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們將討論結構變化模型（structural change model）[14]，進一步洞察衝突升級的發展過程。該模型描述了升級發生及促動的變化過程。這些變化過程也使得升級得以持續下去和再次發生。這些變化有些是個體爭論者或群體決策者所表現出的心理狀態（如敵對態度）變化；有些是群體作用方式的變化（如軍事領導力的形成）；還有一些是爭論各方所屬社區內的變化（如社區的兩極分化）。因為這些變化是指那些影響衝突雙方戰術選擇的各種情境特點的變化，所以稱作“結構性”變化。
我們可以建構兩種版本的結構變化模型，即爭鬥者—防禦者模型和衝突螺旋模型。由於這兩種版本所描述的結構變化種類非常相似，因而我們只探討後一版本[15]。衝突螺旋版本的結構變化模型見圖6.1。在圖中我們能看到衝突的螺旋式上升：衝突一方使用嚴重的戰術引起了另一方的結構性變化（A部分），這促使另一方給予了激烈回應（B部分），於是帶來了一方的結構性變化（C部分），進而促使一方（D部分）使用更為嚴重的戰術，以此類推，循環往復。我們將圖中展示出的這一過程看做一種升級循環。
圖6.1 結構變化模型。箭頭的循環代表著一種升級循環。
結構變化模型的衝突螺旋版本體現了多伊奇（Deutsch）衝突發展的“原始法則（crude law）”（Deutsch， 2000a）。用本書的術語來說，原始法則是指那些容易引發嚴重爭議的戰術衝突過程，這些過程反過來也由這些戰術而引發[16]。這些過程包括了本章所討論的所有結構性變化。比如，如果我們在圖6.1中標有“結構變化”的方框中插入“敵對態度”，那麼就會看到，敵對態度既引發了那些容易引起爭議的嚴重戰術，也為這些戰術所引發。
結構變化模型的價值在於，它有助於我們推斷何種條件下衝突會升級及升級能持續下去和再次發生。這是因為，我們非常瞭解能使得該模型中所描述的變化得以發生並得到推動的條件，或者說，那些能用來強化圖6.1中A部分和C部分所展示出的因果關係的條件。我們也瞭解一些推動這些變化得以表現出來的條件，或者說，那些強化圖中B部分和D部分所展示的因果關係的條件。按照圖6.1中的邏輯，所有這些條件都應該使得衝突螺旋更可能向前發展並持續下去，因而應該推動衝突升級並停留在已升級的狀態。與這些條件有關的大部分討論將在下兩章呈現。
心理的變化
情感的變化
某些心理的變化涉及情感或者與情感有關的知覺。情感能對行為產生強大的影響，它們能逐步增強，直到戰勝自我約束並引發劇烈的升級行為。不過，這些情感往往處於臨時狀態，不但與當前的事件有關，而且只有在衝突螺旋持續的情況下才會繼續下去。一旦衝突螺旋開始減弱，情感往往會消退。這裡我們將討論四種這樣的狀態，即譴責、憤怒、恐懼以及形象威脅。
譴責和憤怒 第3章我們曾經提及，譴責另一方容易招致爭議行為。在這裡，我們將譴責看成是一個變量，並且假設譴責越強烈會導致升級行為越劇烈。譴責推動衝突升級的原因有二：一是譴責招致了憤怒（Averill， 1983），進而產生了傷害另一方的願望。二是譴責會使衝突一方覺得，有必要懲罰另一方以儆傚尤。
當另一方採取行動，損害衝突一方的利益時，有幾種知覺會推動譴責。如果看上去另一方能預計自己的行為將會帶來傷害，譴責就會變得更為激烈（Dyck & Rule， 1978）。這使得傷害似乎是出於故意而非偶然。而且，與那些迫於嚴重的環境壓力的行為相比，那些看似自由狀態下故意採取的行為可能會招致更多的譴責（Green， 1990）。即使另一方的行為源自嚴重的環境壓力，但如果另一方理該承擔起抵禦這類壓力的責任，那麼也會招致某些譴責。其他一些行為，如破壞社會規範的行為（Mallick & McCandless， 1966）或者與其他各方不大一樣的行為，都尤其會招致譴責（Ferguson & Rule， 1983）。另一方必須有某種令人信服的借口，才能避免在這些情況下被譴責。
以上這些意味著，如果衝突一方認為另一方的爭議行為有悖情理，而且是有意為之或者不能歸因於某種情有可原的情境，衝突就尤其有可能升級。在這些條件下，衝突一方尤其有可能會對另一方動怒，或者覺得有必要約束另一方，進而採取了懲罰性行為，而這些行為將招致另一方採取相應的行動，因而會啟動或者延續衝突螺旋。
恐懼 有時候另一方粗暴的行為看上去具有威脅性，引發的不是譴責和憤怒，而是恐懼，或者有可能三者兼而有之。恐懼引發的衝突螺旋不同於譴責和憤怒。譴責和憤怒主要表現在報復性螺旋中，衝突雙方都覺得對方的行為令人生厭而進行懲罰，比如相互咆哮、拳腳相加及其他類似的行動。另一方面，恐懼則主要表現在防禦性螺旋中，衝突雙方都試圖使自己遠離對方出於自我保護而做出的威脅。比如在軍備競賽中，兩個國家都在穩步增長自己的武器裝備，而雙方這樣做，都是為了回應對方武器裝備的增長（Richardson， 1967）。升級通常是報復性螺旋和防禦性螺旋的聯合體，比如冷戰，再比如第1章本和父親的故事。
形象威脅 對衝突一方形象（衝突一方呈現給自我或他人的方式）的威脅是升級的重要原因。如果有人威脅到衝突一方能否勝任的形象——即該方擁有的權力、地位、正直、強制力或自主權，衝突升級尤其有可能發生（Coleman，1997；Felson， 1982）。這些威脅既會帶來憤怒也會引發恐懼[17]。
托克（Toch， 1970：164-165）曾經舉過一個衝突螺旋的例子，這一螺旋看上去已經對當事人雙方的實力、地位和強制力形象產生了威脅。這是發生在美國某個州立監獄裡的敵對行動。
