所謂科學的論辯，從總體上來說則是沒有多大效果的，更不用說論辯幾乎總是各持己見的這個事實。幾年前，可以說我生平第一次從事過一次正規的科學爭論——對手是一位工作人員（慕尼黑的洛溫費爾德）。1865最後，我們成了朋友，我們至今仍是朋友。我很久沒有再重複這樣的實驗，因為我不敢保證爭論的結果會是同樣的。1866
現在，我這樣公開地拒絕討論，你們肯定會認為我太固執己見，而且太不虛心。我想這樣回答：在人們通過艱苦的工作而獲得信仰的時候，他同時就獲得了某種權利來頑強地保持這種信仰。我認為在工作過程中，我曾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修改過觀點，用新的觀點改變它們，替換它們——當然，每次修改，我都會讓公眾知道。可這種坦誠得到了什麼結果呢？一些人不顧我曾做過的自我修正，至今仍繼續批評我原來的假設，而這些假設對我來說很久以前就已不再具有同樣的意義了。還有其他一些人則批評我善於變化，並認為我不值得他們信賴。當然，屢次改變觀點的人是不值得信賴的，因為他最新修改了的假設也許仍然難免是錯誤的；但是努力堅持己見的人，或不願很快讓步的人，則必定被認為是固執而不虛心的！面對批判者們的這些矛盾的反對意見，除了仍然保持己見並按照自己判斷行事之外，人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決心這樣做，我仍將根據我新近的經驗的需要，來不斷地修改或撤銷我的任何理論，但是根據我的基本發現，現在還不覺得有什麼地方需要改動，並且也希望這在將來仍然是正確的。1867
因此，我現在給你們講解有關神經症現象的精神分析觀點。這樣做，為了類推或對比，最好的方案似乎是一開始就與我們已遇到過的這種現象相聯繫。我先來講一下症候性動作（symptomatic action），在我咨詢時，常可以看到許多人表現出這種症候。一些人來我們的咨詢室，用15分鐘的時間向我們敘述他們多年的痛苦，我們這些分析者並不輕舉妄動。醫生會說：“沒什麼病。”並建議說：“你應接受點水療法（hydropathic treatment）。”而分析者擁有更深入的知識，使之不會有這種表示。有人問我的一個同事，他是如何對付那些咨詢患者的，他聳聳肩說：“我罰他們用很多的錢來賠償時問損失。”因此，當你們聽說即使是最忙碌的精神分析者也沒有很多的病人咨詢時，你們不會感到吃驚。我在我的候診室與咨詢或治療室之間設有兩個門，並裝襯了粗紡呢。這種佈置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時常發生的情況是，當我把一個人從候診室帶入咨詢室時，他往往忘記關門，並且時常是讓兩扇門都開著。我注意到這一點，我就很不友好地讓他回去，重新把門關上——即使是一位紳士，或一位時髦的女士。這可能給人以傲慢的印象。我有時在弄明白這個人自己根本不能關門時，也會認識到自己的這種要求是一種誤會。而當和他一道的人能幫他做這一切時，我還是感到很高興的。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是正確的，因為不論是誰這樣做，將醫生的候診室和咨詢室之間的門開著不關，那麼他是行為習慣很差的人，並且應受到不友好的對待。但在你們聽完我的演講之前，請不要誤會這一點。因為部分患者的這種粗心大意只發生於只有他一人在候診室的情況，他才因此不關門，如果有其他陌生人在那裡和他一起候診，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在這後一種情況中，他很清楚地知道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他與醫生談話時，最好不要讓他人聽到，這樣他就不會忘記把兩個門都關好。
這樣，患者的疏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無意義決定的；並且它也確實不是無關重要的，因為，像我們所看出的一樣，它會影響到新來者對待醫生的態度。這樣的患者是許多渴望世俗權威的人中的一員，他想要被推崇。他可以用電話安排一個他最方便的時間見面，他想像有許多人在尋求幫助的情景，就像歐戰時雜貨店外面所看到的情景1868一樣。而現在他來到一個空候診室，並且室內佈置得很樸素，不免會感到失望。他認為醫生應該對這種失敬負責：所以——他不去關候診室與咨詢室之間的門，他用這種行動向醫生表明：“呸！這裡現在沒有別人，我在這期間恐怕不會有人來這裡。”如果他的這種想法在開始時不受到打擊，咨詢期間他可能會表現得同樣無禮和放肆。
對於這個小的症狀性行動的分析不能告訴你們任何新的東西：（1）這種動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動機、有意義和有意圖的；（2）這種動作在可指定的心理背景中具有一定的位置；（3）這種動作通過小的線索可以提供更重要的心理過程的信息。但是，除此之外，發生這種動作的人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動作，因為留下兩扇門不關的任何一位患者都不會承認他想要以此來表示其輕蔑，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還記得在他們進入空的候診室時那種失望的感覺。但是在這種印象和症狀行動之間存在著聯繫，這當然仍然不為他們的意識所知。
除了對一個症狀行動所做的這個小分析之外，我們現在還要舉一個對一位患者進行觀察的例子。我選擇這樣一個例子，一方面是因為它使我記憶猶新，另一方面是因為它比較簡單便於敘述。然而這種敘述中，也有許多細節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年輕的軍官休假在家，請我給他岳母治病，這位老婦人儘管家庭環境很幸福，但她卻以一種很無聊的想法使自己和家屬生活得很苦惱。這樣，我認識了這位保養得很好的53歲的婦人，她性情友善而誠實，她坦率地給我講了下面的故事。她和丈夫幸福地結婚並一起住在鄉間，丈夫是一個大工廠的經理。她說丈夫對她恩愛備至。他們已經結婚30年，從來沒有發生任何煩惱、爭吵或嫉妒。她的兩個孩子已幸福地結婚，她丈夫盡職盡責卻仍不願退休。一年前，她接到一封匿名信指控其丈夫正和一位年輕女子相愛，她信以為真，從此以後她的幸福生活被毀壞了。事件的起因更詳細地說是這樣的：她曾經雇了一位女僕，她們時常親密無間地談很多話題。這個女僕有一女友，和這位女僕相比出身雖不高貴，但在生活上卻比較幸運。她努力獲得一種商業訓練，並進入工廠，而沒有去當女僕，由於男職員服兵役去了，缺乏人手，結果她就被提升到一個待遇優厚的職位上。她現在住在工廠裡，與所有的男士都有一些社會關係，她因此被稱為“女士”（Fr?ulein）。這樣，那位在生活中很少成功的女僕當然就想要給她這位原先的同學捏造很多罪狀。一天，老婦人與這位女僕談論起一位來訪過的男士。據說這位男士沒和妻子住在一起，卻與另一位女士同居。這位老婦人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但卻突然說：“如果我知道我親愛的丈夫也有這樣的事情，那真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收到郵局送來的一封匿名信，就好像是變戲法一樣，信中告訴她的正是這種信息，信的字跡是偽造的。她斷定這封信可能是不懷好意的女僕所為，因為信中說她丈夫的姘婦正是那位女僕所痛恨的女人。儘管這位老婦人立刻識破其騙局，她還是深受刺激，終於因這封信而得病。她變得十分地激憤，立刻把丈夫叫回，並大加責備。她丈夫大笑，否認此事，並把此事處理得很好。他找來一位家庭醫生（也是一位工廠裡的大夫），這位大夫努力安慰這位不幸的老婦人。他們所做的第二步行動也很合理。立刻解雇了女僕，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婦。從此以後，患者（老婦人）多次考慮了這件事，似乎不再相信這封匿名信的內容。但不久，只要她聽到有人提及這位年輕女子的名字，或在大街上遇到她，就會重新引起她的不信任、痛苦和責備。
