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時代，德國進入了快速的工業化時代，社會民主黨迅速崛起，象徵著社會衝突的急劇上升。議會的政治結盟相當不穩定，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個政治結構的頂端是威廉二世皇帝，但他的政治天資實在有限，同時還有無數的個人問題，周圍還有幾位親信顧問對其政策施加影響。在威廉二世統治時期，德國主導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加速了自身的衰落。不斷困擾著它的社會矛盾在下一個政權——魏瑪共和國時期也沒有得到解決，並以新的形式在希特勒的上台中起了重要作用。
從1871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並徹底改變了它的特徵。德國人口從1871年的4100萬增長到了1914年的6770萬，增長了約3/4，而同一時期鄰國的法國人口僅從3600萬增長到4000萬。同樣令人驚歎的還有德意志帝國的城鎮發展速度，年輕的流動人口離開了土地，在工業中心尋找新的機會。首都柏林這個大都會得到了迅速發展，華麗浮誇的中產階級住宅邊上是虎頭蛇尾的公寓區，昏暗的庭院是窮苦的工人階級的孩子玩耍的唯一遊樂場所。雖然一些住宅工程給工人們提供了價格公道的住宿，比如西門子公司贊助的住宅工程，但對大多數工人來說，他們只能住上相當於貧民窟條件的房子。儘管經濟的波動和頻繁的危機直到19世紀90年代才得以平息，德意志帝國的第二波工業化浪潮還是較為迅猛。當英國的工業產量僅僅翻倍的時候，德國的產量增加了5倍。經濟重心從舊時的煤炭、鋼鐵和重工業轉向了化學工業和電力工業等新興產業。電力的廣泛使用對這一時期具有重要的意義。相比較而言，英國的工業化更加冗長緩慢，許多小型家庭農場互相競爭，認為政府不應介入自由市場。相反，德意志政府的干預較多，少數大型投資銀行的作用也十分重要，比如德意志銀行和德累斯頓銀行。與英國形成鮮明對比的另外一點是財富集中，壟斷利益集團的作用日益增強。卡特爾（Cartels）這個由生產類似產品的企業組成的壟斷利益集團，控制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繼而控制產品價格，維護共同利益。卡特爾的數量增長十分迅猛，1875年才只有8個，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則增加到了大約3000個。
圖23 柏林藝術家海因裡希·齊勒（Heinrich Zille）所作的描繪工人階級生活的漫畫。配文為：「媽媽，弗裡茨渾身濕透了！」「那就把他舉在太陽下，他會幹的！」
德國和英國在經濟史上的不同與兩者不同的階級結構有關。在英國，土地所有者和工業獲益者緩慢地融合。而德國的等級差異一直較為鮮明。古老的容克地主階級仍然通過三級表決制主導著普魯士政治（並未考慮快速的城市化帶來的影響而重劃選區，容克地主主導的鄉村地區由於人口稀少而在這種選舉制度中受益），通過控制普魯士政治，容克地主階級進一步主導了帝國議會。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容克階級雖然手握政治實權，經濟地位卻逐步下滑。面對越來越懸殊的差異，必須在農業貴族和不同的工業利益集團之間找到平衡點（不同的工業利益集團必然擁有不同的利益，一些人相較之下更為支持保護主義政策）。另外，新的工人階級也迅速壯大，從鄉村到城市工廠生活的改變不僅給他們帶來了文化上的衝擊，也使得工會和社民黨迅速壯大。在1891年通過的《埃爾富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中，社民黨採取了激進的原則[由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起草]，卻配合了溫和的計劃[由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起草]。1905年起，社民黨越來越官僚主義，被有關政策、目標和策略的矛盾和爭鬥所困擾。儘管如此，社民黨還是在1912年成為帝國議會的第一大黨。
社民黨是否幫助工人階級融入威廉時代的德國，並在社會和文化上讓他們闖出一片天地，這在史學上是個有爭議的問題。社民黨建立了大量的文化、社會和體育組織，包括演唱、體操、自行車運動、郊遊、國際象棋等，此外還舉辦針對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活動。這些活動在意義和內容上常常是既具有「中產階級」，又具有「革命性」的特徵，比如一些活動既組織欣賞古典音樂，又傳播革命歌曲。但是必須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工人階級都和社民黨的理念一致。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在移居城市後，退出了中央黨，加入了社民黨；但另一些工人還是忠於中央黨。