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金庸的媚俗與媚俗的余秋雨

　　老俠：學術界、學院派的追風一點兒也不次於大眾文化。
　　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也沒什麼長進。有人說，學術界由八十年代的浮躁轉向九十年代的沉穩和成熟。所謂"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實際上都是一回事。九十年代的學術界還不如八十年代呢，因為九十年代的學術界像大眾文化一樣沒心肝，有點兒腦子的也是小聰明。大眾文化的特徵之一是炒作，是跟著多變的時尚，今天這首歌紅了，明天那首歌火了；今天的偶像是劉德華明天就是周華健，排行榜每週都在變。學術界呢？它的變化節奏之快也不次於大眾文化，一會兒換一撥理論明星和方法。今天是後現代，德裡達，明天就是東方主義，薩伊德。
　　今天是本土化，明天又是規範化；今天是新保守主義，明天又是新左派；今天是效率經濟學，明天是制度經濟學。我覺得兩者之間的變化節奏是平行的，只不過大眾文化的覆蓋面廣，而學術圈子相對小了點罷了。但其流行方式。更新節奏、潮流交替，沒什麼實質的區別。北師大的博士、教授王一川，肯定是受大眾文化中的音樂排行榜的刺激了，搞出個中國現當代文學排座次，多可笑。
　　王朔：他把金庸提得很高，讓金庸踢走了茅盾，成了經典。北大的教授嚴家炎也說金庸是經典。我說了幾句金庸就惹惱了他。他在北師大演講專門談及我對金庸的批評，他講著講著就不著四六了，居然由作品講到了人，說金庸多麼愛國，拒絕前港督彭定康什麼的。這也和大眾文化的人身攻擊同一性質。說到最後就要說到他不是評論金庸，而是對金庸進行人身讚美。我談金庸只就他的小說，而嚴家炎捍衛金庸小說為經典，也跟著去捍衛金庸這個人了。他還是專門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怎麼弄得跟哥們義氣的小幫派似的。彭定康與武俠小說有什麼關係？拒絕彭定康與能不能寫好小說有什麼關係。一弄就到人品上，他也像大眾文化的傳播似地，由一個話題轉到另一個話題最後走到人身才罷手。
　　老俠：的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王一川把金庸弄成經典，一定得意洋洋以為一鳴驚人。金庸的小說怎麼能成為文學經典。至多是武俠中的經典，排個武俠小說的座次還差不多。金庸的書，除了展幾下拳腳之外，那些人物皆是虛假的，他對中國文化也無多深的理解，不過是表面熱鬧罷了。再說了，梁山的草寇們能排座次，流行歌曲能有排行榜，好萊塢電影的票房也能排座次，但學術這東西。真理這東西怎麼能排座次呢？身為學院中的教授，怎麼連起碼的常識都不要了呢？真理不能靠民主投票，也不能靠排行榜，只有權力的大小和票房的多少能排座次。
　　王朔：你說金庸，包括余秋雨之類的，都被人認為很有文化，字裡行間透著他們熟讀一些中國的舊書，經呀、佛呀、道呀、屈原呀、嵇康呀、蘇東坡呀……但他們說的不都是那一套嗎？也就是道德呀、正義呀。善惡報應呀，幾千年來就是這一套，這點兒思想。他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是這思想，好像這就夠了。如此陳腐，再吊多少本書袋又有什麼意思。像余秋雨這種人，一開始對我這樣對傳統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點的，他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懷裡有很大的迷惑力，你會覺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像做人就應該這樣，起碼他似乎是一本正經地嚴肅地對待一些事情。後來我看了朱大可寫的關於余秋雨的東西，說他寫的是文化口紅、文化避孕套，說他實際上像歌星那樣煽情。其實，傳統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態的東西，只要把這東西吃熟了，只要瞧準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悅，什麼都可以做成媚態，金庸的壯懷激烈呀，余秋雨的憂患情懷呀……反映到銷售上就是賣點，方方面面都要這個，老百姓也要這個。他們只有自我標榜起來，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傷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們所接受。可能中國這些年的媚態百出，就缺余秋雨這類憂患媚態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輕鬆地遊山玩水，憂患地伏案媚俗。
　　老俠：還有更噁心的，一般談余秋雨的人從不注意。余的《文化苦旅》中動不動就提到當官的，某某市長、某某局長之類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懷之後，最後畫龍點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長現在的作為，不正是古人的憂患情懷的當代傳人嗎？絕對到位，絕頂聰明。
　　王朔：你說學院派與大眾文化有什麼區別？像余秋雨這樣的人過去出現過嗎？
　　老俠：我覺得他的媚態上承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
　　王朔：就余秋雨這麼個文風，這麼寫東西，這麼冒充文化的人，好像還不多見。
　　老俠：以前好像沒有過。我一個朋友說，剛聽說余秋雨，還以為他是台灣人呢。
　　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傷口。實際是"阿Q"頭上的膿瘡。
