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年裡，摩德納（Modena）眼見大躍進的發生。從最早意大利統一（Italian Unification）之日起，一直到大躍進發生之前，人們始終陷在一個不斷等待、長期等待的處境裡，其間偶爾有些短暫的改進。但是猛然間，卻開始了徹底的轉型，於是一切都以閃電的速度開始進行。而現在一般人享受的生活，以前只限於一小批特殊階層。
——穆基奧裡（G.Muzzioli，1993，p.323）
一個人只要頭腦清醒，肚子餓的時候絕不會把身上僅存的一塊錢用去買食物以外的東西。可是一旦衣足食飽，他就會開始考慮其他用途。在電動刮鬍刀和電動牙刷之間，便可以說動他做一選擇了。因此，在價格和成本之外，消費者需求，也成為另一項可以管理並操縱的東西。
——美國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J.K.Galbraith，1976，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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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觀事探理，往往與史學家相似：只有在回顧往事時，才能認清自身經驗的本質。50年代時，眾人開始意識到年頭的確越來越好，若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見其佳。持有這種想法者，尤以那些國勢蒸蒸日上的「發達國家」的居民為最。1959年，英國某位保守黨首相保住首相寶座，贏得大選的口號便是：「你可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日子吧。」這句話顯然相當正確。但是一直要到這段欣欣向榮的美景過去，進入動盪不安的70年代，等待著的是傷痕纍纍的80年代，觀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經濟學家為首——恍然瞭解到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世界，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的世界，結束了一個在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極為特殊的時期。眾人搜索枯腸，想要為這個時期擬一個恰當的名稱，於是法國有「光輝30年」，英美社會則有「四分之一世紀黃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種種說法。金色的光輝，在隨之而來數十年黑暗的危機背景襯托之下，越發顯得燦爛。
眾人之所以如此遲鈍，花這麼多年時間才認識到當年美景的特殊之處，其中原因有幾個。對美國來說，繁榮不是什麼新鮮事，毫無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過是戰爭時期經濟擴張的持續而已。自從大戰時期開始，這個國家就受戰爭之賜而發達，不但沒有遭到任何物質損失，全國國民生產總值（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戰爭結束，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已一躍幾乎佔全球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為其架構之龐大及躍升之迅速，美國經濟在戰後黃金時代的表現，相對地也就不如其他國家在此時期增長率驚人，因為後者起步的基礎遠較美國差。1950—1973年間，美國的增長率均低於其他工業國家（英國除外）；更重要的是，其經濟增長較其前期的活力也更見遜色。其他工業國家中，包括即使連增長遠較他國遲緩的英國在內，均突破了本國過去的紀錄（Maddison，1987，p.650）。事實上就美國而言，從經濟和科技的角度來看，這個時期非但沒有進步，反呈相對性的倒退。美國人單位工時的生產力，與他國之間的差距縮小了。以1950年這一年為例，雖說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德法兩國的兩倍，日本的五倍，並超出英國一半，其他國家卻急起直追，追趕之勢，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日本和歐洲各國戰後的首要目標，自然一致以恢復在大戰中損傷的元氣為主。因此1945年後的頭幾年裡，各國衡量本國成功的標準，不是以未來為尺碼，而是完全建立在與過去水準接近的程度之上。對於非共產黨國家而言，這項療傷止痛的過程，也意味著必須將心中對戰爭及戰時抵抗運動遺留的害怕心理，即對社會革命與共產黨勢力的恐懼感拋諸腦後。到1950年時，多數國家（德日兩國除外）均已恢復戰前的生活水準。但是早期的冷戰，加上當時法意兩國國內殘存的強大共產黨勢力，卻使當時眾人不敢稍存安逸之心。總而言之，一直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以後，人們才終於真正感受到增長在物質上帶來的種種好處。以英國為例，這種感覺直到50年代中期才變得明顯起來。在此之前，相信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選舉當中，以前述麥克米倫的競選口號獲得勝利。即使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亞—羅馬涅（EmiliaRomagna）如此富庶的地區，所謂「富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帶來的惠澤，也要到60年代才變得逐漸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個普遍富裕的社會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會上的全面就業現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歐洲失業率約為1.5%之際，才成為普遍的趨勢。而在50年代，意大利還有8%的失業率。簡言之，進入60年代，歐洲各國才理所當然地看待自己無比繁榮的現象。從此開始，「有見識」的觀察家都一致認為，經濟大勢從此只會永遠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聯合國某位職員曾在報告中寫道：「60年代的增長趨勢，無疑也將於70年代初期與中期繼續進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會對歐洲各國經濟的外在環境造成重大影響。」隨著60年代的發展，由各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組成的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將它對未來增長的預估修正為更樂觀的數字。到70年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經濟增長的預測（「依保守的中等估計」），更被設定為5%以上（Glyn，Hughes，Lipietz，Singh，1990，p.39），但是事實發展證明，結果全然不是這樣。
