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中央計議突圍
反「圍剿」的不利形勢，提示在蘇區內打破「圍剿」的可能性日趨渺茫，雖然博古1934年5月為《紅色中華》撰寫的社論中仍然宣稱：「我們要保衛土地、自由、蘇維埃，直至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最後一口氣！」[340]但這更多只是政治宣傳。政治離不開宣傳，但宣傳並不就是政治。就在博古發出上述豪言壯語同時，中共中央內部關於突圍問題的討論已提上日程。1934年2月，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埃韋特報告：「江西和福建的形勢很困難，我們近期的前景不妙。不帶多餘的悲觀主義應該承認，包圍圈越來越小，敵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區突破的一些地方。」[341]面對此一局面，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尋出路。李德回憶，1934年3月，他曾提出以主力在中央蘇區的「西南部或東南部突圍」[342]的設想。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提出在敵人逼近中央蘇區腹地、內線作戰不利的情況下，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埃韋特在給共產國際轉呈中共中央報告時說明了中共中央關於下一步行動的兩個建議：「留在中央蘇區，轉入游擊戰，將其作為我們鬥爭的最重要方法。」「否則我們只有保衛中央蘇區到最後，同時準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埃韋特個人雖明顯傾向撤離中央蘇區，但他同時強調：「只有在實行保衛的各種可能性都用盡之後並且在保存著我們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況下才應使用。」[343]
中共中央的撤離計劃和共產國際一貫思路其實是契合的。早在1931年初，共產國際就指示：「必須進行頑強的鬥爭，把贛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據地保持在我們手裡。但考慮到軍隊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敵人壓迫下有暫時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們認為，現在就採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區籌建輔助區是適宜的。同時務必更加重視在鄂湘川交界地區建立第二個主要根據地。」[344]1933年3月，共產國際又提出：「在保衛蘇區時，對於中央蘇區來說特別重要的是保持紅軍的能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在人煙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糧食保證的基地，紅軍可以在那裡隱蔽和等待更好的時機。」同時強調：「要建立和具備幾個新的根據地，使政府軍難於同我們對抗。我們積極評價第4軍主力向四川轉移。我們認為，在四川、陝南，以及盡可能在新疆方向開闢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345]在中央蘇區面臨大規模進攻時，共產國際強調建立新根據地及對紅四方面軍轉移的肯定，意味深長，以致埃韋特對此一度頗有疑慮，為消除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特電中央蘇區解釋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我們看來，該電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萬一敵人取得重大的勝利，我們必須保存和加強我軍力量。而我方取得勝利時，我們應消滅敵人，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謹慎，使我軍主力不受威脅。」[346]雖然埃韋特試圖淡化共產國際對轉移的肯定，但其潛台詞不可能不對中共中央未來的行動規劃形成影響。正由於有此思想基礎，當軍事不利後，考慮轉移就順理成章。
