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福建事變中中共的應對
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1933年11月發生的福建事變是一個存在重要變數的事件。事變在蔣介石封鎖線的東方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使江西、福建大塊地區成為與蔣介石對立的整體，加上華南廣東、廣西與蔣介石實際上的離心狀態，事變不僅僅對紅軍的「圍剿」，對蔣介石的整個統治都構成了重大危機。但是，福建事變驟起旋滅，蔣介石突然遭遇嚴重危機，又幾乎是兵不血刃輕鬆獲勝。這一結果，和當時複雜的政治、軍事背景密切相關。
對福建事變的應對，中共方面可謂一波三折。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基本判斷是，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國革命進入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蘇維埃革命階段。在這一階段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於「對日益增長的土地革命的恐懼」已經脫離革命。根據這一思路，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導中強調要劃清革命陣營（工人、農民、城市貧民）與非革命陣營的界限。國際遠東局代表1929年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告誡：「你們不應同自稱是我們的朋友或者是蘇聯的朋友的軍閥進行任何交談……如果他們只是把自己說成是自由的擁護者或者是蔣介石的反對者，或者是改組派的擁護者，那就要同他們這些中國勞苦群眾的欺騙者進行無情的鬥爭。」[109]在共產國際看來，不僅僅是汪精衛、馮玉祥這些人應該與之「進行認真的鬥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應成為批判的對象：「以前我們承認孫逸仙主義的革命意義，這完全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在轉入反動陣營之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現在孫逸仙主義成了整個中國反革命勢力的旗幟。」[110]正由於此，共產國際明確反對中共關於建立民族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強調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的不可替代性。
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中共長期執行了關門方針，阻礙了團結更多更廣泛同盟軍的嘗試。九一八事變後，出於對日本侵華後的日蘇關係及法西斯在歐洲日益壯大的國際形勢的新判斷，共產國際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方針逐漸有所變化。1933年1月，中共宣言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對此，張聞天稍後曾解釋道：「這一宣言也是對於所有國民黨軍閥們說的。在全國的民族危機前面，我們不但要號召工農民眾武裝起來參加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而且也號召一切在反動營壘中真正『愛國的』份子同我們在一起為中國民族的生存而戰。」[111]
事實上，雖然共產國際一再強調對國民黨內外的各政治、軍事勢力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但中共在大革命前後激烈的政治、軍事分化組合中形成的與各方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遠非共產國際所能瞭解，也不是有關原則闡述所能一概抹殺的，共產國際1929年對中共聯絡俞作柏的批評就證明了這一點。[112]因此，共產國際態度的微妙變化，給了中共一定範圍內擴大其活動目標的空間。1933年9月，當第十九路軍蔡廷鍇、蔣光鼐在滬與中共中央上海局接觸始終不得要領，決然與蘇區中央聯繫時，中共雖對其動機有所懷疑，猜測「此種行動極有可能系求得一時緩和，等待援兵之狡計」，[113]但仍對與蔣、蔡接觸表現出積極態度。