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霽明 譯
卓如飛 校
車文博 高申春 審訂
按語
《自傳》是為《從自敘傳看當代醫學叢書》（4卷，1923～1925）而撰寫的，主要部分寫於1924年，實際上德文版出版於1925年，英文版於1927年在美國首次出版。1928年收入原文德文版《弗洛伊德全集》（11卷），1948年在該版14卷中又原封不動地收入，包括再版時新補充的一些腳注，但卻忽略了《自傳》正文中大量的修改和補充。詹姆斯·斯特雷奇和弗洛伊德女兒安娜·弗洛伊德共同主編的恢宏巨著的英文版《標準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學著作全集》（24卷），於1959年又對原來的譯文作了修改，並作了大量的註釋和說明，使其成為一部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自傳》中有兩個密不可分的主題貫穿於始終，即弗洛伊德個人的經歷和精神分析的歷史。因此，《自傳》不是描述個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傳，而是一部精闢地總結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學術性經典。可以說，《自傳》是弗洛伊德在美國發表的《精神分析運動史》精華的再現，主要闡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學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一
這套《自傳》叢書的一些撰稿人，從一開始起，便對他們所接受的這個任務的異常困難表示憂慮。我想，對於我來說，這些困難甚至還要更大些，因為我已經不止一次地發表過與這本書意思相同的文章。並且，那些文章，決定於它們所要討論的主題的性質，都更多地論述了一些個人的看法，而不同於一般的或按要求寫的同類文章。
我最早對精神分析的主題和發展的敘述，是我於l909年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所作的五次講演。3359在那裡，我應邀參加了該校建立二十週年慶典。就在前不久，我應約為美國一部集體編寫的主要論述本世紀初重大事件的著作，寫了一篇與此文類似的文章。3360因為編者專門分給我特定的一章，這說明他們對於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已有所認識。在這兩件事情之間，我還發表了一篇題為《精神分析運動史》的文章。實際上，這篇文章包括了我目前為這套《自傳》叢書所要論述的內容的精華。鑒於既不想和我以前的論述相矛盾，也不想完全重複以前的論述，所以我必須努力構思，為當前這套《自傳》叢書寫出這樣一篇記敘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主觀見解和客觀態度、傳記色彩和歷史影響能以一種新的相對合理的篇幅融匯於其中。3361
我於1856年5月6日出生於摩拉維亞的弗萊堡，也就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小鎮。我父母都是猶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個猶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親的家族曾經在萊茵河畔（科隆附近）長期定居。由於14世紀或15世紀期間對猶太人的迫害，他們向東逃難。19世紀期間，他們又從立陶宛經加裡西亞移居德屬奧地利。我4歲時，來到維也納，在這裡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上大學預科（即“文理中學”，或譯“完全中學”，Gymnasium）時3362，我的學習成績連續七年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也因此享有特別的待遇，幾乎從不用參加班裡的考試。儘管我們生活在很受限制的環境中，父親還是堅持認為我應該完全根據自己的愛好來選擇職業。不管是那時，還是在後來我都未曾對醫生這一職業有過什麼特殊的偏好。3363確切地說，我是被一種好奇心所驅使，而這種好奇心更多的是對於人類的關心，而不是對於其他自然事物的關心。我也沒有認識到觀察作為滿足這種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的重要意義。我很久以後才認識到，我對聖經故事的全神貫注的閱讀（幾乎從我一學會閱讀技巧開始），對我的興趣定向產生了持久的影響。3364有一位年齡比我大一點的高年級同學，他想長大後做個著名的政治家，我和他友情甚篤。在他的有力影響下，我產生了一種願望：要像他一樣研習法律，將來從事社會活動。同時，當時最熱門的話題——達爾文理論，也強烈地吸引著我，因為這一理論有助於我們在對世界的瞭解上取得巨大進展。只是在畢業前夕，聽了卡爾·布魯爾（Carl Brühl）教授在一次很受歡迎的講演中朗誦了歌德論大自然的優美散文之後a，我才決定要做一名醫學院的學生。
1873年，當我第一次踏入大學的校門時，我體驗到一些明顯的失望。首先，我發現別人指望我該自認為低人一等，是個外人，因為我是猶太人。我絕對不承認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我一定要為我的血統，或者如人們那時開始說的“種族”，而感到恥辱。我容忍了對我的排斥，並不感到非常懊惱。因為在我看來，儘管受孤立，但一個積極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夠從這個人類的組織中找到某種慰藉或安身之地的。然而，大學裡的這些最初印象產生了一個後來證明很重要的結果，即我在年輕時便不得不熟悉了這種處於對立面和在“緊密團結的大多數人”3365的禁令之下的命運。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後來判斷的獨立性打下了基礎。
此外，在大學頭幾年，我不得不認清，我的才能的特徵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於青年時期就急切地投身於其中的許多科學領域中取得全部成功。這樣，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誡之a[卡爾·布魯爾這個名字是1935年增補的，但1948年又刪除了。據佩斯塔洛齊（Pestalozzi）考證（1956），這篇散文（寫於1780年）的真正作者是一位叫托波勒（G.C.Tobler）的瑞士作家。歌德是在半個世紀後偶然發現這篇散文的，由於記憶錯誤把此文收進自己的著作之中。這篇文章在弗氏本人的一個夢中起過重要作用（見標準版，第5卷，第441頁）。據說，關於這次講演，弗洛伊德為維也納一家報紙寫過一篇評論，但現在已無從查證。]
真諦：“對科學的廣泛涉獵是徒勞無功的，每個人只能學到他所能學的東西。”3366
