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記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歡偷看下流場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種人身上和各個地方尋找瑕疵。對他們有誘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場面，而是諸如騷亂和搶劫、國家分裂和輪船遭難、銀行家流竄到裡約和燒死尼姑之類的事情——榮耀是他們的追求，壯觀是他們的激情，而正規卻是他們的敵人。
記者們帶著相互感染的緊張氣氛扎堆兒到處跑，他們只能猜測在什麼程度上他們的大量出現會激起一種偶然事件，把人們的情緒鼓動起來。因為記者招待會、照相機和麥克風已經成了我們時代所發生事件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以致今天沒有人知道是人在製造新聞還是新聞在造就人——南越總理阮高其威脅著紅色中國的安全，因為在他第六次登上雜誌封面後，無疑感覺更強大了。在紐約警察襲擊了年輕無賴們的指揮部後，人們發現一些匪徒頭子保存有報刊資料剪貼簿；在巴爾的摩，當《亨特利—布林德利報告》[註：《亨特利—布林德利報告》（The Huntley-Brinkley Report），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1956年到1970年播出的晚間新聞類節目。—編者注，下略]提到該城市整個夏天平安無事沒發生一起種族騷亂之後僅一天，就出現了一場種族騷亂。如果沒有新聞界的介入，政治家們就知道他們沒有必要發表演說了，民權遊行者就會推遲他們的遊行，危言聳聽者也要撤銷他們可怕的預言了。自越南成了報紙上的主要話題以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柏林牆兩邊的軍隊，自然是相安無事，無聊地觀看姑娘們在旁邊走來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報道，就沒有任何影響。因此，記者可以與野心家畫等號，是事件發生的“導火線”。記者常會被邀請參加舞會，受到討好和讚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沒有上名冊的電話號碼，接觸生活的各個層面。他可以給美國發去一個關於非洲的貧困、關於酷刑拷打折磨的挑釁性消息，然後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裡游泳。有時一個記者會錯誤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職業，才得到了這樣的特權；但大多數記者都是現實主義者，不會被這種遊戲所愚弄。他們利用別人，就像他們被別人利用一樣。而且他們還是不安分的。他們的作品，不斷地發表，但差不多也不斷地被忘掉，於是他們必須不停地尋找新的東西，必須靠副業生活，不能讓別人搶先發了新聞，必須去填塞報紙和電視得不到滿足的胃口，滿足商業對新的面孔、時尚、愛好、怨恨的渴望。他們不必擔心消息何時會發生，因為他們就在那兒；他們也不必思索有這樣的可能性，即他們一生所目擊和寫的每件事情也許有一天在21世紀的教科書裡只佔幾行。
所以，每一天，抱有各種信念、具有不同品質的記者不顧及歷史，投身於緊迫的事情，急促地報道他們看到的、聽到的、相信的、理解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後大部分消息經過美國來轉播，一分鐘幾百萬個詞，其中幾千個詞滲入百老匯大道旁第四十三號大街上的一座14層樓的大型“材料工廠”，即《紐約時報》大樓。在那裡，每天下午4點鐘——在報紙開印之前，在它能影響國務院並使總統感到困惑之前，在使華爾街運轉起來之前——它先由《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圍坐在一個會議桌旁將稿件提交給一個人，這就是主編[註：在一般報社中，managing editor指主管業務的“總編”。《紐約時報》則於1964年首創職位executive editor，延續至今，而managing editor的職位於2014年被撤銷。從本書中可知，executive editor職位凌駕於managing editor之上。1964年之前，《紐約時報》業務上的一把手是managing editor。考慮到前後統一，且便於讀者理解，本書將managing editor統一譯為“主編”，executive editor譯為“總編輯”。]克利夫頓·丹尼爾。
他是一個看起來非常風趣的人，但難以描述，因為你用來很好地描述他的那些話，一開始就是對任何一個男人都不適用的，但他給你的印象卻深刻而持久。可以說克利夫頓·丹尼爾是謙和的。他的面龐長而蒼白，並且柔和，一雙大大的黑眼睛和長長的眼睫毛尤為突出，經過精心修飾的波浪式的灰頭髮使他顯得很可愛。他穿著名牌服裝，手和指甲永遠潔白無瑕。他的聲音溫和而平穩，混合有北卡羅來納方言和英格蘭音調。他出生在北卡羅來納的一個小煙草城，在英格蘭作為一名記者成長起來。在那裡，他慇勤對待時髦的婦女，有時被人叫作艦隊街的酋長。當時的倫敦，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不久，對年輕的美國記者來說是一個偉大的城市。在那裡，你能感覺到溫暖以及和英國人共同的目的，這是在燈火管制和轟炸襲擊時期形成的一個浪漫的地帶。英國社會在各個層次上都是民主的。如果一個美國記者，特別是一個受到很好教育的單身漢，像克利夫頓·丹尼爾一樣，還有某種拘謹、矜持和克制所表現出的魅力——這是托利黨的方式——那麼，倫敦就是一個更可信賴的城市。對丹尼爾來說，它的確如此。他受到了倫敦主婦們的垂青。人們經常看到他陪著有名望的女士上劇院，看芭蕾舞。他通常不去男士俱樂部，而偏愛舞廳，有時是在比·莉莉[註：比·莉莉（Bea Lillie，1894—1989），英國女演員、喜劇製片人。]、諾埃爾·科沃德[註：諾埃爾·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國演員、劇作家、流行音樂作家。他導演、編劇並主演影片《與祖國同在》（In Which We Serve），並因此榮獲1943年第15屆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獎。]、瑪戈特·芳廷[註：瑪戈特·芳廷（Margot Fonteyn，1919—1991），英國芭蕾舞蹈家，被認為是英國當時最出色的女芭蕾舞者。]和克拉麗莎·斯賓塞—丘吉爾[註：克拉麗莎·斯賓塞—丘吉爾（Clarissa Spencer-Churchill，1920—），溫斯頓·丘吉爾的侄女，安東尼·艾登的第二任妻子。]（後者後來嫁給了安東尼·艾登[註：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英國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英國國防委員會委員、陸軍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職務，1955—1957年出任英國首相。]）的陪同下一起出席。在那裡他能聽到關於政治方面和一些名人的最新傳聞，而這些名人是他多年前隨他父親在北卡羅來納的澤比倫藥品雜貨店飲料機旁工作時就已經聽說過的。
