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阿莫斯於1966年返回以色列時，他已與故土闊別了5年。曾經的老友難免會把眼前的阿莫斯和他們記憶中的那個人做一番比較。他們注意到了幾處變化。從美國回來的阿莫斯對工作的態度似乎變得更認真了，舉手投足間也好像多了些專業性。如今他已是希伯來大學的助教，有自己的辦公室。而他讓這間辦公室長期空置著也是眾所周知的，裡面的辦公桌上除了一支自動鉛筆，什麼都沒有。若是阿莫斯來辦公，桌上還會多出一塊橡皮和一堆排列整齊的他碰巧在做的項目資料。當年他離開家鄉去美國時，還未曾穿過西裝，所以當他穿著一身淡藍色的西裝出現在希伯來大學時，人們都驚呆了，不僅僅是因為那個顏色。「簡直難以想像，」阿維沙·瑪格麗特說，「還沒有人這樣穿過。領帶是資產階級的象徵。我記得第一次看見自己的父親穿西裝打領帶時，感覺就像是看到他和下流女人在一起。」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阿莫斯沒有變：他還是個夜貓子，還是派對中的活躍人物，他是飛蛾爭相追逐的亮光，是朋友圈裡最隨性、最開朗、最有趣的那一個。他依然故我地只做自己喜歡的事。就連新近愛上穿西服，也是因為這更能讓他顯得與眾不同，而不是因為能讓他看起來像個資本家。他選擇西服的標準只有兩個，一是西服上口袋的數量，二是西服上口袋的大小。除了喜歡口袋，他對公文包也產生了一種近乎癡迷的情感，買到手的公文包不下幾十個。他剛剛從一個他生活了5年、擁有全球最發達的物質文化的國度回來，一心渴望通過物質在週遭世界中確立自己的規矩。
和西裝一起被帶回國的，還有他的妻子。三年前，他在密歇根大學結識了心理學院的同學芭芭拉·甘斯。一年之後，他們開始約會。芭芭拉說：「他對我說他不想一個人回以色列，所以我們就結婚了。」芭芭拉在美國中西部地區出生並長大，從未邁出過國門。在她看來，歐洲人對美國人總是那麼不拘小節、隨性散漫的評價，倒更適用於以色列人。「如果他們手頭只有橡皮筋和紙膠帶，他們就會用橡皮筋和紙膠帶來固定東西。」她說。雖然以色列物質匱乏，但是她覺得這個國家在其他方面很富有。以色列人——至少是猶太族——好像收入都差不多，而且基本能做到溫飽自足。
很少有人擁有奢侈品。她和阿莫斯沒有電話，更沒有汽車，他們身邊的大多數人也沒有這些。商店的門面都不大，而且是專營店，有的賣磨具，有的賣切石機，還有的出售沙拉三明治。假如你想找一個木匠或者油漆匠，你不必費神去打電話預約（即便你家裡有電話），因為他們從來不接電話。你只能下午親自跑一趟市集，看看能不能在那兒碰見他們。「一切都得你自己去解決，所有事都是如此。有一個經典的笑話：屋子著火後，裡面的人跑出來，問大街上碰見的一個朋友認不認識消防局的人。」那時候還沒有電視機，但是收音機很普及，所以當英國廣播公司的聲音從收音機裡傳出時，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頭的事兒凝神細聽。廣播裡的聲音給人一種緊迫感。「大家都很警覺。」芭芭拉說。空氣中的緊張感與美國對越南宣戰時的氛圍完全不一樣。在以色列，人們對危險的感知總是體現出一種當下性和個人性。芭芭拉說：「假如任何一處邊境線上的阿拉伯人停止了窩裡鬥，那麼，人們就會覺得對方會在幾個小時之內闖入自己的國境並且大開殺戒。」
芭芭拉在希伯來大學獲得了講授心理學的教職。這所大學的學生似乎以給教授找碴兒為己任，他們咄咄逼人，目無尊長，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在一位美國訪問學者的講座中，有個學生不屑地打斷了對方，發表了自己的一番宏論，讓對方很難堪。於是校方命令這個學生去給學者當面道歉。學生對那位學界泰斗說：「我很抱歉傷害了你的感情，但是，你知道嗎？你講得實在是太爛了！」在本科生的一次心理學期末考試中，學生拿到的試卷是一篇已發表的研究論文，要求他們「找碴兒」，挑出其中的漏洞。芭芭拉到任後的第二天，課剛講了10分鐘，坐在教室後排的一個學生就尖叫道：「你講得不對！」其他人都是一副見慣不怪的樣子。希伯來大學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做了一場題為「什麼不屬於統計學」的報告，之後一個學生用很大的嗓門喊道：「這可以保證他在『誰不屬於統計學』裡獲得一席之地！」
但是，以色列對教授的重視程度要遠遠高於美國。以色列知識分子被認為與這個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而知識分子至少在表面上也表現得像是國家的中流砥柱。在密歇根大學時，芭芭拉和阿莫斯完全生活在大學校園裡，和他們打交道的也都是些學者。到了以色列，他們和形形色色的人交織在一起，有政治家、將軍、新聞記者，還有一些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人員。剛回來的頭幾個月，阿莫斯還跟以色列陸軍和空軍中的將軍談到過他有關決策制定的最新研究情況，儘管這些理論，客氣點說，還沒有什麼明確的實際用途。「從來沒見過哪個國家的官員們如此關注學術研究的前沿領域。」芭芭拉在給密歇根的家人寫信時這樣說。
