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暴露出問題的，是青苗法。
平心而論，青苗法的設想並不錯，考慮也算周全。按照熙寧二年九月條例司頒布的規定，農民貸款是自願的，地方政府不得強行攤派。還貸的時候，願意還錢就還錢，願意還糧就還糧，還糧按照市場上的平均價格計算。如果遇到自然災害，允許在下一個收割季節再還，不得催要。[50]
可惜執行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
首先是明令禁止的強行攤派在各州縣盛行，以至於朝廷不得不在青苗法實施三個月後就再發詔令，要求巡視員認真檢查，發現違令官員立即通報。然而話音剛落，第二個月就接到河北安撫使韓琦的報告，強行攤派屢禁不止，就連根本不種地的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借這種農業貸款。[51]
神宗想不通。他問司馬光，問題出在哪裡呢？他聽到的普遍反映，都認為青苗是良法，只是用人不當。
司馬光說：依臣之見，法亦不善。
宋神宗說：已經三令五申不得強貸了呀！
司馬光說：巡視員卻在暗示地方官攤派。開封境內十七個縣，只有陳留嚴格執行自願貸款的原則，結果沒有任何人來借錢。其他縣貸出那麼多款，不攤派怎麼可能？[52]
那麼，地方官又為什麼要頂風作案呢？
很簡單，就因為他們是地方官。在帝國體制下，地方與中央是上下級關係。因此，青苗貸款在中央是政策，到了他們那裡就是政績。他們也很清楚，雖然宋神宗和王安石都說貸款不能勉強，其實內心深處是希望青苗法成功的。成功的標誌當然只有一個，那就是貸出很多錢收回很多利，民眾還表示感恩戴德，只不過後者可以造假，前者必須當真。
這就不能由著民眾自願。相反，越是不想借錢的，反倒越要逼他們借，因為不想借錢的都是大戶人家。按照條例司的規定，一等民戶的貸款額度是五等的十五倍。相反，貧戶則不但借錢少，還貸能力也低，中央又規定不得虧損。那麼請問，地方官的眼睛該盯著誰，不強行攤派又怎麼成？ [53]
立法本身也有問題，比如貧下中農貸款必須由地主富農做擔保，或者領銜。這當然是為了保證官府能夠收回本金和利息，對於地主富農卻是無妄之災。過去，他們可以借錢給貧下中農穫取利息，現在反倒要替他們背債，請問誰會心甘情願？也只好要求他們「奉旨貸款」了。[54]
何況條例司還口是心非，各地的貸款也有指標。儘管從理論上講，指標由地方上自己確定，但是不想表功邀寵的又有幾個？熙寧四年十月，就有個地方官不顧實際情況報了四十萬，幸虧被有良知的副職奏請皇帝制止，這才沒害得當地民眾傾家蕩產。即便如此，王安石還是派人前去質問青苗錢為什麼貸出去那麼少。那位已經升任正職的官員回答：不是規定民眾自願嗎？他們不願意，難道可以強迫？[55]
王安石無言以對，只能暗暗切齒。
遭遇災年延緩還貸的規定也沒有得到執行。熙寧七年旱情那麼嚴重，催款官吏卻仍然似虎如狼，民眾要繳納的除了青苗債，還有免役錢。如果不是鄭俠獻圖，使皇帝下達暫停追繳（權息追呼）的詔令，不知多少民眾要家破人亡。[56]
不乏可取之處的政策，就這樣變成惡魔。
然而根本原因卻是司馬光沒有也不可能看到的，那就是政府做了不該他們做的事。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由多家可以競爭的商業銀行來發放貸款，又有司法獨立的民事法庭解決糾紛，朝廷不過宏觀調控，事情會這麼不可收拾嗎？
可惜，商業銀行和司法獨立，當時都不可能。
市易法的問題也一樣。
前面說過，所謂市易法，就是國家控制商品流通；所謂市易務，則是國家百貨總公司。問題在於，百貨公司即便可以國有也可以官辦，但那也只能是企業不能是衙門。王安石和呂嘉問的市易務卻不但是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機構，還同時是企業和銀行，可以向商人發放抵押貸款，利息也是百分之二十。這就等於是一個人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還當觀眾，完全是胡來。如此違背經濟規律和管理原則，不妨礙經濟發展，不弄得罵聲一片，才是咄咄怪事。
王安石卻死不悔改。
執迷不悟也不奇怪，因為他崇尚國家主義，當然會相信政府萬能。熙寧二年七月，王安石推出了均輸法。這是他的第一項改革，核心內容則是將宮廷和衙門需要的用品，由地方供奉改為官方採買。原因是老辦法太混亂，要用的東西送不來，沒用的又堆積如山，地方上負擔也重。代理開封法官的蘇軾卻不贊成。他說，由官員用公款購買物品，肯定會不是名牌不買，沒有回扣不買，還能指望節約開支？ [57]
這才真是清醒的認識。
可惜，蘇軾並未能一句話點醒夢中人。王安石的夢實在太宏偉也太美好，為國為民，堪稱菩薩心腸。為此，他不惜霹靂手段，哪怕哀鴻遍野，地主富農和中小企業破產。
現在，似乎已經可以總結出王安石變法四大問題：國家主義、政府萬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嚴重後果，則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才建設起來的政治文明、商業文明和社會文明不同程度受到衝擊，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徽宗的亂政和亡國。事實上，從熙寧變法到靖康之難不過五六十年，頃刻間便山河破碎，可謂慘不忍睹。