今天很難想像孩提時期的克利夫頓·丹尼爾所處的藥品雜貨店的環境。他冷漠而優雅的風格，他在《紐約時報》處理公司事務時居高臨下的氣派，他偶爾在廣場酒店的橡木屋餐廳扔掉一瓶葡萄酒陳釀的情形，所有這一切都暗示著他是一個從一開始就出生在特權世界的人。丹尼爾留給他《紐約時報》的同事和下屬的就是這種印象。他們很少和丹尼爾一起到辦公室之外參加社交活動，所以他們和他最密切的接觸就是每天下午4點鐘在他辦公室舉行的、後來越開越長的新聞會議。
現在是3點40分。這是初夏的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丹尼爾坐在他的《紐約時報》大樓三層寬大的辦公室裡，旁邊是繁忙的新聞編輯部。今天他一早就來到了報社，覺得很放鬆，看起來不錯，曬得黝黑的皮膚模糊了他眼睛下的黑眼圈，突出了他長長的波浪頭髮上的銀白色。他和妻子（婚前叫瑪格麗特·杜魯門[註：瑪格麗特·杜魯門（Margaret Truman，1924—2008），婚後改名瑪格麗特·丹尼爾，美國歌手，後以寫作連環殺手題材小說聞名。她的父親哈里·S.杜魯門（Harry S.Truman）是美國第32任副總統（1945年），隨後接替因病逝世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成為美國第33任總統（1945—1953）。]）在貝德福村附近租了一所帶游泳池的別墅。貝德福村是紐約州有權勢的富人居住的安靜社區，有大量的樹林和空地，有供騎馬用的尚未鋪好的鄉村小路，而且沒有任何發狂的娛樂——這種娛樂是丹尼爾夫婦在曼哈頓極力避免但又難以躲避的事情。他們結婚比較晚：她32歲，他43歲。到此時，他們都已經享受過了非常放縱的自由，樂於安頓下來。瑪格麗特特別想保護隱私，當年作為華盛頓的一個姑娘她很少有什麼秘密，後來她不得不同流言蜚語做鬥爭，因為這些流言蜚語說她經常委身於每一個和她約會的男人。有報道說，她在1955年夏天曾在新澤西的單身州長羅伯特·邁納的家裡過夜，這種消息連《紐約時報》也無法拒絕，但這一年晚些時候她碰上了克利夫頓·丹尼爾。
那一年，瑪格麗特外出參加了一個晚餐聚會，後來又去參加了喬治·巴克爾夫人家的另一場晚會，這位夫人是丹尼爾在倫敦的一個朋友。丹尼爾當時剛從莫斯科執行一項國際採訪任務回來，開始爬上了《紐約時報》的管理階梯。這天晚上巴克爾夫人把他介紹給瑪格麗特，他現在還能夠非常詳細地記住這一天最細小的細節。他記得住瑪格麗特頭髮的樣式、她的鞋子、她高雅的氣質，這是她的照片所無法顯示出來的。她當時穿了一件低領口的暗藍色的芳塔娜[註：芳塔娜（Fontana），由米克爾·芳塔娜與焦萬娜·芳塔娜姐妹於1944年在羅馬創立的時裝品牌。]牌的裙子，他抵擋不住從她胸口向下看的誘惑，且所見之處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晚他們在一個角落談了好長一會兒。丹尼爾告訴瑪格麗特，如果她這位傑出的政治人物的女兒是在蘇聯長大的話，她就根本不會被人所知，因為那裡的政治家不願意讓自己的家庭拋頭露面。這使她很感興趣。他非常老練地喋喋不休，在她離開之前，他已經安排好了以後共進午餐的日期。五個月後，1956年的春天，在密蘇里州獨立城的一座聖公會教堂裡，瑪格麗特再一次在唱經班裡唱起了歌，他們結婚了。
現在十年過去了——並且有了四個兒子，瑪格麗特和克利夫頓·丹尼爾正享受著貝德福的美好夏天。與做哈里·杜魯門總統的女婿不同，丹尼爾正體驗著成為另一個人物的新感覺——他最終被公認為新聞界的一個卓越的重要人物。雜誌文章最近對他進行了專訪。他剛剛上了新一期的《今日傳記》。一個月前他向世界新聞協會提交的一篇講演稿在《紐約時報》上獲得了將近整整一版的報道。這篇出色的講演稿談到了美國在豬灣登陸入侵古巴之前，《紐約時報》內部出現的緊張場面：在1961年那個特殊的晚上，報社的編輯們為探討怎樣把入侵之前寫的這篇文章排在頭版的問題出現了憤怒和衝突。最一開始，丹尼爾回憶起，當時這篇文章被安排在頭版頭條。但後來，報社的業主奧維爾·德賴富斯聽從了他親密的朋友詹姆斯·賴斯頓的建議，命令降低這篇報道的調子，把它排在頭版不怎麼突出的位置上，縮小了它的標題字號，並且不涉及即將開始的對古巴的入侵。德賴富斯和賴斯頓覺得，向美國人民隱瞞某些致命的事實，包括中央情報局的介入情況，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但報社的其他編輯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他們中有個人非常惱怒，以致激動得渾身發抖，臉色變得“蒼白”，要求德賴富斯本人從業主位置上下來，並以個人名義要求《紐約時報》進行自我審查。德賴富斯考慮到國家安全以及那些準備在古巴海灘上獻出生命的士兵們的安全，同意這麼做。丹尼爾在他的講演中說，但是在這次入侵失敗後，就連肯尼迪總統也承認，《紐約時報》也許過分地注重保護美國的利益了；肯尼迪指出，如果《紐約時報》提前發表關於這次古巴冒險所含的一切，也許這次入侵就會被取消，也許這場流血慘敗就會得以避免。
丹尼爾的講演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假定僅靠《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就能阻止一場軍事入侵，儘管這種觀念對許多看重《紐約時報》對華盛頓的說服力的人來說是可以接受的，而是《紐約時報》在全文發表丹尼爾的講演稿時漫不經心地給自身注入了一種新見解。因此，它第一次承認了《紐約時報》編輯之間存在著的不和，新聞編輯部存在著的憤怒和煩惱。對於許多不知情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創始性的新發現。他們或許想像《紐約時報》的內部更接近於它表面流行的形象，像一座平靜尊貴的大教堂，灰衣女士[註：灰衣女士（Good Gray Lady），又稱the Grey Lady，是《紐約時報》的別稱，嘲諷其不苟言笑、老套刻板的形象與風格。]之家。也許幾年前《紐約時報》更像這個樣子。但在20世紀60年代，它已不是這樣了。
