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衝突中的人類心靈
「詩人的聲音不應僅僅是對人類的記錄，而是可以成為一種支柱，幫助他堅持直到成功。」威廉·福克納在1950年寫下了這句話，這句話在今天也同樣適用。福克納原本設想的觀眾是他的作家同儕，但他也可以用這句話勸勉我們這些探索大腦和心智的人：科學家的聲音不應僅僅是生命的記錄；科學知識也可以成為幫助人類堅持和勝利的支柱。這本書貫穿著這樣一種信念：普通知識和神經生物學知識在人類命運中可以發揮作用。只要我們願意，更深入的大腦和心智的知識將有助於我們獲得幸福，而對幸福的渴望正是綿延兩個世紀的進步的助力，而且這些知識也將維持保爾·艾呂雅（Paul Eluard）在他的《自由》（Liberte）一詩中所描述的那種光榮的自由。
福克納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告訴他的同儕，他們已經「忘記了人類內心衝突的問題，但這個問題自己就能成就良好的寫作，因為只有這是值得寫作的，無論這個主題是痛苦還是汗水」。他號召自己的同儕不要給其他類型的作品留下任何空間，「除了與心有關的古老的事實和真理，沒了這些，任何故事都是短暫的且注定要滅亡的，無論是愛情、榮耀、憐憫、驕傲、同情還是犧牲」。
相信神經生物學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和憐憫人類的處境，還能幫助我們理解社會衝突並有助於緩解衝突。這點也許超越了福克納的本意，但的確令人興奮和鼓舞。這並不意味著神經生物學可以拯救世界，只是說，逐漸掌握有關人類的知識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更好的方法來管理人類事務。
長期以來，人類一直處於一個新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演化階段中。對於人類的軀體以及人類所構成的社會而言，心智和大腦既是軀體的僕人也是主人。當然，如果源於自然的大腦和心智想要扮演魔法師學徒的角色並對自然施加影響，那還是有風險的。但是，如果不迎接挑戰，不試圖減少痛苦，那麼風險依然存在。事實上，即便什麼也不做，也依然存在大量風險。順其自然只能取悅某些人，這些人無法想像還有更好的世界和更好的改善世界的方法，他們自認為已經身處於各種可能性環境裡最好的一個(3)。
在我們文化中的醫學觀念和從醫人員之間存在一些矛盾。許多醫生對從藝術、文學到哲學的人文科學有興趣，其中相當數量的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卓越的詩人、小說家或劇作家，若干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人類境況，並影響了人類社會的心理、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然而，培養他們的大部分醫學院校都忽視了人文方面的教育，它們都專注於軀體本身的生理和病理學。西方醫學，特別是美國的醫學，通過擴張內科和外科相關專業得以繁榮，兩者都以軀體的病變器官和系統作為診斷和治療的目標。大腦，更確切地說是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也被納入其中，因為它也是一個軀體器官。但大腦最珍貴的產品，即心智，主流醫學幾乎沒有關注，甚至都不是研究腦部疾病的神經病學的關注重點。美國的神經病學一開始是作為內科的附屬專業存在的，直到20世紀才獨立出來，這也許並非偶然。
這種傳統的最終結果明顯忽視了作為有機體功能之一的心智。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醫學院校向學生提供任何關於正常心智的教學指導，而這些指導只能寄望來自普通心理學、神經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課程。醫學院確實提供了一些精神疾病中出現的病態心智的研究，但令人驚訝的是，學生在學習心理病理學之前都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心理學教育。
