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理中發現情緒
如果我們生活在20世紀初，並且碰巧對心智相關的問題感興趣，或許我們會認為已經可以用科學從多個層面去理解情緒，並可用確定無疑的證據去回答公眾日益增多的疑問。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達爾文已經告訴我們，在情緒現象方面，人類和動物有著驚人的相似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卡爾·榮格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觀點來解釋人類如何處理情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將情緒置於心理病理學研究的中心；查爾斯·謝靈頓（Charles Sherrington）也開始對情緒的大腦回路展開神經生理學研究。
然而，對情緒的全面研究在當時從未出現。相反，隨著心智和大腦的研究在20世紀逐漸繁榮，研究者的興趣逐漸轉向神經科學，而神經科學中的情緒研究並不是主流。誠然，精神分析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們從來沒有忽視情緒，還有一些值得尊重的例外，即那些研究心境障礙的藥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以及深耕情感的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但是，那些例外更突顯了對情緒研究的忽視。行為主義、認知革命和計算神經科學也都沒有以令人滿意的方式減少上述忽視。
1994年本書第一次出版的時候，雖然情況有些許改觀，但大體來說依舊如此。本書通篇都在討論情緒的大腦機制，以及情緒對廣義的決策和狹義的社會行為的影響。我原本只是希望可以安靜地陳述觀點，只要不被人轟下台就好，我從未期待自己的觀點會得到如此的歡迎和重視。事實上，國內外的讀者都對本書表示了寬容、關注和歡迎；許多專業和非專業讀者都思考了本書的觀點。同樣出乎意料的是，許多讀者都急切地希望參加討論，提出問題、建議和修改意見。我和那些讀者建立了聯繫，其中一些讀者還成了我的朋友。我從他們的意見中獲益頗豐，時至今日，我依然能收到從世界各地發來的關於本書的郵件。
十年之後，情況發生了極大改觀。在本書出版後不久，兩位利用動物研究情緒的神經科學家相繼發表了自己的著作，約瑟夫·勒杜（Joseph Le Doux）1996年出版了《情緒腦》（The Emotional Brain），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1998年出版了《情緒神經科學》（Affective Neuroscience）。此後，位於歐洲和美國的一些神經科學實驗室也將重心轉移到情緒的研究上。研究情緒的哲學家也獲得了新的關注，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研究情緒科學的書也開始受到歡迎，如丹尼爾·戈爾曼（Daniel Goleman）的《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一個世紀之後，正如先行者所希望的那樣，情緒獲得了應有的關注。
本書的主題是情緒和推理的關係。基於多年對同時存在決策障礙和情緒障礙的神經疾病患者的研究，我提出了軀體標記假設。該假設認為情緒位於推理回路中，情緒可以幫助決策，而不是像大多數人所認為的那樣只會干擾決策。現在大家已經不會對這個觀點表示驚訝了，但該觀點在剛提出時卻震驚了許多人，並遭受了許多質疑。總的來說，現在這個觀點已經廣為流傳了，甚至某些情況下還遭受了誤解。例如，我從未說過，情緒對推理的幫助只能在非意識層面進行。相反，針對軀體標記假設，我提出的第一個觀點就是意識層面的直覺，不過我依然承認軀體標記也有非意識層面的變種；我也從不認為皮膚電傳導就是軀體標記，我認為皮膚電傳導只是軀體標記的一個指標。最後，我也從未表示情緒可以代替推理，但是一些對本書膚淺的解讀似乎在說，只要聽從本心，一切萬事大吉。
當然，在一些情況下情緒可以代替推理。其中一種情緒反應機制，即所謂的恐懼，可以幫助人們在短時間內不靠推理便可迅速逃離危險。一隻松鼠或一隻小鳥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迅速對外界威脅作出反應，人類當然也可以。事實上，特定情況下，過多的思考還不如完全不予思考。這也正是演化中情緒的美妙之處，情緒使有機體可以不用思考即可完成決策。然而，對人類來說，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推理可以實現情緒的功能，但卻是以刻意的方式。推理可以使我們在決策前審慎地思考，這同樣是一件好事。顯然，面對複雜環境，情緒可以解決其中許多問題，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有時候，情緒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徒勞無益的。