表面上看，《紐約時報》的情況是不錯的——發行量比任何時候都高，按行計費的廣告數在上升，金錢滾滾而來，報紙的聲望和權力在擴大。但隨著這家報紙的增長，它已經變得極不好管理，辦公室王國興旺起來。在最近的幾年，一場平靜的革命已經在時報社內部進行著。這場革命因其策略和計謀而見特色，而丹尼爾的文章只是透露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單是意見的多樣化，高層人士的自負和口味，還有哲學上的差異，這一切使報社的老人同年輕人分化開來。老人擔心這家報紙丟掉了它的傳統，而年輕人卻覺得傳統成了累贅，甚至在掌握報社所有權的家族成員中，在大家長阿道夫·奧克斯的繼承人中也有重新評價和懷疑。奧克斯在世紀之交從田納西查塔努加來到了紐約，購買了處於衰敗期的《紐約時報》，使它復活起來。當奧克斯1896年購買這家報紙時，它每天的發行量已經下降到了9000份，比該報1851年創辦才10天時的發行量還少。到奧克斯1935年去世時，報紙的每日發行量是46.5萬份。這一數字現在已經翻了一番，而且自阿道夫·奧克斯去世以來還有過幾次更好的變化。然而，在許多方面《紐約時報》仍然是奧克斯的報紙，是他的神龕，他充滿智慧的話語仍然被那些深受他影響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回味。
白髮蒼蒼的傲慢的奧克斯畫像就掛在丹尼爾辦公室的牆上，而且也掛在所有其他高級編輯的辦公室裡。奧克斯的一座銅像就佇立在走廊上，而且還立在14層樓上，那裡是股東和董事們開會的地方。奧克斯的信條——“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懼也不偏私”——展示在這座大樓的各個角落，以及《紐約時報》在全國和世界各地的分社裡。直到最近幾年，那些在這個機構裡成長起來的編輯也還是對奧克斯的原教旨主義最恭敬的人。報酬最高的記者是那些報道最客觀的、最準確的，並且意識到《紐約時報》每一句話份量的人。然而，這種意識經常窒息了他們的寫作風格。他們在其他出版物上可以清晰自由地寫作，但在《紐約時報》，他們就感覺到了責任，形成了過於謹慎、嚴格和呆板的風格。在奧克斯的時代，呆板根本不是過錯。呆板一點兒也比炫耀和曲解、遐想強，只要他們仍然忠實於奧克斯的原則，有責任感並且謹慎，遵守古老的道德，他們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他們在《紐約時報》是安全的，他們可以得到優厚的報酬，會受到公正的待遇，不會碰到外面世界的哄騙和工作不穩定的事情。經濟的衰退和蕭條不會使他們的收入減少，世界生存的威脅似乎也沒有擾亂《紐約時報》大樓內部的平靜。《紐約時報》單獨地、穩固地、不可動搖地屹立著。如果它有時有點兒頑固，失去了同民眾思潮的接觸，這也不是什麼壞事。像奧克斯一樣，它決不是輕薄的。《紐約時報》是過去和現在永恆的混合，是一個中世紀的現代王國，有它自己的私法和價值。它的領導人感覺到了對國家利益的責任，比起國務活動家和將軍來更不可能撒謊。《紐約時報》是《聖經》，每天早晨一出版就攜帶著成千上萬的讀者當作現實來接受的生活觀。人們按照一種簡單的理論來接受它，即凡在《紐約時報》上出現的事情都一定是真實的，這種盲目的信仰使得《紐約時報》的許多人成了修道士——許多人，但不是全部。《紐約時報》的有些人曾經不是那麼真實，或者說風格不真實，或者說從做記者的角度來講不真實，或者他們是太誠實，爭議過大以致不符合國家的利益和報紙的利益，二者經常是一回事。畢竟《紐約時報》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國家一起成長起來的，和國家一起繁榮的。《紐約時報》和國家對資本主義和民主承擔著同樣的責任，對國家不利的事情經常也是對《紐約時報》不利的。
正是這種思維——奧克斯謹慎的幽靈，在1961年的這天晚上滲入了新聞編輯部裡，《紐約時報》決定不發表它對豬灣入侵所知道的一切。這一決定引起了爭議，在新聞編輯部裡一方贊成，另一方反對，但最終它還是勝出了。奧維爾·德賴富斯，《紐約時報》的業主和奧克斯最漂亮的長外孫女的丈夫，以及《紐約時報》在華盛頓的分社社長、員工們崇拜的詹姆斯·賴斯頓，聯合起來降低了這篇報道的調子，這再一次證明了他們之間的紐帶關係，一種個人的和哲學的相容性，這是賴斯頓在紐約總部的權力的主要來源。
毫不奇怪，德賴富斯對賴斯頓本人非常有好感，他非常敬重賴斯頓的判斷力。早在他熟悉賴斯頓之前，他就曾讚揚過賴斯頓的寫作風格，這種風格明快而不拘形式，不同於《紐約時報》的風格，但又是對《紐約時報》風格的補充。在德賴富斯1942年離開華爾街後不久，在他走運的婚姻使他在報社工作六個月之後，賴斯頓暫時離開了報道工作，當了德賴富斯的岳父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管理助手。蘇茲貝格是一個英俊的人，1917年娶了奧克斯唯一的女兒。到1935年奧克斯去世時，蘇茲貝格已經掌握了《紐約時報》的指揮權，並長達26年之久，直到1961年把職位讓給德賴富斯。他特別謙遜，富有自我反省意識，這種精神從他加入奧克斯王朝，並周旋於那些通過艱苦努力獲得成功的《紐約時報》高層之間而獲得。《紐約時報》是在蘇茲貝格的領導下繁榮起來的，就像在德賴富斯領導下一樣，他們兩人都具有文雅地指導《時報》的智慧，都有可以使其抵擋住不端行為的財力。這兩個人都保持著奧克斯的風格，吸引和留住那些有著奉獻精神和才能的僱員，而最有奉獻精神和才能的便是詹姆斯·賴斯頓。
賴斯頓身材矮小，長著一頭黑髮，有著敏捷的步伐和一種一點兒也不粗野的自信。他1909年出生在蘇格蘭的克萊德班克，父母都是貧窮但很虔誠的人。11歲時，他的父母移居到了美國，定居在俄亥俄州。賴斯頓上了公立學校，但作為一個學生並不突出，經常因為打高爾夫球而忘了唸書。他在打球上不斷得分，贏得了錦標賽上的名次，他本可以成為一個職業選手，但對他有很大影響的母親反對，老是叫嚷“做個有所作為的人”。他曾給一個富人當球童，在這個富人的資助下，賴斯頓上完了伊利諾伊大學。儘管他起步緩慢，夢想繁雜，但他擁有無窮的精力，並且雄心勃勃。當他最終把精力投入新聞事業時，他比和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年輕人都更迅速和順利地在新聞界裡脫穎而出了。儘管這種成就能使他見到同時代偉大的思想家，也使這些思想家最終想見到他，但賴斯頓從來沒有忘記他窮困的過去。他是一個窮孩子，美國對他來說的確是一片充滿機會的土地，他由此產生了一種感激之情，這種感情使他成了一個更好的皈依者，而不是批評家。他顯然是美國的一個辯護士，即使隨著他成熟起來，他也決不會具有沃爾特·李普曼[註：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國作家、記者、政治評論家，也是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代表作有《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的寬闊眼界。賴斯頓主持的國內或國際事務的專欄，經常反映了可以被原諒的體育記者的偏見，因為他一度就是體育記者。當犯了錯誤，他不願意進行譴責；或者說，他不願意承認本土的英雄為了爭取勝利而有時起了卑鄙的作用。他偶爾看起來是天真的，他只看到美國野心的正義性，根本看不到貪婪性，並且多少暗示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好傢伙或許比敵人間諜隊伍裡的好傢伙更多。