最後，在厄恩斯特·布呂克（Ernst Brücke）3367的生理研究室裡，我才找到了歸宿和充分的滿足。同時，我還在這裡找到了我應該尊敬並奉為楷模的人，他們是：偉大的布呂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納（Sigmund Exner）3368和厄恩斯特·弗萊施爾·馮·馬克索（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3369馬克索是一個傑出的人，我榮幸地和他建立了個人友誼。3370布呂克給了我一個神經系統組織學中的問題讓我解決。我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很滿意。我還獨立地使這項工作有所進展。從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這個研究室裡工作，只有短暫的幾次間斷。人們一般認為，我是被選拔出來補充下一個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職位的。3371醫學本身的各個分支，除精神病學（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興趣。我明顯地放鬆了對醫學課程的學習，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獲得了那姍姍來遲的醫學博士學位。
1882年是我的一個轉折點，我的老師布呂克——我對他充滿最崇高的敬意——考慮到我窘困的經濟狀況，極力勸我放棄理論研究工作，從而糾正了我父親高尚而毫無遠見的想法。我聽從了他的勸告，離開生理研究所進入維也納綜合醫院3372做了一名臨床助理醫生。不久我就被提升為住院內科醫生，並在醫院的各個科室裡工作。我還在梅納特（Meynert）3373手下工作了六個多月。在我上大學時，他的工作和人格就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不管怎麼說，在一定意義上，我對我最初從事的工作仍然忠心耿耿。布呂克曾建議我做的課題是研究一種最低等魚類八目鰻的脊髓神經節細胞，現在，我把此項工作擴展到人類中樞神經系統。就在這時，弗萊奇（Flechsig）發現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時性。這一發現使神經通路的複雜過程得以清楚地闡明。我一開始便選擇延腦作為研究課題，而且是唯一的課題，這一事實是我的發展連續性的另一標誌。我後來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學學習期間漫不經心地廣泛涉獵各門功課的特徵形成了完全明顯的對照：我形成一種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個課題或問題上的傾向。這種傾向一直保持了下來，而且也是這個傾向導致了別人指責我的所謂的片面性。
於是，我又像以前在生理研究室那樣，成為大腦解剖實驗室的一名活躍的工作者。我的一些關於延腦中的神經通路的方向和神經核起源的短篇論文，就是我在維也納綜合醫院的這幾年裡寫的。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埃丁格爾（Edinger）3374的注意。一天，梅納特——甚至當我實際上已經不在他手下工作時，他仍然給我進入實驗室工作的機會——向我建議，我應該明確致力於大腦解剖的研究，並且允諾要把講授工作交給我，因為他感到自己年齡大了，對於一些較新的方法已力不從心。但是我謝絕了他的這個提議，因為我覺得這個任務實在過於重大；或許也可能是當時我心存這樣的疑慮，即像他這樣的大人物，憑什麼待我如此好呢。
從身體的角度考慮，大腦解剖無疑就是生理學。再加上顧及經濟收入，我便開始研究神經方面的疾病。那時，在維也納醫學界幾乎沒有這方面的專家，可供這方面研究的材料分散在這所醫院的一些不同科室裡，也沒有學習這門學科的理想機會。無奈，我只好自學。甚至剛剛因其關於大腦功能定位的著述而得到任命的諾斯納格（Nothnagel）3375，也沒有把神經病理學（neuropathology）與其他更細緻的醫學分支區分開來。然而，在遙遠的巴黎，沙可（Charcot）3376這個偉大的名字正在閃閃發光。於是我打算，先獲得維也納大學神經病理學講師的任命，然後去巴黎繼續我的研究。
後來的幾年中，在繼續擔任住院內科醫生期間，我還發表了一些關於神經系統器質性病變的臨床觀察報告。於是，我逐漸熟悉了這一領域。我能夠準確地指出延腦中的損害部位，以致病理解剖學家對我的診斷都無可補充。我是維也納第一個為了驗證對急性多發性神經炎的診斷，而把死者送去進行病理解剖的人。
我的診斷以及後來屍體解剖對診斷的證實，使許多美國醫生慕名前來拜訪。我操著半生不熟的英語對我科室裡的病人講授。當時我對神經症所知甚少。有一次我向他們介紹一種因長期頭痛而患的神經症，把這種病說成是慢性局部性腦膜炎。結果他們當然地群起反對，離席而去。於是，我的不成熟的教學就此結束了。這裡我想補充兩句為自己辯解一下，這件事情是發生在這樣的年代，其實，在維也納，那些比我更有名氣的權威們還常常把神經衰弱診斷為大腦腫瘤呢！
1885年春，根據我就組織學方面和臨床方面的論文，我被認命為神經病理學講師。不久，由於布呂克的一份熱情的推薦書，我得到一筆數目不小的出國獎學金。3377同年秋天，我到了巴黎。
於是，我成了薩爾伯特裡爾醫院的一名學生。但是，在這些眾多的外國來訪者中間，開始我最不受人注意。一天，我聽到沙可說，因為戰爭，他的講稿一直未能譯成德文，他對此表示遺憾。接著他又說，如果有人願意把他新近的講稿譯成德文，他將會非常高興。我於是寫信給他，表示願意承擔。我還記得信中的一句話，大意是我的病只是“運動性失語症”，而不是“感覺性失語症”3378。沙可接受了我的自薦。於是我得以與他結識。從那時起，我便充分地參與了他在薩爾伯特裡爾醫院裡的那個診所內的一切活動。
就在我寫這個傳記的過程中，我正好收到一些來自法國的論文和報紙文章。這些文章證明，他們強烈地反對精神分析，在談及我和法國學派的關係時又常常作出極不準確的論斷。例如，文章中說，我利用去法國的機會熟悉了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的理論，然後將其攫為己有。為此，我想明確地表明，在我訪問薩爾伯特裡爾醫院的整個期間，讓內的名氣根本不像今天這樣大。
在我跟沙可一起工作的日子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癔症（hysteria）的最新研究，我親眼見到其中一些研究的完成。例如，他證明了癔症現象的真實性和規律性“進來，這裡也有眾神”3379，證明了男性癔症的經常發生，證明了催眠暗示可產生癔症的麻痺和痙攣，並且這種人為的結果直到最小的細節上都顯示出與自發性發作具有相同的特徵，而且發作時還常常伴有外部創傷。沙可的許多演示，一開始便引起我和其他訪問者的驚訝和懷疑，這時我們便竭力用當時的某一種理論進行辯解。他總是既和善又耐心地處理這些疑問，同時也非常果斷。正是在這樣的一次討論中（在談到理論時）他說：“理論並不妨害存在。”3380這句話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毫無疑問，沙可那時教導我們的所有東西並非到今天仍然全都適用。有一些已經開始表現為可疑的，還有一些則明顯地沒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是，餘下的足夠多了。他在科學寶庫中發現了一塊永恆的領域。離開巴黎之前，我同這位偉大的人討論了一個對癔症性麻痺和器質性麻痺作比較研究的計劃。我想證實這樣一個論點：癔症麻痺和身體各個部分的感覺障礙，應根據關於它們之間的界限的通行看法來區分，而不應根據解剖事實來區分。他同意這種觀點，但是很容易看出，他實際上對於更進一步地深入研究這種神經症心理學3381並無特別的興趣。畢竟，他的工作正是從病理解剖開始的。