所以，理所當然地，每個人都要為軍隊服務，教授也不例外。即使是最純粹的知識分子也做不到在國家面臨危機時置身事外。所有人都得聽令於心血來潮、突發奇想的當權者。芭芭拉是在來到以色列半年之後才真切地體會到這一點的。1967年5月22日，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宣佈封鎖蒂朗海峽，不准以色列船隻通過。蒂朗海峽是以色列海上航運的重要關口，埃及方面的態度擺明了是要挑起戰爭。芭芭拉說：「有一天，阿莫斯回到家中對我說，『部隊馬上就會派人來接我』。」他翻箱倒櫃地找到了一個行李箱，裡面有他當傘兵時穿的軍裝，現在還能穿。當晚10點，他就跟著部隊的人走了¤。
距離阿莫斯上一次從飛機上縱身躍下已經過去了5年。這一次，他被任命為一個步兵單位的指揮官。舉國上下都在備戰，同時也在試著對戰爭的走向進行判斷。在耶路撒冷，那些對獨立戰爭記憶猶新的人擔心再一次兵臨城下，於是將商店裡所有的罐頭類食品一搶而光。至於戰爭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人們莫衷一是：如果只是和埃及打，那麼儘管會是一場惡戰，但起碼不會亡國；如果是和阿拉伯國家的聯軍作戰，結果則可能是毀滅性的。以色列政府不動聲色地把公園等處作為大型墓地的備用之地。全民都被動員了起來。私家車替代了公交車，因為所有的公交車都被軍隊徵用了。中小學生擔負起了送報、送牛奶的任務。那些不能從軍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也主動接過了去打仗的猶太人留下的工作。那段日子裡，一場來自沙漠的熱風似受天意的昭示般一直刮著。那是一種芭芭拉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感覺。喝再多的水也會覺得口渴，再濕漉漉的衣服不出30分鐘也會幹透。氣溫達到了35攝氏度，可是人站在風中絲毫感覺不到熱。芭芭拉去了耶路撒冷城外靠近邊境的集體農場，在那裡幫著挖戰壕。志願者中的負責人是一個40出頭的男人，他在獨立戰爭中丟了一條腿，如今安了假肢。他是個詩人，一瘸一拐走路的時候還會琢磨他的詩句。
開戰前，阿莫斯回過兩次家。洗澡前他取下烏茲衝鋒鎗扔到了床上，那股漫不經心的勁兒讓芭芭拉著實感到意外。沒什麼大不了的！整個國家都處在狂熱之中，但阿莫斯好像不為所動。「他對我說，『沒什麼可擔心的，一切都取決於空中力量，這是我們的強項，我們的空軍會把他們的飛機打的片甲不留』。」6月5日早晨，埃及軍隊大舉逼近以色列邊境，以色列空軍於此時發動了突襲。數小時之內，以色列飛行員就殲滅了400架左右的敵機，差不多是埃及空軍的全部力量。接著，以色列軍隊以迅猛之勢進入西奈。6月7日，以色列同時在三面和埃及、約旦、敘利亞展開了戰鬥。芭芭拉躲進耶路撒冷城的一個防空洞，在那裡靠縫製沙袋打發時間。
據後來的報道，戰爭開始前，埃及總統納賽爾和後來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創始人艾哈邁德·舒凱裡曾經有過一番會晤。納賽爾提出，要把戰爭中倖存的猶太人全部遣返到他們的母國去；舒凱裡卻說完全沒必要顧慮這一點，因為根本不會有猶太人活著走出這場戰爭。戰鬥是在星期一打響的，到了星期六，廣播裡就宣告戰爭結束了。以色列打了一場一邊倒式的大勝仗，以至於很多猶太人都覺得這不像是一場現代戰爭，倒更像是一個只在《聖經》故事中才會出現的奇跡。幾天的工夫，這個國家突然就把它的疆域擴充了一倍，還取得了對耶路撒冷老城以及所有聖地的控制權。一周前，它的面積還只和新澤西州相仿，如今，它已經超過了得克薩斯州，並且邊境線得到了極大的鞏固。收音機裡不再播放戰事報道，取而代之的是用希伯來語演唱的歌頌耶路撒冷的歡快歌曲。在此，以色列和美國的另一個差異又顯現了出來：這裡的戰爭總能在短時間內結束，而且他們總能贏。
星期四的時候，芭芭拉就從阿莫斯連隊裡一個士兵那裡得到消息，說阿莫斯還活著。到了星期五，阿莫斯開著軍用吉普車來到一棟土黃色的樓房，接走了芭芭拉。他們一起驅車，行遍了剛剛被收服的西岸地區。沿途看到的儘是些奇怪而又美妙的景象：耶路撒冷老城裡阿拉伯人和猶太店主們溫馨的重逢，這是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之後他們之間的第一次聚首。一排阿拉伯人手挽著手走在原屬於猶太人的魯平大道上，在紅綠燈處停下來歡快地拍手。在西岸，他們還看到了堆積成山的已經被燒燬的約旦坦克和吉普車，還有已經回國狂歡的以色列士兵留下來的空的金槍魚罐頭盒。最後，他們來到了耶路撒冷的西部，那裡是約旦國王侯賽因建了一半的行宮，也是阿莫斯和他的幾百個士兵駐紮的地方。「那個行宮真是讓人大開眼界，」芭芭拉當晚給密歇根的家人寫信道，「它是阿拉伯風格和密歇根海岸風格中最惡俗的元素的結合體。」
隨後而至的，是葬禮。「今天早晨的新聞中公佈的數字是，死亡679人，2563人受傷，」芭芭拉在一封家信中寫道，「儘管傷亡數字並不大，但鑒於這個國家也不大，所以幾乎每個人的朋友圈裡都會有傷者或死者。」阿莫斯的一個兵在他帶領隊伍向伯利恆山上的修道院發起衝鋒時陣亡。在另一處戰場上，他的一個兒時好友被狙擊手打死。還有幾個希伯來大學的教授，要麼戰死，要麼受傷。「我生長於越南戰爭時期，可是我周圍沒有人參加過越戰，更別說在越戰中喪生，」芭芭拉說，「但是在這場僅僅持續了6天的戰爭中，就有4個我認識的人死去——我來這兒也不過6個月。」