但他至少不憤世嫉俗，他寫的東西總有看頭，這使得他非常適合於在《紐約時報》工作。在這家報社裡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容忍的，奧克斯憎惡它，可讀性在這家報紙中又少得可憐。最後，在賴斯頓的風格中有一種比他的寫作方式或才智更重要的因素，這就是他的道德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說教腔調，這給他的讀者們帶來了一種優秀的星期天布道般的內心啟示——詹姆斯·賴斯頓其實就是一個傳道士。他蘇格蘭長老會的嚴厲的母親曾經想讓他成為一名傳道士。作為一個《紐約時報》的人，他已經成了一名傳道士。他的專欄就是指揮台，以此他在全國傳播他的加爾文主義人生觀。他以周密的邏輯性和清晰性使成千上萬人激動起來，影響著學生、教育者和政治家，有時甚至激怒了像艾森豪威爾這樣的總統。艾森豪威爾有一次問道：“這個該死的賴斯頓自以為他是什麼人物，竟然要教育我如何管理這個國家？”賴斯頓對偉人的期望很多，不僅僅是身體和心靈，還有精神上的憐憫和高尚；然而，偉人經常使他失望。當他們經常使他失望時，他不去指責他們，而是預示有贖罪和希望的跡象，這就是賴斯頓的特殊感染力。他表達了希望——報紙頭版標題被陰鬱和厄運所覆蓋，但轉到賴斯頓的專欄，世界似乎就明亮起來。或者說，即使不更明亮，至少也不怎麼混亂。他多少能夠剪掉所有複雜的事實和圖表以及日常生活的斷言、謊言和幻想，正確地指出核心的要點，一下子使每件事情都成為尖銳的焦點，變得更清晰、更容易理解。在他的願景裡很少有否定論或懷疑論，因此他筆下的美國是人們能夠進行正確思考的積極場所。他告訴讀者，上帝和我們站在一起，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我們站在一起一樣。
在25年前的一些日子裡，賴斯頓曾是華盛頓的一個年輕的政治記者，在納粹空襲倫敦時他是那裡的一個戰地記者，此前他和他在美國中西部的妻子及幼兒生活在毀滅和破碎的邊緣。當時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是有很大的風險、危險和責任的。那一代美國記者很顯著地受當時時局與地點的影響。盟軍的動機無比純潔，對戰雙方的角色也涇渭分明：良善與邪惡。倫敦給許多記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給了愛德華·R.默羅[註：愛德華·R.默羅（Edward R.Murrow，1908—1965），美國廣播新聞界的一代宗師，新聞廣播史上的著名人物，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著名播音員。“二戰”時他任CBS駐歐洲記者站負責人，1938年3月12日，默羅在德軍進佔維也納的同時向美國聽眾廣播了他的第一篇戰爭報道，這篇報道成為廣播史上第一次“現場直播”。]一種呼聲，給了克利夫頓·丹尼爾一種舉止和服飾的風格。賴斯頓因此深信這場戰爭是一次神聖的十字軍東征。他就此寫了一本書，這本書使他朝著成名邁出了一大步。這本書題為《勝利的序曲》（Prelude to Victory），於1942年夏季出版，第一次展示出賴斯頓散文的活力和愛國主義精神。這本書的主題是：“直到這場戰爭不再是為了個人的目的和物質的東西，而成為為美國和美國夢而進行的全民族十字軍東征時，我們才能贏得這場戰爭。”賴斯頓從這個布道壇上發出的聲音能夠體現在這樣的段落裡：“我們必須蔑視危險，迎接機遇。我們必須做好把我們團結起來的事情，清除使我們分裂的東西。我們必須帶著彼此信任和對美國夢的正義性的信仰嚮往未來。因為這就是勝利的序曲。”這本書在美國和英國出版後好評如潮。電影製片人沃爾特·萬格深受這本書鼓舞，甚至許諾如果有哪位讀者不像他一樣認為這本書是重要的，他可以安排好萊塢的一家書店予以賠償。這本書還表達了對《紐約時報》的忠誠。這一事實連同賴斯頓的哲學及其得到的喝彩，對他和《紐約時報》業主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關係有利而無害。
1942年，蘇茲貝格50歲，正值壯年。他是一個精瘦的講究服飾的人，長著灰色的頭髮，警覺的藍眼睛，眼角邊起了皺褶。他能夠果斷地做出重大的決定，而用不著先去理清和他岳父有關的一切事情。奧克斯已經去世七年了，儘管蘇茲貝格決不會成為奧克斯那樣的老闆，但他畢竟是老闆。蘇茲貝格天性上是一個謙和的人，不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創始人。他喜歡平靜地做出決定，考慮同事的意見，然後像其他神殿維護者那樣崇敬地紀念先祖。蘇茲貝格像奧克斯一樣是猶太人的後裔，除此之外，這兩個人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阿道夫·奧克斯的騰達是對嚴重不平等進行持久鬥爭的結果。他15歲時退學開始在社會底層工作，先是跟一個印刷商當學徒，在田納西州的一家小報館的排字間裡擦地板。而蘇茲貝格一開始就是有特權的。他出生在紐約的一個名門望族，他的家庭是1695年到北美殖民地定居下來的。他母親的一個親戚雅各布·海斯曾是紐約的第一任警察局長。蘇茲貝格在好學校受到了教育，品嚐到了高雅的東西。他寫詩歌，還有畫家的才能。他曾嚴肅地考慮將來某一天要成為一名建築設計師。但從大學畢業後，他像他父親一樣成了一個紡織品出口商。在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自費到北京旅行。回國後不久他接受訓練，成了一名炮兵軍官。在軍隊中他碰到了在紐約的幾個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奧克斯的一個侄子。正是通過這個侄子，蘇茲貝格同奧克斯的女兒伊菲吉妮重新結識——也許他幾年前就已經認識她了，那時他們都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裡上學。
在蘇茲貝格最初求婚時，奧克斯是不愉快的。奧克斯已經把他的女兒塑造成適合他的維多利亞式的品味了，並不急於要她結婚，她的所有需要都能在家裡得到滿足。但如果她嚴肅地考慮結婚的話，就像她對蘇茲貝格做的那樣，奧克斯也希望她至少要選擇一個有記者背景的人，這個人能對《紐約時報》做出貢獻，也許某一天可以幫他管理報紙。但他女兒對蘇茲貝格鐵了心，奧克斯最終還是同意了，條件是這個年輕人在退伍之後要加入《紐約時報》，學習報紙業務。如果他有能力的話，他會在這個等級體制中得到晉陞，同時奧克斯也能夠照顧他。
