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現象超乎理性範圍所能分析。其領袖以上天之口吻談世界霸權及毀滅；其政權，以最惡劣的種族仇恨意識為基礎；其國家，卻是歐洲文化經濟最先進的國家之一。然而這樣的國家卻一心為禍，滅絕5000多萬人口，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無數——其惡行之極致，竟以機械化手法屠殺猶太人達數百萬之眾。史家面對奧斯威辛（Auschwitz），只能啞然無語不知從何說起。
——克肖（Ian Kershaw，pp.3—4）
為祖國、為理想獻出生命！……不，光死不足以成事。即使在最前線，殺敵才是第一。……死算不得什麼，死並不存在。沒有人想到自己會死，殺、殺、殺，這才是正事，這才是待你我開拓的疆域。是的，只有上前去殺，才是你全部意志的體現。因為只有通過殺，你的意志才能在另一人身上完成。
——一位法西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年輕志願軍的書信（Pavone，1991，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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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出生於19世紀的前朝遺老而言，20世紀災難時代的種種變化發展之中，最使他們深受震撼的就是人類自由文明價值觀和制度的解體。多少年來，起碼在所謂的「先進」或「進步中」的地區，生活在19世紀的人，已經將自由文明的進步視為理所當然。自由文明的價值觀：不信任專制獨裁；誓行憲政，經由自由大選選出政府及代議議會以確保法治社會；主張一套眾所公認的國民權利，包括言論、出版及集會的自由。任何國家、社會，均應知曉理性、公共辯論、教育、科學之價值，以及人類向善的天性（雖然不一定能夠完美）。而這些價值觀點，在整個19世紀內，顯然在不斷地進步；觀其情況，也勢必將一直發展下去。到1914年時，連歐洲僅存的最後兩家專制政權——沙皇俄國和奧斯曼——也都開始讓步，先後走上立憲之路；伊朗甚至還向比利時借了一套憲法使用。1914年以前，唯一能向這套價值觀挑戰的只有三股力量：其一是傳統的勢力，例如羅馬天主教會，借教義設下障礙採取守勢，防範優越的現代精神。其二是一小群知識分子，向既有勢力挑戰，並預言傳統必亡。這些人多半出身「名門」，來自傳統文化勢力的中心，他們挑戰的對象，其實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曾生活在其中的舊文明。其三即是民主力量。總體說來這是一股使人煩神的新現象（見《帝國的年代》）。一些既無知又落後的群眾，確應對其抱有戒心。他們一心想靠社會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再加上人類潛在缺乏理性，恐怕極易為人煽動利用。但在事實上，無論是新興的群眾民主運動，還是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連其中最最狂熱危險的分子，也對理性、科學、進步、教育與個人自由的信條，有著同樣的熱情，不管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他們的熱情絕不亞於任何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五一勞動紀念章（May Day），一面是馬克思的肖像，另一面是自由女神像。社會主義運動挑戰的對象，乃是經濟制度，而非憲政及文明教化，當時以倍倍爾等為首的法、德等國的社會民主黨派，即使組成政府，也絕不會是「人類已有文明」的斷送者。當時，出現斷送文明的政府還遙遠得很。
從政治層面來看，自由民主的制度其實已經大有進展。1914—1918年間，世界雖然爆發了那場野蠻的戰爭，民主卻因而更前進。除了蘇聯是個例外，大戰後冒出來的國家，不分新舊，基本上都成立了代議國會性質的政權，甚至連土耳其也不例外。從蘇聯邊界以西，1920年的歐洲舉目皆是實行代議制的國家。自由立憲政府的基本建制，乃是經由選舉產生代議議會及（或）國家元首。當時凡是獨立國家，一律採用此制。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記住，兩次大戰之間，全球雖說共有65個獨立國家，絕大多數卻均位於歐美兩洲。而當時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還在殖民統治之下。獨立國家當中，1919—1947年間，只有5國從未舉行過選舉。而這5國都是些孤立的政治化石，包括埃塞俄比亞、蒙古、尼泊爾（Nepal）、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以及也門（Yemen）。在這段時期，另5國則有過一次選舉，對自由民主政治的態度，顯然不太友善，分別是阿富汗（Afghanistan）、國民黨執政的中國、危地馬拉（Guatemala）、巴拉圭（Paraguay），以及當時仍稱為暹羅的泰國。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能有選舉存在，足以表明自由政治思想——至少在理論上如此——滲透之強之廣了。同樣，選舉的存在和次數也只是表面現象，我們不能由此便斷定一國是否有真正民主。1930年以來，伊朗曾有過6次選舉，伊拉克則有過3次，而這兩國無論哪一個都算不得民主國家。
