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進步與落後、已開發和未開發世界的差異，是一件複雜而且無益的事。因為這樣的分類在性質上是靜態和簡化的，但是要歸類的現實卻非如此。19世紀的特色是「改變」：依照北大西洋沿岸生機勃勃的區域的方式，或為了遷就這個區域的目的而改變，在這段時期，北大西洋沿岸乃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除了一些邊際性的和日漸減少的例外情形，所有的國家，包括那些直到當時仍極孤立的國家，都至少在外表上被這種全球性改變的觸角所掌握。另一方面，甚至「已開發」國家的最「進步」地區，也因為繼承了象徵古老和「落後」的傳統遺產，而在這個進步的世界裡包含了些許反抗改變的社會。歷史學家絞盡腦汁想要尋找一個最好的辦法，以便有系統地說明這種既普遍存在而又因地不同的改變，說明其眾多模式和相互作用，以及其主要方向。
19世紀70年代的大多數觀察家，應該會對這種直線性的變化方式印象深刻。在物質方面，在知識和改變自然的能力方面，它像是擁有專利似的，以至改變就意味著進步，而歷史——至少現代歷史似乎即等於進步。進步是以任何可以測量或人類選擇去測量的上升曲線來加以評估的。歷史經驗似乎已為繼續不斷的改進，甚至那些顯然還需要改進的各種事物提供了保證。300多年前，聰明的歐洲人還把古羅馬人的農業、軍事技術乃至醫藥視為典範。不過200年前，對於現代人是否能超越古人一事，大家還在認真地討論。18世紀末葉，專家們還在懷疑英國的人口是否會繼續增加。然而上述疑慮到了這個時代，都已成為難以置信的事了。
在科技以及隨之而來的物質生產和交通量的發展上，進步表現得最為顯著。現代機械絕大多數是以蒸汽為動力，並由鋼鐵製成。煤已成為最重要的工業能源，在俄國以外的歐洲，有95%的能源是來自煤礦。歐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決定許多早期紡織廠的地點，其名稱便可使我們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現在它們又重新成為農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雖然到了19世紀80年代，大規模的發電和內燃機均已成為事實，但是電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甚至連美國也不能宣稱它擁有300萬盞以上的電燈，而在19世紀80年代早期，歐洲最現代化的工業經濟——德國每年所消耗的石油還不到40萬噸。[13]
現代科技不僅是無法否認、頻奏凱歌，同時也是歷歷可見的。其生產機器，雖然照現代標準來看並不特別強大（在英國，1880年時它們的平均馬力還不到20匹），但通常體積都相當龐大，而且主要是由鋼鐵製成，就像我們今天在科技博物館所看到的那樣。[14] 而19世紀最最巨大和最最強大的發動機，也是最容易看到和聽到的產品，便是數十萬具的火車頭，以及在一縷縷濃煙之下，拖在其後的275萬輛客貨車。它們是19世紀最戲劇性的發明之一，一個世紀之前的莫扎特（Mozart）在撰寫其歌劇時，根本不曾夢想過會有這種產物。由閃亮鐵軌鋪成的巨大網絡，沿著平原、跨越橋樑、穿過山谷、穿越隧道，甚至翻過像阿爾卑斯山主峰那麼高的山隘。各條鐵路共同構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宏偉的公共建設。它們所僱傭的人力，超過任何工業。它們駛往大城市中心，在那裡，同樣便捷和巨大的火車站正慶祝它們的勝利；它們同樣也伸向19世紀文明未滲入的最遙遠的鄉村。到了19世紀80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幾乎有20億人次乘坐火車旅行；自然，其中大多數是來自歐洲（72%）和北美（20%）。[15] 在西方的「已開發」地區，當時可能沒有幾個男人一生中從未與鐵路有過接觸，甚至連不太外出的婦女，也都或多或少接觸過火車。或許只有電報這種現代科技的另一產物的知名度超過了火車，綿延在一望無際的木桿上的電報線網絡，其長度是世界鐵路總長的三或四倍。
1882年時，全球共有2.2萬艘汽船，雖然它可能是比火車頭更有力的機器，但只有少數走近港埠的人才看得見，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比較缺乏代表性。1880年時，它們的總噸位仍然（但也只是）較帆船少，即使在工業化的英國也不例外。就世界的船舶總噸位而言，1880年時，靠風力的船舶與靠蒸汽動力的船舶，其噸位比率仍然幾乎是3︰1。不過，在接下來的10年間，這種情形即將發生戲劇性改變，使用蒸汽動力的船舶將大為增加。雖然木材已換成鐵，蒸汽取代了風帆，但在船隻的建造和裝卸上，傳統仍然統治著水路運輸。