長期在中共掌管組織工作的周恩來指示：「蔣、蔡代表陳公培即吳明，此人為共黨脫黨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蔣運動，並供給我們相當消息……可由國平前往西芹與吳明面談，更可探知更多內容」。[114]23日，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與蔣、蔡代表陳公培談判，雙方在停戰、反蔣態度上基本達成一致，並商定進一步展開接觸。停止內戰。彭德懷回憶，談判後，「請他們吃了飯，大臉盆豬肉和雞子，都是打土豪來的。宿了一晚。我給蔣光鼐、蔡廷鍇寫了信，告以反蔣抗日大計，請他們派代表到瑞金，同我們中央進行談判。把上述情況電告中央，中央當即回電，說我們對此事還不夠重視，招待也不周，我想還是重視的。招待吧，我們就是用臉盆盛菜、盛飯，用臉盆洗腳、洗臉，一直沿襲到抗美援朝回國後，才改變了這種傳統做法。」[115]
25日，中央局明確指示「在反日反蔣方面：我們不僅應說不妨礙並予以便利，應聲明在進擾福建區域時紅軍準備實力援助十九路軍之作戰，在反蔣戰鬥中，亦已與十九路軍作軍事之合作過」；強調：「應將談判看成重要之政治舉動，而非簡單之玩把戲。」[116]
十九路軍與中共主動聯繫，直接目標是解除身邊的軍事威脅，其實更重要的砝碼還是押向蘇聯。正由於此，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與共產國際接觸。1933年6月，遠東局報告：「19路軍司令蔡廷鍇建議，通過廖夫人與共產國際代表機構進行談判。」對此，共產國際反應十分謹慎，強調：「不應當與第19路政府軍司令進行任何談判……您應當從中國同志們那裡獲得信息。如果他們與什麼人進行談判，那麼他們只能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進行。」[117]顯然，出於對日本侵華後國際關係變化的認識，共產國際和蘇俄對如何與南京政府及地方實力派打交道有自己的考慮，不想成為被利用的因素。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幾乎同時會在北方阻止馮玉祥同盟軍行動的原由。[118]不過，當十九路軍直接與中共接觸後，共產國際對此並不反對，鑒於中共面臨的巨大威脅，從現實生存和需要考慮，遠東局同意中共與福建方面達成協議，9月27日，遠東局指示：「同19路軍的談判應盡快以令人滿意的方式結束，特別是在與簽訂停戰協定有關的軍事問題上。」[119]10月24日，遠東局報告：「蔡告知，原則上他同意我們的建議。」[120]此中提到的建議即為雙方簽訂停戰協定。
10月，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到瑞金與中共首腦會晤。關於談判的情況，中共方面代表潘漢年1935年10月在共產國際有一個精彩的報告：
10月份他們的代表到來並向我們暗示，他們打算同我們進行認真的談判時，蘇維埃政府責成我作為蘇維埃政府的全權代表到汀州同19路軍的兩位代表談判。這兩位代表表達了同我們進行認真談判的十分真誠的願望，甚至表示願意前往蘇維埃中國的首都會見我們中央執委會代表毛澤東同志。但我們中央的某些成員不想讓這兩位代表進入蘇區，因為擔心他們是特務。當我給毛澤東同志發去電報後，他不同意這種觀點並建議：讓他們來。這樣，毛澤東同志便把他們請到蘇區。
他們到達後，毛澤東同志為他們舉行了正式宴會。宴會上，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講話，闡明了以前公佈的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兩位代表聽到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後很受感動，以至不知說什麼好。讓他們發言時他們說，「我們以為，毛是半土匪半游擊隊的頭領，我們決沒有想到，他竟是這樣一位睿智的政治家」。[121]
26日，雙方代表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規定：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福建方面答應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雙方在上述條件完成後，應於最短期間，另定反日反蔣的具體作戰協定。[122]中共與福建十九路軍的議和，使中共的戰略態勢大為改觀，不可否認，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成果。
