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三十一年（1898）十月二十七日，康有為乘坐一艘英國客輪抵達了日本。
很顯然，他是逃亡至此的。
話說就在慈禧突然回宮的那天，隱約已經覺察出不對但又自知無力回天的光緒把康有為叫來，派了他一個去上海辦報的差事。
於是康先生就得到了一個在狂風暴雨來臨之前逃出生天的機會。
慈禧發動政變奪還大權的當天，康有為已經出了北京城，所以九門提督沒能在南海會館抓到他。接著，康先生先到上海，再到香港，最後實在是躲不住了，坐船去了日本。
他老人家覺得，日本應該是自己的避風港。
可是萬萬沒想到，日本人民並不歡迎他。
康有為的那艘船靠的是神戶港，當時都在琢磨下船後上哪兒買房當寓公了，結果日本方面先來了通知，說是上峰有令，康有為不許登岸。
康先生聞訊後自然大驚，覺得這不應該啊，自己當初搞變法那會兒跟日本人多熱絡啊，都已經深入到兩國合邦這一領域了，怎麼現在說翻臉就翻臉了？
莫名加無奈之下，他想方設法派人找到了自己一個在日本的弟子，叫歐矩甲的，想讓他去打聽打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歐矩甲是個好孩子，並未因為師傅落了難就裝不認識。兩三天後，他親自登上了那艘英國船，並帶來了一個壞消息和一個好消息。
在康先生的要求下，他先說出了壞消息：經過多方探查，確實有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日本政府方面的重要人士，認為沒必要讓康有為來日本避難。
理由是維新變法既已失敗，那麼他康有為就已經沒有了任何用處，收留了這位仁兄，反而會得罪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大清朝廷，以現在的世界局勢來看，無論是從實際利益角度出發還是從理想主義的亞細亞大業出發，日本的結好對象都應該是清政府，而非那幾個滿世界亂竄的維新殘黨。
康有為聽完，哀歎了一聲，搖了搖頭，然後又問道：那麼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大清駐日公使李盛鐸已經照會日本政府，要求他們配合清廷抓捕康有為……
話還沒說完康有為就拍桌子了：你妹的這算哪門子好消息？
歐矩甲連忙擺手，說我話還沒說完呢，雖然李盛鐸是這麼要求的，可日本方面卻覺得這幫著大清抓人似乎也太過分了一點，所以拒絕了……
於是康有為再度哀歎一聲，說這是天要亡我啊。
雖然形勢一片大惡，但卻也並非窮途末路。
儘管當時的日本的確不怎麼願意接待康有為，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應該幫他一把。
比如品川彌二郎。
品川彌二郎是吉田松陰的弟子，也就是俗稱的松陰門下。
此人在日本歷史上很有名，曾經為日本最初的軍歌做過詞，也曾是日本史上暗箱操作國會選舉的第一人。對於康有為的到來，他認為，應該接納。
理由是當初人家搞維新變法時，你們一個個屁顛屁顛地要跟人搞合邦，現在人家落難了，你們倒不管了，這是人幹的事兒麼？
更何況，如果現在將康有為拒之門外，無異於是幫著清廷一起害他，這是不義的。
在品川彌二郎等人的堅持下，日本政府總算是允許了康有為下船上岸，並同意他留在日本。
應該講，康有為確實不是一個本分的人，才剛剛落了腳，卻又想要折騰了。
10月31日，他找到了一位在日本大名鼎鼎的人物，想要跟他談談日清之間的合作問題。
這人，叫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明治時代著名的間諜，人稱中國通之第一人，同時也是有名的亞細亞主義者兼大陸浪人。