不過，選舉式的代議政權在當時的確相當普遍。然而，從墨索里尼所謂的「進軍羅馬」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軸心國勢力達於巔峰的20年間，自由政治制度的盛況卻發生災變，開始快速地消退。
1918—1920年間，歐洲有兩國的立法議會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職權。到了20年代，這個數字變成6國；30年代變為9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佔領之下，又有5國憲政宣告失敗。簡單地說，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唯一不曾間斷並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歐洲國家，只有英國、芬蘭（勉強而已）、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瑞典和瑞士而已。
至於集中了另一群獨立國的美洲地區，情況則比較不一致，但與民主制度的進展也絕對相去甚遠，能夠一貫維持憲政體制而非獨裁的國家的名單極短，只有加拿大、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美國，以及經常被眾人忘掉的「南美瑞士」暨南美唯一真正的民主國家——烏拉圭（Uruguay）。我們最多只能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開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畢，南美的政局忽而向左，忽而往右。除此之外，全球其他地區多為殖民世界，因此根本就不算自由主義的政權，即使以前曾經有過自由主義意識的憲法，如今也日益遠去了。1930—1931年間，日本政權被自由派拱手讓給軍國主義勢力。泰國則試驗性地邁出步伐，往立憲之路小試幾步。20年代初期，土耳其政權落入新派軍事領導人凱末爾的手中，凱末爾力倡現代化，卻絕不容任何選舉影響他的大業。總而言之，橫貫亞、非、大洋洲三個大陸，只有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始終一貫民主。至於位於非洲的南非，由於絕大多數民眾都被排除在白人憲政之外，故也算不得真正民主。
簡單地說，縱貫整個大災難的時代，政治自由主義在各地面臨大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國總理寶座之際，自由陣營敗退之勢更加劇了。1920年時，全世界原本一共約有35國擁有民選的立憲政體（至於確切數字，得依拉丁美洲那幾個共和國的定義而定）。到了1938年，卻只剩下17國左右了。再到1944年，全球64個國家當中，恐怕僅餘12個民主憲政國家。政治趨勢實在再為明顯不過。
共產主義運動，往往被視作1945—1989年間對自由政體最大的威脅。基於這項假定，我們便有必要提醒自己，回到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自由政體的大敵，其實卻是右派的政治勢力。所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原本是用來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權，或起源於該黨對自己的提法。這個名詞，一直到1945年以前，都只限用在法西斯式政權身上。當時的蘇俄與世隔絕（1922年起，改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SSR），根本無力向外擴展共產主義。斯大林當政之後，蘇聯更無意向外擴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主義派（或其他任何派別）領導的社會革命一度短暫弄潮，隨即銷聲匿跡。而（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運動則搖身一變，從顛覆勢力轉而成為維持國家的力量，其心向民主，實在無可懷疑。在許多國家的工人運動裡面，共產黨都居於少數黨地位。難得有幾個勢力強大的，卻往往難逃被鎮壓的命運。社會革命的力量的確可畏，共產黨在社會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疑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掀起的革命風暴，都證實這種擔憂絕非過慮。可是回到兩次大戰之間自由主義大衰退的20年間，但凡可以算作自由民主的政權，沒有一個是被左派推翻的。[1] 這段時間，最大的危險純粹來自右派。而當時的右派，不但危及立憲代議制的政體，更在思想意識上，對民主自由所依存的自由文明構成莫大威脅。其勢甚囂塵上，極有發展成世界性政治運動的潛力。僅用「法西斯」一詞，已經不足以概括這股風潮。但若說法西斯與其無關，卻也又不盡然。