回維也納之前，我在柏林逗留了幾周時間，以便瞭解一些有關兒童常見疾病方面的知識。卡索維茨（Kassowitz）3382——他是維也納一所治療兒童疾病的公立醫院的最權威人士——曾允諾要讓我負責一個兒童神經病科的工作。我在柏林受到了巴金斯基（Baginsky）3383的幫助和友好接待。在後來幾年當中，我根據在卡索維茨醫院的工作實踐，發表了幾篇篇幅相當長的關於兒童單側和雙側大腦麻痺方面的專題論文。由於這一原因，後來（1897年）諾斯納格讓我在他的巨著《普通及特殊病症治療手冊》中負責這一專題的撰寫工作。
1886年秋天，我以內科醫生的身份在維也納定居，並和在一個遙遠的城市裡一直等我四年多的一位姑娘結婚。這裡我想稍稍回過頭來解釋一下，我之所以在青年時代沒有成名，正是因為我那時的未婚妻的緣故。33841884年，由於一種深厚的業餘愛好，我從馬克化學公司找到一些當時尚未弄清的古柯鹼（cocaine），並開始研究其生理作用。就在這項工作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了一個可前去探望未婚妻的機會。當時我們已分別兩年之久。我匆忙結束了對古柯鹼的研究，並滿足於我的這個課題上已完成的專題論文。我在論文中還預測，古柯鹼的進一步用途不久就會被發現。然而我還是告訴了我的朋友、眼科專家克尼斯坦（Konigstein）3385，提示他應該研究一下古柯鹼的麻醉性在眼科手術中應用的可能性。我探親結束返回時發現，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個朋友卡爾·科勒（Carl Koller，現在紐約）——我也曾和他談過古柯鹼的問題——在動物眼睛上做了決定性的實驗，並且在海德堡眼科學學會上做了演示。科勒因此當然地被認為是古柯鹼局部麻醉的發現者。如今古柯鹼在外科小手術中的作用已相當重要了。但是，我並不因為這一研究的中斷3386而埋怨我的未婚妻。
現在再回到1886年。那時我以神經病專家的身份在維也納定居。這時我接受了一個任務：向醫學學會報告我跟沙可學習的情況及所見所聞。但是我的報告受到了冷遇。那些權威人士，如學會主席（內科醫生班伯格[Bamberger]）等人，宣稱我所報告的情況令人難以置信。梅納特要求我在維也納找一些與我所講述的情況相似的病例，並將其提交給醫學學會。我於是努力找尋這樣的病人。但是，那些年長的醫生們拒絕我觀察和研究在他們科室找到的這樣的病人。其中一位年長的外科醫生竟然驚奇地大叫道：“天哪，我親愛的先生，你怎麼能說出這樣荒唐的話？癔症是子宮的意思，男人怎麼會得這種病呢？”我只得徒勞地辯駁說：我並非一定要大家贊同我的診斷，而是希望能由我親自處理這些病人。最後，我在醫院外面偶然發現了一個患有典型的癔症偏側感覺缺失的男性患者，用這個病例在醫學學會上做了證實。這次大家向我鼓了掌，但沒人對我表示出進一步的興趣。那些高級權威們對我的創新橫加否定的印象一直讓我難以忘記。同時，我所堅持的男人也會患癔症的觀點，以及我通過暗示可引起癔症麻痺的實驗演示，使我被迫成了他們的對立面。由於隨後不久我被排擠出大腦解剖實驗室3387，並且連續好長時間找不到可以講授我的講義的地方，我只好從學術生涯中退了出來，不再參加那些學會了。自從我那次去醫學學會到如今，已經過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
任何企圖依靠治療神經症患者謀生的人顯然必須具有能使患者的症狀有所好轉的能力。我的治療武庫中只有兩件武器：電療法和催眠術。只是會診一下然後便開一個處方讓病人去水療房，這樣做所得收入甚少。我的電療知識來自維·厄爾布（W.Erb）的教科書，書中有治療所有神經症症狀的詳細說明。遺憾的是，我不久便發現，按照這些教誨來做根本沒有任何效果，而且，我以前當作是精確觀察所概括的東西，原來只不過是一些空想臆測。德國神經病理學領域最權威的人的著作，竟然不如廉價書攤上所賣的一些“埃及人”談夢的書更具實用價值。認識到這一點雖然讓我很痛苦，但卻使我徹底拋棄了我當時還受著影響的、對於權威僅有的一點天真的忠誠。所以，我把電療器械撇在了一邊，儘管莫比斯（Moebius）不久所作的解釋對此局面有所挽回。他說，電療法治療神經失調（就目前所發現的各種症狀而言）的成功，實際上是由於醫生暗示的結果。
由於催眠術的使用，病人症狀有所好轉。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曾經參加過由“催眠術家”漢森（Hansen）舉行的一次公開表演。我當時看到，強直性僵直一發作，一個被試者的臉色立刻變得像死人一樣蒼白，並且只要這種催眠條件不變，他便一直這樣持續下去。這使我堅信，由催眠所引起的這種現象是真實的。不久這種認識便得到了海登海因（Heidenhain）的科學研究的證實。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並沒有制止那些精神病學教授們宣稱催眠術不僅是騙人的而且是危險的，也沒有改變他們對待催眠醫生的輕蔑看法。在巴黎，我曾看到催眠術被人們隨意地當作一種在病人身上引起某種症狀，然後再將這種症狀消除的方法來使用。就在這時傳來一個消息，說是法國南錫出現了一個學派，為了治療目的，他們大規模而且卓有成效地使用了暗示，而且在使用暗示的過程中，有時使用催眠術，有時則不使用催眠術。這樣一來，在我做醫生的頭幾年，除了偶然而無系統地使用心理治療方法以外，我的主要工具自然便是催眠暗示了。
當然，這也意味著，我當時已不再治療器質性神經疾病。但是這無關緊要。因為一方面，治療這種病的前景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對一個大城市裡私人開業的醫生來說，這種病人的數量與神經症患者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神經症患者焦急地從一個醫生處跑到另一個醫生處，症狀得不到解除，結果數量日益成倍增長。此外，用催眠術進行工作，其中會產生特別誘人的魅力。第一次使用催眠術時，我產生一種克服了他人的無能軟弱狀態的感覺；同時，能夠享有一種奇跡創造者的聲譽也是十分令人興奮的。直到一段時間以後，我才開始發現這種程序的缺陷。當時感到不甚滿意的地方只有兩點：第一，我不能成功地催眠每個病人；第二，我不能把個別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帶著使我的催眠技術更趨完善的想法，我於1889年夏天去南錫，在那裡逗留了幾周時間。我目睹了年邁的李厄保（Liebeault）在貧窮的勞動階級的婦女、兒童中工作的動人場面。我也看到了伯恩海姆（Bernheim）在他的醫院的病人身上所做的驚人實驗。當時我得到的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是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在人的意識的背後，還有一個相當有力的思想過程不被人們所意識到。我說服了我的一個病人跟我一起去南錫，我想這樣做也許更有益。這是一個天賦相當高的癔症症患者，一個出身高貴的婦女。誰也治不好她，於是被轉到我這兒。通過催眠的作用，我已使她有可能過一種較為正常的生活，並常常可以解除她的痛苦。但她總是在一段較短的時間以後便復發一次。由於我當時的無知，我認為這是因為對於她的催眠，從未達到伴有記憶缺失的催眠夢遊階段的緣故。於是，伯恩海姆做了好幾次努力，試圖在她身上達到這一深度，但也失敗了。他坦率地向我承認，他通過暗示所取得的治療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在他的醫院裡才能實現，而在他的私人患者身上卻毫無結果。我同他有過幾次深受啟發的談話，並且答應把他的兩部關於暗示及其治療效果的著作譯成德文。3388