什麼是大陸浪人，我們放在後面講。
宗方小太郎出生在熊本，明治十七年（1884），趁著中法戰爭之際來到中國學習中文，順便搞搞情報，雖然當時他只有20歲，但因為刻苦鑽研外加天資聰慧，因此很快就初步通曉了漢語，不光日常會話沒有問題，甚至還能打扮成中國人的模樣雲遊各處。
明治二十三年（1890），一個叫荒尾精的人在上海成立了日清貿易研究所，說是研究所，其實就是間諜基地——不光刺探情報，還順便研究中國。作為此時已經有了些許名聲的中國通，宗方小太郎也自然而然地被邀請加盟。
荒尾精這個人，大致跟小太郎一樣，除了是情報工作者、大陸浪人之外，也是一位亞細亞主義者，並且他還有一個十分出名的理論，叫對清弁妄。
所謂對清弁妄，其實是一個挺自說自話的想法，總結起來也就一句話：日本要通過戰爭對大清進行改造，使其成為一個和日本一樣的近代發達國家，然後共同在亞洲防禦西洋列強，絕不能戰勝之後貪圖割地賠款的這種利益，不然就是「有失大義」。
雖然後來的日本政府當然不可能不貪圖割地賠款，但這套對清弁妄理論中的要求幫助中國進行所謂的「改造」，以及日中兩國「共同提攜」的調調，也是非常深入日本人人心的。
而宗方小太郎，正是其中的一員。
在日清貿易研究所裡，小太郎開始對大清各方面的情報進行正兒八經的打探，並且得出了不少與當時世界大眾看法所相反的結論。
此時的大清已經搞了三十來年的洋務，北洋水師也基本羽翼豐滿，因此無論是艦隊本身還是大清帝國，都普遍被世界所看好，認為亞洲龍頭甚至是世界黑馬，非大清莫屬。
但宗方小太郎卻並不這麼看。他表示，把大清帝國當黑馬，那是很愚蠢的，屬於「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
在小太郎看來，觀察一個國家其實和觀察一個人一樣，應該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洋務運動下的大清雖然有了不少改進和發展，但無一不是表面功夫，屬於「形體」，而其「心腹」，早就爛光了，再怎麼搞，也無非是「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根本經不起大風大浪的考驗。
那麼，這心腹爛光的根源在哪裡呢？
宗方小太郎認為，在於腐敗。
不光是官場的腐敗，更是人心的腐敗。
用小太郎的原話來講，就是「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
用我的話來講，就是國民心態已經到了一個瀕臨崩潰的地步。
幾個日本人，在上海搞了個貿易研究所，就把中國的問題摸到如此透徹的地步，不得不說真的是非常可怕。
在研究所裡待了幾年之後，甲午戰爭爆發了。宗方小太郎自然就此投身於戰爭，把社會情報暫且放在了一邊，搞起了軍事情報。
可以說，在整場中日甲午戰爭中，宗方小太郎是最大的幕後功臣。因為他的努力，使得日本方面在戰前獲得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情報：
第一，高昇號的出港日期，是他打聽到的，正因為有了這個情報，才能使得東鄉平八郎他們順利地打響了甲午海戰的第一槍，並且還打贏了。
第二，北洋艦隊離開威海衛的時間也是他打聽到的，從而使得日本聯合艦隊可以搶先一步在9月15日於黃海大東溝佈陣，雖然世間都認為黃海海戰是遭遇戰，但從實際的角度出發看，其實是一場以逸待勞的埋伏戰。
只此兩件，使得宗方小太郎名聲大噪，後來的日本陸軍大將本莊繁更是親口表示：「宗方小太郎，為君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話再說回康有為。