1918年，結婚一年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到了《紐約時報》。他當了秘書，沒有多少事可做。他的出現自然在整個大樓都引起了好奇，特別是在一些發現他特別有吸引力的婦女中間，很少有什麼細節能不成為她們閒聊的話題。蘇茲貝格喜愛他辦公室裡的花朵，喜歡小動物，在他的辦公桌上和書櫥頂上經常擺有一些標本。他老是在房間裡搬弄傢俱，倒煙灰缸，沿著地板來回滾動一個裝有龐大地球儀的檯子，直到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使北面的光線能在一個有趣的角度照著它。他著迷於音樂和詩歌、色彩和紡織品，並且在他偏愛的報紙的某個文化部門幹得不錯。但奧克斯不讓他染指經營方面更有誘惑力的工作。他一度被派去從事《紐約時報》每年的慈善活動，即“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註：“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The Hundred Neediest Cases），1912年由《紐約時報》主編阿道夫·奧克斯發起的慈善計劃，旨在增進社會福利，幫助一切有需要的人士。至今已籌款超過275萬美金。]，後來又派他每天抽出半天時間去《紐約時報》在布魯克林的布什終端大廈的造紙廠，在那裡他要親自熟悉生產新聞紙的後勤工作。很快，他比《紐約時報》所有的人都更多地掌握了這方面的知識。在幾年之內蘇茲貝格產生了強烈的工作願望，並且在迅速地學習。他似乎是不停地在忙，在辦公室工作到很晚，研究大樓裡各個部門複雜的表格報告。在星期天和節假日他也總是到報社來，如果沒有別的工作，他就在那裡轉悠，和人們談話。正如他在一次談話中所說，這是在“傳遞一個事實，我沒有用老闆的錢去打馬球”。
到20年代後期，阿道夫·奧克斯近70歲時已慢慢不理事了，蘇茲貝格的權威開始上升了，但絕沒有達到獨斷專行的地步。一度，每當蘇茲貝格走得遠一點兒，奧克斯就提醒他：“我還沒有死呢。”還有一次，奧克斯惱怒了：他得知蘇茲貝格因自己乘坐的出租汽車被梅西百貨公司舉行的感恩節遊行所阻塞，而向一個編輯建議《紐約時報》可以就這種擁擠現象發表一兩段話。奧克斯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只是因為他的女婿碰到了交通擁堵就去冒犯梅西百貨公司。還有其他一些關於蘇茲貝格的事情從一開始就使奧克斯感到惱怒，這些事情不是由於不滿造成的，而是由於他們風格上的差異和奧克斯的願望引發的。奧克斯希望，不僅在他去世之前，而且在他去世後很久都要按他的願望來管理《紐約時報》。
這個理由說明了，奧克斯為什麼在他的晚年要如此固執地實現他的願望，不停地找他的律師咨詢。他要求自己去世後，《紐約時報》應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親屬來掌管，進而再由他們的家庭成員來控制，他們全都有責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種奉獻精神在一生中進行管理。他也知道，這是許多建立王朝的人都會做出的臨終願望：1911年去世的《世界日報》的偉大業主約瑟夫·普利策[註：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匈牙利裔美國人，美國報刊編輯、出版人，大眾報刊的標誌性人物，普利策獎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創始人。]可能也是這樣。但到了1931年，普利策的繼承人把《世界日報》出售給了斯克裡普斯—霍華德集團。這件事情恰恰是在奧克斯去世前不久發生的，因而使他感到特別沮喪。因為《世界日報》曾是寫作和報道、文雅和智慧的卓越結合，傷害它的主要不是編輯力量的衰弱，而是它在經營方面管理不善。奧克斯知道，單是靠有才能的理想主義的職員不能夠引導《紐約時報》度過未來幾十年。這家報紙還必須得賺錢。奧克斯的天才不僅在於他創造的報紙的類型，而且在於他使這個報紙賺了錢。當然，奧克斯工作努力，是一個不屈不撓的小個子，除了他的報紙以外沒有別的任何興趣。正如他所說的，他從來不懷疑消息可以是一種耐用的有銷路的商品。但奧克斯以自己經營上的敏銳，具有一種避免經營誘惑的本能，他希望他的繼承人也多少繼承這一點。例如，奧克斯在紐約的最初日子裡，非常缺錢，為了節省幾個美分，他有時會在報社到處轉轉，關掉還亮著的桌燈。然而，一個傑出的紐約人，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為他提供了一份價值15萬美元的市政廣告合同，並且不附帶任何條件，奧克斯卻拒絕了。他這樣做的根據是：我的確非常需要營利，以致可以調整運作計劃去爭取意外的收穫，但這樣做後如果別人以取消合同來威脅我，我便不願違心地去做這種事情了。奧克斯是一個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同樣有普通人的弱點，正因為深知此點，他便警惕著自身誘惑的哪怕微不足道的擺動。對於他的繼承人，他只能希望他們也具有抵制誘惑的智慧，不僅僅是為了利潤而經營《紐約時報》，而且多少要遵循偉大教會的經營路線，靠美德來給財富鍍金。這樣，阿道夫·奧克斯在去世後就能永遠活在禮拜中。
當然，他在禮拜中究竟能活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繼承人在此後幾十年的進展如何。對他的基礎構成破壞的，無非是家族的爭吵，自私的野心或者短視的目標。他的後繼者應該去賺錢，但不應受金錢誘惑；應該順應潮流，但不應被潮流所裹挾；應該僱用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才能卻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這種人自認為他們作為作家就該特殊一些，或者作為編輯是別人替代不了的。在《紐約時報》沒有哪個人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奧克斯。他希望，《紐約時報》永遠辦下去，他的家族要和報社一起工作，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壓抑住任何個人的憎惡，而且如果可能的話，他的家庭成員在婚姻中要選擇那些願意“嫁”給《紐約時報》的人為伴侶。
這就是奧克斯夢想的一部分。1935年，當他重遊自己發跡的田納西州的過程中去世時，實現他的願望便成了他的女婿蘇茲貝格和女兒伊菲吉妮的責任。
