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民黨軍的作戰準備和作戰方針
從1930年代初開始，國共間連續展開數次「圍剿」與反「圍剿」戰爭，蔣介石和國民黨軍屢戰不利，這其中，有著國內外多重方面的原因，但失利的陰影使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對中共不得不予正視。失敗的痛苦使蔣痛切意識到：「我們紀律和工作超過土匪，超過共產黨，然後才有剿清他們的希望……人家死中求生，拚命犧牲努力！我們苟且偷安，得過且過，似乎是要從生中避死，實在是死中不知求生！」[1]在他耳提面命下，國民黨內部的自我反省和對中共的研究明顯加強，有關的研究、反思文獻不斷出籠。他們強調：「事實告訴我們，認定現在江西的土匪，與歷史上的土匪是一樣的容易消滅，這未免忽略了他的國際性和進步的伎倆。要是以為他怎樣了不得，卻又未免自減銳氣。」[2]其對中共的性質、力量和發展有了相對較為平心靜氣的估計。當時中共方面在接觸到國民黨這些研究成果後，敏銳感覺到「敵軍屢受挫敗之後，於戰略戰術上得了不少的進步」，斷言國民黨軍此後的「『剿共』計劃，更見進步，更見周密，是可以預料的」[3]。
國民黨軍的這種反思、檢討在1933年開始的廬山訓練中有著鮮明的體現。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下決心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面整編，計劃先精簡編製，然後「輪流抽調三分之一的官長到後方，加以特別訓練。大概每個官長訓練半月至一月就行，在六七八這三個月之內，全部官長訓練好了，等到九月，我們就可以將這種新編練的十六、七個師，照正式計劃，來向匪區進剿」。[4]1933年7月1日，南昌行營發出電令，指出：
土匪盤踞贛南，日形猖獗，迭經痛剿，未著特效。推厥原因，實由各部隊中初級軍官之武德、武學，尚欠深造所致。亟應嚴格訓練，注入剿匪特要之學術科，以增進剿匪之效能。茲在廬山設立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分期召集各部隊中之中初級軍官赴該團訓練。[5]
根據這一思路，1933年7月軍官訓練團在江西廬山開辦，到9月先後辦了三期，受訓者達7500餘人。訓練「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像」。[6]
對應著蔣介石關於「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的認識，訓練團特別注重戰鬥、團結精神的教育，耳提面命，樹立各級長官的戰鬥意志和團結精神，以拉近和中共在這方面的距離。訓練的結果，按蔣自己的說法：「因為時間過於短促，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7]經過整訓，國民黨軍隊面貌確有所改觀：「十一師自受創後到撫州補充訓練，前師長蕭乾以復仇雪恥為號召，提倡刻苦作風，到各連隊與士兵同生活起居。為了練習長途行軍，蕭以身作則，腳穿草鞋，腳底抹了桐油，以作標榜。六十七師師長傅仲芳的行李只有半擔，經常穿舊軍衣，軍中有伙夫頭之稱。霍揆彰、李樹森等行軍時都背米袋。」[8]國民黨軍的這種改變，作為其對手的中共方面感受最深，第五次反「圍剿」開始近半年後，經過往復交手，周恩來深有體會地寫道：
蔣介石對於這些軍官的訓練，不能說是沒有相當的結果，如果我們看到四次戰爭中白軍軍官的無能，那我們看到現在是狡猾機警得多了。他們懂得了如何防備我們打埋伏，如何避免運動戰中整師整旅的被消滅，如何加強其偵查搜索與通信聯絡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壘與我們作戰而很快的縮回堡壘去，這些都要算是他的進步。[9]
同時，訓練時幹部集中、朝夕相處，這對來自各地方、各派別，曾經多次兄弟鬩牆的軍官「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並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10]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以紅軍作為假想敵，鄭重其事地開辦廬山訓練，反映蔣介石對再一次與紅軍作戰的充分重視，如他所說：「此次剿匪，實關黨國與本軍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輕易出之。」[11]這和他長沙被打下後仍稱「長沙雖失，共犯實癬疥之疾耳」，[12]以及第一、二次「圍剿」時視紅軍為「地方事件」，[13]僅出動一些雜牌部隊有重大差異。