在1886年到1891年這一期間，我沒做什麼科學研究工作，也幾乎沒發表什麼文章。我忙於確立我當醫生的這一新的職業中的信譽，並保障我自己的和我那急速擴展的家庭的物質生活。1891年，我發表了第一篇關於兒童大腦麻痺的研究論文，是同我的朋友和助手奧斯卡·李（Oskar Rie）博士合寫的。同年，我收到為一部醫學百科全書3389撰稿的邀請，這使我對失語症的理論進行了研究。當時，這一理論被韋爾尼克（Wernicke）和李希海姆（Lichtheim）的觀點所統治。他們片面地強調定位說。這一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批判性的和純理論性的書：《關於失語症的理論》（1891）。
但是，接下來，我必須向大家說明，科學研究為什麼再一次成為我生活中的主要興趣。
二
我必須補充解釋一下剛才說過的情況：除了催眠性暗示以外，我從一開始還以另一種方式來運用催眠術。我用催眠術向病人詢問其症狀的起因；這方面的情況病人在清醒狀態中常常講得極不完整，要不就乾脆不講。這個方法不僅比單純的暗示性的要求或禁止似乎有效得多，而且也能滿足醫生的好奇心，因為，醫生畢竟擁有對他以單調的暗示程序竭力消除的症狀的病因加以瞭解的權利。
我達到這一不同程序的過程如下所述。還是在布呂克的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我結識了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博士。3390他是維也納最受尊敬的家庭醫生之一，而且有從事學術研究的經歷，他已出版了好幾本有長久價值的關於呼吸生理學和平衡器官方面的著作。他智力超群，比我大14歲。我們的關係很快就密切起來，他成了我的朋友，我一有困難他便趕來援助。我們逐漸習慣於分享彼此的全部科學興趣。在這種關係中，獲益的當然是我。後來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誼。付出這樣的代價對我來說是不容易的，但我對此無能為力。
甚至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爾就跟我談過一個癔症病例。在1880年到1882年之間，他用一種獨特的方法對她進行了治療，這種方法使他得以對於癔症症狀的起因和意義有了深入的瞭解。而這時，讓內的著作還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布洛伊爾反覆向我讀了病歷的片斷。我當時有一種印象：他所敘述的情況比以前的任何觀察都更接近於對神經症的理解。當我到達巴黎時，我決定把這些發現告訴沙可，我也確實告訴了他。可是這位權威人物對我關於這個問題的概述並不感興趣，我也就再也沒提此事，任其淡忘。
回到維也納，我再次轉到布洛伊爾的觀察結果上，讓他更詳細地向我述說此事。原來病人是一個受過相當好的教育並且很有才華的少女，她是在護理父親時得了這種病的。她非常愛自己的父親。當布洛伊爾接診這個病人時，他仔細研究了病人以往的病例，表明她經常處於一種痙攣性麻痺、抑制和精神錯亂的複雜狀態之中。一次偶然的觀察使她以前的醫生發現，如果誘使她說出當時支配她的情感性幻覺，那麼她的這些意識模糊狀態便可以消除。從這個發現中，布洛伊爾得出了一種新的治療方法。他設法使她進入深度催眠狀態，每次都讓她講出壓抑她思想的是什麼東西。用這種方法把她的壓抑性情緒混亂的發作克服以後，再用同樣的程序來消除她的抑制和身體失調。在覺醒狀態中，這個姑娘和其他病人一樣，對自己的症狀起因說不出多少情況，而且也發現不了這些症狀和她自己的生活經歷之間的任何聯繫。在催眠狀態中，她馬上能發現這一缺失的聯繫。原來，她的所有症狀都可追溯到護理父親時經歷過的一些使之激動的事件中去。也就是說，她的症狀具有意義，是那些令人激動的情境的殘留印象或潛意識回想（reminiscences，亦譯“記憶恢復”）。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發現，她守護在父親病床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某種不得不壓抑的思想或衝動。於是代之而起便出現了後來的這種症狀作為替代物呈現出來。但通常這種症狀並非個別“精神創傷”場面的沉澱物，而是許多類似情境累積的結果。當病人在催眠狀態中，以幻覺的形式將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景從頭到尾重新回憶一遍，並在這個過程中將她當時的情緒和最初被壓抑的心理活動自由地表達出來，那麼，這種症狀便消除而不再復發。通過這種方法，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布洛伊爾成功地消除了她的全部症狀。
病人康復了，而且一直很好。事實上，她已能勝任重要的工作。但是在這種催眠治療的最後階段，還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對此，布洛伊爾從不給我指出。而且我也不理解他為什麼要把這個在我看來非常珍貴的發現長期秘藏起來，而不把它貢獻出來以豐富科學事業。然而，最緊迫的問題是：是否可能從他在單一病例上所發現的東西之中，概括出一般性結論來。在我看來，他所發現的東西的那種狀態具有如此基本的性質，只要能證明在一個人身上發生過，那麼我相信它肯定也會出現在每一個癔症患者身上。但是，這個問題只能靠經驗來決定。因此，我開始用我的病人重複布洛伊爾的研究。最後，尤其是在我1889年拜訪了伯恩海姆、在他告訴我催眠暗示的局限性以後，我專攻此事，其他什麼也沒幹。經過幾年的觀察，我發現，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個容易接受這種治療的患者身上總是能夠得到驗證。這時，在我使用類似於他所用的觀察形式，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材料之後，我向他建議，我們應該合作出版一本著作。起初他堅決反對，但最後同意了。特別是因為與此同時，讓內的著作搶先提出了一些類似於他的研究成果，如將癔症症狀追溯到病人生活中的事件上去，以及通過同類程序反覆催眠以消除症狀等。1893年，我們發表了一篇導引性質的文章“論癔症現象的心理機制”，隨後在1895年，我們又合作出版了《癔症研究》一書。