以上是這位老婦人的病史。和其他神經症相對照，不需要很多的精神病學的經驗就可以知道：她在敘述她的症狀時太心平氣和了——也就是她是在掩飾，另外她從來未真正忘卻那封匿名信的內容。
那麼精神病學者對於這種病例究竟採取什麼態度呢？我們已知道他如何對待未關咨詢室門的患者的症狀行動。他說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沒有心理學上的興趣，所以他認為對此不必進一步研究。但這種態度則不能用於對待那種愛妒忌的婦女的病。這種症狀行動似乎是無關緊要的；但症狀本身卻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它由強烈的主觀上的痛苦感受伴隨，並且作為一個客觀事實，它直接威脅到家庭生活，這樣，它又無疑會引起精神病學的興趣。精神病學者開始努力給這種症狀賦予一些基本的特徵。那折磨著老婦人的觀念本身不能說是荒唐的；確實，年老的丈夫有可能與那年輕的女性發生關係。但有其他一些荒唐的東西，是很難理解的。患者除了匿名信中所講的內容外，沒有其他理由來證明她親愛的忠實的丈夫也曾屬於這一類人，顯然不能算是普通的一類。她知道這類材料沒有證據，並且她能夠給出其來源的一種滿意解釋。因此，她應告誡自己沒有根據的妒忌，她也確實這樣告誡過自己。儘管如此，她仍然好像認為真有此事而深感痛苦。這種觀念不基於現實的邏輯論證，它被通稱為“妄想”（delusions）。那麼這位老婦人的痛苦則來自於“妒忌妄想”（delusions of jealousy）。這無疑是這種病例的基本特徵。
在這第一個觀點確立之後，我們的精神病學的興趣變得更為濃厚。如果一種妄想通過與現實的比照而未得到去除，那麼無疑它便不是來源於現實。它來自於別的什麼地方呢？有各種各樣內容的妄想：為什麼在我們的例子中特別以妒忌妄想為內容呢？哪種人才產生妄想，尤其是妒忌妄想呢？我們想要聽一下精神病學者對此如何解釋，但在這一點上，他仍不能使我們明白。他只討論了我們所詢問的很多問題中的一個。他要探查這個老婦人家庭史，並且給我們的回答很可能是：“如果一個人其家族史中曾發生類似的或其他的精神錯亂，那麼他本人也會產生妄想。”也就是說，如果這位老婦人有妄想發生，那麼她具有引起這種妄想的傾向。無疑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但難道這就是我們所想要知道的一切嗎？難道這是引起這種疾病的唯一原因嗎？難道我們同意假定發生這種妄想而不發生另外一種妄想這一事實是無關緊要的，或任意的，或不可解釋的嗎？我們應認為遺傳素質傾向也產生消極的影響——而不管老婦人一生遇到過何種經驗和情緒，她最終不免在此時或彼時會出現這種妄想嗎？而我給你們的回答則是：“他是一位以吹牛騙人的流浪漢。”精神病學者根本不知道如何來解釋這樣的問題。她儘管有豐富的經驗，也只能滿足於診斷和預測其將來的變化。
那麼，精神分析能在此有所作為嗎？是的，當然可以。我希望能夠向你們表示，即使像這樣難以理解的病例，精神分析也可以有所發現，從而使初步的瞭解成為可能。首先，我想讓你們注意這難以理解的細節：患者自己招來了那封支持其妄想的匿名信，因為她前一天曾對那位狡詐的女僕說，如果她丈夫與一個女人私通，就會引起她的極大的痛苦。這樣，她最初使那位女僕產生了送匿名信的念頭。這樣，這種妄想獨立於這封匿名信而存在，它早已以害怕的形式存在於患者的自身——或以願望的形式。現在再讓我們看一下僅僅兩個小時的分析而發現的各種跡象。患者確實表現得很不合作，在她告訴我她病情的經過後，再問她一些更進一步的思想、觀念和記憶時，她說沒有發生什麼事，她已把一切都告訴我了。兩小時後，分析被迫中斷，因為她說她已經感覺良好，並且肯定這種病態的想法不會再發生了。當然她這樣說，一是出於抵抗，二是害怕進一步分析。然而，在這兩個小時的分析中，她曾說過幾句話，使我們不僅有可能，而且確實也很有必要做出一種特殊的解釋；這種解釋揭示了她的妒忌妄想的根源。原來她對那位勸她到我這裡診斷的女婿情有獨鍾。當然，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或許只知道很少一點這種愛。處於這樣一種家庭關係之中，她的迷戀易於被表現為無害的慈愛所隱藏。根據我們各方面的經驗，不難使我們推斷出這位53歲的好太太、好母親的心理。這種愛，是怪異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現於意識之中，但它仍然存在，即使它處於潛意識之中，它仍然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壓力。這種壓力既已產生，就必須尋求解脫，而最容易的解除法就是通常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機制。如果不僅她這位老婦人與一位年輕的男子相愛，而且她的丈夫也與一位年輕女子私通，那麼她就可以為自己的不忠實尋求到良心上的解脫。所以她對丈夫不忠實的幻想乃是對自己病痛傷痕的一種安慰。她自己的愛，她並未意識到，但由於妄想給她提供了種種便利，她的私愛在妄想中的“反影”（mirror-reflection）便成為使其煩惱的意識和妄想。任何對它的指責當然都無效，因為這些指責只指向這種反影，而不是針對那強有力的、而且深藏於潛意識之中的原物而來的。
現在讓我們把精神分析對於此病的解釋所取得的結果總結一下。儘管這種分析是簡短的，並且受到阻止的，但它還是有助於我們對這個病例的理解——當然，我們假定所收集的材料都是真實的，你們對此也不必懷疑。第一，這種妄想不再是荒謬的或不可理解的了；它具有意義，具有合理的動機，並且它與患者的情感體驗背景相吻合。第二，這種妄想是必要的，它是對我們從其他線索推斷出潛意識心理過程的一種反應。而且妄想之所以稱為妄想，以及它對現實的和邏輯的開端的抵抗，都是由於它和潛意識心理過程有這種特殊的聯繫。妄想來自於慾望，是一種自慰。第三，這種妄想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妒忌妄想，而非另一種事實，這顯然是由致病的經驗而決定的。1869你們當然記得：前一天，她曾對不懷好意的女僕說，如果她丈夫不忠實，那對她來說是最可怕的事情。你們也不會忽視在這個病例和我們所分析的症狀行動之間存在著兩個重要的相類似之處——對症狀意義或意圖的解釋，以及症狀與這個情境中所涉及的潛意識慾望的關係。