得到中共中央有關報告後，1934年6月16日，共產國際復電指出：
動員新的補充人員的過程證明，中央蘇區的資源還沒有枯竭。紅軍作戰部隊的抵抗能力、後方的情緒等，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擔心。如果說主力部隊可能需要暫時撤離中央蘇區，為其做準備是適宜的，那麼這樣做也只是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擊……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為其發展創造新的條件，以便在有利的時機對日本和其它帝國主義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展開廣泛的進攻。[347]
復電基本同意了中共進行戰略轉移的計劃。次日，共產國際再電中共中央，明確談道：「我們建議發動福建戰役，將其作為預防和吸引敵人，進而便於保存蘇區或從那裡撤離（如果不可避免這樣做的話）。」[348]
中央紅軍突圍已成必然，各方對此瞭然於胸，1934年6月初，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賴安認為：「如果中國其他地區的軍政形勢以及國際因素不會導致發生『出人預料的』重大衝突，以後幾個月在階級力量對比和政治重新組合方面也不會導致發生重要變化的話，那麼在最近的將來，可能是秋天，中央蘇區紅軍的主要力量將不得不放棄江西、尋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尋找發展蘇維埃運動的新的地區。」賴安在信中還透露了埃韋特等人的想法：「在目前的情況下，預先決定了中央紅軍主力『遲早』將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換句話說，這些同志，特別是從去年12月起，一方面闡發了關於本階段在中央蘇區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決戰的失敗主義『理論』。而另一方面與此相聯繫，仍在考慮紅軍能否堅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現在是到秋季的問題。」[349]可見，撤離中央蘇區的想法早在福建事變前後已成共產國際代表的議題。
紅軍即將展開的突圍行動，其方向幾乎不言自明。北面是國民政府核心區，向北無異於自尋絕路。東面瀕臨大海，也無出路，南面陳濟棠雖不願與紅軍作戰，但保境慾望強烈，向南難免陷入粵方和寧方夾擊之中，以此看來，向西幾乎是唯一出路。1934年6月2日，埃韋特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突圍計劃時已經對行動方向有了明確交代：「雖然敵人從4軍團1932年的遠征時起學會了許多東西，雖然他們有比1932年更加強大的、我們必須克服的防線（贛江、贛湘邊界和湖南湘江一線），雖然敵人在採取行動之初會擁有比1932年多得多的軍隊來組織追擊，但對於我們的進一步推進來說反正都一樣，恐怕我們也沒有別的選擇。」[350]贛江、贛湘邊界和湖南湘江一線，這是明顯的西進四川路線，而這和共產國際前一年指出的西進川陝路線完全一致。8月，回到莫斯科的埃韋特向共產國際匯報湖南省的情況時也側面提到中央紅軍的行動方向：「最近一個時期，特別是在中央蘇區，為了與這個省建立聯繫和在那裡組建黨組織作出了很大努力。作出這種努力是出於打通湖南的迫切需要，並考慮到保住江西已不可能了。」[351]
與中共中央決定向西突圍幾乎同時，國民黨方面也預想到中共的可能動向。5月中旬，蔣介石指示：「贛南殘匪，將必西竄，酃縣、桂東、汝城、仁化、始興一線碉堡及工事，務請組織西南兩路參謀團著手設計，一面準備部隊，一面先徵集就地民工構築碉堡為第一線；其次郴州、宜章、樂昌、曲江乃至英德為第二線；先待第一線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線，總期於此兩個月內，第一線碉堡設法趕成，以為一勞永逸之計」。[352]6月中旬，陳誠還判斷：「第三國際絕不輕許匪軍一旦放棄數年來經營成功，自命已成為偽中央蘇區根據地之贛巢，而另謀新匪區之盤據。」7月初，他已基本改變看法，認為：「月來我軍分路推進，外線合圍，愈趨有效；惟匪絕不讓我長驅，坐以待亡，其最後策略，似必集中全力，或憑險邀擊，或乘虛沖逃。」[353]雙方均已考慮下一步的戰略計劃。