我們正看著這些傢伙玩牌，我們正站在這個哥們的身後。他是那些大塊頭的舉重者之一……嗯……大約走90步……嗯……他是那些人中的一個。他轉過身來對我們說：“當我玩的時候，別站在我身後，笨蛋！”嗯……我剛看一下我的搭檔，他就看著我，嗯……而且還又一次轉過身來說：“我叫你不要站在我後邊。”而且他還說：“上帝保佑你，夥計。”這個傢伙站起身來，哥們，所以我在一側打他，而另一個傢伙也打他，我們一起打他，哥們。我們把他痛打一頓……在那之後我感到像一個國王，哥們……嗯……我感覺到我就是那個人；這樣你就不會再來打擾我了。
這種形象威脅對國家與對個人一樣重要。各個國家通常都非常關注自己的聲譽，擁有自己的權力並且能隨時使用這些權力。很多戰爭之所以爆發，就是因為國家要建立起這樣一種形象。這裡我們以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為例。越南對於美國並不具有戰略意義，但越南的共產主義游擊隊運動卻給美國的國家形象帶來了挑戰，而這種挑戰引起了美國官員的關注。他們擔心如果美國不打擊這場運動，就會被其他國家視為紙老虎，進而會引發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這種觀點來源於相互存在關聯、責任之承擔的更廣泛信念，總結如下 ：“如果我們不想處處樹敵，那麼我們必須時時作戰。”
我們很容易忽視那些與形象有關的關注，或者認為這種關注毫無意義，甚至認為太幼稚。然而，在沒有規範約束的“原始叢林”裡，比如國際舞台、美國西部大開發時期的“蠻荒西部”、城市中心的貧民窟以及眾多的州立監獄，這種關注就是一種理性反應（雖然這些往往是短視的）。此種環境下，沒有適當的第三方來實施規範，反對剝削和侵犯。因而人們認為他們必須樹立一種強硬的形象——即一種充滿力量、願意戰鬥的聲譽——來保護自身。雖然人們也可以採用其他較溫和的方式來避免身體受到威脅和襲擊，但是大部分人卻並不瞭解這些方式，或者不相信這些方式的效果。在這裡的箴言，用利奧·杜羅秋（Leo Durocher）的話來說就是，“好人總是吃虧。”
這句箴言及對形象的關注所存在的問題是，它們常常會讓人們深陷困擾。在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很強硬的過程中，人們會激怒或驚嚇他人，使之針鋒相對地採取相應舉措，衝突螺旋由此產生[18]。適得其反的是，人們往往最終會成為他們設法阻止的特定襲擊目標（Glasl， 1982）。這就是我們在第2章提到過的安全困境。
敵對態度、知覺和目標
我們現在轉而討論另一組心理狀態，即敵對態度、知覺和目標，以及兩種特別有說服力的知覺：去人性化和去個體化。像譴責、憤怒、恐懼和形象威脅一樣，這些狀態都促使人們採用那些容易引起爭議的嚴重戰術，因而這些心理狀態也能放入圖6.1中標有“結構性變化”的方格之中。但是它們也有情感狀態所缺乏的持續性特點。它們往往會在那些引致它們生成的衝突結束後，再持續一段時間，並通過兩種方式來影響衝突雙方的關係：（1）當另一衝突出現時推動新的升級；（2）在並未發生新衝突的情況下，讓衝突雙方感知到新衝突的存在。
衝突中非常容易滋生敵對態度和知覺。衝突一方逐漸對另一方失去信任，並認為另一方對自己的福祉持無所謂甚或反對態度。衝突一方往往將那些貶損性特點加諸於另一方，認為另一方以自我為中心、道德敗壞、或者（在極端的情況下）是惡魔般的敵人。這就造成了第5章曾提及的現象，即問題從特定性轉變到普遍性；衝突一方現在必須要應對的不是來自另一方的特定的威脅，而是如何抵制沒有道德的敵人的普遍性問題。因為去人性化或去個體化，衝突一方也會變得難以從對方的角度除非考慮問題。此外，衝突雙方還存在著一種割斷聯繫的傾向——即不願意進行溝通。他們往往會形成零和思維——要麼自己獲勝，要麼對方獲勝。在衝突螺旋的動力作用下，爭論雙方通常都會發生這些變化。
這些心理變化有助於解釋導致冷戰的衝突升級及其冷酷地持續的原因。從冷戰早期開始，極度的不信任、敵人形象以及不能換位思考，這些都是美國人根深蒂固的想法，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美國零和思維非常普遍，引致了大眾對任何共產主義的擴張過度恐懼。這種恐懼感籠罩著杜魯門之後的美國各屆總統；而當又一個國家加入共產主義時，無人還能在辦公室裡待得下去。大部分美國人變得無法對蘇聯真正的安全需要進行換位思考，而這些需要卻能解釋他們大部分行動的原因。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早期，美蘇之間大部分的溝通都中斷了，直到戈爾巴喬夫總統領導下的去升級化時期，兩國之間的溝通仍舊維持在較低水平。
什麼是態度和知覺？ 態度（attitude）是指對某個人或物體的積極或消極的情感或評價。知覺是對某個人或物體所持有的信念或看待方式。態度和知覺往往在價值評價上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說，如果衝突一方對另一方持有消極的（積極的）態度，那麼前者也就往往會對後者產生明顯消極的（積極的）知覺[19]。
升級的衝突特別有可能具有如下知覺特點（在衝突一方的眼中）：另一方存在道德缺陷——諸如不誠實、不友好或者好戰；另一方不但在基本價值觀上與自己有所不同，而且大都自私自利且不近人情（Struch & Schwartz， 1989）；另一方往往得不到信任，對己方的福祉帶有敵意，且有時候會帶有打敗甚或毀滅己方的無限目標。此外另一方還可能缺乏能力或成就（Blake & Mouton，1962），但是由於能找到另一方能力和成就特點的更多合理證據，因而不太可能產生這種知覺歪曲（Brewer， 1979）。相比之下，衝突一方通常會認為自己比對方更道德，並且是另一方攻擊行為的受害者（Hampson， 1997；White，1984）。