不過，我們人類這一複雜物種又是如何演化出精妙的推理系統的呢？本書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觀點，即推理是自主情緒系統的延伸，而情緒本身在推理系統中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例如，在決策中，情緒可以凸顯某一前提的重要性，從而使決策結果傾向於這一前提。情緒還可將決策所需的各種知識儲存在心智中。
情緒在推理過程中的切身參與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這取決於決策環境和決策者的既往歷史。想要了解決策環境的作用，可以參考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的《眨眼之間》（Blink）一書的開篇：蓋蒂博物館的館長迫切希望收藏某件希臘雕塑，所以聲稱那件雕塑是真品。而館外專家看了一眼，便憑直覺判斷那件雕塑是贗品。可以看到，不同種類的情緒在不同決策階段參與了這兩個決策。對一些人來說，他們有被獎賞激發的強烈渴望去承那個物品的真實性；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他們會馬上覺得不對勁，並憑直覺判斷那個物品有缺陷。然而，無論是哪種情況，推理都不是單獨在起作用，這是我在本書中提出的關鍵觀點。如果情緒被排除在推理過程之外，就類似特定神經疾病的狀態，那麼推理過程就會漏洞百出，這比情緒干擾決策時還要糟糕。
軀體標記假設認為，有機體用情緒來標記特定情境或特定行為的可能結果。有時候情緒標記的過程是相當明顯的，如通過「直覺」的方式；有時候標記的過程是隱秘的，如通過位於意識水平之下的信號，這些隱秘的信號可能是神經調節反應，如多巴胺或5-羥色胺，這兩者都可以改變表徵選擇的神經元的活動。推理中使用的知識也同樣既可以是外顯的，也可以是內隱的，通過直覺來解決問題。
換句話說，直覺是一種快速認知過程，我們通過直覺快速得出結論而無需通過邏輯知識的中介推演，而情緒在直覺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這並不是說中介步驟的知識是缺失的，只是情緒帶來的決策太直接、太快速，以至於沒有多少知識來得及進入心智。這就應了那句老話：「直覺偏愛有準備的頭腦」。但是，在軀體標記假設的語境下，這句老話有什麼含義呢？這其實是說，個體直覺推理的好壞依賴於既往推理的質量；依賴於個體在過去對情緒相關經驗分類總結的能力；也依賴於對過往直覺判斷好壞的反思能力。
直覺只不過是一種快速認知過程，這種認知過程所需的情緒和過往經驗被隱藏起來了。顯然，我並不希望將情緒和推理對立起來，我認為情緒至少可以幫助推理，並且可以和推理進行合作。我認為情緒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感受來傳達認知信息，因而我不認為情緒和認知是對立的。
建立軀體標記假設的實證基礎來源於我多年來對神經疾病患者的研究，由於大腦額葉的特定區域的損傷，這些患者的社會行為出現嚴重失調。對這些患者的觀察最終引出了本書另外一個重要觀點，即共同參與情緒和決策的腦區也通常涉及社會認知和社會行為的調節。這個觀點開闢了一條新路，將社會結構、文化現象與特定神經生物學基礎結合了起來，而這個結合具備強有力的事實支撐。
本書的出版還引發了一個相關發現。一些年輕人的某些行為類似於我書中的額葉損傷患者，他們的父母敏銳地發現了這點，並寫信詢問他們子女的問題是否也源自腦損傷。通過研究發現，事實的確如此，我們在1999年發表了相關問題的第一篇研究。這些年輕人早年曾遭受腦損傷，但他們的父母要麼不知情，要麼知情但沒有將其與異常的社會行為聯繫起來。我們還發現了早年腦損傷患者和成年腦損傷患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早年就遭受腦損傷的患者通常無法習得本該指導行為的社會習俗和倫理規範；與之相對，成年才遭受腦損傷的患者清楚地知曉這些規範習俗，但無法遵守；換句話說，成年腦損傷患者的問題表明，恰當的社會行為需要情緒的參與；而早年腦損傷患者的問題則表明，想要習得恰當的社會習俗和倫理規範，情緒也是必需的。上述發現對於我們理解異常社會行為的原因意義還沒有得到普遍的重視。
在本書的後記中，我指出了未來神經生物學研究的一個方向：人類的基本體內平衡機制構建了人類價值觀的文化發展藍圖，這種價值觀讓我們能夠判斷行為的好與壞、事物的美與醜。在當時，我提出這個觀點是希望能夠在神經生物學和人道主義之間搭建一座橋樑，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的衝突，以及更全面地理解人類的創造力。我很欣慰地看到，現在這座橋樑的搭建已經有所進展。舉例來說，一些研究者致力於研究道德推理的大腦機制，而另一些研究者試圖探索審美經驗的神經基礎。這些研究並不是希望將道德推理或審美降格到腦回路的層面，而是希望找到神經生物學和文化間互相連接的線索。現在我滿懷希望，希望這樣一座烏托邦式的橋樑能夠付諸實踐；我也樂觀地相信，這樣一座橋樑對人類也有所裨益，而我們也不必再等上一個世紀。
安東尼奧·達馬西奧，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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