這自然不能回答我們對於這個病例的所有疑問。相反，問題遠遠不止這些——一些還未解決，而另一些則由於特定的環境限制而不可能解決。例如，為什麼這位婚姻幸福的老婦人會愛上自己的女婿？而且即使發生戀愛，也可有各種各樣的托辭，為什麼偏採用把自己的心事硬推向丈夫這種尋求解脫的方式呢？你們可能認為這些問題不必提起。我們已掌握了一些材料，可以回答這些問題。這位老婦人已到了更年期，這時婦女的性需要出現突然的和莫名的亢進，這一點就可以用於說明這個事件。或者更進一步說，她的忠實的丈夫幾年來已不再具有讓這位保養得很好的老婦人要求得到滿足的性慾望。經驗告訴我們，世上只有這種男人才會忠實，才會特別撫愛妻子，並且非常體諒她們的不安。再者，這位老婦人其變態的愛竟以女婿為目標也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對於女兒的性愛關係，往往可以轉移到她的母親，因為母女之間本來就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在這種聯繫中，我可以提醒你們，岳母和女婿的關係，從遠古以來，被人類看作是一種有特別意味的關係，而且在原始人中，還產生一種強有力的禁忌調節和“避諱”（參見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1912～1913）。這種關係往往超出文明社會正、反兩個方面的標準的限制。這三個因素之中的哪個因素在起作用呢，或者是它們中的兩個，或者也許三種都起作用呢？我確實不能告訴你們；但這是因為我僅做了兩個小時的分析，實際情況不允許我繼續分析下去。
我現在注意到我已給你們講了許多你們還不準備理解的內容。我這樣做是為了在精神病學和精神分析之間進行比較。但有一件事我現在要問你們，你們看到了二者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嗎？精神病學不採用精神分析的技術方法，也不討論妄想的內容，而是研究遺傳問題，它給我們指出一種很一般的遙遠的病因學理論，而不是首先指出更特殊的和更為新近的起因。但是這裡存在矛盾和對立嗎？難道它們不能相互補充嗎？遺傳因素與經驗的重要性相牴觸嗎？難道這兩種因素不能合併成一個最有效的方式嗎？你們可能會同意精神病學的研究確實沒有什麼和精神分析研究互相對立的地方。反對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學，而是精神病學者。精神分析與精神病學的關係基本上類似於組織學與解剖學的關係：一個研究器官的外在形式，另一個研究由組織和細胞所形成的構造。很難想像出這兩種研究之間存在著矛盾，它們兩者相互聯繫，互為始終。你們知道，解剖學現如今是醫學研究的基礎。但是曾經有一個時期社會曾嚴禁醫學通過解剖屍體來研究身體內部的構造，這正好像現在社會也嚴禁精神分析去瞭解心理內在機制一樣。可以預期在不遠的將來，人們將會認識到基於科學的精神病學如果沒有關於心理生活的潛意識過程的知識，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或許你們當中存在屢受駁斥的精神分析的朋友。如果從治療方面說，精神分析能夠自圓其說，他們會感到高興的。正像你們所知道的一樣，我們的精神病治療至今不能對妄想產生影響。精神分析既然深入到了這些症狀的機制，那麼，它能夠對妄想產生影響嗎？它不能。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療一樣，對於這些病症是無能為力的（至少就目前來說）。我們確實可以理解患者發生了什麼，但我們沒有方法使患者自己理解它。你們已聽我講過，我只能對妄想做最初步的分析。你們很可能認為這種分析會受到拒絕的，因為它是無結果的。我則不這樣想。我們有權利或者有責任進行我們的研究，而不管是否立即見效。最終（我們不能準確地說何時何地）零碎的知識將會轉化為一種力量，轉化成治療的力量。即使精神分析不能治療妄想和其他形式的神經疾病與精神疾病，它仍然被視為科學研究的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我們確實還不能運用這種技術。我們尋求理解的資料是人，而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並且要參與這種研究，需要有動機，然而他卻沒有這種動機。因此，我想用下面這一句話來結束今天的演講：對於很多神經錯亂者來說，我們把好的知識轉化成為治療力量並得以實施，而且這些病用其他方法是很難治療的。在某種有利的條件下，我們已取得了成功，這在醫術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1870
第17講 症狀的意義
女士們，先生們：
在前一講中，我曾給你們講過臨床的精神病學是不關心個人症狀的內容或外在形式的，但是精神分析則以此為起點，認為症狀具有意義，並且與患者的經驗有關。神經症的意義是由布洛伊爾（J. Breuer，1880～1882）首先發現的，他曾研究並成功地治癒了一個癔症病例，此病從此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實際上，法國讓內（Pierre Janet）也獨立地取得了同樣的證據，並且，讓內發表其研究結果要早於布洛伊爾。10年之後（1893，1895）布洛伊爾和我合作時，他才發表了其觀察結果。究竟誰先發現，這並不重要，因為你們知道，每一種發現都要經過多次的驗證，而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除此之外，成功並不總是與勞績成正比的：如美洲並不以哥倫布來命名。在布洛伊爾和讓內之前，偉大的精神病學家勞伊萊特1871就談論過瘋人的妄想，認為如果我們能理解並翻譯這些妄想的話，就會發現它具有其意義。我必須承認，很長一個時期以來，我都很重視讓內對神經症狀的解釋。因為他曾把它們當作是支配患者的“隱意識觀念”（idées inconscientes的表現。1872但是從那以後，讓內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似乎他想要承認潛意識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單詞形式，一個權宜的名詞，並沒有真正的意義。1873從此以後，我就不能理解讓內的學說了；但我認為他已無緣無故地丟掉了他卓越的信譽。
這種神經症症狀和失誤動作及夢一樣具有意義，並且也像它們一樣都與患者的內心生活有一定的聯繫。我想用幾個例子對這個問題加以說明。我只能假定（雖然還不能證明），無論何種神經症都是這樣。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經驗都可以發現這種證據。但是由於某種原因，我將不選取癔症的例子，而選取另一種很特殊的神經症作為例子，這種病的起源和癔症十分相近。對於這種病我必須先加以簡單的介紹。