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介石將新一次「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1933年6月，蔣在南昌主持召開「剿共」軍事會議，通過軍事、諜報、宣傳等「剿共」方案，確定第五次「圍剿」的基本原則仍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戰，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區的政治」，[14]「一方面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眾，使他能傾向我們的主義，以鞏固我們在民眾中精神的堡壘」。[15]
秉著總體戰的思路，國民黨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嚴密統治、收攬人心，其中，對蘇區最具威脅的是封鎖政策。通過修築碉堡和大量設崗設哨，實行嚴密的經濟、交通和郵電封鎖，嚴禁糧秣、食鹽、工業品和原材料等物資流入蘇區，斷絕其與外界的聯繫，蔣介石判斷：「我們不僅在土地方面，經濟方面，武器方面，軍隊方面的力量，統統超過他們幾倍，乃至幾十倍幾百倍，就是專就壯丁的人數講，可以說我們的補充無窮，而他們除了現存的這五六萬人以外簡直就再也沒有了！」[16]「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餘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17]用心既狠且辣。
與對中共力量認識的變化相應，蔣介石的戰略方針也一改前幾次「圍剿」常犯的急躁冒進錯誤，強調穩紮穩打，層層推進。總的作戰指導方針是「不先找匪之主力，應以佔領匪必爭之要地為目的」，[18]即以嚴密的工事和碉堡層層推進，通過緩慢但有效的佔領方式，壓縮紅軍作戰區域，限制紅軍活動空間，迫使紅軍進行真面目的主力決戰。這一戰術的核心就是逼迫紅軍進行打資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戰，而在這三項因素中，國民黨都佔有著絕對優勢。國民黨軍主攻部隊第三路軍作戰方針明確規定：「本路軍以消耗戰之目的，采斷絕赤區脈絡、限制匪之流竄、打破其游擊戰術、封鎖圍進之策略……本戰術取守勢戰略取攻勢之原則，步步為營，處處築碉，匪來我守，匪去我進。」[19]蔣介石在對參加「圍剿」部隊講演時再三強調：「無論行軍宿營或作戰，也無論在匪區或非匪區，一定要隨時隨地，格外謹慎小心，嚴密防範，搜索，警戒，偵探，連絡，和做防禦工事，這幾件事情，不可一刻懈怠。」[20]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穩健持久的作戰方針，實際也是出於對紅軍靈活機動戰術及堅強戰鬥精神的懼怕和無奈，如他所說，紅軍「總是以迂為直，攻我不備，避實擊虛，蹈瑕抵隙，他只要曉得我們哪一點力量單弱，哪一處防備不周，不管有幾遠距離，也不管是如何艱險的道路，就是集結主力來突破一點，或先派小的部隊鑽進來到處擾亂我們，以牽制我們主力作戰，這就是他們的智謀，而『超巔越絕，不畏險阻，耐饑忍渴，不避艱難』就是土匪唯一的慣技」。[21]在以快對快、以巧對巧的能力對抗中無法佔據優勢時，退而避敵鋒芒，利用自身資源和人力優勢一步步壓迫對手，通過「逐漸消滅匪軍的實力與資財」[22]達到戰勝的目的，是其無奈卻不失明智的選擇。為此，蔣明確告訴部下：
土匪用種種巧妙的方法來騷擾我們，我們只有先集結兵力，堅築工事，用一個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來！以後再找好的機會來消滅他！土匪用聲東擊西，搖旗吶喊，以及種種虛聲恫嚇裝模作樣的巧妙方法來騷擾我們耳目，打擊我們的精神，從而討取便宜，我們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實實在在準備自己的實力，強固自己的工事，拿我們一切實在的東西，來對付土匪一切虛偽的花樣，這就是所謂「以拙制巧，以實擊虛」。[23]
在給陳誠的信中，他進一步談道：
以匪之無遠火器又無飛機高武器，不能妨礙我密集部隊之行動，更可以匪之戰術攻匪。故我軍以後應注意三點：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時，則守為主，取內線作戰為研究要點。但一有機緣，則直取攻勢，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丑今日取攻勢之行動，但其敗兆亦即基於此，可以必也。其二，應力避正面一線配備，而轉取縱深集團配備。只要吾人能堅持固守，則匪部交通接濟，均無策源，必難持久，此亦必然之勢也。其三，則游擊戰爭與伏兵戰爭，急須實施講求，並設法獎勉，否則無異盲目失聰，終為匪束手宰割也。[24]