這種情況背後有幾個原因，我認為，大多數原因都與笛卡爾的人性觀點有關。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生物學研究和醫學的目的就是理解關於軀體本身的生理學和病理學。而心智被排除在外，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視為宗教和哲學的關注對象，甚至在心智已經成為心理學的焦點之後，直到最近才開始進入生物學和醫學的視野。我知道這其中也有一些令人稱道的例外，但這些例外恰恰凸顯了上述的普遍境況。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在人性概念不完整的情況下，醫學就展開了工作。因此，由心理因素導致的軀體疾病一貫只是次要因素，或者根本不加考慮，這毫不令人奇怪。醫學界一直都沒意識到，人們對於醫療狀況的感受是影響治療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對安慰劑效應還不甚瞭解，而患者通過這種安慰劑效應得到的益處，甚至可以超過特定的醫療干預可能會帶來的真實效果。一般研究安慰劑效應的手段是：給患者服用或注射藥物，實際上攝入的藥物不具有活性藥理成分，因此理論上該藥物不應具有任何積極或消極療效。例如，我們不知道是誰更有可能受到安慰劑效應的影響，可能我們所有人都受其影響，我們也不知道安慰劑效應能夠持續多久，以及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實藥物的影響。我們對如何增強安慰劑效應也知之甚少。我們也不知道，所謂的雙盲研究中，安慰劑效應導致的研究錯誤到底有多少。
無論輕度的還是重度的心理障礙，都可能導致軀體本身的疾病，這一事實已經開始被人們接受。但是在什麼情況下以及在什麼程度上會如此卻少有研究。當然，我們的祖母輩知道這一點，她們會說悲傷、焦慮、過度憤怒等都會傷害心臟、造成潰瘍和面色無光，更容易感染細菌。但就科學而言，這些都太「土氣」且「沒有根據」，的確如此。醫學花了很長時間才開始發現這種人類智慧的基礎值得思考和研究。
西方生物學和醫學基於笛卡爾的思想對心智的忽視已經產生了兩個主要的負面後果。第一個是在科學領域。從一般生物學角度理解心智的努力被延遲了幾十年，甚至說它還沒開始都不為過。遲到總比不來好，這是肯定的，但延遲也意味著，有關心智的生物學機制對人類本應產生的潛在影響的深刻理解，迄今為止是缺失的。
第二個負面後果與對人類疾病的有效診斷和治療有關。毫無疑問，所有偉大的醫生都不僅能熟練掌握所處時代的心理病理學核心知識，還善於通過自己的洞察力和積累的智慧，去安撫處於衝突中的人的心靈。他們是診斷專家和奇跡締造者，因為他們能將知識和天賦結合起來。然而，如果我們認為西方世界的醫療實踐標準是我們眾所周知的偉大醫生的標準，那我們就是在自欺欺人。對人類有機體的曲解，加上勢不可擋的知識增長和對精細分科的需求，合謀增加了醫學的不完備性，而非減少這種不完備性。醫學過去幾乎不需要考慮來自經濟狀況的其他問題，但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肯定會使醫療表現惡化。
雖然人們已經熟知西方醫學中身心分離的問題，但該問題尚未得到公眾廣泛而深入的瞭解。我甚至懷疑，一些「替代」療法，特別是那些根植於非西方醫學傳統的，很可能是對這一問題的補償性反應。誠然，在這些非傳統的醫學中，有一些值得欽佩和學習的東西，遺憾的是，無論它們多麼充分地考慮了人的因素，都不足以有效地處理人類疾病。公平地說，我們必須認識到，即便是最普通的西醫也能果斷地解決一大堆問題。但是替代醫學確實指出了西方醫學傳統中的明顯弱點，這些弱點應當在醫學科學內部被科學地糾正。如果現在替代醫學的成功標誌著公眾對傳統醫學無法將人體作為整體來考慮的不滿，那麼隨著西方社會精神危機的深化，這種不滿在未來的歲月裡還會繼續增長。