法西斯不足以概括這股風潮，因為當時起而傾覆自由派政權之流並非均屬法西斯一派。法西斯脫不了干係，則因為不論首創其名號的意大利式法西斯，或後來沿襲法西斯作風的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通常簡稱國社黨、納粹黨），都對其他反自由的勢力群起傚尤起到了刺激作用。意德兩國的法西斯黨派政權，不但支持各國的極右派，更為國際右派帶來一股歷史的自豪感：30年代右派之盛，當時看來顯然就是人類未來希望所寄。某位政治學泰斗說得好：「東歐的獨裁君主、官吏、軍人，還有（西班牙的）佛朗哥，紛紛以法西斯為師……實在事出有因，絕非偶然啊。」（Linz，1975，p.206.）
拉丁美洲的軍事政變，屬於比較傳統的武力顛覆政權形式。接班上台之人，往往是不具特定政治主張的獨裁者或軍事將領。除此之外，當時推翻自由民主政權的勢力，一共可分三類。這三類勢力，一律反對社會革命，而它們之所以興起，實歸因於對1917—1920年摧毀舊社會之風潮的反動。這三股勢力也全屬獨裁統治，對自由政體懷有極大敵意，不過某些時候，其動機所在，往往出自實際的考慮，而非原則的分歧。老派的反動人士，雖然會出面禁止某些黨派的活動，尤其是共產黨的組織，但通常不會將所有黨派一律趕盡殺絕。1919年，匈牙利的蘇維埃式共和國曇花一現，很快告終，保守派霍爾蒂（Horthy）上台執政。霍氏的頭銜是海軍上將，並稱匈牙利依然是個王國，雖然這個王國既無國王，也乏海軍。霍爾蒂以集權治國，維持18世紀寡頭政治的老形式，雖有國會，卻不民主。而三類右派政權，也都對軍警部門青睞有加，特別倚重軍人武夫。因為這些人可以直接防禦顛覆力量，事實上，軍人也往往為擁立右派的最大勢力。各類右派之間，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推崇國家主義。仇外、戰敗、帝國衰落，固然是造成國家至上思想盛行的一部分原因，但揮舞國旗吶喊，又何嘗不是建立統治地位，並贏取民心的最佳手段？不過雖有很多相同，這三種右派依然有其相異之處。
老派的獨裁者或保守人士，例如匈牙利的霍爾蒂將軍，芬蘭的曼納林元帥（Mannerheim，在芬蘭新獨立後的紅白兩軍內戰中獲得勝利），波蘭的畢蘇斯基上校（Pilsudski，波蘭的解放者，後為元帥），南斯拉夫的亞歷山大國王（南斯拉夫即大戰之前的原塞爾維亞等地，此時合併為南斯拉夫），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將軍等，這些人除了堅決反共之外，在政治上，都沒有特別的主張。若有任何主張，也不過是該階級固有的傳統偏見而已。他們也許和希特勒的德國聯盟，也許與自己國內的法西斯運動結合，但是這些做法，都只出於兩次大戰間的非常時期。因為當時最「自然」的同志，就出自右派。不過本國立場的考慮當然優先，往往勝過了這種同盟的意識。就以英國的丘吉爾來說，其作風在一般右派當中雖很特別，當時卻仍是個十足的右派保守黨員。他對墨索里尼的右派意大利雖然不滿，同時也實在不願聲援西班牙共和國軍隊對抗佛朗哥將軍的隊伍，可是德國對英國的威脅一出現，他立刻加入國際陣營，成為反法西斯的鬥士。而就另一層面來看，在本國之內，這些老派的反動人士，恐怕也得面對真正的法西斯運動興起的反對風浪，而後者有時會獲得群眾相當的支持。
第二股右派勢力，則帶來一種所謂「組織化國家統制」（organic statism，編者註：「組織化」是指「以機構為參政基本單位的」）的出現（Linz，1975，pp.277，306—313）。這一類保守政權，重點不在於如何捍衛傳統秩序。它別有用心，刻意建立一種新政策，以抗拒個人至上的自由主義和工人第一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種意識形態，緬懷的是想像中的中古世紀或封建社會的古風，雖然有階級、有貧富，可是人人各安其所，沒有階級鬥爭，眾人接受自己在階級制度中的地位。組織化的社會，包括了每一個社會群體或「特權階層」，而這些群體或階層，在社會上有其一定的角色及功能，卻合為一個集體性的實體存在。這股思潮造成各種名目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理論的興起。