這種病稱為“強迫性神經症”（obsessional neurosis），它沒有大家所熟悉的癔症那麼流行。或者我可以這樣說，它沒有這麼吵鬧，它更像患者個人的私事，幾乎沒有身體上的表現，只有心理上的症狀。強迫性神經病和癔症都是神經症的表現形式。最初精神分析的建立也是基於這兩種疾病的研究之上的。而我們的療法在治療這兩種病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就強迫性神經症來說，心理的感受沒有成為軀體的表示，所以它和癔症相比更容易通過精神分析的研究而使人理解，並且我們已知道它要比癔症表現出更為顯著的神經症的本質特點。
強迫性神經症表現為：患者頭腦中充溢著他並不感興趣的思想，時常感到有奇怪的衝動，並且被迫去做一些毫無樂趣的動作，但這對他來說又不可缺少。這些思想（強迫觀念）自身可能是無意義的，或對患者來說只是乏味的東西；它們時常是愚蠢透頂的，並且總是引起緊張心理活動的起點，患者常為這種思想精疲力竭，他雖不情願但卻控制不住自己而陷入其中。他被迫違背自己的意願勞心苦思，就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問題一樣。患者自己認識到的衝動可能也會產生一種幼稚的和無意義的印象；但總的來說，它們都是些最可怕的內容，例如，犯重罪的誘惑，以致患者不得不承認對自己感到陌生，而且害怕地逃避它們，並且用種種預防的方法來阻止它們的執行。同時，這些衝動從來都沒有得到執行；結果卻總是預防和擺脫取得勝利。患者實際上執行的（他的所謂的強迫行動）是無害的和瑣碎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常活動的重複和再次演習。一些必要的活動（像睡覺、洗漱、穿衣或散步等）卻成為極為艱難和最為繁重的任務了。在不同種類和形式的強迫神經症中，那些病態的觀念衝動和行為並不以相同的比例合成；總的來說，這些因素中的一個或另一個佔據重要地位，由此也決定了神經症的名稱。但所有這些形式中的共同成分仍是很明顯的。
當然，這是一種古怪的病。我想最為荒唐的精神病學想像也不會成功地捏造出像這樣的病來；如果人們不是親眼看到這種現象，也肯定不敢信以為真。然而不要認為你們通過勸說患者努力擺脫，讓他不要注意這些荒謬的觀念，或用合理的動作取代那些無聊的動作，這就可以治癒他的病。這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因為他頭腦中完全清楚，也贊同你對於他的強迫性症狀的意見，而且他自己甚至也會自動提出這些見解。這裡的問題是他總是情不自禁。在強迫性神經症中所進行的行動受到一種能量的支持，這種能量在我們正常心理生活中是無可比擬的。患者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夠進行替代和交換，他可以用一個愚蠢的觀念替代另一個比較緩和的觀念，他可以從一種阻止或預防進入到另一種，他可以從事另一儀式來代替原來的儀式。他只能替換這種強迫性觀念而不能消除它。將任何症狀替換成與其原來形式根本不同的東西的能力是其疾病的一個主要特徵。再者，這種病的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織著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為明顯。除了強迫的積極和消極內容之外，智慧領域中也出現了疑慮，甚至逐漸發展到對通常最為肯定的東西也產生了懷疑。所有這一切最終使患者變得日益猶豫不決，喪失其精力，並且減少其自由。同時，強迫性神經症開始時都具有旺盛的精力，時常是自我意志的，並且一般來說都具有超常的智力。他通常達到令人滿意的較高的道德發展水平；他表現出過分的謹慎，其行為一般是正確無誤的。你們可以想像得出，在人們對這種矛盾的性格特質和症狀認識之前，還需要大量的工作。我們現在的目標是理解一些這樣的症狀，並且能夠解釋它們。
聽了我們前面講述的內容之後，你們可能想先瞭解一下現代精神病學對於這種強迫症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精神病學除了給各種強迫行為提供不同的名稱之外，別無其他貢獻。另外，它堅持認為具有這種症狀的人是“退化的”（degenerates）。這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實際上，它是一種價值判斷——一種不適當的宣告而不是一種解釋。我們認為各種可能的怪態都可能來自於這種退化。我們確實認為那些具有這種症狀的人其本質與其他人存在著某種不同。但我們可以問：他們真的比其他的神經症患者——如比癔症患者或其他精神錯亂者更為退化嗎？這種特點顯然太一般了。確實，當我們知道這種症狀也發生於一些具有蓋世奇才的知名人物身上時，我們便可能會懷疑這個特性是否妥當了。由於偉人們自己的謹慎和他們的傳記作者的失實，我們通常很難瞭解他們的本性，然而他們中確實有愛真理如狂者，像左拉（émile Zola），並且我們從他那裡瞭解到他終身有很多古怪的強迫性習慣。
精神病學只找到了把這種患者稱為“退化的偉人”（dégénérés supérieurs）的方法就告完結。但從精神分析中發現，我們有可能永久性地消除這些奇怪的強迫症狀，正像我們消除那些沒有退化的患者的其他症狀一樣，我就多次取得這樣的成功。
我在這裡只舉兩個有關強迫症狀分析的例子：一個是舊例，我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例子來替代它；另一個例子是新近遇到的。我只選這麼少的例子，是因為在這種報告中，需要既明白又詳盡。
一位女士，近30歲，她患有很嚴重的強迫症，我本可以治癒她，如果我的工作沒有因命運的突變而受到影響的話（我或許以後可以更詳細地告訴你們）。她每天總有多次重複下面的奇怪的強迫性動作：她從一個房間跑到臨近的一個，站在房間中央的餐桌旁邊的位置，按鈴叫她的女僕來，或給她安排一些瑣事，或無事又把她揮走，然後又跑回自己的房間。這當然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強迫性症狀，但卻容易引起人們的好奇心。這種解釋由患者以很直接很明確的方式就得到了，沒有經分析者的任何可能的幫助。我根本不可能會猜出這個強迫性動作的意義，也不能對如何解釋提供任何建議。然而，我曾問患者：“你為何這樣做？它有什麼意義？”她回答說：“我不知道。”一天，在我成功地勸說她在某種行為上不必心存疑慮後，她突然知道了答案，並且告訴我與這種強迫行動有關的一些情況。10多年前，她與一位比她大許多的男人結婚，而在新婚之夜，他陽痿不舉。那一晚上，他曾多次跑到她的房間，嘗試了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未成功。第二天早晨，他生氣地說：“女僕鋪床時，我在她面前真是感到羞愧。”於是，他隨手拿起一瓶紅墨水倒在床單上面，但沒有倒到合適的位置。我起初不能理解這種回憶與問題中的強迫行動有何關係；我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相似之處在於她從一個房間跑入另一個，或許還有女僕人進來這一幕。我的患者然後帶我來到第二個房間的餐桌邊，並且給我看桌布上的一個大斑點。她進一步解釋說她站在桌邊，讓女僕一進來就能看見桌布上的這一斑點。儘管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有待研究，但無可懷疑這種強迫動作和結婚之夜的情景具有一定的聯繫。
