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部裡描述的作家都生活在18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自那之後，發生了哪些變化呢？除了童年曾遭受身體上或心靈上虐待的某些受害者會去尋求心理治療，幫助自己擺脫最原始的傷痛所造成的後果之外，其實並沒有多大變化。然而，不只是受害者，他們的心理治療師也一樣，常常對看清童年的所有真相有所顧忌。如果個案能真正抒發出他們的情緒，有意識地感覺情緒，並能對某人吐露這些過去從未被允許說出的情緒，有可能就能讓症狀出現短暫的好轉。但只要心理治療師本身依舊依附於某個形象，無論他是耶穌、弗洛伊德或是榮格(31)等，他就不太可能協助個案進行治療。第四誡的道德規範常會使得雙方動彈不得，而受害者的身體則將為此付出代價。
如果我今天告訴大家這種犧牲並非是必要的，人們可以擺脫傳統道德與第四誡的不平等條約，而不必為此受到懲罰或傷害他人，那麼我很可能會被人批評為天真的樂觀主義。一輩子都被第四誡束縛，甚至依賴這種束縛的人，他們可能已經無法想像沒有這種束縛的人生，我又如何能勸說他們擺脫束縛呢？我透過破解了自己的童年故事而成功地獲得自由，但我必須承認自己並不是個好例子，畢竟，我花了超過40年的時間才抵達目前所在之地。我知道有人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就成功地挖掘出自身的真相，由於揭開了真相，他們逃離了逃避現實的秘密基地。我的這趟旅程之所以持續了那麼長的時間，是因為我多年來都必須獨自探尋真相。直到接近終點時，我才找到了可以療愈我的陪伴關係。
我在找尋的旅途上，遇到了一些也在追尋自己故事的人。他們想瞭解自己為什麼必須保護自己、是什麼讓他們害怕，以及這些恐懼與早年受到的嚴重傷害對他們一生的影響。他們大多和我一樣，必須對抗傳統道德的獨裁專制。不過他們並不是全然孤獨的，已經有很多書籍和團體可以幫助他們更輕易地解放自我。一旦他們證實了自己的感知之後，便不再迷惘，他們越是接近自己的真相，就越能去接納自己的憤怒與驚駭。
亨裡克·易卜生(32)曾使用「社會棟樑」這個詞，指代那些利用自身權力位置且得利於社會的虛偽的人們。我希望那些認清自己故事且已經擺脫傳統道德謊言的人們，可以成為未來社會「覺醒的棟樑」。作家都希望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但他們卻不去追尋自身真相與創造力的來源。如果無法覺察到我們生命之初所發生的事情，那麼在我眼中，再優秀的文化或作品也是一場鬧劇。因為大多數作家都害怕如此一來會喪失寫作的能力。我在很多畫家身上也發現了類似的恐懼，有些甚至非常明顯地被呈現在畫作之中：例如弗朗西斯·培根(33)、耶羅尼米斯·博斯(34)、薩爾瓦多·達利(35)，以及許多其他的超現實主義派。他們雖然透過自己的畫作努力尋求溝通，但其實是在他們自喻為藝術的層面上維護他們對童年經歷的否認。將藝術家的人生故事納入作品的觀察裡，這在藝術產業裡是項禁忌。但我認為正是這些無意識的故事一再地激發出藝術家呈現的新的表達形式。對藝術家與社會來說，這些故事必須保持隱密，因為它們可能會揭穿早期因不正確教養而遭受的苦痛，並導致「敬愛你的父母」這項戒律遭到蔑視。
幾乎所有社會體系都支持這種對真相的逃避態度。畢竟，這些體系是基於人類這個群體而運作的，對一部分人來說，光是「童年」一詞就讓他們覺得害怕。這種恐懼感隨處可見——在精神科醫生的病房、心理治療師的診室，在律師的咨詢室或在法庭上，其中以媒體最為突出。
一名在書店工作的女性職員在我上次造訪時，提到了一個談論兒童虐待問題的電視節目。這個節目列舉了極端殘忍的案例，其中也包括一位所謂的「孟喬森媽媽」(36)，這位母親是個護士。她帶孩子去小兒科看病時，營造出一個非常有愛心、非常關切孩子的母親形象。但在自家，她卻故意利用藥物讓孩子們患上各種疾病，最後導致孩子們死亡，然而並沒有人懷疑這位母親。書店女職員對於節目邀請的專家們沒有討論這種行為的原因感到非常憤怒，專家們反而暗示一切都是命運造成的，沒有特別的原因，猶如這是上帝施加在父母和孩童身上的災難一樣。
「為什麼那些專家不告訴我們真相？」她問我。「為什麼他們不想想，或許這些母親在童年時也曾遭受虐待，而且她們的所作所為很可能只是在重複那些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告訴她：「如果那些專家知道這些原因，他們會這麼說。但顯然他們並不知情。」
「這怎麼可能呢？」這位女士堅決地說。「雖然我並不是專家。但是我讀了一部分相關的書後，我和孩子之間的關係就大大改善了，連我都明白這個道理，為什麼作為專家他們卻說極端的虐童案例很少見，且還不清楚它的起因呢？」
這為女士的態度讓我明白我還必須再寫一本書——即便這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讓許多人認為這本書可以幫助他們減輕苦難。但我相信現在已經有很多人透過自己的經驗，證實了這本書所揭露的真相。
我想將早期童年經驗的深遠影響告訴梵蒂岡教廷，對於那些從生命之初就學會將真實的、自然的感覺強力壓抑下去的男男女女，要喚起他們的同理心是多麼困難，因為他們真正的自然感覺顯然已經蕩然無存了。他們不再對其他人的感覺感到好奇。童年心靈遭到殘害的人們儼然活在一個內在的防空洞裡，他們在裡面向上帝禱告。他們把自己的願望交付給上帝，乖乖地跟隨著既定的規章，避免因任何一點疏忽而被懲罰。
