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威廉時代的德國，最廣為流傳的一個觀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威廉時代德國的鼎盛時期發生的，而德國也因此解體。1919年簽訂的《凡爾賽條約》用臭名昭著的「戰爭罪」條款讓德國背負了戰爭的主要責任。後來的幾十年內，學者們廣泛研究了戰前各大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希望找出戰爭的源頭。1928年，埃卡德·克爾（Eckart Kehr）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觀點，即在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的「國內政治優先」（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20世紀60年代，這個觀點被重新拾起，先是弗裡茨·費歇爾（Fritz Fischer）在其所著的一本有爭議的書中重提了德國的戰爭罪。後來，漢斯—烏爾裡希·韋勒和福爾克爾·貝格哈恩（Volker Berghahn）等學者又從這一觀點出發，對德意志帝國的國內政治重新進行了梳理。大多數歷史學家現在應該會同意詹姆斯·約爾（James Joll）的結論，即一個因素是不足以解釋戰爭爆發的，應當同時考慮長期和短期因素，並囊括國內的社會政治矛盾、文化取向和成見，再加上國際環境、盟友的變動以及大國之間外交利益的衝突，才算是一個較為完整的角度。
在考慮總體環境的時候，有幾點十分重要。首先，俾斯麥下台後，德國的外交政策有所改變。當時觀點不一，有人認為德國應當成為歐洲中部的主導力量，也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張德國應當以成為世界強國為目標。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後一種觀點。這種帝國主義不僅僅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也有經濟、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經濟上，作為快速增長的工業國家，德國需要為工業產品找尋更多的市場和更便宜的原料來源地來與英國競爭。文化上，正如韋伯在1895年弗萊堡就職演說中提出的，德意志文化必須由世界舞台上強大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來保護。尤其是與海軍建設計劃聯繫起來之後，帝國主義更是成為德意志文化理所當然的選擇。
其次，必須注意到大國之間的結盟。德意志、奧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國同盟在俾斯麥執政時期就已經發展起來了（德國和奧地利於1879年簽署協議，意大利於1882年加入）。法國、俄羅斯和英國的《三國協約》發展得更慢些。1891—1894年，法國和俄羅斯協商簽署了一份協議。英國與法國協商解決了埃及、摩洛哥和遠東地區的爭議，再加上1904—1905年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俄國的實力明顯衰落；1904年，英國開始加入同盟（1904年與法國簽約，1907年與俄國簽約）。這些聯盟並沒有固定下來，各國在特定事務上也傾向於爭取自身的利益。例如，1908—1909年，俄羅斯並沒有獲得英法的支持，共同反對奧地利吞併波斯尼亞（Bosnia）和黑塞哥維那（Herzogovina）的一些地區。但英法俄三國聯盟讓德國有種「被包圍的恐懼」。德意志人擔心被敵人的力量包圍，因此對德國來說，與奧地利的特殊關係就變得更為重要了。
聯盟的發展和第三個要點即軍備競賽緊密相關。當時人們普遍有種戰爭即將來臨的感覺，所有歐洲國家都陷入軍備競賽當中，為可能到來的戰爭作準備。最典型的就是德國的海軍擴充。俄羅斯也在忙著修鐵路，加快運輸部隊的速度，同時生產武器。其他歐洲國家也一樣。這不僅加劇了戰爭必然爆發的恐慌，更促進了對戰爭何時爆發的戰略思考，尤其是在德國。1912年12月8日召開的一次非正式的戰爭會議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的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沒有出席）。德意志皇帝聲稱，戰爭的爆發「越快越好」，毛奇將軍也支持這一觀點，而蒂爾皮茨認為德國海軍至少需要18個月才能準備完畢。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德國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的態度十分溫和，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來鞏固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但鑒於帝國議會陷入了僵局，他的政府失去了民眾的支持，泛德意志聯盟和德國工業家中央聯盟（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等團體對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宰相的溫和態度遭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反對。再加上英國和俄國即將簽訂海軍協議，德國宰相的和平觀點逐漸失去了底氣。最後，貝特曼·霍爾維格不得不對歐洲東南部採取新的策略。這是他自身的弱勢和德國政治體系的癱瘓所造成的結果。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戰爭究竟是如何爆發的。許多危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除了德國和奧地利，幾乎所有歐洲大國最終選擇支持法國；六年後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德國和奧地利又被孤立。但問題最嚴重的卻是巴爾幹地區，這一地區地處歐洲的西南部，民族主義氾濫。當時德意志、奧地利和俄羅斯都與巴爾幹地區有利益關聯，俄羅斯和奧地利在衰敗的奧斯曼帝國中操縱著各種民族主義運動，而德意志則在經濟上滲透巴爾幹地區，投資銀行業和鐵路建設。早前，土耳其和奧地利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亞的問題上起過爭端。1912—1913年，巴爾幹地區爆發了兩次戰爭，局勢變得非常不穩定，這也使得大英帝國將政策中心從殖民地轉向了歐洲。