群體發生衝突時，這些知覺有時會以刻板印象的形式出現，使衝突一方對其他群體的所有成員產生偏離性的知覺。或者衝突一方可能會認同懷特（White， 1984）所說的“邪惡統治者的敵方形象” 。衝突一方知覺到，另一個群體的普通成員是中立的、甚或對己方持積極態度，但那些領導者卻是可怕的惡棍。如果對方的普通成員對己方存有敵意，那是因為受到領導者的誤導。在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彼此對對方的看法都反映出這些特點。邪惡統治者的敵方形象使得衝突一方對另一方產生了明確的消極觀點，而他們實際上承認，任何群體不可能所有的成員都是邪惡的。
由於態度以及伴隨著態度的知覺是升級循環的一部分，因而對於爭論雙方而言，這些態度和知覺往往是類似的，這就是所謂的“鏡像”現象（Bronfenbrenner， 1961；Frank， 1982；White， 1984）。比如，大部分美國人對蘇聯感到極度不信任，蘇聯對美國的印象中也類似地存在信任問題，只不過在強度上要稍微弱一些。如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係也存在著類似的鏡像現象；雙方都將對方看成是難以和解的敵人。不幸的是，衝突雙方往往意識不到鏡像的存在。衝突一方通常不信任另一方，但並未意識到另一方對己方也缺乏信任。
敵對態度和知覺的效果 對另一方持有的敵對態度和知覺促進了衝突的升級，並至少在7個方面妨礙衝突的解決。
首先，敵對態度和知覺使得衝突一方更容易譴責另一方令己方不快的經歷。由於人們都希望找到造成這類痛苦經歷的始作俑者，也由於涉及責任方的證據往往很模糊，因而令人討厭和懷疑的另一方往往會招致譴責——而令人喜愛的另一方通常會因證據不足而假定為無辜。由於譴責往往會導致人們採用粗暴且容易引起爭論的戰術，這表明敵對態度通常會推動衝突升級。
布盧門撒爾等人（Blumenthal et al.， 1972）的研究結果證明了態度對譴責的影響。在1969年夏季美國政治動亂期間，人們將衝突歸咎於那些與自己觀點相左的群體。自由人士譴責警察，而保守人士則譴責遊行示威者。雙方都傾向於用術語“暴力”來描述那些自己討厭的群體行為，而用“正義的力量”來描述那些與己方觀念相符群體的行為。如果有第三方運用武力反對他們譴責的群體，也更易激起他們的同情之心。
第二，如果另一方得不到信任，而且其模稜兩可的行為被解讀為威脅（Pruitt， 1965），那麼敵對態度和知覺就會引發升級。由於另一方幾乎既未因證據不足而被假定為無辜，也未因用意良善而得到信賴，因而會促使衝突一方的恐懼和防禦升級。錯誤地解讀另一方行為的傾向，這是衝突升級很難避免的原因之一。對升級感到厭倦的另一方，通常會向對方示好以避免衝突升級[20]。如果另一方失去信任——這可能是劇烈升級之後的狀況——那麼這些示好的姿態將往往會遭到誤解，而升級將會無情地持續下去。
第三，如果衝突一方受到挑釁，而自身抑制報復的力量減弱，另一方敵對性看法就會導致衝突升級。雖然衝突一方不願侵犯自己喜愛和尊敬的另一方，即便後者顯然已經給前者帶來了痛苦而遭到譴責，但卻非常樂於去侵犯那些自己不喜愛或不尊敬的另一方。研究發現，美國南部的白人學生（可以假定其中很多學生都曾遭到歧視）遭到一名美國黑人冒犯時，要比其遭到白人冒犯時，表現出更激烈的報復行為（Rogers & Prentice-Dunn， 1981）。
第四，敵對態度推動升級還可以通過阻礙交往和干擾溝通得以實現。人們往往會避開自己敵視的人。科勒曼（Coleman， 1957：11）曾經很好地對這一點進行過闡述：“隨著爭論日趨激烈，對立雙方的交往……會日漸消失。”這不但致使衝突方互相誤解，而且也因而使衝突問題迅速增多。這也使得和平解決爭論問題變得非常困難。這種情況發生在冷戰時期，具體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前，也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下簡稱“巴解組織”）之間關係的主要特徵，具體是在1992年奧斯陸秘密談判之前。在後一事件中，與巴解組織所進行的溝通實際上在以色列是非法的（Pruitt et al.， 1997）。
尚不完全清楚的是，這一切到底因何而生。為何衝突一方變得對另一方帶有敵意時，就會中斷和對方會面和談話呢？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衝突一方擔心，自己與另一方進行交往會被錯誤地解釋為對另一方立場或者是戰術的接納。這種現象可能也有更深的情感淵源。按照平衡理論（Heider， 1958），指向任一客體的敵對態度，在心理上都意味著與這一客體的敵對關係，因而也就意味著要在己方和該客體之間建立起心理距離的願望。
第五，敵對態度和知覺往往會減少對另一方的共情（White， 1984）。衝突一方似乎與另一方的差別如此之大，以至於難以站在對方的立場來考慮問題。此外，還有一種解釋很容易讓共情看上去沒有必要，即另一方的行為源於邪惡的動機。缺乏共情就像失去信任及缺乏溝通一樣，因為它構成了對另一方的誤解。缺乏共情也將目光鎖定在衝突螺旋中，進而推動了衝突升級。如果衝突一方瞭解到另一方的敵對性行為是對己方敵對性行為的反應，那麼常常會限制己方的升級行為。然而，如果衝突一方對另一方的動機缺乏共情，就不會意識到自己在推動另一方的攻擊行為上所處的角色，並且可能會不假思索地升級 衝突。
第六，敵對態度和知覺促進了零和思維的形成，這往往會讓問題解決策略看似一種無法實現的選擇。當事人的立場變得強硬，逐漸失去創造性。這不但使衝突難以解決，而且激發了這樣一種感覺，即進行鬥爭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可能的結果就是衝突升級。