戰後差不多有一周的時間，阿莫斯都駐紮在侯賽因國王的行宮裡。他被臨時任命為耶利哥城的軍政長官。希伯來大學被用來關押戰犯。但是大學在6月26日就復課了，大家希望那些剛從戰場上下來的教授們能夠心平氣和地繼續履行他們先前的職責。阿姆農·拉波波特就是其中之一。他當初和阿莫斯同期回國，一起進了希伯來大學心理學系，當仁不讓地成了阿莫斯的密友。阿莫斯帶著步兵出發去戰場的同時，阿姆農也爬上坦克轟隆隆地駛入約旦。阿姆農所在的坦克部隊率先攻破了約旦軍隊的防線。阿姆農不得不承認，與戰爭的這一次短暫而始料未及的相遇與告別，使他的心緒久久不能平靜。「我的意思是，怎麼可能？我是個年輕的助教。他們選中了我，然後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裡，我變成了一個劊子手，一個殺人機器。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這一切。噩夢伴隨了我幾個月。阿莫斯和我會討論一個問題：如何協調教授和殺人犯這兩種身份？」
阿姆農與阿莫斯一直都認為，他們能肩並肩地探索人類的決策奧秘，但是，阿莫斯的根在以色列，而阿姆農又一次想要離開了。令他想離開的，並不僅僅是這個國家瀰漫不斷的硝煙。關鍵在於，與阿莫斯共事的念頭已經不那麼強烈。「在研究上，他太喜歡佔據主導地位了，」阿姆農說，「我發現自己並不願意一輩子做他的影子。」1968年，阿姆農搭乘飛機返回美國，做了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教授，只留下阿莫斯一人，滿腹心思無人訴。
1967年年初，21歲的阿維沙·赫尼克還在戈蘭高地的一處集體農場幹活。農場裡時不時會傳來敘利亞方面開火的聲音，但是阿維沙並不以為意。他剛剛服完兵役，正打算考大學，儘管高中時期他的成績很一般。1967年5月，就在他沒抱太大把握地試著選擇大學專業的時候，以色列軍隊又將他召回服役了。阿維沙知道，再次服役意味著要打仗。他加入了一個150人左右的傘兵部隊，隊伍裡的大部分人他之前從沒有見過。
10天之後，戰鬥打響了。阿維沙從來沒有上過戰場。一開始，指揮官想讓他和其他傘兵一起去西奈，去打埃及人。後來他們又改了主意，命令阿維沙一干人等坐著公交車去耶路撒冷，在剛鋪開的第二戰線上和約旦人作戰。耶路撒冷老城外的戰壕裡有兩個進攻約旦軍隊的攻擊點，阿維沙所在的隊伍一彈未發順利地繞過約旦防線溜了進去。「約旦人甚至都沒有發現我們。」阿維沙說。幾個小時後，緊隨而至的第二支以色列傘兵小分隊卻被約旦軍隊的火力消滅得一個不剩——可能好運氣全被阿維沙他們帶走了。衝過防線後，隊伍朝著老城城牆逼近。「就在那個時候，他們開火了。」阿維沙說。他發現緊挨著自己往前跑的是一個他很喜歡的小伙子，叫摩西——阿維沙和他剛認識幾天，但是對方的樣子卻讓他一輩子也忘不了。子彈擊穿了摩西的身體，他倒下了。「不到一分鐘的工夫，他就死了。」阿維沙繼續往前跑，感覺自己隨時都可能像摩西一樣丟了性命。「我嚇壞了。」阿維沙說，「真的是感到恐懼。」他所在的隊伍一路殺進了老城，路上又有十多人中彈身亡。「有人在這兒倒下，又有人在那兒倒下。」阿維沙回憶著那些畫面和富有戲劇性的時刻：摩西的臉，耶路撒冷城的約旦市長搖著白旗走過來站在哭牆邊上的樣子。最後一個畫面最讓他感到不可思議。「我震驚了。我只在照片裡見過哭牆，而如今我竟然身臨其境。」他轉身對指揮官說他有多高興，指揮官的回答是：「好吧，阿維沙，等你明天知道死了多少人後，你肯定就高興不起來了。」阿維沙找到一部電話打給他媽媽，只說了一句：「我還活著。」
6天的戰爭對阿維沙而言並不是終結。佔領耶路撒冷老城後，他和傘兵部隊中其餘的倖存者又被派往戈蘭高地，去對付那裡的敘利亞人。路上，他們遇到了一個中年婦女，她問：「你們是傘兵嗎？有沒有人見過我的摩西？」沒人忍心告訴她她的兒子已死的事實。到達戈蘭高地之後，他們才被告知此次任務的詳情：乘直升機升空，到達目的地後跳傘，然後向戰壕裡的敘利亞部隊發起進攻。聽到這個安排，阿維沙相信，自己此次必死無疑。他說：「我的感覺是，如果自己沒有死在耶路撒冷，那就一定會死在戈蘭高地。一個人不可能次次都走運。」指揮官給他分配的任務是側滑進入敘利亞人的戰壕——也就是說，他得沖在一排傘兵的最前面，直至他被子彈射穿，或者他把對方統統幹掉。
接著，就在他們正要出發的那個早晨，以色列政府宣佈在當天下午6點30分停火。有那麼一陣兒，阿維沙感到生的希望好像又被點燃了。但是，指揮官堅持繼續發起進攻。阿維沙覺得對方不可理喻，鼓起勇氣問他為什麼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刻還要去？「他說，『阿維沙，你太天真了，你真的以為停火後我們就會放棄戈蘭高地嗎？』我說，『好吧，那我就去送死吧』。」傘兵營乘直升機突降在戈蘭高地上，阿維沙帶頭躍入了敘利亞人的戰壕。可是敘利亞人早就撤離了，戰壕裡空無一人。
戰爭結束後，已經22歲的阿維沙終於決定了自己的求學方向，他要學心理學。假如你問他為什麼會選擇心理學，他會說：「我想去瞭解人的靈魂。不是思想，是靈魂。」他沒能考進希伯來大學，於是去了特拉維夫南部新成立的內蓋夫大學。大學位於比爾謝巴。他選修的兩門課由一位名叫丹尼爾·卡尼曼的教授主講。這位教授在希伯來大學供職，因為薪金不高所以來內蓋夫大學做兼職。第一門課是統計學入門，原以為很枯燥，但實際上一點兒也不。「他的課很生動，舉的事例都來自生活。」阿維沙回憶道，「他不僅教我們統計學，還教我們去思考統計學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當時，丹尼爾正在幫以色列空軍培訓戰鬥機飛行員。他注意到，教官們在教學員駕駛噴氣式飛機的過程中，總是認為批評比表揚管用。他們對丹尼爾說，只需看看飛行員因為動作標準而被表揚，或者因為動作不到位而被批評之後的表現，就能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被表揚的飛行員下一次必定不如上一次出色，而被批評的飛行員下一次卻一定會更做得更好。稍加觀察後，丹尼爾向他們解釋了這一現象的根源：不管是因為飛得完美而被表揚的飛行員，還是因為飛得差勁而被批評的飛行員，他們都只是在向自己的平均值回歸。就算教官什麼都沒說，他們的表現也會出現浮動，有時更好，有時更糟。思維產生的錯覺致使教官——可能還包括很多人——以為批評比讚美更有利於產生良好的成效。統計學並不僅僅意味著乾巴巴的數字，它還蘊含著能讓你洞悉人之真相的一些深層啟示。丹尼爾後來在文章中寫道：「由於我們很容易在別人表現出色時給予表揚，並在別人表現差勁時予以批評，又由於人們的表現總是趨於向平均值回歸，因此，當我們讚揚他們時，他們就會退步；而當我們批評他們時，他們就會進步。」