1933年12月，在第五次「圍剿」初期作戰告一段落後，蔣總結戰爭經驗，認為：「土匪來襲擊我們，差不多每次都是下午，尤其是下午六點鐘以後……我們對付他最穩當的辦法，就是盡早到達宿營地切實準備，使他無隙可乘，不敢來犯。」因此他規定國民黨軍行軍作戰兩原則：「以後在匪區行軍，每日以三十里至四十里為原則」；「下午二時以前全部到達預定的宿營地點，迅即集結宿營，二時以後，不得繼續行軍」。[25]應該說，蔣介石一再耳提面命的上述戰略戰術理論上並無過人之處，他本人也明確談道：「我們現在以剿匪所最用得著的，乃是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期拿破侖戰爭時代所用的戰術。」[26]但正如他所判斷的：「匪區縱橫不過五百方里。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則不到一年，可以完全佔領匪區」。[27]戰鬥畢竟是以戰勝為目的，由於國民黨政權掌握著物質和人力資源的絕對優勢，加上內外環境給了其從容展開的時間，穩紮穩打，步步推進，雖然拙笨，但卻最有成算。
為全力限制紅軍機動，盡力壓縮紅軍的活動空間，使紅軍擅長的機動作戰方式難以發揮，除進軍時注意穩紮穩打外，國民黨軍採用碉堡戰術，通過大量構築碉堡，對紅軍活動區域實施封鎖並截斷紅軍的活動路線。據碉堡戰術的最早建議及採用者之一戴岳回憶，早在1929年冬江西召開的全省「清剿」會議上，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發言時即提到：
清政府在雲南、貴州等地鎮壓土著居民的反抗時，土著民族曾依靠建碉守卡的辦法予清軍以重大打擊；後來清軍也是採用這個辦法，最後征服了土著民族的頑強抵抗；因而主張對紅軍的「進剿」也可倣傚這個辦法，藉以鞏固「進剿」部隊的陣地，並進而逐步壓縮蘇區，最後「消滅」紅軍和革命根據地。[28]
這一建議當時雖頗引起共鳴，但未付諸實施。1930年戴岳奉命「清剿」贛東北蘇區時，對碉堡戰術作了嘗試，取得一定效果。1931年初，他根據這一經驗提出「實行碉樓政策」，即扼絕要道，實行清鄉，「斷絕匪區的接濟和通訊」的「圍剿」方略。具體解釋為：「碉樓的利處，就是能以少數的兵保守一方，使匪共不能擊破，並且能以少數的部隊擊潰多數的股匪，同時可以阻絕匪的交通及活動，逐漸把匪區縮小。」[29]戴岳的這一主張，當時由於環境及認識的限制，仍未得到普遍推廣，但重要據點碉堡的修築已陸續開始。1932年6月，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閱三省剿匪計劃，修正之。此次剿匪經費決以半數為修路、築碉、賑濟之用，而治本之道則注重於清廉縣長與組織保甲、訓練民團，分配土地，施放種籽也。決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漸清也。」[30]修路、築碉的作戰思路在蔣這裡引起注目。第五次「圍剿」準備工作開始時，蔣介石即堅決貫徹大量構築碉堡、利用碉堡層層推進的碉堡政策，強調：「清剿各部到處以修碉築堡為惟一要務。」[31]對碉堡的運用，他在下面一段話中說得很清楚：
從前曾國藩李鴻章他們在淮水及黃河流域清剿捻匪，曾掘幾千里的長溝，其工程之浩大，決非我們現在掘幾里幾十里戰壕可比。但是壕溝在北方原很相宜，到了南方多山的地方，便不適用，所以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兩個碉堡之間，我們的火力可以交叉射擊，敵人便不能通過。這樣連下去由福建經江西連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里之長，只要每裡以內平均有兩個碉堡，敵人便不容易竄入。所以碉堡線可說是我們的萬里長城，這個長城築得堅固，就可以困死土匪！[32]
碉堡戰術確定後，蔣介石對碉堡建設十分重視，規定「每星期一連必須添築一個以上之碉堡」。[33]部分碉堡可由民眾幫助守衛，「分給其手榴彈與舊槍子彈，使之不賴軍隊而能於一個月內切實自衛也」。[34]第五次「圍剿」初期，國民黨軍有些部隊對構築碉堡執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紅一軍團為策應三軍團發動的滸灣攻擊戰，北上突破國民黨軍在見賢橋、永興橋一帶構築的鬆散碉堡線，令蔣介石為之震動。他連電前方，要求改進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鎖碉堡群之間隔，不得過二里以上」，同時指示加強碉堡群之構築，形成重疊立體配置和相互間的有效火力配合。