第七，也是最後一點，即當敵對性知覺真的變得到十分嚴重的程度時，另一方就會被視人為惡魔般的敵人（White， 1984），而衝突則變成光明和黑暗之間進行的一場戰爭。我們是上帝的子民；他們是“邪惡的帝國”（引用羅納德·裡根總統在冷戰期間對蘇聯的描述）或者是“邪惡軸心”（這是喬治·布什總統用以描述伊拉克、伊朗和朝鮮的詞語）。這種情況下，衝突一方就會準備將所有發生的問題都歸咎於另一方，並相信最不靠譜的另一方背信棄義的故事[21]。溝通往往一落千丈，共情變得微乎其微，而問題解決策略則極難維繫。劇烈升級的戰術往往成為規範；頻頻出現新的爭論，進而證實了衝突一方對另一方的 看法。
敵對目標 在剛剛描述的這些變化發生之後，衝突一方往往會形成敵對的和競爭的目標——衝突一方看上去要比另一方更好，要懲罰、懷疑、打敗甚或毀滅另一方。這是第5章曾提及的從盡力做好到傷害另一方的轉型。目標的這一升級引發了戰術的升級。就像敵對態度和知覺一樣，敵對目標往往帶有持久的特點，這使得這些目標在它們得以從中生成的衝突結束後，仍舊能持續下去。
復仇的願望是一種頻繁涉及衝突升級的敵對目標（Kim & Smith， 1993；Morrill & Thomas， 1992）。即使因瑣碎小事而起的衝突，如果充斥著渴望復仇的情感和願望，也會迅猛地升級，很多世仇的案例就是明證。我們來看一個聲名狼藉的世仇事件，該事件發生在兩個美國鄉村家族，即哈特菲爾德（Hatfields）家族與麥科伊（McCoys）家族之間，他們居住在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亞州接壤的邊境上。雖然引發這場長達12年（從1878年到1890年）世仇確切的導火索，至今尚無定論（Evans， 2001），但最初的源頭似乎是倫道夫麥科伊（Randolph McCoy）發現自己家丟了一頭豬。倫道夫被激怒之後，馬上就開始懷疑哈特菲爾德家族。不久，他就自己的懷疑當面與弗洛伊德·哈特菲爾德（Floyd Hatfield）對質，而這一對質迅速升級為相互殺戮的衝突循環。至於那頭豬到底怎麼回事這一問題，雙方早就忘掉了，而將衝突的焦點集中在如何傷害對方上（Rice， 1982）。
復仇的幾個特點會推動衝突升級。首先，復仇往往會引發對方以牙還牙，這意味著衝突螺旋通常會被這一動機所驅使。這樣的螺旋在國際舞台和美國鄉村都可能發生。比如，巴勒斯坦好戰分子的自殺式爆炸挑起了以色列人的報復行為，這反過來又引發了新一輪的自殺式爆炸。衝突雙方都試圖為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報復，而這些復仇行動只不過進一步堅定了對方加緊反擊復仇的決心。因此殺戮循環並未停止，繼續加深著雙方的仇恨[22]。
復仇強化升級的第二個特點是，復仇的推動力通常深入而有力——這種推動力如此強大以致超過了所有的其他關注點（Marongiu & Newman， 1987）。南斯拉夫共產黨奠基人密洛凡·德熱拉斯（Milovan Djilas）曾在自傳中這樣寫道：“復仇是一團不可抗拒的烈焰，它突然燃燒起來，燒掉了所有其他的思想和情感……復仇……是我們眼中的光芒，我們臉頰上的紅暈，我們廟宇裡傳來的撞擊聲，這個詞已經在我們的喉嚨中幻化成石，一聽到它，我們就覺得熱血沸騰（cited in Elster， 1990：871）”。復仇所具有強烈性意味著，受復仇驅使的人往往會訴諸那些容易引起爭議的極端戰術，這一點在很多校園槍擊案（Vossekuil et al.， 2000）、世仇（Kuschel， 1988）、恐怖主義襲擊（Mylroie， 2000）、蓄意破壞（Greenberg， 1996）、職場暴力（Folger & Skarlick， 1998）以及種族滅絕（Scheff， 1994）都能看到。
復仇推動力的強烈性也能解釋為何某些特定的事件似乎有悖常識。我們總是覺得，那些較為弱小的一方通常會因為害怕受傷害，而避免侵犯那些較為強大的另一方。然而，在復仇推動力的支配下，他們可能會採取報復行為，既不管後果如何，也不管是否會受到嚴重傷害，甚至最終會因此送命（Kim et al.，1998）。人肉炸彈的行為，就屬於這種情況。
第三，復仇往往會過度；它帶來的傷害往往會大於曾遭受的痛苦（Fellman，1998）[23]。我們一起來看個故事，故事中的丈夫想要報復日漸疏遠的妻子。如果他想要直接傷害妻子，本可以找到很多機會。但他的目標卻是讓妻子遭受一位母親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奪走她四個孩子的生命（其中三個孩子是她與前夫所生，還有一個是與他自己婚後所生）。當妻子早上出去散步的時候，他悄悄溜進她居住的房子裡，有條不紊地殺死了所有四個孩子，然後自殺（Boxall，2002）。這一現實生活中的復仇故事是歐裡庇得斯（Euripides）所撰寫的古典戲劇《美狄亞》（Medea）的翻版。悲劇的女主人公美狄亞為了報復因一位年輕女子而離開自己的丈夫傑森，謀殺了她自己的孩子。
為什麼復仇容易過度呢？原因之一是，那些被激起復仇心的人們，往往會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而這種感覺引發了強烈的不公平感，進而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以殘暴的行為懲罰那些煩擾自己的人（Miller， 2001）。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們往往會誇大自身所遭受的苦難，而忽視那些遭到自己報復的人所遭受的苦難（Baumeister et al.，1990）[24]。結果，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復仇行為公平正義，但實際上反應過度。
