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的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６５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１９３０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xx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Ｌuｄｅｒｓ），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歎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米特（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教授的教導和熏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論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穫不大。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麼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裡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並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面談到寅恪師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於後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來攘往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裡，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我在哥廷根１０年，正值「二戰」，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穫卻是最豐富的１０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干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裡，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飢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里，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覆。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飢餓，到了１９４５年，在我來到哥廷根１０年之後，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國兵先攻佔哥廷根，後為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我１０年來學習的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覆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１０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裡住了幾個月，１９４６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１２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於戰爭關係，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從那裡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後，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了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為正教授。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麼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絕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父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父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裡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麼。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零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經非同小可。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籐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纍纍垂垂，紫氣瀰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週一良、王永興、汪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籐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微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徵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籐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籐。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裡最愉快的時刻。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圓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只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西文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只收２０００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於金錢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讚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差幸我的結論並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後，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讚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並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只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於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時光如電，人世滄桑，轉眼就到了１９４８年年底。解放軍把北京城團團包圍住。胡適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有一個名單。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走了。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討研究的題目：陳先生是否對共產黨有看法？他是否對國民黨留戀？根據後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記，寅恪先生並不反對共產主義，他反對的僅是蘇聯牌的共產主義。在當時，這也許是一個怪想法，甚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於天下，難道不應該對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嗎？至於他對國民黨的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上。１９４０年，他在《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這一首詩中寫道：「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吳宓先生對此詩作注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態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幾年前，一位台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灣去。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後，寅恪先生又輾轉到了廣州，從此就留在那裡沒有動。他在台灣有很多親友，動員他去台灣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卻巋然不為所動。其中詳細情況，我不得而知。我們國家許多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陳毅、陶鑄、郭沫若等等，對陳師禮敬備至。他同陶鑄和老革命家兼學者的杜國庠，成了私交極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詩中，不能說沒有歡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卻是抑鬱之感。現在回想起來，他這種抑鬱之感能說沒有根據嗎？能說不是查實有據嗎？我們這一批老知識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過來人。如果不昧良心說句真話，同陳師比較起來，只能說我們愚鈍，我們麻木，此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１９５１年，我奉命隨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在廣州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準備將所有的重要發言稿都譯為英文。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我到嶺南大學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謁。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慇勤招待。陳師此時目疾雖日益嚴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東西。有關領導，據說就是陳毅和陶鑄，命人在先生樓前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從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們國家對陳師尊敬之真誠了。陳師是極富於感情的人，他對此能無所感嗎？
然而，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解放後不久，正當眾多的老知識分子興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時候，華蓋運便臨到頭上。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適，一路批，批，批，鬥，鬥，鬥，最後批到了陳寅恪頭上。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才。對這一系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麼問題。我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裡卻感到不是味。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願意厚著面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４０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可是，從那以後，直到老師於１９６９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離開了人世，將近二十年中，我沒能再見到他。現在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他在世的年齡５年，算是壽登耄耋了。現在我時常翻讀先生的詩文。每讀一次，都覺得有新的收穫。我明確意識到，我還未能登他的堂奧。哲人其萎，空餘著述。我卻是進取有心，請益無人，因此更增加了對他的懷念。我們雖非親屬，我卻時有風木之悲。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雖然看樣子離開為自己的生命畫句號的時候還會有一段距離，現在還不能就作總結；但是，自己畢竟已經到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淺之際，不想到這一點也是不可能的。我身歷幾個朝代，忍受過千辛萬苦。現在只覺得身後的路漫長無邊，眼前的路卻是越來越短，已經是很有限了。我並沒有倚老賣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卻明確地意識到，我成了一個「悲劇」人物。我的悲劇不在於我不想「不用揚鞭自奮蹄」，不想「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而是在「老驥伏櫪，志在萬里」。自己現在承擔的或者被迫承擔的工作，頭緒繁多，五花八門，紛紜複雜，有時還矛盾重重，早已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負荷量，超過了自己的年齡。這裡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內在原因。清夜捫心自問：自己患了老來瘋了嗎？你眼前還有１００年的壽命嗎？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觸實際，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彷彿京劇中的一句話：「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瞭解，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自己的一生呢？我雖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蠻到令人無法理解的災難，我也不幸——也可以說是有「幸」——身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自己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我只舉一個小例子。自從盤古開天地，不知從哪裡吹來了一股神風，吹出了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族類。知識分子有很多特點。在經濟和物質方面是一個「窮」字，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試多如牛毛。在這裡也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論。我自己考了一輩子，自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留學，月有月考，季有季考，還有什麼全國統考，考得一塌糊塗。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場國內外的考試中，從來沒有名落孫山。你能說這不是機遇好嗎？
但是，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在這方面，我也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要我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至於他為什麼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只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歷史系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研討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內，群賢畢至。中大還特別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國內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歎，不禁老淚縱橫矣。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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