如今回顧觀察，30年的黃金歲月，基本上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30年間，這些國家佔了全球總產值的75%，以及出口總值的80%以上（OECD，Impact，1979，pp.18—19）。但是在當時還有另外一層原因，使得這個繁榮時期一時不易為人所察覺。那就是在50年代，經濟高潮的現象似乎是一種世界性的發展，與特定的經濟區域無關。事實上剛一開始，新擴張地盤的社會主義國家彷彿還佔了上風。蘇聯在50年代的增長率，勝過西方任何一個國家；而東歐各國經濟增長之速，也幾乎不下於蘇聯，尤以過去一向落後的國家最為快速，而已經工業化或半工業化的國家則較為緩慢（不過共產黨領導的民主德國卻遠遠落在非共產黨領導的聯邦德國之後）。到了60年代，東歐集團的增長開始失去動力，但是它在黃金年代國民所得的增長，卻稍高於（蘇聯則較低）當時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變得明顯地領先於社會主義國家了。
然而，黃金年代畢竟仍不失為世界性的現象，雖然對世上絕大多數人口來說，他們生活的國度貧窮落後，這繁榮富裕的景象始終不曾近在眼前（不過聯合國有關專家卻想方設法，要為這類國家粉飾）。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不斷激增，1950年後，非洲、東亞、南亞三地的人口，35年之間足足增加了一倍有餘；拉丁美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更為驚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饑荒頻仍，哀鴻遍野。代表著這饑荒的標準形象，就是瘦骨嶙峋的異國兒童，頻頻出現於西方家庭晚餐後的電視屏幕上。可是回到黃金年代，卻沒有這種集體大饑荒的現象出現。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戰爭及政治原因造成的悲慘後果。事實上當時人口數目倍增，平均壽命也延長了7年，若將1960年的數字與1930年相比，更高達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當時糧食產量的增加勝過人口增長的現象，在發達國家及各個主要非工業地區均屬事實。50年代，在每一個「發展中的地區」，平均國民糧食生產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為遜色，但亦呈增長之勢，只不過速度不及他處輝煌而已。進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業地區的糧食生產依然保持增長，可是速度卻異常緩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這一回它卻一反落後姿態，領先其他各國）。總之，窮國於50年代和60年代的糧食生產總和，其增長均勝過發達國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屬貧窮地區的國家之間，也開始出現了極大的差異，因此若再將這些國家的數字混為一談，便失去意義。如今某些地區，如遠東和拉丁美洲，生產力增長之速，遠超過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區則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後之勢。到80年代，在南亞和東亞以外的世界貧困地區，國民糧食生產完全停止增長（即使在以上這兩個地區，增長率也比70年代為差，如孟加拉、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國）。至於其他的一些地區，則比其70年代的水平減少甚多，甚至直線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亞洲近東為最（Van der Wee，1987，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2，pp.113—115）。
同時，發達國家的問題卻完全相反。它們的煩惱是糧食生產過剩，多到簡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們的對策有二：一是大量減少生產，二是如歐洲國家的做法，因「奶油成山」「牛奶成河」，便將其產品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窮國傾銷。窮國的生產者無法與之競爭，於是在加勒比海的島嶼上，荷蘭乳酪的價錢比在荷蘭本地更低。說也奇怪，一邊是糧食過剩，一邊是飢腸轆轆，這種景像在30年代的大蕭條中，曾經引起世人多少憤慨，如今到了20世紀的後半葉，卻少有人聞問。此中差異，襯托出60年代以來，貧富兩個世界之間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進行，這種現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舊大陸的西方，西班牙和芬蘭等地，發生了戲劇化的工業革命。而在「貨真價實」的現存社會主義國家裡，如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參見第十三章），也開始建立了大規模的工業部門。至於第三世界，所謂的「新興工業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雖然在黃金年代之後才出現，但是其中依然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卻急速減少，一些國家至少也不再偏重以農產品作為換取其他進口商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國仍靠農產品的出口換購半數的進口。除了新西蘭之外，這些國家都位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和拉丁美洲（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11，pp.149—151）。