復仇推動升級的第四個特徵涉及記憶長期持續的特徵，這些記憶包括過去遭受的傷害以及由此產生的復仇動機（Frijda， 1993）。甚至在復仇行為已經得到壓制的情形下，復仇行為之下的推動力也會繼續下去且日益惡化。的確，復仇的推動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日益強大。我們來看個例子。2002年柯蒂斯·湯普森（Curtis Thompson）衝進了詹尼特（Janet）和詹姆斯·格森哈根（James Geisenhagen）的家，將二人開槍打死。按照湯普森的陳述，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15年前由詹尼特提起的一樁訴訟案復仇。實際上在那次訴訟中，湯普森還獲得了勝利（Hughes， 2002）。
在群體層面上也有很多例子能證明復仇的長期性。比如，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仍然記得，他們的祖先曾在土耳其蘇丹軍隊手中蒙受過恥辱，而這一事件實際上發生在600多年前的科索沃戰爭中。雖然復仇的願望並非是導致1992至1995年波黑武裝衝突的直接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願望與塞爾維亞人對波斯尼亞穆斯林人採取的暴力行動有關。
去人性化和去個體化 研究表明去人性化（即認為另一方缺乏人性）會使侵犯另一方變得更加容易（Bandura， 1990；Kelman & Hamilton， 1989；Struch& Schwartz， 1989）。這可能是因為去人性化減少了衝突一方對另一方的共情，並將另一方放置在道德約束之外，不再受到遏制侵犯行為的社會規範的保護（Opotow， 2000）。
研究發現如果衝突一方認為，另一方拒絕接受那些對自己而言頗為重要的價值，那麼就會將另一方去人性化（Schwartz & Struch， 1989）。給他人起綽號（如“黑鬼”、“傻瓜”等）也會起到去人性化的效果。衝突一方給另一方起綽號加強了這樣一種印象，即另一方存在道德缺陷，並且與己方存在差別。有些綽號——比如“豬玀”，就在羅德尼·金挨打事件之後緊接著的騷亂中，人們用它大聲叫罵警察——使得另一方看上去似乎低人一等，因而特別容易遭到襲擊。
當人們被視為某一類別或群體的成員，而不再是獨特的個體時，他們就被去個體化（deinpiduated）了。這種知覺幾乎以和去人性化相同的方式，即通過減少共情和削弱規制攻擊之規範的力量，來逐漸破壞抑制攻擊行動的因素。米爾格拉姆（Milgram， 1992）通過實驗展示了去個體化的作用。如果扮演“學生”的被試站在遠處或處於扮演“教師”的被試視線之外，“教師”給“學生”的電擊強度要大於雙方相鄰而坐之時。戰場上敵人的去個體化可能使飛行員更容易將炸彈投擲在那些看不見的目標上，這比步兵直接對看得見的活生生的敵人進行射擊容易得多。
如果接受了那些使另一方看上去獨一無二的信息，就可以抵消去個體化。比如，據說納粹集中營裡的守衛們如果知道了犯人的名字，就會對犯人更加仁慈些（Zimbardo， 1970）[25]。還有一種方法能抵消對群體外成員的去個體化，這就是與他們進行一段時期的友好往來。據此我們可以認為，能培育出種族之間友誼的居住環境應該可以逐步消除白人對黑人的偏見。這樣一種效果已經在兩個調查研究中得到了證實（Deutsch & Collins，1951；Hamilton & Bishop， 1976）。甘地在領導一場遊行示威之前，有時候會去求見當地的英國長官，並因此與對方結成了好友。這是甘地將自己和他所領導的運動在當權者眼裡個體化的一種方式，並因此減少了政府所用戰術的攻擊性。
同理可知，帶有侵犯性或歧視性的衝動行為應該會導致衝突一方通過類似合理化過程，對另一方去個體化。通過這種方式，衝突一方會對自己的敵對行為感到心安理得。我們可以從沃切爾和安德裡奧利（Worchel & Andreoli， 1978）的研究中找到支持這一預測的證據。該研究發現，對於那些將被憤怒對待或是預計將要遭受電擊的研究對象，加害人尤其可能會忘掉此人的個體化信息（諸如他或她的名字），並可能會記住去個體化信息（諸如他或她的種族）。
這一發現表明，在衝突升級循環中去個體化是另一個環節。衝突一方將另一方去個體化，以便能將自己發起的那些惹人非議的舉措合理化。這讓衝突一方更易採取嚴厲的手段來對付另一方，促使衝突進一步升級。
衝突一方除了會將另一方去個體化，還有可能將自己去個體化——換言之，讓人意識不到自己與眾不同身份特性。這也助長了攻擊行為。比如，個體採取與他人一致的行為[26]、穿著缺乏獨特性的服裝、情緒喚醒及睡眠不足等，都會造成自我的去個體化。津巴多（Zimbardo， 1970）在研究服飾對攻擊行為的影響時發現，女大學生在扮演實施懲罰的教師角色時，如果穿著學位風帽就特別有可能對另一方實施電擊。此類統一的學位服減少了衝突一方的顧慮和獨特性。軍服和警服也可能有類似的效果。
群體的變化