丹尼爾教的另一門課是有關感覺的，即各種感覺是如何被感知、被誤導的。「說實話，兩次課後，我就發現這傢伙聰明絕頂。」阿維沙說。丹尼爾能大段大段地背誦猶太法典中拉比描述的白晝變黑夜、黑夜變白晝的節選，並且問班上的同學：在白晝變黑夜的時刻，拉比們看到的是什麼顏色？如何用心理學去解釋拉比看世界的方式？接著他會給大家介紹浦肯雅效應——得名於19世紀早期的捷克心理學家浦肯雅。浦肯雅是首位提出這一觀點的學者，他發現，人的雙眼在白日裡所看到的最明亮的顏色在黃昏時分會顯得最黯淡。因此，與其他顏色相比，拉比們在早晨所看到的鮮紅色，可能在晚上就顯得格外暗淡無光。丹尼爾的腦袋裡似乎不僅裝著那些懸而未決的謎題，還藏著一些神奇的小竅門，總能以一種能打開你思維閘門的形式把那些謎題拋給你，最終讓你看問題的方式發生一些小小的改變。「還有，他上課的時候從來不帶任何講義！」阿維沙說，「他就那樣空著手進來，然後直接開講。」
對於丹尼爾的即興授課，阿維沙原本有些懷疑。他猜丹尼爾可能是提前把教案背了下來，然後在課堂上故意表現。可後來當丹尼爾找他幫忙時，這份疑慮被打消了。阿維沙回憶說：「他走到我跟前，對我說，『阿維沙，我在希伯來大學教的那些學生想讓我給他們一些書面資料，可我沒有。我見你在記筆記，能不能把筆記借給我讓他們看看？』看來他真的是即興發揮！所有東西都記在他的腦子裡！」
阿維沙很快就發現，丹尼爾希望自己的學生們也能像他那樣把所有東西都塞進腦袋裡。在這門感覺課接近尾聲的時候，阿維沙被徵召去執行預備役任務。他找到丹尼爾，情緒非常低落，說他不得不去某個遙遠的邊境當一陣子巡邏兵，所以修不完這門課，只能放棄了。「丹尼爾對我說，『沒關係，你就從書裡面學』。我問他，『什麼叫從書裡面學？』他回答說，『帶上書，把它們背下來』。」阿維沙照丹尼爾的話做了。結果，他結束任務返回時剛好趕上期末考試。在此之前，他已經把書全都背了下來。閱卷結束後，丹尼爾在班上公佈成績，點到阿維沙的名字時，讓他舉起手。「我舉起手來，心想，我幹什麼了？丹尼爾說，『你考了滿分。不管是誰拿到這樣一個成績，都應該廣而告之一下』。」
在跟著這位來自希伯來大學的兼職教授學習完兩門課程之後，阿維沙做出了兩個決定：第一，他要研究心理學；第二，他要去希伯來大學深造。在他看來，希伯來大學必定是一個盛產天才教授的神奇地方，這些天才教授總能燃起學生們對專業學習的熱情。因此，阿維沙在希伯來大學開始了他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第一學年結束時，心理學系的系主任到學生中做調查，他把阿維沙叫到一邊，問道：「你覺得老師們如何？」
「還可以。」阿維沙說。
「還可以？」系主任問，「只是還可以？為什麼僅僅是還可以？」
「我在比爾謝巴上大學的時候遇到過這樣一位老師……」阿維沙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
系主任很快就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他說：「哦，你怎麼能把這些老師和丹尼爾·卡尼曼放在一起比？不能這麼比，這對他們不公平。有一種老師，就叫卡尼曼式老師。你不可以把普通老師和卡尼曼式老師相提並論。假如是和其他老師做比較，你可以說某某不錯，或是某某不行，但就是不要和卡尼曼比。」
進了教室，丹尼爾是一個一往無前的天才；但一出教室，他就變得情緒起伏不定，這是阿維沙沒有料到的。有一天，他在校園裡遇到丹尼爾，發現他正處在一種極度低落的狀態中，阿維沙從來沒見過他這個樣子。原來，有個學生在評教時給丹尼爾打了差評，這讓丹尼爾覺得天都要塌下來了。「他甚至問我，『我還是原來的我，對嗎？』」除了丹尼爾，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那個學生就是個蠢貨。「丹尼爾是希伯來大學最優秀的教師，」阿維沙說，『但是很難讓他相信這份考評不重要，而他實際很出色。」丹尼爾總是過多地把別人對他的詆毀放在心上，這也正是造就他複雜性格的一個主要因素。「他非常缺乏安全感，」阿維沙說，「這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
在周圍人眼中，丹尼爾是一個令他們捉摸不透的人。大家覺得他就像格式塔心理學家做實驗時勾勒的人物一樣，是個多面體。他從前的一個大學同事說：「他非常情緒化，你不會知道下一秒你將遇到哪個丹尼爾。他感情脆弱，渴望被仰慕、被喜愛，容易不安，容易受外界影響，也很容易覺得被冒犯。」他一天抽兩包煙，已婚，妻子為他生下一兒一女，但是在別人眼中，工作是他生活的唯一內容。「他是個典型的以任務為導向的人，你會發現他並不快樂。」祖爾·沙皮拉說，他曾是丹尼爾的學生，後來去紐約大學做了教授。丹尼爾善變的情緒在他與旁人之間構築了一道屏障，有點像因深重的悲傷而築起的屏障。「女人們會情不自禁地喜歡他。」和丹尼爾一起在以色列軍中的心理部門工作過的亞法·辛格說。丹尼爾的教學助手戴利亞·埃錫安說：「他總是抱著一種懷疑態度。我記得見到他時他正悶悶不樂。他當時在上課，他對我說，『我敢肯定學生們不喜歡我』。我想：這有什麼大不了的？而且，很奇怪的是，恰恰相反，學生們其實很愛他。」另一個同事說：「他和伍迪·艾倫一樣，缺乏幽默感。」