戊戌變法被鎮壓之後，康先生一直都不甘心於失敗，總琢磨著怎麼東山再起，但他很明白自己勢單力薄，因此一直想要找一個強有力的靠山。只不過這靠山在大清境內是肯定找不著了，於是他又想到了日本人。
憑著敏銳的直覺，康有為認為能夠將大清的國情和軍事機密情報拿捏刺探得如此精準，他宗方小太郎必然有過人之處以及豐富的各種資源，如果跟他合作的話，大事應該可成。
只不過這事兒的關鍵在於，眼下你康有為早就不是當初那個意氣風發一呼百應的維新黨領袖了，說難聽點就是條喪家犬，你如何才能讓人家宗方小太郎跟你合作？
騙唄。
話說在10月31日，康有為和宗方小太郎在東京見了面。
打過招呼後，康先生開門見山地說道，自己想在中國大鬧一場，奪回變法維新的成果，希望宗方閣下能夠出手相助。
宗方小太郎問怎麼個相助法？
康有為提出兩點：第一，由日本借兵給自己，打回中國去；第二，由日本發起輿論攻勢，在全世界範圍裡聲討慈禧。
小太郎卻連連搖頭。
「康先生，日本政府是不可能輕易出兵的。除非是有時機到來，那個時候不用你請，也會自有行動。」
聽了這話，康有為想都沒想，張嘴便是四個字：「時機已到！」
宗方小太郎哪知道康先生是在蒙自己，一聽便也有了興趣：「此話怎講？」
「以我目前實力，推翻清廷並非難事。」康有為一看對方入了套，便搖頭擺手款款道來，「目前在下手下有一南學會，會中子弟兵上萬，集中在湖南，且均為上流士子。前任湖南巡撫陳寶箴為會長，一旦鬧將起來，我與閣下合兵一處，先取武昌，再沿長江東下，攻佔南京，之後揮師北上，直取京城，擒拿慈禧。」
其實康有為手下一個人也沒有，所謂「合兵一處」，實際上就是想從日本那裡騙點兵然後給他們帶路打回中國。
說白了，這哥們兒這是準備給太君帶路呢。
只不過宗方小太郎並不傻，他覺得康有為這話聽著實在太不靠譜，但又不敢直截了當地懷疑對方，畢竟人家好歹也是大清帝國曾經的風雲人物。
於是只能從話裡找話：「康先生剛剛所提南學會，成員都在湖南，那出了湖南，又如何是好？」
「南洋大臣張之洞，在湖北經營多年，他亦是我盟友。」
「那麼清國方面，就不會對此有所行動嗎？」
「大清的官軍，能戰者無非袁世凱、聶士成和董祥福三人，合計也不過三萬餘人，不足為懼也。」
由於當時畢竟是公元1898年，不比現在，直接百度一下就什麼都能知道了。因此縱然是一代名諜宗方小太郎，對於康有為所說的話也無法直接判斷出真偽，儘管隱約覺得對方是在忽悠自己，但還是表示，在下知道了，要不康先生您稍等一段日子，待在下準備準備，聯絡聯絡，然後再說？
康有為則立刻點頭稱善，說我這邊不急，您準備您的吧。
眼下康先生幹的是空手套白狼的買賣，自是急不得。更何況他也從未想過要在宗方小太郎這一棵樹上吊死。
數日後，又有一個人前來康家拜會，此人康先生不認得，可我們卻認得，那便是宮崎滔天。
康有為跟宮崎滔天並無交集，僅限於聽過對方的名號罷了。這次宮崎前來拜訪，康先生也只以為是來給自己送錢的——自從到日本之後，有不少日本名流以各種名義資助著康有為，供他吃，供他用。
但宮崎滔天卻不是來送錢的。
他非常開誠佈公地先問康有為道：你聽說過孫文麼？
康有為點點頭：有所耳聞。
乙未年廣州鬧那麼大，不想聽說也不行啊。
然後宮崎滔天突然跳轉了話題：「康先生，我認為您是很愚蠢的。」
康先生很顯然是吃了一驚，但臉上卻沒有顯露出一絲失態，並且一聲不吭，靜靜地等著下文。
而宮崎滔天也不客氣：「先生當初想用一紙聖諭，來清除貴國數千年所沉積下的弊病，豈非愚蠢？貴國積弊的由來，在於人心。要想徹底改革，就必須先罷黜那些陳舊的權貴。而罷黜權貴，則必須有強大的武力做後盾，先生兩手空空，只想依靠君權，依靠那一紙聖諭，從而完成大業，真是可笑。」