在所有升級的衝突中，無論衝突方是個體還是群體，都會發生心理上的變化。然而，當群體（如家庭、部門、組織、國家）捲入衝突時，該群體內部也可能會發生結構變化。在群體討論之後，敵對態度、知覺和目標得到突出強調，並往往轉變為群體規範。通常會確立打敗敵人的群體目標，還會建立亞群體實施這類目標。群體凝聚力會因共同擁有外部敵人而得到增強，而這種增強的凝聚力不但促進了這些規範的約束力，而且也促使群體成員為實現這些新確立的目標努力奮鬥。新一代更加好戰的領導集體往往會出現，進一步推動群體朝著鬥爭的方向前進。鴿派（溫和派）為鷹派（主戰派）取代。如果衝突中有一派是由一群未組織起來的個體組成，那麼衝突有時會促使新群體的形成——該群體從強烈的個體情感混合中突然生成，再之後，該群體就會奮力保衛己方的利益打擊對手。正如第2章所述，我們把這樣一個新群體稱為衝突群體，而其形成的過程就是群體動員（group mobilization）[27]。
所有這些變化不僅源自升級，而且也能促進升級。因此，這些變化中的任何一個都能置於圖6.1中標有“結構性變化”的方格之中。正如態度、知覺和目標的變化一樣，這種群體變化也往往會持續下去，並會影響衝突雙方的關係。
在冷戰的升級過程中，群體的變化不可忽視。在美國，敵對規範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於讓那些替蘇聯說好話的人感到很不舒服，而且有時候不得不在國會會議受人責難。20世紀50年代美國甚至一度失去理智，當時的領導層非常好戰，代表人物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是一名充滿仇恨的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領導，擁有一大批政治追隨者。幸運的是，到20世紀60年代時這些群體過激的現象得到了部分克服。
水牛城大學危機
在開始詳細討論這些群體變化之前，我們將描述一項衝突。該衝突發生在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當地稱為水牛城大學），該校也是本書的合著者狄恩·普魯特曾任教的學校。這一根據普魯特和加哈甘（Pruitt & Gahagan，1974）所提供的大事記表做出的有關敘述，鮮活地例證了涉及三種結構性變化（尤其是群體變化）的衝突螺旋。
從1964到1969年，全美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這些運動之所以產生，既可以歸因於諸如種族歧視和美國參與越南戰爭這些問題，也可以歸因於大學生對成人世界表現出的極度不信任。這些運動波及很多校園，其中就包括水牛城大學。從1969到1970學年度開始，水牛城大學不但有大批學生關注上述問題，而且還有一批相當多的校園激進分子，準備領導任何即將爆發的學生運動。
在1970年2月末一個寒冷的冬夜，水牛城大學校園裡出現了一批城市警察，當時一些黑人運動員正在遊行示威反對該校的體育系（該事件發生之後黑人運動員並未參與進一步的遊行示威活動），一場危機隨即爆發。第二天晚上，大約40到60名白人學生，包括很多校園激進分子，來到代理校長辦公室，要求對方解釋為何校園會出現警察。當時正在開會討論黑人運動員的代理校長拒絕與這些白人學生對話，於是部分白人學生就開始朝窗戶扔石頭。校園警察帶著防暴設備趕到事發點，代理校長吩咐他們逮捕那些打破窗戶的學生。隨後，這些警察來到學生會，逮捕了兩名激進分子，並且當著一群已經群情激奮的學生旁觀者的面，毆打了其中一名激進分子。之後，部分旁觀者就開始滿校園追打這些警察，有位校警被扔過來的金屬垃圾桶砸中，受了重傷。有人呼叫城市警察增援，後者來了之後，與大約500名憤怒的學生發生對峙，並逮捕了數十人學生。
在接下來的兩天中，學生會和激進的學生領導層組織集會，就學生應該如何應對這些衝突事件做出決策。數千名參加集會的學生不但明確反對學生會提出的與學校管理層進行溝通的計劃，而且支持激進的領導層所制定的罷課運動計劃。他們支持對校方提出九大要求，包括阻止城市警察進入校園、撤銷代理校長、廢除預備役軍官訓練團停止國防部支持的研究項目等要求。第一天晚上，憤怒的學生們將燃燒彈投入圖書館。到第二天傍晚時分，學生會已經明顯失去了大批政治上激進的學生們的尊重。結果，這屆學生會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激進分子領導的罷課委員會，該委員會甚至接管並佔據了學生會辦公室。
罷課委員會大約由400名活躍分子組成，他們聚集在一起，發動了一場精心策劃的運動，阻止學生上課。罷課只取得了部分勝利，課堂的出勤率大約因此下降了30%到40%。之後罷課委員會轉而使用更嚴重的戰術，佔據了行政辦公大樓，並打開了大樓中的消防水龍帶。為了自衛，校方管理者暫時控制了一群激進的學生領袖，並最終將水牛城警察召回校園。週日清晨，也就是這場危機進入到第11天時，400名水牛城警察悄悄進入校園，各就各位。學生們對這一事件的初始反應是一系列標誌性事件，比如為大學舉行一場模擬葬禮。最後，這些學生向管理層發佈了最後通牒，並舉行了“軍事會議”，來決定下一步如何行動。在軍事會議舉辦之夜，一大群學生不但辱罵警察，而且向他們投擲東西。他們聚集在行政大樓前，想要保衛大樓。最終，警察衝破了層層排列的捍衛者，衝進人群，揮舞著棍棒，打傷並逮捕了許多學生。
第二天，45名教職員工在代理校長辦公室舉行了靜坐示威。警方將他們趕離大樓，並將他們逮捕。之後學生們再也沒有舉行示威活動；然而，教職工理事會因自己的同行被逮捕而被激怒，通過了一項對管理層的不信任提案。
在這學期剩下的時間裡，我們可以看到為重新整合校園所做出的大量努力，這些努力還算成功。成立了一個由學生、教職工和校方管理層代表組成的委員會，討論罷課委員會提出的要求及相關事宜。該委員會提出了幾點建議，這些建議被採納為校園政策，包括廢除預備役軍官訓練團[28]。