　　王朔：也許是人家名字起的就煽情，秋雨……有點淒風苦雨的感覺。
　　老俠：余秋雨的東西說穿了，就是傳統文化的瓊瑤，他是用瓊瑤的方式解釋傳統文化。那種調點兒小情，淚光閃閃，很有點兒男女主人公忠貞不渝、海警山盟勁兒。前幾天我在家和媳婦一起念了段劉再復的隨筆《問蒼海》。那個語言就跟余秋雨的差不多，大段大段的空洞抒情，讓我想起楊朔、劉白羽、魏巍的散文，還有進入中學語文課本的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這種文風對中國的散文寫作影響很大。
　　以前的文章中的結尾常有類似"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這種。只不過余秋雨的文字中，多了點兒港台的軟語，比如像"殷殷地企盼著"，整個兒是流行歌曲。
　　王朔：我覺得全世界的大眾文化都一樣。西方與中國沒什麼本質的區別。大眾文化中有一種世俗的關懷，有一些能夠持久地淺淺地打動人的東西，比如說言情小說中的東西，《廊橋遺夢》看得中年婦女們蠢蠢欲動。比如說刺激的東西，金庸的武俠，好萊塢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點兒趣味兒的人，看了這些肯定會煩。但是大眾需要這種撫摸，就像家庭主婦每天需要油鹽醬醋茶，白領階層需要名牌西服領帶皮鞋一樣。
　　老俠：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區別，在中國很難分清楚。
　　但在西方，什麼是大眾文化，什麼不是大眾文化，有比較容易看出的界線。不是一部作品影響大、波及面廣就叫大眾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長詩《嚎叫》，居然發行了50多萬，這在詩歌史上也是天文數字。這詩的流行與二戰後年輕一代的迷惘騷動想宣洩有關。但你很難說金斯堡的詩是大眾文化。他現在已經成為文科大學生的必讀書，成了經典。而在中國，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攏，所以，你分不清學術界的本土化潮流與大眾文化的偽民俗製作之間的區別。其實沒有區別。
　　王朔：他們是不約而同的。一進入大眾文化，就大有賣身投靠，身不由己，跟著走的被強xx感。但是，時間一長，最初的恥辱漸漸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錢呀。名呀、鮮花美女掌聲呀，眾星拱月的感覺不由你不輕飄飄的。
　　老俠：對呀。學術界也如此。當然學術界的說辭比大眾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嚴肅性，比如弄來個薩伊德，東方主義、文化霸權。話語權力。話語霸權。新權威主義……這些年還有持續地討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什麼的，中國文學為什麼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好像我們的文學早達到了那個水平，不給我們是西方文化霸權的民族歧視。只有中國人能到這個程度，討論自己的作家為什麼沒獲諾貝爾文學獎。這種炒作比大眾文化更噁心。原來，國內總說中國文化熱什麼的，我也真以為中國人的作品在國外火得一塌糊塗。但我一出國，才發現這只是一廂情願的自摸，是自己虛構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撞擊，根本就沒有那麼回事。不要說當代作家了，就連魯迅，外國的年輕人，大學裡學文科的學生都不知道魯迅是誰。但在中國，大學文科的學生有幾個不知道海明威的。什麼叫走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漢學的職業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場，像海明威在中國賣得那麼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幾個漢學家在小圈子裡弄了弄，就把中國的文化人弄得神魂顛倒，以為自己在美國家喻戶曉，不是太可笑了嗎？再說，漢學家讀你研究你是職業，是飯碗，與中國文化在外面的影響沒多大關係。
　　退一步講，抗拒西方的霸權，你要有道義上物質上的實力。聯合國憲章是按照自由主義價值觀寫的，世貿組織的規則是按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原則定的，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北約，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這不單是什麼軍事霸權、政治霸權。文化霸權。話語霸權，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權，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構，皆以西方的規則為基準。在文化上，理論研究也好，電影。文學、繪畫也好，制高點都在西方手中。歐洲三大電影獎，奧斯卡獎。格萊梅音樂獎。威尼斯年展、諾貝爾獎，連體育的最高榮譽獎都在西方人手中，什麼歐文斯獎。世界足球先生。歐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這種制度化的全球霸權是它的實力使然。縱然你有一腔熱血，你是正直的愛國者，沒有實力，空喊號子去跟人家鬥，不就是世紀末的義和團嗎？
　　王朔：作為個人，現在的國人什麼都不愛，只愛他自己。
　　說到具體的某個人，他不肯為祖國而拔一毛，卻可以利用愛國來滿足一己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