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納馬《太宗實錄》內納馬數缺1407年數字，1419年數字記載錯誤，應照《校勘記》改正。圖表七所載，其中除一次例外不計，所有數字近於直線式之上升。1403年只有馬37 933匹，至1429年達1 736 618匹。
圖表七永樂年間
納馬數額
（單位：馬千匹）筆者推測，此項數字，並非出於實際的統計，而系官方根據預定之繁殖率計算。實錄所載1421年較1420年增 21％，1422年又增10％，1423年又增33％，1424年又增10％。如此循環不絕，事實上不可能，因當日官方民間均無法供應如此大量之繁殖也。(以上百分率均近整數，亦屬可疑。)又即可能時，政府調查審核機構，亦不能將100萬以上的馬匹登記無誤也。
按：明初馬匹由進貢及購買之方式，取自朝鮮、遼東、雲貴各地，永樂又向撒馬克罕(Samarkand)等處收購。所得馬除官方使用外，即「寄養」於民間。北直隸、河南、山東若干府縣列為「養馬地」。「五丁養馬一匹，免其糧草之半」。即系減輕田賦，以作養馬代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民間均須貼補《太宗實錄》1667，《大明會典》，1516，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15世紀末葉事例：種馬三年須生二駒。陸容作《菽園雜記》，自稱於1477年奉命「印馬」，所見馬均孳生不如額，由養馬民間，出資賠補陸容《菽園雜記》(記錄彙編本)，18125~26。。永樂年間之馬匹數量大概出自紙面計算，更可由繼任洪熙帝朱高熾登極詔書之辭語揣得之。洪熙之與民更始，繼位時宣稱：「各處軍民有因追賠孳生馬匹，為官府所逼，不得已將男女妻妾典賣與人者，詔書到日，官府悉為贖還」《仁宗實錄》，頁0015。。其辭句以仁慈為懷，可以保全官僚主義之道德立場。但所謂悉為贖還，恐難於事實上辦到。而且逼後則贖，贖後則逼，則在陸容書中見之。
在研究官僚主義的立場言，則此項統計數字，純依上級之理想，強令下級照辦。其逼迫過度之餘，所記載數目恐難成為事實。朱棣為暴君，但謚為「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仍以宇宙間之至善至美，作其威權之背景。因文官集團除自稱奉行仁義道德掌握自然法規外，不能自圓其說；是以引用思想上假設的成分，作為其行政工具。只是時日愈久，其不盡不實的程度愈積愈深。有如16世紀，各處衛所，名存實亡，有些單位的兵力，低於原額5％以下筆者，「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Oriens Extremus(Hamburg，Germany)，17︰1/2(Dec1970)，p40.。有此諸種弱點，朱明王朝只能在「非競爭性」的情況下存在。至17世紀此條件不能維持時，則人口1億以上的帝國，竟無法抗拒人口100萬而不及的滿清。其遠因俱在，亦不可以後人不肖，一朝腐化論之也。
以上《太宗實錄》年終統計所列數字並非全部虛構，而更非全部屬實。官僚主義施政之設計，端在「閉戶造車」。實行之程度，視其向下級施用壓力是否有效。雖其標榜之道德不足信，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設計，旨在背叛道德李老博士受英國歷史學家Herbert Butterfield影響，覺得歷史上重大的衝突，很難認為是一方的道德戰勝對方。很可能的，其結果是綜合兩方之所長。見Grand Titration,p131筆者已摘要記入1578「Acknowledgments」。這篇文章李老博士於1944年作於滇緬公路途中。。筆者與李老博士商討之餘，認為中國之產生官僚主義，實因地理需要。中國因須治理黃河，大規模地賑濟經常發生的水旱諸災，防衛北方遊牧民族的內犯，在公元前3世紀即革除封建制度，構成政治上的統一。其去青銅器末期未遠，以後相次須要維持統一，中央集權的程度，超過當日技術能力足可資支持的程度。於是即索性不顧技術，而以道德名義，強迫執行。才發生以上名實不符，體用背離的現象此理論見於李老博士與筆者合作之「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見上列28頁注２。。