統合主義主張，以各種經濟團體的代表權，取代個人式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這種以團體為單位的制度，有時被稱為「組織化」參與或「組織化」民主，贊同者認為比真正的民主形式為佳。然而事實上，理想歸理想，在實行上，組織化民主往往難逃權威統治的羅網。國家的意志高於一切，命令的發佈執行由上而下，權力多半操縱在一群官僚手中，更有甚者，在這類政權中選舉式的民主制度，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全遭消除〔套用匈牙利首相貝特稜伯爵（Bethlen）的說法，所謂「民主，乃是依據統合集體意志的矯正手段」〕（Ranki，1971）。這類統合主義國家之中最徹底、最典型的例子，要數某些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國家，其中尤以大獨裁者薩拉查（Oliveira Salazar）治下的葡萄牙為最。葡萄牙的右派保守政權，是全歐反自由主義統治當中壽命最長的一個（1927—1974）。除了葡萄牙外，統合派政權也曾在奧地利出現，時間在民主政治崩潰之後一直到希特勒侵入該國為止（1934—1938）。而佛朗哥將軍統治的西班牙，多少也帶有一點統合國家的味道。
這一類的反動政權，論起源及動機，都比後起的法西斯古老，兩者之間雖有著相當的差異，可是卻缺乏明顯的界限。因為它們的目標也許並不一致，卻擁有共同的敵人。早在1870年舉辦的首屆議決教皇無錯的梵蒂岡公教會議（Vatican Council）上，羅馬天主教會就已表明堅決反動的立場。但是天主教當然不是法西斯。事實上，教廷對主張極權的世俗政權深惡痛絕，對法西斯也反對到底。可是，天主教國家展示的「統合國家」（corporate state）形式，到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圈子，卻更為發揚光大。意大利有著天主教的傳統，這自然是被統合思想吸引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實行統合主義的天主教國家，有時根本就被直呼為「神職派法西斯」（clerical fascist）。法西斯派之所以得勢於天主教國家，可能直接源自整合派天主教義（integrist Catholicism），如比利時自由黨領袖德格雷爾（Leon Degrelle）領導的雷克斯特運動（Rexist）。當年天主教會對希特勒推動的種族主義態度曖昧不明，這一點常為人所注意。但天主教會還有另外一些舉動卻較少為人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教會中人有時甚至包括身居要位的高級神職人員曾給予納粹亡命餘孽及各類法西斯黨徒相當的資助，其中不乏被控犯有血腥罪行的戰犯。教會之所以和反動派甚至法西斯拉關係，是因為它們都共同憎惡18世紀以來的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以及在教會眼裡由此衍生的一切禍害：民主、自由，當然更少不了那罪大惡極的「目中無神的共產主義」。
而在事實上，法西斯的年代，的確也成為天主教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當時在國際上，右派最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是天主教會卻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與右派認同，不免為那些關心社會問題的天主教徒，製造出相當的道德困擾。到法西斯全面潰退時，原本就不甚積極反對法西斯的神職階層，此刻遭受的政治問題更不在話下。相反地，反對法西斯的立場，或為愛國而加入抵禦外敵的行動，卻破天荒地為民主派的天主教派（基督教民主政治）在教會中建立了合法的地位。至於在天主教徒居於少數的國家，基於實際需要，也開始出現黨派拉羅馬天主教徒選民的選票，這主要是維護教會利益以防世俗勢力的侵蝕，德國、荷蘭即為兩例。至於在正式以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家裡，教會也極力拒絕向民主自由的政治低頭。而教會另外一大煩惱，則來自主張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天主教對社會主義頭痛至極。教會在1891年提出一項社會政策，這對天主教來說不啻前所未有的新舉措，這項政策強調在維護家庭及私有財產的神聖之餘，社會也有必要的義務照顧工人階級，不過，資本主義的「神聖性」卻不在教會認可之列。[2] 各界受新思潮影響的天主教徒，不論是主張社會主義，還是傾向自由思想，或其他打算組織天主教徒工人工會之人，都經由羅馬教廷的這項政策獲取了第一個立足點。本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曾短暫地允許過意大利一個規模龐大的（天主教）人民黨（Popular Party）成立，一直到法西斯興起之後，該黨才垮掉。