（2）頭陂、白水之役
廣昌戰役失敗後，中革軍委的戰爭指導發生重大變化。第五次反「圍剿」前期，中革軍委曾明確表示：「我們戰術的基本原則，是要求以敏活的機動來實行進攻的戰鬥。對於佔領的支撐點和陣地實行任何的防禦，都是不適宜的。」[354]廣昌戰役後，中革軍委雖然繼續堅持「短促突擊」的運動防禦，但此時「短促突擊」已越來越變成短距離的戰術對抗，戰術的機動性大大削減。相應地，中革軍委更加重視堡壘的修築，欲以堡壘對堡壘，與國民黨軍展開寸土必爭的保衛戰，陣地防禦成為紅軍基本的戰鬥方式。之所以如此，當然首先與中共已把大規模的戰略轉移列入議程，盡力抵禦國民黨軍對蘇區的深入，為戰略轉移贏得準備時間成為其重要考慮之一；其次，此前的屢屢失利使之對繼續堅持運動防禦的可能性發生懷疑也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國民黨方面觀察：「贛匪自廣昌建寧連城頭陂白水相繼失陷迭遭慘敗後，變更策略，採用堡壘戰術，企圖節節頑抗，阻我前進。」[355]他們的判斷是：
土匪向來主張游擊戰，運動戰，但自我軍碉堡封鎖政策成功以來，亦漸趨重工事，尤其在廣昌戰役以後，更為重視。蓋我軍碉堡步步進逼，彼於運動戰無機可覓，於是不得不改變方針，遍築強固工事，與我作陣地戰，阻我前進。[356]
撤離廣昌後，紅軍退守頭陂、白水一帶，構築工事，準備抗擊國民黨軍的進一步進攻。國民黨軍在攻擊取得階段性成果基礎上，也不得不停步消化，構築碉堡和封鎖線，準備下一步的進攻。同時，重新調整部署：以北路軍第八縱隊6個師由泰和向興國方向推進；第六路軍第七縱隊4個師由龍崗向古龍崗方向推進；第三路軍第五縱隊4個師首先進佔頭陂等地，爾後集中第三、第五縱隊和東路軍第十縱隊共9個師，向寧都、白水、驛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進；東路軍第二路軍6個師由朋口、連城向汀州方向推進；南路軍3個師由筠門嶺向會昌、寧都方向推進；另以3個師集結於南豐、廣昌地區為總預備隊。此時，紅軍控制區域不斷縮小，到1934年6月只剩下瑞金、於都、興國、贛縣、會昌、石城、寧化、長汀等中心區域的寥寥數縣。為抵禦國民黨軍的攻擊，中革軍委決定「六路分兵全線抵禦」。7月23日，中革軍委通報了國民黨軍六路進攻的情況和紅軍六路防禦的部署：紅三軍團六師和紅二十一師在興國西北的沙村地區，抵抗敵周渾元部進攻；紅二十三師和江西軍區地方部隊在興國東北的古龍崗地區，抵抗敵薛岳部進攻；紅五軍團十三師在廣昌南部的頭陂地區，抵抗敵羅卓英部進攻；紅三軍團四、五師和五軍團三十四師、十五師在石城北部的貫橋、驛前地區，抵抗敵樊松甫、湯恩伯部進攻；紅一、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在閩西的連城、朋口地區，抵抗敵李延年部進攻，紅二十二師在會昌筠門嶺以北地區，抵抗敵陳濟棠部進擊。
7月1日，國民黨軍第三路軍完成在廣昌的集結，準備繼續向南深入，兵鋒直指石城。3日，國民黨軍進佔頭陂。紅軍在頭陂東部天府山地區集結，一方面瞰制頭陂方向國民黨軍，使其不敢貿然深入；另方面牽制通向石城的另一重要通道白水方向國民黨軍。
國民黨軍為打通進攻石城的通道，決定兩路會進，第五縱隊由頭陂向東，攻下天府山，再和由廣昌向南的第十縱隊會攻白水。9日，國民黨軍第十四師向天府山發動進攻，佔據天府山，隨後，紅軍集中主力展開反攻。當日夜，雙方展開激戰，「短兵相接，往復肉搏，凡數十次，雙方在黑暗中混戰，達五六小時」。[357]半夜時分，紅軍已佔領除最高點外的大部分陣地，國民黨軍第十四師被壓縮到山頂最後一線，面臨著被殲滅的命運。10日凌晨，聞訊增援的國民黨軍第十一師趕到戰場。國民黨軍在援軍支援下發起反攻，紅軍功虧一簣，未能達到殲滅敵人的目標，於黎明前退出戰鬥。此役，紅軍給對方以較大打擊，國民黨軍傷亡達400餘人。
為配合天府山地區第五縱隊的進攻，國民黨軍第十縱隊也於9日開始向赤水地區進犯。10日，在空中力量掩護下，攻佔赤水，至此，國民黨軍已經打開通向石城的第一道門戶。紅軍主力退往中司、驛前一帶，前鋒則位於白水西南的大寨腦一線，在此構築工事，準備抗擊國民黨軍的進一步進攻。