如果我到目前為止在上文中所敘述的這些經過使讀者認為，《癔症研究》一書，就其材料內容的全部要點來說，是布洛伊爾的思想成果，那麼，這正是我本人所一直堅持的觀點，也是我在這裡再一次重複的目的。但就書中所提出的理論來說，我確實是做出了貢獻的，至於我的貢獻達到何種程度，現已無法確定。3391不管怎麼說，那一理論是實事求是的，幾乎就是對那些觀察的直接描述。它並非想要確定癔症的性質，而只是對癔症症狀的病因有所闡明。因此，它強調情緒生活的意義，強調區別潛意識心理活動和有意識（或者確切地說是能夠意識到的）心理活動的重要性；它採用了動力因素（dynamic factor）的概念，假設某種症狀的發作是因為某種情感的抑制；它還採用了經濟因素（economic factor）的概念，認為同一症狀實際上就是人體一定能量轉換的結果，否則這種能量便會通過某種其他方式而發揮作用（後面這一過程被描述為“轉換”conversion）。布洛伊爾把我們所使用的方法稱作“宣洩法”（亦譯“疏洩法”，cathartic），把其治療目的解釋為，是要規定出維持這種症狀的一定量的情感已經走上歧路，正如當時表現的那樣已被抑制在那裡，所以我們應該將其引入正軌，它只有沿著這條道路才可能得到釋放（abreaction，亦譯“發洩”）。這種宣洩程序的實際效果是令人相當滿意的。它的後來變得很明顯的不足之處，也是所有催眠治療形式的那些不足之處。現在仍有許多心理治療醫生，對宣洩法的理解並沒有超出布洛伊爾的水平，仍在談論它的好處。作為一種簡便的治療方法，它的價值是由西梅爾（Simm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治療德國軍隊中的戰爭神經症而重新得到證實的。宣洩法理論並沒有太多地論述性慾問題。在我提供給《癔症研究》一書的那些病歷當中，性因素起一定作用，但是對於性慾的注意程度和對於其他情緒刺激的注意程度基本上是相等的。布洛伊爾在書中談到那個姑娘時——她因為是布洛伊爾的第一個病人，所以從那時起就很出名了——曾提到，她在性方面的發育當時還很不成熟。這樣一來，便很難從《癔症研究》一書中看出，性慾在神經症病源學中到底起著多大的重要作用。
接下來的發展階段，也就是由宣洩法向狹義的精神分析的轉變階段，我已多次詳細地敘述過，很難再提出什麼新的事實。形成這一階段開端的事件，是布洛伊爾從我們的共同工作中的引退，這樣我便成了他的未竟事業的唯一繼承人。在很早的時候，我們之間便有分歧，但這些分歧並沒有使我們分離。在回答下面這個問題上，布洛伊爾傾向於贊成所謂的生理學理論，即：一種心理過程何時開始使人致病，換句話說，這種心理過程在什麼情況下變得不可能通過正常方式加以處理。他認為，那些找不到正常發洩途徑的過程，產生於異常的“類催眠”的心理狀態之中。這樣便又產生了一個關於這些類催眠狀態是如何產生的問題。而我卻與此相反地傾向於認為，存在著多種力的交互影響，以及在正常生活中所觀察到的各種目的和意圖的作用。這樣就出現一種“類催眠的癔症”與“防禦性神經症”之間的分歧情況。但是，如果沒有其他一些因素起作用的話，他還不至於因為這樣的分歧而離開這一課題。其中一個原因，無疑是他既是醫院裡的醫生，又是一個私人大夫，這佔去了他的大量時間。同我一樣，他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宣洩法的工作上來。此外，我們的著作在維也納和德國所受到的冷遇對待也影響了他。他的自信心和抵抗力可不如他其餘的心理結構那樣發達。例如，當《癔症研究》遭到了斯圖呂貝爾（Strümpell）3392的嚴厲駁斥時，我能夠因他的批評顯露的對該書缺乏理解而感到可笑，但布洛伊爾卻感到受到了傷害，並變得沮喪起來。但是，他做出這一決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個人的進一步研究已進入新的方向，而他則發現自己無法調和。
我們在《癔症研究》一書中試圖建立的理論，正如我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還很不完善。尤其是我們幾乎沒有觸及病源學的問題，沒有觸及致病過程的根源問題。後來，我從我迅速積累的經驗中認識到，在神經症現象背後起作用的，並不是任何一類情緒刺激，而常常是一種性本能。它或者是一種當時的性衝突，或者是早期性體驗的影響。對於這種結論，我當時還沒有思想準備，而且以前也毫無預料，因為我開始研究神經症時根本沒有一點設想。1914年寫《精神分析運動史》時，我回想起布洛伊爾、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向我說過的一些話，很可能是這些話使我較早地發現這個問題。但在當時，我並沒弄懂這些權威們講的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實際上，他們所告訴我的內容，比他們自己理解的、或者準備辯護的東西更要多一些。我從他們那裡聽來的這些話在我頭腦中處於潛藏和靜止的狀態，直到我進行宣洩法實驗時才把它們引發出來，彷彿是明顯的新發現。我當時也沒有意識到在得出癔症起因於性慾的結論時，我是回到醫學的最初階段，並且追溯到柏拉圖的一個思想。這是我後來才從哈夫洛克·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一篇文章裡知道的。3393
在這個令人吃驚的發現的影響下，我採取了一個重大步驟。我超出癔症的研究範圍，開始調查那些在我咨詢時間大批到來的所謂神經衰弱症患者的性生活。這種實驗確實使我失去了作為一個醫生的聲譽，但也使我更加確信自己的發現。在幾乎三十年後的今天，這種信念依然堅定如初。在治療過程中，要克服許多含糊其辭的東西和難以理解的現象。但是，一旦這些克服之後，便能發現，在所有的這種病人身上，都存在著嚴重的性功能惡習濫用現象。一方面是這些性功能的惡習濫用；另一方面是神經衰弱症。考慮到兩者都是這樣普遍地存在著，所以，兩者經常同時出現也許並不證明什麼。但是，比起這明顯的事實來，其中還有更多的東西。進一步仔細觀察使我認識到，從這種在神經衰弱症的名目掩蓋下的混亂臨床現象中，可以區分出兩種基本的不同類型。這兩種類型有可能以任何一種混合程度出現，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在其純粹形式中對其進行觀察。在一種類型中，其主要表現是焦慮發作，並伴有相應的症狀、基本的形式和長期的替代性症狀，我因此把它命名為“焦慮性神經症”，而用“神經衰弱症”這個詞來表示另一種類型。這樣一來就很容易確定如下事實：這些類型的每一種，都具有不同的性生活反常作為其相應的病源學因素。前一種類型是性交中斷，未達高潮的性興奮，以及性慾節制；而後一種類型則是過度手淫，頻繁夢遺。有一些很有啟發性的特殊病例，這些病人在臨床中曾經表現出從一種類型向另一類型的驚人的改變。從這些病例中可以證明，在這種基本的性生活規律中，曾經有過一次相應的變化。如果有可能制止這種濫用而代之以正常的性生活，這種狀況便會大大改善。
因此，這就使我毫無例外地把神經症都當作性功能紊亂來看待，而所謂“真性神經症”，則是這種紊亂的直接中毒表現，精神神經症則是其心理表現。作為醫學工作者所特有的良心，使我對於自己得出這一結論感到滿意。我希望我的發現填補了醫學科學中的一個空白。以前的醫學在處理這一具有如此重大生物學意義的功能時，只是考慮那些由傳染或嚴重的解剖上的病變所引起的損傷，而沒有考慮任何其他損傷。此外，這一發現在醫學方面還得到了如下事實的支持：性慾並非某種純心理的東西。它也有肉體的一面，並且其中可能還有某種特殊的化學過程，而引起性興奮的原因則可能是由於存在著某種目前還不知道的特殊物質。一定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可以說明，這種真正自發性神經症為什麼不像其他種類的疾病，而更接近於中毒和禁慾現象，或者突眼性甲狀腺腫。那些中毒和禁慾現象的發生，是由於服用或缺乏某種有毒物質，而突眼性甲狀腺腫則有賴於甲狀腺的分泌。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那種“真性神經症”3394的研究上去，同時也沒有其他任何人來繼續做我的這一部分工作。今天如果回過頭來再看一看我早期的研究成果，我所得出的印象是：這些發現，不過是可能要複雜得多的課題的一個初步的粗略梗概。但總的來說，我認為這些研究成果今天仍然適用。如果我後來能夠對單純青少年神經衰弱症的更多病例進行精神分析的檢查的話，那我就非常滿意了。遺憾的是沒有這種機會。為了避免誤解，我想闡明這樣一點：我絕非否認在神經衰弱症中存在有心理衝突和神經症情結。我所堅持的是：這些病人的症狀，並不是由心理因素決定的，或者通過分析就可以除去的，這些症狀必須被看作是紊亂的性化學過程的直接中毒的後果。