丹尼爾情緒上的波動不定既是缺點，也是優點，儘管作為優點它表現得不那麼明顯。他的情緒化幾乎是在不經意間讓他拓寬了自己的發展道路。事後看來，他從來無須考慮自己該成為哪一種心理學家，因為他可以，而且也將會，成為各種類型的心理學家。同時，由於對自己研究人類性格的能力不抱信心，所以丹尼爾著手成立了實驗室，研究人的視覺。他在實驗室裡放了一條長椅，上面有用於固定身體的設備。接受測試的人需要嘴裡咬上齒模坐在固定裝置中，丹尼爾會用儀器對著被試者的瞳孔閃爍不同的信號。在他看來，瞭解雙眼工作機制的唯一辦法，就是分析它們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不僅具有啟示作用，還有可能幫助他們解開眼睛背後的謎團。「如何研究記憶？」他問，「不是去研究記憶，而應去研究遺忘。」
在視覺實驗室裡，丹尼爾想看一看人的眼睛會變些什麼戲法。他發現，在面對轉瞬即逝的閃光時，雙眼所感受的亮度並不僅僅取決於閃光本身的明亮度，還取決於閃光時間的長度。也就是說，受閃光強度和閃光時長的共同影響。一次時長為1毫秒、強度為10X的閃光，與一次時長為10毫秒、強度為X的閃光是難以區分的。但是，當閃光時長超過300毫秒時，無論它持續多久，人們感受到的亮度都是相同的。丹尼爾自己也不知道勞神費力去做這件事意義何在，只不過心理學領域的專業期刊認可這一類東西，他也覺得測試工作本身對他而言是個鍛煉。丹尼爾說：「我在做科學研究，而且是刻意為之。我刻意把手頭的工作當成填補自己學識空白的一種途徑，我需要通過它來讓自己成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家。」
丹尼爾並不具備與生俱來的這種科學家素質。視覺實驗室崇尚精準，而丹尼爾的精準性只能說和沙漠中的風暴一樣沒頭緒。在他雜亂無章的辦公室裡，秘書受夠了替他找剪刀的苦差，所以乾脆用繩子把剪刀拴在了他的辦公椅上。同樣亂無頭緒的還有他的興趣：一會兒研究去野營的孩子願意和幾個人同睡一頂帳篷，一會兒又把齒模塞進成年人的嘴巴研究他們眼睛的運作機制。就連心理學界的同行們也對此感到迷惑。作為性格測試者的丹尼爾需要在被試特質和被試行為之間尋找出微弱的相關性，比如，選擇帳篷時反映出的社交能力傾向，智商對工作能力的影響，等等。這些東西不需要精準，也不需要用生物學知識做基礎。可當他對雙眼展開研究時，好像已經超出了心理學的範疇，倒更像是在做眼科學研究。
丹尼爾的興趣還在其他一些領域穩步延展。他想要瞭解心理學中的「感覺防禦」是怎麼一回事。普通人將其理解為潛意識感覺。（20世紀50年代末，由於萬斯·帕卡德推出的《隱匿的說服者》這部著作，美國人陷入了深深的焦慮之中。書中描述了廣告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抉擇的。最群情激昂的時刻出現在新澤西州，在那裡，一個市場研究者宣稱，正是因為他巧妙地把諸如「餓了嗎？吃點爆米花！」「來杯可口可樂」之類的簡單信息植入電影中，才引發了人們對爆米花和可樂的追捧，後來他承認那是自己杜撰的。）20世紀40年代末，心理學家就已發現——或者說宣稱他們已發現——人能在那些他們不想感知的東西面前進行自我防禦。例如，當實驗者將一些禁忌詞彙從被試眼前一晃而過時，被試總會認為自己看到的是另一些性質不太嚴重的詞彙。同時，人們也總是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被身邊的世界所左右著——有些東西就這樣進入了你的思維，而你卻毫不知情。
無意識是如何運作的？人是如何做到事先並沒有以某種方式認識過某個字眼，卻對它爛熟於心的？有沒有可能存在多種思維運作方式？是不是一部分大腦在接收信號的同時，另一部分大腦卻在攔截信號？丹尼爾說：「我一直對『如何通過你的經歷挖掘真相』這個問題感興趣，感覺防禦是個很有趣的現象，通過適當的實驗，它似乎讓我們看清了無意識的生命。」丹尼爾自己設計了一些測試，想看一看人們是否如他猜想的那樣能夠進行下意識的學習。比如，他讓他們先看一組撲克牌或者一組數字，然後讓他們預測下一張牌和下一個數字。撲克牌和數字中的規律很難找，但假如他們能感覺到這個規律，那麼比起碰運氣式的猜想，他們猜中下一張牌和下一個數字的概率就會更大，而且他們還不知道為什麼能猜中！他們有可能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感覺到了其中的規律，不知不覺地掌握了方法。但遺憾的是，丹尼爾的被試什麼都沒掌握，發現這一點後，他果斷地終止了實驗。
這也正是丹尼爾的同事和學生所發現的他的另一個特點：熱情來得快，去得也快，對失敗總能欣然接受，就好像結局總在他意料之中。他什麼都敢嘗試。他認為自己三心二意的程度超出了大部分人。「每當發現自己的想法出現了漏洞時，我都會想方設法去找出原因。」他說。他對自己的態度與他的情緒化性格十分吻合。情緒消沉時，他就是個宿命論者，所以當失敗真的到來，他也不會感到意外或是難過。（事實上他做得沒錯！）情緒高漲時，他熱情十足，好像忘記了失敗的可能性，任何新想法都能被他拿來一用。「他的情緒化能把所有人逼瘋，」希伯來大學的另一位心理學家馬亞·巴希勒爾說，「有些東西今天在他眼中是寶貝，明天就成了垃圾，後天又成了寶貝，大後天又變回了垃圾。」把別人逼得失去理智，這也許反倒讓丹尼爾保持了理性。善變的情緒就像潤滑油，是丹尼爾靈感工廠必不可少的一個原材料。