7月中旬，國民黨軍第十縱隊開始向大寨腦地區進兵。紅三軍團在此以堡壘戰術與國民黨軍周旋，雖然延緩了國民黨軍的進攻步伐，但由於國民黨軍的炮火優勢，損失頗大，紅軍堡壘作用有限：「一切條件支點全不堅固，受不起一個迫擊炮彈，打不出槍，手榴彈投不出去，沒有副防禦，不能抑制敵於我手榴彈火力下」。[358]22日，國民黨軍付出近300人傷亡的代價，攻佔大寨腦、鴨子嶺，兵鋒直指貫橋、驛前一帶紅軍主力。
這一時期，國民黨軍雖然憑借絕對優勢的兵力、裝備，攻擊屢獲成功，但繼續進兵其實也承受著很大壓力。隨著其向蘇區內部的不斷深入，後勤給養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因為連續作戰，水土不服，傳染病對其形成很大殺傷，國民黨軍將領回憶：
廣昌、石城之間，匪我相持纏鬥，達三個月之久，大軍雲集於狹窄地區，時值酷暑，部隊皆無蚊帳，又以蔬菜稀少，飲水不潔，及在陣地露宿等因素，致痢疾及瘧疾患者極多，死於道旁者纍纍。師野戰醫院病患達千餘，人滿為患；我團兩千餘人，只有七人未患瘧疾，我亦染患此病。疾病對於戰力消耗，數倍於作戰受傷，軍隊健康之維護，實為一極其重要之事。[359]
該回憶道出了國民黨軍的實況，讓我們看到中共方面處於困境時，國民黨方面其實也並不輕鬆。稍後，陳誠在給妻子的家書中寫道：「此次至各處視察，情狀極慘，沿途死病士兵夫無人處理者，不知其數。自廣昌至石城，每日死亡計二百以上，各師患病者占三分之二，行營及總司令部無人過問，而各部又無法處理。」[360]戰局進行到此時，雙方都各有苦衷，國民黨軍也有騎虎難下之勢。蔣介石可資依賴的主要是人多勢眾、實力雄厚，抗擊打能力相對較強。然而，當時蔣介石又不能不顧慮地處贛南紅軍之後虎視眈眈的粵桂勢力，如果與紅軍作戰消耗太大，必將影響其應對粵桂挑戰的能力。所以蔣介石此時表面看氣勢洶洶，內心則謹慎有加，苦心焦慮謀劃的，是代價最小的結局。
（3）紅七軍團北上與紅六軍團西征
廣昌戰役後，戰場上不利的形勢使紅軍的戰略轉移更加迫在眉睫。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落實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決定派出紅六軍團、紅七軍團分別往西、往北。[361]北上和西進計劃在共產國際同意中央蘇區突圍的電文中有明確交待：「（1）為防備不得不離開，要規定加強在贛江西岸的基地，同這些地區建立固定的作戰聯繫，成立運糧隊和為紅軍建立糧食儲備等；（2）現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隊經福建向東北方向發起戰役，以期最後這些部隊成為將來閩浙皖贛邊區蘇區的骨幹力量。」[362]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革軍委決定抽調主力紅軍一部，組建抗日先遣隊北上。6月下旬，紅七軍團軍團部和所屬第十九師受命從福建連城回到瑞金，待命北上。7月初，中革軍委命令紅七軍團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深入到閩、浙、皖、贛地區「發展游擊戰爭，創造游擊區域」，併力爭「建立新的蘇維埃的根據地」，以牽制國民黨「圍剿」中央蘇區力量，促其「調回一部到其後方去」。[363]紅七軍團由尋淮洲任軍團長、樂少華任政治委員、粟裕任參謀長、劉英任政治部主任，突擊補充了2000多名新戰士，全軍團共計6000餘人。
7月6日晚，紅七軍團從瑞金出發，經福建長汀、連城、永安，於下旬進入閩中。隨後進到尤溪地區。29日，攻佔閩江南岸的尤溪口。此時，中革軍委突然改變原定計劃，命令紅七軍團東進，佔領水口，威脅並相機襲取福州，企圖調動和吸引更多的國民黨軍回援。遵照中革軍委的命令，紅七軍團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進，一部兵力繼續北上。8月1日，攻佔福州近郊水口，威脅福州。同時正式向部隊宣佈，紅七軍團對外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活動。2日，紅七軍團從水口繞道大湖向福州進發，7日進抵福州西北郊，當晚對福州發起試探攻擊。對此，國民黨軍預有準備，第八十七師主力回防福州，第四十九師也經上海馳援，紅軍缺乏攻堅裝備，兵力有限，被迫撤出戰鬥。紅軍進迫福州，中革軍委意在圍魏救趙，以此緩解閩西一帶國民黨軍對蘇區的壓力，對此，蔣介石一度因難以摸清紅軍的意圖：「閩北匪情是否另辟匪區，抑僅系牽制東路而竄擾耶」，而為之「心頗不安」。[364]不過，紅軍北上兵力畢竟有限，國民黨方面很快看清了這一點：「東路軍總部探知其詭謀，密調勁旅，兼程進剿，閩西國軍仍向石城長汀一帶邁進，並末因之移動」；而先遣隊的實力卻因之「完全暴露」：「赤匪的詭計和實情，已經給我方看破了，所以我方對前方剿赤的軍隊，不調一兵一卒，以致鬆懈前方清剿的工作，只由他方面調來有餘的兵力，已經可制這些殘赤的死命了。」[365]