這當然是只能從長計議的話題。要說的是，王安石變法四大問題暗含著一種傾向，那就是專制主義，或者走向專制的可能。因為崇尚國家主義，相信政府萬能，就難免從集權走向專制。儘管在熙寧年間，這還只是苗頭，這苗頭也要到忽必烈他們把兩宋文明徹底摧毀之後，才會在朱元璋父子的鮮血澆灌之下長成參天大樹。當然，是別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難辭其咎。他的兒子王雱不是揚言要把韓琦和富弼的人頭掛在街上嗎？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堯舜處死了鯀嗎？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發著法西斯的味道嗎？凡此種種，請問離專制主義又有多遠呢？
留下的教訓，更是慘痛而深刻。
毫無疑問，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變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這讓他贏得了崇高的聲譽和許多同情，儘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還很廉價。幸運的是，王安石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要以為改革就好，還要看為何改革，為誰改革，怎樣改革。如果沒有想清楚這三個問題，那就只能算盲動；如果像王安石那樣弄錯了答案，更得嚥下苦果。
另一個教訓便是應該怎樣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無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時還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權力，還要用這公權力來實現理想，就有可能變得恐怖和必須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來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於認識科學決策正確，社會理想的實現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識和踐行。一旦動用公權力強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劇。
問題是，以當時的情況，王安石不改革，行嗎？改革而不動用公權力，不依靠政府部門，行嗎？也不行吧？
這恐怕就是更深層次的悲劇了。是的，中華帝國發展到兩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達了頂峰，另方面是整個體制和機制都出了問題。結果，不改則爛，變法則亂，改革和糾偏用力過猛則亡。何況北方還有人虎視眈眈，先是女真，後是蒙古，他們可不是已經變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薩。
風蕭蕭兮易水寒，喪鐘已在刺骨的寒風中敲響。
宋，將漂浮在水面上，淹沒在大海中。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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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見楊仲良《紀事本末》卷六十八青苗法上、《宋會要輯稿·食貨》、黃以周等《拾補》卷五熙寧二年九月丁卯日條。
[51]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熙寧三年正月乙卯日條、二月壬戌日條和癸亥日條。
[52]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熙寧三年三月己亥日條。
[53]以上規定見《宋會要輯稿·食貨》。
[54]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黃以周等《拾補》熙寧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條。
[55]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八熙寧四年十月庚申日條。
[56]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熙寧七年四月辛未日條。
[57]見《宋史·食貨志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