很清楚，首先，患者將自己與其丈夫認同；她在其中扮演了丈夫的角色，從一個房間跑入另一個。其次，為了進行類比，我們同意床和床單由餐桌和桌布替代。這看來有點牽強，但我們可以用夢的象徵作用來說明。在夢中我們也時常發現必須被解釋為床的桌子。桌子和床一起代表結婚，所以床和桌子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
這似乎也證明了強迫行動具有意義；它表現為一種有意義的場景的再現和重複。但我們不必就此停下來。如果我們更為仔細地看一下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就可能獲得有關某種東西的信息，這種東西進一步揭示有關強迫行動的意圖。這個動作顯然以叫女僕過來為中心點。在患者向女僕示以紅斑點，與患者的丈夫說他會在僕人面前感到羞愧的這句話相對應。這樣，患者所扮演的丈夫的角色不會在僕人面前丟臉；因為那個斑點處於適當的位置。因此，我們明白了她不只是簡單地重複這個場景，而且她是在繼續，並且同時糾正它；她正在把它改正過來。但是，她也是在修正另外一種東西，這就是那天夜裡如此受到強迫，並使紅墨水成為必需的東西——也就是他的陽痿。所以強迫行動是說：“不，這不是真的。他不必在女僕面前感到羞愧，他並不陽痿。”像是在夢中的情況一樣，這代表這種願望通過目前的行動得以實現，其目的是使她的丈夫從過去的不幸中修復過來。
我所告訴你們的有關這個婦女的所有情況與此相吻合。或者更準確地說，有關這位婦女所有的其他事實，都足以使我們對於她的令人費解的強迫行動做出上面這種解釋。這位婦女實際上已和其丈夫分居多年，並且正想依法離婚。但她內心總也脫離不開他，她被逼仍然對他忠實，她逃避外部世界以便不受到誘惑。她在自己的想像中，寬恕了他，並使其本性理想化。確實，她的病的深層秘密在於使其丈夫不受到惡意的誹謗，使她與他的分居合理化，並且使他能夠過上一個很舒心的單身生活。這樣，對這種無害的強迫行動的分析直接把我們引向這種病的最為核心的部分，但同時又向我們顯示了一般強迫性神經症的秘密。我很高興讓你們對這一病例進行更多的研究，因為它綜合了我們在每個神經症病例中無法發現的條件。在此，這種症狀的解釋是由患者自己一剎那間發現的，沒有經分析者任何督促或干預；並且它不是來自於小時候已被遺忘的事件，而是來自於患者成年時的生活，這種生活她仍然記憶猶新。批評家強加於我們對這種症狀的解釋的所有反對意見，在這個特殊的例子中都站不住腳了。我們這樣好的運氣是不常有的。1874
還有一件事。你們難道不對這一無害的強迫性行動竟直接地引導我們接近患者生活的最隱秘部分感到驚奇嗎？婦女不能告訴他人的最為隱秘的東西莫過於新婚之夜的故事。我們現在竟詳細地瞭解了這位患者性生活的秘密，這難道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沒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嗎？無疑這可能是我特意選擇此例的結果。讓我們不要急於下結論，還是先來看一下第二個例子，這個例子與前一個十分不同，它是一個很普通的例子，是一種睡覺的儀式。
一位19歲的女孩，既聰明又漂亮，是父母的獨生女，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智力上也優於他人。小的時候，她性情活潑、開朗，但是近幾年來，不知什麼原因她變成了一位神經症患者。她易於動怒，特別是對她母親發火；她還時常抑鬱，並表現出多疑和猶豫。到後來，她承認說她甚至不能獨自走過廣場或沿著較為寬大的街道行走。我們對於她複雜的病情不想多談，這種病至少需要兩種診斷——即廣場恐怖症（agoraphobia）和強迫性神經症。現在請注意這個事實：她形成了一種睡覺儀式，這引起她父母的極大憂慮。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說每一位正常人都具有其睡覺儀式，或他已形成某種必要的條件，這種條件不滿足就會影響入睡；他形成一定的方式，來由清醒狀態而轉入睡眠狀態，並且每晚都要重複這同樣的方式。但是，健康人睡眠所需要的條件可以理性地理解，並且如果外在的環境需要改變時，他能很容易地適應，並且不會花太多的時間。然而，病態的儀式則一成不變，甚至要花費很大的犧牲才能堅持下去。在表面上，它具有其合理的基礎，和常態的不同之處只表現在它實行起來太過於小心。然而，通過更為仔細的檢查，我們可以明白這種借口是不充分的，這種儀式的所有慣例也不能用這些理由進行掩飾，有些慣例還直接和理由相牴觸。我們目前的患者為了能順利入眠，說她需要夜間環境安靜，一定要排除一切噪音。最終，她做了兩件事：她把她房間裡的大鬧鐘停了下來，房間中所有的其他時鐘或手錶移開，就連她的小手錶也不許放到她床邊的桌子裡。花盆和花瓶被收集到寫字檯上，以便它們在夜間不至於跌落、摔碎，並且打擾她的睡眠。她認識到這些尋求安靜的措施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即使小手錶被放到床邊的桌子上也不至於聽到其滴答之聲，並且我們都有這方面的經驗，時鐘有規律的滴答聲是不會打擾睡眠的，而反過來還會起到催眠的作用。她也承認即使花盆、花瓶被放到原來的位置，它們也不可能會跌落並打碎，她的這種恐懼是沒有道理的。就這個例子中其他的由儀式產生的動作來說，卻又失去了求靜需要的基礎。確實，要她的房間與父母的臥室之間的門必須半開著的要求（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她把各種各樣的障礙物置於開著的門口），似乎相反又起到了產生干擾噪音的作用。但是最為重要的行動都與床本身有關。床頭的長枕必須不和木床架接觸。小枕頭必須放到這個大枕頭之上成一特殊的菱形；然後她的頭正好可放在這個菱形之上。在蓋上鴨絨被（或者如我們在奧地利所說“Duchent”1875）時她必先抖動一下鴨毛，以便使絨被的下部變得很厚；然而，隨後她又必須把這些累積起來的羽毛重新壓平。
請你們原諒，我將有關這個儀式的其他一些瑣碎的細節略而不談，因為它們不會給我們提供任何信息，並且會使我們離題太遠。但你們不要忽視這樣的事實：所有這一切都並非很順利地得到執行的。她每做一事，總是擔心可能沒有做好。一會兒懷疑這個，一會兒又懷疑另外一個，結果一兩個小時被浪費掉了，而在此期間這位女孩自己卻不能睡眠，並且也不讓為其犯愁的父母休息。
對這些病情的分析不像對前面那個患者的強迫行動的分析那麼簡單，我被迫給這位女孩以暗示和一些建議性解釋，這些時常受到這位女孩的拒絕，她或者肯定說“不”，或訕笑表示懷疑。但在起初拒絕之後，她接著對給她提出的一些可能性進行思索，努力地去聯想，回憶所有可能的關係、結果，一直到後來她自願接受了所有的解釋。在這之後，她開始使其強迫行為表現得到放鬆，甚至在治療結束之前，她已放棄了整個的儀式。你們也必須理解我們現在所做的分析工作不包括任何單個症狀的系統治療，直至它整個地被清除。相反，我們被迫繼續放下那些特殊的課題，而在另一個有關的情形中又將它提起。我們現在給你們所做的有關這位女孩的症狀的解釋是許多相應分析的綜合，這些結果要經過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獲得，並時常被其他工作所打斷。