群體變化的本質、來源及其影響
當小型群體、組織或國家捲入衝突爭鬥之中，這些集合體（就是我們所說的群體）往往會在至少6個方面發生變化，推動衝突的升級循環。
首先會發生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衝突雙方的普通成員對另一方的敵意越來越深。部分原因在於雙方的極端主義分子相互爭鬥，製造出一系列影響惡劣的事件，從而激怒很多原本持溫和態度的群體成員轉變為極端分子。水牛城大學危機就證明了這一過程。最初衝突只發生在校園激進分子和持有防暴設備的校警之間，而這一對抗向雙方成員都發出了警告，雙方成員都加入到這場摩擦之中，製造出更多的極端事件，也讓更多的人變得更偏激。最終，校內出現了極化現象，形成了兩大相互敵對的陣營：一邊是大部分的學生和教職工，另一邊是大部分的管理層成員。
日常的群體討論有時也會激發群體極化。研究表明，當群體成員共同持有某種觀點（某種態度或知覺），並互相討論時，這一觀點就會變得更為堅定（Moscovici & Zavalloni， 1969；Pruitt， 1971）。我們可以用兩個主要機制來解釋這一現象（Isenberg， 1986）。一是群體成員聽到了其他成員相同的觀點及支持這些觀點的論證。當他們發現其他成員贊同自己的觀點時，不但覺得自己的觀點得到了證實，而且還瞭解了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新證據。二是在群體內部形成了一種競爭現象，所有人都努力持有一種看法，而至少在群體支持的方向上，這種看法與大多數普通群體成員所倡導的看法一樣極端。作為這兩種機制的結果，很多成員都會將他們的觀點轉向群體一開始就支持的方向。如果衝突繼續下去，就意味著群體討論會讓群體成員對另一方變得越來越敵對，而且越來越想採取行動。
衝突的第二個普遍性結果就是形成好鬥的群體目標。比如，衝突一方的夙願是要打敗甚或毀滅對方。這些目標源自衝突的經歷，並進一步激化衝突。此外，由於眾多個體的行為能相互配合，因而群體能採用個體無法實施的方式來追逐目標。群體成員內的勞動分工能為群體實現自己的目標助力，使得群體能完成一些高度複雜且具有爭議性的常規事情，如招募和培訓一支軍隊。因此，如果群體成員帶有這樣的傾向性，那麼群體就會在衝突升級中發揮特別效力。在水牛城大學危機中，罷課委員會試圖關閉所有課堂的決定是最終導致衝突大幅升級的群體目標。
第三種變化是失控規範的形成，這些規範助長了爭議的鬥爭解決方式（Raven & Rubin， 1983）。規範是指任何被多數群體成員視為“正確思維”的態度、知覺、目標或行為方式。規範被教授給新的群體成員，並且強加於那些似乎對其質疑的老成員身上。本章先前所提及的大部分心理變化——包括負面態度、不信任、零和思維以及不願與另一方溝通——都能成為規範的主題。當這一切發生時，這些規範就獲得了力量和穩定性。它們成為群體的傳統而非個體私自擁有的觀念，因而更有可能促成升級。這樣的事情曾發生在冷戰早期的美國。我們先前提到過，在冷戰期間，反共產主義陣營對美國人施加壓力，就是一個佐證。
第四種能推動升級的變化就是群體認同和群體凝聚力（團結）的形成。群體具有凝聚力以致群體成員感受到群體的吸引力。
凝聚力以三種重要的方式來影響群體行為。它推動了成員對群體規範的從眾（Festinger et al.， 1950），而這種從眾是因為群體內部溝通的加強（Back，1951）；群體成員對群體排斥的恐懼（Festinger， 1950）；以及凝聚力強的群體所具有的特別強烈的社會壓力（Schachter， 1951）。凝聚力強的群體在追逐目標時，也能做出強硬的舉措。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凝聚力強的群體成員尤其堅信他們事業的正確性，以及他們群體行為的有效性（Janis， 1972；Kriesberg， 1998）。水牛城大學罷課委員會就是具有所有這些特點的高度凝聚的群體。
出於以上這些原因，我們能預料到，群體的凝聚力會將本章先前討論過的心理狀態的效果擴大化或使之成倍增加。在一個凝聚力強的群體中，如果面對外部群體的態度是負面的，那麼這些負面態度就會特別強硬。如果另外一個群體得不到信任，或被視為一種威脅，那麼凝聚力就會加強這些知覺。如果凝聚力強的群體以打敗另一方為目標，而且為此採用那些容易引起爭議的戰術的話，那麼該群體就會在這一方向上發動一場特別有力的戰爭。
容易引起爭議的衝突可以加強群體的凝聚力，這一點已經反覆得到了研究的證實（Dion， 1979；Ryen & Kahn， 1975；Worchel & Norvell， 1980）。由此可以斷定，凝聚力的提升是升級循環的另一種機制，它源自先前的衝突升級並使升級得以持續。我們得出這一結論，並不是說凝聚力本身就推動了對抗或升級。研究證據（Dion， 1973）並不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問題的關鍵是，容易引起爭議的衝突推動了凝聚力，而凝聚力強的群體捲入容易引起爭議的衝突時，會變得特別好鬥。
參與劇烈衝突的群體的第五種常見變化是，好戰的領導人接管權力（Sherif et al.， 1961）。大部分群體都有領導者，部分領導者是經過正式任命的，也有部分是那些沒有正式頭銜但卻有強烈影響力的人。領導者之所以能取得領導地位，通常是因為他們與群體成員的主流情感存在共鳴，並且也擅長於從事群體為之奉獻的那些活動（Hollander， 1978）。這一點既適用於那些衝突中的群體，也同樣適用於那些從事其他活動的群體。如果衝突涉及談判，那些熟諳討價還價技術的人就可能會脫穎而出。但如果衝突涉及嚴重的鬥爭活動，那麼領導權就更有可能落入到好戰分子手中，因為這些好戰分子會反映成員的憤怒，並建立戰鬥力。這些個體會對敵對方形成特別強烈的負面態度和知覺，而且對己方提出的要求尤其強硬。因此，他們一旦接管權力，就往往會強化並擴大群體對極端戰術所做出的承諾。