隨著中共和十九路軍關係的迅速緩和，中央蘇區東方威脅大大減少，而且開始考慮通過福建方面打破封鎖，獲得物資援助。10月下旬，共產國際遠東局報告，蔡廷鍇「將有可能經歐洲然後經福州、延平發出大量的軍事技術裝備」。[123]11月，在閩方反蔣彎弓待發時，南京方面的情報稱，中共和閩方達成協議：「由閩供給匪軍鹽卅萬元，藥品卅萬元，兵工器材十萬元。」[124]這應該不完全是猜測之詞。對於中共方面希望經由蔡購買武器的設想，國際方面考慮得更周到一些，他們指示：「通過蔡廷鍇購買需要的武器裝備，我們認為不合適，因為收到定貨後形勢可能發生變化，他可以把我們的全部定貨據為己有。我們建議立即從他那裡購買重型火炮、飛機、防毒面具和藥品。」[125]此時，蔡廷鍇則對獲得蘇聯支持抱有希望，當中共代表潘漢年見到蔡廷鍇時，
他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您看，如果我們在福建成立政府，並向日本帝國主義宣戰，蘇聯會不會承認我們的新政府？」……當然，我不能對他作出什麼肯定的回答，但我想，如果我們真的成立強大的政府，那麼蘇聯一定會支持它的。我補充說，我有一些朋友，可以同蘇聯人士取得聯繫。[126]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蔡對蘇聯的期望之切以及與中共接觸的良苦用心，而潘的回答也極具外交藝術，更有意思的是，當蔡在潘的提示下談到其與美國的接觸時，潘不僅沒有表示反感，而且予以充分的理解，以致蔡高興地表示：「你們有開闊的眼界。」此中體現的中共黨人的靈活態度，絕非習稱的所謂「左」傾教條可以概括。
1933年11月20日，以十九路軍武力為基礎，李濟深、陳銘樞及蔣光鼐、蔡廷鍇等領導的福建事變爆發。福建方面召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改定國號，公然與南京國民政府全面對抗。雖然此前中共與十九路軍早有接觸，但對事變不悉底細，因此公開態度十分謹慎，代表中共中央態度的是張聞天發表的文章。文章一方面重申願意在三條件下與任何人訂立「作戰的戰鬥協定」，同時申明共產國際的觀點，即「整個國民黨，不論是南京或是廣東，都是投降帝國主義的。廣東國民黨政府的空喊『抗日』，不過表明它是另一帝國主義，即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文章強調，與靠攏共產黨，甚至「拋棄國民黨招牌，而採用一些『動人的』新的名稱」的國民黨軍閥簽訂反日反蔣作戰協定，「這是一種妥協，也許是非常短促的妥協，但是我們並不拒絕這種妥協」。張聞天批評了否認這種妥協的「左」傾幼稚病，同時重點批評了主張信守協定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強調：我們的任務「是利用一切條約上的可能去開展在他統治區域內的群眾鬥爭，在最廣泛的反日反帝反蔣的下層統一戰線的基礎上，最無情的揭破一切他們的動搖、不徹底與欺騙，來爭取群眾在我們的領導之下」。[127]隨後，中共中央發佈的宣言則以教訓的口吻告誡：
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於目前的狀態，而不在行動上去證明它真正把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給與人民，它真正採取了緊急的辦法去改善了工農與貧民的生活，它真正準備集中一切武裝力量，並且武裝廣大工農群眾去進行反日反蔣的戰爭，那它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切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128]
作為十分重視宣傳作用的政黨，中共中央的公開表態和真實立場其實存有彈性，這一點，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就可看出端倪：「為了不致因同軍閥的妥協而損害我們在群眾面前的威信，蘇維埃政府應該以紅軍鬥爭和改善蘇區居民經濟狀況的需要來全面解釋自己參加談判的做法。」[129]因此，與公開表態的尖銳批評不同，中共和共產國際實際對閩態度要複雜得多。陳雲在闡述閩變後福建赤色工會任務時談道：「不估計到一部分群眾對於人民革命政府的影響，不估計群眾今天覺悟的程度，在群眾中簡單的把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蔣介石，與反對人民革命政府並立起來，或者不在發動群眾的運動中在群眾面前實際證明人民革命政府不是革命的，而只是空叫反對人民革命政府的欺騙，那就非但不能組織真正群眾的革命鬥爭，而且不能爭取群眾。」他進一步指出：
