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和奧斯曼帝國，其內部危機都是古老而深刻的。自19世紀中葉起，中國的清朝政府便承受了許多重大危機的震撼（參見《資本的年代》）。它方才克服了太平天國的革命威脅，為此付出的代價，幾乎是放棄帝國中央的行政權而聽憑外國人擺佈。這些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權的租界，而且幾乎霸佔了帝國的主要財源——中國的海關總署。慈禧太后（1835—1908）雖能震懾其國人，但外國人卻不那麼怕她。在她的統治下，這個衰弱的帝國似乎注定會在帝國主義聯合的猛攻下消失。俄國進入東三省，其敵手日本又將俄國從東三省逐出。在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戰之後，日本奪取了中國台灣和朝鮮，並且積極準備下一步侵略。與此同時，英國已經擴大了其香港殖民地，並且覬覦西藏。德國在中國北部佔據了一些基地；法國人在其印度支那帝國周圍施加影響力，並在中國南方擴展其陣勢；甚至弱小的葡萄牙，也在1887年迫使中國割讓澳門。可是雖然群狼願意聯合對付其獵物——比方說，1900年以鎮壓所謂的義和團之亂為借口，英國、法國、俄國、意大利、德國、美國、奧地利和日本聯合佔領並搶劫北京城——但在如何分割這一龐大帝國的問題上，卻無法達成協議。尤其是因為美國這個新興的帝國強權，堅持對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即它也要享有與早期帝國主義者同樣的權利。和摩洛哥的情形一樣，這些在太平洋上對中華帝國進行的你爭我奪，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較為直接的結果是，它們一方面保住了中國名義上的獨立，一方面卻造成了這個世界最古老政治實體的崩潰。
當時，在中國有三大股反抗力量。第一股是中國朝廷中的儒家資深官吏，他們很清楚地認識到：只有西式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只有受西方啟發的日本式）現代化，可以拯救中國。然而，西化卻正意味著必須摧毀他們所代表的道德和政治體系。即使沒有受到宮廷陰謀與分裂的掣肘，沒有因為對技術的無知而削弱，並能免除每幾年便來一次的外國侵略，保守人士領導的改革還是注定會失敗。其次，人民起義和秘密會社這個古老而強大的反對傳統，仍舊和往日一樣強大。19世紀70年代，在中國北部有900萬—1 300萬人死於饑荒，而黃河決堤證明了負有護堤責任的帝國的失敗。因而，雖然太平天國失敗了，但是各種不滿成分還是結合起來強化了這個傳統。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事實上就是一次群眾運動，其領導階級乃由義和團的組織所形成，這個組織便是龐大而古老的白蓮教秘密會社。可是，基於明顯的理由，這些反叛的鋒刃表現為殺氣騰騰的仇外情緒和反現代化。它是針對外國人、基督教和機器而來。雖然它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某些力量，但卻無法提供規劃或前景。
當時只有在中國南部，也就是商業和貿易一直占重要地位而外來帝國主義又為本地某些資產階級奠定發展基礎的地方，才具有這種轉型的基礎，儘管它是狹小而不穩定的。當地的統治群體已經在悄悄脫離清王朝。只有在這裡，古老的秘密會社才會與意欲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現代化具體方案相結合，甚至對它發生興趣。孫中山（1866—1925）從南方新興的共和革命運動中脫穎而出，成為革命第一階段的主要領導者。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懷有對清朝根深蒂固的敵意，都痛恨帝國主義，這種痛恨可用傳統的仇外言辭或假借西方革命思想的現代民族主義加以明確闡述；也都支持社會革命的概念，革命分子從古代反朝廷起義的論調，轉變為現代西方革命的論調。孫中山著名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或者更準確地說，土地改革）——雖然是承繼自西方的政治詞彙（尤其是穆勒的措辭），但事實上，甚至是那些缺乏西方背景（孫中山乃是接受教會教育而且到處旅行的醫生）的中國人，也可將它們視為反清老調的合理延伸。而對於那一小群主張共和的城市知識分子來說，秘密會社對於接觸都市，尤其是鄉村的民眾，更是不可或缺。它們也有助於在海外組織華僑的支持團體，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最初便是在政治民族主義的訴求上，動員這些團體。
不過，秘密會社（如日後共產黨也將發現的）絕不是新中國的最佳基礎，而來自南方沿海的西化或半西化激進知識分子，其人數和影響力仍然不夠強大，組織也不夠完善，無法取得大權。同時，啟發他們的西方自由主義典範，也不曾提供治理清朝帝國的具體辦法。清朝帝國在1911年的一場（南部和中部的）革命中覆亡。然而，實際上，一時取代清朝的不是一個新政權，而是一堆不穩定的地區性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的權力主要都握在「軍閥」手中。之後的將近40年間，中國不曾出現穩固的全國性政權，直到1949年共產黨勝利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