大家都希望能夠向他人傾訴受傷的感受，都祈求治癒個人的傷痛和苦楚，都開始迫切渴望那種可能永遠無法獲得的內在平衡和幸福感，而且上述願望不會很快消失(4)。要求醫學醫治病態的文化是愚蠢的，但忽視人類疾病的文化方面同樣也愚蠢。
本書通篇論及了一些已經被接受的事實、有爭議的事實以及對事實的解釋；還論及了在大腦/心智領域中被大家認可或不認可的觀點；還談到了符合或可能符合我觀點的事實。讀者可能會驚訝於我堅持聲稱這麼多「事實」是不確定的，那些關於大腦的內容最多只能被認為是工作假設。自然地，我也希望我可以說，我們確定地知道了大腦如何產生心智，但我無法這麼說，恐怕也沒有人能這麼說。
我急著要補充的一點是，缺乏關於心腦方面問題的確切答案並不是一件令人絕望的事情，不能視為當前這方面科研工作的失敗。恰恰相反，當前該領域的研究團隊都意志高昂，因為出現新發現的速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缺乏準確和全面的解釋並不意味著陷入了僵局。雖然為其設定日期或聲稱即將到來是魯莽的，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最終會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如果有任何令人擔憂的原因，不是因為缺乏進步，而是因為神經科學所提出的大量新發現，這可能會讓我們失去清醒思考的能力。
如果我們有這麼多新的發現，你可能會問，為什麼還沒有明確的答案呢？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我們不能準確而全面地說明我們是如何看見客體的呢？何以有一個自我讓看見成為可能呢？
答案遲遲不能得出的主要原因，也許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太過複雜。很明顯，我們想要瞭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神經元的運作，我們的確對這些神經元的結構和功能有了大量的瞭解，甚至瞭解了組成它們的分子以及它們高效運作的方式，即神經元放電，或參與激活模式。我們甚至知道決定這些神經元以某種方式運作的基因。但是，顯然人類思維依賴於這些神經元的整體激活，因為神經元是從局部的、顯微鏡可見的回路到長達幾厘米肉眼可見的宏觀系統的範圍內組成了許多神經元集合。一個人腦的回路中有數十億個神經元。在這些神經元間形成的突觸數量多達100萬億個，而形成神經元回路的軸突的長度總計有幾十萬公里。這裡，我要感謝索爾克生物研究院（Salk Institute）的神經生物學家查爾斯·史蒂文斯（Charles Stevens）提供的這組估計數據。這些回路活動的產物是傳遞到另一個回路的放電模式。這一回路是否會放電取決於一系列影響，一些影響是局部性的，由其他終止於附近的神經元帶來，還有一些影響是整體性的，是由到達血液中的激素等化合物帶來的。神經元電信號放電的時間尺度非常小，只有幾十毫秒的數量級，這意味著在我們心智的一秒鐘時間內，大腦在分佈於各個腦區上的大量回路中產生了數百萬次的神經元放電。
我們應該清楚的是，即便我們搞清楚了某個神經元的所有奧秘，無論這個神經元有多典型，我們也無法據此釐清心智的神經基礎中的秘密；我們也無法通過研究典型的局部神經回路揭示所有錯綜複雜的神經活動模式。最接近的答案是，心智的基本秘密存在於有機體大腦內的許多神經回路所生成的神經元放電模式中，這些模式在局部和整體內每時每刻都在相互作用。
對於大腦/心智的難題，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有很多答案，這些答案的關鍵位於神經系統不同結構層級上複雜的組成部分中。理解這些層級，需要各種技術，並且研究進程快慢不一。其中一些工作基於動物實驗，往往發展相對較快。但其他一部分工作只能在人類身上進行，考慮到倫理限制，這方面的進展必然較慢。
