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釋兩德在這一時期相對穩定的發展？顯然，部分是由於國際格局的變化。歐洲已經不同於它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模樣，它不再是強大、擴張主義、帝國主義國家聚集的地方。相反，它被分成了東西兩半，分別由兩個超級大國，即美國和蘇聯主導。德國發起的兩次世界大戰將美國捲入了歐洲事務中，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將德國變成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陣營的領導國家之間互相爭鬥的卒子和前線。不過，僅僅從國際格局的角度來解釋這一時期的德國史是遠遠不夠的，國內因素也同樣重要，尤其在解釋為什麼共產主義的東德在1989年以前比鄰國波蘭或捷克斯洛伐克要穩定得多，或者，為什麼西德的議會制民主比戰後意大利的政治體制更不容易產生危機的時候。本書將首先探討兩德政治體制的一些具體特徵。
西德的民主制（以及1990年德國統一後的民主制）在憲法上很有特點。投票制混合了比例代表制和選區代表的簡單多數制（firstpast-the-post），每個選民有兩張選票，一張投給獲得提名的候選人，一張投給黨派。第一張選票以英式投票制選出選區代表，第二張給黨派分配議會席位，議員則按照之前寫好的黨內名單順序獲得席位，席位數量根據黨派獲得的選票比例而定，按規定，得票數至少要達到總數的5％才有席位。這個「5%規則」是為了保證小黨難以獲得面向全國的平台—防止出現納粹當時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那的情形—同時保證選舉後不會有過多的黨派互相商議，甚至成立不穩定的聯合政府（這也是魏瑪民主的問題之一）。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方法看起來十分奏效。小黨在20世紀50年代漸漸合併，緊接著，兩黨制的格局形成，較小的自民黨成為第三大黨，平衡了兩大黨之間的權力。這些方法也有不奏效的時候，例如，20世紀80年代，綠黨（the Greens）在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中獲得了席位；1989年春，右翼共和黨在柏林市的選舉中獲得驚人的成功，並從1990年起，得到了上議院或德國聯邦參議院的席位。
共和黨一直沒有越界。聯邦德國憲法到現在為止還對黨派性質有所限制，有一則條款專門用於杜絕「反體制」政黨的擴張，以防止出現魏瑪民主的悲劇。1952年，右翼的社會帝國黨（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遭禁，1956年，德國共產黨遭禁，其原因在於他們的根本目標對民主憲法造成了威脅。但20世紀60年代，一個新納粹主義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NPD），以及改革後的德國共產黨（DKP）卻獲得了許可。1972年頒布的《懲處激進分子法令》[1]試圖進一步保護西德的民主制，禁止那些觀點、活動和所屬黨派對憲法造成威脅的個人擔任公務員，其中不僅包括英國人規定的公共職務，還包括教師、郵遞員和列車長等定義更廣的公職範圍。許多批評者認為，這個方法雖然是為了保護民主制，但本質上卻嚴重侵犯了人們的民主權利，比如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部分由於20世紀70年代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增加，警察的監視技術提升了，造成人們的束縛感增強，尤其是大學生，擔心在政治的示威遊行中被記錄下來，並可能影響到他們未來的就業等。
西德的政治體系還有其他的憲法條款是為了避免魏瑪民主的缺點而設計的。總統的權力比魏瑪時期的代理皇帝要小得多，他只是形式上的國家首腦。另外，總統不是由公民直接選舉的，而是由議員通過投票機制選出來的。這一點反映了同盟國對德國人的不信任，他們不願在戰後給德國人太多的對自己國家「民主制」的決定權。所謂的「建設性不信任動議」是為了杜絕聯邦德國政府像魏瑪共和國時期那樣缺乏實權，各屆總理無法獲得議會的大多數支持，最終只能利用總統法令來實施立法。
雖然聯邦德國的憲法非常重要，但還存在著其他因素在解釋西德民主制的穩定上也同樣重要。其中最關鍵的毫無疑問是西德經濟的成功，這種成功幾乎是頃刻間取得的。其他因素則與政黨性質的變化，以及特定的經濟利益集團和政體關係的變化有關。很明顯，戰後的政治自由起初被同盟國限制了，但正如上文所述，部分是由憲法條款所決定的。不過，政黨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式與納粹前的德意志政黨有較大不同。一方面，借用英國工黨的形容詞，基民盟和基社盟發展成為相對「寬泛的教會」，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還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前納粹黨的成員（阿登納甚至將他們納入了內閣）。