在水牛城大學危機中，雙方的領導層都發生了這種變化。隨著校警毆打學生會中的幾名示威者，衝突開始變得白熱化。首先，學生會的幹事們試圖掌握校園的領導權，承諾和大學的管理層進行談判。然而，由於學生們對校方的管理層極為憤怒，以至於他們將學生會幹事們拋在一邊，反而支持一群先前並不具有很大影響力的激進分子。大學的管理層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一名想要調解雙方矛盾的副校長被排斥在決策層之外，而其他一些鼓動對學生採取更加嚴厲措施的領導成員變得更具影響力。
除了設計戰術對付反對方之外，身處衝突中的群體領導者通常會污蔑反對方的形象，來督促群體成員對爭鬥作出更大的貢獻（Bowers & Ochs，1971）。比如，在波斯灣危機時期喬治·布什總統就將薩達姆·侯賽因與希特勒相比。
第六種發生在正在升級的衝突中的群體變化就是好戰的亞群體的形成。這樣一種亞群體有時從屬於一個很有序的組織，比如成為一個處理新出現的衝突的新部門。有時它是一個全新的機構，就像水牛城大學罷課委員會的建立。
社區的變化
當兩個個體或群體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其他的社區成員就往往難以再保持中立。他們往往會支持或加入其中一邊，這種現象稱為社區極化（community polarization）。社區極化是衝突循環的另一個環節——它生成於早期的衝突升級，並推動了後期的衝突升級。
衝突升級有兩種途徑造成社區極化。其一，投入爭論的參與者會動員中立的社區成員，強烈要求旁觀者做出決定，他們是“支持還是反對我們”。其二，升級戰術的使用往往會令更廣泛的社區感到煩擾或恐懼。當人們相互咆哮、破壞對方財產、或者相互傷害之時，中立方極難保持無所謂的態度。在這些情形下，中立方會傾向於尋找過失方，並支持與自己關係更為密切的那一方，或是看似更不應遭受譴責的那一方。
社區極化推動衝突進一步升級有兩個原因。其一，新的支持者和新的招募行動會給雙方的個體或群體增添新的力量。他們不但提供了人力、物力和金錢，而且使得群體更有信心地認為，自己的立場不但合理有效，而且會取得勝利，更容易為自己採用的嚴重爭鬥戰術辯護。其二，社區極化將一個社區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當那些維繫兩個陣營間的紐帶遭到破壞時，各陣營內部的紐帶卻變得越來越堅固（Coleman， 1957）。這不但會造成群體成員的分裂[29]，而且會造成中立的第三方消失不見，而第三方原本能調停和緩和矛盾。
社區極化會造成由少到多的轉型。比如冷戰期間，大部分國家都感到必須在美蘇之間做出選擇。同樣在水牛城大學危機期間，很多身處更廣泛的水牛城社區的成員或者選擇站在學生一邊，或者選擇站在管理層一邊（其中大部分都投向管理層的懷抱）。2001年整個世界變得兩極化，大部分政府都表示支持美國針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戰爭，而很多阿拉伯世界的人則支持塔利班。很顯然，戰爭方之一的美國發動了這場戰爭，就像布什總統所宣稱的，世界各國不得不做出選擇站隊：“你支持還是反對我們。”
總結和結論
本章介紹了第三個衝突模型，即建立在衝突螺旋模型上的結構變化模型。我們描述了那些捲入衝突的個體和群體及他們所屬的社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在衝突升級循環中，這些變化都只是不同的環節：它們源自先前的升級，並且推動了進一步升級。比如升級循環可能起始於衝突一方認為己方受到了另一方的侮辱。如果這件事讓衝突一方感到憤怒，並且感到自己是否勝任這一形象受到威脅，那麼這些情感變化就會促使一方回報以侮辱。這種侮辱行徑可能會在另一方身上產生出類似的情感性變化，進而推動了下一個侮辱行為。之後衝突循環得以完成，但它又能緊接著下一輪循環，導致衝突逐步升級。
心理的變化發生在個體身上，但當這些心理變化在群體成員中普遍存在時，也影響著群體的行為。除了情感變化（如譴責、憤怒、恐懼以及感知到的對己方形象的威脅），心理的變化還包括去人性化、去個體化以及敵對態度、知覺和目標的形成。在逐步破壞那些本可以阻礙侵犯行為的抑制力量方面，去人性化和去個體化是類似的。衝突一方能在自己的眼中變得去個體化，這也會逐漸削弱禁忌力量。復仇目標的形成是一項頗為強大的結構性變化，這種變化能在煩擾發生很長時間之後，還能導致劇烈的衝突升級行為。
結構性變化也會發生在群體中。群體的變化包括敵對群體目標的形成、失控規範的出現、群體認同和凝聚力的增強以及好戰的亞群體和領導者的出現。當群體成員由溫和轉為好戰時，群體也會發生極化，而衝突雙方所屬的社區也一樣會發生極化現象。所有這些變化都源自先前的衝突升級並且促進了進一步的升級。
情緒性變化是即時的產物，而一旦衝突事件結束後，就往往會迅速消失。然而，各種結構性變化則往往會持續存在，一直損害衝突雙方的關係。這些滯留的變化使得升級一旦開始便難以控制，並且往往會推動後來的新一輪衝突和升級。
在本章和第5章我們已經展示了促使衝突升級的機制。在第7章我們將轉而討論那些使得衝突升級和穩定局勢的條件（以便使衝突雙方從衝突升級中全身而退）以及能促使升級平息的結構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