伊菲吉妮·蘇茲貝格是一個嚴肅的、有著淺黑色的眼睛和膚色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看起來令人愉快。在看起來柔和的外表下面，她有著非常堅強的性格。作為一個姑娘，她曾是奧克斯的小公主；作為1914年從巴納德學院畢業的年輕學生，她曾是活躍的和明快的人物，她使總是關注教育並羨慕教育的父親感到特別自豪。她的母親是一個極其奇怪的瘦小女人，長著烏黑的頭髮，穿著長長的黑衣，夜晚單獨圍著住宅散步，而白天卻在睡覺。她似乎更喜歡奧克斯住宅周圍的動物，包括老鼠。她有時在壁櫥裡給老鼠留下些麵包屑，卻對那些經常來參加晚餐的重要人士不怎麼感興趣。她是傑出的辛辛那提猶太教拉比、希伯來聯合學院的創始人艾薩克·懷斯的女兒，阿道夫·奧克斯是在1882年的一天訪問這位教士的家時認識她的。一年後他們結了婚，在華盛頓度了蜜月，在那裡他們和切斯特·阿瑟總統一起喝過茶。奧克斯後來帶著他的新娘回到查塔努加，他是《查塔努加時報》早熟的出版商，這一經歷為他後來在紐約的事業積累了經驗。他的妻子對新聞事業的興趣僅僅限於文學副刊，她為副刊寫書評，她對做飯或理家幾乎沒有什麼愛好。但這在查塔努加沒有什麼問題，因為阿道夫·奧克斯的女眷幸福地居住在那裡，包括他的母親，她們幫助料理大房子，因此同阿道夫保持密切的關係。年輕的奧克斯夫人，她在自己家裡像一個客人，自由地做著騎馬之類的事情，這匹馬是他們結婚後不久她的丈夫為她買的。奧克斯對她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感到不愉快，實際上恰恰是被其所吸引，這同他的中產階級背景形成愜意的對照。在他們婚姻的早期歲月裡唯一不足的事情是孩子，先生下來的兩個都死掉了。但在他們結婚九年後，也就是1892年，一個女嬰誕生並且活了下來，欣喜若狂的奧克斯給她取名叫伊菲吉妮，以紀念他的妻子。
年輕的伊菲吉妮像她母親一樣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卻很少具有她母親浪漫的超然態度。如果她父親允許的話，她本可以成為一名記者，一個迫切要求改革的鬥士。作為一名女學生，她曾敏銳地意識到紐約的貧民窟問題，在她的家庭多次到歐洲旅行時，她看到了更多的貧民窟。在巴納德學院，她主修經濟學，形成了自己的社會觀。她和其他學生一起提倡紐約應該進行更好的福利改革，還作為一名志願者到該城市的貧民區福利改革之家裡做工作。她的父親讚賞她的理想主義，但有時也對她表達自己觀點時決斷的方式感到吃驚。一天，奧克斯給她介紹了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傳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認為，無法單靠教條的力量來贏得論證，主張使用一些更柔和的詞語，如“目前對我來說”或者“我想像”，“我理解”——對這種談話的方式的必要性，奧克斯佐之以自己的例子：奧克斯說話從來不高聲，並且以寬容的方式來調教伊菲吉妮（“也許你最好多看看”）。這種教育逐漸地影響了她的童年，並且隨著她年齡的增長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人們都對她講道理的天性有深刻印象，有時將它誤以為羞怯。
然而，並非《紐約時報》所有感覺敏銳的編輯都有這種誤解，特別是在奧克斯去世後，這並不是說伊菲吉妮是咄咄逼人的。事實上，在新聞編輯部裡很少能見到她，她到《紐約時報》大樓去通常也限於她丈夫辦公室的社交需要，或者是參加《紐約時報》董事會的會議。然而，《紐約時報》幾乎所有高層人士都有這樣的印象，認為伊菲吉妮以她溫文爾雅的方式以及她友好的暗示和提醒，以她作為奧克斯的唯一後代和他事業直接繼承人的身份，對《紐約時報》的聲望和三位繼承他父親而居高位的男人——她的丈夫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她的女婿奧維爾·德賴富斯、她的兒子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她是他們生活中和奧克斯精神的活生生的聯繫。在這個世紀裡，她從奧克斯的小公主成長為《紐約時報》的貴夫人。編輯們和管理者們在她出現時總是畢恭畢敬的，在她不在時也是留心的，其中一些人在進行公共講演時會引用她喜愛的故事和觀點。他們用得最多的故事是中世紀的一個關於旅行者的寓言故事：一天一個旅行者在路上碰到了三個石匠，分別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在做什麼事情。第一個石匠說：“我在砸石頭。”第二個石匠說：“我在做一塊奠基石。”第三個石匠回答說：“我在建一座教堂。”伊菲吉妮·蘇茲貝格總是說，《紐約時報》的力量在於它的大多數職員都是教堂建設者，而不是砸石頭的人。在最近25年內加入《紐約時報》的教堂建設者中，也許她喜愛的是詹姆斯·賴斯頓。
伊菲吉妮讚賞賴斯頓的理想主義，他對《紐約時報》和國家的忠誠，他牢固的中產階級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和她父親的價值觀並無不同。賴斯頓和奧克斯從未見過面，他們兩代中間隔著半個世紀，但兩人都靠自己的努力從小城鎮來到了東海岸，兩人都受同樣的原則和激情所指導。奧克斯在美國所理解和讚賞的大部分東西，從未能形成文字，後來都由賴斯頓書寫下來了，假如奧克斯能活著讀到賴斯頓寫的東西，並且親自瞭解他，他無疑會像伊菲吉妮一樣對他抱有熱情。賴斯頓恰恰就是為《紐約時報》準備的。他的作品表達了對國家未來的信仰，他從來不搗亂，對當局是溫和的。因為他有興趣寫作，經常不乏幽默，沒有過分的尖刻或靈巧。賴斯頓像奧克斯一樣，不是在有著大量的住宅、憤怒的示威和苛刻的工會的大城市中找到美國精神的，而是在有著敬畏上帝的家庭、有著空地的小城鎮中找到的。從這樣的一個國家當中橫空出世，並且接受其價值觀，詹姆斯·賴斯頓將美國精神融入到了自己的寫作當中，於是他筆下的美國是一片人們似乎沒有那麼幻想盡失，警察沒有那麼殘酷，美國對於越南的轟炸並非毫不正當，華盛頓的政客們並非過於自私自利，傑斐遜時代的美國還沒有遠去，或本色盡失。那些大學校園裡面的兄弟會，在賴斯頓看來，並不會加深學生們的偏見，而是一個為像曾經的他一樣貧窮的學生提供學習如何正確使用刀叉的地方。賴斯頓對女人的態度像奧克斯一樣，既是浪漫的又是清教徒式的。賴斯頓認為，女人的地方就是在家裡。當國家最優秀的女記者之一瑪麗·麥格羅裡向他所在的華盛頓分社申請一個職位時，他說如果她願意拿出部分時間在電話交換台工作的話，她就可以得到這個職位，但她拒絕了。賴斯頓世界裡的女英雄不在辦公室工作——她們最勝任的角色是母親和妻子。她們鼓勵她們的丈夫，就像他的妻子總是在鼓勵他一樣。當他第一次來華盛頓工作時，看到這個城市的女人、新到來的國會議員們的妻子不得不靠撒謊來保護她們的丈夫時，他深感悲痛。他不能為此而譴責她們，這是她們作為妻子的義務，但他還是為這種想法而悲傷不已。
在賴斯頓的世界觀中有許多東西也私下激怒了他的一些記者同事，但伊菲吉妮·蘇茲貝格和她的丈夫卻為他深感自豪，這才是關鍵的。可以肯定，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也喜歡賴斯頓，但方式與他妻子多少不同。他敬重的是賴斯頓的才能，並且會當面稱讚他。40年代，在賴斯頓作為他年輕的行政助手和偶爾的旅行夥伴的日子裡，他已經非常瞭解他了，但有時賴斯頓早早上床的習慣和刻板的性格也使蘇茲貝格有點生厭。蘇茲貝格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喜歡喝酒，對腳有鑒賞力。他離開自己的工作後，懂得了放鬆的藝術。賴斯頓自身存在的缺點並不能影響對他總的評價。蘇茲貝格知道，賴斯頓對自己的要求比對別人更嚴格。例如1939年，即賴斯頓在《紐約時報》工作的第一年，他和一位同事在倫敦分社有過一次不檢點的行為，大多數記者都很快把這件事淡忘了，或者一笑了之，或者自誇一番，但這件事卻一直折磨賴斯頓的良心長達25年之久。
