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國家中，縱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會主義政黨顯然是在逐漸動員其大部分的勞動階級，可是，除了英國以外，無產階級並不是（社會主義者滿懷自信地說「還不是」）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一旦社會主義政黨取得了群眾基礎，不再只是宣傳家和煽動者的學派、精英幹部的組織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據地，它們顯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階級身上。19世紀90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進行有關「農業問題」的密集辯論，正可反映這種現象。雖然「農民」注定會消失（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因為20世紀後半期的事實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會主義可以或應該為那些靠農業維生的人做些什麼？這些人占德國人口的36%、法國人口的43%（1900年）。而它又能為當時還是以農立國的那些國家做些什麼？社會主義政黨的訴求對像必須從單一的勞動階級向外擴大，這種需求可從各個角度加以說明和辯護：由簡單的選舉人或革命考慮，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論基礎。（「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它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政黨，其目標在於將所有的社會團體由現在的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更高的形式」。）[27] 這是一種不可否認的需要，因為無產階級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會被其他各階級的聯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壓抑。
但是，社會主義政黨認同於無產階級這件事，使它比較不容易對其他社會階層產生吸引力。這種認同使得政治實用主義者、改革家、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裹足不前，這些人寧可將社會主義從一個階級政黨擴大到一個「人民政黨」。它甚至也妨礙了負責執行的政治家，這些政治家雖然願意將主義交給分類為「理論家」的少數同志，但他們也認識到：唯有把工人當作工人，他們才能賦予政黨真正的力量。再者，替無產階級量體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標語——如每天工作8小時和社會化——也無法使其他社會階層感興趣，甚至會因為其中含有剝奪他們權利的威脅而使他們採取敵對立場。社會主義者很少能夠衝破龐大而孤立的工人階級宇宙；在這個宇宙中，他們的好鬥者和他們的群眾，往往都會感到相當舒適。
可是，這些政黨有時還不只對勞動階級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堅持與單一階級認同」的群眾政黨，也公開從其他社會階層中獲得支持力量。比方說，在有些國家，其社會主義雖然在意識形態上與農村世界不和，卻攻佔了一大片鄉村地區，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歸類為「農村無產階級分子」的支持。這個情形見諸法國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國的許多地區。在美國，社會主義政黨最穩固的根據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馬州（Oklahoma）信仰《聖經》的貧窮白人農民當中。在該州的23個最富鄉村氣息的郡裡面，1912年社會主義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得了25%以上的選票。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會主義政黨的小工匠和小商人，其數目與他們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相衡量顯然過多。
無疑，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在擁有古老強大的（世俗）左翼政治傳統（例如共和、民主和激進等）的地方，社會主義似乎是這項傳統的自然延伸。在左翼顯然是一支龐大力量的法國，那些鄉間草根知識分子和共和價值觀念的鬥士——小學教員——頗為社會主義所吸引。而第三共和國的主要政治集團，也在尊重其選區理想的動機下，於1901年將自己命名為共和激進和激進社會主義黨（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 Socialist Party，它顯然既非激進，也非社會主義）。可是，社會主義政黨之所以能從這樣的傳統當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為即使它們認為這些傳統已不夠用，它們也贊成這些傳統。因而，在那些選舉權受到限制的國家，它們對於民主投票權的強力抗爭，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義者的支持。由於它們是最不具有特權的階級政黨，自然會被視為對抗不平等和「特權」的主要旗手，自美國和法國掀起革命的那刻起，這項抗爭對於政治激進主義便極其重要。而在當時更是如此，因為它從前的許多旗手，如自由派中產階級，如今已躋身特權行列。
社會主義政黨因其作為絕對反對富人的政黨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們所代表的階級，無一例外全是窮人，雖然照當時的標準來說不一定是非常窮困。它們以不絕的熱情公開譴責剝削、財富和財富的日漸集中。於是，窮困者和被剝削者，即便不是無產階級，也可能會覺得這個政黨跟他們意氣相投。