我們的患者逐漸地認識到鐘錶在晚間被移到室外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徵。鬧鐘和手錶（儘管在別的地方，我們可以找到對它們的其他的象徵解釋1876）之所以有女性生殖器的意義，是因為它們也有同期的動作和有規律的間隔。婦女可以用像鐘錶一樣有規律來自誇其經期的到來。然而，我們的患者的焦慮特別地指向鐘錶的滴答聲會打擾其睡眠。鐘錶的滴答聲可與性興奮期間陰蒂的悸動、顫動相對應。1877她確實被這種感覺多次從睡眠中喚醒，這現在已成為對她的一種強迫；她由於對這種性興奮有一種害怕的印象，所以她夜間把附近的鐘錶都移開。花盆和花瓶像所有的容器一樣，也是女性的象徵。這樣小心不使它們夜間摔破、打碎並非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知道訂婚時打破一個花瓶或盤子的習俗很流行。每個在場的男子都拿去一塊小碎片，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表示不再認新婦為己有，這個習俗可以追溯到一夫一妻制的開始。1878與這種儀式相聯繫這位女孩也產生一種回憶和一些聯想。從前，她小的時候，曾因跌倒，打碎了所拿的玻璃式瓷花瓶，並劃破了手指，還流了很多血。在她長大後漸漸地知道有關性交的情況，很害怕在新婚之夜她可能會不流血，並表示自己已不是處女。可見，她怕花瓶摔碎是表示她要擺脫有關貞操和初次性交流血的情緒，這也就是說要擺脫既怕流血，又怕不流血的情結。她歸之於避免噪音的這些預防與其顧慮之間幾乎是無關的。
有一天，她找到了她的儀式的中心意義，她突然間理解了長枕不能接觸床背這個規則的意義。她說長枕時常代表一個女人，而直立的木頭後背代表一位男子。這樣她想要（用一種魔法）使男人和女人分離開來，也就是說，使其父母親彼此分隔開來，不讓他們發生性交。在前幾年，她還沒有形成這種儀式前，她曾試圖用更為直接的方法來獲得這同樣的目標。她曾假裝害怕（或利用已存在的懼怕傾向），使其住室與父母的臥室之間的門不被關上。這個規則一直保持到她現在的儀式之中。她的這種方式使自己有機會聽到父母的舉動；這件事曾使她失眠數月。她有時還不滿足於以這種方式打擾父母，她不時地還睡在父母之間。這樣長枕和木床背真的不能連到一起了。最後，在她已長大時，她睡到父母之間已感到身體上的不舒服，她於是通過一種假裝的焦慮，試圖使母親和她晚上交換位置，讓母親讓出位置，以便病人可以睡在父親旁邊。這種情況無疑成為其幻想的起點，其後果可在這種儀式中看到。
如果長枕代表女人，那麼抖動鴨絨被使羽毛積聚到下部，並使之隆起，這也確有其意義。它的意思是使女人懷孕；但她也曾希望能免於懷孕，因為她多年來一直害怕父母性交會再生一個孩子，給她帶來一個對手。另外，如果長枕代表女人，代表母親，那麼小枕則只能代表女兒。為什麼這個小枕斜放在長枕之上成一菱形，而她的頭正好放在其中呢？很容易就會想到菱形常用於畫內或牆上來代表女性的生殖器。果真如此，那麼她自己扮演男人，由其頭來代表男性性器官（參考殺頭為閹割的象徵1879）。
你們可能會說，這樣可怕的思想會出現於一位未婚的女孩頭腦中嗎？我也承認這一點。但你們不要忘記，我並未創造出這些觀念，而只是在對它們進行解釋。像這樣的一種睡眠儀式1880也是一種很怪異的東西，你們會清楚地看到這種儀式如何和這種由解釋而揭示出來的幻想相對應。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你們要記住，在這種儀式中所看到的東西不是單個幻想的產物，而是許多幻想的混合物，儘管這些幻想總會匯合於某處。再者，儀式所遵循的規則一方面積極地、另一方面消極地再現了患者的性願望——這些儀式的規則一部分是性慾的表示，另一部分則是對性慾的反抗。
如果這種儀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狀適當地聯繫起來，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對這種儀式的分析結果。但是，我們的道路並非在於這個方向。你們必須認識到患者小時候曾處於對父親的一種“性依戀”（erotic attachment）的控制之下。或許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對待其母親的原因。我們也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這種症狀的分析再次將我們帶回到患者的性生活。我們對於神經症症狀的意義和意圖瞭解越多，我們或許對此越不感到驚奇。
根據上述的兩個例子，我已向你們表明神經症症狀像失誤動作與夢一樣具有某種意義，並且這種意義與患者的經驗有著密切的聯繫。我能讓你們通過這兩個例子的證據相信這個極為重要的觀點嗎？不對。但你們希望我再舉些例子，一直到你們完全相信為止嗎？同樣不對。因為對每個患者都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治療，所以我要充分地討論有關神經症理論的這一部分內容，那就需要一周講5個小時的課程，所以，我必須滿足於我的論點只給你們提供這一點的論據；對於其他的論據，我建議你們參閱一些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獻。如布洛伊爾對於他的第一個病例的症狀（癔症）的經典解釋1881，由榮格（1907）所進行的對於一種稱為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的最為模糊的症狀的出色解釋（那時榮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還沒有期望成為一位理論家），以及其他一些後來我們各種雜誌上所發表的論文。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對神經症症狀的分析解釋和翻譯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極大興趣，以致在某一時期他們忽視了神經症的其他問題。