有些人問到為什麼神經科學還沒有獲得像過去40年裡分子生物學那樣的輝煌成就？有些人甚至問，神經科學中有沒有等同於DNA結構這樣的發現，以及相應的神經科學事實是否已經建立了。並沒有這樣簡單的對應關係，雖然某些神經系統層級上的科學發現被認為在實際價值上可能與發現DNA的結構相當，如瞭解什麼是動作電位。但是，在大腦產生心智的層面上，與上述發現等價的，只能是一個大規模的有關神經回路和系統設計的概況，包括在微觀和宏觀層面上的描述。
如果讀者發現上述關於我們現有知識局限性的理由看上去不充分，請允許我再多說兩點。第一，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我們腦中只有一部分回路是由基因決定的。人類基因組詳細規劃了我們的軀體建構，包括大腦的整體設計。但並非所有積極發展和運作的神經回路都由基因設定。在成年人生命中的任何特定時刻，每個大腦回路的大部分都是個別的和獨特的，並真實反映了特定有機體的成長歷史和成長環境。當然，這並不能使解開神經奧秘的過程變得更容易。第二，每個人類有機體都生活在類似的有機體集合中；屬於某個集合的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在特定的文化和物理環境中運作，但這些行為並不僅僅由上述活動回路所塑造，更不會單獨被基因所塑造。要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理解這顆製造人類心智和人類行為的大腦，就有必要考慮到其所處的社會和文化背景。這才是我們工作的艱巨之處。
在一些非人類甚至非靈長類的物種中，它們的記憶、推理和創造力是有限的，但它們仍然存在複雜的社會行為，這些行為的神經控制機制必定是先天的。昆蟲，尤其是螞蟻和蜜蜂，是社會合作的典範，它們的合作能力甚至令聯合國大會蒙羞。言歸正傳，哺乳動物有類似的表現，而狼、海豚和吸血蝙蝠的行為甚至證明了倫理結構的出現。顯然，人類擁有一些相同的先天機制，這些機制可能是人類倫理結構的基礎。然而，我們生活中最精細的那些社會習俗和倫理結構只能在文化中產生並傳播。
如果是這樣，人們可能會想知道這些策略的文化發展的誘因是什麼。可能在個體的記憶能力和對未來的預期能力已獲得了顯著發展的前提下，這些策略便演變為一種可以應付個人所遭受痛苦的手段。換句話說，這些策略是在能意識到生存受到威脅的個體以及意識到倖存後的生活可以更好的個體身上發展出來的。這樣的策略只存在於少數幾類物種的演化中，這些物種的大腦結構需要具備以下條件：第一，有足夠容量記住物體和事件的不同類型，並記住獨特的物體和事件，即在一般和特殊層面上建立不同物體和事件的傾向性表徵的能力。第二，有足夠能力操縱這些被記住的表徵的組成部分並通過創新性的結合來生成新事物。這些新事物中最直接有效的類型包含了想像場景、預期行動結果、制定未來計劃以及制定可以提高生存概率的新目標。第三，有足夠的能力記憶上述新事物，即預期的結果、新計劃和新目標。我把這類被記住的新事物稱為「未來回憶」(5)。
即使過去經驗和預期未來的知識增長是生成社會策略來解決痛苦的原因，我們仍然必須首先解釋痛苦是如何出現的。為此，我們必須考慮到生物學層面所定義的痛苦及其反面，即愉悅。當然，讓人感到好奇的一點是，當還不存在痛苦或愉悅的神經機制的時候，這兩者是如何被先天演化所選中並結合起來的。這可能意味著，同樣的簡單機制，當應用在具有不同複雜度和不同環境中的系統中時，會導致不同但相關的結果。免疫系統、下丘腦、腹內側額葉皮層和美國《人權法案》都有相同的根源。
痛苦和愉悅是生物體需要的促使本能和習得策略高效運作的控制開關。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控制社會決策策略發展的開關。當社會群體中的許多人經歷了心理、社會和自然現象帶來的痛苦後果時，就有可能據此制定智力和文化策略以應對或減少痛苦。