依照福建目前的具體情形，赤色工會與革命的反帝組織，必須向一切黃色工會與反動派別領導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組織，與向他們的群眾，提議建立反日反國民黨與反動資本進攻的統一戰線。這個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團聚一切群眾的力量與可能聯合，雖然是動搖的力量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南京政府，是為了爭取對於這些組織中的群眾的領導。[130]
陳雲提到的所謂「反動派別領導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組織」，後人可能會覺得難以索解，但它卻是中共在當時理論和現實環境下面對複雜形勢的真實反映，字面的批判和實際的爭取在這裡被奇特地統一起來。1933年11月23日，共產國際針對廣州方面尋求與蘇區接觸的電文明確指示：「如果廣州人意在反對19路軍，那我們就不該同他們談判，以期不削弱19路軍反日反蔣的立場。」此中所表現的對福建方面的支持和信任相當明顯。而共產國際代表更直接就雙方共同組建軍隊徵詢國際方面：「是否同意蘇維埃政府建議蔡廷鍇靠自己的力量組織不叫紅軍而叫人民革命軍的工農武裝？我們有人，但沒有武器。這些力量應該同紅軍和福建軍隊實行合作來對付南京的進攻。」[131]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對當時中共中央決策有著重要影響。1933年11月底、12月初，代表團兩位主要領導王明、康生在共產國際第13次全會大會發言中都談到了福建事變。王明認為：「個別的軍閥派別，在和紅軍屢戰屢敗之後，在兵士群眾和一部分下中級軍官革命情緒壓迫之下，不能不這樣提出問題：或者繼續和紅軍戰，那麼，毫無疑問地他們將要完全塌台；或者把自己槍頭掉轉過去反對日本及其走狗蔣介石，以便從絕路上另找出路。」[132]顯然，這一判斷注意到了事變的積極意義，並不完全對其採取否定態度。康生則指出：
在對紅軍作戰失敗後，十九路軍的部分指揮員認識到，若繼續對紅軍發動進攻，那勢必要招致更大的失敗；但倘若不打紅軍，而打蔣介石和日本帝國主義，給老百姓以起碼的民主、自由，那麼，這支軍隊是能夠使中國獲得解放的。無論美國及其它帝國主義者是否想利用福建事變以達到它們反對日本的目的，無論福建的將領們是否會始終如一地實現自己的諾言，抗日運動結果，給福建勞動群眾和十九路軍士兵指出了一條道路，以便實現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在1933年1月10日關於抗日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133]
康生這段講話對事變的肯定更加正面，而且含蓄否定了有關十九路軍是代表美國利益反對日本的說法，明確十九路軍的行動有實現中共倡導的抗日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使中國獲得解放的可能，這樣的表態不可忽視。由於中共代表團在中共中央決策體制中的特殊地位，他們的態度不可能不對中共中央發生影響。
事實上，中共地下黨組織在福建的一系列行動也體現著中共對閩變欲迎還拒的真實態度。11月29日，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將原定在人民政府召開群眾大會上的示威行動改成參加大會並宣傳中共方面的主張。[134]福州中心市委在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信前曾正確判斷「此次政變是有利於我們的，認為蔣介石才是我們的最大敵人，是衝破五次『圍剿』有利的條件。即決定發動群眾參加反蔣大會」。但隨後改變了這一看法，採取了與人民政府對立的一些做法，「犯了『左』的關門主義的錯誤」。[135]12月中旬，在得到有關指示後，福州中心市委調整政策，決定將游擊隊改為人民抗日軍，進一步開展反帝運動。羅明回憶，事變後，「中央局派我和謝小梅前往廈門、福州領導黨組織推動地方群眾工作。廈門、福州兩個中心市委召開擴大會議，由我傳達中央局指示，並決定開展群眾抗日反蔣的民主運動，要求釋放政治犯，加強黨組織的發展和秘密工作」。[136]
