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3日，前東德組成了五個新的聯邦州與西德合併，版圖擴大後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了一個嶄新的國家，重心向西側傾斜。儘管之前的西德基本決定了兩德統一的條件，並為統一後的德國設定了基本的憲法和制度框架，但此時的德國已經和西德有了很大差別。德國各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已不再整齊劃一，隨著共產主義政權的失敗和冷戰的兩極世界的結束，國際局勢也發生了巨變。由於諸多原因，以柏林為首都的新共和國代表著德國歷史進入了新階段。
但事實上，在統一的時刻，樂觀的民眾並沒有料到，將垮台的共產主義國家併入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這一前無古人的嘗試所造成的混亂，要比他們想像中大得多。西德人也沒有預料到，他們必須承擔巨大的重建成本，找工作面臨的競爭越來越大，失業率不斷攀升，等等。由於東德基礎設施的現代化需要資金，稅收也越來越高。古老、富裕、沾沾自喜的西德本可以緬懷過去，然後宣佈自己是第一個「後民族的民族」，但這時卻發現不光是歐洲舞台，連世界舞台都需要德國的積極參與。而短期內，隨著西德人進入東部的聯邦州，並按照西德的標準重組東德的政治和經濟結構，東德人發現自己被捲入了更大的混亂中。
最初，資本主義經濟對東部的聯邦州產生的影響主要在就業以及生產、財產的私有化領域。由於引入了西部的工資和物價體系，世界市場帶來的激烈競爭令效率低下的東德企業難以承受，這些企業的生產設備極度落後，現在還要支付高昂的人工費用，根本難以為繼。很快，失業率就大幅攀升。婦女失去了政府補貼和企業創辦的兒童保育設施，再加上國內分工背後根深蒂固的性別觀念，女性受到失業率上升的嚴重影響。同樣受到影響的還有中年人，他們離退休尚早，而接受培訓、掌握新技能又太晚。另一方面，許多年輕人卻有了新的機會接受教育和培訓，發展事業。政府對財產採取歸還而非補償政策，成立了信託機構，將原先被東德徵用、成為「國有」的私人財產返還原主或合法的繼承人。這個政策導致了無數的財產爭端，將大量的東德人從多年苦心經營的住所和土地上趕了出去。由於諸多原因，向西的移民潮還在持續，人們到西德尋求更好的生活和就業環境，東德的人口持續減少。
在這投資和重建的十年裡，儘管一些人在經濟上受到了嚴重影響，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存活下來的東德產業大多數成功「優化」，破舊的住房煥然一新，鐵路等基礎設施得到了重建，交通方式實現了現代化，西德消費市場向東擴展。雖然1990年的東德看起來可能比30年代的德國還要破舊，但到了21世紀早期，前東德的許多地區表面上已經和大部分的西德地區沒什麼兩樣了。市中心基本翻新過，在嶄新的牆面間偶爾會看到衰敗、廢棄或半舊的大樓，這時才會讓人注意到，這些改變不過是在朝夕之間。在更小的市鎮和村莊中，大多數住房剛刷上灰泥和白色塗料，鵝卵石街道也換成了柏油碎石路，東德完成了物質的轉變。年代較遠的樓房牆面在1945年以後曾經一直存留著戰爭時期的污跡，但這些污跡在這一時期也被迅速清除了。他們還在社會主義新鎮的荒涼住宅區內設置了新的便利設施，西德的車輛在街道上隨處可見，空氣裡也沒有了褐煤的煙塵和「特拉比」（Trabi）牌老爺車的尾氣。
統一後的新首都柏林的重心逐漸東移。亞歷山大廣場和菩提樹下大街一帶越來越熱鬧，曾經單調的共產主義首都反而更像「中心」了。相比之下，西柏林動物園火車站附近的選帝侯大街則漸漸失去了人氣，一排商店顯得越來越俗氣。原本屬於無人區的柏林牆沿線，開始了驚人的修建計劃。這道傷口是國家分裂的最明顯印跡，如今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跨國娛樂產業的摩天大樓、波茨坦廣場的大企業、貝爾維尤宮總統府附近新設計的政府總部、完全恢復後的德國國會大廈，以及在城市快捷鐵路通往波茨坦沿線的格裡博尼茨湖附近、先前的死亡地帶上建起的簡樸樓房和家庭住所。只有柏林牆殘留的混凝土磚矗立在那裡，提醒著人們過去發生了什麼。對於那些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來說，他們根本無法想像腓特烈大街車站這一跨境關口究竟見證了怎樣的人類情感，荒涼的等候區、安全警察亭和保安辦公室，變成了鞋店、手機和電子產品商店、報刊經銷商和雜貨店，美化後的新車站更像是現代的西部機場或火車站。史塔西高官埃裡希·梅爾克（Erich Mielke）的辦公室變成了博物館，因此位於諾曼大街的前史塔西總部看起來也沒那麼可怕了。就這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印跡在柏林變化了的環境中漸漸隱去，它們與第三帝國、魏瑪共和國、輝煌的帝國時期、骯髒的工業化時期的歷史遺跡，以及18世紀普魯士王國柏林的偉大時代的建築和雕塑一起，爭奪著人們對於歷史的關注。即便是那些有親身體驗的人，要記起剛被抹掉的過去，也需要努力地回想，或是到偏遠的、常被忽視的地區遊歷一番。