另一方面，社民黨在1957年大選慘敗後，進行了激烈的改革，並在1959年召開的巴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大會上，無情地拋棄了它多年以來引以為豪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空泛言辭。社民黨以包容萬象的人民黨姿態，試圖與基民盟和基社盟競爭，它積極爭取各行各業的支持，並提出了對資本主義採取溫和人性的政策，而非激進的社會變革。儘管兩大黨具體政策有些不同，比如20世紀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對東方政策的意見，以及80年代面對經濟衰退所採取的措施，但他們的政見總體上趨於一致，在對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管理方式上都表現得較為溫和。這和納粹前的德國激進的在野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外，軍隊在德意志帝國和魏瑪共和國都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在1956年後，新的軍隊卻有了不一樣的位置。現在，它必須服從議會的命令，而無法獨立行使自己的權力了。
魏瑪共和國和西德，在經濟利益集團的政治傾向上也有著很大的差別。魏瑪共和國時期，一些經濟界人士認為民主政體是有損於他們的經濟利益的。與此相反，西德特殊的集團主義在僱主看來則基本是令人滿意的，幾大利益集團在幕後協商，許多政治決策就以這種方式發展成型了。這些利益集團包括代表僱主方的德國工業聯盟、德國僱主協會聯合會、德國工商聯合會，以及代表工人方的德國貿易聯合會、德國僱員聯合會、德國公務員聯合會和一個強大的農業遊說集團。一些批評家譴責西德的集團主義，認為這並不是一種很民主的方式，因為它讓有效的決策產生在了議會之外。其他分析家則認為，這是一個達成政策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在正式立法之前就讓各方參與協商，互相讓步，並最終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政策。另外，西德的經濟相比魏瑪時期要好得多，這也是經濟精英能對波恩民主制盡心盡力的重大保障。
西德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主呢？人們普遍認為，同盟國在去納粹化和再教育上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經常產生相反的效果。20世紀50年代，民眾基本缺乏政治傾向，還有人頑固不化地繼續支持君主制和右翼。一開始，人們出於對實際利益的考慮，支持看上去「揚善」的體制。但漸漸地，就發展成為對民主體制的支持。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在許多德國人眼中，物質基礎要比政治自由重要得多，雖然他們也覺得自己應該可以做到兩全其美，但畢竟他們生活在西德而非東德。於是，民眾的政治參與大多局限於履行公民義務，大選時的投票率很高，尤其是和專制政體也能和諧相處。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傾向開始變得更為激進，「公民自發組織」（citizens initiative groups）遍地開花，最終綠黨成立。不過，這並不能概括為「西德的政治文化」，否則就太過一概而論了。無數亞文化群體也在活動，右翼運動持續進行，並不斷推陳出新（比如共和黨），這對左派參與式民主的推廣造成了壓力。不能簡單地把政治傾向視作「國家再教育」的過程，實際上它也是民眾對現狀的反應不斷變化的表現。從早期對戰後經濟奇跡的積極態度，到對外籍工人引發社會壓力的消極回應，這些反應多種多樣。政府和公民永遠不能對政治體制的運作感到過度自滿，相反，必須長期對邊緣潛在的異見和不滿保持警惕。
共產主義東德的政治發展模式自然與西德相距甚遠。西方人總是將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混為一談，認為它們都是「極權主義」的一黨制國家而不予理會。比起匈牙利或波蘭來說，東德不太注重改革，因此常常被認為是非常僵化的國家。雖然本書無法否認東德的確限制了一些人權和自由，比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移居自由，但實際上，東德的政體比一概而論的標籤指向要複雜得多。為了瞭解烏布利希和昂納克時期東德政治的特點，我們必須首先分析其形式上的政治結構，並思考各功能的互相作用。