世界經濟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著，進展之快，到60年代，已經形成前所未有的繁榮。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間，世界各地製造業的總產量一躍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業品的貿易額則增長了10倍有餘。而同一期間，全球的農產品總產量雖不及工業產品增幅驚人，竟也大量增加。這一回，農產量的增長，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積取得，而是由於現有耕地生產力的提高。每單位公頃的穀物收穫量，在1950—1952年和1980—1982年兩個三年之間，增產達兩倍，而在北美、西歐，以及東亞三地，則更激增兩倍以上。同時，全球的漁業產量於再度萎縮之前，也躍增了三倍（World 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長的同時，卻造成一項為當時眾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卻早已隱含著危險之勢，即地球環境的污染，以及生態平衡的破壞。除了熱心保護野生動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資源的保護者之外，這兩項問題於黃金年代極少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觀念作祟，認為衡量進步的尺度，在於人類對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強，進步越大。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深受這個觀念的影響，因此完全不顧生態後果，貿然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就時代而言已屬落後，以鐵與煤為主的重型工業。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舊有19世紀工業家所持的座右銘，所謂「哪兒有垃圾，哪兒就發財」之說（就是「污染即金錢」），也依然有著強大的說服力。對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築路建屋的房地產界為主，再度在土地投機上發現了牟取暴利的機會。這條發財之路絕對不會出錯，只要挑對了一塊地，然後靜坐守株待兔，土地價格自然就會直線上升而達天價。只要地點好，地產投機商幾乎無須任何成本，即可搖身一變而成百萬富翁。因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來的建築物為抵押，向銀行貸款，只要土地的價格持續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戶或空房），還可以一路繼續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後，高築的債台及泡沫堆積的幻象終有破滅的一天，於是跟以往出現過的繁榮時期一樣，隨著房地產界連帶銀行的倒台崩潰，黃金年代畫上了句點。終點來臨之前，世界各地的許多都市，不論大小，都已因「開發殆盡」而告毀滅。舊有的中世紀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觀，例如英國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魯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馬（Lima），都是被這股開發狂潮毀滅。因為當時東西兩方當局都同時發現了一個解決房荒的妙法，就是將大量生產的工廠手段，應用於平民住宅的興建之上，不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於是各個都市的郊外，便充斥著這類面目呆板、缺乏變化、樣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樓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將在人類都市化的歷史上永遠留下最具毀滅性十年的臭名。
事實上回顧當時的心理，眾人不但對生態和環境毫無擔憂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種自我滿足的成就感。豈不見19世紀污染的後果，如今已臣服於20世紀的科技進步及生態良心之下嗎？1953年起倫敦市內禁燃煤炭，區區一舉，豈不已將狄更斯小說中熟悉的霧都景象，那時不時席捲倫敦城的茫茫深霧，從此一掃而空？幾年之後，豈不見鱒魚又游於一度曾在那裡絕跡的泰晤士河上游？鄉野四郊，過去作為「工業」文明象徵的一排排大量吞吐著濃煙的巨大工廠，如今豈不也為輕巧安靜的新型廠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飛機場取火車站而代之，成為人類運輸的典型建築。隨著鄉間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戶開始遷入，多數以中產階級為主。他們湧向棄置的村莊農場，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更接近於大自然。
儘管如此，人類活動對自然造成的衝擊極其深遠，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而且這方面的變化，並不只限於都市和工業；影響之深廣，眾人最後終於醒悟，即使農業活動也深受衝擊。而這股衝擊的影響，自20世紀中葉以來，越發顯得明顯。其中原因，主要是出於地層中石化能源的開發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紀開始，就有人為這些能源的開採耗盡而擔憂。事實上新能源卻不斷被發現，超過人類能夠利用它們的速度。當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劇增加，如1950—1973年間，美國一地的用量甚至迅猛增加了兩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黃金年代之所以金光燦爛，其中一個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24年間，沙特阿拉伯所產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時間裡，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趨走低之勢。說來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終於決定提高油價，以反映汽車交通所能負荷的真正成本之後，以石油為主要燃料的運輸方式大量增長的後果，才開始受到生態觀察家們的認真注意及對待。但是為時已晚，汽車保有量多的大都會的天空已經灰濛濛一片，尤以美國的情況最為嚴重，首先最令人擔憂的現象，就是都市裡含混著黑煙的濃霧。