攻打福州失敗後，紅七軍團向閩東地區轉移，8月下旬，進入浙西南地區。9月初，轉進至閩北蘇區休整、補充。9月4日，中革軍委來電，對原定行動計劃作出補充：要求：「繼續徹底的破壞進攻我紅十軍及閩北蘇區敵人的後方」；「在閩浙贛皖邊境創造廣泛的游擊運動及蘇區根據地」，[366]在執行上述兩項中心任務時，首先在浙西一帶活動，破壞交通和鐵路線，支援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9月7日，中革軍委又電批評：「在近幾天來，七軍團是在同閩北部隊作盲目的兒戲，以致使較弱而孤立的敵人進到漁梁地域。七軍團未完成自己的戰鬥任務。」[367]從當時實際情況看，中革軍委出動紅七軍團北上，旨在使其於浙西一帶牽制國民黨軍，尤其紅軍戰略轉移進入最後準備階段時，這一要求更加迫切。但是，紅七軍團深入國民黨軍佔領區域後，所遇困難確實相當嚴重，保證部隊的生存成為執行任務的必要前提。
面對不利局面，紅七軍團仍然盡力完成中革軍委賦予的任務。根據中革軍委指示，9月9日，紅七軍團轉到浙西一帶活動，18日抵遂安白馬，接中革軍委電令：「主力應即向遂安前進，以襲擊的方法佔領該城而確實保持之於我軍手中。」[368]中革軍委還要求，攻佔遂安後，「於安徽邊境淳安、壽昌、衢縣、開化的範圍內發展游擊戰爭和蘇維埃運動」，並在「浙皖邊境，約在徽州、建德、蘭溪、江山、屯溪地域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369]根據這一命令，先遣隊派出偵察分隊，至遂安附近瞭解敵情，準備襲取遂安。但國民黨軍在此嚴陣以待，國民黨方面報紙報道：「省方開往部隊昨已安全到達遂安縣城，防地並已佈置就緒，龍游、壽昌、淳安、衢縣均已派定相當部隊向遂安西南北三方面嚴密防堵，東西則有陳調元派隊開入遂境，負責進剿，包圍之勢已成」[370]，紅軍軍事上處不利態勢。另外，從政治上看，浙西一帶群眾基礎薄弱，「常、遂交通一帶之群眾很差，幾次逃跑一空，連嚮導均無人找到……因此，在我們的行動上均難以秘密」。[371]七軍團指揮員報告：
根據我們最近十天在浙西行動艱苦的經驗，由於浙西電話、交通事業的發達，我們的行動敵人很快就知道，飛機每天都能跟追隨，敵人隊伍運動與轉移均極迅速。並黨與群眾工作基礎完全沒有，傷病員安置極度困難。我們最近在浙皖邊境，寄存群眾家中一批傷員，據閩浙贛諜息全被敵搜出，影響士兵戰鬥情緒、戰鬥力極大。[372]
9月下旬，軍團領導決定放棄在浙西建立根據地的計劃，迅速擺脫敵人，改向皖贛邊前進。10月初，到達皖贛蘇區休整，此時，「部隊已不足兩千人」。[373]
由於國民黨軍加緊向皖贛蘇區進攻，10月21日，中革軍委電令紅七軍團「逐步轉回閩浙贛蘇區」。[374]遵照中革軍委命令，紅七軍團在浮梁、德興間通過兩道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並於11月初與紅十軍會合。11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合編為紅軍第十軍團，下轄兩個師，紅七軍團改編為第十九師，紅十軍改編為第二十師。由於紅七軍團出發後就出現領導層的種種問題，曾洪易消極避戰，尋淮洲與樂少華則「不斷的鬧私人意見」，領導層其他成員間也矛盾重重，「不是你爭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鬧成打架」，[375]因此，軍團領導層根據中共中央意見進行調整，劉疇西任軍團長兼第二十師師長，樂少華任軍團政治委員兼第二十師政治委員，尋淮洲任第十九師師長；並決定：閩浙贛省蘇維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曾洪易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粟裕任軍區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