此時的康有為已經臉上很掛不住了，恨不得當時就站起身來抽宮崎滔天一頓，但轉念一想到這傢伙很有可能成為自己的金主，於是便強按怒火，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一句：「那依您的看法，該如何是好呢？」
「在下認為，在貴國搞改革，太不切實際，見效也慢，不如搞革命。康先生，孫文先生的思想之高尚，見識之卓越，抱負之遠大，堪稱東亞珍寶，足以擔負起四百州四萬萬生靈的命運，您不如跟他合作吧。」
四百州就是中國。
「呸！」康有為再也按捺不住，並且看出眼前這個人今天是肯定不會給自己錢了，非但不會給，而且還是來當說客的，要把自己拉去跟著孫文一塊兒造反，這哪能行？
更何況，聽他的意思，好像還是要讓我去給那孫文當小弟？
「我康某忠君，世人皆知，豈能跟你們這夥人苟合，幹那無君無父的勾當？」
宮崎滔天一看對方發火了，連忙起身勸慰，說您消消氣，這買賣不成仁義在嘛，同為天涯淪落人，沒必要動怒不是？對了，要不康先生改日抽個空，我安排您和孫先生見一面？
「滾！」康有為拍了桌子，「來人，送客！」
於是宮崎滔天只能失落地離開了康家。而康有為卻還怒氣未消，越想越火大的他忍不住當著家裡人的面破口大罵了起來，說這姓宮崎的，竟然給孫文來當說客，這孫文是什麼人哪？賊子叛逆啊，他請來的說客能接待嗎？肯定是先遊說，遊說不成再圖窮匕見搞暗殺，對，肯定就是這種貨……
這真的是冤枉孫先生了。
姑且不說宮崎滔天是真心誠意想當一次紅娘，讓一同在日本流亡的革命派和維新派聯手共圖大事，就說此時的孫文，也是根本就沒可能去刺殺康有為的，不光是彼此之間無冤無仇，更主要的是因為人家正忙著呢，沒工夫搭理你。
忙什麼？
忙著娶媳婦兒。
話說在後來擔任了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的犬養毅曾經問過孫中山：「先生最愛的，是什麼？」
孫中山說，是革命，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犬養毅不以為然：這個是人都知道啊，咱能爆點猛料麼？
孫中山沒有任何猶豫：「女人。」
犬養毅撫掌大笑。
明治三十年（1897），孫文從神戶移居至橫濱，先是建立了興中會橫濱分會，然後又把自己的名字給改了——叫中山樵。
這並非一拍腦袋想出來的網名，而是有典故的：且說有一次孫文跟一個叫平山周的日本人去東京，在旅館住宿登記名字時，孫文自感如果在日本天子腳下登記「孫文」二字的話，或許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於是就想著起一個化名。
正好兩人所在的附近有日本公卿中山家的宅邸，於是孫文靈機一動，在名冊上寫下了「中山樵」一名，因為這個緣故，後來宮崎滔天就把他的中國姓和日本姓合二為一，稱之為孫中山。
而這個叫法，也被傳遍了全世界。
不過孫文本人卻從來未有以「孫中山」自稱過自己，一次也沒有。
同時在其本人的各種公私文檔內，也只署本名孫文，而在歐美，則一般取其號稱之為孫逸仙。
話再說回橫濱，當時的孫文，住在一個叫溫炳臣的華僑家中，住一樓。
溫炳臣是橫濱分會的幹事，廣東台縣出身。主要經營茶葉和棉絲生意，因為一來敬重孫先生，二來也確實家中有錢，所以在孫文入住溫家的房子之後，溫炳臣特地請來女僕一人，負責照顧這位房客的生活起居。
女僕的名字叫淺田春，當年15歲，靜岡縣人。
淺田小姐進入溫家之後沒多久，就跟孫文彼此生情，成了一對。