在《癔症研究》一書出版以後的幾年當中，根據性慾在神經症病源學中所起的作用而得出了這些結論之後，我向各種醫學學會宣讀了有關這一課題的一些論文，但所得到的反應只是懷疑和否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布洛伊爾竭盡全力以個人的最大影響來支持我，但效果甚微。並且很明顯可以看出，他對於神經症的性慾病因論這一認識是顧慮重重的。他本來可以用他的第一個病人向我施加壓力，或者至少來為難我。不論怎麼說，在這個病人身上性的因素顯然是不起作用的。但他從未這樣做過。直到我開始對這一病人進行正確解釋，並且根據他以前的一些言論，對於他關於這一病人的治療結論進行重新修正時，我才懂得他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原來，就在對這一病人的宣洩工作似乎就要完成的時候，這個姑娘突然出現了一種“愛戀移情”（transference love）的現象。布洛伊爾當時並沒有把這一情況同她的病症聯繫起來，所以便沮喪地引退了。顯然，對於布洛伊爾來說，想起這件明顯的意外事件是很痛苦的。他對我的態度一度處於讚揚和嚴厲的批評之間，搖擺不定。接著，我們之間便時而出現意見分歧。遇到使人尷尬的情況，分歧是必不可免的。最後，我們終於分手了。
關於一般性精神失調研究的另一個結果，是我改變了宣洩技術。我放棄了催眠術，而尋求用另外一些方法來代替它，因為我期望在治療癔症的過程中不受任何約束。隨著經驗的增長，我對於甚至把催眠術當作實現精神宣洩的一種方法來使用，也產生了幾點很大的懷疑。首先，如果我和病人之間的個人關係一有干擾，那麼即使最令人滿意的治療效果也很容易突然消失。當然只要重新建立和諧關係，這種效果可以重新確立。但是這種偶發事件卻證明了：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個人情感關係，畢竟要比整個宣洩過程牢固得多。確切地說，正是這一因素避開了控制的種種努力。有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最清楚不過地向我顯示了我長時間以來一直猜想的東西。這關係到與我配合得最好的病人之一。我用催眠術在她身上能夠取得最神奇的效果。我正在通過追溯她痛苦發作的根源來解除她的苦難。有一次，她一醒來便伸出胳膊摟住了我的脖子。一個傭人偶然走進來，使我們得以從一場極不愉快的討論中解脫。但是，從那時起，我們都心照不宣地認識到，催眠治療應該到此為止了。我足夠謙虛，不至於把這件事情歸因於我擁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我感到我現在已經抓住了在催眠術背後起作用的那個神秘因素的實質。為了排除這個因素，或者無論如何要分離這個因素，放棄催眠術是必要的。
但是，催眠術在宣洩治療中曾經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它開闊了病人的意識範圍，把病人在覺醒時所不具有的認識置入他們所能得到的距離之內。看來，要再找出一種替代方法是相當困難的。我正在茫然無措的時候，想起了和伯恩海姆在一起時經常看到的一個實驗，這對我有所幫助。我記得，當被試者從催眠夢遊狀態中醒來時，他好像一點也不記得他處於那種狀態時所發生的事情。但是伯恩海姆卻堅信這種記憶肯定一直存在。只要他堅持讓被試者回憶，只要他斷言被試者本人肯定記得這些東西，只需說出來就是，同時把手放在被試者的前額上，那些忘記的東西便確實常常能夠復現。起初很慢，最終就如潮水般完全清晰地湧現。我於是決定，我也這樣做。我認為，我的病人肯定實際上“知道”所有那些迄今為止只是在催眠狀態中他們才能接近的東西。我想，有我的斷言和鼓勵，也許再輔以我的手的觸摸，應該能使病人把那些已經被遺忘的事實和聯繫引入意識之中。無疑，這一過程可能要比催眠辛苦得多，但它可能證明是非常有啟發意義的。所以我放棄了催眠術，只是保留了催眠術開始時的那些準備過程，即讓病人躺在沙發上，我坐在病人後面看著他，但不能讓他看到我。3395
三
我的願望實現了，我從催眠術中解放出來。但是隨著這一技術上的改進，宣洩工作則呈現出了一種新局面。催眠術使我們看不到各種力的交互作用，現在這種作用則呈現在眼前。而對這種作用的理解，又給我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患者本來已經忘記了他們內部和外部生活的大多數事實，但是，只要採用一種特殊的技術，他們便能夠回憶起這些事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觀察給這些疑問提供了詳盡的答案。所有那些被遺忘的事實，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些痛苦的經歷。就患者以他自己的人格標準來判斷而言，這些經歷或者是可驚的，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羞恥的。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得出這種結論：這正是這些經歷要被忘掉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這正是這些經歷沒有被保留在意識之中的緣故。儘管如此，為了使其重新被意識到，就必須克服某種在患者頭腦中進行抵抗的東西，必須使患者獨立地進行努力，以促進和迫使他回憶。醫生所要求的努力程度要因不同的患者而異。努力的程度和所要回憶的難度直接成正比。醫生自己所花費的力量，很明顯是衡量患者本人的“抵抗（resistance）”程度的標準。我只需把我自己所觀察到的情況訴諸語言就可以了。同時，我也因此而擁有了“壓抑（repression）”理論。
這樣一來，我們就很容易構想致病的過程了。我們還是舉這個簡單的例子：在患者頭腦裡，先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衝動，但是接著又出現了另一種強有力的衝動與之相對抗。我們可以想像，緊接著出現的這種心理衝突，將採取下面這樣一個過程。這兩種能量——為了現在敘述方便，我們把它們分別稱為“本能”與“抵抗”——在意識的最清晰之處互相鬥爭了好長時間，直到本能被否定，能量貫注（cathexis of energy）從其衝動中退出為止。這就是正常的解決途徑。然而，在神經症中（由於一些仍舊不清楚的原因），這種衝突卻得到了另一種結果。自我，當它第一次與這種討厭的本能衝動發生衝突時，似乎是向後退卻，它阻止這種衝動進入意識，阻止它的直接的能量釋放；但同時，這種衝動維持其充分的精力貫注固定不動，我把這一過程稱為“壓抑”。這一過程很新奇，在我們的心理生活中，以前從未識別出與此相類似的某種東西。很明顯，這是一種基本的防禦機制，好比一種要逃跑的企圖。實際上，它只是後來所產生的正常的罪惡感（guilt feeling）的前兆。壓抑的第一個行為包含著若干進一步的後果。首先，自我被迫採取一種持續的能量消耗，即反宣洩，以保護自己不受被壓抑衝動的重新攻擊的持續威脅。這樣一來，自我就要消耗它自己。而另一方面，此時處於潛意識之中的被壓抑衝動，卻能夠迂迴地找到釋放和替代滿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的途徑，這樣便使壓抑的整個意圖歸於失敗。在轉換性癔症患者身上，這種迂迴途徑便導致了軀體的神經支配，被壓抑衝動從某個地方衝出來，這樣便產生了“症狀”。所以說，這些症狀是一種妥協的結果，因為儘管得到了替代滿足，但由於自我的抵抗，它們還是背離和偏斜了自己的目標。