19世紀70年代下半期的嚴肅的外行觀察家，對於當時正在孕育或正在產生的科技革命究竟投入了多大的注意力？這時候，正在醞釀或推出的科技變革包括各種渦輪機和內燃機，電話、留聲機和白熾電燈泡（這些都剛發明），汽車〔19世紀80年代，戴姆勒（Daimler）和本茨（Benz）讓它投入使用〕以及19世紀90年代出產或製造中的電影放映機、飛行器和無線電報。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觀察家已期待並預測到與電力、攝影和化學合成這些他們所熟悉的方面有關的重要進展。而他們對於科技應該可以發明機動引擎使道路運輸機械化這個明顯而迫切的問題得以解決一事，也不會感到詫異。我們不能指望他們能夠預先想到無線電波和放射性，但他們必定曾經臆測到人能飛上天這件事（人類何時不做此臆想），而由於這個時代科技上的樂觀主義，他們也必然相信它有實現的一天。當時的人們的確對於新發明如饑似渴，越是戲劇化的發明便越受歡迎。1876年愛迪生（T. A. Edison）在美國新澤西州（New Jersey）的門羅公園（Menlo Park）建立了或許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座私人實驗室，當他在1877年推出第一部留聲機時，頓時成為美國人的大眾英雄。然而儘管如此，任何觀察家都絕不會預料到這些新發明對消費者社會所造成的實際改變。因為，除了美國以外，這個問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尚未引起相當的注意。
因此，進步的最明顯表現是在「已開發」世界的物質生產方面和快速而廣泛的交流方面。這類進步所帶來的巨大財富在19世紀70年代，肯定尚未給亞洲、非洲以及除南端以外的拉丁美洲的絕大多數居民帶來好處。我們也不清楚它為南歐各半島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帶來了多大好處。即使在「已開發」世界，利益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根據法國官方對19世紀70年代法蘭西共和國喪葬的分類，有3.5%為富人，13%—14%為中產階級，82%—83%為勞工階級（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二章）。不過，我們也很難否認這些地區的平民境遇的確有一些改進。在某些國家中，每一代人平均身高的遞增情形在1880年前便已開始，但是那時並不普遍，而且比起1880年後的情況，當時的改善也微乎其微。（營養絕對是人類身高增加的決定性因素。）[16] 1880年時，人們的平均壽命還相當短：在主要的「已開發」地區是43—45歲，德國在40歲以下，而在斯堪的納維亞則在48—50歲之間。[17] （20世紀60年代，這些國家的平均壽命大約是70歲。）雖然對這個數字影響最大的嬰兒死亡率此時正開始明顯下降，但是整體而言，19世紀的平均壽命確實是呈上升趨勢。
簡而言之，即使是在歐洲的「已開發」地區，窮人的最高希望或許仍是擁有一份足以餬口的收入、一片遮風擋雨的屋頂和一件足以御寒的衣服，尤其是在其生命週期最脆弱的時刻，亦即當夫婦倆的子女尚不能謀生，以及當他們進入老年之際。在歐洲的「已開發」地區，人們不再以為自己真的會挨餓。甚至在西班牙，最後一次饑荒也在19世紀60年代便告結束。然而，在俄國，饑荒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危機：遲至1890—1891年，俄國還發生了一次嚴重的饑荒。在日後所謂的「第三世界」當中，饑荒仍然不時可見。相當比例的富裕農民確實正在出現，而在某些國家中，也有一部分「值得尊敬的」技術工人或手工藝人能有多餘的金錢，購買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品。但是，實際上，企業家和商人所瞄準的市場對象，仍是具有中等收入的人。當時在供銷上最值得注意的創新，乃是始自法國、美國和英國，並已滲透到德國的百貨公司。波馬捨百貨公司（Bon Marche）、惠特利萬國百貨商店（Whiteley』s Universal Emporium）、華納梅克百貨公司（Wanamakers），其顧客對象都不是勞工階級。擁有眾多顧客的美國，已經在籌劃以中等價格貨物為主的大眾市場，但是即使在美國，貧民的大眾市場（「廉價」市場）還是少數小企業的專利，這些小企業認為迎合貧民是有利可圖的。現代的大量生產和大眾消費經濟尚未到來。不過，為期不遠了。