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在1950—1973年之間足足增加2倍，這意味著這種氣體在大氣層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ources，TableⅡ.1，p.318；Ⅱ.4，p.319；V.Smil，1990，p.4，Fig.2）。至於破壞臭氧層（ozone）的化學物質氯氟烴（chlorofluorcarbons）的產量，更呈驚人的直線速度增加之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氯氟烴的使用幾乎等於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萬噸以上的單一化合物（one compound），以及40萬噸以上的他種化合物被排入大氣層（World Resources，TableⅡ.3，p.319）。製造這些污染的罪魁禍首，首推西方各個富國，然而蘇聯也難推其責任。蘇聯的工業發展，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尤重，製造出來的二氧化碳污染，與美國旗鼓相當，1985年幾乎達到1950年的5倍（就平均人口製造的污染而論，美國自然遙遙領先）。這段時間當中，只有英國一國，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Smil，1990，Table I，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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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黃金年代這股驚人的爆炸增長之勢，似乎僅是過去增長的重複，只不過這一次幅度尤為巨大而已。1945年前的美國，即曾經歷這股蓬勃的增長；如今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發展的典範模式，正向全球各地蔓延。就某種層次而言，這個現象的確屬於一種國際化的趨勢。比如汽車時代早已在北美降臨，可是一直要到大戰之後方在歐洲地區出現，並在更以後的時間，才以比較緩和的姿態出現在社會主義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中產階級之中。與此同時，對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們而言，卡車和公共汽車，則在低廉的油價之下成為大眾的主要交通運輸工具。如果西方富裕社會的興旺，可以以私有汽車的增長率衡量——以意大利為例，即由1938年的75萬輛激增為1975年的1500萬輛（Rostow，1978，p.212；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Table175，p.960）——那麼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則可由觀察其卡車數量的增加速度而得。
世界經濟的大繁榮，就美國而言，是繼續以往的增長趨勢，就其他國家地區而言，則是一路急起直追。亨利·福特提出的大量生產模式，跨洋越海，成為新興汽車工業忠實遵循的不二法則。而在美國本土，福特式教條則延伸至其他生產和製造行業，從房屋興建，以至快餐食物，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麥當勞的興起，可謂戰後一大成功範例）。過去僅為少數特殊階層生產或服務的產品，如今開始大量生產，向廣大的群眾推出，帶著大規模人潮湧向陽光海岸的旅遊業即為一例。大戰之前人次，北美地區前往中美及加勒比海的觀光旅客，每年最多不超過15萬人次；可是1950—1970年20年間，這個數字卻從30萬人次暴增為700萬人次（US Historical Statistical，p.403）。至於前往歐洲地區旅遊的數字，自然更為驚人。單以西班牙一地為例，該國直到50年代後期為止，毫無大規模旅遊業可言，但是到80年代末期，每年卻迎來5400萬人次以上的遊客（Stat.Jahrbuch，1990，p.262）。以往被視為豪華奢侈的享受，如今已成為家常便飯，標準的生活舒適條件，至少在富國如此，如冰箱、家用洗衣機、電話等等。1971年時，全球已有2.7億部電話機，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歐地區，而其擴展之勢，更以加速度的比例增加，10年之後，即已倍增。在發達國家，平均每兩人便有一部以上的電話（UN World Situation，1985，Table19，p.63）。簡言之，這些國家的居民，如今已經可享用他們父輩中只有極富之人才能擁有的種種享受，其中當然只有一事例外，這些「服務」的提供者，已由機械代替了僕役。
更有甚者，我們對這一時期最為深刻的印象，莫過於其中經濟繁榮的最大動力，多是來自科技方面的種種突破與革命。科技不但將眾多舊有產品改良，並且進而促成大量新產品的出現，其中許多是聞所未聞，在戰前甚至是難以想像的新發明。某些革命性的產品，如命名為「塑料」的合成物質，是於兩次大戰之間研發而成。有些則已經進入商業生產的階段，如尼龍（nylon，1935）、聚苯乙烯（polystyrene）、聚乙烯（polythene）等。另外有些產品，如電視機，以及磁性錄音帶的技術，此時卻才剛剛結束試驗的階段。此外大戰時對高科技的需求，更為日後的平民用途開發了眾多革命性的處理過程，例如雷達、噴氣式引擎，以及為戰後電子產品與信息科技奠定基礎的各種重要觀念與技術。這方面的發展，以英國表現為最強（後由美國接手延續），遠勝一心以科學研究為目標的德國人。如果沒有這些戰時打下的研究基礎，那麼1947年發明的晶體管，以及1946年發明成功的第一部民用計算機，必將延後多年方能出現。也許是幸運，首次於戰時為人類所開發，卻使用於毀滅用途的核能源，就整體而言，始終停留在平民經濟的範疇之外，唯一的最大功用，僅在全球電力生產方面略盡其能（至少到黃金年代為止均系如此）——1975年，核能發電約佔全球發電量的5%。然而種種發明創新問世的年代與目的，無論是出於兩次大戰之間或之後的科學研究，或基於兩次大戰之間的技術甚或商業開發，甚或來自1945年後突然猛進的「大躍進」時期，例如50年代發明的集成電路，60年代的激光技術，以及各項由太空火箭衍生的技術發明，就我們探討的宗旨而言，其中先後分野其實並不重要。但是有一點不同，那就是黃金年代的繁榮，對種種甚至常人難懂的先進科學研究倚重之深，勝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高深專業的科研技術，如今往往在數年之內，即可於應用領域找到實際用途。兩百年來的工業發展，甚至包括農業在內，終於開始決定性地跨越了19世紀為我們設下的技術藩籬（參見第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