儘管表面看來，東西德1949年制定的憲法有許多相似之處，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真正的政治差異越來越明顯，分歧也越來越大。前文已經提到，東德廢除了邦和上議院。1960年，在第一任東德總統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去世後，一個集體式的國家首腦，即國務委員會（Staatsrat），代替了總統的位置。1968年和1974年制定的新憲法也囊括了其他對原憲法的修改。這兩部新憲法記錄了東德社會政治的改變，以及東方政策實施後東德國際地位的變化。1968年制定的憲法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置於「領導地位」，規定所有行為都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從而束縛了許多原憲法規定的「中產階級」的自由。這些基本限制十分嚴格，並由統一社會黨制定。東西德關係緩和後，1974年的憲法試圖勾畫一條「文化界線」，來定義出屬於東德的「國民身份」，並淡化任何「德國」的概念，以及與「全德國」（all-German）相關的一切。憲法還強調了東德與蘇聯的緊密關係。
很多人以為，在共產主義國家，「黨」和「政府」基本是一個意思。即使它們是兩個組織體系，人們還是認為政府是在共產黨的領導和命令下運作的。雖然這個觀點大體上是對的，但還是有點將問題簡單化了。東德的政府和黨都是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組織的。統一社會黨的政治局和秘書處擁有最高權力，下一級就是規模較大的中央委員會，然後是各級行政區的黨組織。最底層的是基層單位。基層單位通常根據工作單位，或住宅地點進行組織。統一社會黨既是「群眾」黨，也是「幹部」黨。除了一部分受過訓練、忠實的黨內積極分子，還有大量順從的黨員。20世紀80年代早期，東德成年勞動人口的1/5都是統一社會黨黨員。雖然基層黨員也會互相協商、交流政見，但最終還是上層做出決策，並在各級予以實施。與很多其他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不同（比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紀50年代烏布利希發動的黨內清洗過後，直到1989年革命，德國統一社會黨內很少有明顯的分裂意向。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統一社會黨對外基本是鐵板一塊，這也可以說是這一時期東德政治相對穩定的主要原因。不過，在黨內處於較低地位的黨員，其對統一社會黨的忠誠及懷疑程度因人而異。20世紀80年代，隨著領導人昂納克的年老，以及戈爾巴喬夫對蘇聯的改革政策的實施，東德總統接班人問題越來越複雜。許多地方黨員私底下都希望局勢能夠得到改變。
東德政府內也存在著嚴格的等級制度，國務委員會只是形式上的首腦，真正掌握政府實權的是部長會議。占重要地位的是處理各項經濟和國防事務的部門，當然還有國家安全部。主要負責監視國民和鎮壓反對派的國家安全警察[或稱史塔西（Stasi）]在幾年內呈幾何級數的增長。在烏布利希辭任統一社會黨總書記職務後，國務委員會的一些權力移交給了部長會議，因為他還保留著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重要的黨員同時也是國務委員會的成員，這樣他們就能夠在國際場合正式代表東德。議會，或稱人民議會（Volkskammer），極少舉行會議，基本只是正式批准並公開上層制定的政策。中央制定的決策和計劃會告知各級地方政府，讓他們執行。雖然我們從這個解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東德的政治體制下，統一社會黨基本主導了政府機構，但這並不代表著黨和政府就是一個概念。20世紀50年代，統一社會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來改革政府結構，以適應黨的需要，提高官僚行政效率。在東德歷史上，儘管政府官員體制從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開始已經穩定下來，但把中央決策轉為地方政策一直困難重重。一些人士分析說，20世紀80年代早期，政府結構和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執政黨的結構和目標，官僚中不同領域的「專家」能夠幫助確立政治議題，並設立切實可行的政治目標。很明顯，雖然執政黨和政府的關係非常緊密，但它們並不是同一個東西，在不同的時期，兩者的平衡取決於議題及成員性格的不同。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執政黨和軍隊之間有過一些小小的摩擦，比如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波蘭，或是20世紀80年代晚期的南斯拉夫。但東德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其執政黨和軍隊的領導人似乎有相同的目標，關係十分和諧。