這件事發生在1939年底，當時納粹的潛艇已經逼進福斯灣周圍的英國海防線，並且破壞了英國的一艘巡洋艦。賴斯頓和一個同事想出了一條妙計使這一消息通過了英國的審查。他們的辦法是，發一段電報告訴《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只注意每句話的最後一個詞，然後再發出一系列看起來無害的句子。這樣他們能夠傳遞出足夠多的詞來透露這件事。德國潛艇攻擊的消息在英國新聞界報道之前先在紐約發表了，這件事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導致蘇格蘭場和英國軍情局開展了調查。調查者用了八周時間來破譯《紐約時報》記者的密碼，這是一件麻煩的緩慢的偵察工作。當謎底最終解開時，這個事件已經成為沒有意義的往事了。《紐約時報》的編輯們，儘管曾經拿這件事情開玩笑，後來卻表現出驚愕，認為這兩個記者為這麼點兒的收益而冒這麼大的險實在不值得。這個事件使賴斯頓深為苦惱。對他來說，介入這樣的事情是出於性格，採取的策略也有問題。儘管美國還沒有參戰，但英國已經成為美國最親密的盟友，破壞英國的書報審查制度既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也是不愛國的行為。更成熟的賴斯頓，那個在1961年反對《紐約時報》發表豬灣報道的人，再不會做這種新聞報道了。
《紐約時報》的所有職員都知道，1939年的這個事件是賴斯頓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犯錯誤的證明，因為此後不久，特別是在1942年《勝利的序曲》出版後，賴斯頓的職業地位迅速上升，他的記者同事再不會平視他了。批評家克利夫頓·法迪曼說這本書確立了賴斯頓作為一個“有價值的宣傳家”的地位。在這本書出版後，賴斯頓暫時離開了《紐約時報》，去幫助美國政府重新組織戰爭情報局的倫敦分部。在那裡他給美國大使約翰·懷南特留下了深刻印象。懷南特後來向蘇茲貝格稱讚了他，此後不久賴斯頓回到了紐約，當了蘇茲貝格的助手。正是在這一時期，賴斯頓結識了《紐約時報》未來的業主奧維爾·德賴富斯。德賴富斯當時剛剛開始他在《紐約時報》的生涯，是蘇茲貝格有點羞怯的30歲的女婿。到1944年，賴斯頓重新幹起記者的工作，這一次是在華盛頓分社社長阿瑟·克羅克手下工作，很快成為克羅克職員中的新星，榮獲了普利策獎。而其他出版機構也願意給他提供顯赫的職位，其中之一是《華盛頓郵報》的社論部主任。賴斯頓在1953年認為這是很有誘惑力的，他對克羅克講了此事。克羅克不想讓《紐約時報》失去賴斯頓，但克羅克擔心，唯一能夠留住賴斯頓的職位也許就是自己的職位。克羅克當時66歲了，在華盛頓當了21年的分社社長。在這段時期，他已經取得了他年輕時在家鄉肯塔基就夢想得到的大部分的社會地位。他最初來到華盛頓是在1910年塔夫脫總統執政期間為《路易斯維爾時報》工作。1927年在伯納德·巴魯克[註：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美國金融家、投資家、慈善家、政治家。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後，他成為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經濟顧問。]的推薦下，克羅克被阿道夫·奧克斯僱用。1932年奧克斯讓克羅克重組《紐約時報》的華盛頓分社。克羅克當時不願這樣做，寧願留在紐約。出於尊重他的願望，奧克斯給了他差不多是全權的委任。自《紐約時報》的事情有了緩慢的變化以來，在奧克斯去世後很久，克羅克一直自主地管理著他的24人的分社。紐約的編輯，即使那些比他級別高的編輯也很少提出異議。只要克羅克先生不願意在級別上被別人超過，誰也別想在級別上超過克羅克；誰反對他都會引起一場吵鬧，沒有人喜歡在《紐約時報》上大吵。所以，阿瑟·克羅克像家長一樣年復一年地管理著分社，同紐約總部建立了一種微妙的關係，一直持續到60年代，這種關係成了《紐約時報》總部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最富戲劇性的痛苦問題。但在1953年後，事情的進展像克羅克所希望的那樣，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時刻：重要的人物經常要寬宏大量，即使不寬宏大量，也要現實一些。於是，他自願地把他的頭銜讓給了賴斯頓，自己還是繼續寫他的專欄，在分社中充當幕後掌權人。在43歲的詹姆斯·賴斯頓身上，克羅克相信自己找到了一個合適的接班人。這位接班人作為一名記者有足夠的名望，在蘇茲貝格家族那裡還遠超足夠，這一切足以擋住紐約編輯們侵佔華盛頓分社的任何企圖。克羅克是正確的。
賴斯頓平穩地、謹慎地行事，很少激怒別人，不僅保住了分社的自主權，而且在幾年之內還增強了它的特權。他給克羅克的隊伍增添了許多新人。很快可以看得出來，這是特殊的一類人，幾乎就是從賴斯頓的模子裡倒出來的：他們都是瘦瘦的、衣著整潔的記者，個頭都比較高，在很好的大學受過教育，生氣勃勃。他們善於吹奏管樂，彬彬有禮，對問題不忙於表態，能使人完全消除敵意，並輕信他們。其中大多數人是在美國的中西部或南部長大的，至少他們都染上了小城鎮美國人的輕鬆方式。他們同許多從擁擠的大城市中出來的快言快語的城市色彩明顯的人形成顯著對照。在紐約為《紐約時報》工作期間，賴斯頓開始像阿瑟·克羅克一樣對紐約感到厭惡。克羅克在晚年把紐約看成是一個頹廢的、具有攻擊性的城市。
賴斯頓與紐約的編輯們不同，他既然僱用了這些人，就不會讓他們在沒有個性的大新聞編輯部裡凋落，乾等著又一次“泰坦尼克號”沉沒。對這支相當於紐約總部十分之一規模的職員隊伍，賴斯頓能夠而且也的確熟悉每一個人。他指派每一個人去採訪政府活動的一個重要階段，這會保證他們在《紐約時報》上有足夠的篇幅並且能夠署名，進而又使他們在報社裡有了身份，並且能夠進入首都有影響的社交圈子。在賴斯頓的職員隊伍裡工作，應是《紐約時報》的精英集團的一員，賴斯頓利用他對高層的有力影響，使他們得到豐厚的報酬和被信任感。他渴望的不是別的，而是這些人對《紐約時報》的忠誠，並為能在分社工作感到自豪，他還要求他們同他打招呼時可以直呼他的綽號“斯考蒂”[註：意即蘇格蘭人。——譯者注]，甚至連辦公室的小伙子也這樣叫他，斯考蒂·賴斯頓。他們把他當作偶像來崇拜。
對職員中的年輕人來說，正是賴斯頓把《紐約時報》所具有的任何偉大特質都人格化了，卻又不是紐約的那些高級教士。有一家報紙想為《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提供一個更好的職位，這位記者猶豫再三才接受了它。因為這意味著他要離開斯考蒂。有些記者深受賴斯頓的舉止和才能的激勵，都極力模仿他，有的人甚至到了和他穿一樣的服裝，改戴領結和穿有領扣的襯衫的程度。他們像他一樣吸煙斗，虛張聲勢地走路，極力模仿他講話的樣子。但後者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在賴斯頓奇妙的冷淡聲音中有獨特的音色，他精選的詞，他停頓的方式，使得他說的每件事情都有了永載史冊的口吻。