不過因為兩人沒有明媒正娶昭告天下或者辦理過任何法律手續，故而時至今日提起他們的時候，通常都將淺田春稱為孫文的妾或情人。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主僕戀，從古至今無論中外都不乏例子，乍看之下似乎沒什麼不對勁。但細細琢磨一下，就會覺得好像並非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首先，當時的孫文是不會日語的，或者說是很不精通。他只會中文和英語。
巧的是，淺田春也會中文和英語，而且很精通，精通到能隨心所欲地跟孫文交流。
這就很奇怪了。
你得知道，在明治時代的日本，一般只有千金家的大小姐才有可能在15歲的時候掌握兩門外語，並且熟練到足以跟人談戀愛的程度。而淺田春很顯然應該不是千金小姐，不然也不會去做女僕。
因此唯一的解釋就是有人刻意地對她進行過訓練。
是誰？
我也不知道。因為歷史上並無記載。
至於為什麼要訓練這麼一個小姑娘，雖然目前也沒有史料來說明這點，但其實好好想一想便能明白——她應該是日本方面派來的間諜，用於觀察孫文一舉一動的間諜。
如果是女間諜的話，那麼上述的一切就都變得合情合理了。
而淺田春是間諜的證據，也不是沒有，那就是自她來到孫文身邊後，孫文的各種行動，基本上都被日本政府瞭如指掌了。
比如明治三十三年（1900）9月21日，兵庫縣知事向外務大臣報告稱：「孫逸仙（三十四歲）與跟隨者溫炳臣（三十八歲）及淺田春（十八歲，孫逸仙之妾）於昨（二十）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自橫濱乘坐開往神戶方向的火車，途經西京來神奈川，是日宿市內相生町三丁目加籐的旅館。」
然後在9月22日，兵庫縣又報告說：「今日傍晚孫陪同其妾淺田春赴相生座觀戲，不久返回住地，用罷晚餐復又觀戲，除此之外再不曾外出，亦無他人造訪。」
從以上記錄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第一，淺田春到來之後，孫文的行蹤被大量洩漏給日本政府是不爭的事實；第二，此事多半和溫炳臣無關。
因為溫炳臣跟孫文同歲，都是公元1866年出生，但在上面的記錄裡，他的年齡卻被錯誤地記成比孫文大四歲，如果淺田春真的和溫炳臣有著較深的關係的話，那應該是不會在這種事情上犯低級錯誤的。
再說興中會橫濱分會成立之後，溫家的那處住所也就成了革命基地，孫文每次都帶著一群同志在自己房間裡開會，每回開會都要攤開一張中國地圖，孫先生指指這裡，點點那裡，然後嘴裡還唸唸有詞：「我們要盡快發動革命，攻陷這些地方……」
然後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秋季的某一天，正當孫文和往常一樣帶著一群同志在地圖前開疆拓土說得唾沫橫飛的時候，突然就聽到了「滴答滴答」的響聲。
眾人定睛一看，發現地圖上已經出現了好幾個大水跡，抬頭望去，發現天花板上正往下滴著水滴。
於是大家就有點不開心了，說我們這裡正在討論國家大事呢，上面怎麼就滴水了，這不阻撓革命行動嘛！二樓住的是誰啊？
但孫文卻並未發牢騷，只是回頭問溫炳臣，這是怎麼一回事？
溫炳臣表示可能是樓上的住戶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我這就上去看看吧。
此時溫家住著不止孫文一戶，在二樓還住著一家日本人，家主叫大月金次。
大月金次是做進出口貿易的商人，跟溫炳臣關係很好。因為家裡發生火災房子被燒沒了，於是仗義厚道的溫炳臣便邀請他們一家暫住到了自己的家中。而這次的「水災」則是由大月金次10歲的女兒大月薰所引發，且說小姑娘當時正在把玩著一個裝滿了水的花瓶，一不小心打翻在了地板上，於是水便順著縫隙流到了一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