壓抑理論於是成為我們理解神經症的基礎。關於治療任務，我不得不採取一種新觀點，其目的不再是“發洩”誤入歧途的情感，而是要揭示種種壓抑，並以判斷行動取而代之。這種判斷行動可能導致、或是承認、或是譴責以前曾被否定的東西。我不再把我的研究和治療方法稱作“宣洩法”，而是稱作“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以此來表示我對這種新的情形的認識。
把壓抑作為一個中心問題，然後把所有精神分析理論的全部內容都與壓抑聯繫起來，這樣做是可行的。3396但在這樣做之前，我要對一個受到爭論的實質問題作出進一步的評論。按照讓內的觀點，一個患癔症的女人是個可憐的生物，由於體質虛弱，她不能使自己的心理活動整合為一體，正因如此，她成了自己精神分裂及意識範圍受限的犧牲品。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精神分析的調查結果說明，這些現象是動力因素的結果——也就是說，是心理衝突的結果和壓抑的結果。對我來說，這一區別似乎具有深遠意義，它足以結束下面這一觀點的反覆狡辯：凡是精神分析中有價值的東西，都只不過是從讓內的思想中借用過來的。讀者將會從我的論述中瞭解到：歷史地看，精神分析與讓內的發現無關。它在內容上，正好背離並遠遠超過了讓內的那些發現。讓內的著作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意思，即：使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學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並使之吸引如此廣泛的注意。我對讓內本人一向是尊敬的，因為他的發現在相當的程度上與布洛伊爾的發現不謀而合。布洛伊爾的發現比他早，發表卻比他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精神分析終於在法國也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主題時，讓內的行為卻不大高雅，表現出對於那些事實的無知，並使用了一些很險惡的論點。最後，他因為下面的說法而讓我看到了他的本質，也因此而毀掉了他自己著作的價值：他宣稱，在談及“潛意識”心理活動時，他並沒有用這一詞語指任何東西，而只不過是指一種“談話方式”罷了。
但是，對致病的壓抑以及其他一些仍須提到的現象的研究，迫使精神分析嚴肅地採用了“潛意識”這個概念。精神分析把一切心理的東西首先看作是潛意識的；在精神分析看來，“意識”作為心理的東西的更進一步的特性，可能是存在的，或者也可能是不存在的。這種說法自然要引起哲學家們的反對。對他們來說，“意識”和“心理”是同一個東西；他們不能設想，竟然還有“潛意識心理”這樣一種荒謬的東西。然而實在沒有辦法，對於哲學家的這種癖性，我只能聳一聳肩而置之不理。有關衝動的頻率和力量的經驗（這種經驗是從病理學材料中獲得的，而哲學家對此一無所知），並沒有留下什麼可供選擇的東西。對於那些衝動，人們不可能直接感知；對於其存在，人們只能像對外部世界的某種事實一樣進行推測。順便指出，這就好像人們拿自己以前經常描述其他人心理生活的辦法，來描述自己的心理生活。人們毫不猶豫地認為一些心理過程屬於其他人所有，雖然他不能直接意識到這些過程，而只能從這些人的言行中推測得知。但是，對其他人適用的東西肯定也適用於自己。任何人，如果要進一步論述這一觀點，並從中推導出以下觀點，即某人自己的潛藏於後的過程，實際上屬於一種第二層的意識，那麼，他將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他根本不知道其為何物的意識概念，即“潛意識的意識”（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這個概念當然絕對不比“潛意識心理”（unconscious mind）這一假設更好接受哪怕是一點點。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像其他一些哲學家那樣宣稱，他準備考慮一些病理學的現象，但是潛藏於這些現象之下的那個過程不應該被描述成心理的（mental），而應該被描述成“類心理的”（psychoid），那麼，這一見解上的差異就退化為一種毫無意義的文字之爭了。即使如此，如果為了方便起見，還是應採用“潛意識心理”這一表達法為好。至於進一步地追問潛意識的最終本質是什麼的問題，同那個關於意識的本質是什麼的老問題一樣，既不明智也無裨益。
如果要想簡潔地解釋精神分析如何又對潛意識進行進一步的區分，將其劃分為嚴格意義的前意識（preconscious）和潛意識兩種，可能要更困難一些。對此，我想只要指出以下一點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即：對於那些作為對經驗之直接描述的理論，補充以各種假設，而這些假設的提出，是為了便於對所觀察到的經驗材料進行處理，但它們本身又是與那些不可能成為直接觀察主題的事情有關的，這乃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科學推理的過程。那些較古老的科學，就是採用了與此相同的過程。我試圖把心理機制描述為由許多“機構”或“系統”所構成，其間的相互聯繫用空間術語來表示，這種空間關係當然並不意味著與實際的大腦解剖有任何聯繫。（我已將這種方法稱為心理地形學方法：the topographical method of approach。）潛意識的進一步劃分就是這種嘗試的一部分。諸如此類的認識是精神分析的理論上層建築結構之一，其中的任何部分，只要證明是不妥當的，便馬上可以放棄或改變而毫無損失或遺憾。但是，還有許多更接近實際經驗的東西有待於描述。
我已經提到過，我對於神經症的那些沉澱於下和深藏於後的起因的探究，越來越經常地把我帶到患者的性衝動及其對性衝動的抵抗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之中。在我研究性壓抑深置於其中、作為被壓抑衝動的替代的症狀也起源於其中的致病情境的過程中，我被越來越深入地帶回到患者的生活歷史之中，直到追溯至童年之始。探究人性的詩人和學者一直都在宣稱的東西證明是正確的：早期生活階段的印象，雖然大部分難以回憶，但在個人成長方面還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尤其是給後來發生的任何精神失調埋下了心理傾向的種子。但是，由於這些兒童時期的經驗總是與性的激動以及對此激動的抵抗有關，我於是發現，我面臨著“幼兒性慾”（infantile sexuality）這一事實——這又是一個新異的東西，也是一個與世人最頑固的偏見相牴觸的。兒童時期被看作是“純潔無邪”、沒有性慾的時期，與“性慾”惡魔的鬥爭被認為直到動亂的青春期到來時才開始。像這樣的在兒童身上不難發現的偶然的性活動，被當作墮落、或早熟學壞、或一種怪異的天性反常而遭到壓制。在精神分析的所有研究成果中，幾乎沒有一個能像下面這一主張那樣，遇到過如此廣泛的牴觸或者引起如此大的憤慨，即：性功能在生命初期便開始，甚至兒童時期便有一些重要跡象證明它的存在。但同時也應該指出，在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中，還沒有一個能像這一發現那樣能夠如此容易和徹底地得到證實。
