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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洗牌 錯失良機

禪宗誕生在中國,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無論人們怎樣強調禪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卻無法否認它是佛教的一個宗派。既然還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脫不了干係;而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又實在是相去甚遠。

不妨看看印度。

歷史上所謂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後由雅利安人(Aryans)創造的。這些移民來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稱為吠陀(Vedic),意思是「神聖的知識」。既然如此,他們實行種姓制度,掌握神聖知識的祭司婆羅門位居第一等級,提出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沒有教皇。

這裡面的原因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首先,印度的婆羅門就像中國東晉的士族,社會地位雖然高,卻沒有組織,不是集團,當然也沒有領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輪流坐莊的,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都曾經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耆那教和錫克教也勢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屢遭外敵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奪而去,有的入鄉隨俗,有的還帶來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請問選誰?

實際上印度半島是一塊動盪的土地。英國人實行殖民統治之前,它幾乎沒有被真正統一過,分裂和斷裂倒是家常便飯屢見不鮮,可謂鐵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實上,它的面積過於廣袤,人口過於密集,文化過於多元,力量又過於分散,實在無法形成中華或羅馬那樣的大帝國。[32]

沒有統一的帝國,就不需要統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統一的宗教,當然更不需要教皇。於是,從未有過安寧的印度便只好變成「宗教博物館」,還是沒有館長的。

這倒不難理解。奇怪的是,雖然印度盛產宗教,印度人也充滿宗教情感,卻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錫克教都不邁出國門一步,這又是為什麼呢?

也只能說佛教是異類。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國門,而且還是公派出國。在中國的韓非子竭力宣揚法家學說時,梵文名叫無憂(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揚佛法,足跡所至東到緬甸,南到斯里蘭卡,西邊甚至到了敘利亞、埃及和希臘。[33]

不能確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許在他看來,好東西就該與人分享。讓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脫,則無疑是功德無量的事情,也體現了菩薩心腸。

後來興起的印度教卻顯然沒有這個興趣。他們跟猶太教一樣,更願意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階級性。這個新的綜合體雖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義,本質上卻仍屬婆羅門。三位偉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濕奴(Visnu)和濕婆(Siva)分別作為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和破壞者共存於頂級,然後繁衍出眾多的神。

這是符合印度國情的。等級森嚴符合種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佔了上風。無法回到祖國的佛教只好繼續遠行,到異國他鄉去尋找出路。

幸運的是,他們來到了中國。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不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還是宗教的真空地帶。何況佛教來得正是時候。沒過多久,中國就像印度一樣陷入長時間的動亂和分裂,此為天時;傳播路線主要經由少數民族居住的西域,此為地利;北方胡人視其為同類,南方士族視其為知音,此為人和。

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還能做轉口貿易。

當然,這裡面其實存在問題:中華和印度兩大文明畢竟異質,就像希臘和希伯來。好在文明史上並不乏此類奇怪的組合,比如羅馬教皇與法蘭克人的聯盟。可見世界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況佛教與中華文明並非沒有相通之處。實際上從宗教的角度看,文明無非四種:一神、多神、泛神、無神。多神教很難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雖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條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實質上是泛神論者,原本並沒有堅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當然,如果他們之前已有一神傾向,也不妨順水推舟地改宗更為純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華人的態度卻是模稜兩可含糊其詞的。你可以說他們無神,因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樣,也不妨稱其為多神和泛神,因為這些崇拜對像具有神性,能夠賜福於子孫後代和芸芸眾生。正是這種不確定,使雙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間和餘地,難怪能夠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勢必產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實上,從中國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為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跟儒家學說等等一起漂洋過海的,這裡面當然也有禪宗一份功勞。

但,禪宗也讓我們錯失良機。

作為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玄奘留學印度十七年,糅合十家學說編譯而成一部《成唯識論》(簡稱《唯識論》)。圖示書影為明萬曆海寧陳瓛重刊本。

機會是佛教帶來的,玄奘法師取回的真經其實包含著中華文明稀缺的資源,這就是作為印度哲學「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識、智慧、學問,比如聲明就是音韻學和語言學。因(Hetu)則是推理依據,所以因明就是邏輯學和認識論。認識論又叫量論,研究對像則是現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覺知識和推理知識。[34]

可惜最後被欣然接受的卻主要是聲明。它被運用到文學創作中,由此產生了格律詩。因明卻很少有人知道,因為禪宗的主張是頓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麼邏輯推理?[35]

於是連同因明背後的科學精神也被拒之門外。事實上遍檢禪宗的公案和機鋒,你會發現那更多的是抖機靈,而非愛智慧。要知道,智慧和愛智慧可是兩回事。沒有希臘人那樣對智慧的愛,最後就只會剩下文字遊戲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屬於地中海,科學精神屬於雅利安,因明在本質上是西方的。所以這一次的擦肩而過,就給我們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遺憾。因為技術進步可以依靠勞動人民,科學研究和國民教育卻只能依靠知識階層。如果知識階層集體地對邏輯推理不感興趣,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就實在堪憂。甚至就連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禪宗負責。試想,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遊街示眾等等,不也頗有禪意嗎?

看來,反思是必須的,卻又只能留待將來。

現在可以做總結了。似乎可以這麼說:自從隋煬帝打通南北大運河,穆罕默德在麥加得到天啟,世界就進入了洗牌的時代。洗牌風起雲湧地延續了好幾個世紀,從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國,日耳曼蠻族成為歐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風橫掃歐亞大陸,奧斯曼土耳其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為千年帝國落下帷幕。

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這浪潮激盪的歲月,中華文明一方面與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聯繫,另方面則按照自身的趨勢走向巔峰。燦爛輝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時代。之後,是盛極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華帝國由擴張而收縮的轉折點,則正是看似與禪宗無關的怛羅斯戰役和安史之亂。

於是就有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什麼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紀,卻反倒是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的黃金時期?為什麼這兩大文明,後來會有不同的道路?為什麼禪宗的興起,也會成為歷史的分水嶺?其中奧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這些問題,又必須先看武則天。

本卷終

請關注下卷《女皇武則天》

[31]關於吠陀的本義,請參看(法國)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關於婆羅門教的三大綱領,請參看黃心川《印度佛教哲學》。

[32]請參看(法國)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綱》。

[33]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宗教卷》,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

[34]佛教五明是:聲明、工巧明(歷算和工程技術學)、醫方明(醫藥學)、因明、內明(佛學)。

[35]實際上佛教的邏輯學和認識論仍然對中國學術產生了影響,比如王夫之就曾使用現量和比量等概念,這裡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