波蘭的流動工人大多支持波蘭的民族組織，一些「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既沒有任何組織，也沒有融入德意志帝國社會，他們公然藐視國家法律和傳統，過著充滿暴力、道德混亂、小偷小摸的生活。相比英國工人階級，德國工人階級發展得更快，但到了後期，在文化上卻更為分裂和多樣。威廉時代的德國社會實際上被形容為「極化」（pillarised）的社會（這是一位荷蘭社會學家所用的術語），這些「極」是由許多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milieux）所構成的，每個環境都決定了其中的亞文化群體的政治、組織、文化活動、宗教信仰（或無信仰）、標誌人生重要階段的儀式、業餘時間及普遍觀念。而德意志帝國的精英階層卻沒有清晰地注意到這些細微的社會學差別，也沒有仔細瞭解德國無產階級不同派別的真正目標和實力，只是單純地害怕下層革命的威脅。
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不斷變化，從中可以看出政治發展的方向。中央黨雖然保持穩定的支持率，但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得不疏遠與天主教的聯繫。因此，中央黨在威廉時代的德國政治中一直是一支重要、穩定的力量。自由派繼續分裂，一邊是較為右翼的民族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另一邊是中間偏左的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在自由派兩大陣營內部還有分歧，不僅表現在當時的特定議題方面，還包括整體的政治傾向方面。自由派獲得的支持率在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早期基本保持不變，只有一點小波動。而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保守派乾脆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因此，保守派變得更為強硬、右翼、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希望能從極端主義的小黨派那裡將選票吸引過來。19世紀90年代，這些小黨派的支持率的確不低。如此，在黨派政治的背景下，聯合政府很難實現，也很難保證政策的長期連貫一致。
1891—1894年卡普裡維（Caprivi）當政期間，政治轉向所謂的「新路線」（new course），致力於社會和諧，安撫社會主義者、少數民族、天主教、工業家等利益集團。《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期滿終止，社會福利法的政策繼續推進，其中包括對工作條件的規定和對童工、假日工作的限制。此外還建立了法院，負責對工業糾紛進行仲裁；提出累進所得稅制。然而，這些措施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是不夠的，還惹怒了右翼分子。說到底，1891—1894年的一系列商業法規對一些實業家來說更為有利，由於關稅的降低，他們獲得了重要的市場。然而，生產糧食的地主階級保守派卻對這些法規十分不滿，他們建立了農場主協會（Bund der Landwirte），成為代表農業利益的強大利益集團。卡普裡維政府最終由於試圖改革軍隊而遭到了議會的百般阻撓。1892年，遭遇了這次失敗之後，卡普裡維以微弱優勢在解散重選後的議會中贏得多數票，並通過了一項折中議案。卡普裡維最終成了一系列陰謀的受害者，當時的政治氣氛高度緊張，連皇帝都想發動一場政變。1894年，卡普裡維被迫辭職。
1894—1900年的霍亨洛厄（Hohenlohe）政府代表的是工業利益，其特徵是反社會主義。這一時期，著名的「鐵與黑麥的聯姻」政策也恢復了，農業和工業領域的精英達成了妥協。「精英的消極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 of elites）觀念發展起來。1897年，普魯士財政大臣米克爾（Miquel）用集體同盟政治（Sammlungspolitik）來指代聯合不同的利益團體、最終達成共識的政治模式。在相對消極的「各方利益的團結」（solidarity of interests）中，農業和不同工業領域的精英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下層敵人和他們所察覺到的威脅。在霍亨洛厄執政時期，外交政策也開始變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其中最重要的是1898年海軍聯盟的成立。在此之前，阿爾弗雷德·馮·蒂爾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於1897年被任命為海軍元帥。