最終引發戰爭的導火索是1914年的一次事件，這次事件本可以隨著幾次抗議消退，它和隨後引發的戰爭規模完全不相稱。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王位繼承人弗朗茨·費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因公去往被奧地利吞併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亞首都薩拉熱窩的路上，被一個年輕的波斯尼亞人刺殺。這次刺殺背後是一個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組織。奧地利當時正計劃吞併塞爾維亞，或讓其成為從屬奧地利的衛星國。因此，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就與奧地利統治下的波斯尼亞反對派進行了合作。為此，奧地利花了一些時間思考該如何應對這次刺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政治謀殺十分常見，也不一定會引發戰爭。奧地利請教了德意志，德皇給了奧地利人一張「空頭支票」，承諾支持奧地利的行動。由於德皇的承諾，奧地利便以此次事件為由，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並提出了塞爾維亞不可能接受的要求。結果，局勢變得越來越緊張。7月31日，俄羅斯調集了軍隊。這被視作是武力威脅，使奧地利不得不做出回應。而後，德國開始實施所謂的「施裡芬計劃」（Schlieffen plan）：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在與俄國開戰前，必須先打敗法國；而為了挫敗法國，德國軍隊必須從比利時入侵法國。然而，比利時的中立是由英國保障的。英國也花了些時間思考局勢。但到8月4日的時候，已經確定要開戰了。因此，在刺殺事件發生的短短幾周後，歐洲各國開戰。雖然他們一直在等待這場戰爭，但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德皇和他的軍事顧問所採取的政策才決定開戰。
然而，他們所參加的戰爭，卻不是他們期望的樣子。一開始，很多人歡天喜地，許多奔赴前線的德國人沉浸在民族主義的熱忱中，甚至有很多社會主義者至少在投票時支持戰爭，只有少數帝國議會成員反對給戰爭撥款提案投票。德皇宣佈國內內戰結束，「國內和平」（Burgfrieden）開始。德意志精英有意識地將戰爭視作「前進的逃避」，「對和平時期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及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注意力的一種方法。德國戰士唱著愛國歌曲邁入戰場，懷著一種甜蜜的錯覺，以為能馬上打贏敵人，回家過聖誕。
19世紀的戰爭通常很短暫，往往有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傷亡較少，早早結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卻不是典型的19世紀的戰爭。它冗長拖沓，讓人筋疲力盡。士兵們被泥土濺污，被炮彈震得肝膽俱裂，躲在戰壕裡熬過了一天又一天，前線卻仍舊沒有什麼進展。人員傷亡很多，但卻對戰局沒有多大影響。就像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the Somme）一樣，雖然人員傷亡慘重，卻還是形成了僵局。德國經濟無法維持長時間的戰事。眼看著士兵的糧食供應中斷，生存條件越來越差，國內的士氣越來越低。1915年起，時不時有饑荒發生；1917年4月起，大罷工也時常發生（1917年在俄羅斯成功發動了社會主義革命）。德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1917年從社民黨中分裂出來。1916年戰爭遭遇了一些挫敗，議會對海軍和潛艇戰都爭議不斷，蒂爾皮茨被迫辭職。1917年4月，德國潛艇攻擊民船後，美國加入了戰爭。1917年7月，貝特曼·霍爾維格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魯登道夫·興登堡（Ludendorff Hindenburg）領導的軍事獨裁政府（雖然在倉促的換屆中還保留了兩名文職大臣）。德國大眾對戰爭感到越來越疲乏，帝國議會中也漸漸提出了支持和平的聯合政府（預示著後來的魏瑪聯合政府），但一些德國人仍然懷著兼併主義的想法。1917年夏，右翼的德意志祖國黨（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成立，它支持軍隊的領導。這個右翼的民族主義黨派的其中一名成員是安東·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後來是德國工人黨（DAP）的領導。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Nazi, NSDAP）的前身。民族主義者希望將對戰爭的批評轉化為反猶主義情緒，他們聲稱戰爭之所以曠日持久，是因為猶太人還沒從中掙夠錢。（後來，他們又認為軍隊在國外是無法被戰勝的，而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在背後捅了一刀」，從內部瓦解了德國。）儘管在1917末至1918年初，戰爭有可能和平結束，但德國最高統帥和兼併主義者還是選擇實行權欲熏心的計劃，認為若要解決國內問題、鎮壓社會主義，就要對外征戰。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約》（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是剛完成革命的俄國被迫簽署的，它進一步增強了德國兼併主義者的信心。然而，到1918年夏，即使是最有偏見的德國將領也必須承認，戰爭失敗了。
政府擔心國內會爆發最後一次「從上至下的革命」，因此採取措施預先加以制止。軍隊將領導權移交至文職官員。為了符合美國總統威爾遜（Wilson）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政府開始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希望到時能簽署更為仁慈的和平條約。然而，正如本書下一章要講述的內容，戰後短短幾個月內，自下而上的革命爆發了。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國倒台，第一個德意志議會制共和國成立。
對德意志帝國的評價不應該一邊倒。老一輩的德國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對德國的統一和歷史上帝國的偉大時刻歡呼雀躍，但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卻也的確充滿了矛盾和緊張。在普魯士主導的小德意志中，國內政治搖擺不定，從一個承諾轉眼跳到了另一個，沒有對重要事件的長期規劃，比如幫助工人階級和平地融入工業化前的精英階級主導的快速工業化的社會。讀者不用認同帶有目的論和進化論觀點的「遲來的國家」或者「德國歷史的特殊性」（Sonderweg），就能夠意識到德意志帝國不同階級的利益並沒有取得平衡。但其後繼者魏瑪共和國也沒有比它更成功。在民主議會制的框架下，德國沒有解決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矛盾，這也就為採取更激進的做法鋪平了道路。舊的精英階層退位，將權力移交給了希特勒和納粹黨，希望煽動性的群眾運動在拉攏大眾的同時由精英階層控制。然而，不幸的是，隨著矛盾的升級，這最後一次轉變卻是最為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