但除了意大利，其他各國的民主及社會主義天主教徒，均屬政治上的少數。到30年代法西斯勢力崛起，具有新思想的舊教教徒，方才正式公開露面。他們人數依然稀少，比如公開聲援西班牙共和國的天主教教徒，就是數量極少而修養極好的一群人。而絕大多數的天主教徒，都一面倒地支持佛朗哥將軍的保守反動勢力。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地下抵抗運動，傾向民主及社會主義的教徒，方才能以愛國之名而非意識主張，名正言順地嶄露頭角，獲取最後勝利。不過總而言之，基督教民主政黨在歐洲的勝利不在當時，直到日後才逐漸出現，而且更要遲至數十年後，才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得勢。在這段自由主義普遍呈現頹勢的年代，除了極少的例外，教會對這個現象還真感快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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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右派力量已論其二，現在剩下的就是那真正的法西斯主義了。法西斯運動又可分為幾支，其一便是賦予法西斯現象其名的意大利。而意大利法西斯是社會主義倒戈者、新聞記者墨索里尼的傑作。墨氏的名字貝尼托（Benito），是為紀念矢志反對神職勢力的墨西哥總統貝尼托·胡亞雷斯（Benito Juarez）而取，十足象徵墨索里尼的老家羅馬涅（Romagna）地區反教廷的傳統。連希特勒都毫不隱瞞，自己那一套，原師法墨索里尼的道統，對墨索里尼本人自是無限尊敬。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暴露出其無能的弱點之後，希特勒的敬意也始終不減。為了回報希特勒，墨索里尼也響應了前者的反猶運動，但這是之後很久的事情了。而在1938年之前，墨索里尼本人領導的運動，則根本不見反猶的影子；意大利自全國統一以來，也從來不曾有過反猶的舉動。[3] 不過，意大利確也曾鼓勵並資助過其他地方類似法西斯精神的運動，並在最意想不到之處，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影響力：猶太人錫安復國「修正主義」（Zionist Revisionism）的創始人傑保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即深受法西斯主張影響。這一支走猶太復國運動的路線之人，日後於70年代在貝京（Menachem Begin）領導之下，入主以色列政府。不過單靠意大利法西斯，不足以造成國際社會的關注。
1933年初，希特勒若不曾奪取德國政權，法西斯主義絕不可能變成大趨勢。事實上，意大利地區以外，凡是稍有成就的法西斯運動，都在希特勒上台之後方才成形，其中尤以匈牙利的箭十字黨派（Arrow Cross）為最，該黨曾在匈牙利有史以來首次舉行的不記名投票中（1939年），囊括了25%的選票。另外一個例子是羅馬尼亞的鐵衛隊團體（Iron Guard），該派獲得的實際支持比前者更大。墨索里尼曾提供財源一手扶持某些地區的活動，例如帕韋利奇（Ante Pavelich）領導的克羅地亞族恐怖團體烏斯達莎（Ustashi，編者註：原文Ustasa，暴動者之意，主張克羅地亞獨立）。可是一直要到30年代，轉向德國尋求精神和金錢資助之後，這些團體才開始大展宏圖，並在思想上向法西斯靠攏。總而言之，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國奪權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領導之下成為左翼大軍一般，一舉舉起右翼大旗，並以柏林為總部，演變成一種普遍的運動潮流。但是，儘管後有希特勒予以發揚光大，法西斯主義畢竟不曾發展成一股重要的運動，最多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被德國佔領的歐洲地區鼓動那些與德國狼狽為奸之人罷了。至於各國傳統的極右派，尤其是法國，不論其如何野蠻反動，卻一律拒絕跟隨法西斯的樂聲起舞：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個立場，除了國家主義，還是國家主義，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運動。因此之故，法西斯潮流之所以對歐洲造成較大衝擊，全是因為當時德國國際霸權地位不斷提高之故。否則，各國原本與法西斯無緣的反動統治階層，又何必自找麻煩，裝模作樣頻向法西斯分子暗送秋波呢？正是在德國聲勢震撼之下，葡萄牙的薩拉查，才於1940年宣稱他與希特勒兩人交好，英雄「所見略同，而攜手同盟」（Delzell，1970，p.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