在當時人們還喜歡稱為「道德統計學」的那些領域，進步似乎也是明顯的。具備讀寫能力的人數顯然在增加。在拿破侖戰爭爆發之初，每一個英國居民每年大約寄兩封信，但是到了19世紀80年代上半葉，卻增加到42封，這不是文明進步的指標嗎？1880年時，美國每月發行1.86億份報紙雜誌，而1788年時卻只發行33萬份，這不也是文明進步的指數嗎？1880年時，參加英國各種學會進修科學的人數或許是4.5萬人，大約比50年前多了15倍，這又是不是文明進步的指標呢？[18] 無疑，若以十分可疑的犯罪統計數字，和那些希望（很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希望）譴責非婚姻性行為的人隨便猜度出來的道德品質來看，自然會顯示出較不確定或較不令人滿意的趨勢。但是，在那個時期，「先進」國家中隨處可見自由立憲制度和民主趨向，這能不能視為與當代不尋常的科學和物質勝利互補的道德改進跡象？英國國教主教和歷史學家曼德爾·克賴頓（Mandell Creighton）宣稱：「我們一定要假定人類事物已在進步當中，正如向來撰寫歷史所根據的科學假設一樣。」[19] 當時有多少人會不贊成他的話？
在「已開發」國家中，很少有人不贊成。不過有人或許注意到，即使是在世界上的這些部分，也是相當遲才有這樣的共識。在世界的其餘地方，即使有人曾想到過，當時的大多數人也是甚至根本無法理解這位主教的主張。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城市居民和外國人從外面引進的新奇事物，是干擾古老習慣的事物，而非帶來改進的事物。而實際上，它所帶來的干擾已被證明是不可抗拒的，而其帶來的進步卻又薄弱得無法取信於人。世界既不是進步的，也不應被認為可能會進步：這種觀點同時也是「已開發」世界中堅持反對19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所力主的（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六章）。至多，如果光景不好不是由於饑荒、旱災和時疫等自然或神力的狂妄行為，則我們可望藉著回復到以前不知為何被遺棄的真實信仰（譬如《古蘭經》的教義），或藉著回復到某種公正和秩序的真實或想像中的過去，而恢復人類生活預期的標準。無論如何，古老的智慧和古老的習慣是最好的，進步只意味著年幼的人可以教訓年長的人。
因而，在先進國家以外的地區，「進步」既不是明顯的事實，也不是具有真實基礎的假設，而主要是外來的危險和挑戰，那些因它而受惠或歡迎它的人，是一小撮統治者以及認同外國和反對宗教的人。那些被北非的法國人稱為「文明者」的人，正是那些斷絕與其過去及同胞的聯繫的人。他們如果想要享有作為法國公民的好處，有時便得被迫處於這樣的自我隔絕境地（比如說在北非得放棄伊斯蘭教律法）。而許多新興社會主義政黨將會發現，甚至在與歐洲進步地區相毗連或被進步地區所環繞的落後地區當中，也很少有幾個地方的鄉間居民或零星的城市貧民，願意追隨明確表示反傳統的現代化人士。
因而，世界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在較小的那部分，「進步」是自身產生的；在大得多的另一部分，「進步」卻是以外國征服者的姿態闖進來的——一小撮當地的通敵者幫著它闖進來的。在第一部分當中，甚至一般大眾也認為進步是可能的、可取的，而且在某些地方，進步正在發生。在法國，任何準備在競選中拉票的明智政客和重要政黨，都不會自稱為「保守派」。在美國，「進步」是全國性的意識形態。在19世紀70年代擁有成年男子普選權的第三大國德意志帝國，自稱為「保守的」政黨，在這10年的選舉中所贏得的選票還不到1/4。
但是，如果進步真的這麼強有力，這麼普遍和為大家所歡迎，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人們為什麼不太歡迎甚至不大願意參與呢？這種不願意，只是由於過去的重負嗎？（這種重負將以不均勻但不可避免的方式逐漸從還在它下面呻吟的那些人的肩膀上卸下。）一座資產階級文化特有的殿堂——歌劇院不是很快就將利用橡膠業所賺得的贏利，在亞馬孫河上游1 000英里的馬瑙斯（Manaus）興建起來嗎？〔這個地方位於原始的熱帶雨林區內，因發展橡膠業而被犧牲的印第安人，根本沒有機會欣賞到威爾第的《游吟詩人》（Il Trovatore ）。〕成群好鬥的擁護維新者，如墨西哥名副其實的「科學家派」（cientificos），不是已經主宰了他們國家的命運，或者預備像奧斯曼帝國同樣名副其實的「團結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for Union and Progress，通常稱為「青年土耳其」）一樣，主宰他們國家的命運？日本不是已經打破它好幾個世紀的孤立，接受了西方的習慣和思想，並將其本身轉化為現代強權嗎？（它的強大力量，不久便由軍事勝利和對外擴張具體展現出來。）