無論你們中的哪一位對於這種問題進行過研究，他肯定會對豐富的證據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會遇到困難。像我們所發現的一樣，症狀的意義在於與患者經驗的某種聯繫。症狀的形成愈因人而異，我們就愈可以清楚地瞭解這種關係之所在。所以，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為每個無意義的觀念和每一個無目的的動作尋找出這個觀念之所以產生和這個動作之所以需要的過去的情境。我們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鈴叫女僕的強迫行為就是這種症狀的一個完美的模式。但還時常有完全不同特點的症狀。它們必須被描繪為某種疾病的“典型”症狀；它們在所有的病例中幾乎都是相同的，它們中的個別差異消失，以致難以找出其與患者生活或舊時特殊情境的關係。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強迫性神經症。我們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儀式可引以為例，儘管她也同時表示出許多個別特點可用來做一種我所稱的“歷史”解釋。但所有這些強迫症患者都有一種傾向去重複，去使她們的表現呈現週期性，並使它們獨立於其他動作。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停地洗這洗那。具有廣場恐怖症的患者，這種症狀我們現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強迫性神經症，而是把它稱為“焦慮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他們時常不耐煩而單調地重複同樣的病態特點：他們都害怕四周圍起來的空間，或開闊的廣場、長的路和街道。如果他們由一個熟人或一輛車等伴隨時就會感到受到了保護。然而，在這同樣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現出個體需要（怪念頭），這在一些病例與另一些之中表現得截然不同。一位患者只逃避狹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則害怕寬的街道；一個人只有在街上沒有人時才敢走出去，而另一個則只有在有很多人時才可出去。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許多因人而異的特點之外，還有許多為這種病症所共有的症狀，這似乎難以用個人的歷史作為解釋的根據。而我們不應忘記，正是有了這些典型的症狀，才可用來進行診斷。假如在一個癔症病例中，我們已知道它的某種特殊症狀源於某一經驗或一系列同樣的經驗（如：一種癔症的嘔吐起因於一系列令人噁心的印象），那麼在我們發現另一種嘔吐症狀卻來自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驗時，我們不免會感到迷惑不解了。癔症患者似乎總因為某種不可知的原因而嘔吐，而且那些通過分析而找到的歷史原因，似乎只是患者由於內心需要而隨便捏造出的一些托辭，想用這來掩飾其目的。
因此，現在我們只好面對這種令人沮喪的發現，儘管我們可以根據患者的經驗對神經症狀所有因人而異的方式求得完滿的解釋，但是我們的技術還不能說明這些病例中很常見的典型的症狀。再者，我還不能也不願讓你們瞭解在追尋症狀的歷史解釋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因為儘管我不願意對你們有所隱藏，但我卻不能在我們的共同研究開始時就把你們置於驚異和迷惑之中。我們確實才剛剛開始努力去理解這些症狀的意義，但我們卻想堅持已獲得的東西，並且逐步地尋求掌握我們還不明白的東西。因此，我試圖用以下想法來鼓勵你們：一種症狀和另一種症狀之間的任何基本區分都是難以假定的。如果個體的症狀都這樣依賴於患者的經驗，那麼與某一經驗有關的典型的症狀當然也可以解釋為人類所共有的經驗。神經症中時常發生的其他特徵可能是普遍的反應，患者因病理變化而被迫將這些反應加重，例如，像強迫性神經症中的重複或動作和疑慮等。總之，我們沒有理由灰心喪氣，我們要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需要發現。
我們在夢的理論中面對著一種十分相似的困難。我在前面對夢進行討論時沒有談到這個問題。顯夢內容是十分不同的，並且因人而異的，通過分析，我們已詳細地表明了，從這種內容中所得出的是什麼。但除此之外，也有些夢可稱作是“典型的”，它為每個人所共有，夢的內容相同，這為解釋帶來了同樣的困難。這些夢有：跌落、飛行、漂流、游泳、受到阻止、裸體以及其他種類的焦慮夢——這些夢隨不同的夢者其解釋也各異，至於為什麼它為每個人所共有，這一點還沒有得到任何說明。但在這些夢中，我們也觀察到這個共同的基礎滲透著各人所擁有的不同的特點，運用我們廣泛的知識，或許不需要強制就有可能將這些夢的研究也包括到對夢的生活的理解中，我們已從其他的夢中獲得了這種有關夢的生活的知識。1882
第18講 創傷的固著——潛意識
女士們，先生們：
上一講中我曾表達了一種願望：我們的工作應以我們的發現，而不是以我們的疑慮為基礎繼續前進。下面我們來討論前面所舉兩例的分析為根據的兩個最為有趣的結論。
（一）兩個患者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她們都“固著”（fixated）於她們過去的某個特殊地方，就好像她們都不能使自己從中解脫出來，並因此而與現在和將來都脫離了關係。她們好像欣然寄宿於其病中，正好比古時僧尼退隱於修道院中以度殘年一樣。這種命運帶給我們第一位患者的是那實際生活中早已結束了的婚姻。通過她的症狀，她繼續和其丈夫保持著關係。我們學會理解這種為他辯護、寬恕他、讚美他和為他惋惜的聲音。儘管她還年輕，並且能引發其他男人的要求，但她卻借這真實的和想像的（魔術般的）理由仍然保持對他的忠誠。她不見生人，她忽視自己的個人外貌；而且她時常獨自靜坐1883，拒絕簽名，不送禮，不讓任何人從她那裡得到任何東西。
第二位患者的生活也表現出同樣的情況，這位少女從青春期前開始就對父親產生一種性依戀。她得出結論，只要她有病，她就不能結婚，然而我們可能懷疑她病得這麼重是為了不結婚，為了仍然能和父親在一起。
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問題：一個人為什麼，以何種方式，以及出於何種動機可以達到這樣一種對待生活的特異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很不適當的——假定這種態度是神經症的一種普遍的特性，而不為這兩個患者所特有。實際上這確實是各種神經症的普遍的和重要的特性。布洛伊爾的第一位癔症患者同樣固著於她照料病重的父親這一時期。儘管她已康復，然而從那時起，她總覺得脫離現實生活；她仍保有健康和效率，但她逃避女人生活的正常內容1884。分析向我們顯示，我們的每一個患者的癔病症狀和結果都可以追溯到她們過去的某個特殊時期。確實在大多數這樣的例子中，這種過去的時期是生活的早期階段，如他們的童年期，甚至於他們的哺乳期。