海軍聯盟和1893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一樣，背後有重要的利益集團克虜伯（Krupp）、施圖姆（Stumm）等工業巨頭強大的財源支持。蒂爾皮茨認為，德國應當大力擴充海軍。這既能夠起到威懾作用，還能與英國強大的海上力量抗衡。雖然德國的殖民地並沒有英國的重要，但蒂爾皮茨還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國內煽動民眾支持德國海軍的擴充。德國海軍作為國內政治的一部分，在世紀之交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危機之後，霍亨洛厄於1900年退休。下一任宰相比洛（Bulow）的任期為1900—1909年。為了平衡工農業利益，比洛恢復了一些商業法規，同時提高了特定的關稅。1902年實施的新關稅法對易北河東部的穀物生產者十分有利，因為法案實際上杜絕了從俄國進口便宜的穀物，但與此同時，消費者的利益卻遭到損害。對於主要以麵包為口糧的工人階級，政府恢復了一些福利法案來安撫他們。同時，政府宣揚「社會帝國主義」，即煽動民族主義熱情來支持海軍，渴望德國成為世界強國。然而，在1897年經濟短暫上行後，1903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尤其是在用於海軍建設計劃的開銷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平衡各項政策變得越來越困難。財政赤字越來越嚴重，而保守派又抵制增稅。聯合政府也很難順利運轉。1907年比洛放棄了中央黨的支持，草率成立包括左翼自由主義者在內的「比洛陣營」 （Bulow bloc），引起了保守派的警覺。但這個陣營並沒有持續多久。1908年，德皇的放縱言辭導致了對外關係的緊張，釀成了所謂的「『每日電訊報』事件」（Daily Telegraph Affair）。對此次事件，議會各黨派的意見不一。比洛陣營對於財政改革的意見不合，於是陣營解散後，比洛不得不於1909年辭職。
比洛的繼任者為貝特曼·霍爾維格（Bethmann Hollweg），是個完全無法維持議會穩定的宰相。他的政府只能依賴皇帝、軍隊和官僚系統。海軍的持續擴充引發了財政危機。社會主義黨派的支持率直線上升（部分由於社會主義黨派與改革派的選舉協定），1912年的社民黨成為帝國議會的第一大黨。由於中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黨派拒絕與對方合作，議會接連陷入僵局，從而使軍隊和皇帝在決策階段的作用越來越大。很快，我們就看到此舉在外交方面導致的後果。
歷史學家在如何闡釋德意志帝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這一問題上爭論不休。擁有民族主義傾向的老一輩德國歷史學家往往會頌揚德國統一，並詳細敘述高階政治的種種。近來，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則開始關注當時社會和經濟的緊張局勢。漢斯—烏爾裡希·韋勒（HansUlrich Wehler）的著作引發了爭議，同時也作出了一個重要貢獻。他特別強調了這一時期普魯士的「封建—貴族—軍事」控制，此時的德國處於普魯士的主導下。韋勒著重指出，面臨社會的快速改變，這些精英階層維持權力的手段從控制和分裂反對派的簡單鎮壓，到灌輸並轉向帝國主義和冒險主義。歷史學家們一致認可，這一時期存在著所謂的「消極整合」，即不同精英的互相妥協和對顛覆性的共同敵人的指認（尤其是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但近來，一些歷史學家開始質疑這種功能主義的自上而下的視角，認為這種視角對下層階級的關注不夠，並且預設了下層階級容易被鎮壓和洗腦。他們認為應當更嚴肅地來認識下層階級，他們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人恭敬，有的人叛逆，有的人會抵抗，有的人是發自內心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還應當更加嚴謹地解釋德國自由派的分裂和失敗之處。此外，如前文所述，韋勒的論述角度似乎預設了精英階層的目的是統一的，並且對自身最佳的長期利益先知先覺，甚至不考慮短期內彼此的分歧。而這種先知先覺的能力他們可能從未擁有。不同的政府和聯合政府之間的策略差異很大，很難說19世紀90年代米克爾的集體同盟政治理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都能如一貫徹，畢竟中間經歷了那麼多屆政權交替。很明顯，史學家們需要建立一個更為參差多樣、不斷變動的德意志帝國圖景，其中包含廣泛的元素。不過，很清楚的一點是，從德意志帝國最終解體的方式來看，的確有一些社會政治體系的結構特徵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