薩達姆在2003年底被逮捕後不久，由於梵蒂岡的倡議，對這位肆無忌憚且一直令人害怕的暴君，突然多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同情之聲。我認為我們在批判暴君時，不能單純只因為對他個人的一般同情心，就忘掉他的所作所為。
根據傳記作家朱迪思·米勒(37)與蘿莉·麥爾羅伊(38)在1990年出版的《薩達姆與波斯灣危機》一書中的記載顯示，薩達姆於1937年4月28日，出生於一個靠近提克里特的農民家庭，家中非常困難。他們家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薩達姆的生父在他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的繼父是個牧民，經常用侮辱性的詞語羞辱薩達姆，繼父會毫不留情地毆打他，用各種殘忍的方式折磨他。為了剝削這個無法獨立的孩子的勞力，直到薩達姆10歲為止，繼父都禁止他上學。繼父經常在半夜叫他起床，命令他看管牧群。在這最易受影響的年紀，每個孩子都會發展出他獨特的世界觀以及對生命的評價。願望會在心中滋長，期待著實現的那天。對於薩達姆——這個繼父手裡的囚犯來說，他希望得到的只有：凌駕於他人之上的無限權力。或許在他的腦海中構築的概念是：他只有在對別人擁有了像繼父凌駕於他之上的那種權力時，他才能找回自己被偷走的尊嚴。他在童年時期完全沒有其他模範、沒有其他榜樣，只有繼父完全的操控。於是長大成人後的他，便根據這種模式在該國組織起集權結構。因為他的身體除了暴力之外不認識其他東西。
所有獨裁者都會否認曾在童年遭受的苦痛，並且嘗試透過妄自尊大去忘記那些苦痛。不但是一個人的無意識心智會將他完整的故事都刻劃在身體細胞裡，這些潛意識的裡的故事終有一日會逼他去面對自己的真相。薩達姆攜帶巨款找到的避難處正好位於他的出生地附近，他小時候從未在此獲得任何援助，他選了一個根本不可能保護他的危險地區。他選擇躲避追捕的這個地方，恰恰反映出他童年的絕望，而且清楚說明了他強迫性的重複。他已經無法逃脫追捕，而他在童年時，同樣也沒有任何逃脫的機會。
事實證明暴君的性格在他人生的進程中不會有所變化，他會用毀滅性的方式濫用他的權力，直到不再有人反抗他為止。因為他真正的、無意識的或隱藏在一切有意識行動背後的目的，依舊沒有改變，那就是透過權力來掩蓋童年經歷與被否認的屈辱。但這個目的卻從未達成。只要否認當年的苦痛，往事就不會被抹滅，也不會被克服。因此，獨裁者努力想要達成的目標也注定會失敗。強迫性的重複會不斷被複製，會一再有新的受害者被迫為此付出代價。
希特勒(39)通過他個人的行徑，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他的父親是如何用毀滅性的、毫無同情心的、炫耀的、肆無忌憚的、吹噓的、性反常的、自戀的、短視的以及愚蠢的方法對待還是個孩子的他。希特勒透過自己無意識的模仿，依舊忠於父親。獨裁者都是出於相同的理由，例如伊迪·阿敏(40)和薩達姆，他們的惡行都非常相似。薩達姆的一生即是一個突出的案例，在童年遭受了極端羞辱的他，日後為了復仇，讓成千上萬的受害者成為他復仇的犧牲品。我們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到的否認也許顯得很荒誕，但造成否認的原因卻不難理解。
肆無忌憚的獨裁者想喚醒的是曾被毆打的孩子們心中壓抑的恐懼和焦慮，這些孩子不可能去指控自己的父親。而且即便承受著苦痛，他們依舊對自己的父親忠心耿耿。每個獨裁者幾乎都在依附著父親，期望有朝一日能透過自己盲目的追隨，將父親的愛召回。
或許是這種期望激發了羅馬天主教會代表們展現出對薩達姆的同情心。我在2002年，曾將有關研究虐待孩童會導致的後果的相關資料交給梵蒂岡，並請求他們能啟發年輕的父母。我曾向幾位主教尋求支持，不過如前所述，對於那被全世界忽視但至關重要的孩童虐待問題，並未引起任何一位主教的興趣，甚至連任何一丁點憐憫的跡象也沒顯露出來。而如今他們卻明確展現出他們的憐憫之心。但特別的是，他們憐憫之心的對象既非受虐的孩童，也不是薩達姆的犧牲者，而是針對薩達姆本人，針對一個肆無忌憚的令人害怕的暴君。
曾經遭到毆打、折磨與羞辱的孩子，如果不曾接受「協助見證者」(41)的幫助，一般來說日後將會發展出對擁有父母形象之人所做出的殘忍行為的巨大包容心，而且會冷漠地對待同為受虐兒童所遭受的相似的苦痛。他們完全不想承認自己曾經也是這些孩子中的一份子的事實，冷漠的態度讓他們不必張開雙眼，即便他們深深相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但依舊會因此成為惡行的辯護者。這些人自小就學習必須去壓抑、否認自己的真實感覺。他們必須學習不去信賴這種感覺，只能相信父母、師長以及權威的規定。他們長大後，又因為不同的職責而無暇去體會自己的感覺，除非這些感覺完全符合他們腦海中的父權價值體系。即便這個體系是極具毀滅性的。對暴君的仰慕者而言，只要通往他們自身童年苦痛的入口依舊牢牢封閉著，那麼暴君的行為在他們眼裡就是可以被寬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