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狐仙」、「長仙」之類為主流的「四大門」信仰,可以說是漢族民俗宗教的一種形態,或許還是其典型的形態之一。本文的研究說明,「四大門」之類的信仰是在漢文化深厚及悠遠的背景之下生長及成熟起來的,同時還應指出的是,鄉民社會的人們具有將各種來源不同甚或不同屬性的要素綴合起來,以便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裡建構出民俗宗教的能力。
據日本學者赤松智誠和泉靖一早年的調查(75),赫哲族的薩滿在治病跳神時所請的神,主要就有「胡仙」、「黃仙」和「蟒仙」等。此外也有證據表明,在滿族及達斡爾族等少數民族的薩滿教文化裡,可能也滲進了類似「四大門」信仰的一些因素。儘管「四大門」信仰的確具有薩滿教的一些屬性,但若仔細分析,集中在中國北方各地的以信奉「狐仙」、「黃仙」或「長仙」等為典型特徵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態卻也自有其流脈傳承,其與所謂「巫儺文化」和「薩滿文化」兩個譜系(76)的關聯,尚有很多不大清楚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諸如清宣統三年石印本的《西安縣志略》、1919年龍江印刷局鉛印本《龍城舊聞》、1920年鉛印本《璦琿縣志》、1920年哈爾濱鉛印本《呼蘭縣志》、1931年鉛印本《義縣志》、1933年黑龍江通志局鉛印本《黑龍江志稿》及1934年鉛印本《莊河縣志》、1948年鉛印本《海龍縣志》等等,我們從眾多地方志的片段記載來看,「四大門」或「五大仙」之類的信仰,確實曾與各地的薩滿教傳承發生過密切的糅合及深刻的互滲關係。在這些志書所反映的各個地方,既有信奉「胡大太爺」、「胡三太爺」、「黃三太爺」,將其供於家中的情形;又有「神之所托」,多為狐、黃、白、柳、虺五種的情形;還有將大仙的種類擴及「水獺」、「狼」、「龜」等其他野生動物的情形。既有漢族式的「燒太平香」,又有滿族式的「跳太平神」,還有以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77)為期的「跳神會」或「大神節」。對於所有這些不盡相同的體現,我們既應在各自地域的生活世界中予以理解,也可以像本文也試圖展示的那樣,將其在歷史性的考察和地域研究的比較中予以把握。(78)
「四大門」之類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經常會被指斥為「迷信」與「淫祀」,「知識階級」不信,「巡警不時捕治」(1921年石印本《鳳城縣志》),儘管如此,它們「暗中仍屬不少,鄉間尤多」(1926年鉛印本《雙城縣志》),這說明此類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乃具有非常頑強的生存及變通能力。差不多在綿延斷續地時隔近一個世紀之久的今天,我們仍可發現其蛛絲馬跡,在個別地方甚或還能見到其較為完整的形態或體系。回顧歷史,環視現實,研究「四大門」之類民俗宗教的課題,其學術及實踐的價值確實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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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題「四大門:北方民眾生活裡的幾種靈異動物」,系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ISA)工作論文(2000.006);後作為與會論文提交給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田野中的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2月18日,廣州),並收入王建新、劉昭瑞編《地域社會與信仰習俗——立足田野的人類學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23—353頁。
(2) 這批論文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3) 楊坤:《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六輯,1948年,第92—102頁。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巴蜀書社,1995年,第261—262頁。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1—252頁。
(4) 李慰祖:《四大門》,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學士畢業論文,1941年。
(5) 周星:《人類學者的「知識」與訪談對象的「知識」》,周星、王銘銘主編:《社會文化人類學講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9—287頁。
(6) 顧頡剛編:《妙峰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印行,1928年。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
(7) 呂威:《民國時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
(8) 周星:《漢族民俗文化中的諧音象徵》,《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1期。
(9) 李慰祖:《四大門》,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學士畢業論文,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