在進一步探討幼兒性慾這一問題之前，我必須提到我曾一度犯過的一個錯誤。這一錯誤可以說險些給我的全部工作帶來致命的後果。在我當時所使用的那一技術程序的影響下，我的大多數患者在回憶中都提到他們兒童時期的一些情境，在這些情境之中，他們在性方面曾經受到過某個成人的引誘。對於女患者來說，引誘者幾乎常常是她們的父親。我相信這些敘述，因此我推測，我已經從這些兒童時期性引誘的經歷中，發現了後來所發生的神經症的根源。一些病例增強了我的這一信念。在這些患者身上，這種和父親、叔父或者哥哥的關係，一直繼續到其記憶力可以被信賴的年齡。如果讀者傾向於對我的輕信搖頭不信，我不能完全怪罪他們，雖然我可以辯解說，在當時，我是有意把我的批評能力擱置一邊，以便對這類天天引起我注意的許多新奇之事保持一種不存偏見和易於接受的態度。然而，當我最終不得不認識到這些引誘情境根本沒有發生過，它們只不過是我的患者編造出來的幻想，或許是我自己強加給他們的東西的時候，我一度完全茫然無措了。3397我對自己的技術及其研究結果的自信，也同樣遭到了重重的一擊。毋庸辯駁，我是用一種我認為正確無誤的技術方法而得出這些回憶情境的，其主題無疑與那些作為我調查工作之開端的症狀有關。當我重新振作起來時，我才從我的發現中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即：這些神經症的症狀並非直接和實際事件相聯繫，而是同那些願望中的幻想相聯繫，而且，就這些神經症來說，心理現實要比物質現實更重要。就是到現在，我也還不相信，是我把那些引誘幻想強加給了我的患者，是我把這些引誘幻想“暗示”給了他們。事實上，我第一次發現“俄狄浦斯情結”（亦譯“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是偶然的，這一情結後來表現出壓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是到當時為止，我並沒有辨認出它是以幻想作為偽裝而出現的。加之，兒童時期所受的引誘在神經症病源學中仍起一定作用，儘管作用比較小。但是現在證明，那些引誘者往往是一些年齡較大的孩子。
於是，大家可以看出，我的錯誤與一個人在下面這種情況中所犯的錯誤屬於同一種性質：他相信，關於早期羅馬的國王們的那些傳說故事（如利維所講述的那些故事），是在歷史的事實性意義上真實的，而不是從這些故事的傳說性質來理解這些故事——這些傳說性質的故事，乃是對關於那些不重要的、或者偶然情況下可能是不光彩的時間和事件的記憶的一種抵抗。這個錯誤一清除，研究兒童性生活的道路便打通了。這樣便有可能把精神分析應用到科學的另一個領域，並把其資料作為發現一些生物學新知識的一個工具來使用。
根據我的發現，個體生命一開始，性功能便存在，儘管起初它隸屬於那些其他的生命功能，直到後來才從中獨立出來。在它變成我們所熟悉的、成人的那種正常性生活之前，它必須經過一個長期複雜的發展過程。它的開端表現在那種包括所有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活動之中。這些本能組成成分有賴於身體的性感區亦譯“性感帶”，erotogenic zones，其中有些是以一對相反的衝動形式而出現的（例如：施虐癖和受虐癖，或者暴露癖和偷窺癖）。在尋求快樂的過程中，它們彼此獨立行動，並且就在這同一個人自身尋找絕大部分的目標。所以，性功能在一開始時是非中心化的，主要是“自淫”（亦譯“自體性慾”，auto-erotic）。後來，綜合開始出現，以“口腔”占統治地位的第一結構期先出現，接著便是“肛門”期，只是在第三期終於到達之後，方可確立陽具的統治地位，於是性功能便開始為生殖目的服務。在這一發展過程期間，這些不同的本能組成成分的一些要素，都被證明與這個最後的生殖目的沒有關係，因此便被擱置一旁或者轉為他用，而同時另外一些要素則離開它們的原有目標而被歸入生殖器組織之中。我把這種性本能的能量叫做“力比多”（libido），這個名稱只屬於這種能量形式。接著我又被迫推測：“力比多”並非總是順利地通過其規定的發展過程。由於某些本能成分力量過強，或者某些包括成熟前性滿足在內的經驗，“力比多”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關節點之處可能發生固著（亦譯“固戀”，fixation）現象。如果後來發生了壓抑，“力比多”便流回到這些關節點之處（這個過程被描述為“倒退”，regression），而這種能量正是從這些關節點之處以一種症狀的形式突破而出。後來情況更加清楚，固著點的那一定位正是決定那種神經症選擇的因素，即它決定後來的那一疾病的表現形式。
在心理生活中起著相當重要作用的那種獲得某一“目標”的過程，其發生與“力比多”的組織化過程息息相關。在“自戀”階段以後，男女兩性的第一個愛戀目標均是其母。首先，小孩似乎很可能不能把母親的營養器官同他（她）自己的身體區分開來。後來，還是在嬰兒期頭幾年，這種“俄狄浦斯情結”聯繫便確定下來：男孩將其性慾願望集中在母親身上，把其父親當作競爭對手，發展對其父的敵意衝動，女孩也採取一種類似的態度。3398“俄狄浦斯情結”的所有不同變異和結果都很重要。人類的先天兩性體質，使其自我感知並增加同時活動趨向的次數。兒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清楚兩性間的差異。在這一“性探索”階段，他們創造出一些典型的“性理論”。由於這些理論的創造者自身生理發展的不完善所限，因而這些理論是一種真理和謬誤的混合物，並不能解決那些性生活問題（那一斯芬克斯之謎，即嬰孩從哪裡來的問題）。這樣，我們便會清楚，一個小孩的第一個選擇對象是一個亂倫的對象。我描述過的這一整個發展過程很快便過去。男性性生活的最顯著特徵是其二相發作。發作有兩次高潮，中間有一間隔期。第一次高潮是在四歲或五歲時達到的。但從那以後，這一早期性慾的全盛期便宣告結束，那些表現如此強烈的性衝動被壓抑所征服。接下來便是潛伏期，這一時期一直延續到青春期，在此期間，對道德、羞恥和厭惡的“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得以確立。3399在所有生物中，似乎只有人才表現出這種性成熟中的二相發作，這也許是決定人的神經症心理傾向的生物因素。在青春期，兒童早年的那些衝動和對像聯繫又甦醒過來，其中就有其“俄狄浦斯”情結的情緒聯繫。在青春期性生活中，那些早年的衝動和這一潛伏期的抑制（inhibition）之間出現鬥爭。在這之前，在兒童處於其幼兒期性慾發展的最頂峰期間，一種勉強稱得上的性器組織被確立，但只有男性性器發揮作用，而女性性器則仍然暗藏如初（我曾把這一階段描述為陽具主導階段）。在這一階段裡，兩性間的差異不是用“男性”或“女性”這樣的詞來表述，而是用“有陽具”或“被閹割”來表述。在此之上所出現的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對於性格和神經症的形成同樣都具有最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