若問丹尼爾所探求的各種知識中是否包含著什麼共同主題，那麼，除了這些知識都能激起他的濃厚興趣之外，它們再無任何共性。「他分不清哪些事情是浪費時間，哪些不是，」戴利亞·埃錫安說，「但凡有點意思的事，他都樂意嘗試。」丹尼爾對精神分析學持懷疑態度（「我總覺得那些都是一派胡言」），但是，當美國心理學家大衛·拉波波特請他去馬薩諸塞州斯托克布裡奇的奧斯汀·裡格斯中心進行暑期訪學時，他還是接受了邀請。每逢星期五的早晨，奧斯汀·裡格斯中心的精神分析學家們——其中一些人還是這個領域的泰斗——都會聚在一起分析某個他們已關注了一個月之久的病人。開會時，所有專家都得拿出書面分析報告。在給出診斷結論後，他們再把病人帶過來面談。有一個週五，丹尼爾聽他們在討論一個年輕女人的病情。可是，就在準備面談的頭一天晚上，這個女人自殺了。精神分析師——花了一個月時間去研究這個女人精神狀況的世界級專家們——完全沒料到她有可能自殺。他們的病情分析報告中甚至連存在自殺風險的一絲暗示都沒有。「如今他們都說：我們怎麼會忽略了這一點？」丹尼爾回憶道，「跡象其實明擺在那兒！事後他們才恍然大悟，可事前卻什麼都沒發現。」就算丹尼爾對精神分析學曾有過一絲微弱的興趣，這份興趣也因此而消失殆盡了。「這件事對我的啟發很大。」丹尼爾說。他所謂的啟發，並非是說他對深受精神問題折磨的病人有了更深的瞭解，而是說他對精神分析師，或者任何一個對結果瞭然於胸但還是能修正他對某個不確定事件的預測結果的人，有了更深的瞭解。
1965年，丹尼爾前往密歇根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師從傑拉爾德·布魯姆。當時，布魯姆正忙於研究情感狀態對於人們的思維活動方式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借助了催眠術。他先是讓人們詳細描述某個可怕的生活經歷。接著，他會給對方提供與該段經歷相關的某種觸發物，比如印有「A100」的一張卡片。然後他會拿著這張卡片去催眠他們。不出所料，他們很快就能如釋重負地放下那段可怕的經歷。接下來，他就要看一看對方在某些複雜的思維活動中表現如何了，比如，讓他們重複一組數字。
「這種實驗很奇怪，我不太喜歡，」丹尼爾說，儘管他的確知道如何去催眠一個人。「我跟進了幾次實驗過程，對方是我們最好的被試，瘦高個兒，當你把那張用於喚起他最糟糕的情感體驗的A100卡片擺在他面前幾秒後，他的雙眼會鼓起來，臉也會憋得通紅。」和以往一樣，沒過多久丹尼爾就發現自己又在質疑整個實驗的效度了。「有一天我問自己，『能不能試著讓他們在這種體驗和適度電擊之間做一做選擇？』」他回憶道。結果證明，在重新感受最糟糕的生命體驗和接受適度電擊這兩個選項中，所有人都選擇了前者。沒有一個病人喜歡被電擊，他們都說，寧願再體驗一次噩夢。「布魯姆被我的想法嚇到了，因為他可是連一隻蒼蠅都不肯傷害的人，」丹尼爾說，「就在那一刻，我發現一切不過是一場愚蠢的遊戲，那些事根本就不是他們生命中最可怕的體驗。有人在撒謊。於是我果斷退出了這個研究課題。」
同年，由心理學家埃克哈德·赫斯所寫的文章《科學美國人》引起了丹尼爾的注意。（有什麼能逃過他的眼睛？）赫斯在文中介紹了他的一項研究成果：他監測了瞳孔在受到各種刺激時放大或縮小的情況。當你把一個衣著暴露的女人的照片放在男性眼前時，他的瞳孔會放大。同樣，當你把一個英俊瀟灑的男人的照片擺在女性面前時，她的瞳孔也會放大。相反，假如你讓他們看的是一張鯊魚的照片，他們的瞳孔則會縮小。（令人費解的是，抽像藝術也具有相同的功效。）當你拿給對方一杯好喝的飲料，他的瞳孔會放大；如若是一杯不太可口的飲料（比如檸檬汁或者奎寧水），他的瞳孔就會縮小。若是給對方5種口味差不多的橘子汽水，那麼每喝一種，他的瞳孔都會有不同的反應。這個速度快得驚人，甚至在人們還沒意識到自己更喜歡哪一種口味時，瞳孔的變化就洩露了天機。「瞳孔能夠極其敏感地做出反應，」赫斯寫道，「這說明，在面對一些口味差異小到難以用語言表述清楚的橘子汁時，瞳孔能很清楚地反映出人們的偏好。」
眼睛就像一扇窗戶，有可能讓我們窺見思維的奧妙。在布魯姆的催眠實驗室中，丹尼爾和傑克遜·比提，一個他從布魯姆那裡挖來的心理學家，一起動手開始解決新的研究課題：當人們按要求完成不同強度的思維活動時，瞳孔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例如，記住一串數字，區分不同音階的聲音。他們不僅想知道眼睛會不會欺騙大腦，還想看看大腦會不會愚弄眼睛。或者，就像他們說的，「思維活動的強度是如何阻礙感知的？」結果證明，能夠引起瞳孔大小改變的不僅有情感刺激物，還有思維活動的強度。正如他們所言，「思維和感知之間可能是敵對的關係」。
從密歇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丹尼爾想在希伯來大學謀一份終身教職。但是，對方在是否給他提供終身教職這個問題上遲遲不表態，把他給惹惱了。「我非常生氣，」丹尼爾說，「我把電話打過去，說，『我不打算回來了』。」就這樣，他在1966年的秋天去了哈佛大學。（在伯克利分校度過的三年時光讓他確信，他的聰明程度足以讓他去名校一展身手。）在哈佛，他聽到了一位名叫安妮·特雷斯曼的英國心理學家的講座。這個年輕學者的一席話又將他吸引到了另一個研究方向上。