儘管如此，德國統一後，東部地區的新外表還是掩飾住了東西德民眾之間的差別，雖然這些差別在漸漸縮小。一開始，一個廣為流傳的笑話將兩者的差異總結為「東德佬」（Ossis）和「西德佬」（Wessis）。西德人之間充斥著爭強好勝的個人主義，而東德人則有更強的集體傾向，認為應當由國家提供公共服務及福利支持。民意調查和社會學研究也證實了這些隨意的觀察結果。他們的婚姻與交友模式常常築起一道看不見的社會心理的「柏林牆」。東德和西德人在文學和電影作品上的爭議也反映了兩者的不同，民眾討論此起彼伏。這些作品包括克裡斯塔·沃爾夫的後革命短篇小說《何去何從》（Was bleibt），這部作品完成於十多年前，稍微潤色後就出版了。還有試圖將獨裁「描繪為無害」的幽默小說和電影，例如布魯西格（Brussig）的《像我們一樣的英雄》（Helden wieWir）和《太陽大道》（Sonnenallee，這條街道曾橫跨了柏林牆）。
對歷史的解釋也會牽涉政治和道德。東德被稱作是「第二個德意志獨裁政府」，而許多西德政客和媒體常常過於尖刻地批評東德。奇怪的是，這居然導致了許多東德人開始至少在某些方面，自相矛盾地懷念起了他們曾經參與推翻的政府。人們譴責「極權主義的獨裁政府」，並將東德政府和納粹相比，這讓許多東德人感覺自己從前的生活和記憶在某種程度上遭到了扭曲，甚至徹底的否定。新德國議會想要調查東德獨裁的性質和後果，於是在20世紀90年代成立了專案調查委員會進行長期調查。專家的證言和激烈的辯論使討論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如何闡釋、「克服」這段剛剛過去的歷史成了核心問題。要想審理東德的主要領導人是相當困難的。但對史塔西的非正式僱員（Stasi IMs），或民間線人的大範圍政治迫害的審理卻相對容易。與東德政府有任何形式的瓜葛並成為其「共犯」者，就會失去工作和事業前景。相比之下，罪惡滔天的納粹政權雖然背負著種族屠殺和世界大戰的罪責，但1945年垮台後，其「隨大流者」（Mitlaufer）卻受到了十分仁慈的處理。20世紀90年代另一個討論的主題就是納粹時期。那一時期的許多事件引發了公眾的爭議，例如，一次展覽展出了德意志國防軍參與納粹暴行的證據；有人提議在柏林建立大屠殺紀念碑；還有，丹尼爾·喬納·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聲稱，德意志人民長期懷有「排猶主義」，並認為這是解釋大屠殺的關鍵。德國人對這個更為遙遠的「還未過去的過去」[1]痛苦不堪，這使原本難解的德國歷史以及統一後德國人對新國家的認同過程變得更加錯綜複雜。
統一後的頭十年，這些經濟、文化、政治上的混亂對德國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早期，起初最大的問題就是右翼激進民族主義的復興。80年代，共和黨和德國人民聯盟（Deutsche Volksunion, DVU）等右翼政黨已經在地區選舉中小有成就。但如今，兩德統一似乎導致了東部地區種族偏見問題的頻發。針對個人的種族暴力時有發生。早年在東部的霍耶斯維達（Hoyerswerda）和羅斯托克（Rostock）、西部的索林根（Solingen）和默爾恩（Molln）等均發生過有組織的針對外國人的攻擊。這些暴力事件給人們敲響了警鐘，各方擔心，隨著統一民族國家的復興，偏激的民族主義也會隨之燃起。不過，和20世紀30年代不同，政府堅決反對並嚴肅處理了這些草根階級的種族主義事件（儘管在某些事件中，當地警方和旁觀者的反應有些遲緩）。同時，許多德國民眾也表達了他們的反對意見，於是，早先對極端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復興的擔憂似乎成了空穴來風。20世紀90年代，德國甚至修改了嚴格的公民法，讓長期居住在德國的「客籍工人」及其子女更容易申請到公民身份。