不難想像，紐約的許多同事都妒忌賴斯頓的工作隊伍，都想成為其中的一員。在為數不多的場合，當紐約的記者和賴斯頓以及他的一些人一起承擔某些特殊的外出採訪任務，如採訪佛羅里達的肯尼迪基地的大型空間發射活動時，紐約的記者就會僅僅因賴斯頓的到場而成為某些小方便的受益者。例如，早晨在賴斯頓的汽車旅館門外，在賴斯頓的要求下會有一捆新印出來的25頁的《紐約時報》從紐約空運到佛羅里達。賴斯頓理解記者們的想法。他知道，當承擔一項外派的任務時，他們大多數最渴望的是吃早餐時看到刊有他們自己文章和名字的報紙，從而感受到快樂。
紐約的幾個記者極力想調到賴斯頓的分社，但很少人能成功。賴斯頓通常是不會接受任何來自紐約總部的請求或選擇，他寧願在離美國的心臟更近的小城鎮裡去獲得自己的發現。賴斯頓還極力阻止紐約記者到華盛頓地區採訪消息。1959年他對紐約的一個記者就是這樣做的，這個記者就是被公認為全國最優秀的勞工記者A.H.拉斯金。拉斯金當時正在採訪一次鋼鐵工人大罷工的每日進展情況，因採訪需要他從紐約來到匹茲堡，隨後又進入華盛頓，因為總統的一個專門小組打算就是否頒布應急禁令舉行聽證會。拉斯金來到華盛頓分社時，賴斯頓有禮貌地但明白無誤地告訴他，罷工的報道現在已由華盛頓的一名記者所接管。拉斯金隨即給紐約總部打了電話，紐約總部要求他打道回府。後來在紐約就此事出現了許多吵鬧。有個編輯大聲地表示《紐約時報》是由紐約管理的，而不是華盛頓；另一個編輯說，《紐約時報》是一家報紙，不是一塊分封采邑。但這種議論大多都是出於窘迫或憤懣，沒有哪個編輯願意在這個時候和賴斯頓攤牌，所有人都知道賴斯頓與報社統治家族的關係密切。至於A.H.拉斯金，他對在華盛頓發生的事情並不感到驚奇。像紐約總部的大多數老兵一樣，他以前就體驗過和分社打交道的困難，發現他們總是拖拉地或勉強地幫助他去華盛頓查清所要報道的事實，或者把他提供的任何消息來源都當作無關緊要的東西很快打發掉。如果可能的話，拉斯金寧肯和賴斯頓吵嘴，也比和過去擔任分社社長的阿瑟·克羅克吵嘴更能表現自己的真誠。
拉斯金記得1949年他在華盛頓分社的一次經歷，這次經歷是如此的可怕，最終演變成了鬧劇。這一年是以大量失業為標誌的全國經濟衰退時期，拉斯金從聯邦安全局的一個朋友那裡得知，杜魯門總統正準備向國會提交一份特殊的國情咨文，迫切要求聯邦政府撥款幫助各州和城市，實施自大蕭條時期公共事業振興署成立以來，第一次處理應急事務的勞動救濟方案。拉斯金懷疑能否指望克羅克那裡出人幫忙查清這個線索，便自己用電話進行調查。他在紐約最終得到了足夠的事實來寫報道。這篇報道佔了《紐約時報》的一版。報紙傳到華盛頓時，在克羅克的分社裡出現了暴怒。克羅克的副手路德·休斯頓，很快派記者去證明拉斯金的報道是一個騙局。休斯頓甚至竭盡全力讓《紐約時報》的白宮記者安東尼·萊維羅在記者招待會上以否定的口氣向杜魯門總統提問，想引誘出否定的回答，他的確成功了。接著休斯頓給紐約發出一封憤怒的信件，列舉了華盛頓的一些高級官員的名單——他們都曾告訴分社，拉斯金的報道純屬子虛烏有。這封信在結束時強烈重申了它的主題：從紐約的時報廣場[註：時報廣場（Times Square），紐約商業中心，位於百老匯大道與第七大道會合處，名稱源於《紐約時報》早期在此設立的總部大樓。該地又被稱為“時代廣場”，是據英文名直譯所得。]來採訪華盛頓必定導致災難，紐約何時會吸取它的教訓？幸運的是，在休斯頓的信到達紐約的當天，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交了關於勞動救濟的國情咨文，其中的一切均符合拉斯金的預見。
但詹姆斯·賴斯頓決不會寬恕這種小事，他也不會允許他的分社採取這種目中無人的傲慢行動，這必定會或遲或早地自食其果。賴斯頓把他本人和他的職員訓練成團隊型員工。他的管理藝術，是不能僅僅靠通常的一意孤行來衡量的。更有趣的是，賴斯頓的方式，正如他所表現的，似乎只是為了《紐約時報》更大的榮譽而設計的。賴斯頓畢竟是一個教堂建設者，不是一個砸石工，紐約的任何編輯公開向賴斯頓的動機進行挑戰，都會是厚顏無恥的。他們可以生他的氣，當他阻止拉斯金來華盛頓做鋼鐵工人罷工的報道時就是這樣，但他們抓不住賴斯頓的傲慢、自私或專權的把柄——他也許沉溺於這樣的事情，但他們無法抓住他。他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有高尚的目的和健全的原則。在讓A.H.拉斯金遠離罷工報道時，賴斯頓並沒有剝奪《紐約時報》讀者將要知道的新聞報道。賴斯頓用他自己的勞工記者來從事報道。
賴斯頓的整個立場似乎是和《紐約時報》纏繞在一起的，他的理想主義和性格與蘇茲貝格夫婦贊同的觀念是一致的，懷疑賴斯頓也就是懷疑《紐約時報》本身。如果賴斯頓插手了總部的某種複雜的事情——這種事不時地會發生，特別是在60年代的震盪時期，他的參與也會是出於一種非常道德的立場，以致紐約的任何編輯把這種事叫作“辦公室政治”幾乎都算是叛逆。因為他們都知道，賴斯頓或許已經事先和業主阿瑟·海斯·蘇茲貝格，或（在蘇茲貝格1961年因為健康原因退休後）和奧維爾·德賴富斯一起釐清了他的行動步驟。在20世紀50年代，賴斯頓和德賴富斯成了親密的朋友，賴斯頓到紐約時，經常停留在德賴富斯的家裡，充當這位新業主的知己和顧問。在他的講演和作品中，他大肆讚美這家報紙和擁有這家報紙的家族，當1963年工人襲擊《紐約時報》時，賴斯頓以義憤填膺的悲痛之情譴責勞工領袖：“襲擊《紐約時報》就像是襲擊一位老婦人。”
所以，毫不奇怪，當1961年的這個晚上《紐約時報》要就豬灣報道做出重大決定時，新任總指揮奧維爾·德賴富斯會向賴斯頓求教。賴斯頓對國家利益和《紐約時報》在國家利益中的利害關係非常敏感，建議降低這篇報道的份量。他的確這樣做了。如果克利夫頓·丹尼爾1966年春在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的講演沒有再一次挖掘出這件事的話，如果五年前被制服的紐約編輯們沒有像他們在1966年6月2日在《紐約時報》上所做的那樣對丹尼爾的講演配合報道的話，這篇報道就會和1961年以來其他上百篇大型報道一起，降低調子，發表出來，並且被遺忘。他們把這篇4000字的講演散佈到報紙的六個欄目上，還刊登了一幅入侵古巴的照片和由報道這次聖保羅講演的美聯社記者寫的幾千字的文章，標題為：《肯尼迪後來願意讓〈紐約時報〉把它知道的一切都刊登出來》。對丹尼爾的講演進行這樣廣泛的新聞報道，甚至連發表講演後回到紐約的丹尼爾都感到驚奇。這篇新聞報道顯然是正當的。理由是，它給歷史下了一個重要的腳注。但也無可懷疑，它的傑出表現的另一個理由是，這篇講演使得在1961年被德賴富斯和賴斯頓否定的紐約編輯們成了英雄——它實際上是以微妙的方式指責了德賴富斯—賴斯頓聯盟。這種事情在五年前是不會發生的，但現在，在1966年，情況就不同了。奧維爾·德賴富斯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