不過，世界絕大多數居民對西方資產階級所推舉的生活方式的拒絕，卻比成功模仿它的企圖更值得注意。於是，第一世界那些征服成性的居民（當時尚能將日本人排除在外）自然會推導出下列結論：基於生物學上的差異，大多數人類都無法達到理論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狹義地說，具有北歐血統的人）能夠取得的成就。人類可區分成不同「種族」的觀念，幾乎和「進步」的想法一樣深入這個時期的意識形態。在萬國博覽會（World Expositions）這個歌頌進步的偉大國際慶典中，有些「種族」是位於科技勝利的攤位，有些則是做配角的「殖民亭」或「土著村」。甚至在「已開發」國家中，人們也日漸被分成兩類：其一是擁有充沛精力和優秀才能血統的中產階級；其二則是因為基因不良而注定低人一等的懶惰大眾。生物學自此開始被某些人用來作為不平等的解釋，尤其是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人。
可是，訴諸生物學的這個事實，也使那些改革者的失望變得更加戲劇化，那些改革者企圖實施其國家現代化的計劃，卻遭到其同胞的漠視和抗拒。拉丁美洲諸共和國的理論家和政客，認為其國家的進步有賴於「亞利安化」（Aryanization），亦即經由異族通婚而使其人民越來越「白」（巴西），或實際上以引進歐洲白人的辦法來替換現有人口（阿根廷）。無疑，這些統治階級都是白人或自以為是白人，而其政治精英中的歐裔非伊比利亞姓氏也開始不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即便在日本，雖然今天看起來不大可能，但在那個時期，「西化」似乎困難重重，以致有人以為：想要完成西化，只有注入我們今天所謂的西方遺傳因子（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八章和第十四章）。
這類借用偽科學胡亂加以治療的政治醫術（比較本書第十章），使得作為普遍願望的進步與其實際的不規則進展之間的對比，更加戲劇化。只有某些國家似乎真能以不等的速度，將其自身轉化為西方式的工業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立憲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許多國家和社群當中，「先進的」（一般而言也是富有的）與「落後的」（一般而言也是貧困的）人中間，也有一道鴻溝。當那些生活在中西歐，處境優越、受過教育而且業已被同化的猶太中產階級和富人，面對從東歐貧民窟逃向西方的250萬同胞時，便會有此感覺。這些野蠻人真的和「我們」是同一種族嗎？
由於進步世界內外的野蠻人，其數量如此之多，以致進步只局限於極少數人當中，少數可以控制野蠻人而使文明得以維持的人當中。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不是說過嗎，「只要其目的是為了改進野蠻人，則專制政府便是對待野蠻人的正當政府形式。」[20] 但是，進步還有另一個更深刻的難題：它會把大家帶到哪裡？就算世界經濟的全球性徵服——這項征服越來越倚重科學與技術的向前推進——的確是無可否認的，是普遍的、不可逆轉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到了19世紀70年代，想要阻止它們甚或減緩它們的企圖也越來越不切實際，越來越歸於沉寂，甚至那些致力於保存傳統社會的勢力有時也已經嘗試使用現代社會的武器來達到這個目的——如同今日那些使用電腦和廣播節目傳播《聖經》的教義者；就算代議政府所代表的政治進步和讀寫能力普及所造成的道德進步會繼續下去，甚至會加速進行，然而，進步果真會把我們帶向穆勒所謂的文明的躍升嗎？年輕的穆勒曾經明確指出，這個進步的世紀應是：一個更完善的，更明顯擁有人類和社會最佳特質的，更臻於完美的，更快樂、高尚和聰明的世界，甚至國家。[21]
到了19世紀70年代，資產世界的進步已到了可以聽到比較富有懷疑，甚至比較悲觀的意見的階段。而且這些意見又因19世紀70年代種種未曾預見的發展而得到加強。文明進步的經濟基礎已經開始動搖。在將近30年史無前例的擴張之後，世界經濟出現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