20世紀60年代初，特雷斯曼接手了同事布裡茨·科林·謝裡和唐納德·布羅德本特的一個研究項目。謝裡是一位認知心理學家，是他發現了人們後來所說的「雞尾酒晚會效應」。所謂雞尾酒晚會效應，是指人們能夠在嘈雜背景中過濾掉雜音並捕捉到他們希望聽到的聲音。這在當年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時候的航空管制塔會把需要導航的飛行員的喊話聲通過大喇叭廣播出來，空中交通管制人員必須過濾掉其他聲音，準確地識別相關飛行員的聲音。人們認為，空管人員能夠忽略那些無關的聲音，而把注意力全都放在需要他們關注的聲音上。
特雷斯曼和她的另一個英國同事內維爾·莫雷一道，開始研究人們在有針對性地傾聽時會表現出什麼樣的選擇傾向。特雷斯曼在記事本中這樣寫道：「還從未有人把研究觸角伸到選擇性傾聽領域，所以我們多多少少都算是開先河。」研究中，她和莫雷會要求被試戴上耳機，耳機與一個雙聲道錄音機相連，兩個聲道各自播放不同的兩篇散文，被試的左耳和右耳會同時聽到不一樣的內容。特雷斯曼會要求被試在聽的過程中重複其中一篇散文的內容。放音結束後，她會要求對方說出他們從那篇被忽略了的文章裡聽到了什麼。事實證明，被試並沒有完全忽略另一篇文章的內容，有些詞彙和短語會不知不覺地進入他們的腦海。比方說，假如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了不需要被聆聽的那篇文章中，他們往往能聽到。
這個發現讓特雷斯曼和少數幾個當時也在研究注意力問題的學者感到很意外。「我原以為注意就等於過濾掉不必要的東西，」特雷斯曼說，「但實際情況是，在注意發生時，還存在某種監控。我想知道的是，監控是如何發生的？某些東西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進入我們的大腦的？」特雷斯曼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指出，人在分配注意力到必要的對象上時，並不是依賴於一個單純的開關鍵，而是憑借一種能夠選擇性地減少而非徹底阻隔背景雜音的微妙的機制。對於盤旋在航空管制塔附近等待降落的飛機裡的乘客而言，乘虛而入的背景雜音可不是件讓人高興的事兒，但它卻很有意思。
安妮·特雷斯曼的哈佛之行日程很緊，由於太多人想要一聽她的高見，所以講座被安排在校外的一個公共報告廳進行。聽完講座離開報告廳時，丹尼爾又一次被一股全新的熱情所主宰。他主動請纓，代表學校負責特雷斯曼及其隨行——她的母親、丈夫、兩個孩子——訪問期間的飲食起居。他成了他們哈佛之行的嚮導。「他極力想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特雷斯曼說，「而我也的確被他打動了。」丹尼爾和安妮結束各自的婚姻走到一起，那是幾年後的事情了，但是對安妮所研究的東西，丹尼爾可謂一見傾心。
1967年秋，丹尼爾打開了之前因為被怠慢而結下的心結，回到了希伯來大學。對方承諾給他提供終身教職，以及一個新的研究項目。如今，他有條件用雙聲道錄音機，去測試人們是如何分配注意力、如何將注意力從一件事轉移到另一件事上。按照常理，有些人在這方面的能力會更突出些，而這種能力有望使他們在某些領域佔據優勢。抱著這種想法，丹尼爾應劍橋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的邀請去了英國，去對職業足球運動員做測試。他以為，在分配注意力這個問題上，英超聯賽的球員和英乙聯賽的球員之間可能會存在差別。他帶著那台笨重的雙聲道錄音機，搭乘火車從劍橋前往阿森納——英超總部的所在地。測試時，他讓球員戴好耳機，以檢測他們是否能及時地將注意力從左耳所聽的信息轉移到右耳所聽的信息上。結果，他沒有獲得任何發現。換句話說，英超聯賽的球員與低級別球隊的球員之間不存在明顯差異。足球天才並不需要在轉移注意力這件事兒上具備特殊能力。¤
「於是我就想，也許這個能力對飛行員很重要。」他回憶道。他和飛行教練曾經共事過，知道學員們在練習駕駛戰鬥機時偶爾會失敗，其原因要麼是他們不善於將注意力分配到不同任務上，要麼是不能及時捕捉到看似微不足道實則至關重要的背景信號。返回以色列後，他挑選空軍中的噴氣式飛機駕駛員參與了他的測試。這一次，他得到了自己期盼的結果：和表現不佳的飛行員相比，優秀的飛行員能夠更好地轉移注意力；而且，總體來看，飛行員轉移注意力的能力要優於以色列公交司機。最後，丹尼爾的一個學生發現，以色列公交司機轉移注意力的能力，還能對他們出交通事故的概率起到預測作用。
心理學家，尤其是當了大學教授的心理學家，確切地說並非因為他們的實用性而為人所知。但是在理論聯繫實際這件事上，丹尼爾卻總是有著一股鍥而不捨的勁頭。身為一個以色列人，丹尼爾不得不努力地從自己身上發掘才能，若非這個身份，也許他不一定能成為今天的樣子。他高中時代的好友艾瑞爾·金斯伯格認為，在以色列軍中的那段生活讓丹尼爾變得務實了——他設計出了新的用人體系，其影響滲透到以色列軍隊上上下下，這無疑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希伯來大學，丹尼爾最受歡迎的課程是「應用心理學」，一門針對研究生開設的研討課。每次上課，他都會拿出一些現實世界中的具體問題，要求學生用心理學知識去解決它們。其中有些問題，是丹尼爾在嘗試將心理學變成一門對以色列有實際作用的學科的過程中遇到的。當時，恐怖分子開始在以色列城區的垃圾桶裡偷偷安放炸彈，其中一次是在1969年3月，炸彈被放在希伯來大學咖啡館裡的垃圾桶內，造成29名學生受傷。事情發生後，丹尼爾開始思考：如何通過心理學來幫助政府將民眾的恐慌降到最低？（在他找到答案之前，政府就已經將所有的垃圾桶清理掉了。）