當我們意識到軀體狀況明顯偏離基準範圍時，痛苦和快樂就出現了。被感知為痛苦和快樂的刺激和腦活動模式的構造是預置在大腦結構中的。它們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神經回路以特定方式被激活，而這些神經回路的存在是被基因所設定好的。雖然我們對痛苦和快樂的反應可以通過教育來改變，但它們還是以先天傾向性表徵為基礎的心理現象的主要例證。
我們至少應該釐清痛苦和快樂中的兩個組成部分。首先，大腦繪製了局部軀體狀態變化的表徵，這些表徵指向軀體的某一部分。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軀體感覺。它來源於皮膚、黏膜或器官的一部分。疼痛和快樂的第二個組成部分來源於軀體狀態更為一般的變化，實際上就是一種情緒。如我們所說的痛苦或快樂其實就是我們大腦知覺到的特定軀體狀態的概念名稱。這種對軀體狀態的知覺通過神經遞質和神經調質在大腦中被進一步調節，神經遞質和神經調質影響與軀體表徵有關的腦區運作和信號傳遞。與阿片受體結合的內啡肽是對「愉悅狀態」知覺的重要因素，它可以消除或減少對「痛苦狀態」的知覺。
讓我們用痛苦加工的例子來進一步澄清這個想法。情況是這樣的：存在組織損傷的某個軀體部分的神經末梢，如牙齒根管受到刺激，大腦由此構建了這部分軀體區域與以前不同的局部軀體變化的瞬時表徵。疼痛信號對應的活動模式和結果表徵的知覺特徵都完全由大腦進行限定，但是在神經生理學層面上，其與其他任何類型的軀體知覺沒有什麼不同。如果這就是事情的全部，我會認為你所體驗的一切都只是軀體變化的特定表象，而沒有任何麻煩的後果。你可能不喜歡這些表象，但是你也不會感到不適。我的觀點是，這個過程並不限於此。無害的軀體變化過程迅速觸發了一波額外的軀體狀態變化，進一步使整個軀體狀態偏離了基準範圍。隨之而來的狀態是一種具有特殊特徵的情緒。在隨後的軀體狀態偏差中，形成了令人不快的痛苦感受。你可能會問，為什麼這會被體驗為痛苦呢？因為有機體就是這麼表達的。我們先天就擁有可以體驗痛苦和快樂的預組織機制。文化和個人成長史可能會改變觸發此類感受的閾值，或改變感受的強度，或為我們提供抑制它的手段。但其基本機制是規定好的。
擁有這樣一個預組織機制的用途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種額外的令人煩惱的狀態，而不是只有痛苦的表象呢？對此，人們只能懷疑，原因一定與痛苦對我們的警告有關。痛苦為我們提供了最佳的生存保護，因為它提高了個體留意疼痛信號並採取行動避免疼痛，或糾正其結果的可能性。
如果疼痛是適當部署驅力和本能以及制定相關決策策略的控制開關，則疼痛知覺的改變應伴隨著行為障礙。似乎正是這樣。患有先天性無痛症這種奇特疾病的人無法獲得正常的行為策略。他們看上去一直很開心，儘管事實上這種疾病導致了關節損傷，因為不能感受疼痛，他們的關節運動超出了可承受的機械極限，因而撕裂了韌帶和關節囊；還導致了嚴重的燒傷和割傷，因為他們不會從滾燙的盤子和或鋒利的刀片上縮手(6)。由於他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快樂，因此能夠受到積極感覺的影響，因此他們的行為缺陷越發有趣。更令人著迷的是這種假設，即上述的控制開關機制不僅作用於生長發育過程中，而且也作用於後天習得的決策策略的部暑。前額葉損傷的患者驚人地改變了他們的疼痛反應。例如，他們疼痛本身的局部表象完好無損，但是作為疼痛過程一部分的情緒反應則缺失了，或者至少可以說之後的感受是不正常的。還有其他這種分離現象的證據可供參考，如採用手術腦損傷治療慢性疼痛的患者。
某些神經疾病包括劇烈和頻繁的疼痛。一個例子是三叉神經痛，「神經痛」代表神經源性疼痛，「三叉」代表三叉神經，三叉神經用來在面部和大腦之間相互傳遞信號。三叉神經痛通常是影響面部一側的一個區域，如臉頰。突然無意中觸摸皮膚甚至是清風拂面，都會引發劇痛。人們痛苦地抱怨這種疼痛好像刀割肉體或針刺骨頭。他們的整個生活重心都集中在痛苦上；刺痛來襲時，他們什麼都做不了，而且這種刺痛發生得很頻繁。他們疼得幾乎蜷縮成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