事實俱在，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歐洲近代史的展開迥異。中央集權既非封建特徵，而中國之官僚主義，更不可能作為發育資本主義的背景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種主義，亦有其思想上的根據。譬如Adam Smith，就覺得如讓所有私人憑他們的經濟利益打算，社會秩序反有條理，社會風氣，也會臻榮向上。馬克思雖不同意這種想法，卻也承認資本主義的思想家有這種觀念。這顯然不能為中國官僚主義容納。
過去二十多年來「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也在中國濫用。甚至明代吏部尚書張瀚在《松窗夢語》內以寓言的姿態，敘其祖先由「神人」授銀一錠，因之買機織布致富。王世懋在《二酉委譚摘鈔》裡埋怨景德鎮制窯，「鑿穿地脈」，都被寫歷史者收集，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的例證。
1978年，筆者與李老博士商談，覺得資本主義，必須以下三個條件，才能展開：(1)私人關係的信用借款，廣泛地通行，於是資金流通。(2)產業所有人以聘請方式僱用經理，因之企業組織擴大，超過本人耳目足能監視的程度。(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共同使用，才是企業之經濟力量超過本身活動範圍。以上以英文簡述之，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而三個條件，都須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為其重點為「信用」。如果沒這信用的功效，則其成為資本家，也是「小販資本家」。我們如承認資本主義的展開是一種社會現象，則不能否認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
馬克思在《資本論》卷二，「資本主義的推銷方式」用C-M-C公式，講述資本家必以C(即商品commodity)換為M(即貨幣money)。如是川流不息中，公眾制度授權於私人，讓他無限制地發展。
所以講來講去，資本主義必須有法律上的保障(因為貨幣也須支持)，而立法能替資本家著想，則是整個國家政府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歐洲資本主義初行時,即是政府承認私人財產的絕對性。這絕對性超過皇權，也超過傳統的道德觀念。
給資本主義作以上的定義，有兩種意義：一即是顯示以上與中國傳統思想相去過遠，中國傳統社會無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一即是認識資本主義的特徵，避免對這名詞作過於泛義的解釋，以致因害怕資本主義之故，視一切經濟的發展均為畏途。。因之李老博士及筆者均信今日中國之現代化，既不可墨守成規，也不能模仿西方。採取歷史上的長處，僅可在局部；其重要關頭，則在創造。
中國之具有創造能力，無可置疑。官僚主義雖為中國歷史上及文化上的缺點，卻也不能因之而抹殺中國歷史上及文化上的長處。況且我們批判一種制度，也要著重其時間性。中國官僚制度，在明末之後和西歐社會的治理與設計比較，才顯得相形見絀。但是在唐宋之前，於一個廣大地區之下，造成統一的局面，首先做到「文治」的地步，也不是在歷史上無一是處。我們今日批判官僚主義，針對其「空妄」(make-believe)的成分。因為這種想法在「瞭解」(亦即康德所謂verstand)上無中生有，淆亂黑白，是非不明，妄稱技術上的缺陷為精神偉大。指責之餘，卻無意非論道德，或否認意志力(will power)之重要。(後者已與康德所謂「理解」vernunft接近。)如此才不會與李老的旨趣相違。
前已言之，李老博士是科學家，故能小處精細；但是他也是哲學家，所以覺得宇宙的淵博，足以包含塵世的矛盾。筆者研究明史多年，一切從小處著手，也帶唯物觀，平日作文以客觀為主。在寫完這篇帶有技術性的文章後，破例傚法李公風度，一方面遙祝其「壽比南山」，一方面膽敢作個人性、主觀性、感激性的結論：
中國實行現代化時，必能擺脫官僚主義的遺風，不再以道德的名義掩飾科學技術之不及，因之順利成功，足以促進全人類的富強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