和這種神經症行為最為類似的是近來歐戰時的一種名為“創傷性神經症”（traumatic neuroses）的流行病。當然，同樣的病例也出現在戰前，像在火車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之後。創傷性神經症實質上與我們常分析治療的自然發生的神經症不同，我們也不能成功地應用有關他種神經病的觀點來說明這種神經症，我想以後某個時期有機會再給你們解釋這種限制的原因。1885[這已在弗洛伊德與布洛伊爾的《緒言》（1893a）的第四節得到承認，標準版，第2卷第14頁。]1886但我們也可以認為兩者之間在某一點上存在著完全相同之處。創傷性神經症很清楚地表明創傷發生時的固著是病源之所在。這些患者在其夢中時常重複這種創傷情境1887；而對於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來說，似乎其發作就是完全召回這個創傷的情境d，好像這些患者沒有完成這個創傷的情境一樣，好像他們仍然面對著某種沒有處理好的任務一樣；我們必須重視這個觀點，它向我們表明，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心理過程的所謂的“經濟”的觀點。1888確實，“創傷”一詞只具有經濟意義。某種經驗如果在短時期內，給大腦提供強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應付或適應，從而使大腦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擾，我們把這種經驗稱為創傷經驗。這個類比使我們試圖把神經症患者固著的那些經驗稱為“創傷的”。由此，我們得到了有關神經症形成的一個簡單的決定因素。那麼，神經症與創傷疾病相類似，都來自於患者無能力應付某種具有強烈情感色彩的經驗。這確實是我和布洛伊爾（1893和1895）在把我們新的觀察事實歸結為理論時而提出的第一公式。1889我上次講演中的第一位患者（一位少婦與其丈夫分居）與這種觀點十分吻合。她不能擺脫她失敗的婚姻，而仍然依戀於這種創傷的情境。但我們的第二個病例（那位女孩固著於她的父親）已向我們顯示，這個公式是不足以用來理解這種現象的。一方面少女與其父親這樣的愛是一種十分普遍和常見的經驗，並且它常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弱，“創傷”一詞應用於它的話會使其失去所有的意義。另一方面，患者的歷史向我們表明，第一個例子中她的性愛的固著那時並沒有產生任何損害，只是幾年後它重新出現於強迫性神經症的症狀中。由此可見，這種病的成因是複雜的，是受許多因素決定的；但我們也可以認為沒有必要把這種有關創傷的探索看作是錯誤的而加以拋棄，因為有可能在別的地方適合它。
那麼，這裡我們必須再次使已開始的課程停下來。因為這時課程已不能再繼續下去，並且我們不得不在發現其適當的出路之前再來學習一些其他方面的所有種類的東西。1890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對像固著”（subject of fixation）這一問題，遠遠地超越了神經症範圍。每一種神經症都包括這樣一種固著，但並非所有的固著都導致神經症，都與神經症相結合，或都發生於神經症之時。一個完好的對過去某物有一種情感固著的例子可由悲傷提供，這種悲傷實際上與現在和將來完全無關。但是即使是一般的人也能判斷出悲傷與神經症之間的明顯區別。另一方面，有些神經症可被稱為病態的悲傷。1891
也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人因遭遇到創傷事件而完全動搖了其生活的基礎，他放棄了對現在和將來的所有興趣，並毅然永久地沉迷於對往事的回憶之中。但這樣的一位不幸者不一定因此成為神經症患者。因此，我們不應太重視這個特徵，並把它看作是神經症的一個屬性，儘管它是常見的和重要的。
（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通過分析所得出的第二個發現。在這種情況中，不必害怕我們的觀點是否夠格。我已給你們講過，我們的第一位患者是如何地進行一種無意義的強迫行動，是如何地告知一段有關往事的記憶。我也曾談到我是如何檢查這二者之間的聯繫的，並從有關的記憶中發現強迫行動的意圖的。儘管有一個因素值得我們充分地注意，但我完全忽略了它。患者雖然時常重複其強迫性行動，但她並不知道它來自於自己過去的經驗。這兩者之間的聯繫對她是隱藏的，她只能誠實地回答說不知道什麼東西使她做出這些動作。突然有一天，在治療的干預下，她成功地發現這種聯繫，並將它報告給我。但她仍然不知道她表現出這種強迫性行動的意圖——即改正其過去痛苦的事件，並想以此來抬高其親愛的丈夫的身價的意圖。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勞動，才能使她理解和承認這種動機可能是她的強迫行動的驅動力量。
我們將她不幸的新婚之夜以後的情景和患者所形成的情感動作聯合到一起稱為強迫性行動的“意義”。但在她表現出強迫行動時，她對這種意義的兩個方面都不知道——即不知道它之所由起（whence）和它之所欲止（whither）。因此，她一直在進行某些心理過程，而其強迫行動是它們的結果；她以一種正常的心態知道這種結果，但這種結果的心理前提卻沒有進入她的意識之中，她的行為舉止與伯恩海姆被催眠的實驗很相似。伯恩海姆曾做過催眠實驗，讓被催眠者於醒後5分鐘時在病房中打開一把傘，被催眠者醒後這樣做了，但他對這種行動卻沒有任何動機。1892這就是我們在談到潛意識心理過程”（unconcious mental processes）存在時所看到的那種事態。只要有人能對這種事態予以更正確的科學說明，那麼我們將樂於放棄我們有關潛意識心理過程的假設。然而，在他們還沒有做出這種證明之前，我們先來堅持這種假設。如果有人反對說這裡的潛意識沒有一點真正的科學意義，只不過是權宜之計，是有名無實的，那麼我們只能表示遺憾，並把他所說的話斥為令人費解的。不真實的東西居然能產生出像強迫動作這樣顯而易見的現實效果！1893
我們在第二個患者身上也遇到了實質上同樣的東西。她曾形成一個規矩：長枕一定不能與床背接觸，她不得不遵守這個規矩，儘管她不知道這個規矩來自何處，它意味著什麼，或其動力是什麼。不論她把這個規則看作是無關緊要的東西，或者她竭力反對它，拒不執行它，這一切都不會影響到她最終執行它。她必須遵守，要問為什麼，那也是徒然。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強迫性神經症的症狀、觀念和衝動，出自無人知道的地方，不受正常頭腦的支配，給患者本人的印象是強有力的外星來客，或混在人間的鬼怪——這些症狀表明大腦中有一個特殊的區域與其他的區域相隔離。它們使我們相信大腦中潛意識的存在。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些只承認意識心理學的臨床精神病學，沒有辦法對付這些症狀，而只能把它們稱為一種特殊的退化現象。當然，強迫觀念和強迫衝動本身不是潛意識的，只不過是逃入意識知覺的強迫行動表現。如果它們不進入意識，那麼它們將不會變成症狀。但是，我們通過分析所推知的它們的精神前提，和通過解釋所發現的聯繫則是潛意識的，至少在我們通過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識到它們之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