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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腦海中的50年代台灣

  是哪一年我不記得了,總之,朝鮮戰爭已經爆發,台北有了美軍顧問團,中山北路也出現了一些酒吧和吧女。是這樣一個時代的一個暑期下午,還在念初中的我,剛從國際戲院出來,正在取自行車的時候,對街一個感覺上有點不尋常的場面突然吸引住了我。

  首先入目的是她那一雙赤裸、修長、豐滿、潔白的大腿,黑色高跟鞋,更有那條鮮紅的超級短褲。上身配的是一件無袖襯衫,身旁是陪她逛街的一位高大美軍。我的老天!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中國女人敢如此惹火地打扮,如此大膽地暴露,更如此招搖地過市。

  幾乎就在我注意到她的同時,我發現她身後已經跟隨了指指點點的不少人,而且沒有走完半條街,突然之間,有幾乎上百人將他們二人包圍了起來,有人叫罵,有人甚至於動手推或摸她膀子。美國大兵發現情況不妙,急忙一手摟住她,另一手推開人群,相當吃力地躲進了「四姊妹咖啡館」。不到十分鐘,一輛美軍吉普車,載著兩個美國憲兵和兩個中國憲兵,前來解圍。

台灣師範大學三年級,台北,1958(作者提供)

  第二天好像只有一家報紙簡單地報道了這個事件。我想,除非像我這樣當時在場的目擊者,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想像這個場面的震撼力,更不要說這個小小事件所可能含有的任何意義。但是在不扯得太遠的前提下,那天下午在西門町圍困長腿女郎和她美軍男友的群眾,部分人的下意識心理,相當接近多年後因劉自然案而圍打美國「大使館」和新聞處的部分群眾的部分下意識心理。

  前一個是今天肯定沒有幾個人會記得的小事件。一個一閃而去的街景,小得我無法更清楚地回憶。後一個是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大得我也無法去完整地回憶。然而,在這兩者之間,卻正是我的腦海中的50年代台灣。但不論我要回憶的大小事件是我親身經歷或目擊,還是耳聞,回憶本身卻是很微妙的,甚至於相當狡猾。同時,一不小心,就非常可能被指責為在懷舊,在自我過一次溫情旅遊之癮。

  國民黨正式遷台之後,除了一大批直接由大陸來的以外,還有不少人是曾在香港停留幾年才來的。因此,台北外省人圈子裡的年輕一代,由於其中不少在抗戰時期住過重慶,或生在那裡,因此就曾流行過一陣四川話,而且引以為豪。而之後香港來的這批子弟又以會講廣東話為時髦。他們不但講廣東話,而且還從香港帶來一個流行了一陣的時髦用品,就是那個時候香港每個小女生都用的籐編小箱型書包。

  但是這個香港書包,來得快,去得也快。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不久,至少台北市的中學生,個個都背上了美軍裝防毒面具器材的黃綠色軍包。這個美軍書包至少流行到60年代初。

  但學生之外,你如何識別50年代上半期台北市街頭任何一位時髦男士?下面的條件他必定全都具備,至少其中二三:一件淺色粉紅襯衫(為什麼會流行,我至今沒有答案),口袋上別著一支派克金筆,腕上一個歐米茄或勞力士手錶,外面一套鐵灰色西裝(鐵灰色,至少流行了兩年),戴著一副雷朋墨鏡,腰上掛著那個墨鏡盒,然後穿著一件美空軍深藍色雨衣,騎的是一部飛利浦(當然更刁的是藍寧),而且一定要三速。

  50年代初的片片段段:

  最佳政治對聯:亞洲紅禍記,美國白皮書。

  搖滾之前最風行的一首美國流行歌曲(鄉村):Seven Lonely Days。

  三軍球場之前唯一籃球公開賽場地:「憲兵球場」(露天)。

  最佳通俗小說:李費蒙的《賭國仇城》和《情報販子》。當然,最佳漫畫《牛伯伯打游擊》等等,也是他用「牛哥」筆名創作的。

  第一對本地相聲明星:本人丁一,在下張三……

  朝鮮戰爭對50年代初台灣的影響實在很大;經援、軍援不說,一江山、大陳島之後,全島上下首次感到安心。現在回想,當時的白色恐怖,一部分是因為台澎金馬有美國第七艦隊和十三航空隊進入,才有了逐漸緩松的可能。50年代初,我不但目擊到一卡車、一卡車地從師大、台大逮捕學生,我甚至經常去水源地看槍決「匪諜」和其他重刑犯。而且當時確實查破了一連串的「匪諜案」。但最精彩刺激的是「李朋王聲和」案。除了案情和偵破過程複雜之外,他們二人不是替中共搜集情報,而是替「第三國際」。但是這類重案和槍決事件,到了50年代下半期,就很少聽聞了。「匪諜」一過,最吸引市民注意的是社會和情殺案件。八德血案可能是個例外,但黃孝先、張白帆,尤其是安東街柳公圳分屍案件,簡直抓住了全台灣的人心。

  社會的不安全感開始穩定下來的一個具體表現,是台北市開始有了電影和平劇(胡少安、顧正秋)以外的娛樂。然後是幾乎同時出現的太保太妹(和牛仔褲)。

  這個青少年幫派代名詞來自與我同代,但稍微大我一兩歲的「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我真希望這二十六位前輩之中有人寫部回憶錄)。這些以外省子弟為主的幫派立刻引出無數仍以外省子弟為主,但開始霸佔地盤、勒索搶劫、尋仇毆鬥(以美軍寬皮帶、飛輪和車鏈為武器)的第二代,例如以中山北路為根據地的「十八羅漢」,還有不知其地盤在哪兒的「一百零八將」。50年代末的「竹聯」和「四海」應該算是第三代了。本省較老的幫派如「大橋幫」,則很少越界前往西門町或東門町。

  就十幾二十來歲的人來說,這是相當刺激的時代。西門町首先出現了彈子房,後來台大附近羅斯福路上更是打彈子的集中地(啊!金祖霖!)。光是追記分小姐,已經夠騎著高墊飛利浦的大小太保產生摩擦的了。另外一個麻煩場所是在北一女舉辦的週末電影欣賞會,因為太保太妹鬧事,辦了幾年就停止了。然後接著是將已經存在的茶室略微變質,使它更為色情。當時因為好萊塢的幾部影片,如《飛瀑怒潮》《大江東去》,而使瑪麗蓮·夢露成為台灣第一個頭號性感明星(連《上帝創造女人》的那個女人,碧姬·巴鐸,都比不過)。所以,西門町一條巷子裡一個星期之內出現兩個新茶室,一個叫「瑪麗蓮」,一個叫「夢露」。可是這類茶室本質上與,比如說,「新南陽歌廳」不一樣,後者是較長一輩的消遣所在,比較老派,泡杯茶、嗑嗑瓜子、聽聽歌等等,但是連這樣的所在後來也變成觀、聽眾只要看女歌星「跳!」,以便乘機瞄一下內褲。然後有人乾脆推出百分之百的大腿舞,像「黑貓歌舞團」。而前者無論是「瑪麗蓮」,還是「夢露」,則主要是年輕人偷情的所在。能偷多少,視少年男女的膽量和慾望而定,也視茶室內亮度明暗而定。

  如果說50年代初和中期的台北市社會時髦風流男士的典型打扮是淺粉紅襯衫和鐵灰色西裝的話,那大中學生,因軍訓制服的關係,在放學之後或週末去西門町,或去朋友家的搖滾派對的時候的打扮,尤其是男生,尤其在《養子不教誰之過》放映之後,多半是牛仔褲,有時一件夏威夷式花襯衫。女的衣裝不太戲劇化,但是那髮型,我的老天!那髮型!可確實真有本事。無論校方如何嚴格規定,至少私立學校如強恕中學(更不要提美國學校)的女生們,流行馬尾就是馬尾頭,流行赫本就是赫本頭,再等到太空裝(小大衣,但為什麼太空?我一片空白)流行的時候,台北好像每個女孩兒都穿它上街。

  50年代的又一些片片段段:

  台北市最早的幾家一流中菜館:狀元樓、山西餐廳、新陶芳。

  最早的西餐廳:明星咖啡館、鐵路餐廳、起士林。而且起士林的月餅也是一流,同時它的大師傅更開了台北第一家北方的小吃店「一條龍」。

  訪問過台灣的美國各界名人:麥帥、喬·路易、哈林籃球隊、瑪麗·安德森、白雪溜冰團、艾森豪威爾、美海軍「藍天使」空中特技飛行隊。

  50年代中台北第一個搖滾樂唱片騎士(DJ):我的小學同班——阿瑟。

  台北市第一家出租車公司於50年代末成立,手筆很大,進口五十部奔馳,但沒有多久就轉賣,一大醜聞……

  我前面提到我曾目擊50年代許多事物的誕生,但所目擊到的不少事物,多半只有目擊者本人覺得有意義。像,比如說,台北市的蒙古烤肉誕生在螢橋河邊。螢橋最早是中學生們發現的理想的幽會所在,因為水上可以划船,甚至於夜間游河。不久之後就有了水上小吃,像雞鴨翅膀、茶葉蛋等等。然後才有人在河邊搭篷開店賣蒙古烤肉。螢橋於是成為台北一個重要的新夜市,搞得大中學生連廉價偷情的地方都沒有了。

  但是我目擊誕生的不光是蒙古烤肉,或山西餐廳的涮羊肉,什麼東門町的牛肉麵、福樂奶品公司、東海大學、中原理工、淡江英專、大學聯合招生、志成補習班、國際學舍,以及在那裡舉行的第一屆「中國小姐」選美,還有僑生、拍賣行、「工商杯」、「中華商場」、「反共義士」、眷區、375減租、耕者有其田、「青年反共救國團」、暑期訓練、《民生主義育樂兩篇》、亞洲鐵人楊傳廣、「國慶閱兵」、CAT(不是貓,是「華航」之前的主要航空公司)、石門水庫、橫貫公路、新生南路、呼拉圈、中心診所、榮總、非肥皂、七虎、大鵬、養來亨雞、武俠小說出租、菲律賓「七上」籃球隊、道德重整會、小美冰淇淋、《自由中國》、貓王、四十四轉唱機唱片、空軍新生社週末舞會、「中國之友社」、孫立人事件、《文星》、胡適回國、限時專送、煤球、附中實驗班、三輪車(「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奶奶,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再興幼兒園、吳國楨案(其子是全台灣唯一敢不加入「救國團」的中學生)、八七水災、一人一元救(八七水)災運動、8·23炮戰、崔小萍案、我在台灣的唯一的一次投票(台北市長高玉樹)、響尾蛇飛彈、「現代主義派」、雷震案、熱門音樂、台灣第一位博士、草山改為陽明山、火燒島變成綠島、《綠島小夜曲》被禁……

  回頭來看,我只走過台灣50年代,從1950年上初中到高中到大學到教書到當兵到1962年出境。我所能回憶台灣的,也只有50年代,而且只能回憶我的50年代台灣。

  總的來說,儘管我個人在50年代台灣沒有受到多大(但也夠了)身心打擊,甚至可以說相當碰巧地順利,而且儘管我在這生命中的寶貴歲月也有我的歡樂和痛苦的情懷,但總的來說,我相當厭煩50年代台灣。對我來說,整個50年代台灣社會是一個窒息的社會,一個君臣父子式社會,一個家長式社會,一個非但不鼓勵,反而打擊個人自由發展的社會,一個改革前起飛前的社會,一個我要逃離的社會——這就是為什麼當我1962年1月16日從松山機場起飛之後,我沒有回頭再看台北和台灣一眼……

  ……直到二十二年之後的1984年,我離開以後第一次回到台灣。第二天下午,我獨自一人(必須獨自一人),從東區順著信義路一直步行到西門町。那一個下午的感受就讓我覺得,80年代的台北雖然不比50年代台北美,但是80年代的台灣可要比50年代台灣具有百倍以上的精力、活力和動力。而我向你們保證,這不是我浪子回頭,而是台灣這個「浪子」,不但回頭,而且出頭。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