作為政策轉變的標誌，中共這時把工作重心轉到反蔣和中共自身的發展上，不再以十九路軍為對抗對象。十九路軍在福建連江開展「計口授田」工作時，正在此準備進行土地革命的中共方面當即表示：「如『人民政府』實行分田」，他們「當讓『人民政府』去做。」[137]同安地方政府召集大會時，為湊集人員求助於中共當地負責人，中共負責人「叫他們到各鄉村公開打鑼去號召，用汽車去載人，弄點心給農民吃」。[138]福州黨組織慰勞隊到前線慰勞十九路軍，以「號召廣大群眾參加反帝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139]陳子樞甚至為廈門中心市委得知中共和福建人民政府簽訂協定後「表現出一種空洞的欣喜的情緒」感到擔心，憂慮「這樣必然會放棄了實際的艱苦的鬥爭工作，不可避免地由於這種錯誤的幻想，會有走上機會主義道路的危險」。[140]中共在福建和十九路軍的微妙關係，外界其實也多有注意：「共黨宣傳，表面上仍屬反閩，實際上則共黨密赴福建者甚多，對民眾組織甚努力。」[141]
由於中共與閩方政治上欲迎還拒而又相互有所企圖的合作關係，當十九路軍的反蔣軍事展開後，中共與閩方的軍事合作也呈現複雜的內容。蔣介石向閩方發動進攻之始，中共從自身戰略利益出發，採取了有保留的協助措施。1933年11月24日，朱德、周恩來等要求贛東北和閩北中共武裝，在國民黨軍向閩浙贛邊境集中時廣泛發展游擊戰爭，擾亂其後方，紅七軍團主力則隨時準備截擊或尾追敵人。同時，周恩來致電中革軍委，探詢可否出動紅三、五軍團側擊國民黨軍入閩部隊。[142]中革軍委對直接與十九路軍配合作戰抱有疑慮，強調「不應費去大的損失來與東北敵人新的一路軍作戰，而讓十九路軍替我們去打該敵」，但同時也指示紅七軍團及獨立部隊應「以游擊戰爭的方式妨害敵人第一路軍集中」，在「敵人第一路向閩北前進時阻滯並剝削之」。[143]12月中旬，中革軍委要求紅五、七軍團及獨立第六十一團組成的東方軍，在建寧、泰寧、邵武、光澤、黎川一帶展開游擊戰爭，「側擊向資溪、光澤運動中敵人的中央縱隊」，「在資溪務須進行頑強的防禦」，「遲滯、鉗制向光澤前進的敵人」。[144]12月中、下旬，朱、周又多次指示「廣泛發展游擊戰爭」、側擊敵「進剿部隊之後尾」，「積極擴大並發展閩中游擊戰爭，不斷截擊邵順間敵人後方聯絡部隊及進行一切破壞工作」。[145]12月底，項英明確指示紅九軍團第十九師「轉移到將樂的地域，與十九路軍的左翼部隊取得直接連絡」。[146]當時前方國民黨軍對紅軍行動的親身感受是：「企圖破壞道路阻我前進，無頑強抵抗力。」[147]
中共的這一系列行動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提出：「你們的部隊應該避開蔣介石的進攻部隊，在迅速重新部署後，從北面和南面同時打擊進攻19路軍的蔣介石部隊的側翼和後方，最好是在它們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148]就中共而言，維持十九路軍這一反蔣力量的存在，是一種符合其利益的常識判斷，羅明回憶，事變後他被派往廈門、福州「傳達中央對閩變的指示，即軍事上聯合，幫助他」。[149]而蔣介石也報告：「最近赤匪因得閩方接濟，並為牽制策應閩方及實行聯成一片起見，突以偽第一軍團向我崇仁、宜黃一帶進犯，並以偽軍第三、五、七各軍團，集合全力，分向我黎川、金溪一帶進犯，對我冀作中央突破及右翼迂迴之企圖。」[150]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則注意到：「贛東赤匪乘中央軍進迫閩垣之際，迭犯浙贛邊境，企圖牽制我方兵力，截斷我後方聯絡。」[151]
雖然紅軍受命騷擾入閩的國民黨軍，但要以實力代價為十九路軍在閩北阻擋國民黨軍，也為中共中央所不取。在國民黨軍兵力居絕對優勢情況下，紅軍要獨力擔起阻止國民黨軍入閩重任其實並不現實，何況，本在閩北的十九路軍主力也在後撤。因此，雖然王明在事變後不久曾批評中共中央沒有意識到：
問題的中心不在於我們紅軍願意不願意接受蔣介石這個打擊，而問題的實質是在於：或者紅軍和十九路軍一起來擊退蔣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蔣介石先打敗我們的同盟軍——十九路軍，然後再集中一切力量來打擊我們的紅軍。[152]
但這究竟是事後諸葛亮之言。事變當時，中共和十九路軍對雙方的軍事合作都沒有充分的準備，對軍事形勢的發展也難有全盤的計劃，在國民黨軍十幾個師壓迫下，中共即使勉為其難，效果也難以臆測，何況，國民黨方面還觀察到：「偽一、三、五等軍團被我痛剿，迭受叵劇，喘息未定。」[153]這雖然不無自誇之嫌，但紅軍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連遭失利、軍力受創、亟需休整確也屬實。[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