蔣介石並嚴厲警告，如構築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軍法從事，決不姑寬」。[35]在蔣介石一再督促下，「敵土工作業力確實增強」。[36]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期間的作戰和推進始終與堡壘修築同步，到1934年4月，僅在江西構築各種碉堡5300餘座，[37]福建573座。[38]「圍剿」終時，其主攻部隊北路軍第三路軍構築碉堡4244座，[39]第六路軍922座，[40]為溝通碉群大力修築公路，1932～1934年間，共修築公路4297.22公里，相當於1931年江西公路總里程284.6公里的十多倍。[41]碉堡之多，即便是江西省會南昌近郊，也是「堡壘林立」。[42]
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軍構築的大量碉堡及其通連公路組成的嚴密封鎖網，既可彌補國民黨軍戰鬥精神的不足，又針對著紅軍缺少重武器、難以攻堅的弱點，強己抑彼，一箭雙鵰，對紅軍機動作戰造成相當困難。反「圍剿」初期的硝石戰役中，紅軍集中一、三、五、七軍團7個師部隊進攻硝石，期望打破敵軍「圍剿」兵力部署，但指揮作戰的彭德懷回憶，由於「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里，處在敵軍堡壘群之中心。我轉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幾乎被敵殲滅」。[43]國民黨方面戰後總結該戰役獲勝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堅強」。[44]林彪對碉堡戰術也有很深印象，談道：「敵人每到一地，他立即進行築壘，以立定腳跟，接著構築聯絡堡、封鎖線、馬路，以取得別的聯絡與策應……在前進中如遇到我軍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滯時，他立即停止向預定的目標前進，而進行築堡，與防禦的戰鬥。」「這些方法，都是著眼於使紅軍在政治軍事上的優越條件困難充分運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質上兵器的優點能極力發揚」。[45]事實上，當時蘇區內存在的「土圍子」即是碉堡戰術效用的一個有力證明。李德回憶，他在中央蘇區指揮作戰時，有一次經過「一個用岩石築成的堡壘」，「堡壘的洞穴裡駐有一個地主的民團，因為他們有充足的糧食儲備和水源，所以能堅守至今」。[46]這樣的「土圍子」在蘇區並不鮮見，有的堅持達三四年之久。單獨的「土圍子」在蘇區範圍內的堅持，和紅軍缺少重武器而難以攻堅直接相關。
和碉堡戰術相應，在「圍剿」進行過程中，蔣介石具體作戰指揮時堅決貫徹穩中求進方針。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曾集中主力部隊出擊贛東資溪橋、硝石一帶，以紅五軍團牽動敵人，紅一、三軍團準備在敵被牽動時實施突擊，這是紅軍擅長的一貫打法。但國民黨軍根據蔣介石的戰略安排，「十分謹慎，步步為營，穩紮穩進，很少出擊」，結果紅軍既「未能牽動敵人」，[47]投入攻堅戰後又無成算，不得不撤出戰場。廣昌戰役初期，蔣介石明確指示陳誠：「我中路軍主力不必求急進，只要固守現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湯兩路之發展，則匪經此戰必崩潰更速，不必心急也。」[48]在進攻已有進展時，他又一再指示部隊應繼續輔之以碉堡和公路線之推進，「進展不必過急」，[49]「總須穩紮穩打為要」。[50]陳誠在攻下廣昌後也談道：
近來聽得許多官兵說：「土匪已經不得了了，我們可以直搗土匪老巢而剿滅之」。這種意思，固然很好，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剿匪要策出萬全才行。現在步步築碉的辦法，是最穩是最妥的方法……我們一步一步的前進，土匪滅亡，是可計日而待的；不要性急，小心謹慎，才是要著。[51]
1934年9月，整個「圍剿」戰局已有塵埃落定之勢時，蔣接獲前方進軍計劃後，仍強調部隊「不宜單獨……進展，應令會同各縱隊前進，免為匪乘」，[52]「仍宜注意集結，勿過分分散」。[53]這體現出蔣對「圍剿」作戰極端慎重、務求必勝的態度。在總體力量佔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承認自身與紅軍戰鬥精神和戰鬥能力的差距，將自己客觀地擺到弱勢地位，以拼紅軍的姿態確定戰略戰術方針並指揮作戰，這對心高氣傲的蔣介石雖然不一定那麼情願，卻是他擺脫前幾次「圍剿」被動局面，在雙方戰略對抗中搶得先機的關鍵一步。