德國政治還受到了選民特徵變化的影響。在東部的聯邦州，民主社會黨（PDS, 由德國統一社會黨更名而來）在一些地區，尤其是西柏林獲得了重大成功。民主社會黨代表著東德人的地區利益，這些東德人因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而十分不滿。過渡時期在東西德地區設立的「單獨的票箱」選舉方式遭到廢除，1994年大選後，自民黨發現自己也成了西部地區的政黨，選票少得可憐，而隨著東部聯邦州新選區的加入，自民黨就開始掙扎在5%的競選門檻上。另外，對於基民盟的「統一總理」科爾來說，20世紀80年代柏林牆的倒塌拯救了他的政治生涯，但在90年代，由於又一次在政黨財政問題上牽扯不清，有受賄嫌疑，他遭到了選民的批評。於是，1998年的大選歷史性地產生了社民黨和綠黨的聯合政府，由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oeder）擔任總理。雖然新任總理格哈特·施羅德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問題，基民盟也在到處尋找在政治名望上能與科爾相提並論的後繼者，但施羅德和「紅—綠」組成的聯合政府還是在2002年的大選中緊握住了最高權力，而這背後的主要原因，就是國際形勢的快速變化。
「鐵幕」的瓦解是德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變化的原因之一。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隨後，1990年前就已經開始的歐洲一體化進程繼續拓寬和深化。《申根協議》（Schengen Agreement）簽訂後，簽署國之間幾乎沒有通行障礙，邊境管制基本廢除，只有當跨境人存在走私、恐怖主義、毒品交易或非法移民嫌疑時才會被搜查。新的歐洲共同貨幣——歐元的引入，不僅標誌著21世紀的開端，還將歐盟成員國的經濟聯繫在了一起。一些歐盟成員國，尤其是英國還保持著自身與歐元的距離。儘管歐洲隧道公司真的在海平面幾千米以下的地方挖隧道，英國也不再是孤獨的島嶼，但它還是既不簽署《申根協議》，也不加入歐元區。而統一後的德國與法國卻是其中的先鋒，許多人認為這加快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甚至是某種歐羅巴合眾國的雛形。
雖然規模不同，所處的世界歷史背景也不一樣，但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某些進展的確與19世紀早期德意志邦國之間和邦國內部的發展有些相似。不過，在「海關聯盟」發展起來之後，二者就無法比擬了。雖然普魯士在1870年普法戰爭時提出了聯合的外交政策，並於1871年統一了「小德意志」帝國，但這和可能聯合起來的歐洲在21世紀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國際危機（如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中，剛剛統一的德國被迫驚醒，手足無措地開始承擔新的國際責任，但到了十年後，即2002—2003年的伊拉克危機時，情況就相當不同了。儘管國內經濟問題頻發，失業率不斷上升，但施羅德之所以在2002年的大選中獲勝，部分原因就是他利用了德國人民的和平主義，民眾對兩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再清楚不過了。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忙著恢復並加強與美國的政府間的特殊關係，即跨大西洋聯盟，西班牙在某種程度上也支持英國的這一舉動。而德國卻和法國一起，認為這場戰爭看起來毫無必要，堅決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
21世紀伊始，世界格局已經和幾十年前大相逕庭。恐怖組織在2001年9月11日（後來稱之為「9·11」事件）對紐約和華盛頓發起的自殺式攻擊，既開啟了新時代，也象徵著這個時代國際局勢的不穩定，人們對宗教激進分子和軍事的不穩定產生了擔憂。曾經，兩個超級大國將世界分為兩半，冷戰的危險和威脅可以預計。但如今，多極的世界更加危險、反覆無常，新的意識形態和宗教矛盾的爆發點無法預測，政治壓迫長期持續，貧困地區的健康與疾病問題頻發，富裕與赤貧的對比鮮明。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儘管新德國日益多元化，但德國人還是在越發久遠的痛苦歷史的警示下，以新的和平主義和後民族主義的態度，努力克服冷戰遺留下的各種國內問題。
[1]這一說法是由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史學家激烈爭論時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