東德原則上並不是一黨制國家。除了統一社會黨之外，還有4個小黨：基民盟、自民黨、民族主義的國家民主黨和德國農民民主黨。20世紀80年代，4個黨的成員人數都在10萬人左右，其中基民黨的成員最多。雖然從西方多元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黨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們只是統一社會黨的傀儡，但實際上，這些黨在東德的政治中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們是統一社會黨和不同民眾群體之間的紐帶，他們將政策翻譯為不同的亞文化語言，並在專門的期刊上向大眾傳達高層的決策，同時將民眾的反應和不滿告知上層，讓統一社會黨始終知曉一般民眾的看法。對於這些小黨的成員來說，這種紐帶作用可能是一種手段，既可以表達他們對東德基本忠誠的態度，同時又無需在原則上做出妥協，對於基民盟成員來說尤其如此。4個小黨在議會中都有特定的席位。1989年以前，唯一一次反對政府決策的投票是在1972年，基民盟的14位成員投票反對流產法案。除了4個小黨之外，東德還有大量的群眾組織，致力於鼓勵東德人參與公共事務。其中最大的是德國自由貿易聯合會（FDGB），其成員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勞動年齡人口。同樣重要的還有自由德國青年團（FDJ）、民主德國婦女聯合會（DFD）、民主德國文化聯盟（KB），以及德蘇友誼協會（DSF）。除體育與科技協會（GST）是一個青年准軍事組織外，大多數的群眾組織只是為了促進日常的業餘生活，比如養寵物或收集仙人掌。東德有大量的群眾組織。因為升職不僅取決於天賦和特長，還要求即便不積極參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與大眾保持一致，這些壓力促使東德人被迫參與這些組織。
東德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基本能夠平息可能對社稷造成危害的反對與不滿。1953年6月爆發的起義，正如上文所述，沒有領導者，也沒有總體策略和外來支持，並在遭到武力鎮壓前就開始自行瓦解。哈里希（Harich）、哈費曼（Havemann）、巴羅（Bahro）等對馬克思主義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並沒有獲得足夠的公眾支持，因為比起公開的反對，大多數東德人更容易對私下的不滿聽之任之。20世紀80年代，草根階層的異見群體遍地開花，他們主要反對在東西歐部署核彈，引發不同意見的除了這些特定的和平議題，還有人權和環境保護問題。這些另類觀點的討論地點大多是東德的新教教會，他們於是有了容身之所。教會在東德是唯一既不與共產黨合作，也不隸屬於他們的社會機構。20世紀50年代，政府迫害基督教，但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兩者暫時得以共存。1978年，教會與政府簽訂了暫行協定，所謂的「社會主義中的教會」被授予了一些特權，並與政府形成了全新的和諧關係。有一段時間，教會高層似乎想要通過包容、控制異見來維持教會的地位，以便能在東德的政治中扮演安全閥門的角色。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晚期，教會內部開始分裂，教會不同階層的成員之間以及教會高層內部都存在分歧，異見的抒發和持異議者的關係網已經發展到了連教會都無法控制的程度。毫無疑問，很多人希望蘇聯開放的呼聲可以影響東德，並產生實際的意義。東德領導層被激怒了，他們啟用國家安全警察來武力鎮壓遊行示威，鎮壓次數前所未有，此外還逼迫大量持異議者流浪他鄉。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東德對異見的包容無疑是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但到了80年代，政治開始不穩定起來。教會對異見形成的影響，在1989年的革命方式和政治影響上得到了體現。但僅憑這些異見分子，是無法打破東德共產主義的枷鎖的。
東德與西德的政治差別有多大呢？雖然東德人的確成了忠於共產黨的民族，但政治取向的形式和西德有著顯著的差別。很多東德人雖然在公共場合循規蹈矩，但在私人場合還是過著人們認為的「極其普通的生活」，家人、朋友、鄉村田舍或土地組成了高斯（Gaus）所說的「利基社會」[2]。這種隱居用來應對干涉過多、要求太多的政府，和許多西德公民有權對政治採取的不關心態度完全是兩回事。東德政府也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專制主義，但毫無疑問更多的是為了應對當時的政治形勢，而非納粹時期和納粹前德國留下的遺產。我們很難獲知，東德的學校、工廠、政黨或群眾組織是如何進行民主討論的，也很難知道他們處理矛盾的民主形式。但相似的，對生活各領域的組織管理防止了個人主義和創業精神的發展。不管是東德還是西德，對其「全國性」的政治文化的概括都是輕率的。不過，在兩德四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其政治態度還是有著顯著的不同。20世紀80年代，許多東德人批評東德體制的運作和存在的不足，但並沒有將西德的優越性當作前提。東西德政治體制的差異和兩國在經濟和社會結構上的不同息息相關。這也是本書接下來要談到的話題。
[1]Radikalenerlass，也稱為Berufsverbot，意思是「就業禁令」，因為這就是激進分子所面臨的後果。
[2]niche society，即小社會。——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