20世紀60年代的以色列是個處在不斷變化中的國家。外來移民遠離了曾經的城市生活，大批遷往基布茲集體農場。農場也在經歷著技術巨變。丹尼爾開發了一套課程，專門用於培訓農民。「改革既能造就成功者，也能造就失敗者，」丹尼爾解釋說，「而失敗者往往反抗得更激烈。」怎樣才能讓失敗者接受變革？以色列農場通用的做法是強迫那些需要改變的人去服從，或者是苦口婆心地說服他們，但效果並不理想。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曾經有一個很能令人信服的觀點，他說，在面對拒絕改變的人們時，重點是要找出令他們拒絕的根源，並且去解決它，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逼他們就範。丹尼爾給學生舉例說，假設有一塊木板，木板兩側都用彈簧固定住，該如何才能移動它？你可以給木板一側加壓，或者給另一側減壓。他說：「第一種情況下，整體壓力被減少；而在另一種情況下，整體壓力會增加。」這就說明，減壓是有好處的。「這是關鍵，」丹尼爾說，「改變會因此而容易進行。」
除了培訓農場的農民，丹尼爾還替空軍飛行教官培訓他們的戰鬥機飛行員。（不過是在地面培訓，他只跟著他們飛上天一次，還因為暈機吐在了氧氣罩裡。）如何讓飛行員記住一連串的指令？「我們開始列一個長長的清單，」祖爾·沙皮拉回憶說，「丹尼爾制止了我們的做法，給我們講了講『神奇的七』。」這是由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喬治·米勒在他的《神奇的數字七，加上二或者減去二：人腦信息加工中的極限能力》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人們在短時記憶中只能存貯七個左右的記憶項，再想要記住更多就不可能了。米勒還半開玩笑地列舉了好幾個「七」：七宗罪，七大洋，七天為一周，七原色，七大世界奇跡……許多有名的「七」都能從大腦的這一認知極限中獲得解釋。
所以，要想讓人們記住更多的信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信息小塊小塊地填充進大腦。沙皮拉回憶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丹尼爾加入了一些個性化的改變。「他建議要少講，要多讓他們開口唱。」丹尼爾格外推崇「動作歌」，還曾在統計學課堂上讓學生們把公式唱出來。丹尼爾的學生、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巴魯克·菲施霍夫說：「他會逼著你去正視問題，即便這是個複雜的、無法給出明確答案的問題。他會讓你覺得自己是在通過科學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丹尼爾拋給學生的問題中，有很多都是突發奇想的怪念頭。他讓大家設計一種不容易被造假的貨幣，並讓大家思考：不同面額的鈔票彼此間究竟是應該更相似，就像美元一樣，以便拿到的人不得不仔細地去看清楚上面的金額；還是應該在顏色和形狀上五花八門，以防別人偽造？他還會讓大家設計一個能提高工作效率的工作間。（當然了，要完成這個任務，他們必須得知道心理學的一個研究成果：某種顏色的牆壁能讓工人們更高效地工作。）丹尼爾的有些問題相當複雜古怪，以至於學生們的第一反應是：哦，我們得先去趟圖書館，然後再告訴你答案。祖爾·沙皮拉回憶道：「我們說這話時，丹尼爾會有些不高興地回應說，『你們已經學習了三年心理學課程，按理說你們都是專業人士，不要躲在故紙堆裡找答案，要用你們的已有知識想出辦法來』。」
可如果丹尼爾拿給你一本字跡潦草、不知是用哪種語言寫成的中世紀醫生的處方，讓你解讀其中的內容時，你該如何是好？他的一個學生說：「有人說，教育的意義就在於，當你一無所知時，你知道該去做什麼。丹尼爾深信這一點，並且忠實地踐行著這個理念。」有一天，丹尼爾拿來一摞遊戲盤，就是那種引導一個金屬小球走出木質迷宮的遊戲盤。他給學生分配的任務是：培訓學生，好讓他們知道如何教別人玩這種遊戲。「沒有人想過如何教這個，」一個學生回憶道，「訣竅就在於切割技巧——讓雙手平穩的技巧，向右側輕微轉動的技巧，等等。分別教授這些技巧，最後再把它們合而為一。」出售遊戲盤的商店夥計覺得丹尼爾的這個想法太瘋狂了。可在丹尼爾看來，有用的建議，不管它有多平常，都比乾脆沒有建議要好。他讓學生給埃及古物學家出主意，看看能不能幫他們走出破解像形文字時遭遇的困境。「他對我們說，這個學者的進度越來越慢，遇到的障礙也越來越多，」他曾經的學生，目前在以色列軍中從事研究工作的丹妮拉·戈登回憶說，「然後他問，『他該怎麼辦？』沒人作答。丹尼爾說：『他該去睡一會兒！』」
丹尼爾的學生每回上完課都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世上的問題永遠也沒有盡頭。丹尼爾總能在平淡無奇的事情中發現問題，好像他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生。每一次上課，學生們都會滿懷期望而來，想知道他又會帶來什麼難題。後來的某一天，他帶來了阿莫斯·特沃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