第三，社會主義政黨幾乎在定義上便是獻身於19世紀那個關鍵性概念——「進步」的政黨。它們（尤其是馬克思派）堅信歷史必然會朝向更好的未來邁進，這個未來的確切內容可能並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到理性和教育、科學和技術的加速勝利。當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想像他們的烏托邦時，他們腦中浮現的是電氣和垃圾自動處理機。「進步」，如果只作為希望的同義詞，是那些財產很少或沒有財產的人所渴望的，而資產階級世界和貴族文化近來對「進步」的質疑（見下），更加深了「進步」與平民和激進政治的聯繫。社會主義者無疑已從「進步」的聲譽中受惠，從所有信仰進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傳統中成長的人中受惠。
最後也最奇異的一點是：作為局外人和永遠的反對黨（至少到革命時為止），給了他們一個有利條件。由於他們是局外人，他們顯然由少數分子那兒吸引到比統計數字多得多的支持。這些少數分子的社會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是特殊的，例如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猶太人（即使他們是舒適的資產階級也不例外），以及法國的新教徒。由於它們永遠是反對黨，未受統治階級的污染，它們可以在多民族的帝國中吸引受壓迫的民族，這些民族可能是基於這個緣故才集合在紅旗之下。如我們在下章中將看到的，沙皇俄國的情形顯然如此，而其最戲劇化的例子是芬蘭人。正是這個原因，使芬蘭的社會主義黨在法律許可它接受選票時，便立刻獲得37%的選票。1916年，它獲得的選票更增加到47%，成為該國事實上的全國性政黨。
因此，名義上是無產階級的各政黨，其所獲得的支持在相當程度上可超越無產階級。在出現這種事實的地方，一旦情況合適，便可輕易地將這些政黨轉化為執政黨。事實上，1918年後也的確如此。然而，要加入「資產階級」的政府體系，則意味著必須放棄革命分子，甚至激進反對分子的身份，然而在1914年前，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也確實得不到公眾支持。第一位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社會主義者是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1899年），米勒蘭後來成為法國總統。雖然他當初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借口，是想在緊迫的反動威脅之下團結維護共和，但他還是被鄭重地逐出這個全國性和國際性的運動。在1914年前，沒有一個嚴肅的社會主義政治家會愚蠢到犯他那樣的錯誤。（事實上，在法國，社會黨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在大戰之前，從表面上看，這些政黨始終是純粹而不妥協的。
然而，我們必須問最後一個問題：史學家能單就他們的階級組織（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組織），或是單就勞動階級聚居區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所表現的一般階級意識，來撰寫工人階級的歷史嗎？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他們必須自覺是這個階級的一分子，並以這個階級的模式行動。這種意識可以延伸到很遠的地方，進入完全始料未及的區域。譬如說，在加利西亞失落的一隅，極度虔誠的猶太哈錫德教派（Chassidic）織工，曾在當地猶太社會主義者的協助之下進行罷工。可是，許多窮人，尤其是最窮苦的人，並不認為他們是無產階級，其行為也不像無產階級。他們自認為屬於注定貧窮的一群，是被遺棄者、不幸者或邊緣人。如果他們是來自鄉間或外國的移民，他們或許會聚居在可能與勞動階級貧民窟重疊的區域，但他們聚居的區域更容易為街道、市場，以及被合法或非法的無數小巷弄所主宰。在這樣的區域中，貧苦的家庭苟延殘喘，他們中只有某些人真正從事賺取工資的工作。對他們而言，重要的不是工會或階級政黨，而是鄰居、家庭、可以給他們好處或提供工作的保護人、寧願推卸責任也不施壓的政府官員、教士，以及同鄉——任何一個可以使他們在陌生的新環境中把日子過下去的人、事、物。如果他們屬於古老的內城庶民，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下層世界的讚賞，並不會使他們更為無產階級化或更具政治性。阿瑟·莫裡森（Arthur Morrison）所著的《雅各的一個孩子》（A Child of the Jago ，1896年）的世界，或阿里斯泰德·布魯昂（Aristide Bruant）的歌曲《巴黎拜爾維區和米尼蒙當區》（Belleville- Menilmontant ）的世界，除了都對富人懷有憤恨感之外，均不是階級意識的世界。英國雜耍歌曲中的世界〔如格斯·艾倫（Gus Elen）所唱：攀上梯子拿個望遠鏡／我們可以看見苦役者沼澤（Hackney Marshes）／如果中間沒有隔著這些房子〕，那個諷刺、嫌惡、冷淡、懷疑、聽天由命和不關心政治的世界，更接近於自覺的工人階級世界，不過它的主題，例如岳母、妻子和無錢付房租，卻屬於任何在19世紀都市中備受壓迫的群體。
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世界。事實上，矛盾的是，它們之所以未被遺忘，是因為它們比標準無產階級那種可敬、單調而且特別狹隘的世界，更能吸引當時的政治家。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拿它和無產階級的世界進行對比。貧窮老百姓的文化，乃至傳統的被遺棄者的世界，已逐漸變成無產階級意識的一部分，一個它們共同的部分。它們彼此承認，而在階級意識及其運動的強勢地區（例如柏林和海港漢堡），前工業時代的貧窮世界也能與它取得一致，甚至鴇母、竊賊和買賣贓物者也會向它致敬。雖然無政府主義者不這麼想，但他們確實沒有任何特有的事物可以貢獻給它。他們確實缺乏積極分子的永久鬥志，更別說投入，然而，如任何積極分子都知道的，這也是任何地方的大部分普通勞動階級的共性。激進分子對於這類死氣沉沉的消極和懷疑態度，有說不完的抱怨。既然一個有意識的工人階級正在這個時期成形出現，前工業時代的平民遂被吸引進它的勢力範圍。如果他們沒有被吸引進它的勢力範圍，那麼他們便會被歷史所遺漏，因為他們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